曾经的大宅门——泾阳社树姚家
在泾阳县王桥镇社树村，有着这样一栋源自清代的老宅，人们俗称姚家大院。它虽已成残垣，但丝毫掩盖不了曾经的繁荣。
社树姚家是一大户人家，从明朝到清朝，富甲一方长达近三百年。主要经营布、盐、茶、糖、黑木耳、鹿茸、麝香以及鸦片，生意逐渐兴隆，越做越大。姚家始终恪守商人道德：以诚经商、一言九鼎、以信取财，俗称三硬——话硬、事硬、货硬。在经营方式上，创造性的引用协帐的办法（股份制）。由于管理科学，方法得当，除在泾阳县城、咸阳、西安设立自己的商号外，还扩展到西南、西北各省，最远到达印度，是陕商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 姚家大院目前仅存大院正厅的中部，分为内外层两进大殿，装饰富丽典雅。内层大殿有八个粗约二尺左右的柱子承载屋顶，此殿窗、门、檐、墙及柱下基石雕饰精美，具有很强的关中民俗艺术风格。外层大殿布置不及内层，但亦精美异常。
姚家居住的新房、花园和经营的街市，其建筑非常考究，雕梁画栋辅以白铁镶嵌。1862年，回汉之争，社树堡被回民军队围困，接着被攻克，洗劫之后被付之一炬，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姚家经营了许多年的社树堡内成为一片焦土！据说，大火过后，整个城内的灰烬下面，竟有厚厚的一层被大火溶化后已经凝固的白铁！
因家财殷实，姚姓人家为抵御兵匪之乱，重新修建社树城墙。城堡有东、西、北三座城门，前后两街，一为东西走向，一为西北走向。城北街道一律用青石条铺就。城堡长约500米，宽约380米，通过今天的城墙遗址可以想见往日旧貌。
社树城墙高约三丈，厚一丈有余，城墙上有炮楼数座，城外有较深壕沟。城墙以内有坡道，上宽过三米，可行马车，城墙全部为青砖包裹，内外排水设备一应俱全。由于后来破四旧、建民房等原因，城墙大多被毁。今天在南面城墙根部仍可看到当日排水孔道。
姚家此处房产在民国修泾惠渠时，为李仪祉先生购得，作为引泾工程办事处，处理当时引泾工程建设事务。泾惠渠修成以后，更名为泾惠渠社树管理站，为泾惠渠行水、调度管理机构。建国以后，撤社树站，渐废。
社树村的水利会馆前身是社树姚家‘惠贤堂’的祠堂。清朝末年，姚家家道衰落。惠贤堂主将本支祠堂以三百两银子的价格卖给了龙洞渠管理局。从此，祠堂变成了水利会馆。
《拓展阅读》 陕商先驱社树姚 明清时期，在陕西渭北地区产生了一大批著名的商业家族，号称“关中巨富”“盖省财东”，他们代表了明清陕西雄浑的经济实力，在中国商业史上创造了富甲天下的财富神话。其中，泾阳县社树堡姚家就是著名的代表。明清关中流行的一句民谣就是“石桥刘孟社树姚，不及王桥一撮毛”。
社树堡地处八百里秦川，位于泾阳县城以西十里之遥，在王桥和石桥一带，被人们称之为桥川川道。它北靠嵯峨山（有人称为邙山），南临泾河水，早在秦汉时期，由于引郑国渠（后称为白渠）的水灌溉农田，这里已是良田盈野，望族辈出。于右任先生曾在诗里写到“嵯峨山下有高门，李靖家乡育伟人。国赤忱燃笔底，诗豪草圣冠群伦”。在明代初年，明政府对陕西实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的特殊经济政策，陕西商民抓住机遇，北上朔汉，南下江浙，西出川蜀，跨州越县，周流天下，成为中国历史上产生最早的商帮—陕西商帮，社树姚家便是其中的先驱。
社树姚氏始祖系明代初年移民陕西，从河南迁来陕西泾阳西乡社树居住，初赴川省，为当地商户和陕西商户作伙计，后逐渐脱离东家，在川地嘉定一带自作掮商。在当地购布、盐运往甘肃、青海出卖，稍有积蓄。明朝中后期，姚家后裔作引商，颇得厚利，便在家乡置田购地。约在清朝顺治期间，姚成十二孙姚一阳，随陕西商人赴康定做茶布生意的“闯炉关”浪潮，在四川雅安设店经营，将布、盐运往川西彝族地区，销货后，即在当地购买药材、土产、运往川中销售，获利颇丰。乃至康熙年间，姚昂干承其祖业，在雅安和彝族地区继续来往经商，因筹谋有方，连获厚利，为姚家在川地和西康的生意奠定了基础。姚昂干主持总号之后，又在泸定、重庆、泸州、绵州，继而在川鄂各繁华码头及重要县城、市镇设立商栈，统一商号名曰“永聚公”。此后，商业范围越做越大，其经商地域西通藏地，东沿长江，在宜昌、沙市、汉口、苏州等重要城市，无不有其生意字号。所经营的商品品种亦不断增多，计有布、盐，糖、茶、黑白木耳、丝绸绫罗和鹿茸、藿香、红花等珍贵药材，获利更大。康熙中后期，随着经营范围的扩展“永聚公”再分出“永聚源”“永聚全”两大商号。三个商号千人之众，所有伙计天天都有从川省回陕省的。为此，在社树老家专设一个桥铺，以供川陕来的轿夫和背运东西的“脚班”等苦力人员歇住。当时人们将总号称为“姚百万”。这三号号规一样，都是三年大总一次，进行破帐分红，破帐之后，由雅安总号汇集各处应上交的利润银子，将其装在用白铁铸的称为“银鞘”箱内，每鞘装五十两或一百两的银锞数十个，以肩挑或骆驼运载。沿途聘请官府兵丁保镖，直到运至社树家中。“银鞘”启程之前，“脚班”先行专程给东家送信，“银鞘”到达村口，传递信息的呐喊已至。东家率家人摇旗鳴炮，锣鼓震天，酬神唱戏，大摆筵席，以资庆贺。
姚氏商业在“天增公”号期间，达到巅峰状态。姚家家族很大，分为“恒昌”“惠谦”“燕翼”“居敬”“竹森”“仁在”等支派堂号。天增公乃“仁在堂”所属一号。“天增公”总号设在雅安，将陕西的“团茶”技术引入川藏，在雅安将川南天全、名山、射洪、邛崃、雅安五县的茶产压制成茶砖，并创出了自己的汉藏商标，“天增公”的茶叫“水兽牌”，藏语叫“曲升罗布”，数量很大，“天增公”一家认引九千一百引，达910万斤，几乎占到康藏川茶4500万斤的四分之一。然后，雇佣背夫沿茶马古道翻二郎山将茶砖运至康定驻坐锅庄，再由康定锅庄派伙计或交由从拉萨来的藏商将茶砖人背马驮，由巴塘、理塘趋昌都，再由昌都运至拉萨，全程二千余里，为满足边疆民族需要作出了艰苦卓绝地贡献。此外，还在成都、重庆、汉口、苏州、上海做棉布、药材生意，使姚家成为号称泾阳“四大富户”之一名扬川陕的“盖省财东”。
姚家发家后，大兴土木，在社树老家耗巨资盖了九进的“姚家老宅”，连带附产，把社树一个村子都快盖完了。姚家老宅的构成是：大门，一院落，院后偏正两院，正院厢房两间，客厅一座，厅后厢房二间，楼房二间，楼后为小院，厢房二间，上房三间，偏院左右厢房各三间，大厨房一座，院后书房三间，小房三间，后花园一座，大井一个，共为九进的庞大建筑群。另外在村东有偏宅，包括：土地堂一座，街房二间，厢房二间，客厅一座，厅后厢房二间，楼房三间，楼后井房杂房三间。并在老宅对面有药铺，名叫“天增泰”，专供本村村民方便抓药而设。药铺东北有花园，内有：荷池、熙亭、水井、房屋六间，为停柩之所。在老宅外西南角还有“魁星楼”专供朝拜孔子所用，其结构、排场远比晋商“乔家大院”恢宏得多。同时在成都、重庆、汉口、苏州、上海购有房产，仅西安就有房产十七处之多。尤其是西安市芦荡巷39号的“姚家大院”，占地3余亩，分上下两院，楼台亭阁，融合南北风格的望楼，保持了明清陕西民间建筑的基本风格，是现今偌大西安城保持最为完好唯一的一座“陕商大院”。
为给后代奠立雄厚基业，姚家又将部分商业资本转化到农业方面，置地购土，田连阡陌，骡马成群。先后在社树附近占有土地千亩以上，在彬县、旬邑、周至等县有数百亩，均出租给农民收其地租。社树姚家豪华富贵，经历从康熙到同治约二三百年光景，累世富厚，描绘了威武雄壮的致富图强历史画卷。
姚家天增公号规章制度 天增公号的规章制度，突出“做人正直，诚实不欺”的经营理念，各项事务均有详细规定：
（1）伙员的来历：初入号的学徒，称为新客，全系号上掌柜、二柜以及其他老客的侄男子弟或亲戚，由他们举荐入号。间亦有县绅们的亲友，但仍需有本号人员推荐，方能入号。新客即属本号伙员的子弟、亲友等。
（2）入号时间：每年春秋二季，以保荐入号之新客，由老客率领入川，老客体弱者将乘对班轿（二人抬），掌柜可乘丁拐轿（三人抬）、新客一律步行，行宿有定，一般一月零一日可达雅安，然后由总号再分配到各岸（即各处分号），凡在旧历十月一日以前到达总号者，本年即可进账，过期则下届始能进账（每账两年）故需计时间，赶于十月一日前到雅安，以免吃亏。此专就新客首次进账而言，以后则不拘也。
（3）领本：新客进账后，即领本经布三百两，两年账终，即可分红。新客初到号，期限一般为四年（即两账）始能回家，家有要事，经总号同意，亦可提前。回家休息约一年，第二次来号上，即为老客，照例增加领本一百两，各日复本，复本以后，则按功劳之大小，酌量增本，不再有定。
（4）领本制度：各号向无工资均属领本分红制，领本每人起码三百两，（新客）最多六千两（总经理）无论多少破帐时先除去一百两另行结算分红，谓之护本金，余下的领本，按东伙各半计算，此种方法新客最为吃亏。民国十六年，两改为元，将新客领本，改为起码五百元，并将护本金废除，一律以东伙各半计算。
（5）领本、坐本、护本金：领本为分红标准，原属虚本，每帐终结，按伙员在本帐贡献的大小，按劳增加，有过误着，亦酌情处罚，故领本对每个伙员每账有赠有减，总数上总是增多。民国后，逐渐增加，最多十余万两，改元为单位后，亦不过二十多万元。实际营运不止此数，伙员死亡，其本帐应分之红，仍应以付，等到下账方能下本除名。至于各处经理，多为更留一两账，有功者，甚至留三五账，始下领本，此即等于抚恤金。坐本为总经理和分号经理特有权力，总经理有劳绩，可逐渐坐本至六百两，分号经理，有劳绩，可逐渐坐本至四百两。坐本所之分红，三经理独得，死亡后，次账即下，护本所分之红，永存号上，以资营运，原则上不能动用，近似现在的公积金。
（6）支使之分发和东伙用钱之限制：每年春秋二季，总号必兑钱至老家，为各伙员按各分发支使，不管生意如何，支使必发。待破帐分红后，再为扣除，如破帐无红，作为专支，除支使外，伙员若尚有正当需要，（如婚丧疾病等），经总号同意，亦可多支。因为伙员彼此多属亲戚子侄，某家需钱，经理等是一清二楚，经理及保荐人，等于伙员的家长。至于东家，家庭用度，经理亦有限制，虽有存钱，不许乱用，故经理称为总管，其权不仅管伙员，亦管东家，真正是有职有权。此制度为先人所定，在天增公特别显著。
（7）检查行李：早年伙员由川归陕，多系一帮，人数较多，有乘轿、有步行，行李则有骡马驼载。到陕后，先至东家家中，将行李卸下打开，请东家检阅。其有地位之经理推让一番，也可不检，其余行李，有一人提叠好之衣角，逐渐放松，放完仍包好，即算完毕。伙员带回行李，多为其父母所制寿衣，因号上终年有裁缝，布匹对伙员价格亦较便宜，其余就是自己给妻子缝点衣服，根本不会有什么禁品，从未有没收过一次。到了民国，土匪遍地，也不敢这样驴驮马载的大肆张扬，都改用邮寄，这个制度也就自然取消了。
（8）财神会，践行，接脚：每年旧历七月（具体时间也无可考证）有财神会，是在东家客厅，供奉财神神位，备参肚席若干桌，并买西瓜若干，请所有伙员前来，敬神聚餐，晚间还唱皮影戏。除娱乐外，还有一个总要任务就是协商商号，安排人选，定伙员赴川日期等等都在此时决定，这笔费用由号上开支，东家只备办招待并不出钱，伙员赴川，东家必备席接脚（即洗尘），入民国后，财神会已不举行，践行、接脚仍继续照行。
（9）号上每晚坐堂制度：号上一切制度，俱继承封建传统，伙员对经理必须服从，总经理犹如太上皇，更有绝对权威。新客有过，可以鞭笞，如私塾中先生对学生，然新客除洒扫、端饭、侍候经理外，就是写大小楷，学算盘，故新客对经理常畏而远之。唯每晚有坐堂之制，所谓坐堂，即总经理踞客厅上座，其余老客按各职位依次就坐，新客亦并参与未坐。由经理发言，检讨一日生意，并个人功过人人皆得发言，上下层意见，籍此可以沟通，又初一、十五晨起，大家同至客厅，彼此互相作揖，据谓半月来恐同事间彼此有意见，籍此一揖，可以和解。但此流于一种形式，实则彼此有意见，并不因此彼此一揖而消失也。
（10）号信之格式：天增公分号共约数十处，除由雅安总号直辖数处外，余由沙建二分号分别统之。沙建二号又统与雅安总号。故信札来往频繁，每月至少通信两次，信俱编号，其临时所发信件，则以来列号发之。信由二柜拟稿，经理审阅，再由善书者以蝇头小楷书与通行信纸，每纸约三十余行，不足可粘接之，而不见续的痕迹，文字简洁，不蔓不支，自成一体，信封上盖号章、经理章、编号章、护封章。总经理章作方形，上刻某某（经理）启之，分号经理章形式相同，外更套以大函封，使引投邮，函首不书收信人各号，但书“兹者”（分号对总号书启者）二字，下即叙述事实。次序是先叙前函大意，次发指示，再次对来函之所询各事，一一作答，末结书此上某某兄，某某哥，货台均按下属某某经理（经理名），年月日写在信封背后，不在信中，总号每月寄东家一承，报告事务，东家复函，亦一月一次，格式为总号对分号，不过信末更详报地方水旱，治安以及各伙员家中情况。卑为安心，写信时先起稿、次誊录，然后再书写留底备用，谓之号薪。故一函而写三次，号上新客，即以如号代薪练习小楷。因新客多仅在私学读二三年书，稍长，即其家即令其下川经商，有故入号后，才开始学习，但亦有为谋生计、弃学就商，天增公号中，即有几位秀才、贡生任经理二柜也。
（11）总经理之任命和免职：东家最重要的权利，即为任命总经理，总经理任满后，必须重新任命，使得连任，此为一件艰巨的事情，因为时局多变的缘故，生意难做，或经理年老，账满之后，坚辞不就，此时要东家耐心说服。如实在不愿就则需广征意见，委托下任，既委任以后，由新任总经理自选二柜，（即副经理）和沙市、建昌两号经理，和其他各岸人选，东家不得干涉，因总经理向东家负责，其他经理向总经理负责，总经理有不称职的，任满后可以更换，不再使其连任。
（12）伙员之处罚：伙员由过，由各岸报总经理，经协议后或加申斥，罚或领本。过犯大者，由总经理呈报东家，请予以停止（即开除），待有过犯伙员回家后，由东家给以帖子，上书某某某，建字令投别业，下盖东家堂名章，名曰止贴。不明言所犯过失，其较有地位者，多不给止贴，只在开列名单中，不列其名，彼即知已被停止矣。至于就地出号，甚属少见。因为伙员多彼此有子侄亲戚关系，若以过失使之就地出号，其家必向经理要人，是自讨麻烦。亦间有不受管教，自由行动，或再外另有高就，或更聚娶妻，不肯回家，在劝解无效时，亦只有听其自然，此与号上令其就地出号有别，不能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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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25 14: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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