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红兵：抗日战争壮烈殉国的教授第一人——姚名达

姚波

周红兵：抗日战争壮烈殉国的教授第一人——姚名达

   姚名达，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史学家、目录学家，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第一个勇赴国难、壮烈殉国的教授。姚名达教授一生勤勉刻苦，著述宏富，在中国史学、目录学界，以忠诚正直，学有创见而享誉。更可贵的是他的忠贞爱国、崇高的民族气节。国难当头之际，他毅然抛弃安稳优越的教授生活，离别心爱的幼小儿女，放下他珍爱的史学研究工作，走出书斋，戎马前驱，以自己年轻的生名，报效国家，为抗日战争谱写了一曲不朽的战歌。
    姚名达，1905年3月23日生于江西兴国县潋江镇西门坑的一个书香家庭。父姚璜为前清秀才，做过中小学教员和行署、县政府的秘书、科长。母徐才琳，是一位勤劳善良的妇女。家里只有几亩薄田，但有几百部古书。姚名达6岁，父亲便开始教他识字读书，8岁入私塾就学，其记忆力强，生性又较聪敏，故进益甚大。10岁，从父亲读书兴国达德学堂，课余爱读《三国演义》等古典名著。当他追求史籍真实，即转向史学。时得父亲新买《纲鉴易知录》，他精读之下，深切了解到书中陈义的浅薄，褒贬的失当，搜罗不广，考证不精，对于错误地方，他随时加以眉批，形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家中所藏历史书，他都拿出来一一比照校勘，竟发现年代不同、史实差异的地方很多，不知谁是谁非?心中发生许多疑问。后来姚名达从事编著《史学家年谱》、《史学年表》、《中外历史大事年表》等书，即是由于这个时候疑问心情冲动的结果。除去喜读历史书籍外，他还爱好钻研地理古籍。每当阅读余暇，还喜自绘中外地图，研究山川形势，设想新社会的改革与建设。又设想战争的爆发，何处宜攻?何处宜守?假借兵马，驰骋图上，作战斗游戏。举凡通都，僻壤的地名，心中无不熟悉。
    姚名达在达德学堂毕业后，于1918年2月考入江西省立赣县中学，见闻益广，成绩斐然，越5年毕业。因家境清贫，父命辍读学医，使可自立谋生，且能济世。姚名达虽勉强从命，但内心实感郁郁不乐。不久，毅然放弃学医至上海，考入南洋公学国学专修科。
    1925年2月，清华大学为了专门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研究人才，招收大学毕业或“经、史、小学有根底”的研究生。姚名达闻讯，欣然应考说：“这才真正是我的志愿!”第一届研究生共录取38人，除姚名达外，还有王力、刘盼燧、刘节、高亨、谢国祯、吴其昌、周传儒、朱芳圃、徐中舒、姜亮夫等，后来这些人在中国史学、语言文字学等方面，都有较大的成就和贡献。
    姚名达进入清华研究院后，拜梁启超为导师。梁启超见他年龄最小，又能笃志力学，十分喜爱。姚名达对梁启超亦极爱戴，师生情谊至深且厚。并拟师生通力合作，共撰一部《中国文化史》。姚名达自己所研究的《中国史学史》专题，内容极为广泛，要成颇非易事。于是在专题之内，又先开始从事《章实斋的史学》的研究，对胡适所著《章实斋先生年谱》一书进行订补，是为姚名达后来订补《章实斋先生年谱》的张本。为了更深入了解章实斋（即章学诚）学术思想的渊源，又撰写《邵念鲁年谱》、《朱筠年潜》以进行探索。
    按照研究院章程规定，一年应行毕业，授予证书。但姚名达不忍离开导师梁启超，更不愿抛弃自己的专题研究，自愿留院继续从事研究。于是改编刘翰怡所刻《章氏遗书》，且考出有年、月的章氏著作达一半以上，编为《章实斋先生著作年表》。此项工作仅费时月余，采用新的分类方法，题为《章氏遗著》，以示与原书有所区别。梁启超见后，大加赞赏，拟交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行世，以广流传。但姚名达自感仍有未妥之处，不欲草草问世。是时姚名达学问欲正盛，著述计划十分宏大，竟拟撰写《中国史学丛书》12种、《史家传谱丛书》11种及《史法学丛书》21种。
    1928年春，姚名达虽因导师王维国去世，梁启超因病离校感到问学无津，但他仍坚持居住清华研究院，继续研究《中国史学史》的专题，先后写成《章实斋年谱补正》、《章实斋著述考》。6月，姚名达肄业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又已3年期满。两月后南下，远渡东海，浪游两浙，访求《章氏遗书》钞本及有关史料。阅读《章氏宗谱》，摄得章学诚夫妇遗像。在上海与胡适谈及订补《章实斋先生年谱》事。遂以第二次所撰《章实斋年谱补正》为蓝本，将增补的史料插入原文，与胡适所撰的原谱合为一书。书前还应胡适的请求写了一篇长序，交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行世，甚得史学界的好评。此外姚名达还写成《成吉思汗》、《郑和》、《中国文化小史》3书，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行世。
    1929年1月19日，姚名达导师梁启超病逝。姚名达深感悲恸，无法再留清华研究院，遂应上海商务印书馆之聘，就任编辑兼特约撰述，携家人移居上海。
    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有东方图书馆，藏有许多善本古籍。姚名达除办公时间外，每天清晨、午夜，仍继续从事《中国史学史》的研究，遍读馆中所藏新书和古籍。
    商务印书馆编泽所总编纂王云五，分编纂何炳松、姚名达、段育华、高卓等12人决定编印《万有文库》第一集1000种，分订2000册，除收入古籍外，约请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撰写文稿，姚名达亦为撰《目录学》。
    1932年“一•二八”，日本侵略军炮火将上海商务印书馆炸毁，姚名达所著的宋濂、刘宗周、黄宗羲、邵廷采（念鲁）、朱筠、章学诚诸家年谱，因备排印，藏于编译所铁箱中，大多被焚。姚名达寓所及自号书房“史斋”亦遭炸毁，所撰《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中国目录学年表》稿，他多年来为研究《中国史学史》专题所摘录的资料卡片10余万张，和几万卷珍贵史籍，亦罹大难，片纸无存。东方图书馆所藏100多万卷古籍和善本书，亦同时遭受焚毁，给姚名达研究《中国史学史》的专题带来很大的困难。但他并没有被吓倒，他愤慨地说：“日寇要毁灭我们的文化，我们就应该更努力地发扬我们的文化，给他们瞧瞧，使他们知道我们是打不倒，灭不掉的。”并坚定地对同仁们说：“商务印书馆不因倭寇一炸而歇业关门，作者亦不因倭寇一炬而灰心丧气，吾家虽毁，吾身尚存；敌人虽强，怎能禁止我们另起炉灶呢！”当时姚名达兼教于复旦大学，为支援十九路军抗击日本侵略军，他亲率复旦大学学生积极宣传抗战，劝募物品。每日用汽车将所募得的罐头、日用品等，运往前线劳军，帮助校方组织“复旦大学义勇队”，承担运输等支前工作，从而使前方军心大振。
    沪战结束后，姚名达又重新购置图籍数千卷，庋藏于自己的“新史斋”中。同时振笔疾书，补苴《刘宗周年谱》，重撰《目录学》。姚名达参与编纂的《万有文库》，得到大量印行。此后，姚名达创办女子书店，专事编印《女子月刊》和《女子文库》，以尊重女子权利、提高女子地位为职志。  
    1936年7月，左翼作家钱杏邨（阿英）派上海复旦大学毕业生凤子来主编《女子月刊》，姚名达十分欢迎，将编辑工作全部交给了凤子。同时，宴请大批教授和文学家，姚名达向客人说明了创办《女子月刊》的目的和意义，并介绍主编凤子与大家见面。  
    当时姚名达参加上海文化界的爱国运动极为活跃。1935年5月，与上海150多名文化界人士，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反对埋头读经，反对复古运动，唤起民众，“完成民族解放的功业”。11月，又与上海300多名文化界人士一起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姚名达此时还接受了上海商务印书馆的约请，为《中国文化史丛书》第二辑重撰《中国目录学史》一书。每趁课暇，奔走京、沪、杭各大图书馆，博访精考史料。后竟自上海移家杭州，专事查阅浙江图书馆的藏书，后来连复旦大学教职也辞去了，遂致全家生活十分困难，瓶粟屡空，他毫不顾，专事著述，这是他第三次撰写《中国目录学史》，历时8个月，始克成书。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者燃起卢沟桥事变的战火，不久，平、津、京、沪相继沦陷。姚名达不得不忍痛抛弃女子书店的文化事业，奉母亲，携妻女，回到江西，先后居住兴国、赣州、武宁等地，继续研究《中国史学史》，撰写《史官制史》、《史观史》、《作史方法史》、《史书体例史》、《史学的起源》、《佛家史学史》诸书。这期间，他以更大的爱国激情和更多的精力认真研究、分析抗战的形势，适时地写了许多宣传抗日救国的文章，以唤醒民众奋起抗战。如《江西的潜在力》、《论德日会师印度不可能》、《不平凡的1940年》、《从史理学与地理学原理推测今后之抗战形势》、《日本南侵的政略和战略》等。
    1940年9月，江西的国立中正大学，于泰和杏岭正式招生上课，第一任校长胡先博士闻姚名达对史学有高深的造诣，遂聘为文法学院文史系教授兼导师，为学生讲授《国史综析》（即《中国通史》）。
    1942年6月10日，姚名达联合同学数人发起组织抗日服务团。大学生们在他浩然正气的感召下，纷起响应。并得校长胡先鼎力赞助，遂定名为“国立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姚名达被推为团长。战地服务团成立后，即分头进行工作，对外尽量扩大宣传，期能将战地服务运动传播于各学校，以收到激励士气之效，对内立即实施救护训练、歌咏练习、戏剧排演，作好各种必要的准备。并向各方募集了团员使用的军服、背包、干粮袋、军用地图等战地应用物品和慰劳、救护前方将士用的23000余元捐款与大量慰劳品。14日，准备就绪，举行授旗及团员宣誓仪式。22日，姚名达率领全体团员全副戎装，乘火轮出发抵吉安。吉安各界联合举行欢迎大会，会上致词的有王造时、彭文应、许啸天等知名人士。姚名达慷慨陈词，大声疾呼：“凡我中华有志之士，必须克尽自己抗日救亡的天职，到前线去!到战壕中去!做一个中华民族的好儿女！”说得声泪俱下，感人至深。
    姚名达率领战地服务团奔赴抗战前线，又在新余、峡江、新淦发动知识青年分别组成3个青年战地服务团。沿途采用街头演讲、家庭访问、书写标语，出版壁报、绘制漫画及高唱歌曲、表演话剧等方式宣传军民合作的重要意义，增强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姚名达还针对社会上有些人以为大学生“乃国家砥柱，应千万珍重，负建国重任”，不应在前线作无谓的牺牲等错误言论，激愤批驳说：“我们以为现在能致力抗战的人，将来方能胜任建国的大任，若徒有才力而无热血者，将来决不能担任建国的重任。” 姚名达率领战地服务团对抗日的忠勇将士，除物质鼓励外，还给予精神慰问，以鼓舞士气，计慰问一三七后方医院、五十八军第一、二、三野战医院，九O兵站医院、一O九兵站医院等伤病将士3000余人，为负伤将土代写书信300余封，还关心难民痛苦，慰问难民5000余人，赠送樟树难民每人1两食盐等。救护，是战地服务团的中心工作。他们为前方设免费施诊施药处，共诊治伤病兵3000余人，难民1000余人，尤以战地服务团自制的疟疾膏药效果最好，以药到病除之功效“蜚声赣江中游”。战地服务团每深入一地，便将前方消息迅速报道，他们将耳闻目睹的感人事迹写成文章，刊载于江西《民国日报》，并先后出版了5期《战地通讯》。战地服务团的师生们，在姚名达的率领下，在烽火连天的抗日前线，开展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战地服务工作。
   7月初，日本军竹围师团和大贺师团的混合部队5万余人已占据着三江口、临川、崇仁、宜黄等重要据点，在中国抗日驻军的东西形成一道半园形的包围圈。5日下午，形势非常危急。军长命令：“战地服务团即时向樟树撤退，连夜行军。”姚名达团长立刻代表大家向军部表示：“我们不怕死！”“我们不后退！”“我们要上前线！”军长见他们意志坚强，就派他们去第三野战医院，做救护伤病员的工作，随部队共同进退。
    这年7月7日，是全面抗战5周年纪念日。傍晚，姚名达率领部分团员到达新淦石口村。晚上情况突变，100多日本兵由永泰窜到距新淦县城15华里的石口村，把战地服务团团员围困住。打破前后门，冲进4个日本兵，用枪逼住姚名达。姚名达抓住1个日本兵，与之徒手搏斗。团员吴昌达、郑唯龙也奋力相助，卡紧日本兵的咽喉，日本兵发出了几声惨叫，便死去了。姚名达夺得死去日本兵的枪跳起来喊道：“会开枪的同我来！”吴昌达紧跟在背后。“砰！砰!”其余3名日本兵开枪了，吴昌达倒在血泊中。姚名达直往楼上跑，郑唯龙紧跟了去，正准备举枪对射，日本兵对准姚名达开了一枪，姚名达中弹倒地。同时，郑唯龙也被日本兵反绑了起来。姚名达还在血泊中高呼：“中华民族万岁！”“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凶狠残暴的日本兵急跑过去，用刺刀对准姚名达和吴昌达的胸口猛刺下去，两位抗日英雄——37岁的教授姚名达和年仅24岁的大学生吴昌达，就这样为祖国、为民族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姚名达成为抗日—战争中第一位壮烈殉国的大学教授。
    姚名达的一生，是著述的一生，是锐意进取的—生。他无日不与典籍为伍，无日不与著述为生，春秋方盛而著述宏富。姚名达的一生也是战斗的一生，他不仅用笔谴责侵略者，表达他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刻骨仇恨。他还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效命疆场，实现了自己“书生报国今其时”的诺言。
    1942年的仲夏，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江西省临时省会泰和，各机关单位，各群众团体，各学校师生，为国立中正大学教授、抗日战地服务团团长姚名达的壮烈牺牲，举行了一系列悼念活动，其持续时间之久，参加人数之多，祭奠场面之大及悼念文稿之多均属罕见。当时重庆《新华日报》、江西《民国日报》、《国立中正大学校刊》等报刊都分别以新闻简报、唁慰电文、悼念特辑等形式纷纷报道祭奠场面。广大民众为姚名达教授的殉国而痛惜，也为姚名达教授的壮举而骄傲。
作者：周红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