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姓氏去寻根

姚波

[转载]带着姓氏去寻根


沧浪客姚霏这篇博客主要就寻根问祖发表意见，又采访钱伟忠先生，很有深度。故转载于此，为自己、为宗亲、为朋友推荐之！

原文地址：带着姓氏去寻根作者：沧浪客姚霏

带着姓氏去寻根
沧浪客
    但凡中国人，终其一生，被人问得最多的一句话，毫无疑问就是——“你贵姓？”
    原因无他，寻根问祖，追本溯源，乃是华夏文明亘古不变的基因，或者换言之，这根本就是中华名族的天性。在这个意义上，由于姓氏以一种血缘文化的特殊形式，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史，因而成为了打通古今交流通道的最好载体。而研究、探索和解读姓氏以及依附于姓氏的文化、详解与每个中国人都切身相关的姓氏符号、道尽千年百姓往事的《钱文忠解读百家姓》甫一出版，就掀起了一股巨大的中华民族寻根之热潮，被誉为是“一部中华文明的血脉史”，也就顺理成章了。
    其实，姓氏的本初，只是一个把个体从氏族群体里区别出来的符号，并没有特殊的含义。但在华夏神州，经千百年的承袭和流变，事实上已经被历史和文化赋予病积淀了极其深厚的内涵和外延。用钱文忠教授的话说：“姓氏对于中华民族极其重要。《百家姓》汇聚的不是一般的汉字，而是作姓用的汉字，这就不一样了。以家族为中心、视血缘区别亲疏，乃是中国传统的核心价值之一，是全民族的重要信仰。”
    的确，从纵向看，成书于北宋初期的《百家姓》，原收集姓氏411个，后增补到504个，其中单姓444个，复姓60个……之所以能与《三字经》和《千字文》并称“三百千”，成为自此之后历代中国的三大传统蒙学读物之一，恐怕也正因为“姓氏”已经成了全民族的重要信仰，选择《百家姓》来为幼儿启蒙，也正是为了从小对孩子进行传统价值观的教育。否则，《三字经》、《千字文》的字句编排都有教诲的意义，而《百家姓》则没有——虽说《百家姓》也是四字一句，格式整齐，合辙押韵，却只是把几百个姓罗列在一起而已，不考虑姓之大小、古新，并无规律可言，更没有什么微言大义可言——它又怎堪“启蒙”之大任？
    而从横向观察，我们很容易发现，世界上迄今未见任何一个民族能像中华民族那样，把姓氏看得比什么都重。关于这一点，姑且不从“光大门楣”和“人过留名雁过留声”等俗语的深处去分析，但听一句其他民族永远也不可能弄明白的“狠话”就可知端的：“别忘了自己姓什么！”
    那么，您贵姓？浅表地看，这只是一句简单的问候语。但若深究，你会发现，这句短短的问候，与英语的“Wo Are You？”一样，赫然竟是一句深不可测的“天问”——你是谁？——在汉语言的语境里，它甚至直接隐含了人类其他两大永恒追问的内容，即：你从哪儿来？你将到哪儿去？——我之所以言之凿凿，是因为炎黄子孙的每一个姓氏，都有自己的前世今生，都有自己的来龙去脉。
    《钱文忠解读百家姓》正是这样一本书，它立足于人们“寻根问祖”的情怀，对每一个姓氏进行一次系统的解读。作者按照《百家姓》中504个姓的先后顺序，“赵钱孙李、周吴郑王”逐个解读，为各姓氏追踪溯源，梳理每一个姓氏的第一得姓始祖和得姓渊源，给出“我从哪里来、我的根在哪里”的历史解答。其中的每一次解读，都是引领着人们进行一次不同寻常的寻根之旅。
    当然，众所周知，钱文忠教授乃是央视重磅推出的学术明星之一，这些年，他曾经在《百家讲坛》主讲过《玄奘西游记》、《三字经》、《弟子规》等。《钱文忠解读百家姓》一书，也是由他在央视《百家讲坛》的同名讲座演讲稿整理而成。四字一讲，共21讲，此书涉及《百家姓》中前80个姓的起源和演变、迁徙路线，以及各个姓的文史典故、名人轶事。也就是说，如果“内容信息量大，知识面广；语言风趣幽默，通俗易懂”是其最大优势，令人不忍释卷的话，那么由此而派生的“细节失真、流于浮滑”等劣势显然也一样容易遭人诟病。
    但，我们或可借陈道明在电影《唐山大地震》里的一句台词“你今天干嘛穿得‘周吴郑王’啊”来质疑：研读国学的著作，就非得“周吴郑王”吗？陈道明说这句话时，“周吴郑王”的意思近似于现在日常的习惯用语“人五人六”。而让人们读懂《百家姓》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不数典忘祖。这固然是一桩郑重得近乎庄严的事情，断不可轻佻浮华。但我觉得，若因此就“周吴郑王”，却更令人生厌。
    不是吗？你以为您贵姓啊！事实上，就像谁都知道《三字经》的头两句“人之初，性本善”一样，凡我华夏子孙，大概没有不知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出自《百家姓》。但也正如钱文忠教授所说：“今天能够接着‘人之初，性本善’而随口道出《三字经》前十句的人，恐怕不会很多；就《百家姓》而言，除了‘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以外，还能对它有所了解的人，或许也是很少的吧。”我们今天面对传统的东西，正普遍遭遇着“假熟悉真陌生”的困境。“假如我们认识到，《百家姓》实际上乃是一部中华姓氏文化的索引，504个姓氏虽然只占了中华民族两万多个姓氏的微不足道的极小部分，却都是引领我们中华子孙走向姓氏文化巍巍殿堂的津梁路径，那么，我们就能够深入中华姓氏文化的堂奥，感受到它的无穷魅力，体悟出《百家姓》的传统价值和现代意义。”（钱文忠语）诚哉斯言！
    《钱文忠解读百家姓》出版后，有家长发帖称，自家孩子因此询问自己姓氏的渊源，此书增加了他们家族之间的亲情。还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钱文忠解读百家姓》通过对每一个姓氏的寻根问祖，对于增强海内外华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我看来，此书所展现的，是中国传统姓氏文化由古到今的历史流变，表现了中国人以家族为纽带薪火相传的文化沿革，只不过，经由钱文忠先生的言语和文字，它所营造的“华夏各族是一家” 的文化氛围，更为温馨而已。
    那么，钱文忠教授自己又是怎么说的呢？
为什么我们都是炎黄子孙
    浪客：您自己觉得，纸质版的《钱文忠解读百家姓》与你在《百家讲坛》上的讲稿，有什么差异呢？
    钱文忠（以下简称“钱”）：主体框架与讲座内容是一样的，但在语言上进行了润色，把完全的口头语变成了书面语，还增添了许多讲座中因为时间关系未能展示给大家的关于姓氏的小知识和名人趣闻。
    浪客：此前各种对《百家姓》解读的书已经很多，你的解读有何不同？
    钱：原有的百家姓研读著作多是就姓论姓，介绍每个姓的基本知识；而本书的外延很广，既有宏观的姓氏文化，如改姓的几种情况、中华姓氏的来源等等，还借说姓氏讲了很多历史文化及传统礼仪的知识。
    浪客：你解读《百家姓》，基本的材料来源于哪里？是查阅《通志·氏族略》这样的原始典籍还是整理网上的资料？
    钱：各个姓的主要线索是网上的知识，然后对照《通志·氏族略》《中国姓氏大辞典》等原始史料或工具书进行了查证核实，涉及到历史人物或典故时则参考了“廿四史”里的记载。
    浪客：这次解读《百家姓》与此前解读《三字经》、《弟子规》相比，是简单了还是困难了？原因是什么？
    钱：应该说是困难了。《百家姓》虽然只有区区几百个姓，但姓氏包含的文化内涵太深厚和博大了，我也不是万事通，因此很多细节我需要去一一查实，并转换成读者能听懂的语言表述出来。比如关于一些姓氏之间的传承关系、某个姓的迁徙路线，都要查阅好多资料才能确定。
    浪客：与其他的国学经典相比，《百家姓》的教化意义似乎没有那么大，那您为什么还要选择来讲它？
    钱：在中国的传统社会理，家族血缘观念是很强烈的，强调的是一种归属感、认同感，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变迁，这种观念正逐步动摇，很多人都“数典忘祖”。为了唤回人们的对家族的认同感，多一些传承感，我觉得《百家姓》还是值得一讲的。此外，通过讲解《百家姓》，也可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因为通过了解这些姓氏的起源发展，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都是炎黄子孙。
信仰空虚与“国学热”无关因果
    浪客：在您写完这前80个姓之后，有没有产生什么新的想法，并有可能在下一部中补充进去？
    钱：还是有一些想法的，比如是不是可以在某些姓的著名郡望、有名的家族上多花些笔墨，还有，是不是可以配上姓氏迁徙的路线图，让读者看着更清晰。
    浪客：我们知道，您第一次上《百家讲坛》讲的是《玄奘西游》，后来怎么想起开始讲《三字经》这样的“蒙学经典”了呢？
    钱：“三百千”之所以成为蒙学课本，自有它的道理，比如有着语言精练、内涵丰富的优势。中国的传统文化既然有了很大的断裂，为了重新拾起，从这些给孩童启蒙的典籍入手，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毕竟“三百千”里讲的都是最为浅显的传统知识。
    浪客：您如何看待《百家讲坛》这种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式？
    钱：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其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对于习惯了白话文的现代人来说，其表述方式是相当艰涩难懂的。而《百家讲坛》考虑到这一矛盾，精选一些浅显的、当代人更感兴趣的传统话题，请一些业内的学者、专家予以通俗易懂的解读，我觉得是从实践出发的，是实事求是的，是功德一件。
    浪客：姓氏对于当代人的影响远没有过去那么重要了，比如有的小孩不再随父姓，而随母姓，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钱：这是必然的，随着西方文化、商业文化等的冲击，女权主义也在中国有了市场，人们的个人意识越来越强烈，以后出现某人既不姓父姓也不姓母姓的情况也未可知。这种趋势有利有弊，好处是人们少了些束缚，人格更加独立，思维更加开放，利于社会的创新进步；坏处同样是因为少了束缚，有的人可能会变得更加没有敬畏之心。
    浪客：与姓氏密切相关的一种传统是宗族文化，宗族在过去的乡村社会中起到了教化、救济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在的宗族文化逐渐式微，您觉得在当代乡村治理中我们可以从宗族文化中吸取那些有益的经验？
    钱：宗族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在过去对乡村社会的稳定是有很大作用的。宗族文化中的尊老爱幼、与邻居和睦相处、扶贫助学等传统美德到现在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比如，在基层农村中很多事情单靠法制，并不能够得到圆满解决，就可以从这些宗族文化中寻求破解之道。
    浪客：当代中国人普遍的一种感受，就是精神上的焦虑感，信仰上的空虚感，而这几年又兴起了一股“国学热”，您觉得这两种现象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吗？
    钱：应该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吧。国人精神上的失落是一件事，与所谓“国学热”的兴起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后者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商业现象。国人并没有主动去古代典籍里寻求答案，是被动接受的。
我只求自己问心无愧
    浪客：您觉得最应该接受蒙学教育的是哪些受众呢？是大人居多还是孩子居多？
    钱：从长远来看，当然是孩子居多，毕竟他们是未来嘛；但从紧迫性上来说，还是成人更有必要。当然了，这也许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传统文化里精华部分的复兴，也不是靠读几本蒙学经典就能解决的。
    浪客：你最近在读哪些书？对于普通读者，在阅读上你有什么建议？
    钱：我看的书都很杂。要说阅读建议，有一点不得不说，就是那句话，“尽信书不如无书”。书固然是精神食粮，但真正的感悟还是应该从生活中来，从实践中来。
    浪客：上大学时，你学的是梵文巴利文那些冷门生僻的专业，因为你有浓厚的兴趣，现在从事的文化研究工作，肯定也是你所乐意的。但是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有时候兴趣和养家糊口的现实需求是矛盾的，你觉得他们该如何应对？
    钱：这种困惑确实存在。从务实的角度，对于那些家庭背景一般的年轻人来说，我建议先求得生存，再去考虑自己的兴趣爱好问题。如果真的下定决心搞学术了，就要有甘于清贫一段时间的心理准备。
    浪客：你曾经说过，传播国学“最大的困难是如果按照《弟子规》《三字经》的标准培养出来的孩子，到社会上90%是吃亏的。”对于为人父母者，到底该按什么样的标准教育孩子呢？
    钱：我多次澄清过了，这仍然是媒体断章取义的结果。我的原意是：您所引述的那些话所反映的情况，恰恰是我们教育缺失的结果。这个时代和社会固然有很多不足之处，但有些东西还是要坚守的。在这些蒙学经典的利用上，父母切不可全盘不加取舍地灌输给孩子，有些内容要结合现实加以解释，让孩子理解的更为全面。
    浪客：经常听到有人用“世风日下”“道德坍台”来形容现在的社会，您觉得世风已经“日下”到这种程度了吗？您所普及传播的这些以蒙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对于社会风气的扭转，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钱：对于现在的世风如何，我不好做评判，我对这些传统文化的传播只是在尽我的心而已，至于其效果如何，这不是我所能把握的。在这方面，我只能求得自己的问心无愧就好。
    浪客：姓氏文化对于当代人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
    钱：姓氏文化对延续中国的家族血缘观念、对唤回人们的对家族的认同感和传承感有重要的意义。
    浪客：有继续上《百家讲坛》的打算吗？比如，继续解读《菜根谭》《颜氏家训》之类？
    钱：这个，现在还很难说。
                     2013年8月31日于昆明西坝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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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钱文忠解读<百家姓>》钱文忠 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定价38.00元
2、作者简介：钱文忠，1966年6月出生，籍贯江苏无锡。1984年，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梵文巴利文专业，师从季羡林先生。大学一年级起，开始撰写并发表学术论文，获“季羡林东方学奖学金”一等奖。1980年代中期，留学德国汉堡大学印度与西藏历史文化学系，主修印度学，副修藏学和伊朗学。1990年代，居家自修文史之学五年。1996年，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任教。现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华东师范大学东方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电影学院客座教授，季羡林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大学《儒藏》精华编编纂委员会委员。著作有《瓦釜集》《末那皈依》《季门立雪》《天竺与佛陀》《国故新知》《人文桃花源》《玄奘西游记》《巴利文讲稿》，译作有《绘画与表演》（合译）、《唐代密宗》、《道、学、政》，另有资料编集与古籍整理十余种，发表各类论文一百余篇。

姚波

原文地址：姚霏：不该被忽视的先锋作家作者：周明全
姚霏：不该被忽视的先锋作家
原载于《边疆文学·文艺评论》2012年第4期
[转载]姚霏：不该被忽视的先锋作家
姚霏获“首届高黎贡文学年度大奖”照片.
80年代崛起的先锋文学作家群中，姚霏不是唯一的被忽视者。但肯定是最不该被忽视的作家之一。他从1982年起，就在《萌芽》、《人民文学》、《北京文学》、《福建文学》、《上海文学》等刊发表了《城疫》系列和《红宙二题》、《学院六人图》、《被同情的人》、《烧炭老人》等等百余万字的中短篇先锋小说，独步于中国文坛，是那个时代中国“先锋小说”最重要的代表作家之一
   早年姚霏在云南师范大学教书，喜欢在文字里天马行空的他总觉得太过压抑，于是开始反思“我偷空写出来的那些所谓‘先锋小说’有何意义。”并使自己陷入迷茫中难以自拔。因此他于1990年放弃了当时让人羡慕的铁饭碗。以“沧浪客”为名转战武侠江湖。从此，被云南文坛认定为“一个自甘堕落的坯子”。在“先锋小说家姚霏堕落成为写武侠的沧浪客了”的言论不绝于耳时，敏感他的选择离开云南去深圳，从事影视编辑工作，而且一去就是十年，直到2002年回到云南，才又捡起了那支“纯文学之笔”，“偶尔写点比先锋更先锋的小说”，飘忽不定。
2009年姚霏获“首届高黎贡文学年度大奖”，颁奖词这样写道：“自八十年代以来，现代主义席卷中国，姚霏的写作堪称独步，以另类著称，显示出与其他作家完全不同的品质。姚霏固执地继承着近代中国经由沈从文、孙犁、汪曾祺这些大师开创的汉语文学的朴素传统，这使得他的作品独立于时代激流，具有一种石头般安静的品质。我们决定将首届高黎贡文学奖颁给姚霏。”
评论家朱宵华说，姚霏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多得的一个文学顽童。悟性奇高，小说这一文体范式在他手里不过是一个顺手的装置，一忽儿先锋，一忽儿武侠，愉悦，已成为他书写的全部理由。正因为姚霏的小说从来都不是一本正经的，故直到现在，无论作为先锋小说家的姚霏，还是武侠小说家的沧浪客，他对叙述、语言探索的贡献和真正的价值仍然未得到足够的认识。
    的确，姚霏是片段式的，尤其是他对“沧浪客”的回避，这让读者、评论界更加全面地认识一个真实的姚霏带来了视障。
一、《城疫》及其他
  1984年，姚霏在上海目睹了城市没完没了的扩张，忽有所思，假如某一天，如果整个地球都变成了一个城市，那么人类的精神家园将安身何处？这个念头让他后背发凉，于是铺开稿纸，写下了《城疫》这篇在当时颇受争议的小说。
《城疫》发在《福建文学》1986年第1期，还同时配发了南帆、北村等六人的评论，《福建文学》并专门为《城疫》召开了作品讨论会。评论家对《城疫》的解读，将姚霏搞得“无所适从”，其中有个署名“昭见”的，毫不客气地把《城疫》批判了一把——“把城市发展，一古脑儿称作‘城疫’，那是混淆了城市发展与城市弊端的是非界限……想把城市当做疫病，加以遏制乃至消灭，可谓痴人说梦，无疑与那种把浴盆里的小孩与脏水一起泼掉的愚蠢做法，同样荒唐可笑，同样危险有害。《城疫》不仅思想灰暗，内容零碎杂乱，艺术上也十分粗糙低劣。它学习现代派的象征、暗示手法，却拾到不少晦涩荒诞的破烂。”（昭见，《福建文学》，1986年第1期）。
    天才一般都很脆弱，姚霏也不例外。“感觉快崩溃”的姚霏“索性罢笔不写小说”，改读马恩全集，当读到：“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互相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意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马恩的这段话让天才的姚霏灵感一下喷涌而出，写下了其在先锋文学史上及自己文学生涯中重要的小说——《红宙二题》，并将恩格斯的话直接植入到小说中。《红宙二题》发表在《人民文学》1987年的一二期合刊上。这一期的《人民文学》荟萃了不少前卫性的作品，被称为“中国先锋小说的摇篮”（王先霈主编，《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页），有马原和莫言的小说、寥亦武的诗，还有一批在当时还是无名小卒的作品，例如，孙甘露的《我是少年酒坛子》，北村的《谐振》，叶曙明的《环食•空城》，乐陵《扳网》，杨争光《土声》等。这期的《人民文学》的合刊，预示着一次根本性的变化——先锋文学的高潮自此来临。
    以一期合刊刊登如此众多的前卫作品，并非偶然，其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文革”后的中国文化界引进了数量相当多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西方荒诞派、黑色幽默、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新小说派以及理论界的形式主义、叙述学、结构主义以及存在主义等各种西方思潮和文学流派次第袭来，诚如姚霏所言，惶然诧异乃至振奋之余，部分年轻的写作者们开始摈弃几十年如一日“高大全式”的“传真现实主义”，从自己的感知里探寻新的表达方式和生命体验，努力欲使作品回归人性和文学本身。但一下子“吃得太快太多”，而无法消化并吸收为自己的文学营养，致使年轻的写作者们无论技巧或思绪都相对紊乱，以至于他们的作品晦涩玄奥，粗砺而难以卒读。
     然而，这种探索的意义是不能抹煞的，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毫无疑问地发生了某种“刺激”作用。
二、文体能发挥小说艺术的张力
小说文体实验的出现，是源于作家强化艺术个性、丰富艺术风格的自觉追求。那些艺术个性鲜明生动的作家总必须寻找合适的文体来作为载体表现他的生动、鲜明之处。……海明威为表现那些简洁而蕴藉深沉的“冰山风格”，便首创了极其凝练明快的“电报体”，使其艺术个性得到自由充分地伸张与发展。文体往往膨胀小说的内涵与具象，使之发挥艺术的张力。
在文本探索和实验上，姚霏发表于《清明》杂志的中篇小说《烧炭老人》，就做了文本上的积极探索和实验，《烧炭老人》回归了废名、沈从文、肖红以来一度失落的散文体小说的传统。
    散文化小说，是指以小说体裁和散文体裁相互渗透而形成的散文化了的一种小说。介于散文和小说之间的一种文体，即用散文的形式创作的一种小说。散文化小说，尽管纪实的意味不那么明显，但在美学形态上则充分体现散文的特点，以散文的格局与方式去结构，因而体现出非常浓郁的散文味。……散文化小说是小说文体实验的最早形态，尽管当时作家们在进行这种实验时并不是自觉的，他们主要想用散文灵活自由的特性来冲决原先小说的那种固有程式所构筑的藩篱。散文化小说一般不重视故事冲突的完整再现，不可以铸造典型人物，以散文那种情绪化的结构方式去组织小说、统帅小说，取代那种以故事冲突来结构小说的单一模式，以情节的淡化与结构的情绪化为其主要特征，老作家汪曾祺率先提出“小说散文美”的主张，并以其卓越的创作实绩实践这一主张。他的《受戒》、《异秉》、《大淖记事》等优秀短篇以其行云流水之美征服了不同层次的读者，为小说散文化形态克服了读者阅读心理上的障碍。（王干著，《南方的文体》，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2—213页）。
在《烧炭老人》中，姚霏很少去写情节，也没有更多的细节描写，打破了小说的某些桎梏，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思想。看云几乎成了小说的主线，尤其在前几节，姚霏写老人看云，几乎抛开了小说文本的操作模式，对队，姚霏坦言，在近30年的写作生涯中，历来认定“怎样写”才是最重要的。但经由近二十多年“全民作家”的喧嚣，他认同了“写什么”才最关键。他认为，真正的作家，“怎么写”自然会成为他最妥帖的表达方式，不用选择，也不用学习。之所以说“写什么”才最关键，是因为当今的许多作家，为了“贴近现实”，为了“于时俱进”，在明了“时代”是一个异性的时候，不惜与其媾和，产下变态而短命的作品。
    “怎样写”不能说不重要，它体现了作家对方法、方式的选择，但这是天生的，近乎本能，所以说“怎样写”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超越“写什么”而单独构成文学“自身”。虽然在文学作品中，“怎样写”始终贯穿着、存在着、体现着，但这种贯穿、存在、体现又始终是和“写什么”融为一体，作品的价值，最终还得通过“写什么”体现出来。（张德祥著，《文心独白》，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页）。当姚霏顿悟后，在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重形式的写作之后，在2009年写《第八个是虚像》时，结构被消解了，文体意识几乎为零。整篇小说从文体上讲显得非常自如，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好像什么事都可以写进小说一样。
《第八个是虚像》通篇三万来字由二十个人物素描组成，除第八个是“我”之外，其他人物之间没有丝毫联系，另外那十九个人，其中十一个是真实存在的，还有八个是虚构。姚霏说，之所以这么写，是因为我发现我们自古以来的小说，都把人物和故事安置到一个或虚或实的物理空间里去展开。这当然没错，问题是，除了物理空间，我们还有一个人文空间。我要写我的生活，我的故事，甚至我的心路历程，为什么不可以把我的朋友亲人们当做“空间”？如果我认定他们是我心理上的故乡，是我的背景，是我的生活，那么他们就肯定是！写他们就是写我的现状甚至一切。我把作品想要表现的东西从物理空间移植到人文空间里去，只是为了更直接、没有枝蔓地写“人”。在大结构的前提下消解了文体意识，但读者读着却很舒服。
三、直接是一种力量
    除了对文本的追求外，作为第三代作家的姚霏对语言也有着近似痴迷的追求。其实，不单姚霏如此，整个第三代作家对文体和语言语感的癖好几乎到了病态的地步，他们对文体的把握也到了几乎自如的境地。因为第三代小说家反对在小说中实施某种思想观念，以故事来重构小说的本体性，所以必须在语言形式进行革命性的实践和改革性的实验，他们必须视语言为内容为形式，甚至认为语言就是故事，就是小说。（王干著，《南方的文体》，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8页）
    文学首先是语言的艺术，文学也是文字的学问。“姚霏的作品，完全是画栋雕梁的作品。中国当代作家在现代主义影响下，往西方潮流靠拢，而从姚霏的作品中，我看到了五六十年代中国作家的影子，他继承了沈从文、孙犁等这些前辈的传统，让我有一种跨越时空的感觉。”（于坚语）真正的作家，没有谁和谁的语言方式会是一样的。我们通常所说某某作家的独特风格，说的就是人家的语言风格。姚霏的文字简洁、干净，就像他本人，简简单单，很纯粹。
    在《学院六人图》中的“才子”一节中，姚霏对主人公陆超的介绍，看着就似是在填表格，毫无一个多余的字——“陆超，男， 1.84米。很帅。”短短几个字，将“才子”素描得很贴切，简直比八大山人的写意还简洁有力。“他穿牛仔裤、西装。牛仔裤很白，西装从不系领带。会弹一手好吉他。不写诗，却会画画。是中文系的才子。”在素描稿上再添几笔，一个活生生的“才子”就跃出了纸张，变成一个鲜活的、有血肉的人。文字少，惜墨如金，
    当然，语言“所指”而不是“能指”的直接，“能指”如果直接的话，那作品就成白开水了。事实上，从“能指”的角度，姚霏2009年发表在《边疆文学》杂志上的《旧村札记》，其实比早年的所有“先锋小说”都还要“先锋”，它的故事的交叉式推进和重叠涂抹，只为了让读者被拖入迷宫却始终自信能够找到出路，从而愉快地被文字的乱麻缠绕——这种愉快，只能由简洁明快、朴素无华的语言传达，否则人家可以置之不理。朴素并不是浅薄，汉字背后的“能指”，弯弯绕多了去了，无穷无尽，用不着在表面上绕。
   姚霏说，他觉得文学作品最起码的品质就是内敛，它不可以像法院判决书那么斩钉截铁，也不可以像红头文件那样指向单一，所以写作时，我只可以选择那些“不露声色、安然静卧”的文字。
从第一篇小说《烧炭老人》，到2009年发表在《大家》杂志第五期上的《滇北拳事》。两相对比，不难发现后者比前者的故事性更强，结构也更随意。“这其实也表明了我现在的‘小说态度’：给你一些朴素、直接而能产生快感的语言，给你一个愉悦亲切的故事，让你琢磨后面的意思去吧。我理想的小说，很简单，读时舒服抓狂，读后回味无穷。
四、荒诞之上的幽默感
荒诞感和幽默感，是每一个作家都必须具备的天生素质。像曹雪芹那样的大作家，在《红楼梦》那样雅致的书中，还会搞一首薛蟠的女儿喜女儿悲女儿乐啥啥啥的呢，难道不荒诞不幽默？（姚霏语）
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作家，被著名评论家王干划分为第三代作家，这群人的生活经历带着苦难，艰辛，但也充满诗意。而姚霏将之划分为“65前”和“65后”？前者，他们对“文革”有不清晰却真切的体验；后者，懂事时，“文革”已经结束，“我们的直接记忆是那场灾难的后果。虽然都被现实教育出了敏感而多疑的品质，但比如在面对社会转型生发思考时，‘65后’或许会更客观理性一些。在接受现代西方文学思潮时，‘65前’更倾向于荒诞派戏剧，而‘65后’比较喜欢黑色幽默小说——前者再现荒诞，后者对荒诞世界的态度则是调侃与解构。”
姚霏发表在《人民文学》1987年一、二期合刊上的《红宙二题》，第一题“十年”，就是借用“猩红热”的无限蔓延去调侃那场浩劫之“欲了难了”。6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作家，大多拥有一双冷眼，不大容易接受外部影响——比如他们绝不轻易改变自己对文学作品的价值判断。在早期的先锋小说《城疫》，姚霏这样写到：
    瓦已经老苍苍的了。我想不起他的年纪。大概是在八百至七百之间吧。我想泥怎么竟能把我带到瓦这儿呢？而瓦怎么也住进了城里？“这儿就是我们的家呀，桥。”瓦语调平缓地说，“你看头顶上那颗星星不还是那个老样子吗？不是我住进了城里，是城市淹没了我们。在城市漫延到这儿的头一天晚上，村里人全都乘船逃走了，只有我一个人留下照看家畜，哪知第二天一觉醒来……”瓦泣不成声了。瓦一觉醒来，就见墙上的每一张世界地图都正在变成灰尘往下掉。
强制推行“城市化”，的确是一种人工制造而且相当可怕的病疫。像瑞士、新加坡等完全“城市化”了的国家，是因为地域、文化等诸多因素，在数百十年的发展进程中自然生成的，所以它们自然而美丽。而我国的城市化却隐含着太多人为因素，大楼盖得美了，街道也变得漂亮了，但却使生活在里面的人失去了精神家园。姚霏通过这样荒诞的描写，表达了自己对强力推行而不是自然生成的“城市化”，而使我们失去了越来越多的精神家园的困惑与无奈。
  五、结语
原本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姚霏，但他太顽劣了，无论他早年对先锋文学语言、文体的探索、还是开创大陆武侠的一代大家风范，其实，都很难准确把握。或许，就像于坚所说的那样，天才就是天才，就算沉睡，那也是天才的沉睡，一旦他醒来出手，那就是天才的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