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奠中先生学术与书法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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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奠中先生学术与书法述论
2015-03-23 09:48:55 来源： 艺术家提供 作者：姚国瑾

摘要：自阮元《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划分南北以来，后世因之，至康南海更成宏论，碑派遂为一代书法之显学。其实，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言钟繇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相闻者也。”铭石之书，自秦汉以来，代有所传。秦篆、汉隶，至魏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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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阮元《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划分南北以来，后世因之，至康南海更成宏论，碑派遂为一代书法之显学。其实，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言钟繇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相闻者也。”铭石之书，自秦汉以来，代有所传。秦篆、汉隶，至魏晋而逐渐楷化。北魏孝文帝实行汉化政策，取当时南齐之文化，而成一时之风俗，书法或有所取，不似阮元所说“两派判若江河，南北世族，不相通习。”东晋门阀士族以行狎书相激赏，而与铭石之书则羞为之，此史书上多有记载。铭石书常由佐吏、门客书写，而这些人或慕二王之书，多有临习，然于铭石之书当别有格局。故铭石、行狎二书之分野，似为用途、材质之所限，非全为南北书派相抵牾。唐初，欧、虞俱来自南朝，皆为豪族、士族，文化所染，虞宗小王，欧宗大王，皆儒雅温纯。《九成宫》、《孔子庙堂碑》虽为铭石，然行书笔意尽在。褚遂良虽晚出，适唐初太宗推崇右军，故《雁塔圣教序》中大王风骨更不待言。故铭石之书，唐初为一大变局。书碑者多由名公卿士，非由下级佐吏之所为。故唐碑者，南朝章程、行狎二书之转化也。清末所言之碑学，其实是铭石之书学。康南海之争论者，北朝铭石书与唐代铭石书之优劣耳，亦或因痛疾当时流行之馆阁体而所发。
　　正是在这种风气的鼓荡下，碑学昌盛、帖学式微。又因科举废除，书判消亡。馆阁不再是书法的羁绊，各种书法风格，斑斓纷呈。民国伊始，西学东渐，书法便成为遗老们退隐后的一种生活手段和乐趣，而所书者，先帖而后碑，相互交融。这些都对中国书法抱有兴趣的年轻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二十世纪后半叶有所成就的书法大家莫不如是。吾师姚奠中先生便是其中之一。他的书法秉承清末之遗风，以铭石为基，融《张猛龙》、颜楷于一体，兼行狎书之笔意，形成了骨力雄强，厚重凝练，大气磅礴的独特风格，老而弥健。在中国现代书法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一页。
一
　　近代之书家就其成就而言，可分为两类：一是以文史哲为学术研究者，因爱好而涉猎书法，其风格多儒雅纯正，人们称之为学者书家；一是以美术为职业、书法作为一艺而不可缺之者，其风格肆恣张扬，形式多变，人们称之为艺术书家。以此论之，姚先生无疑属于后者。但就其风格豪放一面而言，先生亦当有艺术家之气质。
　　先生原名豫泰，字奠中。后以字行，别署丁中。号樗庐。1913年夏历5月生，山西稷山人。先后肄业于山西教育学院、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35年，转入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并考取章太炎先生的研究生。太炎先生故去后，曾在章氏国学讲习会预备班教授中国文学史。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先生辗转于安徽、四川、贵州、云南，先后执教于安徽泗县中学、安徽第一临时中学、安徽临时政治学院、安徽师范专科学校、四川白沙女子师范学院、贵阳师范学院、云南大学、贵州大学等。1943年春任副教授。1948年秋任教授，并兼国文系主任。1951年秋，调至山西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兼主任、古典文学研究所所长。
　　可以说，姚先生的一生是以学问为其追求目标的。孩童时即受在前清考取秀才的伯父慎修公启蒙。及长，考入运城菁华中学。这个学校是虽是新式教育，但聘请的教师多为地方名宿，学风比较传统，以读古书，写文言为主修。那一阶段，姚先生在老师李荐公、关芷洲、焦卓然的指导下，选读了《史记》、《十子全书》、《通鉴辑览》、《水经注》、《说文解字》、《薛氏钟鼎款识》、《剑南诗稿》、《古唐诗合解、《昭明文选》、《古诗源》等等，为后来的学问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先生菁华中学毕业后，考取山西教育学院。因为教育学院要求上过师范，所以姚先生半年后退学转到山西国民师范。那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后，国家多难，青年学生救国思想日益高涨，学潮迭起，姚先生也参与其中，因而被捕。监禁两个月后被押回原籍，严加看管。由此，姚先生被迫离开山西到南方求学，先入唐文治主办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后转入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唐先生是前清翰林，曾做过工商部侍郎，代理过尚书。接办南洋工学，创办上海交大，声名远播。唐先生是理学名宿，理学家多在涵养性情、克己安贫上下功夫，故动静语默，平淡恬然。唐氏虽主张博通，无门户之见。但其“沉静”的理学风范或给姚先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章太炎先生为俞曲园弟子，后来因政见不合而“谢本师”，但学问一途不逾门墙。曲园为晚清朴学重镇，主长杭州“诂经精舍”有年，著有《群经评议》、《诸子评议》、《古书疑议举例》。章太炎亦主张古文经学，兼治诸子，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著有《膏兰室札记》、《春秋左传读》、《国学讲习会略说》、《国故论衡》、《国学概论》、《菿汉三言》、《国学略说》等。受章太炎先生之影响，姚先生学术随之一变。以古文经学为门径，兼治诸子；以小学为基础，考据不舍文义。故姚先生在涵养上有唐先生之风范，而在学问上则属于章太炎之一途。
二
　　姚先生的学术道路无疑是受章太炎影响的。在苏州章氏国学会求学期间即在《制言》上发表《臧琳〈五帝本纪书说〉正》，毕业论文则是《魏晋玄学与老庄》。这两篇文章虽然一史一子是先生治学的开始，但反映出章氏门派学识的通博。抗战爆发后，先生颠沛流离，居无定所，在及其困难的条件下先后完成和发表了《古文〈尚书〉讲疏》、《〈大学〉讲疏》、《安徽学风》、《屈原的有无问题》、《书注与读书法》。这些著作与文章有的教学讲义，有的是学术史研究和读书方法的阐述，其中不乏学术探讨和学术争鸣。在贵州大学、云南大学和贵阳师范学院期间，先生利用教学之余，发表了《论治诸子》、《〈礼运·大同〉辨》、《〈庄子·内篇〉间绎》及《诗歌的生命与新旧诗的合一》、《由词之音律论苏东坡之知不知音》。并因教学需要，编写了《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和《〈庄子〉通义》。这一时期姚先生的学术脉络开始延伸，由经小学、史学、诸子而拓展到集部。经史子集，古称四部，浩如烟海。非有智慧和毅力者不能达。历代学者或先通而后专，或专而后博，亦或精于一部一题，虽有局限，但易于深入。然能通博通识，而有成就者，难能可贵。尤其对一位年轻的学者来说更属不易。因为姚先生所取得这些学术成果都是在一九四九年以前，那时他的年龄还没有超过三十五岁。
　　一九五一年，先生回到山西后，执教于山西大学。解放后，形势发生了变化，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们大都被打上了旧时代的烙印，故而首先遇到的是思想改造，随即而来的是各式各样的运动。五七年，先生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又被揪斗，关进牛棚，监督劳动。所遭受之痛苦和心里压力，可想而知。尽管如此，并没有能阻挡先生对学术的思考，他仍然在文学研究上取得了新的成就。五一年到文革前，他先后发表了《屈原其人其赋》、《试谈作为文学家的庄子》、《司马迁的传记文学》、《柳宗元的辞赋》、《柳宗元的诗歌》、《柳宗元的文论》，并编写了《先秦文学》、《汉魏六朝文学》和《唐代文学》。
　　姚先生的学术研究属于朴学一脉。朴学自顾炎武发蒙，至乾嘉而成学术之主流，世称“乾嘉学派”。他们的治学方法是识文字、通训诂、精校勘、善考证。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学术广博，笃守古训，主张“凡古必真，凡汉必好”。而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除“长于比勘，博征其材，约守其例，悉以心得为凭”外，则主张先立科条，纲举目张，同条共贯，无信不徵。可以说，“皖派”求真，“吴派”求古。但至其末流，则伤于繁琐。稍后之“扬州学派”则把辑佚、校勘、注释等研究手段熟练地加以综合利用，并兼顾训诂与义理。他们不仅讲究贯通群经，而且追求经学与诸子学及史学的融汇，注重经世致用。这种会通的学术见解被后来的章太炎发扬光大。姚先生的学术方法不易其帜，对个案问题，详尽考证，以小见大。而牵扯到思想观念则采用通论的方式，层次条理而清晰。如《杜甫的服色》，先生从官职、赐服等方面着手，以诗证史，从而得出结论：“杜甫像，宜画红袍。”诸如此类者，有《王之涣〈凉州词〉考辨》、《董解元和〈西厢记诸宫调〉考索》、《〈史记〉的〈律〉〈历〉本为一书说》、《〈庄子〉内篇间绎》、《〈礼运〉大同辨》，等等。而通论的文章，如《安徽学风》、《论治诸子》，以及后来对三晋文化的研究和他所写的许多序言。这些学术文章俱见于其著作《姚奠中讲习文集》。
三
　　清代“朴学”的产生虽然源于对明末“王学”的反拨，但其经世致用的思想所带来的效应便是“实事求是”。清人以音韵学破文字学，以文字学破经学，以经学破史学的方法，引来了了金石学的复苏。而金石学的的复苏与发展，不仅给古玩收藏界带来了新的契机，也使书法界产生了一场新的革命。清初以来，书法沿袭的是“二王”的老路，康熙重董，乾隆崇赵，阁僚士子莫不靡从。擘窠大字则非颜即柳，皆淑唐碑。江河日下，风格越来越局促、靡弱和薄俗。阮元《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两篇文章的出现，打破了已久的理论沉闷，人们开始从新的角度思考书法，传统出现了裂缝。
　　如果说金石学以古代铜器和石刻作为研究对象，其目的是从这些铭文的著录和考证中借以证经补史的话，它完全是一个学术问题。而“碑学”的提出，无疑则是书法问题。正是因为阮元“南北书派”的思考，才有了包世臣《艺舟双楫》著作的出笼，才有了何绍基、赵之谦等人继邓石如之后的实践，才有了由篆隶向北朝碑版的延伸。正如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尊碑》篇所说：“迄于咸、同，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姚先生在太原求学期间，而于省垣书法最为声誉者是常赞春、赵昌夑与柯璜。常赞春，字子襄，山西榆次人。清光绪二十八年中举，废除科举后，入京师大学堂。曾在山西大学、山西国民师范任文科教授。其博学多才，文史之外，擅长书画篆刻及金石考据。赵昌夑，字铁山，山西太谷人。前清拔贡。擅长篆隶、魏碑。柯璜，浙江省黄岩人，京师大学堂毕业。民国后，任山西大学美术教员、山西博物馆馆长、山西图书馆馆长。这些书法名宿的字，先生是经常可以看到的，耳濡目染，多有所取。尤其是常赞春任教于国民师范，其书法风采给先生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先生南方游学后，眼界大开。无锡、苏州皆为吴门胜地，文人荟萃。墨宝刻石，多在园林画廊。这对爱好书法的姚先生来说，游目骋怀最是切贴。再加上章氏及其门人注重国学，书法大都可观，而太炎先生小篆金文，散漫朴拙，别具一格。姚先生得其亲授，薪尽火传。姚先生书法中的朴拙与遒劲便来源于此，因而也形成了他后来的书法观念。
　　先生曾书《论书诗》十首，其中六首为：
　　殷甲周金汉魏碑，钟王以下亦称奇。功夫端在临池墨，骨力风神各异姿。
　　入木三分惊骨力，龙跳虎卧见精神。右军高躅谁能继，尚喜欧虞接后尘。
　　太原公子兼文武，书到贞观接二王。独喜清陈多骨鲠，柳家瘦劲亦流芳。
　　苏黄米蔡互低昂，香草酣恣各自雄。妩媚圆熟赵孟頫，相沿成派女儿风。
　　手挽狂澜非复古，山人笔下见新姿。名公矫枉赓双楫，博雅方能树异旗。
　　重帖轻碑骨力微，抑帖扬碑亦奚为！兼收博取形神具，无事矜奇自出奇。
　　诗中既有对古代书家的评价，也有先生对书法的见解。其中用词最多者是“骨”字和“异”字。在先生看来，“骨”字是书法的内涵和精神所在，“异”字是书法风格的独特性和多样性。
　　《姚奠中讲习文集》第二册《札记篇·课余随笔》七记有：“国文学会又有书画展览会，以诸生之请，余畀以书画十二幅。计行书四幅，魏碑一幅，钟鼎一幅，山水三幅，花鸟一幅，葫芦一幅，奔马一幅。”这篇札记记于一九四八年，说明先生在那个时候对书法已经是各体兼擅，风格已初步形成。当然这一切都是有渊源的。先生在同书第五册《访谈篇》中谈到章太炎对其书法的指点：“章先生提出‘汉碑头’、《天发神谶碑》、《三体石经》、《石门颂》、《郑文公碑》、《张迁碑》、《曹全碑》等碑刻，说要放的开，收的住。”章太炎关注的是上古，所以对学生的书法指点亦多在秦汉。故先生之篆书之构造宗《说文》，而书写风格则多出于汉碑额和《天发神谶碑》，横画入笔用切并多粗于竖画，刚健而遒劲，质朴而无华。其隶书除习汉碑外，对清代的隶书则取其精华，故无拖沓抖擞之态。先生之行草，由赵转颜，又旁参《阁帖》、傅山等，风格亦由妩媚转为雄强和浑厚。
　　先生之研究重点在文史，而与书法理论着墨不多，但略有所及则深入其里。先生有一篇《宝贤堂集古法帖及释文序》，先谈《淳化》、《绛》、《潭》、《大观》、《宝晋》之来龙去脉，再叙述《宝贤堂法帖》之底本与刊刻及拓本流传情况，详尽而条理。其书法观念多流散于他的序跋和札记中。
四
　　书法自古就是一种士君子文化，虽然古代铜器铭文与石刻书迹离不开百工的合作，但它的主体却是靠士人的书写完成的。魏晋以降，行狎书盛行于士人之书信相闻，遂即泛滥成风，文人墨客，皆以善书相标榜。唐代伊始，碑铭书丹，多为当时之名公。即是乡间草野，也属当地有文名者所书。故书法与文化之渊源，由来已久。也可以说，书法离开了文化，也就没有了灵魂。当然，这不是说每一个有文化的人必定都是书写高手，因为书法它毕竟是一门艺术，艺术是需要天赋的。在中国古代书法史的长河中，这种文与艺相辅相成的书家所占的比例应是相当大的。所以，古人对书法和书家的品评常常用等级和风格来判定，优劣随批评者的喜爱不同，多有偏差。对于姚先生，我们用现代的语言来说，他是中国书法史上一座不可缺失的路标。
　　今年夏历五月二十一，是先生百岁华诞。门生子弟，各界名公，书坛友人，议举寿觞，余以此小文为先生贺。并愿录先生老同学陕西师范大学教授贾则复和原《晋阳学报》主编降大任分别在先生八十寿诞和九十寿诞写的两首诗，与大家共赏，以观先生之雅望。
　　“弱冠朋辈许英豪，次日苍松干九霄。磐礡轮囷动宇内，任他骤雨与狂飙。”
　　“名标青简稷山姚，今有风流一代豪。翰墨云烟真浪漫，门墙桃李竟妖娆。曾经浩劫横身过，敢惜余年举烛劳。行见期颐倚老健，人师雅望泰山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