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锡珍带着子女来到姚竹修墓前祭奠
1941年，姚竹修与夫人杨锡珍、女儿姚舜华在马尼拉的合影
抗日外交九烈士中，姚竹修是唯一一位没有上过大学的——因为家贫，他考上了大学但没能上成。他去了上海美孚洋行当英文打字员，因为勤奋好学，1933年国民政府外交部招考，上海数百人应考，27岁的他成为唯一一名被录取者。从新加坡到马尼拉，姚竹修的主要工作就是抗日募捐。70年前，姚竹修被日军从领事馆抓走时，他的女儿姚敏华只有5岁，但她永远忘不了那一幕。
没能上大学，是他一生的遗憾
“我父亲很好学，生下两个孩子后，还天天看书到深夜，冷了就随手扯过妈妈的旗袍披身上，连上厕所都捧着书。”回忆起父亲姚竹修时，姚敏华、姚舜华姐妹都难以忘记儿时家里这最常见的这一幕。
姚竹修出生在苏州阊门外小木梳巷，因为家庭经济困难，在苏州桃花坞高中没有读完，就不得不辍学，那是1924年。30年后，他的大女儿姚敏华考上华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时，面对家里的困境，一度想弃学工作，母亲杨锡珍说：“你爸爸当年就是因为家庭生活困难没能上大学，导致遗恨终生。你爸爸在世时经常谈起，一定要你们四个受到良好的教育。”
辍学后的姚竹修跟随家人到上海谋生，父亲在太平洋保险公司失业后，到黄浦江码头加油站工作。18岁的姚竹修为了试一试自己的水平，报名考大学，结果考取了杭州之江大学，但仍由于经济拮据而未能深造。
后来，美孚洋行招工，姚竹修应聘做英文打字员，还兼任纱布交易所记账员。“洋行里很多外国人，讲话用英语，所以我父亲英文特别好。”姚敏华说。
姚竹修的大学梦在几年后勉强得以实现，在江苏交涉公署当科员时，他到“万国函授大学”就读。24岁时，他娶了杨锡珍。
姚竹修进入外交界的过程，让他的子女在70多年后，仍感自豪。“那是1933年7月，国民政府外交部招考，我父亲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后，就报了名。”姚竹修的二女儿姚舜华说，当时竞争的激烈，如同如今报考公务员，上海有好几百人报考。
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外语和外交知识。姚竹修在洋行的工作经历优势体现了出来，他又夜以继日，学习外交知识，加上自己的悟性，考试中，他和另外两人得以进入复试，到当时的首都南京考试。这一次，只留下了他一人，进入外交部欧美司，后在情报司任科员。
杨锡珍跟着丈夫来到南京，他们一家住在鼓楼黄泥岗88号，在这里住了三年。这期间，这位好学的外交部科员继续勤苦读书，翻译出版了《国家责任》，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美国国际法学家依格尔顿的著作。
被日军带走时，女儿吓得哇哇大叫
在1939年8月赴马尼拉前，姚竹修先后到土耳其和新加坡任职。1937年抗战爆发后，姚竹修在驻新加坡总领事馆的主要工作，就是从事抗日募捐等工作。他的工作如此出色，以至于从1935年出使土耳其时的委任一级，仅仅四年后，就升任到九级。“外交部的人都喊他‘活字典’，遇到弄不清的问题都会想到找他。”姚舜华说，这要归功于父亲通晓英语国家的风土人情，以及对外交条文的熟悉。
从新加坡调任中国驻马尼拉总领事馆随习领事后，姚竹修的工作除了抗日募捐外，还要部署太平洋战争华侨应急活动。他和同事们一起，募捐了1200万菲币，送到国内。
和姚竹修一起到马尼拉的，是他的妻子杨锡珍和二女儿姚舜华。出国前，杨锡珍刚生下小儿子姚铮华。没想到，姚竹修连这个小儿子的面都没有见到，就牺牲了。
姚竹修一家住在总领事馆，很多外交官的家眷也住在这里，他们的夫人彼此之间称“太太”。“我记得有位阿姨，非常年轻漂亮，经常弹钢琴唱歌，唱得可好听了。”姚舜华很久以后才知道，这位会弹钢琴会唱歌的阿姨，是王恭玮的新婚妻子。王恭玮和姚朱修等人一起被害时，结婚才两个月。
姚竹修被抓时，姚舜华只有5岁，但她依然记得那天的情景。“我们一家都住在领事馆里，日本兵闯进来时，我吓得哇哇大叫，但不敢大哭。妈妈抱住我，把我的头搂在她胸前。我们无力反抗，只能眼睁睁看着我爸爸被带走。”
丈夫们被日军抓走了，太太们带着孩子集中在一个领事馆外的一个大房子里。姚舜华记得，这个房子很大，中间有个大客厅，四周有很多房间，大家挤在一起住。她和妈妈与带着两个孩子的萧太太住其中一个房间。萧太太的丈夫是萧东明，也是九烈士之一。
看妈妈总穿黑旗袍，才知道父亲不在了
8位外交官刚被抓时，还允许家属探视。杨锡珍每天烧好饭菜给丈夫送去，姚舜华也跟着去了一次。“那时我不太懂事，就听见爸爸说，如果出了事，就去找谁谁谁，那是他的好朋友。后来才知道，他是在跟妈妈交代后事。那时他已经预料到自己可能再出不来了。”
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外交官的家眷们一直住在这个大房子里，大家没有收入，只能靠变卖物品度日。好在大家都相互照应，华侨们也经常接济，才渡过难关。“在那里，中国领事馆就是华侨的主心骨，外交官被抓，华侨们自然会照顾我们。”
60多年后，姚舜华进电影院看《金陵十三钗》，那段岁月再度回到眼前。“日军来轰炸，我不懂，看着天上飞机扔下很多‘酱油瓶’，落到地上就炸了。妈妈惊恐地说，这是炸弹，得躲。”
但妈妈有一次差点没躲过炸弹，“那天，妈妈伸头往窗外看，头刚缩回来，一块弹片嗖地飞过来，就是妈妈刚才那个位置。”姚舜华后来很后怕，“如果妈妈也不在了，我就成了孤儿了，在异国他乡，谁来管我……”电话那头，她的声音呜咽了。
那几年，每到夜幕降临，马尼拉家家户户都关门闭户。静夜中，姚舜华经常老远听见“啊——啊——”的惨叫，还有枪声。太太们说，那是日本人在杀华侨。惨叫和炸弹声音，现在还在她的耳边回响。再看电影时，如身临其境。“那时，父亲还不知下落，我心里已经埋下了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种子。”
姚舜华一直以为，父亲还被日本人关着。但不知道从哪天开始，她发现妈妈神情不对，“中国外交官的太太们都是穿旗袍的，那时开始，我妈妈总是穿黑旗袍。我就问妈妈，为什么老穿这一件。妈妈一把搂住我，大哭着说，你爸爸不在了。”
外婆带着孩子艰难度日
1946年，姚舜华跟妈妈回国时，已经9岁了。“很多外交官的太太都出国了，但妈妈还有三个孩子在国内，我们不能不回来。”
在国内的，是长子建华，大女儿敏华，和幼子铮华。姚竹修带着妻女出国后，三个孩子就由外婆带。抗战爆发后，他们和姚竹修失去联系，为避战乱，躲到苏州乡下。
“我那时没有了外公，外婆是个小脚老太太，带着我们三个，住到亲戚家腾出的一个房子里。”姚敏华说，那时她还不到10岁。家里没有收入，大哥就去了江苏昆山一家桐油行当学徒。自己则到一个亲戚家当小保姆，干杂活，洗尿布。弟弟太小，只能跟着外婆。后来她受不了苦，跑回外婆身边，拾柴、挖野菜。好在外婆的妹妹家境较好，时不时从上海寄一两百元钱来，可供勉强度日。
不过，两个孩子还是经常饿肚子，姚敏华经常带着弟弟吃“百家饭”。“就是到不同的亲戚家吃饭，一吃一个月，有的亲戚很远的，像姨夫的堂妹的婆家，舅舅的对象家，那时还没有结婚，我们也去吃了一个月。”从1942年到1945年抗战胜利，老太太带着两个孩子，在乡下呆了三年。
直到有一天，老太太接到上海亲戚的通知：女儿要从菲律宾回来了。抗战胜利后，杨锡珍先联系到在上海的堂兄，才终于打听到母亲和三个孩子的下落。老太太小脚走不了远路，去上海接杨锡珍的，是12岁的姚敏华。
“妈妈和妹妹是乘船来的，我到现在还记得妈妈穿的什么衣服。”1946年的那一天，客轮缓缓靠近上海码头，姚敏华站在人群中，一眼就认出了船舷后的妈妈，穿着咖啡色的西装，一看到码头上的女儿和亲人，就开始抹眼泪。
下船后，杨锡珍母女跟着人流走出来，姚敏华跑过去接她。“妈妈一路哭着跑过来的，一把抱住我就大哭起来。”
几十年后故人相见，潸然泪下
但父亲牺牲的事，她是后来才慢慢听妈妈提起的。
丈夫去世时，杨锡珍才31岁。她没有改嫁，靠丈夫生前的积蓄，在苏州买了房子，把母亲和孩子们都接了回来，让女儿都去重新上学。她还让她的弟弟妹妹都住到房子里，感谢他们照顾孩子。
杨锡珍没有工作，抚养孩子生活、读书，全靠变卖家产，后来不得不借债度日。这位只读过私塾的女性，遵照丈夫生前的遗愿，让孩子们都读书、上大学。“那时，女孩子读到小学就不错了，但我们姐妹都读出来了。”姚敏华说，她上的是师范大学，妹妹上的中专，这样选择是因为可以公费。她上大学的那年，杨锡珍卖掉一半房产，还了债。
2011年3月2日，杨锡珍去世。
70年过去，姚建华也已去世，姚家姐妹因为当时年幼，已经记不清父亲的模样。“听妈妈说，父亲一米七样子，很温和，说话很轻，也从不骂孩子。他是外交官，注重外表，谈吐得当，还教我妈妈读书和礼仪。”
姚家子女曾多次来南京菊花台拜祭过父亲。有一次，姚舜华遇到了杨光泩烈士的长女杨蕾孟，两个当年同时失去父亲的小女孩，如今都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这个大她几岁的姐姐说：“妹妹，你还记得吗？在马尼拉，我还教过你唱英文歌呢！”回顾那段烽火岁月，两人不禁潸然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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