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野名人传——姚汉源

姚波

巨野名人传——姚汉源
(2013-05-02 22:02:13)转载

姚汉源（1913—2009），巨野县巨野镇姚楼村人，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教授，我国著名的水利史学科奠基人和开拓者、水利史研究专家、水利教育家。1933-1937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37-1939年任清华大学助教，抗战期间远徙西南，任重庆大学助教、四川大学讲师。1946-1949年任公路总局技士。1950-1952年任江西南昌农业专科学校教授兼校务委员会主任。自1952-1963年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任教授兼副教务长，1963-1978年任北京水利水电学院教授兼教务长、副院长。1978年调入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在水利史研究室、华北水利水电学院研究生部任教授。1982-1988年任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第一任会长，1987年以后为研究会名誉会长。2009年7月7日逝世于北京，享年96岁。
姚汉源自幼酷爱历史，苦读史书。在长期的教学工作和研究过程中，深感我国水利史大有专门研究之必要。他自幼生长在鲁西南水灾频繁之区，从小耳闻目睹水灾给广大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使其很早便决心投身水利史研究，以借古鉴今。他长期在高校从事水利教育工作，为水利教育和水利建设人才的培养付出心血。他是水利史研究生教育的开拓者，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先后培养水利史研究生14名。姚汉源教授一生辛勤耕耘，自1937年发表第一篇研究论文《黄河旧账的翻检》以来，著书立说70余年，共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关于多沙河流泥沙利用的研究曾经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重视；京杭运河南旺枢纽的研究成为大运河工程技术研究的问鼎之作，揭示了京杭运河关键工程的历史演变及其在世界土木工程史中的地位。姚汉源先生著有《中国水利史纲要》、《黄河水利史研究》、《京杭运河史》学术专著多部，被认为水利史学科的经典之作。他先后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农业百科全书》、《中国水利百科全书（水利卷）》的主要撰稿人和分支主编。姚汉源教授一生以严谨的学风教书育人，以缜密求是的精神治学，为水利事业和水利史学科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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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利史研究与姚汉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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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涛     1986年姚汉源先生考察安徽芍陂遗址（中为水利史研究室元老朱更翎先生，右为时任水利史研究室主任的周魁一先生）

   1986年姚汉源先生考察安徽芍陂遗址（中为水利史研究室元老朱更翎先生，右为时任水利史研究室主任的周魁一先生）
    中国水利史研究，是学术园地中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最近20年来，水利史的专著中有几部出自姚汉源先生85岁至95岁之间，它们是：《中国水利史纲要》，《京杭运河史》，《黄河水利史》。这是一位毕生献身于水利史研究和水利教育的德高望重长者。是他在1962年在武汉水电学院首先开始了水利史的研究生教育，是他树立了以原始文献为依据的水利史研究严谨的学术风气，并将水利史应用型研究扩展到现代水利研究领域。我们将姚汉源先生治学生涯的几个片段节录下来，或许有助于我们领悟科学研究的真谛。
    一、不同凡响的见解
    1963年，中国水利学会在北京召开学术讨论会。当时正值黄河三门峡水库工程出现严重技术问题。原来苏联专家设计水库时忽略了黄河含沙量太大的特点，生搬硬套苏联河流的规划方案，因而水库建成后，泥沙淤积成了致命问题。如不改变原设计，用不了几年时间水库就会被泥沙填满而报废，几十亿元人民的血汗将付诸东流。一时间，人们把黄河的泥沙完全视为“洪水猛兽”，当作罪魁祸首。
    就在这次学术讨论会上，姚汉源教授提交了一篇题为《中国古代农田的淤灌及放淤问题——古代泥沙利用问题之一》的论文。他旁征博引，运用丰富、翔实的史料，论证了下述问题；泥沙问题自古就是黄河与其它北方多沙河流的症结，二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懂得黄河之水“一石水而六斗泥”；泥沙处理不好固然是害，但如处理得宜，未尝不可以造福于人。我国古代人民不仅兴水利而且兴沙利，因势利导，大搞农田放淤，取得了良好效果：
    早在二千年前的战国时期，魏国人民就兴建了引漳十二渠，开了综合利用多沙河流水沙资源的先河；
    也是在二千多年前，秦国人民修建了大型灌区郑国渠，利用泾水高浓度含沙中的丰富养料，“且灌且粪”，改造贫瘠土地，使关中成为农业经济发达的地区之一，为秦灭六国、统一中华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到了宋代，人们又利用黄河丰富的水沙资源，对黄河和汴渠两岸低洼地区实行“放淤”，形成了高潮。北宋的大改革家王安石亲自倡导了这一空前规模的工程，一次放淤土地达几十万亩；
    迄于明清时期，放淤固堤，利用泥沙，改造河道更已成为当时治河工程中的重要措施之一，不仅在黄河，而且在永定河、南运河等北方多沙河流上都得到了普遍推行。
    姚汉源教授在援引了这些雄辩的史实后指出，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利用泥沙，治理多沙河流的丰富实践，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经验可以借鉴，为今天所用；教训必须记取，不能再重蹈覆辙。这就需要我们对中国水利发展的几千年历史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姚先生认为，治理黄河的漫长历史已经表明，泥沙始终是黄河的症结，不解决这个问题，一切努力都会失败。他还认为，利用泥沙的丰富实践已经证明，治水需要有一套工程技术措施来保证，治沙同样需要有一套工程措施来实现。
    古语有“圣人出而黄河清”的说法。很早以来，人们便把治理黄河的希望寄托在水清上，而把黄河泥沙片面地视为祸害和包袱。姚先生的论文不仅使人们认识到黄河三门峡工程的根本失误之一，就在于没有重视对黄河史的研究，没有把治沙问题放在首要位置，而且从历史角度给人们提供了新的启迪，开拓了人们的视野，纠正了以往对泥沙问题的片面认识，而他提出的变沙害为沙利的思路，则无疑为今后解决黄河泥沙问题、综合利用黄河水沙资源，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的途径。这些结论完全是从对中国水利发展的悠久历史的研究中得出的，在当时确是使入耳目一新的见解。
    这篇论文立即引起了水利界人士的极大兴趣，而且得到有关领导同志的重视。当时的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同志，曾向周恩来总理推荐过这篇文章。
    接着，姚先生又写出了古代利用泥沙问题之二和之三。透过对大量史料的分析研究，进一步阐述了古代利用泥沙的思想和具体措施，为今天的治黄治沙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是，这两篇论文的正式发表却在十年动乱之后，时隔十七年之久。
    1980年，《中国水利》杂志上发表了《从历史上看北方多沙河流的水利特征》一文。这是姚先生多年来研究古代泥沙问题成果的一个概括和总结，该文荣获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科研成果一等奖。
    任何学术上的建树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姚先生对解决黄河泥沙问题的重要见解，正是他几十年孜孜矻矻从事水利史研究的辛苦结晶。
    二、一个独特的规划
    1956年，党中央号召向科学技术进军，春风在神州大地吹拂。武汉水利学院的教师们意气风发，人人都在制定自己的十二年科技研究规划。
    姚汉源教授也制定了自己的规划，但这个规划的内容却与人们迥然不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系统地总结、研究中国水利发展的历史，为今天提供借鉴。他要在已有的长期资料积累的基础上，再用十年左右的时间系统整理出一部《中国水利科学技术史》，并培养出一批研究中国水利史的骨干力量，逐步形成并不断健全和发展中国水利史研究这一学科。
    在这所培养现代水利工程师的学院里，大家的规划都是瞄准新的、洋的，而姚教授的规划却是对着“土”的、古的作文章。对此，当时有许多人感到难于理解。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搞现代科学与研究历史有什么联系？也有人纳闷：学工程的人能搞得了历史吗？
    怀疑和不理解丝毫不能动摇姚先生的信念。他坚定不移地把自己的规划一步步付诸实践，同时一有机会就反复宣传自己的主张：从几千年水利的兴衰中可以看出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可以获得规律性的启示，可以使今后少走弯路。姚先生认为，我国近代科学的落后，导致无数志士仁人奋起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以求强国富民。这对振兴祖国，厥功甚伟。但由于近现代科学技术大多从西方求取而来，因而也往往使人们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史，特别是水利发展的历史的研究不够重视。他对比了中西历史、自然地理条件和水利事业的差异后指出：“西方各国相对说是小国寡民，或历史较短，或水利问题简单，或历史资料积累较少等等。反之，我国疆域广阔，抵得上整个欧洲；自然条件复杂，无论气候和地理情况都千差万别；河流湖泊众多，一国境内有两条长达5000公里以上的大河和五千多条流域面积在一百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历史悠久，自秦汉形成人一统的国家已有二千多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而且历代都重视水利开发和水政管理，水利历史经验的积累，各种水利史料特别丰富，仅以文字记载一项，粗略估计的字数就不下一亿。这样一个国家的水利史实际上是一个世界性（东方世界）的历史。这样的国情就要求开展必要的水利史研究，从中吸取规律性的、方向性的经验，大大丰富我们的水利科学。”
    实际上，我国自古就注意水利经验的总结，编辑水利文献具有极为悠久的良好传统。早在公元前一世纪就有《史记•河渠书》的出现，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水利通史；以后又有水利断代史，专业水利史，河流水利史，水利工程专史，水利法规，水利施工规范以及水利总结，汇编、丛书等等。无沦全国性或地区性的史，志中，都有大量的水利发展的专篇或专章。记述水利的文献体裁有文，有诗，还有以图为主的著作，真是丰富多彩，蔚为大观。到了近代，这一传统虽然并未完全断绝，仍有一些著作出现，也有人尝试用现代科学方法整理前人经验，可是总的说来却寥若晨星。因此，姚汉源先生为了发掘祖国的极为宝贵的水利遗产，选择了这条冷僻而艰巨的道路，决心为使我们这个水利大国和水利古国献出它埋藏的无数奇珍异宝。
    由于环境的薰陶，姚先生从小酷爱历史，酷爱祖国悠久灿烂的古代文化。远在中学时代他就博览群书，通读了《资治通鉴》、《九朝纪事本末》和大量史籍，为他后来从事水利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史学与文献基础。他的家乡在山东钜野，地处黄河之南，自古就是多灾多难的地方。黄河的水哺育他成长。他从小耳闻目睹了奔腾不息的黄河是怎样滋润两岸土地，又怎样吞噬着两岸的田禾民居。黄河的历史与现状时刻萦绕在他心中。凡此，都促使他在决定毕生志向时毅然选择了水利专业，1933年他考入清华大学土木系。仅仅3年之后，这位胸怀远大志向的年轻学子就在清华校刊上发表了第一篇水利史研究论文：《黄河旧帐翻检》，提出只有认真研究黄河的变迁和治黄史，才能办好黄河的事情。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到了西南，先后辗转于贵州、昆明、重庆和成都等地任教。由于他在水利和历史两方面的广博学识，使他担任这两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都能胜任愉快。自这时起，他便开始系统地搜集有关水利的史料。在黑暗的旧中国，即使是很热门的专业，也难于施展一个人的才智与抱负，搞水利史这样的冷门当然更无人问津。新中国的成立，使姚先生的夙愿终于得以付诸实践了。
    从1953年起，姚先生担任了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副教务长。1964年以后任北京水电学院副院长。在繁重的教务工作和接二连三的运动，几乎使他难于安稳地坐下来。但是就在这种情形下，他也从未舍弃自己的目标。每当夜阑人静之际，他便翻开一部部厚厚的线装书，不断丰富和扩展各方面的资料，仅仅是精选的水利史料和洗练的分析评述，就密密麻麻地记录了六大簿。他不断思索和探讨着这成千上万条历史信息后面的内在联系。到六十年代初期，他完成了60多万字的《中国水利史讲义》的纲要。整理成书，仅仅是时间问题。
    正在这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浩劫冲掉了姚先生为建立水利史学科而制定并已初步实践的规划。
    三、求实的精神
    西汉末年，黄河发生大决口，洪水泛滥横流几千里。由于当时政治动乱，黄河决口达六十年未能堵塞。东汉前期出了一位治河专家王景，他使黄河顺轨，并与汴河分流不悖。王景治河一直在历史上被传为佳话，据说从此黄河出现了相对安流八百年无大患的奇迹。这在黄河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情。因此，人们一直在探究王景治河的奥妙，试图从中获得当今治黄的良方。
    历史的真象是否真正如此呢?有的学者提出“植被说”，认为黄河“相对安流”时期是由于黄河中游的植被得到恢复，黄河的泥沙减少，因而河患也随之减少。这是否也有道理?姚先生感到问题不那么简单。这样的根本性问题，正需要水利史研究工作者来认真回答的，而决不能人云亦云。他系统而全面地研究了有史以来关于黄河变迁的记载，研究了历代黄河流域的政治经济状况，一个又一个的疑团开始在他脑海中升起：
    王景治河的基本措施就是修筑堤防及其辅助工程“水门”。王景之后，特别是明清以后我国的堤防技术日益成熟，堤防制度日益完备，这是王景时期所不能同日而语的。如果王景靠这些办法治河能管八百年，那么为什么后代靠同样甚至更完备的方法只能管三、五年，乃至年年河患不断？
    人们常常说“王景治河，千年无患”，可是史籍上明明记载着王景治河不久就出现河患。再仔细检索一下各种史料还可进一步发现，河患不是几次、十几次而是几十次。这怎能说是“千年无患”呢？
    如果说黄河“相对安流八百年”是事实，而其原因又是因为黄河中游的植被得以恢复，那么，植被恢复需要多少时间？植被一恢复黄河的泥沙问题是否就解决了，下游的河患就马上减少了呢？倘若是这样，那么周代以前植被保护很好为什么还有固定王五年的黄河大改道呢？再往前溯，为什么还有商汤时期的盘庚迁都呢？
    这一连串的问题促使姚先生一定要揭开黄河“相对安流八百年”、“王景治河千年无患”之谜。他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不停地搜寻，全面地、客观地分析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状况以至社会生活中与之有关的一切材料。接触的材料越多越使他坚信：王景治河虽然很有成绩，但决不是千年无患；植被的变化固然会影响水土的流失，但黄土高原的形成是地质时期的事情，远在人类出现以前，即便两岸没有水土流失，河体本身的下切冲刷也会带走巨量泥沙。经过一段时期的艰苦工作之后，1982年已经到中国水科院工作的姚先生在国务院召开的“黄淮海平原战略规划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了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提交了一份题为《二千七百年来黄河下游历史真象的概述》的重要论文。在这份长达二万字的论文中，姚先生提出了对王景治河以及“黄河千年无患”的初步见解，认为：王景治河是利用了黄河在几十年自流中冲出的一条地势较低、较为顺直的新槽，再以堤防约拦大水，因而使河道稳定了一段时间。但不久就出现了我国北方持续几百年的战乱，使黄河堤防遭到严重破坏，残缺不全。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堤防不可能得到整修，黄河水又四处漫流。但是当时黄河下游两岸湖泊多，支流多，它们与黄河干流息息相通。每遇黄河大水，两岸的支流、湖泊便成为黄河分洪、蓄洪、滞洪的路径和场所，八方联成一气，无所谓堤防决口，也就无所谓河患，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只有“大水”的记载而无“决溢”、“河患”记载的道理。由于黄河下游支流和湖泊的分流蓄洪作用，黄河的巨量泥沙也被分散到各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湖泊和支河也逐渐被黄河泥沙淤塞填平而失去作用。隋唐以后，消除了战乱割据状态。黄河堤防重新得到系统的整治，黄河的泥沙又只能堆积在两道堤防之间，使河槽逐渐抬高。于是，到五代时期，黄河决口又频繁起来。
    姚先生从大量的史料中所揭示的这一真象，使人们开始步出“王景治河千年无患”的迷宫，引起关心治黄史的各方面人士的极大兴趣，使人们去认真思考历史上各种治黄措施的得失利弊，思考人为的作用与自然的反作用之间的辩证关系。它也充分说明姚先生在处理学术上的问题时探求真理的求实精神。
    水利史是一门边缘学科，所涉及的面广，专业性又很强，它不但与现代水利科学的各个专业不可分割，还与有关的学科，如农史，水运史、历史地理，以及文物考古等专业的研究密切相关。只有全面掌握和了解这些学科的研究情况，才能高屋建瓴地把握住水利史研究的深度和发展方向。
    为了研究春秋战国及以前时代我国的水利发展史实，姚先生对古文字学进行过深入的钻研，他曾写下几万字的《鄂君启节考释》（未刊稿），从古文字学和水利史角度，对许多争论的问题加以考释，得出独到的见解。在多年深入钻研古文献基础上，他还写出了六十余万字的《左传地名考释》（初稿），运用音韵学等方面的研究，对《左传》中所涉及的地名，一一作了考订和详释，为《左传》和与《左传》有关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便利。这在《左传》研究中还是仅见的。为了对古代水利建设的历史政治背景和社会条件有更全面的了解，姚汉源教授还曾潜心研究过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尤其对宋明理学的钻研深度，绝非寻常涉猎史学者所能及。目前，他正为中华书局标点校勘《王龙溪先生全集》。
    不仅如此，姚先生对现代水利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十分关注，1980年，他与人合作，翻译出版了52万字的美国C．H．佩尔主编《喷灌》一书。
    正因为有了这样广泛研究的基础，姚先生在水利史研究中，能及时地选择与现代水利建设和研究中关系密切的重大课题。如前述对泥沙问题的研究，又如《京杭运河史》，不但对千百年来中国运河工程技术发展过程及其特点进行全面总结，而且对今后“南水北调”东线方案也可提供重要借鉴。
    “中国人如果对自己历史的研究还不如外国人，则上无以对祖宗，下无以对子孙”。这是姚先生常讲的一句话。事实上，过去由于各种原因，对某些领域的研究我们确实重视不够。就以水利史研究而论，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成立了 “中国水利史研究会”，是一个拥有土木工程界和历史学界学者的100多人学术团体。40年来，他们陆续出版了二十多种关于中国水利史的研究专著。相比之下，我国的有关研究却因人力分散，没能很好地协调一致地组织起来。有见于此，在姚先生的积极倡议下，经过有关部门许多同志的共同努力，1982年4月在古代水利工程都江堰，成立了“中国水利史研究会”。不久，一些省市也相继成立了研究伞。我国的水利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82年10月，姚汉源先生以水利史研究会会长身份邀请了日本“中国水利史研究会”学术代表团来华访问，与中国的水利史研究工作者进行了学术交流。姚汉源先生对来宾说，水利史研究才刚刚迈步，今后的任务更艰巨。人到晚年，更感觉时间的宝贵和紧迫。为了水利史学科的繁荣，我愿奉献出最后一滴心血。自此以后的20年，姚先生果然笔耕不辍，他的专著在他80岁以后陆续出版，成为学术界少有的学者。
    备注：作者郭涛，现为中国建筑总公司党组书记，副总经理。1981年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研究方向中国水利史。曾任中国长江三峡总公司副总经理，成都科技大学管理系主任，教授。
（此文写于二○○八年五月，编辑：谭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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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史学科的奠基者、水利教育家姚汉源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召开

发布时间： 2013-02-06

来源： 水利史研究所

2013年2月3日上午，著名的水利史学科奠基人、水利史研究专家、水利教育家姚汉源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在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召开。参加纪念会的有中国水利学会副理事长、原水利部办公厅主任顾浩，原水利部科技司司长、中国水利学会秘书长戴定忠，原水利部农水司司长冯广志，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社长汤鑫华，水利部办公厅巡视员陈茂山；周魁一先生等姚汉源先生的学生；姚汉源先生的生前好友；姚汉源先生的家人；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杨晓东，副总工程晓陶，综合事业部副主任邓湘汉、离退休处处长张欣等部门负责人和水利史研究所、防洪抗旱减灾研究所职工、学生等50余人。 纪念会由中国水科院水利史研究所所长吕娟主持。姚汉源先生的学生、中国水科院副总工谭徐明介绍了姚汉源先生的生平和取得的学术成就。吕娟所长介绍了水利史研究所的发展概况、研究成果和未来发展方向；马建明副所长宣读了致姚汉源家人无偿捐书的感谢信，并由杨晓东副院长向姚汉源先生的家人颁发捐赠证书，由周魁一先生向其家人赠送了姚汉源先生珍贵照片。家人、专家和学生纷纷对姚汉源先生进行了深切地缅怀，回忆与姚汉源先生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相处时的点点滴滴，高度评价了姚汉源先生的人格、学术成就与学术地位，尤其赞扬姚汉源先生对水利史学科的奠基、坚守和开拓，以及对水利教育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杨晓东副院长最后发言指出：“一个学科的开创是很艰难的过程，水利史学科的发展尤为不易。对历史不清楚，对未来就无法把握，水利史学科在未来的发展方向上要按照十八大要求，在资政、教化、存史等方面充分发挥优势，为现代水利服好务。感谢姚汉源先生及其弟子们对水利史学科的坚守和做出的贡献，感谢姚先生的家人对水利史研究的支持。” 纪念会在温馨、温暖的气氛中结束。 杨晓东院长总结发言 与会代表与家属合影 附：姚汉源先生简历： 姚汉源先生1913年出生于山东巨野，1937年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是我国著名的水利史学家，中国水利史学科的奠基人。1937-1939年任教清华大学，抗战期间远徙西南，任教于重庆大学、四川大学。1946-1949年任公路总局技士。1950-1952年任江西南昌农业专科学校教授兼校务委员会主任。自1952-1963年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任教授兼副教务长，1963至1978年任北京水利水电学院教授兼教务长、副院长。1978年调入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在水利史研究室、华北水利水电学院研究生部任教授。1982至1988年任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第一任会长，1987年以后为研究会名誉会长。2009年7月7日逝世于北京，享年96岁。 姚汉源教授长期在高校从事水利教育工作，为水利教育和水利建设人才的培养付出心血。他是水利史研究生教育的开拓者，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先后培养水利史研究生14名。姚汉源教授一生辛勤耕耘，自1937年发表第一篇研究论文《黄河旧账的翻检》以来，著书立说70余年，共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关于多沙河流泥沙利用的研究曾经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重视；京杭运河南旺枢纽的研究成为大运河工程技术研究的问鼎之作，揭示了京杭运河关键工程的历史演变及其在世界土木工程史中的地位。姚汉源先生著有《中国水利史纲要》、《黄河水利史研究》、《京杭运河史》学术专著多部，被认为水利史学科的经典之作。他先后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农业百科全书》、《中国水利百科全书（水利卷）》的主要撰稿人和分支主编。姚汉源教授一生以严谨的学风教书育人，以缜密求是的精神治学，为水利事业和水利史学科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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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汉源：情系水利秉笔春秋
2010-12-09
    人们不应该忘记历史，有一位老人用他深邃的目光锁定前人留下的足迹。他穷其一生研究历史，在中国水利史研究轨迹上烙下了自己的名字。他，就是中国水利史研究会创始人、中国第一个培养水利史研究生的导师、中国水利史研究的领军人物———姚汉源。
与水结缘无悔选择
    1913年，姚汉源生于山东省巨野县一个农民家庭，15岁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在校时就喜读古书，对历史研究的兴趣颇浓。生长于黄河边，自然也就与水结缘了。幼时黄河、洙水的连年水灾使他记忆深刻，立志治水的朴素想法慢慢在心中形成。
    “小时候记忆最深刻的就是黄河发大水，两岸的百姓深受水患之害，都痛恨洪水，这也是我为什么后来学习水利的原因，就是想治水。当时，老乡们对付水的办法就是堵，其实这种办法很不正确。如果我们遵循洪水的规律，给它留出一个出路，就是现在所说的给洪水以出路，就不至于泛滥成灾。”
    对治水的钟情,他一刻也没有改变。21岁那年，他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因为当时的大学没有单独设置水利专业，多数列入土木工程系科之中。进入大学后，姚汉源开始对中国水利史进行研究。除工程功课外，他阅读了大量历史方面的书籍。1936年，他发表了自己第一篇水利史文章《黄河旧账的翻检》。
    “中外学者虽有些水利史著作，但多半是附带研究，很少把它当作一门学科。特别是把一个国家的水利发展史当作一门学科进行专门研究。中国是农业大国，也是水利大国。历代治河防洪积累了大量经验，还有许多水利专著，这些都为中国水利史的研究提供了优越的条件。我国历史持续数千年，将来万年永昌，水利事业与之共长久，所以不能忽视对水利史的研究。”
    姚汉源个性耿直，对待事情有一份自己的坚持和客观的看法。当时由前苏联专家设计的三门峡水库，由于生搬硬套前苏联河流的规划方案，忽视黄河含沙量大的特点，以致水库建成后，泥沙淤积引发致命问题。1963年中国水利学会在北京召开学术讨论会。姚汉源提交了《中国古代的农田淤灌及放淤问题》的论文，引起水利界人士的极大兴趣，并得到有关领导的重视。当时长江水利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同志，曾特意向周恩来总理推荐了这篇文章。
    “我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北宋时王沿说：‘夫漳水一石其泥数斗。古人以为利，今人以为害，系乎用于不用者尔！’王沿的意思是：漳水虽多泥沙，利用它就可以兴利，不利用就是害。多沙河流的水是资源，我国历史上把泥沙也看作资源。水沙应同样重视，各有利有害，不是一利一害。古代劳动人民通过生产实践，掌握了关于泥沙的有利的一面，用它来兴利。黄河两岸肥沃的土地就是泥沙淤积的结果。”
    姚汉源今年已是93岁高龄，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也经历了“文革”时期，但从来没有放弃或停止过对学术的研究。“文革”时期还因研究水利史的需要，进一步钻研了历史、地理及文字学。至今，读书研史仍是他的唯一爱好。
往事难忘桃李天下
    姚汉源对中国水利史研究会的成立倾注了心血。在他的推动下，1982年，水利、农业、交通、历史、地理、考古等有关方面学者齐聚一堂，创立了“中国水利史研究会”，隶属中国水利学会。姚汉源担任了第一任和第二任会长。从此，水利史研究这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成立了中国水利史研究会。中国水利史是一门小学科，当时还没有得到重视。很多研究的开展很困难。而在日本，早在1965年大阪市立大学教授佐藤武敏等人，就成立了中国水利史研究会。20年的时间，他们出版了《宋代黄河史研究》《清代水利史研究》等十几部专著，深受学术界重视。我认为，发掘祖国宝贵的历史遗产，我们应该是责无旁贷的。如果我们对中国水利史的研究还不如外国人，则上何以对祖宗，下何以对子孙！后来有了中国水利史研究会，中国水利史研究的同仁们终于有了交流和探讨业务的舞台。”
    除了是一名学者，姚汉源还是一名教师。他开中国水利史研究生培养之先河，1962年便开始培养水利史研究生，但是由于当时刻板条件的限制，他一直没有带过博士研究生。
    “我从来没有带过博士生，这是我一辈子的遗憾。因为当时国外没有水利史专业，没有相应的学科设置作参考，所以博士点就一直没有批下来。还好后来周魁一申请了下来，算是做了一点小小的弥补。”
    他治学态度严谨，对学生的论文要求严格。据说，有次有位学生的论文都修改了五六遍了，可还是通不过，急得都要哭了，最后还是在姚老师的亲自指点下才得以完成。
    “我对学生在学术上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就是要求他们好好地查资料，下工夫。治史就要不断地查资料、泡图书馆，和其他学科相比，是枯燥了点。那时候，学生为了写好论文，一两个月内每天都来一趟，后来我就手把手地帮他们改，现在拿出来，当时他们写的文章现在都可以做专著了。当时有个学生研究北京水利史，现在已经是研究北京水利史的专家了。我教学生实际上是教学生一种方法，一种研究的方法。”
钟情汗青矢志长存
    姚汉源精神很好，近两个小时采访过去了，依然兴致勃勃。如今的老人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就是看书。太阳好的时候，老人喜欢坐在那间书房兼卧室的小屋里，畅游在书海史籍中。对于七大流域的水利史研究，他还有诸多建议。
    “中国七大流域的水利史研究，客观地说，都还很薄弱，有很多值得深入研究的地方。现在研究水利史的人还比较少，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人来研究水利史。实际上中国搞水利的历史在世界上是最长的，工程上成功的例子也是最多的，最有可借鉴意义的。可是现在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反而比较少。中国水利史仍然是一门小学科，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不够。我的一些学生或者去学习西方的水利工程去了或者转行不搞水利了。可是我仍然坚持中国水利史研究，我仍然关注我的本行。”
    就在我们要结束采访的时候，得知姚汉源的力作《中国水利史纲要》（1987年版）已再版。但遗憾的是，该书是作为上海人民出版社《专题史系列丛书》的一部出版的，并且已改名为《中国水利发展史》。尽管如此，姚汉源仍然十分欣慰。他告诉我们：“我最大的期望，就是能有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来关注中国水利史的研究，宣传中国水利史的研究，有更多的接班人。”
    对于中国水利史研究的执著，耗尽了他毕生的心血。岁月在他脸上刻下了痕迹，也印下了中国水利史研究所走过的坎坷道路。可是对于中国水利史，他痴情不改。他的一生，就好像是一部中国水利史。
档案
1913年生，山东省巨野县人。中国水利史研究的开拓者，组织创立中国水利史研究会。1937年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南昌农专教授兼水利科主任、校务委员会主任，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教授兼副教务长，北京水利水电学院教务长、副院长，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教授。1982年起，担任中国水利史研究会会长，1988年改任名誉会长。从1962年起先后培养了13名硕士研究生。
主要著作有：《中国水利史纲要》（获首届全国科技史优秀图书一等奖）、《京杭运河史》、《黄河水利史研究》等。水利史方面的论文数十篇约60万~70万字，均已发表。上世纪80年代以来，曾先后担任《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水利卷》《中国大百科全书·水利卷》编委及水利史部分的编审，并为《中国水利百科全书》撰写了共6万余字的条目。同时作为主审人审核了《中国水利史稿》及黄河、长江、太湖、珠江等各大流域水利史专著。

姚波

笔底春秋与运河学问——姚汉源先生与《京杭运河史》

谭徐明 大运河是中国历史一个不能绕开的话题，也是当今的水利仍然需要重视的古代水利工程。如同对大运河的隔膜不可能通晓祖国历史，同样没有对大运河的起码了解，以及与之相关的黄河、淮河、海河近700年的演变及其影响，就无法了解传统水利工程的科学与文化价值。这是我对导师姚汉源先生《京杭运河史》一书10年来由表及里的阅读体会。10多年前一位年逾八旬学者的担当，给我们留下的《京杭运河史》，是一部有关大运河的问鼎之作，是2000多年间中国社会背景下，与江河演变、湖泊消长共命运的大运河史，既有工程演变的清晰脉络也有工程运行机理的科学阐释，更有直面历史对运河负面影响的客观分析。 1995年，姚老师动笔撰写《京杭运河史》时已经82岁。当时我对他的精力和身体的担心更甚于对这部专著的期待。那是10多年前，我只是凭着对运河不多的了解，所能想到的工作量。今天，在完成了大运河遗产构成和科学价值分析科研项目以后，这部书的实际价值远远超过我当年的估计。这部超过100万字的著作，建立在丰厚的史料基础上，重考据，直入一个个研究对象的实质，是真正关于运河的学问。 1998年《京杭运河史》正式出版，在当时远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2006年,大运河申遗列入国家申遗预备名单，对运河工程的科学价值评价，是大运河申遗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自此7年来有更多的学者开始阅读这部书。今天书已经脱销，在盛产著述的当下是少有的。我和我的科研团队有幸参与运河遗产的研究，真正开始了《京杭运河史》的深度阅读，以及对其中养分的汲取。 自春秋战国至清朝政权消亡，在这长达2500多年历史时期，中国中东部平原曾经形成了两条纵贯南北，沟通东西的大运河，这是先后以隋唐长安、洛阳，北宋汴京（今开封）为目的地的隋唐宋大运河，以元明清北京为目的地的京杭运河，它们共同承载的使命是向都城运输粮食（即漕运）。前一条大运河的肇始是春秋战国由诸侯国向一统大国的过渡时期，终结于金兵南下和北宋政权瓦解。发生在北宋与南宋更替的历史节点的还有黄河大改道。1128年北宋守军为阻止金兵南下而掘开开封黄河大堤，使处于改道前夕的黄河顺势而夺汴河、泗河，于淮安与淮河汇合，经由淮河下游水道入海。黄河这一改道历时700年，导致了黄淮海流域江河水系巨变。正是这一改道，成就了后一条运河即元明清大运河，现代所称的京杭运河的建设。 元代北京通惠河和山东会通河的开凿，将黄河改道湮废的前代运河重新联系起来。相比于隋唐宋大运河，京杭运河的技术问题更加复杂。江苏淮安至山东临清运河路线的缩短一半，带来了穿越黄淮海流域的山东西南丘陵区高达50米的地形高差，水源的供给、水道水位的控制等工程技术难题，还有黄河洪水及其巨大泥沙淤积对运河的干扰。为了确保大运河的运用，700年来，在运河沿线兴建的水利工程之多，类型之丰富，维护工程之艰巨前所未有。在黄河泥沙塑造下，700年间在运河与黄河、淮河交集区域，不仅黄河两次、淮河一次大改道，还有与黄河相关若干河流变迁、湖泊消长。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条运河能够像京杭运河承载如此多历史文化，经历沧海桑田的巨大演变，以及区域内如此密集富有创造力的古代水利工程。但是，20世纪以来无论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对大运河都缺乏有深度的研究。20世纪末，姚先生的《京杭运河史》填补这一缺失。 大运河连通我国东部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太湖、钱塘江六大水系，姚先生的研究，并不只是京杭运河，而是自运河起源期自至20世纪初漕运的终止，跨越2000多年。有很多运河河段或前生不知所源，或终迹茫然，是需要作专题研究的难点。运河沿线与自然河流、湖泊的连通区域往往是枢纽工程的所在。这些关键工程产生的自然环境，演变的进程，工程规划、工程建筑、运行机理等并无系统的记载，需要一一理清。此外运河的管理是自中央到地方庞大的组织体系，技术管理与行政管理交叉纵横。《京杭运河史》循着京杭运河的主线，但有河道、工程便有始末的考证，自春秋战国至清代关键工程无一疏漏。 姚先生是水利出身，重视对研究对象的实地考察。他撰写《京杭运河史》虽然历时4年，却是他数十年执着研究的回报。1966年他自山东寿张县张秋镇出发，沿运河南下，经行会通河、中运河、淮扬运河、江南运河至苏州，这是1949年以后对大运河的第一次科学考察。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他撰写的有关运河、黄河、淮河和海河流域的研究论文有30多篇之多，其中北京通惠河水源高梁河水系、南旺枢纽等，研究论文尤其精辟，这些论文构成了《京杭运河史》基本内容。姚先生厚重的考据功力在本书的著述中得以充分地展现。比如春秋战国时期古运河的起源书中不到3000多字，注释部分竟大大超过正文，我在做运河遗产研究时，从书中相关问题的阐述和结论，去追问依据，对《京杭运河史》丰富的史料基础，以及他对资料的消化能力有了新的认识。专著中会通河章节是最精彩的部分，他对这一地跨黄淮海枢纽工程的复原，是凭借他跨学科的学术能力实现的。 姚先生治学是仁者治学，随时记得为后学铺路。他在《京杭运河史》中设了文献要略章，系统地梳理了元明清三代运河文献，这是深入研究的重要资料引领。《京杭运河史》附编“浙东运河史考略”，已经超出了京杭运河的范畴，但是仍然以同样的重视，他对浙东段运河起源及演变的开拓性研究成果填补了空白。《京杭运河史》是运河研究的重要奠基，2006年以来所有参与大运河遗产研究、运河保护规划编制的研究和设计者无不从中获益。 大运河复杂纷繁的工程设施、水道演变，与黄河不断决溢形成的泛道纠结在一起，与淮河和海河诸水系形成相互影响和制约。当研究者一步跨入其中，谁都会感到头绪纷杂。姚先生根据运河与自然河流的关系，将京杭运河分为8个河段，考察其渊源，工程设施构成与沿革。他这一具有开拓性的运河研究方法，对我们认知运河也有莫大的好处。我们对大运河遗产价值分析就是受益于这样的分段和研究方法。一旦清晰地将运河宏观把握与微观认知融为一体，这个研究过程带给我们的就是科研难得的享受。我从《京杭运河史》获益的不仅仅是学问，还有分析的方法与思路。 20世纪初漕运终止，大运河固有使命随之完成。没有国家强制性的运河水资源调配，大运河不同河段后来的命运不尽相同。大运河似乎离现代社会渐行渐远。其实大运河依然是今天水利事业重要的部分。通惠河是今天北京重要的防洪水道，北运河、南运河分别是海河北系和南系的干流，淮扬运河是淮河入江水道，济宁以南至杭州运河至今仍然通航。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有约60%河段利用了运河水道。徐乾清院士生前曾经指出运河工程和运用对黄淮平原自然环境有很多负面作用并影响至今，是需要从历史来研究的。如果不对运河史有所了解，很难读懂他对黄淮海平原水灾害根源的分析。大运河是有关江河、有关历史、有关水利科学的学问，只要从事水利工作，都有研究的必要。而《京杭运河史》对不同学养、知识或专业背景的人可能有多方面的阅读和收获。《京杭运河史》不是让人可以轻松阅读的专著，考证和阐述往往是出自多个来源史料的消化，集合了水利学、历史学等多视角的分析，可能失于文字雕琢和整理，行文与时下风格也有出入。曾有人建议在此书的基础上，做条理性的归纳，并增加难点技术的注释，使之便于阅读。《京杭运河史》体现了姚先生的学问风格，从中得见古代水利的博大与精深，由此或可引出运河及与之有关太多需要研究的问题。《京杭运河史》是运河学问的研究源泉。求实的治学态度与不断深入的研究成果是纪念老师的最好方式。 （作者为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

姚波

水利史研究的力作——读姚汉源《黄河水利史研究》

水利史研究的力作
——读姚汉源《黄河水利史研究》

周魁一 谭徐明

　　姚汉源先生现年92岁，是当代水利史研究学科开创者之一，在水利史研究方面有深厚的造诣并取得了重大成就。其治学成绩着重表现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方面，成果累累。
　　在基础研究方面，姚先生素有历史家学，谙熟历史学的文献和考据，学风严谨，考证深入，其基础研究代表作至今仍为水利史学界的榜样，在《黄河水利史研究》中，它的历史基础学功力有充分的展现。他认为，水利史研究要逐步深入，应当有四个阶段：一是基本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基本方法的探讨；二是弄清历史事实，即所谓历史上的水利工程的真相，也就是对某些重要水利措施或工程经验教训能阐发解释，使旧有知识科学化、现代化，可供现实参考；三是在上述基础上探求历代重要水利事业的历史演变以及它和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关系，总结经验教训，对现代发展、未来前景可以提供参考性的意见和具体资料；四是探求水利发展规律以及它和科技发展规律与社会发展规律的关系，确定它在中国社会各方面发展中的地位。
　　1933年他考入清华大学，攻读的虽是土木系，但却志在水利。毕业的前一年，清华校刊上发表了他第一篇水利史研究论文，就是关于黄河史的研究——《黄河旧账翻检》。他认为，只有深入研究黄河的变迁与治理，才能办好黄河的事情。应该从几千年水利兴衰中，总结出历史上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从中取得启示，使今后少走弯路。
　　在水利史研究古为今用方面，姚先生也有开创性的力作，集中表现在关于泥沙的认识和利用方面，这在《黄河水利史研究》中也有充分展现。
　　1963年，中国水利学会在北京召开学术讨论会。姚汉源教授在这次讨论会上，提交了一篇题为“中国古代农田的淤灌及放淤问题——古代泥沙利用问题之一”的论文。他运用丰富而翔实的史料，指出三门峡水库工程的根本失误，在于没有重视黄河史的研究，没有把泥沙问题置于首要地位。他还进一步从历史角度，指出使人耳目一新的见解：治水不能单从水着眼，有时应从泥沙着眼，甚至应以治沙为主，变沙害为沙利。一般人习惯于把泥沙看成是害，千方百计地排沙、除沙，这是个对泥沙利弊的认识问题。其实，北宋的王沿早已说过：“夫漳水一石，其泥数斗，古人以为利，今人以为害，系乎用与不用者尔！”
　　姚老的论证，给人以新的启迪，引起了水利界人士的极大兴趣，并得到有关领导的重视。当时长办主任林一山同志，曾特意向周恩来总理推荐过这篇论文。
　　姚先生退休之后，仍笔耕不辍，九十高龄之时又将以往有关黄河的研究成果系统整理，由黄河水利科学基金资助出版。相信这一科学专著对于推动黄河水利史研究，丰富对黄河的认识和探讨黄河治理的思路有所助益。

姚波

中国大运河认识误区:并非世界上开凿最早的运河
2012-09-20 15:34:17　来源：中国文化报　 　

　　著名运河史专家姚汉源先生曾愤愤不平地写道：“长城号称万里，其遗迹俱在，且名扬中外，今表彰不已。以文物伟迹自当之无愧，然物质用途已成历史，即欲修复不可能。京杭运河之伟大成就固不逊于长城，时至今日表彰之者不多。”

　　时过境迁，经过许多学者和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2006年中国大运河被国务院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入选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名录。2014年，中国大运河将正式申请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现在各城市的文本准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大运河的研究和保护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各项工作正在有序进行。近年来，大运河文化的辉煌和意义不断得到阐发和弘扬，一扫之前默默无闻，甚至饱受争议的境况。无论是学术作品还是媒体影像宣传介绍，对大运河的热情与日俱增，普遍认为，大运河是“我国古代一项雄视百代、光耀千秋的伟大工程”、与长城齐名的人类建筑“奇迹”、“封建王朝的生命线”等等。

　　然而，从谨慎的学术研究角度看，长期以来，在对中国运河史和运河文化研究和知识传播过程中，有一些夸大的、美化的、似是而非的共识、习惯说法或常识，已经深入人心，形成了几乎牢不可破的思维定式并进入众所周知的知识系统，不但学术界如此，社会上亦是如此。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有些实属陈陈相因的认识误区，从普及科学、客观的知识需求看，长此以往，有碍于大运河的学术研究和知识文化的传播，许多问题需要重新认识和进一步探讨，由此达到正本清源的目的。我们罗列几个“常识”加以辨析，期望引发思考和进一步讨论。

　　陈说之一：“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流程最长的一条人工运河”。目前许多著述和工具书都这样表述，其依据是《左传》记载的夫差开凿邗沟的史实。这段史料很简略，但事实基本清楚，学术界基本认可，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城邗，沟通江淮”。但这个时间并非世界最早，根据一般的工具书，古埃及时代就已经开凿运河，远早于邗沟。而且，“中国大运河”的概念，一般指隋朝开凿的“南北大运河”或元以后的“京杭大运河”，国外学者著作中称此较多，现在为国人接受。其主要河段邗沟，只是区域性河流，开始时都不是人工运河，沟通江淮的邗沟，可能只有其中的某一段是人工开挖的，长度有限，与完全平地开河的人工河不可相提并论。关于运河的定义，国际词典通用的定义是说运河就是人工开凿的通航河流，对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等适用，但并不符合中国古代的情况，因为如果按此定义，邗沟绝对不能称“人工运河”，当时的夫差根本没有能力或必要开凿从邗城(今扬州)到末口(今淮安)的人工运河。我以为，就中国古代而言，运河应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狭义的运河，指的是符合国际词典所定义的完全人工开凿的河流，如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这样的运河，在古代，有元朝开凿济州河、明朝开凿的会通河、清朝开凿的中运河等。而广义的运河主要利用自然河流湖泊，开挖一些连接河段，将自然河流湖泊沟通成一条较长的水运通道，后人统称这类沟、渠为“运河”。中国早期的运河大多如此。因此，以邗沟论说“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流程最长的一条人工运河”，不合国际话语标准，很难定论。说邗沟是中国历史上开凿最早、里程最长的运河比较靠谱。


　　陈说之二：关于大运河的名称问题。京杭运河就是京杭大运河，姚汉源指出：“现代称京杭运河为大运河。大运河一词实来自国外。”

　　首先，“京杭运河”与“京杭大运河”是有差异的提法，或说是两个不同概念。现在的京杭运河，一般指具有通航能力的京杭大运河线路，即从山东济宁到杭州的运河，这是国家交通运输部门在对京杭大运河进行拓宽改造之后所通行的名称，而非普通地图上标识的京杭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是指元以后形成的，从北京到杭州的运河。其次，大运河应是对古今南北大运河的总称，范围比京杭大运河大得多，从长度上看，如现在有学者认为京杭大运河应延长到浙江宁波，将浙东运河包括在内，若然，就只能称大运河，而不能称京杭大运河或京杭运河。从时代上看，隋唐与北宋以洛阳和开封为中心的大运河，起点西至关中，南到杭州，北到北京，很难用京杭大运河概括，所以，国家将原来提出的京杭大运河申遗，代之“中国大运河”(简称“大运河”)命名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并准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更加全面、真实地反映了历史。

　　陈说之三：中国的河流都是东西流向的，所以要开凿南北流向的运河。

　　各种著述在论说中国开凿运河的地理原因时，一般都说，中国地形西高东低，呈阶梯状，落差大，所以中国的河流都是或绝大多数是自西向东流的，造成只有东西流向的通航河流，没有南北流向的通航河流，只有东西间的航运河流，缺乏南北间航运河流。因此，自古以来开凿运河，都是南北运河，以便沟通东西河流，加强南北联系。“中国古代的主要河流全都是东西走向，没有南北水道，这种横向封闭的自然水系严重地制约着全国各地的交通往来，不利于国家的统一、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这里实际上形成两点认识：第一，中国的河流都是东西流向的，因而通航河道也都是东西流向的，没有能够通航的南北流向的自然河流；第二，东西流向的河流只能东西航运，无法南北航运，所以中国开凿的运河都是南北流向的，目的是沟通南北联系。两个认识因果关系明确，相互证据，由于第一个认识而自然产生第二个认识，而第二个认识又说明第一个认识的正确性。最后得出只能开凿南北流向的大运河来沟通南北交通的结论，甚至让人产生中国古代开凿的都是南北走向的运河的认识。

　　虽说这些认识很可能是受到大运河就是“京杭大运河”的误导，但基本上是根据传统的地理教科书的介绍，而没有深入研究中国河流的实际所致。

　　总体上看，中国的地形西高东低，呈阶梯状，落差大，河流自然呈东西流向，东西流向的河流多，如长江、黄河、淮河、钱塘江、海河五大河流，都是东西向的，其他的河流，如渭河、漳河等亦然，大运河是沟通这些河流的唯一南北动脉，这一点不错。

　　但是，这里说的河流的东西流向或南北流向应当是相对的，东西流向的河流中有南北流向的河段，南北流向的河流也有东西流向的，主要是受地形影响，亦有个别是人为因素，如黄河改道。

　　如果考察中国各区域的河流走向，自西向东流向只是总体趋势，但实际上受地形影响，流向是复杂变化的，并非都是东西划一，很多河流，包括重要的河流，特别是大河的支流，有许多是南北流向的。即便是东西向的河流，相当多的河段是南北流向的，如黄河从托克托到潼关一段，古称“西河”，位于山陕之间，完全是东西流向的，其中有些河段至今保持一定的航运功能。古代的济水，从黄河分出，都是南北流向，往山东巨野泽，或往山东东北入海，或往泗水，夺泗入淮。古代的鸿沟，由黄河改道分出，自北向南流到淮阳(陈)，入淮河水系，都是南北流向。

　　其实，南北流向的河流也不少，特别是在能够通航的河段，如澜沧江，长江上游金沙江，四川、重庆境内，自北向南的嘉陵江、岷江；珠江(西江、北江和东江)，进入广东以后，南北流向十分明显。自北向南的广西漓江，长江中游支流有自南向北的湘江、资水、沅江，长江以北的汉水，江西的赣江、抚江，安徽的青弋江、水青江，浙江的富春江、衢江和浦阳江，都是南北流向为主的河流。

　　在北方，黄河流域有汾水、沁水、卫河、洛水、汝水、颍水、涡水、濉水、汴水等，淮河流域的泗水、沂水、沭水，长江流域的汉水等，多是南北流向，或下游为南北流向。

　　现在，一讲运河就想到南北沟通，想到横贯南北的京杭大运河，这是除了地理知识之外造成认识误区的一个重要原因。长期以来被人们忽视的事实是，上述河流，无论是东西走向，还是南北走向，其中能够通航的河段，一般在中下游丘陵或平原地带，以南北流向居多，流向长江、淮河和黄河等东西向大河干流，其发挥重要水运作用的河段，多是南北流向的支流河道。

　　当然，中国河流分布和流向有严重的缺陷，一是虽然有许多南北流向的河流，相对来说，南北河流都比较短，没有一条像长江那样，能够贯通南北大部地区，形成完整通航能力的自然河流。第二，在平坦的东部地区，由于地形制约、古黄河的改道等原因，没有一条能够横贯南北、保持通航能力的河流，所以才有了开凿京杭大运河的必要。

　　正是由于中国有许多可以通航的是南北流向的河流，所以，古代许多运河实际上是东西流向的，古代开凿了许多非常重要的东西向的运河。套用国际关于运河的定义，完全或基本上属于真正的由人工开凿的运河。而南北向的运河，多是沟通水系，完全由人工开凿的河段不多，多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特别是明清以来，逐渐人工渠化，或改建的运河。

　　下面罗列几条古代开凿的沟通南北河流的东西流向运河。

　　太伯渎。或作泰伯渎，这条运河是主要以灌溉为主的人工河渠，传说商末由吴太伯开凿，东西流向。较晚的文献说当时能够航运，沟通无锡梅村与太湖。

　　陈蔡间运河。西周时期由徐偃王所开，当时中心位于今江苏泗洪(其地已经没入洪泽湖中)的徐国控制了36个小国，与周王室对峙。徐偃王一度率军西进，由淮河西进，深入中原腹地，开凿运河沟通陈国都城淮阳与蔡国都城上蔡之间的水系。这里属淮河上游支流，陈蔡运河可能是沟通古汝水与古沙河。古沙水，又名蔡水、蔡河。再接南北向的鸿沟水系。鸿沟从黄河往南，沟通颍水。

　　荆溪运河。在今江苏高淳、溧阳境内。相传为春秋末年吴国伍子胥所开，沟通太湖与水阳江到长江。荆溪运河的线路：吴阖闾城—太湖—荆溪运河(宜兴—溧阳)—(高淳东坝)—固城湖—水阳江—长江。这是《汉书·地理志》所说的中江，明确讲中江在今安徽芜湖—带受江之水。另一种说法，从固城湖—石臼湖—(当涂)—长江。运河应是人工开凿的将荆溪水引过茅山分水岭的河段。人工河线路约10公里，东西流向。荆溪是否为人工河，有争议，多以为是人工河流，或以为是自然河流。

　　江汉运河。又称“扬水运河”、“子胥渎”，连接汉水和楚都郢。相传是伍子胥所开，其率吴军攻打楚国，夺取都城。但吴占领楚国时间很短，能否有时间和条件开凿运河，值得怀疑。也可能就是像金宋对峙时期，金兀术被韩世忠阻击在黄天荡，后开凿一条运河通往长江，逃回江北的情况类似，临时开的一条很短的运河。

　　菏水(商鲁间运河)：春秋末期，吴王夫差开凿的菏水，商鲁之间的运河，应当是一条以东西流向为主的河流。宋国与鲁国之间，沟通了济水与泗水的联系。这一条无论怎么看，都是东西向的运河。由于南北流向的河流有东西位置差，所以要开凿东西流向的运河加以沟通。这条运河后来叫五丈河，宋代是重要的水运通道。沟通汴梁与山东淮河流域的联系。

　　灵渠。秦朝开凿的灵渠也是东西走向的，将南北流向的湘江和漓江沟通起来。湘江自南向北流入长江，漓江自北向南流入西江，在广西桂林相向而遇，并不相通，秦史监禄为秦军南征运输军粮，开凿了灵渠。

　　关中漕渠。重要的人工开凿的运河中，西汉武帝时开凿的“关中漕渠”对于漕运作用最大，这是一条与渭河并行的东西流向的运河。到了隋朝，又在旧址基础上开广通渠，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的运河网络的西线。

　　浙东运河(古山阴水道)。从萧山到宁波，基本上是一条东西向的运河，开凿很早，现在已经算作京杭大运河的一部分。连接古若耶溪和曹娥江这两条南北走向的自然河流。

　　仪扬运河。从仪征到扬州，由瓜洲古渡越江的漕船，到扬子津入扬州。这条运河解决了扬州城远离江岸的问题，使大运河保持通畅。

　　以上这些运河，人工开凿的河段都不太长，极少是完全由人工开挖，都是充分利用自然河流原有的故道，疏浚拓宽。但却十分关键，如灵渠，沟通了湘江与漓江，使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沟通，秦朝得以开拓五岭以南地区。使菏水，沟通了淮河与黄河流域。实际上，中国古代开凿的运河，往往是将南北两条不相贯通的自然河流沟通起来，而这两条河流由于位置的东西差异，造成开凿的运河，恰恰可能是东西流向的。但开凿之后，形成了南北贯通的新水道，并非人工开凿一条南北水运通道。京杭大运河也由此而成，如利用了南北向的卫河、泗水、邗沟等。由此可知，中国一些重要的运河，往往是东西走向的，利用人工与自然河流巧妙结合，运河连接的水路可以通往四面八方，成就了古代中国“运河帝国”的美誉。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