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力文：让陈永贵恼火的一份省委文件

姚波

系列访谈人民日报记者亲历改革开放30年第三期
姚力文：让陈永贵恼火的一份省委文件

2008年11月21日09:17  来源：人民网-人民宽频


    中国改革开放从1978年到2008年经历了30个年头，这30年是中国崛起、剧变的时代。人民日报的记者是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者，系列访谈人民日报记者亲历改革开放30年，我们邀请到了当年参与事件报道人民日报的资深记者，请他们为我们讲述刚刚过去的风云激荡30年中人民日报许多重大的事件台前幕后。
姚力文简介：
    姚力文：1941年9月入伍，参加革命；1943年10月入党；1948年11月调至华北人民日报；1949年3月随人民日报进入了北平；1958年5月调至中共中央办公厅任研究员；1959年5月调到刘少奇身边工作，经过十年“文革”之后，1977年8月调回人民日报社，任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他也是人民日报社第一批驻省的首席记者。

姚力文：让副总理陈永贵恼火的一份省委文件
　　
万里揭开锅，眼泪刷刷流
   
   姚力文：我现在年纪比较大了，很多细节都记不起来了。我想先把当时去安徽的背景说一下。大约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1977年，特别是在1978年春，这一段时间人民日报的农村宣传出现了一个过去少有的现象。就是出现了两种互相矛盾的声音。一个就是继续宣传阶级路线，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的是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当时陈永贵到各个地方宣传。这是一个声音。宣传这方面的消息挺多。另外也出现一个声音，就是强调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当时强调落实农村经济政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来反“左”的问题，但是实质上是在反对当时流行的路线。随着实践的发展，前一种声音越来越弱了，后一种声音越来越强。出现了非常少有的现象，就是人民日报上出现了第二种声音。当然这个出现本身反映了当时干部的思想状态，就是两种人往两方面使劲。
   
    在这个情况下，农业部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大概是1977年9月、10月份。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座谈会上什么人参加呢？大多数是各个省市的农委的处长或者副处长，会上反映了很多农村的实际情况，一个情况就是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给农村带来的创伤。这个创伤集中表现的一点就是农民生活很苦，另外，大家不敢讲政策了，新干部办事的话不讲政策，老干部不敢理直气壮的讲政策，所以农村出现了一些很混乱的现象。农民生活苦到啥程度？有一个事给我印象特别深。当时搞水利，当时强调学大寨、搞水利、搞农田基本建设。当时这个指导思想，包括我自己，我们当时都是很狭隘的，把农村建设看成一个农田水利建设。现在回头来看，实际上农村最需要搞的是流通。农民种地这个问题不大，主要的是种了粮食，一个是粮食产量比较低，另外粮食越丰收，农民越吃苦，那时候我们不懂得这个，但是有一条，也强调落实政策，一些行之有效的人民公社的管理制度也都给打乱了。
   
    会上反映了什么情况呢？农民苦到啥程度呢？我记不清是哪个地方了，有一个省父女两个，父亲大概60多岁，女儿到前线去搞水利，家里只剩了三个窝窝头，女儿就把三个窝窝头留给父亲吃，我到前线可以吃大锅饭，实际上农村搞的农田基本建设也就是吃的稀饭，但是年轻人还能顶得住，结果父亲坚决不要，说我在家，不干活可以晒太阳，你小孩干活伤了身子。看到这个材料的时候，当时就掉泪了。这是一个比较强烈的反映。
   
    另外一个强烈的反映，就是农民生产情绪低落，有很多顺口溜，我大概印象深的，农民上工的时候人等人，下工的时候人赶人。看谁跑的快。另外一到工地上以后，妇女在那纳鞋底，没事在那聊天，这是一个表现。另外还讲了一个事，就是咱们现在种地的人，都把方地种成圆地了，因为吃不饱，干多干好一个样，所以，犁地的时候，犁到地头上那个角的时候就圆圆的过来了，因为角那个地方比较硬所以就圆的过来了，把方地种成圆地了。这是一个反映很强烈。
   
    再一个反映就是高层领导对农民管的很死，安徽人说了一个特别生动的话，当时安徽省委的一个农村工作部的副处长当时讲的，大家听了以后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他讲，我们安徽老百姓讲，现在我们都不会种地了，我们省老百姓只有三个人会种地：省委书记、县委书记、公社书记，我们都不会种地了。现在什么时候插秧，不管地形怎么不一样，不管是在什么地方，气温怎么不一样，一律都得按当时省里的规定插多少，老百姓很反感，我们这样简直不会种地了。这是我现在能想起来的最强烈的印象。
   
    第二个强烈的印象，当时安徽省委书记是万里。以万里为书记的安徽省委很重视农村工作，他大概是1977年秋天去的安徽，也就是8、9月份。他去了以后，到很多县、村里，甚至到户里去，深入到基层、深入到农户，去看一看，他看到老百姓一家不能同时出工，为什么？没有那么多裤子。上身有了，裤子不够。他姐姐出工的时候，他弟弟在家；他弟弟出去，他姐姐在家。揭开锅一看，都是那种菜。基本上没有什么粮食。万里当时泪刷刷的流下来了。执政快20多年了，现在老百姓还这样，我们真对不住老百姓，然后他自己下了决心，省委每个人带一个工作组，深入到农村，先征求意见。然后，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经过三个多月的时间搞了一份省委的文件。省委文件的名字就叫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六条的内容是什么呢？第一个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农民的地是农民的，成立公社了，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它有经营权，但是他愿意尊重他的自主权，什么时候种，种什么。第二条落实按劳分配。第三条，鼓励家庭副业。粉碎“四人帮”后，大概在1977年的秋天以后，陈永贵到处做报告，就讲大寨经验，怎么资本主义跑到菜地里去了，然后又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把一切经济搞活的路都堵死了。就搞家庭副业、种自留地，这都是资本主义的斗争。在这个情况下，他们这个很要紧。鼓励种好自留地，鼓励家庭副业，鼓励发展多种经营，大概六条内容是这样的。最主要的是前三个：生产队自主权、按劳分配、鼓励家庭副业。六条是从这里开始落实经济政策的。这样详细一介绍以后，会场就有一个很强烈的反映，包括处长，都像万里同志这样抓农村的话，我们就好办了。就是农业有希望了，农民摆脱困难，医治文化大革命的创伤也有希望了。省委这么重视落实经济政策，另外省委第一书记直接抓农村经济工作，在过去还很少有。过去都是分管农业的书记来抓。
   
    这位处长还讲了一个故事，就是安徽省委的作风。从万里同志身上体现出来的共产党、老八路的群众路线的作风。他举了个例子，有一次他去了以后不久，就开一个省委工作会议，就是制定这个政策的会。开会的时候下规定了，就是通知了，通知什么呢？每个地委书记都要来参加这个会。结果有的地委书记觉得农村经济工作会议由分管书记去就行了，万里就生气了。当时省委三个书记，万里是第一书记，还有第二书记、第三书记，配的班子很强。他们三个都下到村里去，直接面对面征求意见，另外来了一个自上而下，然后下去了解情况，出来初步草案以后，然后再自下而上的征求意见，先征求老百姓有什么意见，然后征求对这个文件的意见，用了三个多月的功夫，产生了这个省委文件。引起了各个省都对万里敬佩，说我们省的书记都像这样就行了。安徽的实践吸引了我到安徽去。我去的时候大概是11月中旬，我去了之后跑了三四个地委。
   
      
在安徽的老百姓说：群众路线回来了！
    姚力文：比如来六安县的一个老农，当时都70多岁了，那时候就认为年纪很大了。30年前和现在大不一样，那时候农村六七十岁年纪就很大了。他走了60多里地的路，到县城去打听，当时讲的很形象，说听说省委有个规定，他们都叫“六条”。有没有这回事？县委办公室的人告诉他，确实有这个事。他把那个大腿一拍，“着了”，这是安徽土话，就是对头了。另外整个安徽省的干部们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比较保守的，都认为这个东西不符合原来的人民公社的精神，一种人认为争论很激烈。尽管也有不同的声音，但是多数干部认为，我们现在好了，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事业了、大干社会主义了。这时候听到的对“六条”的欢迎比较多。
   
   
    姚力文：当时听到的情况不准确，但是估计是事实。我去的时候，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分管农业的副总理陈永贵对落实农业政策这件事很恼火。当时安徽省委发布了一些评论、社论，他就专批安徽省委。因为我们心里有数，有老百姓的要求，所以当时也有个判断，就是说安徽这个六条反映了农民的愿望和农民的利益诉求。所以受到了农民热烈欢迎。
   
    姚力文：把情况写出来了。总之，当时我有个判断，省委六条规定，有些干部是这样反映的，就是划清了工作界限，工作抓到点子上了，我们的工作有重头了。过去觉得没有准头，可以甩开膀子大干社会主义了。总之安徽落实党的农村各项政策，给我一个感受，就是给农民带来了很大的喜悦。就像“土改”后农民得到土地以后的欢心喜悦。就是农民得到生产队经营自主权的喜悦，像当年农民翻身得到土地的喜悦一样。
   
    另外就是省委的老传统和老作风，这也是干部反映比较强烈的。老作风是什么呢？集中讲就是关注民生。万里一家一家的看家里吃的饭。关注民生、倾听民意，把对下负责和对上负责有机统一起来，排除各种干扰，认真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尊重和支持农民包干到户的要求。这样的一个精神和这样的一个作风：实事求是、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的作风。事实证明这是最重要的一点。老百姓确实是这样看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回来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代表政策路线。
   
      
   
《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过程》后的影响
　　姚力文：发表以后，我回来以后查了一下这个事，因为当时也关心它。当时有17个省市转载了。
    姚力文：这些反映都是对六条的反映。咱们做新闻工作的应该非常自觉，这篇文章受欢迎主要是安徽的实践受欢迎了。不是这个文章受欢迎。我们该做的事是什么呢？就是及时反映了群众的呼声。群众希望像万里这样群众路线的作风、关心群众疾苦，概括地讲就是关心群众疾苦、倾听群众的呼声、抓经济政策落实。我现在来看，它的作用就是对于当时医治文革对农村农民带来的创伤，落实和恢复有效的经济政策，这篇报道起了它应该起到的积极的作用。咱们看问题也要这样，要看实践的作用，我们的责任就是干这个的。
        
    姚力文：应该讲起了开拓性的作用。也不光是这一篇文件，我们回来以后，也说明启发了党对群众的积极性。
   
    我们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要想获得自由，就是自己可以独立思考，首先要有两条经验，一个是一定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要保护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独立思考能力不能随便说，就是说在熟悉党的方针政策的情况下，独立思考的能力。前提是得熟悉党的方针政策，然后独立思考。第二，你要遵守党的纪律。把这两个东西很好的结合起来你就自由了，你就可以大胆地写了。
        
    姚力文：1978年2月3号，这个报道发表了。大概8、9天以后，安徽主动送来两篇稿子，一篇是“定远县有了生产队、有了自主权，生产大增产”；我就在2月15号配合这篇新闻写了一个《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的评论员文章。隔了一两天又发了“落实按劳分配政策激发群众生产积极性”的报道。在半个月之内，连续在一版显著地位发表了三篇东西。这一个行为是人民日报在落实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突破。这个重要突破对于各地的拨乱反正、医治“文革”创伤起到了较大的积极作用。另外还推动改革开放序幕的拉开。
   
       姚力文：一直到1980年这一段是改革开放的序幕，对拉开这个序幕、拉开改革开放起到了作用。农村经济改革又促进了城市的改革。从这个意义来讲，对人民日报来讲，这是一篇比较集中的、有份量的报道。在半个月内，一版发表了三篇东西。还发表了一个评论员文章。
   
    还有一个小故事，这对咱们内部更大一点。我就讲写了《生产队自主权》以后的小故事。题目很简单、很明亮“尊重生产队自主权”，构造配合定远县那个消息。我就去送审了，送给了当时分管经济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那时候他们很重视，可见当时的一种新气象。过了两天，结果农业部的一个副部长，他是50年代初农业部的老处长，这时候已经升任的副部长了。派了一个任务，给报社解释。他的原话是“登奎同志说了，尊重生产队自主权这个事，农业部的同志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意见，以不发表为好”。他也不敢多说。“至于是否发表，请报社同志斟酌”。我就汇报了，他们问我该怎么办？我说根据咱们的惯例，既然政治局委员人我们明确处理，他没有明确态度，这是农业部的意见，不是政治局委员的意见，所以我们是一个参考。我们报社又发表评论员文章，他说你我同意发的话，咱们改成评论员文章。结果就发了评论员文章。发了以后，可见当时的气氛，我们到农村部去了，那时候关系都很熟，和农业部关系挺好，他们就打听，你们写“生产队自主权”什么来头、什么背景？我说没什么背景，就是60条规定。中央没有明确地说撤销60条。60条是我们报道的根据。他也没啥话说。当时老打听，什么背景。你怎么这么大胆？这反映了一种气氛。咱们从这里面可以得出一个经验来，就是怎么把对党负责，对党的原则负责，与对人民负责有机地结合起来。第二，既然能做到这一点，必须熟悉党的方针政策。没有这一条也没法做。所以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应该熟悉党的方针政策，把人民的心愿、呼声和党的意图和心声怎么有机地结合起来。只要这一点坚持不懈的努力这样做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