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与春秋学的新生

姚波

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与春秋学的新生
姚曼波

         主题词   章学诚——六经皆史——春秋学                                             

        提要   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具有独特内涵。他驱除了两千年来经学崇拜所形成的宗教迷雾，并批判了经学研究中的种种错误倾向，为之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尤其是为春秋学走出两千年的误区铺平了道路，在经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一、章氏“六经皆史”的独特内涵

    章学诚于《文史通义》开篇即开宗明义地提出：“六经皆史也。”这个命题，科学地揭示了经的本质，驱除了两千年来经学崇拜所形成的宗教式迷雾，把经学研究重新拉回到科学的轨道，在经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六经皆史”说，非章氏首创，在他之前，隋朝王通、明清的王守仁、王世贞、胡应麟、李贽、顾炎武等，都曾从不同角度和层面提出相近的说法，但章学诚的可贵之处在于不仅提出这一命题，而且以朴素的唯物史观，科学地论证了这一命题，并赋予它以独特的内涵。
首先，他从历史渊源方面上揭示“六经皆史”：“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易教上》）所谓“六经皆是先王的政典”，意即“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同前）这就是说，六经是先王在执政过程中产生的政教典章，反映着他们的历史足迹。即使是表面上看来与政史无关、仅“以道阴阳”的《易》，也是先圣为“神道设教，以弥纶乎礼、乐、刑、政之所不及者”而创设。这是以朴素唯物的历史观，揭示《易经》产生的根源。 “夫悬象设教与治历授时，天道也；《礼》、《乐》、《诗》、《书》与刑、政、教、令，人事也。天与人叁，王者治世之大权也。”（同前）《易》之象、《诗》之兴、《礼》之官、《春秋》之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君子之于六艺，一以贯之，斯可矣。”（《易教下》）总之，在性质、功用上，六艺相通，同是先王之政典。
其次，章氏“六经皆史”说，从学术发展史的意义上指出经与史的一脉相承、通变沿革关系。三代以前，“书取足以达微隐、通形名而已矣，因事命篇，本无成法”（《书教上》）《书》起初只是上古政事的简单记录，是最初的史。而史的形式亦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 “三代以上之为史，与三代以下之为史，其同异之故可知也。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书教下》）六经之间、经与史之间，皆有着伴随着历史的客观发展而产生的承与变的关系：“六艺并立，《乐》亡而入于《诗》、《礼》，《书》亡而入于《春秋》，皆天时人事，不知其然而然也。……马迁绍法《春秋》，而删润典谟，以入纪传；班固承迁有作，而《禹贡》取冠《地理》，《洪范》特志《五行》，而《书》与《春秋》不得不合为一矣。”（同前）这是从历史的发展和沿革上，令人信服地否定了经与史之间因两千年来的封建信条和宗教式崇拜而形成的壁垒森严的界限，指出了他们在本质上的相通。经与史，乃源与流、通与变的关系。后代的史，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而变化，但变化中依然有继承。“纪传正史，《春秋》之流别也；掌故典要，官《礼》之流别也；文征诸选，风《诗》之流别也。”（《方志立三书议》）
再次，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不仅仅是学术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针对宋明以来束书而从事于游谈、空言义理、脱离实际的倾向而发：“儒者欲尊德性，而空言义理以为功，此宋学之所以见讥于大雅也。……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浙东学术》）章氏强调“切入于人伦之所日用”（《易教下》），指出六经皆切合实际需要而作。“古无私门之著述，六经皆史也。”（《方志立三书议》）他一方面针贬宋儒“以道名学，而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则守陋自足，枵腹空谈性天，无怪通儒耻言宋学矣。”（《浙东学术》）倡明实学实事实用的学风。另一方面，批判乾嘉学派重训诂、只讲章句史料不讲义理，背离经世致用原则，批判其溺于考证注疏以逃避现实斗争的错误倾向，说“大致学者于古，未能究其所以然，必当墨守师说，墨守而愚，犹可言也；墨守而黠，不可言矣。”。
此外，章氏还从经传的关系进行阐发，否定了经的独尊地位，破除对经的宗教迷信。他说经传相对而言，并无本质的不同：“因传而有经之名，犹之因子而立父之号”，“是经传人我之名，起于势之不得己，而非其质本尔。（《经解上》），指出：“六经初不为尊称。”（《经解下》），这就彻底地抹去两千年来经学家们给六经蒙上的宗教神彩。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章氏所谓“六经皆史”的“史”，不仅区别于单纯的“史料”之意，而且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史著。章氏指出：“唐后史学绝，而著作无专家。后人不知《春秋》之家学，而猥以集众官修之故事，乃与马、班、陈、范诸书，并列正史焉。”（《答客问上》）认为唐宋以来之史部著作，只是史纂、史考、史例、史选、史评，而非“史学”，“古人所谓史学，则未之闻矣。”“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有以独断于一心。”（同前）“自足名家学而符经旨；初不尽如后代纂类之业，相与效子莫之执中，求乡愿之无刺……若夫君臣事迹、官司典章，王者易姓受命，综核前代，纂辑比类，以存一代之旧物，是则所谓整齐故事之业也。”（同前）可见章氏所以强调“六经皆史”的“史”，旨在突出作史者明确而独立的创作思想、鲜明的是非褒贬，倡导孔子作《春秋》，“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 的史学精神，光大孔子所创立、司马迁所继承发扬的史学传统。章称唐后“集众官”修的史只是“故事”，而非“史学”。这一方面反映了章学诚对官修“求乡愿之无刺”的“正史”的强烈不满，透露出大无畏的批判锋芒。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遏制经学研究中脱离史实而主观穿凿、“离器”而言“道”的学风。他感叹道：“嗟乎，道之不明久矣。《六经》皆史也。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然则典章事实，作者之所不敢忽，盖将即器而明道耳。”（同前）他提出“六经皆史”的观点，既为了反对经学家违背史实的穿凿附会和理学家脱离实际空谈义理，也为了纠正乾嘉学派就史论史、逃避现实斗争的学究式的考证。这进一步反映了章学诚“六经皆史”之说的革命锋芒和进步意义。

二、从春秋学的迷误看“六经皆史”说在经学史上的意义

    章学诚提出的“六经皆史”说，不仅具有独特的时代性内涵，而且在经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他不仅揭去了两千年来笼罩于六经的宗教崇拜的面纱，而且批判了经学研究中的种种错误倾向，并在很大程度上把经学特别是春秋学从两千年的误区中挽救出来。
    要看清这个问题，也许有必要对历史作一番追根究底的反思。
    经学是如何产生的？经与史又是如何分家的？
    “六经”本称“六艺”。《史记》称：“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滑稽列传》） “六艺”被称为“六经”，最早见于《庄子》：“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天运》）。《荀子》中也明确地把六艺称为“经”，并对他们的作用和地位给予了突出强调。在汉代大兴经学以前，六经虽被作为常典使用，但并不占有独尊的地位。到汉武帝大兴经学以后，立为学官，地位扶摇直上，然而还没有与史分家。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春秋经》也还是与《左传》、《国语》、《战国策》、司马迁的《太史公百三十篇》等同列，统称为“凡《春秋》二十三家”。可见当时在他们的观念中，经与史还没有明确界限，至少刘歆和班固是把《春秋经》归于史的范畴的。
从文献学史看，六经与史分家，始于魏晋时期。晋荀勖撰《中经新簿》，分典籍为经、史、子、集四部，经、史始分家。但二者区分并未绝对化，这从唐人刘知几的《史通》里可见一斑。他把《尚书》、《春秋》与《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并列称为“六家”，同归于“史”。还以“惑经”为题，对《春秋经》提出“未喻者十二”“虚美者五”的责难；反之，对于“传”的《左氏》，则大褒而特褒，分明是重“传”而轻“经”。但从韩愈提出“《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寄卢同》）的口号以后，经宋代经学家的发挥，经的地位登峰造极，并且终于与史分道扬镳。朱熹说“《春秋》是经学，《左氏》是史学。”说《公羊传》虽然不明史实，却精于义理；相反，《左氏》虽然史实可靠，但却不懂“大义”。这种尊《经》轻史，重“义理”轻史实的观念，不仅代表了宋人时代性的倾向，而且，还成了此后学术界的“通义”。直至近代，如梁启超先生说《春秋经》如果不是经书，“盖《春秋》而果为史者，则岂唯如王安石所讥‘断烂朝报’，恐其秽乃不减魏收矣。”[1]似乎《经》只需讲义理，就可以不顾史实了。这种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呢？
经学“义理”说，源于汉代。汉儒竭力迎合统治者的需要，从政治教化的角度去阐释经义，《诗经》讲求“美刺”，《春秋经》讲“微言大义”，其目的是把六经全然变为宣扬封建教化的教义，变为宗教经典。为此他们穿字凿句，用主观的牵强附会，代替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经学盛而学术亡。其中，以春秋学表现得最为典型。
春秋学两千年来，历代经学家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寻求孔圣人修《春秋》的所谓“微言大义”，有关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但是其结果，正如宋人富弼所说“使后人传之、注之尚未能通，疏之又疏之，尚未能尽，以之为说、为解、为训释、为议论，经千余年而学者至今终不能贯彻晓了”[2]）直到今天许多人还徘徊于迷宫中。《春秋》为什么会如此奥妙莫测？就是因为所谓“孔圣人修《春秋经》”之说本身就是经学家们炮制的子虚乌有的神话。
《春秋》本是史书的泛称，《墨子》中有“百国《春秋》”之说。《国语·楚语》中有“教之《春秋》”之语，这是孔子之前的楚庄王时代的事。这里的《春秋》，自然不是孔子作的《春秋》，也不是鲁《春秋》，而是流行于楚国的一部常典。到了战国时期，孟子最早提出“孔子作《春秋》”的问题。从孟子所征引的史文来看，皆不见于今之《春秋经》，而见于今以左氏命名的《左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引《左传》文而明称孔子者：“昔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 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滕文公下》）此文唯见于《左传》昭公二十年。《吕氏春秋》、《韩非子》及汉初诸子之文，亦多见引《左传》文而冠以孔子之名者（详见拙著《〈春秋〉考论》）
    为什么孔子《春秋》在内容上与《左传》如此相同？据司马迁的记载，孔子作《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史记·太史公自序》）；以“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所以只能“口授传旨”。“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孔子《春秋》是《左传》所依据的底本，这就是秦汉诸子称道孔子《春秋》，而所引见于《左传》的原因所在。
司马迁于《太史公自序》还称道孔子“《春秋》文成数万”（《春秋经》文仅一万余）；“《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 考《春秋经》之中，弑君仅二十六，亡国仅三十四。《公羊传》之中，弑君仅三十一，亡国仅四十二。惟独《左传》恰是“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这就进一步证明，孔子《春秋》不是经学家们宣称的《春秋经》，而是与《左传》直接相关的另一部《孔春秋》。。
那么，是谁把《春秋经》套在孔子的头上，形成《春秋》的误区的呢？关健的人物是董仲舒。
   司马迁称“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史记·儒林列传》）刘歆称他为“群儒首”。董仲舒的特殊地位，为他改造《春秋》提供了基础。
   董仲舒首先别出心裁地创立了“符命说”，将孔子作《春秋》神化：“有非人力之所能致而自至者，西狩获麟，受命之符是也。然后托乎《春秋》正不正之间，而明改制之义。”（《符瑞》）”把“西狩获麟，”说成是所谓上天给孔子的“受命之符”，这是董仲舒一手炮制的经学神话。在他之前，《公羊》、《谷梁》、《左传》都没有说过。同时董仲舒把本是官书的《春秋经》与孔子《春秋》和《公羊传》混而为一，将《公羊传》对《春秋经》牵强附会的所谓“微言大义”，与孔子《春秋》的“行事”，再加上董氏的阴阳之学，揉成大杂烩，强加于孔子，鱼目混珠，散布孔子作《春秋经》的迷雾。并从根本上篡改了孔子作《春秋》的宗旨，在《春秋繁露》中，他不仅提出了前所未有的“立新王改制”说，而且把它说成是《春秋》的纲领，曰：“《春秋》之于世事也，善复古……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楚庄王》）董氏把夏、商、周三代归纳为“三统五端”，“以《春秋》当新王”（《三代改制》）。几百年前的孔子，竟能预为汉代的“新王”“明改制之义”岂非咄咄怪事？显然，这是董氏彻头彻尾的杜撰，目的是为新上台的统治者建立和巩固其统治秩序提供理论依据，这使经学一上来就带上了很强的实用主义的御用色彩。
  为了更彻底地篡改《春秋》，董氏发明了一整套唯心主义的解经说，如“微辞”说：“于所见，微其辞”“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辞也。”（《楚庄王》） “故圣人能系心于微而致之著也。……故书日蚀、星陨、有蜮、山崩、地震、夏大雨水、冬大雨雹、陨霜不杀草、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有鸜鵒来巢。《春秋》异之，以此见悖乱之征……孔子以此效之，吾所以贵微重始是也。”（《二端》）董仲舒以“求微”之说把《春秋经》所记自然现象，全部视为“悖乱”之征，强加于孔子。董氏把阴阳五行、谶纬之学加上“天命说”，巧妙地搀入他的春秋学中，歪曲和篡改孔子的思想，不仅离了经，而且叛了儒家之道，把《春秋》学引入了彻头彻尾的误区。
此外，董氏还发明了“诡辞”“诡名诡实”、“婉辞”“温辞”“诛意”“常变”等等谬论，并说“《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竹林》）“所谓《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仁人。”（《精华》）名实可“诡”，事实可“移”，一切“从变”，这样一来，《春秋》的解诂，也就可以随时可变，随人而变，这就是唐宋以后解释《春秋》产生种种奇谈怪论，甚至越说越离谱的根源。
清人陈澧说：“经学风气，自唐而变，而远溯其源，则《春秋繁露》已有‘无传而著’之语矣。……董生之说，已不可通，况后儒乎？”[3]抓住“经”的一字一句穿凿附会，以臆测解经，虽始于公、谷，但将其理论化、“规范化”“经典化”的，是董仲舒。
以董仲舒为首的汉儒，不仅从根本上混淆是非，偷天换日，从理论上篡改孔子作《春秋》的实质，而且在研究方法上，滋长了唯心主义、穿凿附会的研究方法。从汉代以后，以"例"释"义"成了研究《春秋》的通行方法。朱彝尊《经义考》列出了数十种“以例说《春秋》”者，曰牒例（郑众刘实）；谥例（何休）；释例（颍容杜预）；条例（荀爽刘陶崔灵恩）；经例（方范）；传 例（范宁）；诡例（吴略）；略例（刘献之）；而梁简文帝齐晋安王子懋皆有例苑，孙立节有《例 论》；张大亨有《例宗》；刘渊有《例义》；刁氏有《例序》等等。“例”越层出不穷，“义”越离谱，孔子《春秋》也就越来越玄乎了
董仲炎痛斥道"凡《春秋》书人书名，或去氏或去族者贬恶也，其书爵书字或称族或称氏者褒善也；甚者如日月地名之或书或不书，则皆指曰是褒贬所系也。质诸此而彼碍，证诸前而后违，或事同而名爵异书，或罪大而族氏不削，于是褒贬之例穷矣。例穷而无以通之，则曲为之解焉。专门师授袭陋仍讹。由汉以来，见谓明经者不胜众多，然大抵争辨于褒贬之异，究诘于类例之疑，滓重烟深，莫之澄扫而《春秋》之大义隐矣。"[4]
两千年来，春秋学所走的弯路，充分说明了经、史分家是学术御用化的产物，是封建专制在学术领域的畸形儿，其本质是反科学的，目的完全是为巩固封建王权统治。他们把《春秋经》奉为“百王不易之大法”，说“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5]把史与经对立起来，似乎于史事的“褒善贬恶”之外，另有所谓“经世大法”。
章学诚的“六经皆史”之说，正是针对宋儒的谬误而发：“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浙东之，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知史学之本于《春秋》，知《春秋》之将以经世，则知性命无可空言，而讲学者必有事事。”（《文史通义·浙东学术》）。只有把《春秋》看作史，实事求是地从中得出有益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才能真正的有利于“经世”，而不是空谈心性。
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之说，从根本上破除了汉儒炮制的经学神话，打破了经学研究的封建迷信，去伪存真，返真归朴。同时廓清两千年来经生迂儒们所散播的种种谬说。他说：“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故表章先王政教，与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为说，以致离器言道也。夫子自述《春秋》之所以作，则云：‘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则政教典章，人伦日用之外，更无别出著述之道，亦已明矣。”（《原道中》）这对于已形成传统 “离器言道”、穿凿附会的《春秋》研究之风气，无疑是有力的批判。汉儒经生鼓吹孔圣人“笔削”《春秋》，寄意于“一字之褒贬”，章学诚驳道： “学者崇奉六经，以谓圣人立言以垂教，不知三代盛时，各守专官之掌故，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章也。”（《史释》）他提出“故道不可以空铨，文不可以空著，三代以前未尝以道名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指斥“不通掌故而言经术”为“射覆之学”（同前）。他直接批判春秋学研究中长期以来存在的“以例释义”的错误，尖锐指出：“训诂注疏，所以释经，俗师反溺训诂注疏而晦经旨也。夫经为解晦，当求无解之初；史为例拘，当求无例之始。”（《书教下》）章学诚的观点，无疑是对这两千年所造成误区的拨乱反正，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究春秋学两千年之所以堕入误区，孔子《春秋》真旨之所以历久而难明，其主要根源在于：一是经史分家，把《春秋》视为宗教圣典；二是在研究方法上“离器言道”。所以，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不仅在观念上是对两千年来形成的传统习见的批判和革命，而且在方法上破除了对六经圣化造伪的种种唯心主义，把春秋学重新拉回史学研究的正确轨道，在实践上对汉学和宋学的学风起了正本清源、纠偏补弊的廓清作用。这对春秋学来说，无疑是一次新生。
纠宋汉之偏，综各家之长，破门户之见，开一代学风，这就是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特点和成就。
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在经学史上树起了一座新里程，标志着经学逐渐走出历史的误区，走上科学的道路。在他之后，俞樾、章太炎及“五四”时期的“疑古派”等先后对传统的春秋经学发起了冲击，获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一切无疑都是对章学诚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注：
[1]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45——46页。
[2]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M],卷二十一。
[3]     陈澧、东塾读书记[M]、卷十。
[4]     董仲炎、自序[A]·春秋通说[M]。
[5]     程灏、程颐，河南程氏经说卷四·春秋传序[A]·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1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