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治中：开法治之先河的皋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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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治中：开法治之先河的皋陶

2015年09月21日 09:32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姚治中

　　皋陶是尧舜禹的辅佐之才，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司法官，有文献将他与尧舜禹并称为“上古四圣”，即华夏部落联盟的主干成员，他们共同构建了早期的民族国家理论。皋陶的法治思想、事迹主要散见于《尚书》《左传》《史记》《说苑》等典籍中。

　　尧舜禹时期承黄帝之传统，生产力发展，私有制确立，保障财产继承的道德伦理形成。为抗拒共同面临的水灾与旱灾，需要各部落结成联盟，共抗灾害。这时也出现一股力量，侵吞别人劳动成果，破坏私有制，陷害忠信，支持恶逆，损害部落内部和部落间的团结，历史文献中称他们为浑沌、梼杌、穷奇和饕餮，他们逆历史潮流而动，需要以法来制止他们的行为。皋陶的法治思想应运而生。

　　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说：“在社会发展某种很低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的规则囊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律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为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持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众权力，即国家。”从黄帝到尧舜禹时期的历史即是如此，黄河中下游的半坡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淮河流域的薛家岗文化、凌家滩文化即是其实证。

　　皋陶把这种社会“需要”解释为天的意志，法律、典章制度和礼仪的产生都是“天命”。天神保佑有德之人，制定等级伦理；天神惩罚有罪之人，制定各种刑罚。皋陶之后两千年，西汉刘安总结历史，认识比皋陶前进了一步，说“法者非天堕，非地生，发于人间，而反以自正”。法产生于“人间”，产生之后又反过来规范人类的行动。他说这话又早于《论住宅问题》两千年左右，但绝不能忽视皋陶和刘安对“法”认识的原始性，这种“原始性”体现了古代“中国特色”在法治方面的表现。

　　首先，皋陶的法治思想中，道德教化与法治是国家行为的一个整体，执法者的道德修养和政治素质是保证法治正确运行的根本：部落联盟首领应重视个人修养，坚持不懈，带动家族和睦，进而使部落和谐。执法者应具备九方面的素质——宽宏而庄严，柔顺而有主见，平易而正派，能干而谨慎，灵活而果断，直率而温和，简约而廉洁，刚正而踏实，勇敢而好义。首领应知人善任。首领和属下都应明确，执法的目的在“安民”。天的意志是通过民众的动向表现的，天通过民众听取人间呼声观察社会，通过民众的感情表现天的威权。

　　其次，皋陶认为，司法应该体现治国理念的核心，即以德治国：以刑法惩罚罪人，是辅助道德教化，达到不用刑罚而民众行为也中规中矩的效果。管理下级和统治民众都应宽容，刑罚不要株连后代，奖赏应该惠及家族；过失再大也应从宽，故意作恶再小也应从严。罪证有疑问，处理应从轻；功劳难衡量，奖赏应从重。与其误杀无辜，宁可暂时放过罪疑之人，珍惜生命，使民众不轻易犯法。

　　皋陶钦佩禹的道德，赞成他的举措。“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贯彻了舜以德治国的理念，以刑罚辅助禹建立夏王朝。

　　皋陶法治思想及举措的原始性，最突出的表现是“神判法”，古代埃及、巴比伦都有以神灵评判是非审定官司的史实。《墨子·明鬼》记有皋陶的故乡，即古代齐地的国君以神羊裁判嫌疑以定罪的事例。《淮南子》把皋陶神化，说他声音喑哑，长得古怪，“皋陶马喙，是谓至信，决狱明白，察于人情”。东汉学者王充在《论衡》中描述了皋陶司法的全过程：“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斯盖天生一圣兽，助狱为验。故皋陶敬羊，起坐事之。”这里所说的“神羊”，就是獬豸。明朝初年修造北京皇城，将獬豸的“标准像”树立在皇宫太和殿前，以震慑文武臣工。

　　皋陶的法治理念为后代王朝所继承。禹的孙子太甲被后羿部落赶下王位，太甲的五个弟弟逃亡途中，责备太甲不该违背祖父的教训，忘记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西汉朝廷信用酷吏，班固写《汉书》，责备这些人背离以德治国，“非皋陶之法也”。皋陶法治思想中的这种观点被后世学者称作“民本主义”，古代的民本主义认为民众是天意的代表，民心向背决定君主统治的存亡。

　　皋陶法治理论的原始性使之很容易地被篡改为“人治”。这个过程也是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的过程，西汉董仲舒说“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圣人代表天的意志。从此以后，这种观点成为封建专制统治的指导思想，原始的法治蜕变为“人治”，延续两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