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氏兄弟和旧上海

姚波

姚氏兄弟和旧上海

时间:2011-12-27 18:25来源:纵横 作者:周允中

　　姚文栋（字子梁）和姚文楠（字子让）兄弟俩，现在提起来，恐怕上海滩知道的人已属不多。但这两兄弟对上海的历史发展和公益事业所作的贡献，恐怕就不是在下一篇短文所能道尽的。由于姚文楠的曾孙姚今士与笔者曾一度同事，得以了解姚家的渊源和变化，现不揣谫陋，率尔操觚，草成此文，以飨读者。
　　
　　姚氏兄弟的家世
　　　
　　上海的文庙，晚清时期是上海中心城区唯一的祭孔圣地，也是县学、府学与儒学文化旅游的一大景观，更是士绅商人议政讨论的场所。文庙的正门系三座石碑门，门西墙上嵌有“文武百官在此下马”的碑石一方。文庙的庑廊内，中间的高处，悬有清代上海群贤榜，榜上有状元戴有祺（清代上海唯一的状元），进士蔡元培、秦锡田等人。举人有秦砚田、沈恩孚、姚子让、叶醴文、莫锡纶等凡540人的大名高悬其上。
　　姚氏兄弟出身在上海嘉定，早年曾在嘉定老家刻苦攻读。从姚文楠的孙子、民国大律师及教育家姚兆里录自景宪公（姚文栋的谥号）《春晖长映楼集著跋语》中可见：“乙亥后（1875年），居嘉定，僦宅于练祁江上四年，临江高楼数楹，余与子让读书其中，昼常谢客闭门，夜则灯火荧然，更深不辍，隔江行人指以相语曰：‘此姚家兄弟读书灯也。’”
　　另外在姚文楠的年谱里也可以窥见其祖上是如何严格教训子女的：“暑夜竟命堂伯父与先考登顶观之，冬夜则先祖考口说方位，命堂伯父与先考竞报星名，或至联床，深夜相问答时……”
　　姚文栋15岁中秀才，后多次应试未成，乃纳资捐官，他是晚清著名的边疆学家、地理学家、外交家、教育家。姚文楠早年考中举人，是上海地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史志学家、教育家和公益慈善事业家。姚氏兄弟和张焕纶、沈恩孚、李平书、叶醴文、袁希涛等人一起就读于上海龙门书院，该书院刚创办时，由上海道台应宝时亲自出题，从苏州、松江、太仓三府来应试的举人、童生、贡生近300人中，遴选出30名，作为书院的第一期学生。可见当时入选之难，学生素质之高。后来，龙门书院的那些早期毕业生，均是日后上海滩扬名一时，学业、事业双有成就的佼佼者。
　　姚氏兄弟的祖父姚春世居老城厢西门一带，早年因科举考试失第而去经商，曾在上海大东门外咸瓜街太平弄弄口开设过“恒源海味行”，他曾著有《自怡轩诗集》。1842年，鸦片战争上海战役爆发之后，姚春携全家迁居嘉定南翔，曾先后租赁居住在南翔镇的泰康桥东大天窗周爱莲堂、缔七庆堂和南大街唐家弄口。
　　姚春生子姚润生，天资聪悟，好学不倦。后考中举人，同治十年（1872）姚润生奉委署理富阳，任富阳县知县，终因积劳成疾，在光绪五年（1880）卒于任上。因其政绩煊赫，受民爱戴，在《杭州府志》和《富阳县志》的《名宦传》上都有记载。

　　姚文楠参与议政，投资公益事业
　　
　　姚文楠（1857－1934），字子让，卒后邑人私谥恭靖，精于算学。光绪壬午（1882）举优贡，朝考一等，奉旨以知县用。后又在江南考试中试第六名举人。他曾经编纂过《上海县志》、《上海县续志》，审订过《川沙县志》。姚文楠“历董上海城邑各项公事,阅二十年”。 姚曾任江苏咨议局议员、财政审查长、国会总议员等职务。后因不满总统曹锟的贿选，请罢归里。
　　1905年，苏松太道袁树勋照会诸绅商，组成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这是中国早期较具完备意义的地方自治团体。李平书为领袖总董，莫锡纶、郁忻智为办事总董，姚文楠等32人为议事经董。局址设在沪南毛家弄，设有参事室和议事室，分别为市政的执行机关和议决机关，成员由地方各业人士推举呈报给地方官择定，任期四年。姚文楠曾任议事会议长。1910年改名为上海自治公所，辛亥革命以后改为上海市政厅议事会，姚仍担任议长，直到1913年。1923年上海恢复自治选举，产生议事会再选举董事会，姚文楠被改选为总董。
　　姚文楠与张謇、沈恩孚一起组织过江苏学务总会，并任常务董事；1906年，任劝学所总董，主持创设东区学堂，还与人合办烟膏实业学校。后来因为反对袁世凯称帝，参与“二次革命”，反对曹锟贿选，遭受迫害，逃到天津和北京隐居多年，他曾经以农庵的化名自题一首诗，以明心迹，其诗是“五凤楼西，花圃盘桓。常抱乐观，独立不惧。”姚文楠后来再返回上海，卒于抗战前的1934年。
　　姚文楠对上海教育事业的贡献是巨大的。姚文楠与张焕纶、李平书等人早年一起就读于龙门书院，龙门书院最早没有学舍，是借蕊珠书院的湛华堂进行教学的，这里有沈恩孚整理的姚文楠早年的八股策论为证。1905年，龙门书院改为龙门师范学堂，聘请李平书、姚文楠为校董，当年就在李、姚两位校董的监督下，增建楼房31栋，扩大和改善了龙门师范学生的就读条件，后龙门师范学堂改为上海道立师范学校、江苏第二师范学校，1927年改为上海中学。这其中均有姚文楠先生殚精竭虑的筹划和运作。
    1902年，上海县知县汪懋下令将坐落在文庙附近的敬业书院改为新式学堂，以姚文楠、叶醴文、刘汝曾等为董事，张焕纶为总教习，1927年该校改为市立敬业中学。
　　1903年，姚文楠和李曾珂在南市半段泾捐资创办廿二铺小学，并出任校董，学校后来改为龙门师范学校附小，后再改为上海实验小学。这座小学当年享誉江浙一带，老百姓中流传这样一种说法：“要进交大，先进上中，欲入上中，先入上小。”
　　姚文楠还支持杨斯盛创办浦东中学，1908年曾出任过浦东中学的校董。姚文楠还与沈恩孚、袁观澜、黄炎培一起创办过中华职业教育社。
　　江阴的南菁学院始建于光绪八年，是江南著名的书院，著名学者唐文治、丁福宝、孙毓修都毕业于此校。姚文楠曾将他在1881年花费1.2万两白银购置的横沙岛上的4万亩沙地，无偿捐献给了南菁书院。上海的横沙岛是清道光年间出现在江心上的沙洲，是一片长满芦苇、杂草丛生的盐碱地。南菁书院收到姚文楠的献地之后，仍旧委托姚文楠负责开发，进行垦殖，最后获得耕地二万余亩，成为南菁书院的恒产。后来南菁书院从高等学堂嬗变为甲种农村学校、江苏省立南菁中学。但横沙岛上的校产始终没有易主，每年总能从中收取多寡不等的田租。抗战爆发，江阴沦陷，南菁中学迁入上海威海路续办，学校的经费极度困难，但尚能从横沙岛的沙地之中收到一些补贴，维持了学校的开支。
　　
　　姚文栋与近代外交、边疆地理及公益事业
　　
　　姚文栋（1852—1929），字子梁，早年就读于龙门书院、求是书院、诂经精舍，15岁中秀才，后五次应乡试未中，捐纳通判官至二品衔直隶候补道。他自幼怀有经天纬地、忧国忧民的大志，曾赋诗寄志曰：“书生心事不如此，愿为苍生作牛马。”
　　1882年，姚文栋随清使黎庶昌出使日本。在日本期间，他致力研究日本的历史和现状，计划著书22种，实为30种，称之为《东槎三十种》。为了帮助留日的学生能够较快地掌握日文，他曾在使馆内主掌东文学堂，是我国近代留学活动的最早组织者。光绪八年，当他获悉日本谋袭朝鲜的情报以后，当即电告朝廷，使我抢占先机，屯兵要津，致使日本未敢蠢动。姚文栋久居日本，深知日本的野心，于是多方收集情报资料著有《日本地理兵要》、《日本国地志》，呈报朝廷以供参考决策。有专家指出，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他是最早的报警人。
　　1888年，姚随同洪钧出使俄、德、奥等国，对俄国虎视眈眈地想并吞我国北方领土，深怀忧虑。他是我国近代外交的拓荒者之一，作为著名的地理学家，他有一套完整的御侮固边的理论，概括起来有五个方面：一、唤起国人对边疆危机的警惕；二、重视来自沙俄的威胁和危机；三、海防、陆防不可偏废，海防尤以增加兵舰实力为要；四、重视西南边陲，防止英、法等国蚕食鲸吞；五、加强储备培养边疆外交地理人才。他的《筹边九议》，立论精辟，预见卓识，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声誉。后来姚又奉薛福成之命考察滇缅边界，著有《云南勘界筹边记》等著作，当年的腾越边境曾竖立有铭刻纪念他的碑文：“贤者姚君，虑我边陲：防山固圉，民实赖之。”

姚波

龙门书院名士姚文楠试卷  
姚文楠（1857——1934）字子让，生在上海嘉定。姚文栋之弟。上海地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史志学家、教育家和公益慈善事业家。龙门书院名士，精于算学。
1882年举优贡，朝考一等，奉旨以知县用，后又中举。“历董上海城邑各项公事，阅20年”，历任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议事经董、议事会会长，市政厅议事会会长、总董，江苏省咨议员、财政审查长，国会总议员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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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认识（民国27年春江书局，上海姚文栋著）

孔子认识（民国27年春江书局，上海姚文栋著）(图1)

孔子认识（民国27年春江书局，上海姚文栋著）(图2)

孔子认识（民国27年春江书局，上海姚文栋著）(图3)

孔子认识（民国27年春江书局，上海姚文栋著）(图4)

孔子认识（民国27年春江书局，上海姚文栋著）(图5)

孔子认识（民国27年春江书局，上海姚文栋著）(图6)

孔子认识（民国27年春江书局，上海姚文栋著）(图7)

孔子认识（民国27年春江书局，上海姚文栋著）(图8)

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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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物简介

15岁中秀才，以后应乡试未成，乃纳资捐官，两次以参赞身份出使日、英等国，光绪十七年(1891)至二品衔直隶候补道、缅甸勘界委员，出入多位公使、督抚门下，参与机*密事宜和重大外交活动。嗣又任山西侯补道，光绪末为山西大学堂首任督办、1906年11月任上海佛教协会会董、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师议董、上海城内地方公益研究会会长、西北城地方自治协会干事长等职务。1881年曾出使日本，继又调赴俄德等国作随同办事，周历东西两洋，熟悉外部情形。1891年6月任二品衔直棣候补道、查探印缅商情及滇缅界务，并绘图记载。嗣又任山西侯补道。平日讲求洋务。1902年3月为山西大学堂首任督办，期间，正值山西大学堂筹建不久。他为学校基本建设，职工聘用，招生上课，做了不少的工作。富于著述，家有“昌明文社书库”、“读海外奇书室”藏书楼，藏书至16万卷，日、朝文献颇多。光绪七年(1881)出使日本期间，曾经到日本橡木县手抄《皇侃论语义疏》古书，今存南京图书馆；又从日本购回《分门琐碎录》、《周易单疏》等宋本珍版书，今存上海图书馆。搜罗上海地方文献、乡贤著述颇富，如收藏有王昶、王韬、钱大昕、张文虎等人稿本。姚氏晚年寓居南翔，藏书大部分毁于“八·一三”日寇战火。[1]
长期从事外交工作与地理研究，编有《西陲荟要》、《增订北徼汇编》、《外蒙古喀尔喀四部图说》、《塞外金石记》、《海运汇编》、《俄约汇编》等，著有《东槎杂著》、《云南勘界筹边记》、《琉球地理志》、《筹边九论》、《东北边防论》、《日本地理兵要》、《日本国志》、《海外同人集》等。


清光绪六年（1880年），将近而立之年的姚文栋，受命担任清政府驻日公使黎庶昌的随员。姚文栋到日本后，他广交朋友，与日本朝野人士广泛接触，切磋汉学，讨论世界政局，希望实现中日睦邻友好，并用心观察、探究日本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姚文栋很快发现日本政府的图谋不仅是对朝鲜，也指向中国。于是，他特别注意日本政府中好战的武士、政客集团的言论活动，千方百计地收集有关情报。光绪八年六月十八日（1882年8月1日），他获悉日本将于七天后在朝鲜发动突然袭击的重要情报，便立即向黎庶昌作了禀报，请黎紧急密电国内，采取措施。当时，朝鲜是清帝国的属国，在朝鲜驻有清军，日本自签订《日朝江华条约》后，也在朝鲜驻有军队。清政府接报后，迅速部署，至日军行动前半日，清军已控制了所有的战略要地。二十五日（8月8日），日军见按计划行动一无胜算，只得悻悻作罢。[2]
姚文栋还将日本陆军省出版的《兵要日本地理小志》一书译为汉文，希望“印给外海水师各营”。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是甲午中日黄海之战前11年。
姚文栋在翻译《兵要日本地理小志》全书的同时，还在卷首进行战例分析：元朝进攻日本，专攻其西，日本得以全力防御一方，因而得胜。他还引用了日本历史学家赖襄的话“元幸自一面来耳，若自四面来，扼吾要喉，断吾粮道，杜绝吾兵之策应，其祸岂可胜言”，认为“此诚破的之论，兵家舆地家所宜共知者也”。
姚文栋不仅照译原文，还从战略的高度对日本地理形势进行评述，如在分析对日作战的两条海上攻击通道时说：一条是“上海历长崎、神户而达横滨”，“自长崎至神户者必经濑户内海。其间岛屿棋布，节节可伏，且一入下关口峡，彼若以兵绝吾后路，则能入而不能出，皆犯兵家所忌。故用兵时，此道不复可行”。另一条是“自香港至横滨，即彼所谓南洋，一水汪洋驶行无阻，可以直捣浦贺，进逼品川，东京、横滨皆震动矣。此正道也。”对日本陆上的战略要点姚文栋也叙述得十分清晰。
中根淑《兵要日本地理小志》一书中没有对本国军队的记录，而姚文栋收集记录当时日本陆军步、骑、炮、工兵各营驻地及人数以及军、师管区、近卫军、常备兵、预备兵、后备兵、国民军的人数，依我国地方志之体例编成《兵制》一章收入《日本地理兵要》中，还针对我国威胁最大的日本海军舰船逐一记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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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波

甲午战争最早报警人----姚文栋

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有着巨大影响的历史事件。人们熟知在这场战争中英勇捐躯的邓世昌、林永升和左宝贵等民族英雄，史学界也关注研究过丁汝昌、刘步瞻和方伯谦、叶志超等不同表现的清军将领，却罕有人知这场战争的最早报警者、并因战争的最后失败而饮恨终身的南翔人姚文栋。
清光绪六年（1880年），将近而立之年的姚文栋，受命担任清政府驻日公使黎庶昌的随员。姚文栋是一个忠于国事、忠于职守的人，到日本后，他广交朋友，与日本朝野人士广泛接触，切磋汉学，讨论世界政局，希望实现中日睦邻友好，并用心观察、探究日本政府对中国的态度。日本，这个刚刚经过明治维新摆脱半殖民地地位而崛起的国家，随着国力的上升，扩张野心与日俱增，矛头直指一衣带水的朝鲜与中国。就在姚文栋到日本前的四年，即1876年，日本袭击了朝鲜江华岛，逼迫朝鲜签订了《日朝江华条约》。姚文栋很快发现日本政府的图谋不仅是对朝鲜，也指向中国。于是，他特别注意日本政府中好战的武士、政客集团的言论活动，千方百计地收集有关情报。光绪八年六月十八日（1882年8月1日），他获悉日本将于七天后在朝鲜发动突然袭击的重要情报，便立即向黎庶昌作了禀报，请黎紧急密电国内，采取措施。当时，朝鲜是清帝国的属国，在朝鲜驻有清军，日本自签订《日朝江华条约》后，也在朝鲜驻有军队。清政府接报后，迅速部署，至日军行动前半日，清军已控制了所有的战略要地。二十五日（8月8日），日军见按计划行动一无胜算，只得悻悻作罢。
姚文栋深知日本侵华之心，绝不会以一次不逞而放弃。于是，更加潜心搜集、研究日本国情，编著了数十卷的《日本地理兵要》、《日本国地志》等书，提供朝廷制定对敌方略时参考，以便一旦战起能胸有成竹。可惜，1882年的那份急电虽然刺激了一下昏庸腐败的清政府，但对姚的深意与日本的侵略野心，却从未真正重视过。所以，中日甲午战争果然如姚所报的那样爆发了，而结果却没有如姚所愿的那样取得胜利。为此，姚文栋伤心极了。甲午战后，两江总督张之洞为亡羊补牢，想到了这位日本问题专家，专电请他到南京，咨询如何加强东海海防问题。可是，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太伤姚文栋的心了，张之洞的礼遇也无法抚平他那拳拳爱国心上的裂痕。光绪三十四年，年仅57岁的姚文栋就含恨逝世了，真是“一电之忠未尽，终天之恨不捐”。
姚文栋识见高远，他在严密关注日本侵华动向的同时，也由衷地赞赏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国貌日新、国力日增的事实。他认为可借鉴日本的经验，辟中国富国强兵之路。在黎庶昌的支持下，他倡导、组织国内士子东渡留学，创设和主持使馆附设东文学堂，帮助留日学生较快地掌握日文。留洋海归派是我国近代引进和传播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启迪民智、促进近代化进程的急先锋与生力军。留学日本又较留学欧美方便得多，留日海归派于中国近代化中的作用也就更易凸现。所以，作为赴日留学潮的最早倡导者和组织者的姚文栋，其对中国近代化的推动是功不可没的。
作为一个学者，姚文栋对我国古代典籍的整理也有着一定的贡献。他襄校《古逸丛书》，利用在日本工作的机缘，访得了因兵燹或政府禁毁而在国内早已佚亡的数十种古抄本古刻本。
（树人摘自《上海滩》 作者：许洪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