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知识（四）

上海姚良官

家谱名称

家谱名称繁多，大致有宗谱、世谱、族谱、家乘、会通谱、统宗谱、支谱、房谱等称法。从中国家谱发展的历史看，宋代以后修谱的宗旨发生了变化，此前家谱作为官吏铨选和巨姓望族婚姻门第参考的依据作用已逐渐丧失，编纂家谱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说世系、序长幼、辨亲疏、尊祖敬宗、睦族收族，且比较关注亲亲之道的提倡。家谱的编纂也逐渐由官方垄断走向民间私修。总的来看，宋元时代民间私修家谱尚未形成风气，并不普遍，而这一情形的转变主要是在明代。

   

    家谱、族谱，是一个家族的生命史。它不仅记录着该家族的来源、迁徙的轨迹，还包罗了该家族生息、繁衍、婚姻、文化、族规、家约等历史文化的全过程。

   

    家谱是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图籍，是由记载古代帝王诸侯世系、事迹而逐渐演变来的。先秦时，社会上流传有《周官》、《世本》等谱学通书；秦汉以后，又出现了《帝王年谱》、《潜夫论.志氏姓》、《风俗通.姓氏篇》等谱学著作。到魏晋南北朝时，门阀制度盛行，家谱成了世族间婚姻和仕宦的主要依据，于是便迅速发展起来。隋唐五代后，修谱之风更从官方流行于民间，以至遍及各个家族，出现了家家有谱牒、户户有家乘，并且一修再修、无休无止。因此每次修谱，也就成了同姓同族人之间的大事。

   

    但第一部家谱是什么样子？修撰于何朝何代？是官修还是是私修？因为历史上缺泛记载，至今尚不得而知。到了宋代，由于官方修谱的传统禁例被打破，民间编撰家谱风气开始兴盛。于是家谱也日益多了起来。在这一时期的家谱中内容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世系图，若想知道谱中某人世系所承，属于何代、其父何人，一看此图便即了然；第二部分是家谱正文，是按世系图中所列各人的先后次序编定的，分别介绍各人的字号、父讳、行次、时代、职官、封爵、享年、卒日、谥号、姻配等。这些介结性的文字，长者50余字，短者仅二三字，实际是人物小传。使人知其本源，而世系表也因此更加完整；第三部分为附录。对研究姓氏的源流、迁徙、分布、文化等都有较大价值。

   

    家谱究竟有多大数量，至今还没有人作出确切统计。因为家谱像其他所有私家家谱一样，还有秘不示人的家规。每当家谱30年一小修，60年一大修后，旧的家谱除留下极少几套保存在宗祠或族长手中外，其余都要全部销切，而代之以新的家谱。这种特殊的风俗习惯，当然为古老家谱的保存制造了人为障碍。不过，尽管如此，家谱作为生活轨迹的记录，仍有不少被保存了下来。至于散落在民间的家谱，无疑还有更大的数量。

姓氏分布

世界上许多古文化早已连同创造它们的种族一起销声敛迹了，而中国姓氏文化则历经了四、五千年始终延续和发展着。姓氏一直是代表中国传统的宗族观念的主要的外在表现形式，以一种血缘文化的特殊形式记录了中华民族和形成和发燕尾服，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同化和国家统一上曾起过独特的民族凝聚力的作用。历史悠久的姓氏文化和传统独特的中国谱牒学，目前不但在社会科学中得到了发展，而且在生命科学中也得到了重视和应用，并已经形成了中国资源特色的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中国姓氏群体遗传学。在多数的情况中，姓氏是世代遗传的，姓氏人口资料又比较容易搜集，其历史跨度也很长，非常适合于大量数据统计性质的研究。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姓氏在不同人群中分布，来探讨人群的遗传结构、不同群体间的亲缘关系、以及人群迁移等。中国人姓氏和同姓人群的分布规律的研究有可能成为探讨中国人起源和父系遗传物质进化的一条新的重要途径和科学依据。

   

    中国人一般都习惯地继承父亲的姓，以父系方式把姓氏遗传递给下一代。女子在一生内仅仅保留其父亲的姓氏，不传给下一代。因此，绝大多数的姓属于一种无性别之分、以父系方式传的“基因”，相当于性染色体遗传的特殊基因。可以这样假设，不管是X精子还是Y精子，均携有“姓氏基因”，均在每代显示其姓氏的功能。惟有Y精子具有连续传递姓氏特徵的性能，而X精子仅仅在第一代显示姓氏的性能。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中国人中一直普遍存在着改姓的现象，这包括入赘婚姻、随母姓氏、避难改姓、少数民族用汉族姓等等。在人群中改姓是突发的和随机发生的事件，往往发生在迁移过程之中，但是可以肯定有总人数中改姓人数的比例较低。而且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改的姓，从第二代起仍以父系方式传递。这种改姓现象可以认为是姓氏的突变，突变后的姓氏仍具有正常的父系传递功能。中国人姓氏的悠久历史和相对隐定的传递，以及具有中国社会进行特色的改姓现象，不但增加了中国人姓氏的多样性，为追踪各个姓氏的始祖和年代提供了线索和机会；而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广大农村中一直存在着同姓聚居的习俗，加上婚姻半径小，娶嫁地域相对固定的特点，同姓人群可以认为是其共同祖先的父系遗传物质，某种程度隔离的群体，这在进代上有特殊的意义。这种与近代人类进化有直接相关的同姓群体。在探讨中华中族的起源和进代等研究中将提供有价值的研究模型和线索。

   

    宋朝、明朝和当代三个历史时期的姓氏分布反映了三个重要的现象：第一，中国人姓氏在历史上传递是延续的和隐定的。它揭示了在历史的进程中中国人姓氏所表现的血缘文化的痕迹与生命遗传物质，尤其是父系遗传物质的进化具有基本相同的和行的表现。第二，中国人历来有同姓聚居和联宗修谱的习俗，而且婚姻半径很小，婚娶地域相对固定，这样形成了同姓人群的分布。中国人姓氏的分布实际上主要反映了同姓人群的分布规律。中国人的姓氏或同姓人群存在两种状态，大姓和小姓，或称为常见姓氏和非常见姓氏。仅占总姓氏量不足5%的常见100个姓氏已集中了85%以上的人口，而占总姓氏量95%以上的非常见姓氏仅代表不足15%的人口。常见100个姓氏的分布是反映各地区人群的遗传组成的主要因素，它们决定着中国历史上人口迁移的规模和地域人群间的亲缘关系的程度。而非常见姓氏人群更为表现其地域特色和相对高程度隔离的现象。第三，人群的迁移的主要方向反映了中国人遗传基因的流动方向。同时，再一次从群体遗传学角度证实了中国汉族一直存在着遗传上异源的南北两大群体，其1000年来的地域分界线应在武夷山和南岭地带。因此，中国人姓氏和同姓人群的分布规律的研究有可能成为探讨中国人起源，尤其是父系遗传物质进化的一条新的重要途径。

谱牒研究

谱牒是希望通过对族谱编纂过程的讨论，来验证族谱作为中国人家族、宗族私家“历史”所具有的真实性和虚构性，从而说明隐藏于其后的族谱编纂者与持有者具有一部分历史意识。

   

    在很多情况下，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族谱的意义，在于它是一种理想、为把握过去状况而服务的资料。我们可以从各个方面来观察近年来运用了族谱资料的一些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如根据族谱的记载，对某一地区的移居史进行重建的尝试；利用族谱的资料，对以往的人口动态进行的分析；利用族谱的资料，对一些政治史上的和其他领域中的重要人物的出身背景的考察，等等。另外，即使在人类学家以村落调查为基础的研究著作中，为了叙述某一宗族或村落的历史背景，族谱也往往在相应的章节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已经成了一个通例。

   

    当我们希望详细地了解一个个家族或宗族的历史时，参考族谱一理想资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甚至可说是毋庸置疑之事。然而，族谱在成为职业历史学家进行研究的材料之前，本身已经是一部包含着对本族过去经历的解释与主张的“历史叙述”。像这样一种返回原点的寻根式讨论现在还很少见。关于族说存在的理由，即究竟为什么要编写族谱？它们又是如何被持有、被“使用”的？虽然已有人试图从这些基本的角度出发来探讨族谱作为“史料” 的可信赖程度，但迄今为止对这一问题进行的讨论，远不能说是充分的。

   

    毫无疑问，族谱并不是由第三者作出的“纯客观”事实的记录，而显然是由作为当事人的某一家族、宗族的某个成员亲手编纂并保存下来的文献。希望阐明自己的祖先和本家族的历史这一动机，虽然导致出策这样一种对整个家族、宗族成员的事迹以及他们之间的系谱关系进行精确描述的“历史”记录；但另一方面，也不能不看到，正是因为有了一动机，才使得一种有意无意的选择行为，介入了何种内容应该写入族谱，何种内容不该写入族谱这一判断过程之中。其结果，就有可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赋予族谱中所记录的内容以某种虚拟的性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于编纂者自身业说，族谱内容也是一种与自我认同和自我夸耀直接相连的东西。

   

    通过对这类族谱所具有的虚构性和族谱编纂过程的回顾，来逐项检验所载事实的可信程度，这一工作就其基本性质而方，本来应该属于历史学家的研究领域；另外，在对历史资料，即作为一种服务于重建过去状况之线索的族谱的可信性加以验证的同时，还希望有机会关注赋予了这类族谱以超越单纯的“事实”记录的“真实性”问题，以及持续地进行族谱再生产的人们的意识结构问题。正是在这类研究方面，人类学家的观点有可能作出重要的贡献。

   

    作为族谱本身，是由某一编纂者个人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内编成的，其内容不仅仅是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一系列事件的连缀，实际上，在家族和宗族中，族谱经常作为行动的依据被人们提及、称引和解释。也就是说，族谱持续在存在于离不开往昔、因而不继予以回味并对之进行再生产的当前人们的意识中。对于人类学爱来说，族谱不仅是重现过去状况所需的线索，也不仅具有讨论某村某族历史沿革的辅助资料价值，它还是隐藏着遥远过去种种重要可能性的一个素材。

   

    二族谱的编纂---一个追溯性的过程

   

    所谓族谱，是指“在中国的宗族中所构成的以系谱为中心的记录”。族说是对始祖以来的父系亲族的记录，其内容包括每一个亲族成员的姓名、生年、卒年、生前业绩、妻姓、子女数、居住地、坟墓位置和风水等；同时，也会解释和附记整个宗族的来历及亲族应遵守之规范。

   

    但是，即使在把族谱视为一种“记录”的时候，它也并不一定是亲族成员存活时进行的共时性描写；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在该面员去世以后，以总结和评价其生平的形式而作的记载。而且，族谱的每一次重新编撰过程，都要增加转述和再解释的工作。特别是对最初编撰者的追溯性妨访和重新解释过程而大量增加，这种可能性是无地否认的。

   

    以某一村落或地域为基础的宗族，在记载最早迁至该地的始祖（开基祖）以前的祖先事迹时，大多转引该始祖所由迁出之母村的宗族、或与此宗族同系列的其他宗族的族谱。另外，关于现居地始祖以下的部分，由于族谱的编纂并不一定在移居之初就开始着手，而往往要在迁移、定居后经过一段时间，当宗族已开始呈出繁荣景象之后才计划编纂；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有关从村落和地域始祖来到定居点以后真至编纂；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有关从村落和地域始祖来到定居点以后真至编谱以前这一段时间内的世代记载，仍然可能是追溯性重建过程的产物。

   

    族谱所记录的系谱位置最早的祖先的年代，及被认为是现居村开基祖或地域开基祖的移居年代，与据信完成了族谱编纂的年代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时间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