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二章

姚波

桐城二章

2015年11月16日 9:17:40 　来源： 今日浦江 作者： 张明

　　两年前，有学生邀约赴安徽作桐城游，我欣然前往。
　　桐城是清代著名桐城派散文的发源地，方苞是其代表人物。他写的《狱中杂记》，以揭露清代社会腐败黑暗著称，读来沉郁峭拔，有不平之气。后来自己登三尺讲台，为学生讲授这一名篇佳作，颇感顿挫抑扬，冰凝雪滞。这一流派的另两位文章大家刘大櫆、姚鼐也均为桐城人，桐城派因此得名。因为这原因，我便觉得没有不去的道理。以前去安庆，与桐城失之交臂，已觉遗憾，这回算是补过。
　　桐城立县较早，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最早为楚地，后属吴，再属越。后来楚灭了越，又归为楚地。翻来覆去，几经变迁，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可在春秋战国那样的年代，又有哪个地方是安定的呢？可正是这动荡不安，使各种思想交相融合，孕育了厚重灿烂的文化，激荡起无数绚丽的浪花，使我们领略了时代沧桑的同时，也看到了文化的灿烂。这种思想文化碰撞融合的余绪影响了桐城上千年，到了清代，其中的一脉转化为一个文学流派就不足为奇了。桐城派散文峻奇沉郁，继承了唐代韩愈的风格，读来有点艰涩，但它绝不流俗，绝不取媚，这恰恰是方苞他们文章的可爱之处。
　　走在高速公路上，一路绿树葱茏并不寂寥。五个多小时的车程，让我们感到桐城并不遥远。
　　一
　　桐城号称“抵天柱而枕龙眠，牵大江而引枞川”。山是安徽名山，江是安徽境内大江，这桐城依山傍水，气象开阔，一点不小家子气。人物自然不可小觑，张英、张廷玉父子就是代表。
　　张英(1637年～1708年)，字敦复，安徽桐城人。康熙初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累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康熙时期，政治安定，天下太平，社会生产力得以迅速发展。这时，康熙帝开始设南书房，命“择词臣谆谨有学者”日侍左右，张英受命入值。入值者的主要工作是陪伴皇帝赋诗撰文，写字作画，有时还秉承皇帝的旨意起草诏令。张英晨入暮出，勤奋细致，深得皇上器重赏识。康熙到南苑狩猎或巡行四方，张英都随从左右。一时制诰，多出其手。中间，张英也曾以葬父理由告假，在家乡龙眠山中建筑房舍，过了四年林下生活。以后继续受到重用，在清代名重一时。
　　张英性格平和，不求面上的显赫。即使举荐自己看中的人才，往往不让本人知晓，宁愿做个无名英雄。在讲筵上，大凡民生利病，四方水旱，知无不言，常常切中肯綮。康熙曾经告诉身边执政的人，张英有古大臣的风范。即便如此，身处朝堂之上，毕竟有许多难言之隐，时时需小心谨慎，张英到了壮年就有归隐田园的想法。以后康熙两次南巡，张英或迎驾淮安，或迎驾清江浦，都随驾至江宁，可见皇上对他的信任程度。张英常常告诫子孙要“务本力田，随分知足”。正是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才有了桐城著名的“三尺巷”故事，显示了作为宰相张英的胸襟和气度，又让我们今天对“风物长宜放眼量”有了更深切的理解。
　　张英一生清廉，很有家教。他的妻子姚氏，也是桐城人，称得上贤内助。据清史稿记载：张英刚做翰林时，家中很贫困，有人“餽之千金，英勿受也”。当张英把这件事情告诉妻子，妻子说：“今天平白无故获赠千金，人家问那钱是从哪里来的，能不感到惭愧吗？”因此，姚氏居家过日子“质衣贳米”成了常事。等到张英俸禄稍丰，妻子仍然不改其俭朴的本色，一袭青衫数年不易。张英官拜相位后，姚氏更加谦卑，很多人都不知道那补旧衣服的就是宰相夫人。张英六十岁时穿的棉衣，仍是妻子姚氏一手缝制的。等到儿子张廷玉继入翰林，入值南书房，康熙又对身边的人说：“张廷玉兄弟，母教之有素，不独父训也！”可见，父母的言传身教对子女的影响是很大的。
　　张廷玉一生也官拜相位，与乃父合称“父子宰相”。不过他的建树不在具体的事功，而在军机制度和奏章制度的设计上，治吏重在严格，从而大大提高了清廷的行政效率。张廷玉还是《康熙字典》的总编纂。演员杜雨露在《雍正王朝》中扮演了张廷玉的角色，演得不错。
　　张英在《聪训斋语》中特别谈到读书：“人心至灵至动，不可过劳，亦不可过逸，惟读书可以养之。书卷乃养心第一妙物。闲适无事之人，镇日不观书，则起居出入，身心无所栖泊，耳目无所安顿，势必心意颠倒，妄想生嗔。处逆境不乐，处顺境亦不乐。每见人栖栖皇皇，觉举动无不碍者，此必不读书之人也。”
　　雍正即位后，闲暇时反剪双手眺望皇家园林，追念当年在乾清宫读书时，老师张英侍讲经书于左右，感慨无限，即赠张英为太子太傅，赐御书榜额。雍正八年，又使张英入祀贤良祠。乾隆时期，继续加赠张英太傅名。可见，康雍乾三代对老臣张英的厚爱，这或与张英的敦睦蔼然、勤政廉洁的性格品质分不开。或许唯独如此，张英才能在险恶的官场上长久。
　　今天，我们辗转来到张英墓前，但见龙眠山上一片安详。墓的形制与张英的位高权重相比，算很低调了，也许身前的名望不需再图墓制的规格，墓地也无非是百年之后的栖身之所，不讲究也罢。上山的路有照壁相挡，呈之字形，张英墓成一泰然之所。站在山上，远远望去，平林漠漠，青山如黛，白云缭绕，反而感到平易亲切，一如张英的为人——中庸平和，不见有任何宰相的跋扈之感。或许正因为此，张英墓才能历三百年而仍能基本安居一方。
　　山门的近处，有丛丛的竹林，遮阴蔽日。旁边山涧水流清澈，顺势而下。山上除了鸟鸣，并没有什么杂乱的声音，连游客也少，倒不失为一处清净之所，也符合了张英优游林下的志趣。
　　二
　　如果说“宰相父子”张英张廷玉毕生浮沉宦海，那么方苞则更多的在文学方面留下了他的名声。他与张廷玉基本在同一时代，两位桐城人却没有什么交集。
　　查资料：方苞高祖方大美，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6年)进士，曾任太仆寺少卿。到了父亲方仲舒，虽有国子监生之名，实无名门之实，家境日渐中落，竟成入赘之人。倒是次子方苞，自幼聪明，四岁能作对联，五岁能背诵经文章句。方苞科举考试一帆风顺，三十二岁时考取江南乡试的第一名，名声大震，受到大学士李光地的激赏，称赞方苞文章是“韩欧复出，北宋后无此作也”。
　　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康熙五十年，戴名世《南山集》案发，方苞因给《南山集》作序受株连，下到江宁县狱。不久，解到京城下刑部狱，被定为死罪。历史上，《南山集》案的发生有着深刻的政治、社会原因。满清贵族入关问鼎中原掌握政权后，虽然采取了一些笼络人心的措施，但“剃发”、“圈地”等一系列野蛮的民族压迫政策使人心思变，清统治者感到惶恐，时时警觉。在采取一系列的武力镇压后，清廷又特别重视从思想上加以严厉钳制，罗织罪名，屡兴大狱，对他们认为不驯服的知识分子进行残酷的镇压。《南山集》遂罹其难。这表面上是政治与文化的冲突，实际还是政治上的考量。政治强调的是大一统，文化希望的是多元化，而不平则鸣恰恰是文化的特质，或者说文人的特质。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来，皆同出一辙。方苞在狱中两年，仍坚持著作，《狱中杂记》就是这时写成的名篇，可谓苦难时代的浪花。
　　方苞入狱后，又是重臣李光地极力设法营救，始得康熙皇帝御笔亲批“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才免死出狱，捡了一条命。以后以平民身份入南书房作皇帝的文学侍从，后来又移到蒙养斋编修《乐律》。政治高压下，方苞敛了锋芒，再也不敢造次。乾隆七年，方苞因病告老还乡，乾隆帝赐翰林院侍讲衔。从此，他在家闭门谢客著书，终年八十二岁，算是善终。悲乎？喜乎？这在那个年代，不同的人自能作出不同的解释，方苞只不过是一种现象而已。
　　方苞治学，以儒家经典为基础，尊奉程朱理学，甚至连日常生活都遵循古礼。他为人刚直，喜欢当面斥责别人过错，因此，受到一些人的排挤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文学上，方苞首创“义法”说，倡导“言有物”、“言有序”，主张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语言力求清真雅正，为桐城派散文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后来桐城派文章以方苞所提倡的“义法”为纲领，一路发展完善，影响深远，方苞也因此被称为桐城派的鼻祖。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桐城不大，往昔的旧貌早已荡然无存，有的是现代化的霓虹闪烁，但历史和文化的厚重感依然还在。如果细数，早于方苞他们，桐城籍的名人还有明代赫赫有名的左光斗，他是内阁大臣、东林党的重要成员，因对抗阉党魏忠贤而含冤下狱终遭捕杀。方苞为同乡先辈左光斗而内心激荡，专门写了著名的《左忠毅公逸事》。左光斗的学生史可法是一个抗清民族英雄，明知大明江山社稷不保大厦倾倒，却不可为而为之，血洒扬州，流尽最后一滴血。他们在历史上都表现得非常刚烈忠勇，师生两人就像两颗闪亮的星星，闪耀着那个时代非同寻常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