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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雪垠与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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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Master]伴坛终老

    发表于 2016-1-14 19:02:0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姚雪垠与毛泽东
      来源:《黄河》2000年第4期 时间:2009年09月09日 作者:姜弘 

      我最后一次见到姚雪垠,是在1996年春天。一见面我就发现,他确实衰老了,说话和行动都大不如以前了。眼睛依然放光,声音也还洪亮,思维已经不大敏捷,所说的内容和话语是单一的重复的。寒暄之后,他郑重地对我说:“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告诉你,毛主席对《李自成》的批示原始记录找到了,原话是……”。他喃喃背诵的那个“重要指示”我没有记住,只记住了他连连重复的“非常重要”和后面的几句话:

      毛主席一再保护、支持我,我是非常感激的,没有他的保护和支持,就不会有《李自成》。不过,对于他晚年犯下的严重错误,那是绝对不能原谅的。

      1957年以前,他同时在进行三部大作品的构思:一是《天京悲剧》,二是《杜甫传》,三是写新乡面粉厂的长篇小说。《天京悲剧》以李秀成为主角,写太平天国的覆亡;先写成电影剧本,因为当时迫切需要电影脚本,他想在这方面尝试一下,然后发展成长篇历史小说。———这三部作品后来都没有完成。

      从1956年秋天到1957年春天所兴起的反教条主义之风,思想解放之风,使得我和姚雪垠与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心情激动,信心倍增,甚至有些忘乎所以。在这段时间里,姚雪垠比1949年以后的任何时候都活跃,写了不少文章,也多次在会议上发言。后来,这些文章差不多都有了问题,发言就更不用说了。不过,这其中真正犯忌讳的主要是四篇文章,即:《谈破除清规戒律》、《创作杂谈》、《打开窗户说亮话》、《惠泉吃茶记》。这些文章不仅触及了文艺界的最高领导,而且有的还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是他成为“极右分子”的重要原因。


      先说引起毛泽东注意的两篇文章。第一篇是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的《创作杂谈》。

      姚雪垠这篇文章的特出之处,是他竟敢公然与“深入工农兵生活”的伟大号召唱反腔。毛泽东说的是“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而姚雪垠却提出了几乎是针锋相对的不同看法:“老作家在旧社会生活得久,不但不应该把这点看做是他们的包袱,反而应看做是他们的有利条件,是他们的财富”,由此发出呼吁,“要重视老作家独具的生活经验”。

      当时,姚雪垠的另一篇文章《惠泉吃茶记》也受到了毛泽东的注意,而且正式传达了他的有关指示。那已经是1957年的春天,作协武汉分会主席于黑丁从北京回来,传达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内中提到姚雪垠。大意说,读了《惠泉吃茶记》,发现作者很会写文章,问题是他看不起泥腿子,思想上有君子、小人之分,这是不对的。

      和所有的右派一样,姚雪垠也被批得一钱不值。说他历史肮脏,品行恶劣,是老流氓,这种侮辱性的谩骂他倒不在乎,最令他伤心的说他不学无术,说他专门写色情文学。一个知识分子,被人从精神上剥得精赤条条而无告地处于众人的围观唾骂之中,那种内心深处的羞辱和绝望是难以忍受的。他就是怀着这样悲愤的心情开始了他生命史上的最重要的一搏———写《李自成》。

      那已经是1957年的秋天,运动已近尾声。

      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向我透露了他提前写《李自成》的原因。前面提到过,按原先的计划,他打算先写《天京悲剧》和《杜甫传》,然后再写《李自成》。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改变主意,提前写《李自成》呢?对此,他表述得很清楚,是因为毛泽东,因为毛泽东与李自成的特殊关注。他说他虽然很早就对李自成的事迹感兴趣,而真正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是1944年在重庆的时候。当时,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了,他知道毛泽东对此文很重视,列为整风学习材料,而且还曾致函郭沫若给以高度评价,同时还有搬上戏剧舞台的建议。他还告诉我,在延安的时候,开明士绅李鼎铭的侄儿写了一部以李自成起义为题材的小说《永昌演义》,呈给毛泽东审阅。毛一直把这部书稿带在身边,进北京后交给周扬,说写得不好也可以少印一些作参考。姚雪垠说他读过《永昌演义》,确实写得不怎么样。但由此可知毛泽东对李自成非常重视。李自成是历史上最近一次农民大起义的领袖,是从陕北起事的;毛泽东是当代农民革命的领袖,也来自陕北,这种历史的偶然与必然使得毛泽东对李自成特别关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反右运动结束以后,我和姚雪垠分别到不同的地方接受改造,他在武汉市郊东湖农场“监督劳动”,我到沙洋农场“劳动教养”。几年以后,当我们都成为“摘帽右派”而重逢并再度成为邻居的时候,客观形势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当时,姚雪垠已把《李自成》第一卷写完,正忙于联系出版的事。1962年年底,他为此专程去了一趟北京,回来后和我谈及在京期间所受到的礼遇和赞扬,告诉我他都见了哪些重要人物,谁又说了些什么。说时滔滔不绝,喜形于色。这中间,他最重视也谈得最多的,是茅盾和吴晗。一个是文学泰斗,一个是明史权威,他们的意见当然十分重要,十分可贵。

      就是在这个时候,姚雪垠把刚刚出版的《李自成》第一卷寄呈给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一举措与他当时的处境有关。他听到了掌声,得到了赞扬和鼓励,同时也听到了贬斥声,看到了冷眼。他在有些飘飘然的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学术上艺术上所获得的赞扬并不能改变“摘帽右派”的身份。他知道,只有通天,或可有望改变处境。他和夫人王梅彩一起包扎这两部书时,我刚好在场,他们是怀着诚敬之心在做这件事的。当时我还问他:“现在的出版物那么多,主席又那么忙,未必会看你这部书。”姚雪垠胸有成竹地肯定说:“我看会的。这不是一般的小说,这是李自成,他一向非常重视李自成。”

      果如姚雪垠所料,毛泽东确实特别重视李自成,真的读了他的《李自成》,而且是基本肯定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毛泽东畅游长江驻跸武汉时,曾有谕旨给当时的省委书记王任重:“你告诉武汉市委,对姚雪垠要予以保护,他写的《李自成》写得不错,让他继续写下去。”

      他在(1975年给毛泽东)上书之前并没有直接向我透露消息,怕我嘴不稳泄露出去,而是以一种有意无意地发牢骚的口吻试探我的看法:“看来真没办法了,只有给他老人家写信……”。我说只怕很难送到他手上,他也难得有精力管这种事。等到信已送达并有了好消息,他才把一切告诉我。在信里一开始就说明自己是《李自成》的作者,重提当年呈书并获恩荣的往事以勾起毛泽东的记忆。然后谈他的写作计划,恳求帮助。这时他没有忘记吴晗的话,计划中只提写农民起义的《李自成》和《天京悲剧》,而不提写辛亥革命的《大江流日夜》。信的最后还附一首旧体诗。诗是他的旧作:

      堪笑文通留恨赋,耻将意气化寒灰。

      凝眸春日千潮涌,挥笔秋风万马来。

      愿共云霞争驰骋,岂容杯酒持徘徊。

      鲁阳时晚戈犹奋,弃杖成林亦壮哉。

      这首诗确实与毛的风格相通,又有形势大好,又有雄心壮志;末联用鲁阳挥戈、夸父逐日两个典故,以表现暮年豪情。

      毛泽东支持他继续写《李自成》的指示下达后不久,姚雪垠就如同跃过了龙门,迁居北京,开始进入他人生旅程和文学道路的最后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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