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两助姚雪垠

姚波

毛泽东两助姚雪垠

来源:美文    2011年第1期 时间:2013年03月25日 作者:

王维玲 1932年生，1950年至1994年供职于中国青年出版社，历任宣传科副科长，文学编辑室编辑、主任，中青社编委、副总编辑。1980年任《青年文学》主编，1987年任《中华儿女》主编。1987年评为编审;1994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75年至1981年担任《李自成》第二卷、第三卷责任编辑。著有《话说<红岩>》《岁月传真》等百万余字评论文章和纪实文学。

但在当时还不是作家想写什么就能写什么，而是组织上安排要你写什么，你才能写什么。尤其是像姚雪垠这样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作家，想写历史小说，谈何容易!所以姚老只能在写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以外，抽暇作一些《李自成》的创作笔记(包括小说中人物的性格把握和塑造、细节的选择和运用、情节的展开和描写、结构的组织和安排，等等)，以免日后创作时遗忘。到了1957年10月动笔之前，这样的笔记他已经记下了三十多万字。

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这些人便集到一起，重又刮起对《李自成》大批判的黑风，他们先是贴大字报、小字报，接着便在群众大会上声讨《李自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控诉武汉市委在两三年前不同意发表批判《李自成》的文章是保护姚雪垠这面“黑旗”，声言要打倒姚雪垠这个“牛鬼蛇神”“摘帽右派”，要拔掉《李自成》这面“黑旗”，当时黑云滚滚，形势吓人，姚雪垠和他的《李自成》面临着灭顶之灾。

7月中旬毛主席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看到王任重同志列席会议(王当时是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毛主席将他叫到身边，对他说:“你告诉武汉市委，对姚雪垠要加以保护。他写的《李自成》，写得不错，让他继续写下去。”第二天，王任重即打电话向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传达“最高指示”。武汉市委立即向进驻文化系统的工作队作了特别指示，保护姚雪垠和《李自成》不受冲击。

第一卷瓜熟蒂落

1975年我参加《李自成》第二卷的编辑工作后，和姚雪垠的接触逐渐多了起来，我对他写《李自成》的动念和他在创作中遵循的一些原则，有了较具体的了解。我问过姚老:“为什么《李自成》第一卷的草稿，仅仅用了十个月的时间就写出来了?”姚老闪着一双明亮有神的眼睛，缓缓地说:“我因为对历史一向感兴趣，读书的范围很广，1933年在开封时，就阅读了明清之际开封人写的《守汴日志》和《大梁守城记》，留下了深刻印象。1941年又接触到一些晚明时期的历史资料，引起了浓厚的兴趣。当时我想，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单以汉民族来说，从秦朝末年以来，大大小小农民战争不胜枚举。在中国的新文学中应该有一部写历史上农民战争的小说，而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就是很好的小说题材，这是我萌生写《李自成》最早的动念。”姚老还谈到:历史小说在中国源远流长，深受群众喜爱。早在宋朝时，就有专门说三国故事的。南宋以后，陆续出现了许多演义体的历史小说，最著名的有《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隋唐演义》《说岳全传》等等，写农民战争的小说，有《水浒传》。姚老觉得，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还是这些旧的演义体历史小说，新文学没有占领这个阵地，应该有人作个尝试，给读者写一部新的历史小说。这种小说应该是不落旧演义小说陈套的新小说。姚老说，这是促使我写《李自成》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虽然姚雪垠从1941年就有了写《李自成》的念头，但一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前，也没有实现，主要是生活没有保障。当时姚老主要靠教书和写作的收入养家糊口，微薄的收入，不要说当时没有条件收集资料、研究历史，就是维持一家人的温饱也有很大困难。姚老说:“吃饭是第一件大事，研究历史，收集资料，只好就搁置起来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写《李自成》这样的小说，必须先把晚明许多复杂的重大历史问题研究透彻，特别是李自成失败的原因。但解放前的八九年里，姚老对有些问题还不很清楚，所以那时还不能动笔。但姚老也做了许多准备。1948年他写的历史论文《明代的锦衣卫》发表在上海进步学术刊物《建设》上，以后他又写了一篇几万字的长文《明代的特务政治》。姚老写这两篇文章，就是为了弄清楚明代皇帝统治臣民的特务工具东厂和锦衣卫的内情，为他日后研究崇祯皇帝的悲剧和他的性格形成寻找历史根据。当时姚老曾将他掌握和研究的史料进行整理后，写了一篇几万字，题名《崇祯皇帝传》的著作，在《幸福》杂志上连载了三期。这些都为日后他写《李自成》和塑造崇祯皇帝提供了充足的准备和历史的依据。

但在当时还不是作家想写什么就能写什么，而是组织上安排要你写什么，你才能写什么。尤其是像姚雪垠这样从旧社会过来的作家，想写历史小说，谈何容易!所以姚老只能在写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以外，抽暇作一些《李自成》的创作笔记(包括小说中人物的性格把握和塑造、细节的选择和运用、情节的展开和描写、结构的组织和安排，等等)，以免日后创作时遗忘。到了1957年10月动笔之前，这样的笔记他已经记下了三十多万字。所以姚雪垠说:“与许多有成就的作家相比，我自愧不如;但把我具有的条件综合起来，就产生了我独有的绝对优势和不同效果，这就是写历史小说。同时，我酝酿和准备的时间长，若从1941年算起，到1957年动笔，已经准备了十六年。由于天长日久，我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知识，特别是明清之际的许多历史现象，我没有停留在历史故事表面的理解上，而是更深地探索了一些历史规律，形成我写《李自成》的基础。如果我没有较多历史知识，没有掌握明末农民战争的丰富资料，临时阅读一些明清的资料，就是想写《李自成》，也不具备写作的条件和创作基础。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是专业写小说的，习惯于小说的构思。一接触到历史生活，便很容易在心中出现小说的轮廓。丰富的生活积累和写作经验，再加上娴熟的写作技巧，使姚雪垠一动笔写《李自成》就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和创作激情，充满了自信心，这是他能够写好《李自成》一书的重要缘由。这也是姚雪垠为什么在1957年10月开始写作，仅用了十个月时间，就写出了《李自成》第一卷草稿的原因，因为《李自成》的写作，确实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候了。

《李自成》落户中青社

1961年10月中国青年出版社社会科学编辑室的邵益文到武汉约稿，他听说姚雪垠正在写史学方面的稿子，便到汉口璇宫饭店找姚雪垠，见面后，才知道姚雪垠写的不是学术著作，而是历史小说《李自成》。他将这个情况报告给社里。文学编辑室的江晓天得知后，立即以编辑室的名义给姚雪垠写信，希望交中青社出版。姚老回信告诉中青社，《李自成》第一卷稿已寄到中国作协去了，希望他们组织一两位明史专家看看稿子，听听反映，以便最后修改定稿。收到姚雪垠的这封信后，江晓天立即和编辑室主任阙道隆研究，决定要把《李自成》的出版权拿到手，这样又由江晓天执笔给姚老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真挚地表达了中青社希望出版《李自成》的心愿。这封信让姚雪垠受到了感动，他在给中青社的回信中写道:

第一卷还得修改一次方能拿出来，但不是大动手术……如果北京的同志看过后和我的估计大致差不多，那么第一卷明年春天可以改成，秋天可以出版。为着不辜负你们的热情，我同意:如果这部稿子将来有问世价值，交你们出版。但是，为着咱们把这件事作为共同事业，我也希望你们在完成这件工作上给我必要的帮助。怎样给我些具体帮助，以后慢慢研究。

第一部稿子在作协总会。既然我同意你们出版，把完成《李自成》作为咱们的共同事业，我希望你们同作协办公室联系一下，一面由领导机关请人看稿，一面你们也抽出一位同志花费几天时间把稿子看看。这样做，一则是想听听你们的宝贵意见，二则是好让你们了解这部稿子的面貌，以便在具体工作上给我帮助。

江晓天看过姚雪垠的来信后，立即把约稿合同给姚雪垠寄去;同时，他与中国作协联系，在1962年1月将《李自成》第一卷稿拿到手，立即进入审读。审读后他认为这是一部出色的好作品，由此更加坚定了中青社出版《李自成》的信心。接着社里决定派江晓天到武汉直接和姚雪垠交换意见，争取下半年出版《李自成》第一卷。当时姚老正在汉口饭店开会，他们长谈了两个上午，头一个上午江晓天谈对书稿的评价、看法和进一步修改的建议;第二个上午姚老谈他听了江的意见后的考虑和想法。二十年后，姚老在写《学习追求五十年》回忆录时，对他们之间的这次交谈是这么评价的:

老江对第一卷稿子所提意见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明末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以及土地集中情况都太少，须要大大加强。我十分同意他的意见，说我自己也明白第一卷存在的这个问题，但是进行修改时恐怕也不好补救，只好在第二卷加强笔墨。

这次见面使我感动的是江晓天同志的那种为发展党的文学事业而怀抱的满腔热情和真诚。虽然这种对党的事业的热情和真诚是团中央在十年浩劫以前的一贯精神，也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共同作风，但是在江晓天对待出版《李自成》这部小说的具体问题上，表现得最为突出。

姚雪垠于1962年4、5、6、7月间分批将《李自成》第一卷的修改稿寄到中国青年出版社，阙道隆和江晓天看过后，认为是一部难得的好作品，基本上已经定型，于是分两批发排，经过三校，于7月下旬排出了征求意见本，分别寄给湖北省和武汉市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士征求意见。在北京，中青社送给了吴晗、阿英、李文治三位学者。

姚雪垠看到征求意见本时，心情是十分愉快的，这反映在1962年7月29日他写给出版社的信里:“我下决心，这第一卷不改得像个样子不拿出来，万一今年耽搁了，明年出书也不迟。第一步走得踏实，往后就好走。”同时表示:“北京的几位同志把稿子看完时，请通知我，我亲自去听听意见。”说是这么说，但姚老也怕大改，心情是矛盾的，这在他8月17日给出版社的信中表露出来:“据我看，稿子到现在只可修修补补，不能大改。可能有人提出大改，作家也有自己见地，不能东倒吃猪头，西倒吃羊头。至于逐步使它提高、完美，那是长期问题，不经过几版之后，很难一切做得好。最使我感困难的是李自成的出场问题。你们提李的出场不及张献忠的出场有声色，确实如此。在武汉也有人对我提过。但我感到了，却一时无力扭转。要改，就得创造新的场面和细节，影响到前边的既成结构。现在我主张暂不改。古典小说中对主要人物的出场也有不同的写法，有的人物一出场就十分突出，有的人物出场时比较不十分突出，他们的性格是逐步揭开的。但现在还不完全肯定怎么办。如有的同志在看过样本(指征求意见本――笔者注)后，提出一个改的办法，即令这办法仅是一个有用的暗示，解开我脑中的疙瘩，新的改法也就容易出现。”姚老嘴上说不改，但也不甘心，心中一直在钻研、在思考，在看完征求意见本后，新的修改方案果然在胸中形成了。仅仅一个月，他就变得十分自信，满怀信心了。他在9月14日给出版社的信里写道:“重读之后，小说的毛病已经清楚。除你们指出的毛病外，还有一个毛病在下半本。我现在暂不谈，免得影响你们的思路。改起来也容易，改过后可以使小说比较完整，而后半本的气氛和分量也就不同了。”

姚雪垠进京访名家

姚雪垠于1962年10月来到北京，住在中国青年出版社院内的客房里，受到热情的款待。他在京的这段时间，由江晓天陪同他拜访了阿英、李文治和吴晗。

阿英除了对一卷稿说了一些肯定的话以外，提了三点意见。

晚明史学家李文治充分肯定这部小说的结构取材、详略取舍都很合适。

在姚、江拜访吴晗之前，吴晗已经两次约江晓天面谈，他对《李自成》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兴趣，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对江晓天说，《李自成》第一卷，在人物塑造上，“真实、合理，写得很好，完全符合历史实际”。“语言上，写景、抒情都很生动，读来引人入胜，放不下手。我是三天一气读完的”。吴晗对《李自成》第一卷征求意见本，看得十分仔细认真，他用红笔改正了一卷稿中的错字，补了漏字，对用词不当的地方，画上红线，加了眉批。他发现有些地方，在用作者身份叙述的文字中，仍不自觉地使用“满清”一词，他指出:“对明清关系，汉满关系，不能写成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写满入侵，明抗清，都不对。只能作为国内兄弟民族之间的关系，作为内部矛盾处理，因此有的提法要修改。”姚雪垠在拜访吴晗之前，江晓天已把吴晗的这些看法和意见告诉了他，所以姚对吴晗充满了感激之情。在吴晗家中，他们谈了一阵之后，吴晗便邀请姚、江一起去北京饭店吃饭。在一个单间餐厅里，他们纵谈历史、历史小说和有关《李自成》写作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吴晗想知道《李自成》全书的写作计划。姚雪垠把第二卷直到第五卷的尾声、重要的情节、重要的人物命运以及每一卷所要表现的中心，都不厌其详地谈了出来。当时有人劝姚老不要写五卷，不要把计划搞得那么大。吴晗听了全书的具体内容后，觉得每一卷的情节直到尾声，还是动人的，毫不松懈，赞成姚写五卷。此外，他们还对历史小说的语言问题，中国古典传统小说的手法和西洋小说手法的运用问题，作了深入的交谈。姚当时认为吴晗是明史权威，完全是怀着一种求教的心理，他对吴晗说:“我是学习小说的，对史学原是门外汉，也是小学生。这次来北京听取专家的意见，也就是来拜师的。吴晗同志，你是明史专家，我很希望多听听你的意见。我刚才谈的那些问题，都很重要，关系着《李自成》一书的成败。我对这些问题虽然有自己的看法，但没有十分把握。这是一部历史小说，如果写成了，出版了，史学界不同意或否定了我的意见，或写文章批评纠缠，使我不能集中精力写完以后的几卷，到那时损失就大了。”听到此处，吴晗激动起来，他将桌子一拍，说:“你不用担心，倘若有人从历史方面批评你，我吴晗站出来替你打笔墨官司。”

吴、姚这次交谈，对《李自成》第一卷稿的修改和以后几卷的写作起了促进作用。特别是吴晗对姚雪垠历史观的肯定以及他那热情豪爽的性格和他在史学、文学上的学识水平、修养造诣给姚雪垠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一直到1982年姚老在写《学习追求五十年》回忆录时，还深深怀念这位学者、教授、好人吴晗。

尔后姚雪垠住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客房里，埋头修改《李自成》第一卷，一直到1963年1月才回武汉，整整在京一百天，《李自成》第一卷才正式发排。

当时经常同姚雪垠谈修改意见的是文学编辑室主任阙道隆和责任编辑江晓天，讨论中为表述各自想法，说服对方，常常发生辩论。一次，姚对阙、江说:“不要说我这样的普通作家，即使将曹雪芹和托尔斯泰找来，我也可以从他们的作品中挑出许多毛病。”阙、江怔了片刻，随即说道:“假若曹雪芹和托尔斯泰是当代作家，将稿子交给我们，我们也要对他们的稿子提意见。”姚先是一怔，想想有道理，便哈哈大笑起来。

中青社原来计划年底出书，但在和姚接触的过程中，阙、江发现姚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为使《李自成》第一卷一炮打响，编辑部决定推迟出版，让姚再一次进行充实、修改和润色。江晓天对姚说:“你不要将有些好的构思留到第二卷、第三卷。你要先让第一卷吃饱，到写第二卷的时候自然会想出许多新的好情节来。”1963年春天，清样排出来了，中青社在给姚寄清样时，江晓天在信中写道:“这虽然是清样，但是你如果觉得需要再修改，请你随便修改。”姚老又在清样上大改了一遍，后来许多页都重排了，虽然费时费工，但保证了第一卷的质量。

《李自成》第一卷的修改定稿，姚老与阙、江这一段合作，是很愉快的。当时他们对第一卷稿增些什么，补些什么，压些什么，删些什么，反复交谈、反复酝酿，付出了不少心血。尤其是姚老，为了精益求精，每天闭门不出，伏案工作十几个小时，在艺术上进一步锤炼，在内容上做了充实和丰富，有的章节做了较大的修改，甚至重写，如李自成的出场问题，李自成整体形象的创造和他性格的形成、发展，都有了进一步的丰富和提高，不仅使第一卷稿令人满意，也为后面的第二卷至第五卷写作开拓出了一条宽广而多彩的创作道路。

当时姚雪垠虽然已经“摘帽”，但在政治上依然受歧视，被视为“摘帽右派”。在当时那样的政治空气下，中青社不能不出面征求湖北省、武汉市委对出版《李自成》一书的意见。1963年6月12日作协武汉分会正式来函通知中青社:“省、市委有关领导商量的结果:第一，可以出版;第二，印数控制在十万册以内(也可以先印五万，然后根据读者需要再印五万);第三，关于该书的评论文章要掌握分寸。”这三条意见，今天看来是很不合适的。但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已经是大开绿灯，很不容易的了。中青社有了这封公函，就多了一个说头。这里我附带说一句，就我的看法，当时编辑室对待一卷稿还是很积极的，并未受政治气候的影响。一是表现在一卷稿的出版上，签字付印后，不到一个月就出书了。二是在稿费标准的掌握上，当时长篇小说支付标准是千字15元、千字12元、千字10元，编辑室选择12元，经办公室主任请示社领导后同意按这个标准付酬。第一卷从1963年7月出版到1964年5月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印了193000册，基本稿酬加上印数稿酬超过了2万元。这与中青社当时努力争取、出版后享有南方《红旗谱》美誉之称的长篇小说《太阳从东方升起》千字4元相比，可说是天壤之别了。就是与“文革”后1976年出版的第二卷和1981年出版的第三卷相比，都超过这两卷第一版的稿费。

“文革”前第二卷稿已基本完成

《李自成》第一卷出版后，姚雪垠的心情是无比舒畅的，几十年的夙愿开始实现，创作的劲头比过去更大了，到1963 年11 月，《李自成》第二卷已经写出了35 万字。当时《收获》杂志向姚老提出连载第二卷的要求。姚老曾一度动过心，想把第二卷部分初稿拿出来连载。但他和出版社研究后，还是放弃了。主要考虑是:第一卷出版后虽未见到评论文章，但读过的人都持肯定态度，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二卷应保持同样的感染力，其艺术水平至少应不低于第一卷，力争高出第一卷。出于这样考虑，姚老暂且放弃了连载，先埋头把第二卷全稿写完，待基本定稿后，再考虑连载的事。到了1964 年，他对第二卷的写作信心和决心更足了。在4 月6 日给中青社的信中，他写道:

第二卷因争取不低于第一卷，甚至某些地方有所突破，所以原稿大部分抛弃，重新构思细节，精雕细刻，笔笔不苟，进度很慢。现在把前边所写的大约30万字仔细推敲，认真修改，俟初步改定，再接着写后一部分。第一卷写作是“大轰大嗡”的，速度较快，但章与章，单元与单元之间，往往水平很不齐，后来在北京改的时候很吃力。第二卷吸收了这个经验，采取稳步前进的办法，各单元的水平大致统一，所以看起来似慢，最后算起来，可能是快的。现在估计，一个夏天中可以全卷脱稿。争取今年第四季度问世，但也可能来不及。(考虑到征求意见本和再修改，征求意见的范围较大，以中南局来说，有几位领导同志对这部书都相当重视，答应第二卷在出版前看看。)原则是质量第一，但也加速进行。“不求急功，但求寡悔”。第一卷出版后，有不少朋友和读者，也包括中南局的领导同志，希望以后的四卷能够都保持第一卷的艺术水平。但是根据我自己的看法，第二卷有可能有所突破。目前工作，既乐观而有信心，也谨谨慎慎，一丝不敢大意。

1964 年9月10日他给江晓天的信里，高兴地写道:

第二卷已写了大约40万字，正在打印，俟这一部分打印出来，即先寄上，请你们慢慢推敲。余下的部分，希望今年底以前完成。今日需要思想和艺术水平更高，故稿子不急于拿出，以多推敲修改为上策。

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第二卷稿已基本完成。当时姚老怕二卷稿被抄走，悄悄地交给他信得过的两位年轻朋友藏在武汉作协宿舍楼房的顶棚上，这是文学界许多人都知道的事实。

关键时刻毛泽东两助姚雪垠

1963 年《李自成》第一卷出版之后，在北京的读书界和全国的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虽然中央一级的报刊上没有发表过一篇评论文章，但看过第一卷的评论界的人士，无不交口称赞。

此刻姚雪垠的心情是无比舒畅的，他的创作激情倍增，正准备满怀热情和信心投入第二卷的写作和最后冲刺时，可怕的政治漩涡在悄悄地向他袭来。先是有人在武汉市散布《李自成》第一卷有重大的政治错误，主要论点是:1. 作者写李自成有帝王思想和天命观，是对农民起义领袖的歪曲和诬蔑。2. 崇祯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是《李自成》这部小说中最大的反面人物，作者不是无情地揭露他、批判他，而是充满了同情，写他如何辛辛苦苦，励精图治，错误地歌颂他、美化他。3. 卢象升参加过对农民起义军作战，两手沾满了义军战士的鲜血，是明朝和崇祯的忠实走狗和刽子手，而作者却把他写得很有民族气节，在抗清中阵亡，成了民族英雄，对他充满了同情和爱，完全是站在地主阶级和封建士大夫的立场上说话。4. 用大量的笔墨从各个方面吹捧举人牛金星如何如何有学问，实际上是借题发挥，吹捧姚雪垠自己。继之便有人写文章批判《李自成》第一卷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当时武汉市的领导同志因为知道《李自成》不但在北京反响强烈，而且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对此书也大为称赞，所以市委不同意发表批判《李自成》的文章。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这些人便集到一起，重又刮起对《李自成》大批判的黑风，他们先是贴大字报、小字报，接着便在群众大会上声讨《李自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控诉武汉市委在两三年前不同意发表批判《李自成》的文章是保护姚雪垠这面“黑旗”，声言要打倒姚雪垠这个“牛鬼蛇神”“摘帽右派”，要拔掉《李自成》这面“黑旗”，当时黑云滚滚，形势吓人，姚雪垠和他的《李自成》面临着灭顶之灾。就在这严重的关键时刻，毛主席向姚雪垠伸出了救援之手，发出了保护姚雪垠和《李自成》的“最高指示”。这是姚雪垠万万想不到的。1963 年秋天，在《李自成》第一卷出版后，他和老伴一起到邮局给毛主席寄去一部，一则是表示他对毛泽东的敬意，二则也是汇报他这个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小说家做出的一点成果。除此，他不敢有任何一点奢念。至于毛泽东能不能收到，收到了会不会看，他没多想，只是朴素地表示一个自30 年代初就跟着党走的老作家对毛主席的一点心意。没想到三年后，姚雪垠竟因为此举而获得救助。

那是1966 年6 月“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7 月中旬毛主席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看到王任重同志列席会议(王当时是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毛主席将他叫到身边，对他说:“你告诉武汉市委，对姚雪垠要加以保护。他写的《李自成》，写得不错，让他继续写下去。”第二天，王任重即打电话向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传达“最高指示”。武汉市委立即向进驻文化系统的工作队作了特别指示，保护姚雪垠和《李自成》不受冲击。正因此姚雪垠未遭到“革命群众”的野蛮揪斗，逃过了一场皮肉之苦，也因此，《李自成》的原稿以及大量的藏书、笔记和两万多张读书卡片未被查抄，免遭损坏。正如姚老后来所说:“当时我随时都会被受煽动和欺骗的群众揪斗游街、打伤、关押，稿子和藏书会被烧毁，大量的读书卡片、读书笔记也会被烧毁……”在那个动乱年代，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起了关键作用，既保护了姚雪垠，也保护了《李自成》。如果不是这样，不要说写《李自成》第二卷以后的写作夙愿早已烟消云散，化为泡影，付之东流了，就是姚雪垠能否生存下来也是个未知数!这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发生在姚雪垠身上意想不到又极不寻常的历史故事。

关于毛主席1966 年这次对姚雪垠和《李自成》的讲话，在当时对姚雪垠来说，实在是想也不敢想的，就是想也想不到的!但他从当时自身苦难遭遇的突然变化和后来在劳动中断断续续听到的一些传闻中，知道毛主席说了话。但毛主席说了什么，怎么说的，他一直蒙在鼓中，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1977 年春天，他和王任重夫妇在西安相遇，他写信给王任重，问及此事的具体情况，才从王的回信中，搞清楚事情的头尾，这中间经历了十一个年头。

姚老曾和他的几位朋友谈到:1963 年9月毛泽东曾严厉批评文化部应改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他这个指示一发表，在全国就掀起一阵批判的狂潮。而《李自成》第一卷一开始就塑造了崇祯皇帝这个帝王形象，而且为了写好崇祯皇帝，还在他身边塑造了后妃、宫女、太监、文武大臣等众多形象，可以说，当时要横扫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在《李自成》里全写到了。然而毛泽东在读完《李自成》第一卷上册之后，不但没有认为《李自成》是“大毒草”，反而下达“最高指示”，对作者要加以保护，这就说明《李自成》第一卷获得了毛泽东的肯定。对此姚老讲过这样一段话:“尽管我们对毛泽东的后期思想和行事有许多意见，但是我们至今没有人不承认他是我国(诗歌的王国)现代的最伟大的诗人，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位多方面的伟大天才。在中共中央领导人中间来说，没有第二人在文史修养方面能够同他相比。请恕我说一句实话，《李自成》第一卷能够获得他的真心肯定，我认为是我运用我的‘历史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胜利，也是《李自成》的艺术魅力征服了伟大的诗人的心灵。倘若《李自成》不是这样的作品，也许就不会惊动毛主席，有‘最高指示’这一极其特殊的保护措施和历史事件了。”

当时“最高指示”保护了姚雪垠和《李自成》，不再有人敢公开出来攻击姚雪垠是“牛鬼蛇神”“摘帽右派”，攻击《李自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了。暂时的平静，让姚雪垠又一次如痴如迷地走进《李自成》的世界，在当时称为“五七干校”的环境里，充实修改第二卷。白天他外出放牧，把猪和牛赶到野地里，他自己坐在一旁写《李自成》，遇上刮风下雨便提着一盏马灯躲在牛棚里写。晚上回到集体宿舍，也是争分夺秒，在夜深人静以后，他便悄悄地爬起来，点上油灯，用棉被挡住灯光，伏在床上写《李自成》。累了就停下来，到院子里打上一套太极拳，回来再写。天天如此，从不间断，即使每天只写上三五百字，他也坚持，决不放弃。姚老说:“我这么做，就是为了使自己的文思文笔始终不断，精神上总有寄托。”从1966 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有人要打倒《李自成》，对姚雪垠来说，把《李自成》打倒了，也就打倒了姚雪垠;《李自成》写不成，写不完，姚雪垠也就完了。虽然当时不再直接批判斗争姚雪垠了，但仍要他参加陪斗，陪斗中也要低头、弯腰。姚老说:“腰都弯疼了，也不准你直起来。” 就在他天天陪斗，苦受精神、皮肉折磨的日子里，他想到:“历史上任何一次曲折，在历史的长河中虽都是短暂的，但对于老年人来说都会是致命的。”当时姚雪垠56 岁，他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从此时开始，他便默默地作了安排。白天，他得接受造反派的批判斗争，晚上，一回到家里他便抓紧休息，常常小憩一会，休息过来，便在灯下读书，思考《李自成》中的人物和细节，然后记在笔记本上，以防遗忘。当时姚老曾同老伴商量，万一自己被赶出创作队伍，只要有一间小屋居住，只要有饭吃，也要下决心写《李自成》，能写一卷是一卷，将稿子留下来，就是自己死了，还有子女，由后人献出来，只要是好作品，总会有出头之日。

1972 年，武汉市委为贯彻毛主席的指示，终于结束了姚雪垠的“五七干校”的生活，让他回到武汉，继续写《李自成》。但在“四人帮”控制的意识形态的恶劣环境下，要想专心写作《李自成》是不可能的。每天总有一些让姚雪垠意想不到的任务摊到他的头上，让他面对重重的干扰和各种难题，有说不出道不完的苦衷，无法坐下来写《李自成》，就是当时已经写出的第二卷稿子，也没有时间进行推敲、修改、润色。特别是到了1975 年春夏之间，不断地叫他看剧本，大批大批地送了来。姚老一再申诉:“我已经65 岁了，正在写的《李自成》是一部规模大、人物多、情节复杂的小说，一旦停下来，再拿起来就特别吃力。倘不写下去，或写不完，对不起毛主席，也对不起全国读者。”但没有用，谁听你这一套?!剧本依然是一本接着一本的送了来。到了这年的10 月，姚老实在不能再忍受下去了。在和江晓天通信时，他谈了自己的苦衷。江建议他给毛主席写信，姚也感到现在只有给毛主席写信诉说自己的苦衷这一条路了。此刻姚决定给毛主席写信，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这就是当时文艺界的大环境出现了一时的松动和变化。1975年7月毛泽东就文艺问题讲了话，他说:“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二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时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立即把这一重要讲话向他直接领导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传达了。胡乔木是政研室的主要负责人，立即贯彻这一指示。他将张天民、谢铁骊、钱江关于电影《创业》《海霞》被禁放写给毛主席的申诉信送给邓小平，邓小平立即转呈毛主席。毛主席及时作了开禁的批示。这在当时的文艺界引起了强烈的欢呼和反响，自然也深深地激动着姚雪垠。但他心里也明白，给毛主席写信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他是30 年代的作家，又是“摘帽右派”，万一这封信毛主席见不到，就会惹下大祸。他夫人说:“你这么做太冒险!”但姚老经过反复考虑，他觉得这不仅仅是他个人写《李自成》的问题，而是关系着还要不要老作家写作这个关系大多数人的原则问题，不能只考虑个人冒险不冒险这样的问题，不走这一步，《李自成》可能被扼杀、被窒息，自己的创作生命也就完结了。写信的决心下了，但信怎么发出，他思前想后，决定先给原来在武汉市委做文教书记、现在中国社科院工作的宋一平写信，问他可不可以给毛主席写信，有没有办法将信直接转到毛主席手中。宋一平找胡乔木商量，胡乔木在向邓小平汇报工作时讲了这个情况，小平同志说他可以转给毛主席。在胡、邓的支持下，宋一平给姚雪垠回信，支持他写信，告诉他有办法转给毛主席，并告诉他毛主席患了眼疾，要他用毛笔写信，字要写得大些。这样姚雪垠才决定给毛主席写信，报告《李自成》的写作状况及当前所处的困境，请他帮助。这封题为“上毛主席的信”中有这么一段感人的话:

这部书共有五卷，估计写成字数在250万至300万字之间，愈往后反映的社会生活愈广阔，故事也愈波澜壮阔……第二卷稿子已经写成将近两年，约70万字左右……虽然我寸阴必争，不论盛暑寒冬，每日凌晨三时左右起床工作，但我已经是进入66岁的人了，不能不有任重道远之感。许多读者都担心我会完不成《李自成》的写作计划。虽然我打的是较有准备的仗，但我仍需要对有关的历史问题和历史生活继续做大量的研究工作，而且将历史研究的成果化为小说艺术，要花费很多的辛苦劳动。往往为几句符合人物性格和历史特点的对话，得反复推敲，才能写定。至于构思一个艺术细节，安排一个人物的活动，更要苦心经营。我从来只靠下苦功夫，不曾靠什么灵感，不曾有过“文思如泉”，下笔千言的时候。倘若在一切方便的条件下，我能够专心致志地工作，加上已经有了个8万字的写作提纲和一、二卷的基础，大概用三年时间可以写成一卷。由于部头庞大，书中出场的人物众多，头绪穿插复杂，反映的历史问题和生活问题较广，五卷陆续出齐后须再将全书统改一遍方算完成。主席!要在我的老年完成这样大的写作计划，不仅需要我自己加紧刻苦努力，更需要党的切实领导和具体帮助。我多么希望能够得到有关部门或机构的具体帮助!……我希望再次获得您的支持，使我能够比较顺利地完成《李自成》……

在这封信的后边，姚老附呈一首他写的七律《抒怀》:

堪笑文通留《恨赋》，耻将意气化寒灰。

凝眸春日千潮涌，挥笔秋风万马来。

欲与云霞共驰骋，岂持杯酒退徘徊。

鲁阳时晚戈犹奋，弃杖成林亦壮哉!

1975 年11 月2 日毛主席看过姚雪垠的信和胡乔木写的情况报告后，用很粗的铅笔在报告上批示: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

毛泽东十一月二日

从姚雪垠写信寄出到毛主席批示，共十四天。这中间没有耽误，毛主席就作了批示，可见毛泽东对姚雪垠写《李自成》的重视。

从1966 年7 月毛泽东主席当面向王任重指示，到1975 年11 月2日毛泽东又一次亲笔批示，相隔九年多，这中间中国发生了多少事，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就是毛泽东主席本人在1975 年11 月时也已病了很久，又患很重的眼疾，写字都很困难，但他没有忘记《李自成》第一卷留给他的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