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儒姚奠中

姚波

国学大讲堂讲给所有国学爱好者

山西大学国学院院长刘毓庆先生在姚奠中先生的追思会上说，姚先生有一个遗愿未能实现。姚先生一直渴望能够办学，按照自己的教育思想做教书育人的工作。这种渴望，源自于让他得益的传统文化教育，源于自己恩师章太炎先生的治学理念，儒者源自于他“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儒者担当。

“姚先生退休后，不再从事本科教育，只偶尔给研究生讲讲课。这时，姚先生便提到了办学这个事。”刘毓庆追溯了姚先生希望办学的心路历程。“姚先生很注重教育，教育不仅是教学，还要育人。当下的教育更准确说是教学，把育人这块丢掉了。上世纪90年代前后，姚先生对办学这个事提得最多，虽然没有提出具体的教育方案，但是文史哲不分家是一定的。”2007年山西大学成立了国学院，姚先生很高兴。他觉得这下可以从本科生开始国学教育了，但是遗憾的是一直未能如愿。“我们现在也打了报告，但是不知结果。”山大国学院虽已成立，至今尚没有正式开始招录本科生。

“姚先生逐渐也就不再关注国学院的事情了，但是当山西大学国学大讲堂开办起来后，姚先生又开始关注国学教育了。”山西大学国学大讲堂是面对社会大众的一个公益性的公开讲座。刘先生说，这个公益课讲得很艰难。2008年开始，每周一次，假期停课。只要是愿意听的人都可以来。来听课的人很多，讲课的主要都是山西大学的老师，有时也会聘请一些外面的老师。自己老师讲，都是义务的，但是请山大之外的老师就要适当给人家一点酬劳，起初是自己垫着钱给，后来姚先生成立了国学基金会，基金会便开始支持这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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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热兴起难免也有鱼目混珠

在大学校园内，国学教育迟迟不能正式踏入教学体制中。而此时的社会上，国学教育正处在一个充满激情的开始阶段。忽如一夜春风来，那些曾经被束之高阁，甚至焚毁批判的书籍大量涌向图书市场，各种版本的国学类出版物大大方方摆在了公众面前。

四书五经，诸子百家，这些国学中必读的经典作品，在历史上曾经遭遇过两次浩劫。最近的一次是在“五四运动”前后，1912年，民国政府下令：在全国中小学和师范学校，一律废止读经祭孔。中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批孔运动。六十年后，轰轰烈烈的“文革”时，书店里只有郭沫若说的“雄文四卷”，其他书一概没有，更不用说《十三经》、诸子百家这些国学经典作品了。

1980年以后，与经学有关的作品逐渐出现，仅仅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孟子译注》就多次重印，印数达到20余万册。

改革开放以来，四书五经的多种全译本、白话本、文白对照本等，不仅是国家级出版社在大量出版，各省的出版社也在竞相出版。少的数千部，多的上万部，甚至几十万部，经书的发行超过了任何一个时代，甚至完全超过了历史的总和。

近年来，电视这种更直观的大众媒体也参与到了国学文化宣传中，给已经逐渐温热的国学热泼上一瓢热油。登上荧屏的传统文化的学者，瞬间成为大众明星，家喻户晓。被国学捧红的明星学者们，又带动了国学学习的热潮，最直接的表现，还是大量与国学经典作品沾边的出版物涌现出来，占据各大书店醒目位置。学习国学的土壤在民间逐渐肥沃，虽然也不免泥沙俱下。

刘毓庆先生曾在指导自己学生写毕业论文时，提议过仅以庄子研究为例，看看近十年中与此相关的学术论文。结果一搜索，在十年时间中，各种关于研究庄子的学术作品达1300多篇。庄子的美学意义，庄子的哲学思想，庄子的艺术价值……相关著作超过历史上研究的总和，虚火正旺。“国学不是个研究对象，它就是治学的门径。小学读经学，由经学通文史，再到诸子百家。最后再回到诸子思想，从诸子的思想中学会如何面对现实，如何思考当下的难题，解决当下的问题。这也是国学教育的目的和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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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好童子功经典才能成就大家

中国的经学教育讲究的是循序渐进，童蒙养正。在近百年的时间中，我们与这种治学方式渐行渐远，文化是一种基因，它根植于我们的血脉中。纵然在一代或者几代人身上，它未能以显性遗传的方式表现出来，但这种基因却不会遗失。国学传统文化在每个人身上都能体现出来，越是文化积淀深厚的地方，其人文气质的外显性就越强烈。在适当的社会环境下，这种文化便如遇春风，摇曳生姿。

姚先生曾说过，五千年文明看山西，但山西现在是文物大省，不是文化大省，是见物不见人。所以，文化，首先是教化，是人化，而不是物化，更不是钱化。

山西省国学教育基地的李心然在2010年5月举办的国际儒学联合会上表演了国学经典诵读，只有5岁的她得到大家的赞誉。当时孔子第七十四世孙、国际儒学会联合会理事孔岩当场题词：国学小明星。当年这个小明星从大会现场一回到太原，便在国学教育基地的李刚老师带领下，直奔姚奠中先生家。李刚夫妇因为国学教育的事情，常常请教于姚先生，有关国学教育的任何消息，两人都会第一时间跟姚先生说说。

在姚先生的家中，先生握着小姑娘的手说：“爷爷小时候就跟你一样，装装装，背背背，就都放在这个里边了。”随后抬手指了指自己的脑袋。当时已经98岁高龄的姚先生欣然提笔，一气呵成写下了“山西国学教育基地”几个大字，鼓励李刚夫妇在国学教育上继续努力。

姚先生强调孩子的童子功，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最重视的。

只有打下坚实的童子功才能成大家，这不仅仅是姚先生的亲身感受。我省的国画大家赵梅生先生与国学教育基地的孩子们在一起时，会情不自禁地与孩子们一起诵读。赵先生说，孩子们读的就是自己儿时在私塾时学的，正是这些经典中这些做人的标准成就了自己。台湾国学大家南怀瑾曾说，自己能有这么好的学问，都是13岁以前熟背古书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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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奠中基金会为发展国学助力

近年来，一些公办学校陆续开展了经典诵读课程。社会上更是出现了很多以教授国学经典为内容的学校，类似于过去的私塾，尤以广州、深圳等地为最，我省这样的机构还比较少。李刚夫妇在我省最早创办了国学教育基地。“学国学要干什么？学这玩意儿有啥用，是能吃饭，还是能买衣服，能找到工作吗？”把孩子送到这样的机构有不少家长是心存疑问的。李刚夫妇曾向姚先生请教过这个问题。姚先生说，国学就是一个字“做”。不能光是会念，会背。要体现在孩子的一言一行上，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学人。李刚夫妇在国学教育上，十余年来经常向姚先生请教。姚先生也非常乐意见到有人去做这样的工作，在先生的心中，弘扬传统文化，办学育人一直是他的心中夙愿。

国学教育强调口传身授，言行、力行做出榜样。先生一生简朴，晚年时便想用自己积攒的财产成立一个基金会，对国学的继承发展进行资助，这想法一经提出，便得各方支持。2010年12月26日，“山西省姚奠中国学教育基金会”在山西大学正式成立。姚先生捐献出100万元存款和价值数百万元的书画作为基金会的启动资金。姚先生的长子姚大云说：“父亲认为，国学热虽然兴起，但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国学还局限在较小的范围里，其研究成果没有与国计民生紧密联系；国学研究如何与中外各种现代先进理论相互吸收、融合，去粗取精的问题有待解决；国民进行系统、有序的国学教育的体系尚未建立，国学师资力量明显不足，人才欠缺，对国学的弘扬和传播还很薄弱。”

基金会现已资助山西大学国学院国学大讲堂、《国学之声》杂志、全省各高校12个国学研究项目。另外还支持5种国学研究和介绍国学的专著出版。基金会还将配合山西大学，向省里和国家申请建立“章姚国学院”的专项资金，筹建姚奠中河汾书院国学教育基地等。

姚先生心心念念皆为弘扬国学，虽然先生如今远去，但先生的精神长存。这精神一定会感召更多的人为弘扬中华之优秀文化而前仆后继。李刚说，自己现在就正在做一件事，向有关部门提议，设立姚奠中国学奖，以先生的国学之真精神，培育更多如先生一般有浩浩正气、谦谦风范的堂堂真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