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也有潮流生活

姚波

人也有潮流生活 稿件来源：石家庄新闻网

■前边为任栗村老平房，后边为中基礼域高层住宅。一位居民回望旧房与新居，若有所思。 　　■司玉田和他的朋友骑摩托车的合影，穿浅色衣服的是司玉田。 　　■平安大街路西,任栗村仅剩的尚未改造的两条胡同之一。 　　■姚栗村旧村改造时挖出的乾隆朝大碾盘，在姚昆林老人的建议下留了下来。 　　■画面中间两位白胡子老人都是参加二七大罢工的老工人，左为姚汉忠，右为孙云鹏。两位老人离休后发挥余热，在北道岔附近植树造林，这是1952年将所种的树移交给铁路二小时与孩子们的合影。 　　■分别45年重逢后，原前线剧社成员卢广川为司玉田写的诗。

值得期待 值得收藏 　　栗村： 　　产业工 　　栗村位于桥东区，历史上村落北至和平路，南至阜康路，西至胜利北街，东至长征街。栗村原为两个村，平安大街以东（亦包括平安大街以西沿街一小部分）为“东北栗村”，平安大街以西为“西北栗村”。又因为东北栗村任姓村民占人口一多半，所以称东北栗村为“任栗村”，因西北栗村姚姓村民占人口一多半，所以称西北栗村为“姚栗村”。两村合称“北栗村”，与南二环外的“南栗村”对称而得名。 　　历史上，两村均属于获鹿县。1925年筹建石门市时均划入市内，是石家庄最早的居民区之一。两村村落相连，逐渐合并，1956年正式命名为栗村。早在1980年，栗村耕地即基本被征用，村民全部转为市民。1993年，姚栗村启动旧城改造，1997年，居民回迁入住栗新小区。最近几年，任栗村改造启动，任栗村居民的回迁楼就在平安大街东侧中基礼域小区内。 　　□文/图  本报记者 安春华 　　老村面容早已消逝 　　“来自山西，洪洞古县，祖籍栗村，六百余年。一家一户，闲庭宅院，院里井水，又凉又甜。”这是姚栗村居民司双印所写的《念故乡》长卷开头。因对家乡始终怀着难以割舍的情愫，他热情地建议记者写写栗村。 　　8月26日下午，记者沿平安大街向北走，找到东西向的小路栗胜路，往里走不远，就能看见路北侧一片多层楼房，这就是栗新小区。由于靠近南三条市场，终日车流不断，人声嘈杂。在小区里和司双印、姚昆林两位老人汇合后，记者随他们开始了一段闹市中的“穿越”之行。 　　“任栗村是明代山西移民形成的村子，姚栗村还要早。姚家从山西迁来时，就有这个村子。”在栗新小区幼儿园南侧，司双印指指脚下一条小区里的东西向小路，说：“这是老栗村一条原有的路，名叫大中街。”大中街西边路北便道上，一片停着的汽车中间，有一个大碾盘，姚昆林说，这是栗村的老物件，旧村改造时挖出来的，丢了怪可惜的，他就向居委会建议留下来了。在碾盘侧边，刻有“乾隆伍拾肆年”的字样，“它的岁数，比我爷爷的爷爷还老。”今年74岁的姚昆林说。 　　出了小区来到栗胜路上，司双印告诉记者，这条路原名“庙前街”，因姚氏家庙（祠堂）在路北，所以得名。今天村里所有有价值的老建筑一概无存，司双印只能大概指指姚氏家庙的位置，就在栗新小区西大门以西十来米处。姚昆林记得，当年家庙门前有一对上马石、一对大石狮，台阶两侧青石被“打呲溜光”的小孩们磨得锃亮。1958年入社时，家庙成为公产，先后做过公社办公地、废品收购站和旅馆，后来这里拆掉盖了新楼。 　　姚氏祠堂向东南斜对面，今天的栗胜路小学校园西墙那个位置，曾经是村里最显眼的建筑——南唐大庙所在地。据司双印、姚昆林、姚俊义等老人共同回忆，南唐大庙始建年代已不可考，与一般的寺庙坐北朝南不同，它坐南朝北，前殿供着南海观音，后殿供着石雕“西方三圣”（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三圣均骑着一种神物，有骑象的，有骑麒麟的。历史上南唐大庙三面环水，庙里一棵几百年的老杨树非常高大。在过去没有高楼的时代，几里地外就能看见这棵树。1958年大炼钢铁时，南唐大庙的砖被拆下来砌了炼铁高炉。 　　铁路带来村庄新生 　　今天老栗村在地面上的遗迹，除了几条以“栗”字命名的小街道外，其他几乎一无所有。栗新小区东边，平安大街西侧，尚存一片旧平房，但这里并没有高大漂亮的建筑，本村居民少有人住，大多由外来的生意人租着。 　　古代史上的栗村，并没有给后代留下多少特殊的记忆。这个村子迎来第一次脱胎换骨的变革，是在正太铁路（今石太铁路）修通以后。1905年，随着正太铁路修建地进行，占用栗村村西大片土地，法国人开始兴建正太铁路总机厂，也就是现在的石家庄车辆厂，俗称“铁路大厂”。除了铁路大厂，还有机务段、电务段等多个配套的工厂在这一溜狭长的地方建设。到1921年前后，铁路大厂工人达到500多人，就在当时的全中国来说，这么大的企业也不多见，是名副其实的大厂。 　　土地被征用以后，栗村产生了石家庄第一批产业工人。当时，铁路大厂的本地工人，以栗村为最多，因为石家庄村小人少，而休门离得较远。最主要的是，铁路大厂占栗村地最多，土地少了，农民纷纷进厂务工。据姚昆林回忆，当时栗村约七成的农户家里有人在工厂上班。可以想像，这些世世代代靠种田为生的农民，改变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亩地二头牛、忙半年闲半年的农家生活，他们穿上铁路制服，戴上大沿帽，严格按时上下班，挣上了工资，也开始接受被管理的生活。 　　姚昆林家祖孙四代在铁路上工作。他爷爷不识字，在铁路大厂干力气活，他父亲上过扫盲班，识得一些字，掌握了好几种技术，是大厂的七级工匠。他本人从太原铁道大学毕业，是原石铁分局的高级工程师、技术干部。姚昆林的儿子在车辆段上班。他的孙子，现在就读于兰州大学铁路信号专业，明年毕业，还是会到铁路上就业。 　　像姚昆林这样，三辈以上都是铁路工人的家庭，占了姚栗村的多数。任栗村情况亦相似。 　　“种地上班，生活不难。”姚昆林回忆说，当时，除了家里广有土地或做着买卖、不愿意吃苦受累受人管的人以外，一般的村民都很愿意去铁路上班。司双印说，那个时候的栗村，有这样一句顺口溜：“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到处不养爷，还能吃铁路。” 　　产业工人的潮流生活 　　从农民到工人，从农村到城市，栗村的蜕变可以说是石家庄城市兴起的缩影。1925年，石家庄筹划建市，因为人口太少，划入石家庄、休门、姚栗村、任栗村四个村子，任、姚栗村成为石家庄最早的居民区。 　　当时的栗村村内，除了本地人，还住着许多外地来的铁路技术工人。当时租房价格并不像现在这样高，不论教员、职工，不论职业高低贵贱，都在村里租民房居住，有些人后来就落户在栗村。 　　铁路，俨然形成了一个“小社会”，他们有自己的子弟学校、服装厂、医院。而这个“小社会”里的人，用现在的话理解，“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他们接触外来的新鲜事物，亲眼见到与中国传统文明不同的另一种文明。或许，他们骨子里流的还是中华文明的血液，但外表，却并不介意玩玩“洋玩意儿”。 　　这位老先生，虽然没有文化，但聪明好学，在铁路上学会了开“摩托嘎”（一种巡道车），那是他第一次接触机器，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什么机器都敢用，什么车船都敢开，不但会用还会修，人称“老机器”、“死大胆”、“活神仙”。他辞去工作跑单帮之后，率先在石家庄买了手摇电影放映机、发电机，是迄今所知石家庄第一个放映无声电影的人。 　　“那时候人们一看白布上大老虎跑出来了，拿起凳子就跑。一看发大水了，又跑。我爷爷赶紧招呼他们回来：‘没事儿，假的！’” 　　司老先生制造的轰动，不止放电影一件事。他还是石家庄最早一批骑摩托车的人。当年在栗村村南，曾经有一家“英美烟草公司”，老板是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英国人。不知他从哪里弄来一辆摩托车，整天骑着玩。可是他会骑不会修，车坏了，就找司玉田修。后来英国人走时，把车送给了司玉田。当时整个石家庄没有几辆自行车，摩托车更是少见。有一次马戏团来石家庄演出，掌班的邀司玉田演个节目，司老先生就骑上他的摩托车到马戏棚里转了几圈，全场观众立时炸开了锅，“从南京到北京，没见过骑自行车不用蹬”。 　　司老先生甚至开过汽车。这种汽车让现在的人难以想象，是烧木柴的。大小相当于现在的四吨卡车，在车厢左前角有一个圆形锅炉，前边一人开车，后边一人添柴，产生煤气推动。司老先生开这种车跑运输。 　　什么新鲜，司老先生玩什么。他戴健脑器（一种号称能醒脑的进口头圈）、法国盔，穿中山装、西装，皮鞋锃亮。即使不识字，也要插两管钢笔，可谓“潮中之潮”。 　　“二七”罢工的激情岁月 　　那个时候，工人不仅追求生活的温饱、衣着的时髦，同时，他们也追求理想和信仰。栗村不仅产生了石家庄第一批产业工人，也产生了第一批共产党员。姚栗村村民姚来香在1926年初就已经是党员了。 　　比姚来香早一些，同为铁路大厂职工的孙云鹏，是石家庄第一位共产党员。他是天津人，和姚昆林的爷爷姚汉忠是老同事、好朋友。当年，在党的领导下，工人们敢于争取自己的权利，敢于罢工和资方谈判福利待遇，敢于支持革命。1922年，他们参加了正太铁路第一次全线大罢工，次年又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京汉铁路大罢工（亦称二七大罢工），1925年，又投入了“五卅”运动，并支持了“北伐革命”。 　　那是一段为了正义、为了理想而激情燃烧的岁月。姚来香表现得非常勇敢。他大名姚忠富，在1922年12月那次为争取薪金待遇而举行的罢工中，任纠察队员。当时，工人们停了法国“洋城”（铁路大厂附近法国人集中居住办公区）里的水和电。第二天晚上，不知是谁悄悄给洋城接上了电，同时，锅炉房上也升起了一缕青烟。守在大石桥上的姚来香头一个发现，立即敲锣，声音传遍大厂。纠察队在厂里各个角落搜查一遍，也没找到一个人影。众人正在焦急时，姚来香在南头大声吆喝：“水道里有动静！”人们涌到水道口前，探头一瞧，果然有一个总管、一个工头，想悄悄为法国人送水。在工人们的齐心合力、严防死守下，这次罢工总共坚持了12天，最后，法国资本家终于扛不住了，答应了工人们14项条件，包括加薪、开加班费、放假照常给薪、假期上班双薪、工伤医治期不扣薪、工伤毙命给予赔偿、每年三次免票乘车、部分岗位工人发皮袄等等。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铁路大厂，或许是石家庄最早实现“假期上班双薪”的企业？不过，与这次罢工取得胜利不同，1923年，正太铁路工人参加京汉铁路大罢工，以示声援、同情，以失败告终。那次罢工，姚汉忠、姚来香等绝大部分工人都参加了，姚来香还以卧轨来阻止反动派的军车。罢工失败后，工人运动一度陷入低潮。1925年8月，中央派傅茂公（也就是彭真）来到石家庄，与袁子贞、高克谦一起担任正太路总工会秘书，以复兴工人运动。但是第二年，晋系军阀取代国民军占领了石家庄，因阎锡山反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到处搜捕工人领袖，形势急剧恶化，彭真被迫于1926年夏离开石家庄。据姚昆林等多位老人回忆，当时姚来香等一批工人曾经掩护彭真撤退，他们把彭真藏在桌子底下躲过了检查，然后护送他出城。解放以后，彭真旧情不忘，还常派人来石家庄看望姚来香。 　　繁华地生出“南三条” 　　最早成为市区组成部分的栗村，产生了可观的商机，那就是“南三条”。从栗胜路出来，顺平安大街向南走不远，一条小路从平安大街西侧向里延伸进去，这条明显弯曲的路，叫阜康路。南三条市场，就是因最初设在阜康路的南三条胡同里而得名。据《石家庄市地名志》记载，阜康路原名“栗村道”，位于栗村村落的南边。 　　据姚栗村老人姚秋福回忆，历史上，姚栗村有三八大集，集市主要在今天的栗胜路两侧摆开。城市兴起以后，在栗村村南，大约阜康路一带，一度形成市场，散布着饭店、茶铺、酒肆，有说书的、唱戏的、杂耍卖艺的、拉评弹的等等。并且当时产生了一个劳动力集市，附近郊县农民进城打工，木匠、瓦匠、壮工等，每天一大早就来到这里，等候雇用。 　　由于本村居民后来大多成为工人，再加上计划经济时代观念的束缚，他们忽略了这里的商机。1979年3月，在栗村南、休门西，今天正东路西口、胜利大街东侧，一片仅200平方米的空地上，来了浙江义乌、诸暨和河北唐山、保定的十几个商贩，他们肩扛手提，拎着一些农副产品摆地摊，做生意，当年年底，发展到70多户。1980年已有150余户，经营品种有唐山的人造革、北京的锦纶袜、徐水县的手提包、无极县的童装、南方的毛线等等，形成了“天桥小市场”。1981年4月，“天桥小市场”迁到阜康路南三条胡同，正式取名为“石家庄市南三条市场”。 　　到2008年，南三条市场已经发展到占地800亩、从业4万人的规模。在这些从业者中，只有几户是栗村人。南三条带给栗村的好处，更多是体现在租房上。栗村的房屋普遍租给在南三条做生意的外地人，导致这里房价一直很高。今天，栗新小区一套60多平方米的两居室，月租价能达到1000元。 　　二次蜕变之后 　　姚昆林把产业工人的兴起，称为栗村的第一次蜕变。把旧村改造，称为栗村的第二次蜕变。今天，第二次蜕变基本完成，在蜕变之后，老人们却没有闲着。 　　“这是我画的原姚栗村平面图。”姚昆林为记者徐徐展开一卷纸，上边一丝不苟地绘着姚栗村的旧村全貌。街巷、庙宇、楼阁、水塘，每条街道的长、宽，命名时间、更名时间，都一清二楚。姚昆林说，住进新房，不能忘旧，如果没人画这样一张图，恐怕以后再也没人知道历史上栗村是啥样了！ 　　作为栗胜路小学特聘的青少年义务辅导员，姚昆林曾经把这张图展开，给孩子们讲栗村的历史风貌，还带孩子们看那个大碾盘，这让从小在城市长大的孩子开了眼界。从农村变为城市，栗村是这样来的，石家庄也是这样来的。 　　姚昆林经常往报刊上投稿，写对家乡的回忆。司双印更是一位被媒体广为报道的人物，在栗村没改造之前，他曾把自家院里两间房腾出来作“育美文化室”的活动场地，这是一个公益性的文化传播场所，在这里，他常年义务教人学习传统民乐、吹拉弹唱。两间25平方米的大房子，如果租出去也能得到不菲的收入。司双印舍弃了这份收入，但今天，即使他想再搞起来，也没有合适的场地了。住进楼房，乐器一响四邻皆惊。现在，他的“育美文化室”，主要是接受社区或单位的邀请，去人家安排好的地方活动。 　　当年的司玉田洋范儿十足，今天他的孙子司双印却极力推崇传统文化。或许，传统文化的根脉，在中国人内心深处从未真正断过。过去的村庄，有村就有庙，有庙就有鼓。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表现形式，栗村大鼓曾经非常有名。因为各种原因，姚栗村大鼓绝响20年。旧村改造完成后，姚昆林牵头恢复了大鼓这一娱乐形式，居民积极捐款，凑够3000元，重新踩制了一面大鼓，久违了的鼓声再次响起。 　　“从过去到未来，不要让历史中断。中断了，是会遗憾的。”姚昆林说。 　　记者手记 　　打破你的思维定式 　　在姚栗村采访，跟司双印打交道时，记者感到，他总是在打破“既定的”思维定式。比如，农民变身工人挣上工资，是否生活也随之大变样了呢？他说：“那可不一定，种地有种地的好。”当我刚夸赞接待我的几位老人石家庄口音很轻，接近于普通话，说明栗村这地方开放得早时，他又发言说：“我是讲普通话，可是土话有什么不好呢？我觉得石家庄土话里边包含着很多文化。” 　　不得不认可他的说法。或许，这又是此地的“先进”之处。不要思维的框框，不要现成的结论，不要先行下判断，什么事情都独立思考。研读栗村的历史，有着许多相左的叙述和材料，如果不去辩证地看问题，是难以把它们融汇在一起的。实际上，很多事情反过来想一想，或许会更加接近真实。在书写历史的时候，我们需要无限接近真实。 　　村里的故事 　　“四扇屏”里鱼水情深 　　在司双印家里，至今保存着一套完整的江南刺绣“四扇屏”，这是解放军送给他爷爷司玉田的礼物。1947年底，石家庄市卫戍区政治部前线剧社进入石家庄，演出前发电机坏了，找司玉田修理。因为那台机器太旧，难以修好，司玉田就把自己家的发电机借给部队用，并派两徒弟随行负责操作。新年过后，前线剧社在市郊周边十几个村子演出《白毛女》等革命戏剧，影响很大。不久，部队前往山西演出，司先生无偿把这台发电机送给了他们，让剧社领导非常感动。剧社指导员张文苑专程给司玉田送去四扇屏一套，以示感谢和纪念。 　　没想到，这套四扇屏却让司家人几经风雨。1948年深秋，敌机轰炸石家庄，家家都悄悄藏起粮食钱财，司玉田顾不得其他，只把这套四扇屏包好搬进了防空洞。后来又听说傅作义的部队要偷袭石家庄，风传谁家和“共军”有联系，就要杀头。老人坚决不让毁坏四扇屏，不惜冒着杀身之祸，把它埋在后院。“三年困难”时期，司玉田年逾古稀，身体浮肿，命悬一线之际，一位好心的朋友要帮他用四扇屏换两袋大米，在当时，两袋大米是多么大的诱惑呀！但老人摇摇头说：“我不能遇到一点困难就把解放军给我的荣誉卖掉。”咽气的时候老人脸还冲里，面对着墙上的镜框。“文革”中，又有造反派说四扇屏是“封资修”，非要砸，司双印冒着受打击的危险找他们讲理，才使它免于一劫。 　　1992年底，司双印和前线剧社的老人们重新联络上，久别重逢的惊喜让大家激动，当年的剧社成员卢广川挥毫题诗一首：“曾记当年遇困境，慷慨相助玉田翁。军民情深如鱼水，画屏四扇谢司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