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姚雪垠——小说《李自成》及其以外的故事（三）

姚波

重读姚雪垠——小说《李自成》及其以外的故事
2016-02-26 11:20 作者： 金聚泰　文/图 来源：开封网-开封日报

姚雪垠和茅盾先生在一起。  

姚雪垠曾骄傲地说：“幸而我是在风雨中，从原野上、荆棘与“野兽”的包围中成长起来的，曾遇过无数打击，尝惯了迫害和暗算。过去，既然我不曾见利失节、畏威移志，今后当然也不会对任何强者低头。我是在窒息的环境中、刀剑的威胁下倔强地生活过来的，今后我还要倔强地生活下去。生活是战斗，我的武器就是笔。除非我真正死掉，相信没有人能使我缴械。”这些话真是豪气干云、句句掷地有声。

在这次“攻击”战中，受伤的虽不止姚雪垠一个，中箭最多的却是他。一开始是因为文学观念的不同，也许与他平时锋芒毕露、风头太劲有些关系，只是有些人不便明说罢了。尽管后来也有人包括茅盾先生替他说公道话，但影响已经产生，仍不免使《春暖花开的时候》蒙垢多年。直至改革开放、正本清源以后，才为它洗去污垢、还以清白。

姚雪垠这种不畏权、不阿贵、不谀富，宁折不弯、特立独行的性格，伴随他一生。这让他吃尽苦头，也给他带来成功。

姚雪垠做人有很强的原则性。1992年，她的夫人王梅彩不幸中风，病情危重。由于家里积蓄不多，他的压力很大。此时，一位与他有着多年忘年之谊的《武汉晚报》女记者建议他卖掉几件书稿手迹或名人信函，以解燃眉之急。这位女记者说，她已经找好了买家。姚雪垠说：“这些东西，我将来都是要捐给国家的。”“那卖几幅你写的字总可以吧？”姚雪垠还是不干，并怫然作色：“我饿死也不卖字！”谁承想，3年后，他写的一副对联被人拿到北京嘉德拍卖行拍卖，竟然拍出34.5万元的高价。

要把自己重要的、有价值的资料交给国家，确实不是姚雪垠的随口之言。有一次，他和他的助手许建辉女士欣赏茅盾写给他的书信时就曾说：“你看到了，茅盾这些信是写给我的，但我却没有权专有它们。这是我们民族的财富、国家的财富。它们的价值，无论怎样估量都不会过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一定会越来越珍贵。”“那你将来准备怎样处理它们？”许建辉问。没有一点迟疑，老人大声说道：“必须献给国家，只能献给国家！”

此次出访，姚雪垠大获成功，法国读者排着队请他在书上签名。法国国土整治设计部部长兼马赛市市长德菲尔先生向他颁发了马赛市纪念勋章。在出席“世界名作家会议”的70多位作家中，这个勋章仅授予了他一个人。德菲尔先生告诉他，这个纪念勋章，是只有“来马赛的外国元首和有贡献的国际文化名人”才有机会获赠的。

“在我的印象里，姚雪垠是个非常‘性情’的人，待人接物童真率直、随心所欲，不会‘做人’也不肯学会‘做人’。因而，他的朋友不是很多。但他无所谓，并不讳言自己的‘曲高和寡’。他在乎的不是数量的多少而是情谊的厚薄。正因为如此，他一有乐意引为朋友者，则不惮付出全部的真诚，自以为是地做‘诤友’、‘畏友’，但每次由于过分的急切和直率造成误解，伤害了对方，而他却浑然不觉。”许建辉女士的这番话，说明了姚雪垠在为人处事方面的性格特征，与我对他的印象非常吻合。如果说，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话，那就是他心底坦荡、光明磊落、口无遮拦、不隐私、不藏奸，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绝不藏着、掖着。遇到自己看不惯的人或事，他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且不知委婉曲折。因此，既得罪了人，也给自己招惹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他和一些人的“交恶”乃至“笔墨官司”往往因此而起，耽误了他的创作。他似乎不在意，总觉得自己一身正气，下次该怎么着还是怎么着。至于别人怎么看，对不起，他管不着。

姚雪垠这种不管不顾、我行我素的性格，与我们民族长期形成和推崇的谦虚谨慎、含蓄内敛、不偏不倚颇多不合。因此，他招致的批评和非议也最多。究其原因，他不过是说了一些真话而已。有一次，他到某高校作报告，当谈到小说《李自成》有可能超过《三国演义》时，下边议论纷纷。实际上，这话最初不是他说的，而是吴晗说的。那时，《李自成》第一卷尚未出版，他送给吴晗征求意见，吴晗在北京饭店请他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吃饭。在饭桌上，吴晗说：“书写得很好，让人一拿到手就放不下，我就是在3天之内一气读完的。”他还说：“我认为《李自成》第一卷绝不在《水浒传》之下，甚至比《水浒传》还高；如果拿它和《三国演义》比较，我看它也超过了《三国演义》。因为罗贯中的作品既没有写生活，结构也不完整。”吴晗的看法是否准确，我们且不去管它。如果大家听到的这些话是从吴晗嘴里说出来的，就绝不会反感。不但不反感，没准儿还会对姚雪垠肃然起敬。但这话从姚雪垠自己口中说出来，好像就大为不妥。

当然，姚雪垠对吴晗的这番话，私心也是认同的。不然，他也不会在作报告时那样说。而且，他最初给自己定的目标恐怕也是要和《水浒传》、《三国演义》一较高下的。他曾写过这样一首诗：“百代风流各创新，前贤未必绝无伦。今人自辟康庄路，不拜施罗马后尘。”心里可以这么想，可嘴里最好不要这样说，一旦说出来，就犯了大忌。这就是咱们中国人的文化心态。

姚雪垠时常被人诟病的所谓“狂妄”，大概这算一个例子。有一次，我曾婉转地问他：“姚老，您是不是一直都把自己的人生目标定得很高？”他没有直接回答我，只说：“不然，我怎么能不断进步？”可见，他志存高远并非一时之念，而是一直都在向这方向努力着。

姚雪垠也不是一直都“狂妄”，有时候不但不“狂妄”，而且既幽默又“谦虚”。

1994年，《汴梁晚报》创刊时，我去北京找他题词，他一见我就说：“你这次来又准备给我出个什么题目？”我没料到姚雪垠如此风趣，赶忙红着脸说：“哪敢？哪敢？”然后就把请他题词的事照实说了一遍。姚雪垠听后，略加思忖，回到书房就去拿纸。趁着这个机会，我退到他书房的阳台上，蹲下身子抓拍了一张照片。没想到照片的角度、效果非常令我满意。更没有想到的是，姚雪垠去世后，我市著名肖像雕塑家曹俊亮依据这张照片为老人雕塑了一个半身铜像，安放在邓州市姚雪垠文学馆。姚雪垠家人、亲戚看后无不赞叹，认为不仅形抓得准，更重要的是十分生动地反映了老人的内心世界和精神气质。铜像揭幕那天，人山人海，邓州市市委书记、市长都亲临大会发表讲话。而熟悉姚雪垠的邓州市文化界人士则激动地说：“又见到姚老了！又见到姚老了！”

但凡文人，自古及今，不“狂妄”者不多，只不过有隐有显罢了。其本质其实是一种自信，而自信除了父母所赐外，往往来自于不断的成功。但自信一旦过了头，便成了自大、自负、狂妄。姚雪垠的这个“毛病”，从青年时代起就一直伴随着他，屡屡遭人訾议。这或者是因为他成名较早——二十几岁即誉满文坛，或者是个性使然。总之，别人对他的这些议论，他都是知道的，只不过不往心里去而已。一次，他和许建辉闲聊，曾经就这个问题为她“释疑”：“我是当狂妄时则狂妄、当谦虚时则谦虚——其实那算不得狂妄，我只是实事求是，不溢美、不乱唱赞歌、不迷信任何人就是了。没有这点精神，我走不出那个小村庄啊。”

原来如此！这不禁使我想起了其子姚海天向我谈起的一件事。1982年，姚老的小说《李自成》在日本被译名《叛旗》出版。出版前夕，负责出版此书的日本老牌出版社讲谈社为了给译书增色，希望姚雪垠用毛笔在书前给读者写几句话。这本在情理之中，但恰逢这时日本出现了公然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教科书事件，姚雪垠十分愤慨，婉拒了这家出版社的要求。姚海天对此颇为不解，姚雪垠说：“这时候如果题字，我怎么面对‘南京大屠杀’中死去的30万同胞的英魂？”还有一件事，也可以看出姚雪垠的风骨精神。他的小说《长夜》被旅法作家李治华在法国翻译出版，受到好评，一时洛阳纸贵。同年，他应法方邀请，前去参加马赛“世界名作家会议”，食宿由出版社负责。抵达后，姚雪垠发现，出版方为了省钱，给他安排了一个非常狭小的房间，卫生间也很不像样。姚雪垠进去后的第一感觉，就像他是来出版社投稿的“乡下人”、“外省人”，而不是中国的著名作家。这事如果发生在北京，他是不会计较的，但是一踏出国门就不同了。他认为，在这里，他的一切都和祖国连在一起。他首先是一个中国人，然后才是“姚雪垠”。因此，他不肯通融。所幸法方的市长夫人也是一位作家，很理解他的心情，马上给他换了另外一家漂亮的旅馆，并告诉她的市长，如果那家出版社不肯出钱，差价由她来补。这虽是一件小事，却能看出姚雪垠什么时候该“狂”、什么时候不该“狂”，他是有底线的。

此次出访，姚雪垠大获成功，法国读者排着队请他在书上签名。法国国土整治设计部部长兼马赛市市长德菲尔先生向他颁发了马赛市纪念勋章。在出席“世界名作家会议”的70多位作家中，这个勋章仅授予了他一个人。德菲尔先生告诉他，这个纪念勋章，是只有“来马赛的外国元首和有贡献的国际文化名人”才有机会获赠的。

此时此刻，你哪里还能看到姚雪垠一点点“狂妄”的影子？没有了，一丝一毫都没有了。姚雪垠说自己是“该狂妄时则狂妄、该谦虚时则谦虚”，看来还真不是乱说的。

在姚雪垠家里，有一封用毛笔写的信，字迹挺秀劲拔，被他精裱后悬挂在客厅里，向往来造访的人们表示着他对写信者的敬仰、尊崇和友谊。此信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在文坛上卓有威望的茅盾先生。

在文坛上，茅盾可以称得上是姚雪垠的伯乐和知己。姚雪垠的早期成名作《差半车麦秸》，就是在别人弃置后，被茅盾慧眼识珠、加了编者按后一手推举出来的。上世纪40年代中期，姚雪垠回到重庆后，因文艺观点不同，被一些人挑起笔战，受到围攻。茅盾看不惯这些人的霸道作风，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说了公道话，以他的才学威望使这股恶潮稍停喧嚣、略有平息。本来同是一个战阵里的人，即使观点不同，也完全可以用说理的方式各抒己见、展开讨论，进而达成共识。但对方一出手就声色俱厉，以后逐步升级，大有将人一脚踹下擂台、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心理。作为一个前辈和文坛巨星，茅盾当然不能坐视，因此才有了他对姚雪垠的声援和保护。

几十年间，两人书信往来绵密。仅从1974年到1980年，就有88封。这在姚雪垠和其他朋友间是绝对少有的。二人书信虽多，但绝少涉及私事，除正常的问候外，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文艺上的问题和小说《李自成》而展开的。1962年夏秋之际，姚雪垠将《李自成》第一卷的稿子完成后，鉴于自己当时的特殊身份和处境，担心书出版后被人在历史问题上揪住辫子、找他麻烦，特向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建议，先找几个历史学家看看帮助把关，得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责编江晓天和领导的大力支持。他分别将稿子送给了明史权威兼分管首都文教工作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及其他几位专家，大家阅后一致给予高度评价。特别是吴晗，不但约姚雪垠等到家里面谈，还在北京饭店设宴款待。这让被压抑已久的姚雪垠诚惶诚恐、倍加感激。席间，吴晗不仅对小说给予充分肯定，还对姚雪垠的史学功底大为赞赏：“看来，论明初你不如我，论晚明我不如你。”吴晗曾经是清华大学教授，公认的史学权威，能这样说话，绝对不会是即兴之言。当姚雪垠提出怕书出来后会有人在历史问题上纠缠不休、影响到他以后的创作时，吴晗又慷慨地说：“如果有人从历史方面批评你，你不必管，我吴晗替你打笔墨官司！”这给了姚雪垠极大的鼓励。虽然如此，姚雪垠仍然希望茅盾也能看看书稿。但鉴于茅盾当时在文化部部长的高位上，身份悬殊，更主要的是怕自己的身份无意中会给茅盾带来不利影响，故虽有此念也只能埋在心底，未敢贸然开口，成为他很大的遗憾。姚雪垠深信，尽管《李自成》第一卷出版后人人叫好，但当时若是能再经茅盾之手过上一遍，一定会使它锦上添花、别增光辉。

正是缘于对茅盾的这种特殊情感，姚雪垠对茅盾给他的每一件东西都加倍珍惜。茅盾写给他的信，他都是“亲沐手泽”，按日期整整齐齐地放在一本缎面册页里，不允许除他以外的任何人“染指”。许建辉女士和他共事的4年里，他所有的书柜和书柜中所有的东西她都可以去动，唯独茅盾写给他的书信是个例外。心情好的时候，他还会用自己的河南话给许建辉朗诵信中的内容，但往往一说到动情处，就会眼圈发红、嘴唇抖动、声音哽咽甚至不能自已。茅盾大他14岁，他是既把茅盾当老师又把他当无话不谈的知音来看待的。在创作方面，别人的意见他可以听也可以不听，但茅盾的意见，他不但要听，而且要洗耳恭听，并一一认真消化、付诸行动。此时此刻，你哪里还能看到姚雪垠一点点“狂妄”的影子？没有了，一丝一毫都没有了。姚雪垠说自己是“该狂妄时则狂妄、该谦虚时则谦虚”，看来还真不是乱说的。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对姚雪垠那么恭敬地在客厅里悬挂茅盾的手迹还心有不解，而今，终于知道谜底了。（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