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姚雪垠--小说《李自成》及其以外的故事 (四)

姚波

重读姚雪垠--小说《李自成》及其以外的故事 (四)
2016-03-04 07:07 作者：金聚泰　文/图 来源：开封网-开封日报

姚雪垠、臧克家等在老河口郊外留影。  

姚雪垠胸怀坦荡，少有心机，有时候还有难得的风趣。有一次，我和我的同事高琏珩到北京访问他，他不在家，我们便和他的夫人王梅彩在客厅里边聊天边等他。过了一会儿，听到有人敲门，王梅彩问道：“谁呀？”只听一个人捏腔拿调地说：“姚老在家吗？”王梅彩一听就知道是他，马上没好气地嗔道：“别装了，快进来吧。”姚雪垠家的客厅是个直角拐弯形状，我和高琏珩就在拐角厅里等他。他没想到家里还有两个年轻人，一拐弯儿看到我们，脸腾地一下红了，钻进书房，半天没有出来。

他的孙女姚卉曾在一篇文章里谈到他们老两口之间的趣事。每次吃饭，王梅彩总是把好吃的放在他跟前。有时，为了让他多吃点，就骗他说：“老头子，快看，你的稿子被风刮到地上了。”他一回头，王梅彩就赶快把一块苏肉夹到他碗里。当然，他有时也会用同样的办法让夫人“中招”：“哎呀，梅彩呀，你看，后面窗台上的那只小鸟怎么是绿的呀？”夫人一扭头，那好吃的自然也就“跑”到她碗里了 。

他们有时也“吵架”，而且吵得声音还挺大。姚雪垠甚至会站在沙发上光着脚跳着和夫人吵。但不一会儿就“雨过天晴”，什么事儿也没有了。不一会儿，王梅彩来到他面前，一边说着：“给，好吃的都让给你了。”一边把热好的鸡蛋、牛奶递到他手里。

在家里，姚雪垠除了写小说 ，其他的事一概不问，全由夫人打理。出门坐公交车，该到哪站下车他都不知道，夫人说到哪儿下他就到哪儿下。有一次，夫人让他下车，他只顾观看窗外的风景 ，没听见，一直坐到下一站。这下，可把他夫人给急坏了，慌忙地赶回去，才找到他 。

我们去访问他时，姚雪垠刚从法国参加“马赛世界名作家会议”回来不久，正是心情极好的时候。他就给我们讲了这么一件事。在参加会议期间，有一次，他和马赛市市长德菲尔聊天，不知怎么就聊到家庭问题上，德菲尔先生以法国式的幽默问他：“姚先生，你结过几次婚？”姚雪垠说：“一次。”“那你可是太遗憾了！我都结过4次婚了。”“你结过4次婚，说明你的夫人不漂亮。我结过一次婚，是因为我的夫人漂亮。”说这话时，他的夫人王梅彩就坐在我们身旁，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1957年，姚雪垠被打成“极右派”。“右派”已令人不堪，何况又加了个“极”字？当时的姚雪垠万念俱灰、痛苦万分，一度曾想过自杀。危难时刻，王梅彩及时从开封来到武汉，给了他极大的精神慰藉。1961年，王梅彩辞掉了在原开封机械厂的工作，来到他的身边，做了一名家庭妇女，一边照料他的生活，一边用老式打字机一天到晚为他打《李自成》的文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姚雪垠怕红卫兵来批斗他，更怕被抄家，把他业已写成的《李自成》第二卷十几万字的书稿给抄去（姚雪垠曾为此做过一次噩梦，梦到稿子被他们抄去，醒来时吓得衣服都湿了）。要知道，那可是姚雪垠的命啊。为此，姚雪垠过了一段担惊受怕的日子。搬到北京以后，姚雪垠的寒热冷暖、一举一动都牵挂着王梅彩的心。就在我们去访问他那天，姚雪垠到书房里给我们题字，只轻轻咳嗽了一声，正在陪我们说话的王梅彩马上起身问道：“老头子，又咋了？”显然，王梅彩人在客厅耳朵在书房。1992年，王梅彩不幸中风，瘫痪失语，这对姚雪垠来说无疑是很大的打击。他嘱咐姚海天和儿媳王琪说：“你妈是我们家的大功臣。为了这个家，你妈操劳了一生，没享过什么福，你们一定要好好照顾你妈。”每天，无论写作多忙，姚雪垠都会不时来到王梅彩的身边看她，有时就坐在床边，拉着她的手，两人相视而笑、默默无语。1999年，姚雪垠不幸病逝，在家里设了灵堂，王梅彩坐在轮椅上，久久凝视着他的遗像，泪水淌满了脸颊，却不能说话……我曾对姚海天说：“假如不是你妈患病，有她的照顾，以你爸平时的身体，不会走得那么早。”对此，姚海天深以为然。

姚雪垠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坦率。话该怎么做说就怎么说，事儿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他不在乎别人的眼光，更不会掩饰自己。有一次，他到河南大学讲学，我到他下榻的河南大学外国留学生楼看他。他坐在茶几旁的沙发上，边吃花生边和我聊天。一不小心一颗花生从手中掉到地上，他马上低头去寻找，样子十分可爱。此情此景，我不禁想起周总理当年的一件事。某年，周总理到洛阳，住在宾馆，吃药时不慎把一片药掉到地上，也是马上弯腰去找，甚至搬开沙发去找。他们这一代人，就是这样，不肯浪费一点东西。因为他们知道，在这小小的东西后面，有着很多不为人知的辛劳。

1951年，姚雪垠怀揣着美好的梦想，辞去他在上海大夏大学所任的教授、副教务长、文学院代院长职务，回到河南，回到他的文学之梦出发地和起飞地——开封。

1951年，姚雪垠怀揣着美好的梦想，辞去他在上海大夏大学所任的教授、副教务长、文学院代院长职务，回到河南，回到他的文学之梦出发地和起飞地——开封。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一是因为他受河南省文联负责人的邀请，二是他觉得相对于上海，他对开封的历史、生活、风土人情以及这里的方言俚语都有着更为深切的了解，便于他完成心中酝酿已久的、反映清末民初中原农村历史变迁的“三部曲”（《黄昏》《长夜》《黎明》）。让姚雪垠搞教育不是不可以，但从心里讲，他更愿意搞文学创作。他握惯了笔，觉得那才是他安放灵魂的地方。但让他想不到的是，回来后没多久，现实生活和他的想象发生了激烈碰撞。首先是待遇上的落差。他在上海的薪水是每月520块银元，而回到河南后薪水变成了每月250公斤小米；他在上海是教授，回来后被定为文艺八级，相当于讲师，差距之大超乎他的想象。这倒也就罢了，创作上是要分任务的，不是你想写什么就能写什么，而是领导叫你写什么就得写什么。如果不这样做，领导就会在会上旁敲侧击地“敲打”你，让大家觉得你“落后”，跟不上时代步伐。

在这种情况下，“三部曲”只好梦断开封，这令姚雪垠非常郁闷。唯一能让他眼前一亮的是，开封的书摊上有很多他需要却又一直求购无门的明清版旧书，也算是一点意外惊喜。

嵇文甫、臧克家等朋友知道他的境况后，曾多次劝他到郑州大学或南开大学任教，且仍可以做教授。他婉拒了朋友们的好意说：“我既然破釜沉舟回到家乡，就一定要在这条道路走下去。”

1953年，中南作家协会成立，他被调到武汉。作协领导觉得他的级别定得太低，又给他提了两级。虽然与他原来的职级仍不可同日而语，但也只好如此。

1954年至1955年，他根据自己在河南新乡通丰面粉厂体验生活时挖掘的素材，创作了一部反映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河南民族工业兴衰史的长篇小说《白杨树》，稿子写得十分顺手，已写了20多万字。该故事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一直写到抗战初期。但作协一位领导在听汇报时，却以其没有写党的领导为由，让他停止写作，且不听他的申辩。这让他非常愤怒，一气之下将稿子付之一炬。晚年，他每每忆及此事，就像失去孩子一样，为自己的一时冲动而痛惜不已。

1957年，反右斗争使一贯坦诚率直、爱说真话的姚雪垠被卷入其中。他因发表《清规戒律》《打开天窗说亮话》等杂文而被打成“极右派”。挨批斗不说，更可怕的是有人还在会上宣布，今后不准他再搞创作，只能做一个“反面教材”。这不是要他的命吗？他从19岁开始发表作品，写了几十年，如果不让他搞创作，那生命于他还有什么意义？他一度想到了死。可他转而又想，他死了，老婆孩子怎么办？再说，一遇挫折就寻短见，这也不符合他老姚的性格。

孟子曾说过，“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莫非……”姚雪垠脑子一闪，忽然像悟出了什么。对，不能死，我姚雪垠绝对不能死，“李自成”还在等着我，这个人已经在我脑子里“活”了几十年，我为此已积累30多万字的创作笔记，现在该是他呼之欲出、瓜熟蒂落的时候了。我一定要在有生之年把他写出来，一定要写出来！想到这里，姚雪垠忽然有一种悲壮的感觉。可写出后不让出版怎么办？姚雪垠已经在全国的报刊上被点了名。作协的一位领导不是也在大会上说过“你们不要存在任何幻想，不要以为自己有知识、有本领，可以写文章，出书，伺机东山再起。我告诉你们，各种报刊和出版机构，都是党领导的下事业单位，他们不会为你们的书和文章提供任何阵地”吗？他们说的大体上也是实话，但那也不要紧，书出不了，将来等形势好转时，可以由我的孩子、我的后人献给国家。历史上，作者不能在生前出版的作品不也多的是吗？又不是我姚雪垠一个。想到这里，他反倒觉得有了一点轻松，甚至有豁然开朗、柳暗花明之感。

于是，在批判、斗争告一段落，渐渐被人弃之不顾之际，他擦干眼泪，从街上买来一个牛皮活页本，坐在作协一楼一个靠近楼门的房间里，利用写检查的机会，没日没夜地开始了他的“文学长征”——小说《李自成》的创作。当然，这样做也不是没有风险，他的门上没有插销，万一有人进来怎么办？因此，他特别警惕，一旦有脚步声响起，就赶紧合上本子，两手平放，装着闭门思过的样子。等脚步声渐渐走远，他又开始拿起笔写作。

就这样，从1957年10月到1958年8月，姚雪垠用10个月，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长达40万字的小说《李自成》的初稿创作。接着，他被下放到当时汉口郊区的东西湖农场进行劳动改造。于是，他利用这个机会，白天参加繁重的劳动，夜晚在电石灯下把白天在劳动中构思的情节写在他带去的一个小本子上。夜深了，为了不打扰别人休息，姚雪垠拿着手电筒躲在被窝里写。后来，繁重的劳动使他的急性关节炎犯了，每天只能拄着双拐活动。在这样的情势下，连队的监管人员只好批准他回武汉治病。姚雪垠感到又一个机会来了。回到武汉后，他不去看病，每天就躲在作协一个偏僻的小屋子里写稿子。

1960年国庆前夕，在对反右运动的甄别中，姚雪垠被摘去压在头上4年的“极右派”帽子，安排到市文联工作。这样，他的写作就从地下回到地上。一次，市文联一位写诗的领导李冰看了他写的稿子后，连连叫好，遂推荐给市文联主席程云看，程云只看了其中的一部分，就知道这是一个难得一见的好作品，马上向市委作了汇报，得到当时的武汉市委书记宋一平的高度重视。宋一平指示，不但要支持他，还要帮助他解决一些写作中遇到的具体困难。消息传来后，姚雪垠恍若做梦，感动得热泪盈眶。不久，他被安排到武汉市最好的璇宫酒店，用了半年，认认真真地把全稿通改了一遍，直到自己满意为止。

这让刚刚才过了几天舒心日子的姚雪垠，又一次被推到风口浪尖上。就在姚雪垠惊恐不定、神经高度紧张、不知如何应对之际，他在毛泽东同志的保护下躲过了一劫。

1963年8月，历经坎坷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一卷，终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在此之前，姚雪垠被邀请到北京，又根据编辑及其他各方意见，历时百天，对原稿全面系统地动了一次大“手术”，有的地方甚至推倒重写。在这100天里，他闭门不出，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可谓呕心沥血。

当时，鉴于姚雪垠的特殊身份，出版社尽可能作了低调处理，不在报纸上刊登新书介绍，不发书评，并且控制印数，首版只印了10万部，稿费标准也从严、就低。酒香哪怕巷子深？信息很快反馈过来，小说一经出版，立即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他们纷纷致书编辑部，表示自己阅读后的喜悦心情。不到半年，就根据各地新华书店的要求，小说加印了10万部，仍不能满足要求，1965年，再次加印，已有百万部之多。

拿到新书后，姚雪垠和夫人王梅彩兴高采烈，怀着激动的心情，给毛泽东同志寄去了一部。至于他能不能收到，或者收到了会不会看，姚雪垠并不知道。

《李自成》第一部的首发成功，给了姚雪垠极大的鼓舞。他信心陡增，决心写好第二部，以便更好地回报读者。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就在姚雪垠攒足精神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一股大批判的暗流也在武汉市悄悄涌动。他们说《李自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要在报纸上公开批判，被武汉市委顶了回去。可他们不死心，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再掀波澜，发起对《李自成》的更大攻击，把武汉市委也卷了进去，说他们保护了姚雪垠这面“黑旗”。这让刚刚才过了几天舒心日子的姚雪垠又一次被推到风口浪尖上。就在姚雪垠惊恐不定、神经高度紧张、不知如何应对之际，他在毛泽东同志的保护下躲过了一劫。（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