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姚雪垠——小说《李自成》及其以外的故事（二）

姚波

重读姚雪垠——小说《李自成》及其以外的故事
2016-02-19 09:01 作者：金聚泰　文/图 来源：综合资讯

从北平回到开封时的姚雪垠。

姚雪垠夫妇。

有人曾这样评价抗战时期的姚雪垠：“抗战时期，有哪一个文学读者不知道姚雪垠呢？他的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中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发表后都曾轰动一时。《差半车麦秸》得到文坛巨擘茅盾、郭沫若等人的全力推荐，蜚声国内外；中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得到评论家的齐声叫好，《新华日报》发表专论，《文艺先锋》建议（军委会）印刷数十万册下发各战区；《春暖花开的时候》第一卷问世当年即三次再版，销售数万册，至今海外盗版不绝。”

1937年，姚雪垠在北平（现北京，下同）的漂泊生活渐渐有了转机。随着他文笔的不断成熟，发表作品的机会也日渐增多。不仅北平的报刊，而且天津、上海的报刊上也开始屡屡出现他的名字，所得稿费不但可以自顾，有时还小有盈余。于是，他在沙滩附近的中老胡同里租了两间房子，把妻子王梅彩接来，准备长期在这里安家。谁知，这样的生活才过了1个多月，卢沟桥上骤然响起的枪声打破了他的美梦。无奈之下，他不得不把刚刚和他团聚的妻子重新送回河南老家。

送走妻子之后，姚雪垠本打算只身留下，参加北平保卫战。没想到，北平很快沦陷，北平的日文报纸竟然指名道姓地说他是北平文艺界中的抗日分子，一下子把他置于极其危险的境地。在这种形势下，姚雪垠只好逃离北平，辗转回到开封。原想小住些日子，然后寻机奔赴延安。没料到，在他一次去看望河南大学教授嵇文甫时，遇到了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中共地下党员王阑西。两人认为，姚雪垠的长项是写作，与其到延安用笔参战，不如留在开封，办一个宣传抗日救亡的刊物。姚雪垠想也有道理，便打消了去延安的念头，和他们一道，在中共河南省委的领导下办起了一个名为《风雨》的抗日周刊。

在周刊编辑部里，姚雪垠分管内部编辑室，既是主编，又要外出采访、撰写文章，非常繁忙。好在他年轻，尽管生活拮据，但有的是精力。刊物在他和嵇文甫、王阑西、范文澜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办得风生水起，吸引了很多知名作家、戏剧家、音乐家投稿。很快，该刊物成为在全国具有较大影响的抗战刊物和救亡团体与进步人士的联络中心。

一段时间以后，姚雪垠因与王阑西在编辑方针上出现了分歧，被迫离开《风雨》周刊，以《风雨》主编和全民通讯社特约记者的名义奔赴徐州前线，只身走进战区，辗转于台儿庄、徐州、宿县、武汉等地，深入官兵生活进行采访。他根据所积累的素材，写成小说、散文、文艺理论、战地通讯、报告文学等并发表，其中《战地书简》曾受到茅盾先生的称赞。

1938年冬天，应共产党员、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钱俊瑞的邀请，姚雪垠参加了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工作。这时，姚雪垠经过多年历练和生活蓄积，开始进入了作品的高产期和成熟期，写下了大量不同题材的作品，其中以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最为引人注目。这篇小说原本是他应一个朋友之约而写的，但稿子写成后那位朋友不满意，认为写得“土”、啰嗦，就把稿子退给了他。姚雪垠不服气，又把稿子寄给茅盾在香港主编的《文艺阵地》杂志。结果，《文艺阵地》发表了该文章。文章一经发表，立刻好评如潮，在文坛上引起广泛赞誉，甚至“轰动了苏联的文艺界”。郭沫若、胡绳等人也纷纷著文称道。翻译家叶君健还把文章译成英文，在美国一家杂志发表。自此，姚雪垠歪打正着，一战成名，成为抗战文坛上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接着，姚雪垠写了中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等一大批新作，在文坛上大放光彩。

需要说明的是，《春暖花开的时候》是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写作的。当时，为了躲避敌机的骚扰、轰炸，姚雪垠每天不得不一吃过早饭就带着夫人王梅彩从城里跑到郊外，向老乡借一把小椅子，在树下或菜地里写稿。一旦敌机临空，他和夫人就赶忙伏倒在地，忍受剧烈的爆炸声和机枪声。每当这时，夫人总是惊恐不已，大声叫他的名字。姚雪垠则为她壮胆说：“别怕，目标不是我们这里。”一旦敌机过后，硝烟尚未散尽，姚雪垠就已经站起身来，拍拍身上的泥土，又一头扎进他的小说里。

《春暖花开的时候》是姚雪垠写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作品发表以后，各界褒贬不一，有的人特别喜欢，有的人嗤之以鼻，甚至曾遭到以胡风为代表的部分文化人士的“围攻”。但它在香港、新加坡，却一直有着不错的口碑。直到1985年，姚雪垠到新加坡参加“国际华文文艺营”和“新加坡华文文艺金狮文学奖颁奖大会”时，新加坡的女记者还围绕着他书中创造的3种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问个不停。归来时途经香港，《亚洲周刊》英文版的女记者在对他进行采访时，也几乎与那位新加坡的女记者一样，“不谋而合”地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可见他创造的艺术形象给读者印象之深。

有人曾这样评价抗战时期的姚雪垠：“抗战时期，有哪一个文学读者不知道姚雪垠呢？他的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中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发表后都曾轰动一时。《差半车麦秸》得到文坛巨擘茅盾、郭沫若等人的全力推荐，蜚声国内外；中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得到评论家的齐声叫好，《新华日报》发表专论，《文艺先锋》建议（军委会）印刷数十万册下发各战区；《春暖花开的时候》第一卷问世当年即三次再版，销售数万册，至今海外盗版不绝。”

姚雪垠还是个文艺理论家。他的某些观点，至今读来都不觉得过时。不信，请看他对当时某些写起文章来时常故作高深的人说的一段话：

第一，冒充渊博，在文章中写满连自己也不很熟悉的外国人的名字和专门术语，来吓昏读者，这叫做“唬人主义”。第二，抓住一个题目就东偷西抄，板着面孔说一篇原则性的大道理，乍看起来句句合理，细看起来空空洞洞，解决不了读者的实际问题，这其实也就是“唬人主义”的另一种表现。不过我们为方便起见，可以称它作“公式主义”。第三，故意用深奥难解和枯燥无味的文字去表现并不深奥的理论。

这段话是姚雪垠在73年前说的。平心而论，这种现象，在我们今天的某些作者身上，是不是也有它的影子呢？

鉴于姚雪垠在理论上的贡献，曾一度有朋友劝他不要再写小说，干脆去研究文艺理论算了。这个建议的对错，我们姑且不去管它，但至少说明，他写的文艺理论文章已经像他的小说一样在读者中卓有影响。

事实也是如此。在置身抗战采访写作的那几年间，他的确是一边写小说一边进行理论研究，每有所得便写成文章发表，且几乎每个月都要写上一篇。他的《创作论初集》、《抗战文学的语言问题》、《小说结构原理》、《通俗文学短论》等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既有实践又有理论，这是姚雪垠与其他作家很大不同的地方。

冯玉祥这个人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但要把他和姚雪垠联系在一起，估计今天的很多读者会感到有些滑稽，觉得他们风马牛不相及，扯不上什么关系。然而，事实是，他们不但能扯上关系，而且有过实质性交往。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发生，蒋介石下令撤销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姚雪垠及其他在这里工作、服务的进步文化人士，开始受到以李宗仁为战区司令长官的国民党人的排挤，相继被驱离。姚雪垠回到邓州老家暂住，后又通过关系在安徽省政府谋得一个参议员的差事，继续从事他的抗日文化宣传工作。1943年年初，在经历了近4年的战区生活体验、采访、写作、宣传、演讲、工作等后，姚雪垠以“杰出的战区作家”身份来到重庆，受到中共重庆领导人和进步文艺界的礼遇，也受到国民党文化人的欢迎。同时，他的文章在共产党的报纸《新华日报》和国民党的刊物《文艺先锋》上发表，成为当年的一大奇观。与此同时，他还被推选为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研究部副部长。

这一时期是姚雪垠自出道以来日子过得比较顺风顺水的时期。他的小说、散文、理论文章受到各报纸刊物的欢迎。中共重庆机关报《新华日报》一连发表了他几篇文章，还发了书评，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他的一篇杂文《需要批评》，周恩来提议作为大后方整风的学习材料之一。后来，周恩来还在郭沫若的重庆住处，和姚雪垠进行过一次面谈，无疑是对他一个很大的鼓舞。

姚雪垠在抗战文艺中的影响，不但受到共产党的重视，就连在国民党的上层人士中，也有一定的分量。有一件小事，或可为此作证。

冯玉祥这个人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但要把他和姚雪垠联系在一起，估计今天的很多读者会感到有些滑稽，觉得他们风马牛不相及，扯不上什么关系。然而，事实是，他们不但能扯上关系，而且有过实质性交往。

那是姚雪垠到了重庆以后的事。

当时，冯玉祥在重庆，所任职务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虽然是军人，但他素来有志向学，在思想上属于国民党人士中“偏左”的那一类，因此比较喜欢结交进步文化人士。加之，他喜欢写点东西，所以，对抗战文坛上的事还是比较关注的。故而，当他得知姚雪垠到渝以后，便托陶行知先生代为邀请姚雪垠到家讲学。为此，他曾数次给陶行知写信，后又亲笔致函姚雪垠，言辞甚为客气。录之如下：

雪垠先生：

日前约先生昨日（16日）上午九时赴歇台子赐教，临时因事不克如约，今日特派人往接，请来康庄一同往歇台子，如何之处，请赐回音，即祝

文祺！

冯玉祥敬启 三二、九、十七

此前，他在给陶行知的一封信中说：

行知先生：

雪垠先生允讲，甚为感激。日期拟请于本月16日起，每日讲二三小时。先打算半月，不知可否？如在作短篇小文或短篇小说上入手，则更好了。请费神转达

姚雪垠先生为祷。此颂

文祺

弟冯玉祥 敬启 三二、九、七

此事在今天看来，诚可称为一件轶事，也可视为一件雅事。没准对当时的姚雪垠来说，还是一件比较得意的事。

但好景不长，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多久，姚雪垠就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大麻烦。有批评者突然在刊物上发文，对他曾经饱受赞扬的作品或者还有着某些不足的作品大加挞伐。其中，尤以《春暖花开的时候》为甚，被加上了种种恶名。其来势之猛，非止一人，大有“围攻”之势。如明明是抗战文学，却被诬蔑为色情文学；明明是爱国作家，却被攻击为娼妓作家。一时之间，黑云滚滚、风高浪急，使一向惯于单兵作战的姚雪垠顿时陷入四面楚歌之中。

从宣传功臣到文化罪人，这反差未免太大了，姚雪垠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立即著文予以反击，并决定暂停读者朋友们期待的《春暖花开的时候》第二部、第三部的续写。在叶圣陶等人的鼓励下，他开始构思长篇小说《长夜》的写作。

姚雪垠是一个既有骨气又非常执拗的人，你越是说我不行，我越是要做给你看，用事实来证明自己。他曾公开说过：“想做一个文学家，必须有一把硬骨头，吃得苦、耐得穷，受得种种打击。”他本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对此，湖北的吴永平先生曾有过这样生动的描写：

姚雪垠的确有一把“硬骨头”……少年时代，他曾被土匪绑票，关押了100天，每天都在刀刃上讨生活，他没有害怕过；1930年，他因参加自由大同盟的活动被国民党逮捕，当被军警押解经过开封鼓楼的时候，他看到东方透露出的白光，心中油然洋溢起慷慨就死的浪漫情感；1936年，他患了肺病绝症，大口大口地吐血，却在文章中豪迈地写道：“一切生命都免不了随着时间消失，要想一部分生命暂时保存住，就得靠各自留下的足迹了”；1937年“七七事变”，他上了日寇和汉奸的黑名单，易服蓄须逃出北平，火车经过沿途小站停靠时，他下车走到月台上，故意地在站岗的日本兵身边晃来晃去，以显示出英雄主义气概；1939年年初，他随军参加随枣会战，陷入日寇重围，绕山攀岭七日方脱险，数日后拿出作品《四月交响曲》……

这就是姚雪垠，一个名副其实、砸不扁、捶不烂、敲起来当当响的硬骨头。（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