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晃县：抗战时期晃县的文化教育卫生

姚波

新晃县：抗战时期晃县的文化教育卫生
2016-02-02 11:35 红网新晃站 作者：廖清香
抗战时期晃县的文化教育卫生
廖清香
抗日战争时期，晃县是文化抗战成效卓著的地区，特别是抗战初期，大量文化教育机构、文化团体、文化名人纷纷南下内迁，晃县更是成为抗日文化运动的大后方。晃县广大文化教育界人士高举全民族抗战大旗，创作和展演出许多激励民族精神、增强抗战意识的优秀作品，开展了大量生动活泼、极具号召力的文化救亡活动，充分发挥出作为精神武器的巨大威力，奏响了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华章的最强音和主旋律，构成了一幅幅壮丽的篇章。
随着战火的蔓延，晃县的地理位置优势愈加凸显，成为全国文化中心转移的重要站口，吸引了众多文化教育机构和文化名人来晃。1937年11月下旬，梁思成、林徽因带着8岁的女儿梁再冰、5岁的儿子梁从诫和林徽因的母亲何氏一家人取道晃县去昆明。他们来到晃县的老晃城，林徽因由于艰苦跋涉，加上早年得过肺病，当时感冒多日的她，因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和休息并发了肺炎，高烧至40度。此刻，梁思成的脊椎病也越来越严重，他想找旅馆，然而晃县县城所有的旅馆都住满了人。梁思成来到一家旅馆，房间里竟是一群身着空军学员制服的年轻人，见了梁思成夫妇，他们立刻就腾出一间房让梁思成夫妇一家住。晃县历史悠久，境内文物丰富。梁思成趁照顾林徽因的闲暇，在晃县考察松林寺(祖师殿)前后殿、侧殿及侗家吊脚楼等建筑物。他们惊叹于这里丰富的植被，原生态丛林遍布了全境。离开晃县后，他们将在此考察搜集所得的材料整理，成为日后编撰《全国文物古建筑目录》的珍贵素材。
最著名的，为西南联大师生路径晃县。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南开大学撤出的1600多名师生经过千里跋涉到达长沙，在拼凑而成的“长沙临时大学”继续他们的学业;可仅仅3个月，眼看长沙不保，一大批知名教授、学者又克服无数困难，带领学生辗转取道赴昆明。1938年2月19日，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在韭菜园圣经书院召开誓师大会后随即出发。他们入滇的路线有3条，最艰苦的一路，便是由长沙出发，徒步行走经晃县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 3月14至17日，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200多名师生曾在老晃城地段氵舞水河畔举办篝火晚会，发表抗战演讲，呼吁青年参军参战。随后，这群手无寸铁的书生离开晃县，告别湖南，开始了他们横穿贵州的徒步旅程。
抗战伊始，《晃县民报》作为国民党晃县县党部机关报，成为全县抗日救亡运动的理论武器和思想先导。《民报》为石印4开4版周报，每期发行300份。辟有国内新闻、本县新闻、文艺副刊等栏目，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抗战报纸。主编舒守恂，晃县晏家乡港溪村人，1920年毕业于北平法政大学，参加过“五四”运动，他在《民报》上发表《七·七纪念感言》：“欲求事实上的胜利，达到收复失地，湔雪国耻之目的，唯有铁与血耳!”
大批进步报刊相继迁入，使晃县新闻出版事业空前繁荣。战时迁入晃县的新闻机构有《中国日报》社晃县办事处和《中国晨报》社晃县筹备处。1944年8月25日《中国晨报》在晃县最好的旅馆西南旅社开办，1945年1月1日正式创刊。该报为对开大报，每期发行约3000份，内容包括言论、要闻，一应俱全，在湘西的历史上创造了一个奇迹。当时晃县县长、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雷梦炎，说是晃县的一大奇迹，亲自跑到报社祝贺。《中国晨报》由湖南大学毕业生李宗理出资并任社长，著名报人冯英子任副社长兼总编辑，黄达三任专职副社长。主笔有中国文坛上颇有盛名的严怪愚、姚家积、蒋牧良(兼副刊主编)，副刊编辑周艾从。编辑部人员有张支翔、孙雪丹、曹明、王星池、姚家科、周锦文。由黄达三、姚家积、吴希之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文汇报》主编、1957年被打成“大右派”的储安平等人写社论。2005年12月，曾任《大公报》记者、《中国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总编辑的著名记者、杂文家、社会活动家冯英子在《<晃县小记>读后感》回忆到：“共产党员蒋牧良是《中国晨报》的副刊主编，他在报社内部发展了组织，成立了支部。他有许多文章与成都的一家进步报纸同时见报，湖南大学的学生、兰田师院的学生经常来找他，而报纸也经常刊登内地报纸不敢登的稿件，因此报纸出版不久，国民党就说《中国晨报》是‘湘西的新华日报’”。冯英子没想到，在这么一个荒辟的地方，竟然享受到了这么一点儿新闻自由，因此，几十年后，冯英子对于晃县这个地方，一直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晃县由于地处偏僻，显得相对安定，流亡到西南去的人，都经过此地。《中国晨报》编辑部和经理部人员中，除原有的《力报》同仁外，一版的编辑、财务科的会计、机印部的机工等都是自己撞上门来的。当时《中国晨报》的人员中，除严怪愚和冯英子之外，不少是《力报》分过来的人，李宗理找了他的湖大同学黄达三来做副社长，又重金礼聘储安平来做主笔，黄达三介绍了吴希之来做主笔，严怪愚介绍了蒋牧良来编副刊，又介绍姚家积来做主笔。吴希之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姚家积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蒋牧良是大名鼎鼎的左翼作家。当时在湘西一个偏僻的小县，出一份对开大张的报纸，拥有如此众多的人才，在中国的新闻史上，是不应当忘掉这一笔的。
抗战爆发后，晃县给当时遭到重创的文化延续和发展提供了安全的阵地。抗战初期，戏班、剧团常在县城龙溪口的万寿宫、禹王宫戏台演出。1941年，黄埔一期生、因与陈诚等生隙回籍的省参议员张本清少将在县城北街开设广愉戏院，设400张座位。是年，资源委员会汞业管理处在岩山脚修建一栋可容200多名观众的小礼堂，供开会和剧团演出。1945年，在县城西街码头附近，修建一栋木质结构小剧院，设木条凳100多张。农村遇有流动戏班、剧团到来，则扎临时戏台供演出，有祠堂的在祠堂戏台演出。
晃县境内的文艺工作者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积极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抗战初期，活跃在县内的戏剧团体共有10多个。贡溪四路傩戏班、波洲暮山坪傩堂戏班、米贝烂泥汉戏班、黄雷大胜戏班、龙溪口汉剧团、龙溪口木偶戏班、贡溪民族剧团和学校剧团，纷纷上演新编的救亡剧和改编的传统剧，举行大型公演活动，用艺术形象的力量动员民众。1938年12月8日，在县城成立“抗敌宣传剧团”。他们深入侗乡山寨和驻军兵营慰问官兵、宣传服务群众，以生动、直观的艺术表演广泛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1939年，首善镇小学组织小学生数十人，成立业余“儿童抗日剧团”，经常在县城街头及波洲、鱼市等集镇公演抗日题材的话剧，宣传抗日救国，对于激发民众爱国心、动员民众参军参战、支援前线起到了鼓动作用。著名学者、戏剧家、书法家、社会活动家吴祖光描写抗日义勇军英勇杀敌殉国的《凤凰城》，在全国乃至港澳、日本、东南亚引起强烈反响。1940年驻晃第五荣军休养院组建35人的宣传队，把《凤凰城》和其他小型的以抗日救国为内容的节目作为重点演出剧目。为了使文艺作品更紧密地联系抗战实际，在文化内容的大众化、民主化、通俗化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布景设计朴实美观，把敌后抗日斗争的勇敢机智表现得淋漓尽致，演出时观众如云如潮，出现轰动效应。讲演和壁报是当时十分盛行的抗战文化活动。许多机关单位、群众团体、学校，经常开展各种形式的讲演活动，进步人士或文化人到戏院、礼堂讲演，常常使得会场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对团结抗战局面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图书出版发行繁荣发展。1938年9月，晃县县政府在中山堂内设立县民众图书馆，12月1日，更名为县民众教育馆，全部藏书5786册。民众教育馆建立之初，以宣传抗战时事、借阅图书、辅导群众文体活动为主。订有《中央日报》《湖南通俗日报》《大公报》等报纸。1943年，在龙溪口、县城汽车站、波洲、柳寨等地设壁报处和公众阅览室。这些报刊与图书，大力宣传抗日救亡，对推动全县的抗日救亡高潮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教育部制定了“战时需作平时看”的办学方针。抗战军费开支浩大，政府财政极其困难，但政府仍然将巨款投向了教育。晃县教育经费，采取分级筹集的办法。县立学校的经费，主要征收各项税收;区立学校及乡村小学的经费，主要征收墟场杂捐及公产学田租谷收入。1940年，推行一乡一中心学校，一保一国民学校体制，县政府规定，保国民学校经费由乡(镇)公所统筹，中心学校经费由县政府统筹。由于小学增多，教育经费难以筹集，加上时局动荡、物价飞涨、货币贬值，教员每月薪给及学校办公费都无法保证。教育产款及一切经费开支，由县财产保管处统管。1941年，县立中学及各乡(镇)中心学校经费改由县政府统筹，各私立学校经费由各校校董会筹拨，各保国民学校经费由乡、保筹集，由保、校及乡民代表组成“基金保管会”保管。
抗战期间，大批难民涌入晃县。为解决难民儿童的读书问题，1940年8月，晃县社会福利处在县城开办难童小学2所，每校设2班，共收难童178人。入学难童免收学费，书籍、笔墨纸张等均由学校供给。由外地迁入机关创办的学校有中国运输公司筑桃线员工子弟学校和资源委员会西南矿务局员工子弟学校。1941年，湖南省统一实行一乡一中心国民学校和一保一国民学校的规定。县立女子小学和县立小学合并，改名为首善镇中心国民学校。全县乡村小学均改名乡中心国民学校或保国民学校。1939年秋，晃县始办县立初级中学，招收1个初中班，1个简师班，有兼职和专职教工30多人。在发展初等教育的同时发展成人教育。1940年，初等教育增加对成年失学民众的补习教育，“每乡镇设中心小学，每保设国民学校，均包括儿童、成人、妇女三部分，使民众教育与义务教育打成一片。”国民政府通令各级学校设“识字班”“民教班”，也办过“民众学校”，甚至用强迫的方法，力图扫除成年文盲。
为保证非常时期的教育质量，晃县教育仍维持正常教育为主旨的方针。初等小学的学科遵循战前的设置，有修身、国文、算术、手工、图画、唱歌、体操等课程，县立女子小学增设缝纫。小学教学科目及每周授课时间执行教育部《修正小学规程》中的有关规定。县立初级中学课程设置有公民、国文、英语、数学、历史、地理、卫生、博物、化学、物理、音乐、图画、体育、童子军、劳作等16科。晃县教师队伍主要为设在芷江的省立十师的晃县籍毕业生，以及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流亡来县的知识分子受聘任教。
学校大都设在偏远地区的穷乡僻壤，一般利用庵、庙、寺、祠或借用民房上课。五区圭洞(现黄雷乡大田村)村民姚政龙、姚绍屏等33人捐款建成圭洞国民学校校舍，是晃县抗战时期仅有一所群众捐资建成的校舍。1942年，新民乡(现新寨乡)为中心国民学校兴建校舍，第四保(现八度村)群众捐洋6330元(法币)，第七保(现龙寨村)群众捐洋5440元(法币)。他们的义举，曾分别获得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的“捐资兴学”二等奖状。教学设备仅少量条件较好的中小学校存数量极少的图书、杂志、图表，理化仪器皆无。晃县的县立中小学都建有校园，组织学生参加种植花卉、树木的劳动。为改善师生生活，减轻学生家长负担，有的学校还组织学生种蔬菜。是年，兴隆乡中心国民学校的学生，将自己生产的蔬菜挑到县城卖，把收入的钱捐献给国家买“儿童号”飞机，表示抗日救国的心意。
抗日战争爆发后，晃县成为交通重镇，军旅频繁，难民群集。随着晃城人口骤增，用于医药救济与加强防疫设施的需求，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由于战争的驱动，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向抗战大后方转移, 给晃县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一次特殊的历史机遇;随着抗战时期医疗卫生工作的开展，晃县的医疗卫生事业也获得重大发展。卫生工作大力开展，医科教育逐步推进。1938年6月，上海人王兴仪在新晃城北街设私立自康医院一所，有医师、护士各1人，设病床10张。同月，内政部卫生署十五医疗防疫大队来晃，驻龙溪口禹王宫内，开设门诊并负责预防注射及接种牛痘工作。8月，县政府召开第二次县政会议，提请该大队为县训练警士，开展饮水消毒工作，并帮助各学校培训卫生宣传教师，增设学生卫生教育课程。每逢赶场，由防疫大队派员进行防疫注射。县政府还督促龙溪口警察所负责城镇的公共卫生管理。9月6日，正式成立县防疫委员会，推定警察所长、县政府秘书、戒烟所长、自康医院院长等5人为委员，县政府秘书为主任委员。每逢国民月会时，由防疫委员会组织卫生人员开展卫生宣传，进行公共卫生指导及饮食摊贩管理、饮水消毒及预防注射等事宜。1939年，老晃城兴隆街设颜永安诊所，有医务人员3名，应诊内、外科业务。1940年，又在新晃城东街和中山路增设同仁诊所和福音医院。1941年1月1日，晃县卫生事务所改为丙等卫生院。截至1943年底，城区已有马粹、史久康等私人开业诊所4家，西药房6家，中药铺13个。进入抗日战争关键时期，城镇中医药店增至13家。
为过境军队做好了充分的医疗服务，1944年10月8日，军政部荣誉第六教养院奉令迁入晃县。12月9日，“志愿从军青年会”晃县接待站设置卫生站，晃县卫生院院长兼任该站主任。卫生站主要负责担任青年军检查及治疗。每次青年军到达时，派员分赴各宿舍出诊。且于离开晃县时为青年军赠送常用药品，以备途中应用。曾收治湖南大学、慈利中学等7名身患脑膜炎、肺炎、痢疾等重病的青年军患者。经服务站购用特效药品，日夜看护医治，住院一个多月后均康复出院。1945年，晃县卫生院曾一次收治慈澧师管区过境病人34人，且住院都在一个月以上。卫生院军人服务站医疗股，每日派员携带药品在服务站担任过境军人伤病医疗及急救工作。是年，军政部荣誉军人第五休养院迁入晃县。1948年3月9日，联勤总部荣誉军人第十九临时教养院迁入晃县，并与第五休养院合并。
抗战时期，各医疗单位在服务军队的同时，向群众敞开大门。1943年至1944年，晃县各乡疟疾流行，晃县卫生院组织乡村巡回医疗队，分赴各乡巡回医疗共4次，每次为时一个月，除担任医疗防疫工作外，并会同各乡公所举行卫生宣传及清洁运动。对于难民的医疗，1945年晃县卫生院在老晃城设立难民收容所，在所内开设诊断室，经常派员在所内担任难民医疗救治。对于难民的医疗需求实行随到随诊，对于贵重的药品，也用于免费治疗。
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不仅在于以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了战争的洪流，更在于中国文化教育界的思想结晶不仅成为照亮中华民族解放漫漫征程的火把，更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理论宝库中夺目的明珠。回望，让我们有背靠历史的底气，更让我们有面向未来的勇气。正如习近平主席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历史无法重来，未来可以开创!新晃人民正以空前的激情和务实精神创造未来，继承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为实现中国梦新晃篇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