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教之严不逊父

姚波

母教之严不逊父
——张氏家族中的女性形象

张廷玉有一天在南书房值班，康熙帝指着廷玉对众人说道：“张廷玉兄弟，母教之有素，不独父训也。“（张廷玉《张氏家谱·卷三十四（内传之二）》）张英夫人姚氏，出身高贵，知书达礼，不仅辅佐丈夫，成就了一代贤臣，更悉心教导子女，使六个儿子个个成材，四个考中了进士，其中张廷玉更位列清代名相之列。姚氏久居京城，上至达官贵族，下至左邻右舍，都赞其教子有方，贤慧的名声甚至远播到身处宫禁之中的康熙帝耳中。
不独姚氏，张氏家族众多女性，相夫教子，睦邻孝友，于家于国，均功不可没。张英认为：“夫神圣之兴，率由内助相与以有成，况保世成家之士乎？”《张氏家谱·卷第三十三（内传第九之一）》对于自己家族中的那些不为人所知的女性，张英深情地写道：“茹荼而造家，无忝妇职；画荻而训子，爰引母仪。”认为她们含辛茹苦，历尽磨难，维持家庭；又能如欧阳修之母一样，在艰苦的环境下，以荻杆和沙地代替纸笔，教育孩子读书识字，无愧于妇女的职责，称得上人母的典范。
相夫教子是古代女子的典范，张氏家族的女子，是如何相夫教子的呢。

一、胡太君教子唯谨
胡太君是张氏家族中第一个德高望重的女性。她是四世祖东川公张鹏的夫人，六世祖张淳的祖母。张淳父母去世早，留下张淳茕茕孑立，孤苦零仃。抚育教诲，全靠胡太君一人。等到张淳考取进士，胡太君对张淳的教导只有一个字：“谨”。张淳一贯能喝酒，一次要喝上几斗。将要担任永康县令前，拜见胡太君，请求训诲：“何以教孙？”胡太君说：“尔明敏仁慈，吾无复虑。但虑汝饮酒过多，或误笞人耳。”胡太君担心张淳酒后误打板子。张淳说：“请从今日一醉，敬受王母教。”于是胡太君命人取来一瓮酒，张淳站着一饮而尽。从此，终身再不饮酒。胡太君逝世时，张淳正担任礼部精膳司郎中。张淳律己之严，正源于胡太君教育之严；张淳为官之仁，也源于胡太君心怀之慈。“太君以母教而兼父教，以大母而兼慈母，卒护乳雏成搏风之翼。”在家族崛起过程中，胡太君功不可没。（《张氏家谱·卷三十三·内传之一》）

二、齐太君养廉以俭，移孝作忠
张英的祖母为齐太君，是齐之鸾的孙女，齐近的女儿，张士维的夫人。齐之鸾桐城第一个翰林，直言敢谏，官至为明河南按察使。齐近为其幼子。齐太君一生勤于纺织，她曾说：“吾爱听纺织声，深闺永昼，可当鼓吹，子妇勿厌其聒也。”七十岁还持轮纺线，不知疲倦，有人认为辛苦，她说：“吾为此未尝觉劳，去之反无所措耳。”
齐太君的勤劳，在其子张秉文做官后不减半分。他和张士维在家中劳作，经营田亩，崇尚节约。有人说：“你每天辛辛苦苦，省吃俭用，又能收获多少呢？”她说：“我靠种田纺织为生，以培养儿子的廉洁精神，使他能成为清白的官员，不是收获很多吗？”张秉文历宦各地，官至布政使，不敢把官家半点财物送给太君。
齐太君一教张秉文以廉，二教张秉文以忠。济南被清兵围困前，张秉文送信回家，表示誓死保卫济南。有人为齐太君感到悲伤，齐太君却平静地说：“我儿子肩负国家重任，与城池共存亡，忠臣啊。儿子能成为忠臣，我又有什么遗憾的呢！”张英高度称赞：“方伯公之仕也，居官励以清洁，临难助以致身，养廉以俭，移孝作忠，巾帼中有此识哉！”（《张氏家谱·卷三十三·内传之一》）

三、方孟式以坚贞佐夫忠烈
张秉文的夫人方孟式（1582～1639），字如曜，字孟式，是进士、大理寺少卿方大镇长女，也是明末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方以智的大姑。方孟式博学工书，诗画皆精，所画大士、罗汉像，神态逼真，呼之欲出，钱谦益称之为“得慈悲三味”；又贤良淑德，因为无子，主动让丈夫纳妾，妾所生三子克倬、克仔、克称，视如己出，笃爱有加。方孟式随张秉文宦游各地，酬唱应和，著有《纫兰阁集》八卷，《纫兰阁诗集》十四卷。
清兵南下侵掠，济南是战略要地。警报飞来，方夫人即对丈夫说：“夫子之死生惟社稷，妾之死生惟夫子。”张秉文决定死守济南，以二千弱兵对抗后金上万精骑。他安排后事，请方夫人带着孩子们潜回桐城老家。夫人说：“两个儿子参加科举考试，回到桐城了，没有什么后患，其他的不值得考虑。”家人很着急，方夫人对大家说：“大家都走，人们会说布政使并无守志；再说，我怎么忍心让张公一人留在险境中？”她跟婢女说：情况危急，你们就把我推进大明湖中。
1639年正月初二，济南城被攻破，张秉文督战城头，死于城上。方夫人对两位陈夫人说：“我说过要和夫子同死生的，家中幼孤就由你照顾了。”两人都说：“你死我也死！”当时三子克称只有五岁，小女刚满周岁。方氏流泪泣告道：“妻妾同死固是大义所在，但是兵荒马乱，孤儿寡女如何是好！难道要交给婢女抚养吗？况且你们中有一人还有身孕，如果都赴死，孤儿寡女孤苦伶仃，这不是报答夫君的。”于是，方氏将子女托付给有身孕的陈夫人，嘱咐道：“努力珍重，我们会在地下保佑你们的。”说完，和另一名陈夫人一同离开官署后门，齐赴大明湖，临湖恸哭。当时湖面结冰，砸开坚决，湖水冰冷刺骨，方夫人催促婢女：“推我！推我！快点推我！”于是堕入大明湖。家中侍婢十多人，也一同投湖自尽。怀有身孕的陈夫人则剃去头发，化装成尼姑，躲在尼姑庵。几天后清兵退去，陈夫人带着孤儿寡女，号泣于市，找到了张秉文和两位夫人的尸体，在市民的帮助上，装敛入棺。后来张秉彝带着克倬、克仔从家乡赶来，在山东滕县遇到了陈夫人，一起扶着三具灵柩回乡。灵柩抵达南京长干寺，几千人前往凭吊。当年秋天，陈夫人生下一子，取名克佑，意为是两位夫人保佑而生下的。（《张氏家谱·卷三十三（内传之一）》）
“夫子之死生惟社稷，妾之死生惟夫子。”方夫人之死，看似殉的是丈夫，其实殉的还是国家，守的还是大节。方夫人以自己的刚烈，成全了张秉文的忠贞。而陈氏妾以及十多个婢女，一齐投湖自尽，则是不愿受异族的奴役，展现的既有民族的气节，更有人性的尊严。

四、吴太君明于去就，严于督子
吴太君是七世祖张秉彝的夫人，张英之母，生逢明清鼎革，战乱不休，徙居不定。大伯张秉文战死济南，国家前途一片迷茫；农民军张献忠屡犯桐城，堂伯父张士绳全家遇难。人心惶惶，莫知所归。而在这一过程中，吴太君却是明于去就，料事在前。
张献忠第一次攻打桐城，围城数匝，不克后离去。吴太君知桐城难以久呆，立即带着家人到南京，投靠舅舅家。1639年，吴太君和张秉彝一道，归葬张秉文，而张献忠又一次围攻桐城数日而去。吴太君说：“他们还会来的。”于是带着家人再次到南京舅舅家。果然不久，张献忠又一次猛攻桐城，孤城几遭覆顶之灾，而张家躲过了一劫。
明亡前夕，张秉彝因在国子监资历长，考试优，选任州通判一职。有人提议，稍微打点一下，可以安排到知名州府。张秉彝回家后与吴太君商量。吴太君说：“此时鱼轩翟茀，何如羊裘鹿车耶！遗荣偕隐，愿效古人。”意思是这时候坐着用鱼皮和翟羽装饰的车，享受荣华富贵，不如穿着羊裘（羊裘是裘衣中最低档的，指穷人的衣物），共同拉着一辆鹿车（指窄小仅容一鹿的小车），像汉代的鲍宣夫妇一样，安贫乐道，归隐田园。”面对当时的国家形势，吴太君选择了归隐。她清楚的知道，选择做官，或为明王朝效忠殉节，或向清王朝投降取媚，都是她不愿意做的。唯有归隐一途，可保节义无亏。于是回到桐城北山祖居地，与婢女一道，拾柴火，种蔬菜，自给自足。然后，审时度势，待清朝统治稳定下来，才进县城居住。张英因此称赞吴太君：“故桐邑始苦寇，既苦兵，既苦除兵之兵，而吾家独得安枕，赖太君之明哲也。”
艰难困苦，四处流徙，而吴太君时刻没有忘记孩子的教育。“督诸兄甚严，择贤师良友，脱簪珥以佐束修。”变卖首饰，也要让孩子上学。寓居金陵时，房屋狭小，又常常搬迁。而每次布置房屋，一定先装好书房。隔着窗户如果能听到咿咿唔唔的读书声，到了深夜都不知疲倦的话，吴太君就十分欣喜。当时张秉彝经常往来于桐城、金陵，孩子的教育就全在吴太君一人身上。她请张秉彝选了几百道题目分别做了竹签，放在了一个大斗里，每到作文时，就拿出一支竹签，让孩子按着竹签上的题目写作，文章没写成就不许睡觉。回到桐城北山中，还选择一个邻近的小寺庙，让家族中的哥哥弟弟和自己孩子一道在在里面读书，并采摘山中的野菜，送给他们吃。所以，张氏兄弟，虽经颠沛流离，却一天也没有荒废学业。
吴太君从小受到良好的妇道教育，通习了《毛诗》《孝经》《烈女》。晚年喜好佛教，亲手描绘观音像，抄写佛经，都十分工整细致。五十岁时，曾在南京鸡鸣寺给几百僧人施饭，秉承了张秉彝乐善好施的家风。（张英，《先妣诰赠一品夫人吴太君行略》，《张英全书》（上），436—439页）

五、姚氏一生俭朴，养两世忠勤廉慎
张英的夫人姚氏，是浙江龙泉学博姚孙森的小女，湖南湘潭县令姚之骐的孙女。姚之骐中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进士，选授湘潭县令。为官清廉严正，杜绝行贿。当地民谣称他：“止饮湘潭水，不污长沙泥。”卒于任上，室中萧然，无资归葬。（《桐城耆旧传·姚湘潭、副使传第四十二》）其子姚孙森，博学，有文名，尤工于诗，与方拱乾等人同称“六俊”。治学重时务，与桐城县令一道筹建桐城防御工程，负责火器火药的筹备。桐城遭张献忠多次围攻却没有攻破，有赖于姚孙森等一批有远见的乡贤齐心协力，未雨绸缪。
姚氏生于1640年春，比张英小三岁。嫁给张英后两三年，时张英20岁，却染上病病，养病三年，姚氏将首饰全部典当出去，买药治病，医药都亲手调治，为剥莲子十个指甲全剥秃了。三年后张英病愈，专攻举子业，家事全交姚氏处理。三年后，26岁的张英考中举人，但“生计益贫”；四年后，张英考中了进士，不久，丁忧回乡，扁舟南归，生活困难，舟中常是上顿不接下顿。服丧期满，张英回京任职。两年后，御试中清文（满文）第一，当时就有人看中了张英的政治前途，投石问路，送来千两银子资助，张英严词拒绝。姚氏对张英说：“贫苦读书人家，有人送了三五两银子，童仆奔走相告，妇孺皆知，家中厨房食物样样备全。现在你进了翰林院，一下子就有人送千两银子。你要是收了这一千两银子，以后将如何向家中妇孺童仆解释呢？他们要是问起，你难道不惭愧吗？”翰林编修一年俸禄不过45两，不足以养家，张英一家常常十天半个月缺衣少食，有一次家中找到了几斗麦子，全家就吃面汤吃了将近一个月。当时姚氏的堂兄、刑部尚书姚文然探望，得知此事，十分感叹：“要做到这样真不容易啊！”
虽然家境贫困，但姚氏并没有放松子女的教育。当时张英家住虎坊桥，聘常塾归孝仪为塾师，教育诸子。学费一无所措，而家中因贫困，典当殆尽，无法可想，看到张廷玉脖子上还有一只银项圈，就叫张廷玉把银项圈取下来给母亲去当钱。有人问张廷玉：“你脖子上项链呢？”张廷玉跑过来对张英说：“项圈已交给母亲了。”归孝仪偷偷听说了这件事，当时没告诉张英，后来归孝仪于1679年中状元，把这件事告诉给了张英，感叹不已。
直到长子张廷瓒、次子张廷玉相继中得进士，入翰林，家中才摆脱困窘，稍入温饱。但翰林官员俸禄微薄，只有得到挑选担任乡试、会议同考官、主考官，才有可能得到一笔不菲的补助。“从前京官，以翰林为最清苦。编检俸银，每季不过四十五金，所盼者，三年一放差耳。差有三等，最优者为学差。学差三年满，大省分可余三四万金，小亦不过万余金而已。次则主考，主考一次可得数千金，最苦如广西，只有九百金。若得乡会房差，则专恃门生贽敬，其丰啬以门生之贫富为转移，大率不过三百金上下，亦慰情胜无耳。”（何刚德，《春明梦录》）但科举考场，舞弊丛生，稍有不慎，就掉入贿赂的陷阱。考官如若同流合污，就有被检举揭发的风险；如若不同流合污，稍有不慎，也会被落选的举子抓住一点把柄，捕风捉影，吠影吠声。所以，每次张廷瓒、张廷玉获得放差的机会，姚氏就对他们说：“自从我做张家媳妇以来，见你的父亲，在考试这件事上一贯冰清玉洁。就是在内廷，教习庶吉士考试时，也与厉杜讷（）一起发誓，务求清正。虽然得罪了亲朋，但也不徇私舞弊，何况在乡试、会试考官任上！你们一定要谨守家训，不可给别人一个字的口实。”张英感慨地说，张廷瓒1685年担任会试同考官、1699年担任山东正主考，张廷玉1706年担任会试同考官，都恪守家训，“无一事訾议，实夫人之教也”。1708年，张廷玉扈从康熙帝巡游塞外，姚氏在病重中亲自写信给他：“汝能尽瘁勿懈，正所以养志。我病且向瘥（痊愈），毋以为念。”不到一个月，姚氏就去世了。
姚氏一共育有八个孩子，五男三女，都亲自抚养，从不聘请保姆奶妈之类。对待庶出的儿子张廷瓘胜过自已儿子，甚至有所宠爱。所以几个儿子中，惟小儿张廷瓘有点公子哥儿的派头。四个女儿，都让她们读书识字。姚氏自己，熟读《诗经》《资治通鉴》，旁及医药、方数、相卜、佛经之类，著有《含章阁诗钞》。几个女儿，都能吟诗作赋，工于书画，其中三女张令仪，有《蠹窗集》传世。
早年历经磨难，让姚氏养成了居家俭约的习惯，一月中近半个月吃斋茹素，常以瓜蔬为主食。中年以后，一餐不过半勺饭，几根菜而已。生平没有一文私房钱，从不穿金戴银，不绫罗绸缎，一件青色布衫，缝缝补补，几年都不更换；而且衣服都是她自己浆洗，至老不衰。有一次，一个女仆受当地亲戚委派前来相府问安，当时姚氏正在缝补一件多年前的旧衣，女仆不知面前是何人，只看到她穿着朴素，心想她大概是相府中的老妈，于是很不以为然地问：“张夫人在何处？”姚氏慢慢放下手中的针线活，自然地起身，声称自己就是，该女仆顿时羞愧得无地自容。（事见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张夫人传弟八》）
姚氏为人低调，张英官越做越大，她越谦抑下人，从不恃强；后家境稍裕，常常赈济他人，乐善好施。1659年十二月十六日，张英六十岁生日，按当时达官贵族的派场，一定要做寿，邀宾朋设宴款。张英不想做寿，姚氏就说：“如今寒冬腊月，你何不把这笔款项，拿出来做一百件棉衣，送给路上饥寒之人呢？”张英在京城居住了二十多年，从果子巷，到内左门，邻居都称他为“老佛”。张英辞官回里，邻人都向他敬一杯酒，感叹“老佛去矣”。（张英，《誥封一品夫人亡室姚氏行实》，《张英全书》（上）439—442页）

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治国必先齐家。旧社会，齐家的任务主要交付女子，教好子女，辅佐丈夫，儿女才能学成正业，丈夫才能干成事业，从孝亲敬老、兴家乐业的义务走向济世救民、匡扶天下的担当。反过来，家风不正，家训不严，小则误身，大者误国，正所谓“一室之不治，何家国天下之为？”
张氏家族，耕读传家，子孙以读书明礼为荣，仕宦天下，为官以敛民肥己为耻。整个清朝，张氏由朝廷正式任命的官员300余人，找不到一两个贪官，是清朝少有的清白大家。张氏家族中的女子识见之高，责子之严，约夫之谨，处身之朴，与张氏男子的丰功伟业相比，毫不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