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当代意义

姚波

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当代意义

《江海学刊》 2003年06期：作者 冯尔康

   全面认识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内涵和社会意义，获知它在血缘的小团体性、宗法性之外，在传统社会以其忠孝的文化观念，强调人生的社会贡献和价值，忠诚于民族国家，传承至今日，适应时代要求，成为中华民族和国家的坚实凝聚力的促成要素，建设当代社会伦理的一种不可或缺的群体力量和文化探索因素，是富有积极意义的文化成分，我们应当珍视它，需要给予它发挥的空间和条件。

  说到中国的传统家族文化，人们有一个共识，就是它是血缘小团体文化，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不过在上个世纪的长时间内，很多人由此阐发，将它定性为封闭性、宗法性、排他性、守旧性、落后性、反动性的文化，阻碍个性发展和社会进步，对它进行批判清算。对此，今天我有了新的想法：传统家族文化既是小团体文化，又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形成发展的积极因素，如今仍然有着正面的价值，并且正在克服宗法性。这篇文章就想从古代家族文化的主要内容论述到它对当代国家发展及社会伦理建设的意义。
    　　　　传统家族文化的内涵

  传统家族文化的内涵，我想有四个方面：

  为家族而活的人生观。“光宗耀祖”的话，今天偶尔还能在事业有成者的口中吐出，他们自云努力向前，是为“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而这样的话，在古人则是口头禅，人们做事业，历艰辛，有一个目标，就是光大门楣，为祖宗争光。家族也以此期待于族人，看到有好苗头的少年，长辈辄言：“此吾家之宝驹也，兴旺发达即在此子”，遂用家族的集体力量，予以特殊的培养。胡适的父亲胡传就是获得这样的待遇，免走学徒经商的人生之路，从而求学出仕；他也以此回报家族，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该族祠堂被毁，他乃殚精竭虑，克服种种困难，重建宗祠，保持胡氏家族的声誉。古代人们的为家族争光，表现在科举时代，中举人、进士者，返乡要拜祠堂，或为宗祠立旗杆，或向家族捐献田产，壮大家族实力。皇帝及地方政府，也会因某人的业绩或义行，奖予匾额，家族将它挂在祠堂，引为殊荣。品官有家庙祭祀制度，成为法定承认的望族，何其荣耀。

  尊祖敬宗的团体意识。“尊祖敬宗睦族”、“敦宗睦族”是家族史文献中常见的词语。尊祖，除了敬重在世的前辈，更重要的是讲究对祖宗的祭祀。祭祖，是表示“水源木本”之思，“慎终追远”之意。“我从哪里来”?是祖宗的遗胤，为先人所赐，所以要溯源报本，对祖先永远保持敬重心情，进行永久的纪念——常备不懈的祭祀。如果能够做到，世人便以为是宗族兴旺的表征，所谓“月旦以叙彝论，荐时食，于春秋以隆祭典，斯称大体，方为望族”。“敬宗”的“宗”是什么意思?涉及宗族的概念。东汉人班固执笔的《白虎通》讲了“族”与“宗”的关系，族是血缘关系的人的自然聚合，能不能凝聚为一个有组织的群体，则不一定，还要有其他的条件，这就涉及“宗”，对此班固写道：“宗者何谓也?宗者尊也。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礼曰：‘宗人将有事，族人皆侍。’古代所以宗必有祠何也?所以长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其有无，所以经理族人者也。”宗主管先祖“主”的木主，即祖先存在的标志——神牌，说白了，就是主持家族的祭祀，而且只有他才有祭祀始祖的权力，并率领族人祭祖，因此，用今天的话来说，宗是家族组织的管理人，其代表人物在上古是宗子，后世是族长。敬宗是尊重宗子的权威，服从他的领导，认同他所代表的组织——宗族。所以敬宗、敦宗的涵义，首先是族人以宗族为自己的组织，其次是认同宗族的代表宗子、族长为领导人，由他们带领自己实现尊祖祭祖的愿望。一句话，敬宗、敦宗是宗族团体意识。至于睦族，是讲处理好族人之间的关系，维护宗族的团结和合作，使宗族长存，是尊祖敬宗的必要内容。所以尊祖、敬宗、睦族三者，尊祖是目标，也是出发点；敬宗、睦族是实现目标的条件，是在尊祖的旗帜下实现家族的团结，就中敬宗是关键所在，如果没有宗子，族人之间虽有血缘关系，并不能形成家族组织，家族就不可能举行大规模的祭祀祖先的活动，在社会上就会默默无闻，怎么能成为望族!家族成员对宗族具有强烈的归属感，有着浓厚的家族团体意识，才能组成以宗子为标志的群体，才可能成为望族，为祖先争光，也为活着的人争取有利的立足于社会的条件。

  家族、家庭伦理精神是讲求孝道。家族、家庭伦理讲求上慈下孝，父母对子女的抚育，应有慈爱的态度，教给谋生的手段，但是在实际上，由于古代社会物质生产的有限，或者说不足，绝大多数父母所能做到的是在艰难困苦的生活条件下将孩子“拉扯大”，就是有恩于子女。社会的观念对此似乎也不再有更高的要求。社会对“孝”比“慈”有更多的关注，产生的专门的经典著作——《孝经》，是科举考试的教材。清朝顺治皇帝说“孝为五常百行之原”，将孝放在人伦的首要位置，这种说法并不是他的发明，而是人们的普遍认识。孝道的全部内涵有三个方面：第一，一般说是生养、死葬、祭祀。“养”的要求，是生活上的赡养，态度上的尊敬，替父母设想的比他们自己还要周到，还要早，还要多；死后安葬，病时服侍汤药，甚至割股疗亲，死后厚葬，以至卖产葬亲；祭祀，在于虔敬和持之以恒，保护坟茔，维持林木的茂盛。内容是这样，但能做到的程度在世人中会有很大的差异，而且这种养、葬、祭局限于对亲人的具体态度，远非孝道的全部。第二，本身事业有成，能够扬名显亲。太史公之父司马谈说孝有三层涵义：“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意思是尽孝的第一步为赡养双亲，第二步是忠于君主，第三步是自身出人头地，能够光宗耀祖，达到孝的最高境界。民间一个家族的训诫，也将尽孝分为三个层次：第一等的不仅是一般地奉养双亲，更能体察父母的要求和愿望，加以满足，而且本人声名好，不辱父母教诲；第二等的从事士农本业，生活上能够照顾父母；第三等的，做商人、工匠，能够省吃俭用孝养亲人。至于对宗亲，也要像对待父母那样予以照顾，疏忽就是不孝。史官和民间的说法，有个共同点，就是对孝子自身事业成就的要求，即他们要对国家，对社会有价值，得到承认，以社会名声替父母增光。如若本身事业无成，就算不得典型的孝子。第三，应有传宗接代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要能生子育孙，使家族香火不断，绵延百世。由此可见，孝道内容广阔，上孝父母，下育儿孙，自身还要与社会和谐，取得相应的成就，能够以尽忠君主，获得声誉，并使尊亲扬名后世。因此所涉及的不仅是家族内部的人际关系，还有社会关系，它是家庭、家族伦理的核心成分。“百善孝为先”，足以表明孝道在人伦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孝道的三种内涵，关系到家族的发展，它的成功实现，乃至或多或少地实现，才能造成家族的延续。家族的兴旺，子孙的繁衍，是家族最为重大的事情。所以孝道的最终要求，就是族人事业有成，人丁兴旺，光大门祚，远不只是对父母的孝养。

  孝与忠的交融性。孝与忠是两个概念，是严格区分的，不可混淆，但是它们又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性，并有交叉的内容。前述司马谈的话已经指出忠孝两者的一致性，他说孝的“中于事君”，是孝包含对皇帝尽忠的意思。试想，孝道最高层次是扬名后世，以显父母，怎么能扬名后世?可以是做好事，赢得社会的赞扬，但在司马谈的观念中，是同事君连在一起的，那就是因为尽忠，获得荣誉，从而得到尽孝的大名，可知孝道包含着忠君的内容。家训要求做官的子弟，应有爱君之心，为君主办事，敢于承担责任，不结党揽权，不贪墨，不恋位。所以要想做孝子，必须同时做忠臣。做官如此，做老百姓呢?同样尽自己的责任，民谚“宁可终身无父，不可一日无君”，“君恩重于亲恩”，所以要早完赋税，做安顺良民，所谓“守本分，完钱粮，不要县官督责的是好百姓”。看来孝以忠为必要的内容，这样使得家族与国家有了深厚内涵的连接点，产生一致性。而从忠的角度看，东汉时人们已经认识到“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道理，忠道承认孝道的合理性甚至孝道是实现忠道的前提。正是因为这个道理，国君鼓吹孝道，实行以孝治天下的政策，奖励孝子顺孙，表彰孝义之门，实行举孝廉的用人方针，在法律上实行宗亲法，保护亲权。总之，孝与忠有着内在的联系，存在着交融性，主要是孝道包含浓重的忠君内容。这种交融性，就使得家族文化突破了家族的范围，使它不仅成为家族社会的信念，还是整个社会的一种观念。

家族文化是形成民族国家凝聚力的一种文化因素

  刚刚说到孝道、忠道的交融性，实际上就是它们的一致性，乃是它们之间关系的主要方面。这种家族文化反映家族与国家的基本关系，古代如此，今天仍然是它的延续，是建设国家、增强爱国主义的一种思想因素。

   (一)传统社会家族文化对国家的认同
  
  周代实行宗法分封制，周天子既是国君，又是宗子，于是君统与宗统合一，家族文化支持政权的观念。宗法制破坏之后，君统、宗统分离，但是家族观念并没有舍弃尽忠的责任和理念。魏文帝曹丕在做魏太子时，曾集会问众人：国君和父亲同时生病，只有一丸药可以救人，这丸药应当给谁服用?大家回答意见不一，有说给君主的，也有要给父亲的，未能取得共识。曹丕提出的尽忠、尽孝孰先孰后的问题，不排斥任何一方，只是先后的次序。在实际上，西晋末年少数民族进入中原，汉人纷纷举族南迁并在江南建立东晋政权，形成“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表明汉人家族强力支持中央政权。宋代以来先君后亲的忠孝伦序确立，人们当忠孝不能两全时，以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精忠报国为至高境界。在中国历史上，有多少英雄舍身忘家而报国，为后人所讴歌，成为中华民族的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家族的忠君文化，几千年一脉相传，由家、国的一致，到家、国分离，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之后，家族总是将忠君观念放在首要地位。家族文化是忠孝文化，中国持续二三千年的大一统国家，家族群体及其忠孝文化有以致之，或者说家族群体是形成中华大一统局面的基础力量，家族文化则是中华大一统的思想基础。可见家族小群体文化同国家大一统文化的一致性。
  家族文化与民族国家认同的关系，还可以进一步从观念基础上来看。家族的凝聚力来源于浓厚的“一本”观，人们认为祖宗犹如树木的本根，子孙则是枝叶，千百之子孙，皆源于一个老祖宗，追根溯源，永远怀念老祖宗，族人牢固地凝聚在一起。我们中华民族的共同观念是崇奉炎黄始祖，以“炎黄子孙”而自豪。从“一本”观到炎黄认同，是家族的一本观为炎黄认同奠立了思想基础。炎黄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实乃家族“一本”观的顺理成章的必然发展结果。
   
  (二)现代社会家族文化对国家的持续认同和维护
   
  在操作层面上，家族作为小团体，往往先顾及家庭、家族而后关照国家，与其在观念上先国后家有所差异，孙中山有鉴于此，提出合小家族为中华国族的主张，即以一姓之各家族实行联合，再合各姓成中华国族，团结一致，对抗列强的侵略。孙中山的号召在组织上并无实践，但在思想上颇有影响，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家族信奉国族理想，宣称“爱国家以保种族”，以此为目标，建设自身的家族，将家族建设同保卫国家联系在一起。民众对国家的观念也在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变化。传统时代民间供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这时改为“天地国亲师”，用“国”取代“君”，表示国家政体的变革，家族观念也随之更新，由忠于专制政体的君主及其国家，转移到忠于向民主政体转化的中华民族的国家，即中华民国的国民政府。这时政府有实施乡治的政策，家族本来就具有民众自治性，但在传统社会时代认识不到这一点，至是有所明了，有的家族就将它的活动同自治联系起来。真是随同时代的变异，家族也在进化。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政府实行没收家族公有财产及惩治其管理人、批判家族观念的政策，致使家族陷入销声匿迹状态。这是家、国处于对立状态的短暂时期。7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方针的落实，家族重新活跃起来，祭祖扫墓，续修家谱，以至兴修祠堂，但是她面临着如何处理好同国家关系的重大问题。她一如既往，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及其改革开放方针政策，忠于国家。在人们讲述为何新编家谱的原因时，充满着歌颂新时期、共和国的词语，诸如：“经十届八中全会，邓(小平)氏以振兴中华，改革开放，恢复中华之元气”；“斯值盛世，国家承平，……搞翻番奔小康之年，……我辈承先祖，启后昆，凡吾裔孙，均当爱国，国因家富，家因国足”；“看今日，又逢盛世，国泰民安，修谱明系，发扬民族传统，方有条件形成共识”；“把家谱编成进行爱国爱乡教育的乡土教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对家史的注重和关怀，是爱祖国爱人民的起点”。无不表明家族的爱国热忱，特别是颂扬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的真挚情怀。
   
  家族对政府方针政策的认识，同时代的进程相一致，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文化建国”的理论、方针的提出，家族在固有的重视文化传家的基础上，自觉地强调学习文化的重要，并把它同建设国家连接起来，他们说：“爱祖国，尚科学”；“力学问，勤职业”；“继承(家族传统的)助学精神，培育人才，多作贡献”；“子孙努力发扬民族优良传统，掌握现代化科学文化知识，为中华民族立足世界之林多作贡献”。看来他们讲述助学，掌握科学文化知识，不只是为个人、家庭、家族，还相当程度地考虑到国家的发展，提高国家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他们能够做到与时代同步前进，这也正如他们在家谱中表示的：“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一个人或一个家族是社会的一分子，任何时候都应适应时代，适应社会。”
   
  现代家族认同国家方针政策，同时也就是认同国家的意识形态及主流文化。目前家、国关系虽然不能完全协调，尤其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根据家族的小团体性的认定，对她多所嫌弃，她则像不愿离娘的孩子，总依偎在母亲身边。其实，家族文化在当代对国家还有一种积极作用，就是联系海内外的华人。华人多受中华家族文化的熏陶，具有它的因子，希望中华国家富强，乐于寻根问祖，于是家族及其文化、家谱，就成为联系海内外华人的一种纽带，吸引海外华人资金，发展中国当代经济。
   
  传统家族文化的孝道，要求人们做有社会价值的人，忠于君主及国家的人，是形成和巩固国家的积极因素。近代以来，家族观念随同社会的进步而演化，在传统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认同中华民族多民族国家，愿为国家富强做出贡献，并能同全球华人的寻根观念链接，成为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一种因素。
    　　　　
  家族文化与当代伦理建设
   
  有个时期讲“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传统社会伦理在20世纪遭到政治的、社会舆论的强烈批判，又受到现代化中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破是被破了，然而新的社会人伦规范远远没有完善地建立起来，人际关系处于某种失常状态，可能会成为社会持续发展的阻碍因素。人们更多地接触到政治权利和金钱的力量，看到的是人情的淡薄，人对人的冷漠态度。在新时期的社会环境里，人究竟应当如何做人，人们应有怎样的人际关系，家人族人之间的关系如何才是合乎道德的，许多社会人士关注这一问题。家族历来钟情于人伦建设，今日的家族活动家受着这种传统的深刻影响，他们也以建造新伦理为己任，充分认识到传统的重视伦理建设的今日价值：“在我们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思想宝库中，在发挥精神文明作用上，最注重的就是要讲伦理道德，处理好人际之间的关系，成为社会稳定、健康有序发展的支柱。”为了把重视伦理建设的传统精神延续到今日，他们以家族、家庭为出发点，思索人们之间各种关系怎样才是符合于道德的并能够达到和谐，于是依据当前的社会状况，拟订一些家庭、家族、社会伦理规范，尤其是老人赡养、家庭文明及社会公德的公约，为处理社会人际关系提供了某种参照因素，其主要内容有：
   
(1)互相尊重的人权观念的提出与倡导，以进一步清除传统家族的宗法性及其妨碍现代化的因素。传统家族、家庭有尊卑长幼的名分，夫尊妻卑的伦常，家族新伦理建设，针对人与人的等级行为习惯和观念，大力强调人们之间的互相尊重原则，以此为基础，建立新型的家内、族内人际关系，诚如有的家族活动家所说：“我们今天要把人伦关系建立在双方互相尊重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什么谁服从谁的尊卑关系。”只有树立、实行这样的原则，人际关系才有和谐的可能。不仅如此，人们对于这种尊重，更提高到人权的高度来进行审视，有的《家训》明确提出废除宗法思想，遇事公议、公办、公决，对犯错误的族人，只能说服教育，由国法裁定，不能像传统社会私设公堂，滥施惩罚，保障人权不受侵犯。对族内寡妇的再婚，劝喻公婆和族人不得干涉。人权和互相尊重是现代概念，是人类追求的崇高目标，家族以之为理想建设新型的伦理关系，表明她在克服传统的宗法观念，自身也在向现代化群体发展。
   
(2)敬老的社会监督与订立《赡养法》的呼吁。“老有所养”是古今社会共存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说老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农村老人尤其如此。如今赡养老人方面出现的不如人意之处，有孝道传统的家族主动去做适合时代要求的弥补工作。有的父母在家族活动时哭诉儿子的不孝，家族长辈就对经济条件许可而不赡养父母的人进行规劝，使他们自觉地赡养老人。这其实是一种社会监督，以舆论劝导、迫使不孝子女改变错误思想和做法，履行赡养老人的义务。有的家族还认识到，仅有舆论的劝勉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还需要有相应的立法作保障，因而呼吁国家制订《赡养法》。他们言词恳切而又颇带感情地在新修族谱中写道：“如果人类把血脉相连的亲缘丢掉，那么罪恶便会疯长；如果人们把最俱良知的孝道忘记，那么人间便失却了真情。江湖唱词道：‘老来难，老来难，劝人莫把老来嫌，从前为儿做牛马，现在老了谁来管!’这既是对亲情的追忆，更是对不孝之子的控诉和警示。文明发展到今天，孝行仅靠道德维系是不够的，它只能牵引有良知的善人，却不能规范泯灭人性的‘兽类’。因此除了弘扬道德，教化灵魂，还要有健全具体可行的法条，以便大多数人遵守，少部分人一旦试法，当强制执行。就此而言，国家制定一部《赡养法》，家族议定相应的‘家规’，就是非常必要的。”人们希望用国家的《赡养法》和民间的族约家规的结合，维系亲情，实现老有所养的人类理想。家族所反映的民间养老的呼声和某些实践，表明她是建设新时代家庭伦理的积极力量。政府如能吸取其合理因素，将赡养老人的问题订立在有关的法律中，或予以特殊的强调，兴许是必要的。
   
(3)以男女平等为基本精神的家庭、家族文明公约。历史传承的男性社会，要想一朝实现男女平等，谈何容易，当今家庭、家族之中仍然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女性弱势地位的现实，明智的家族活动家表示为此做一些纠正，为家族及家庭拟订的文明公约在讲究尊重人权之中，特别强调男女的平等关系的建立。有一个家族的《文明家训十则》，第一条就是“志同道合，夫妻和睦，民主理财，团结处世”；另一个家族的《家教》第六条是“创建民主和睦家庭”，重点在于尊重妇女，克服家长专断：“家庭中应尊老爱幼，男女平等，遇事大家协商裁定，克服过去家长一言堂和不听取妇女建议的旧习俗。”有一个家族的《公约》，含有《夫妻道德守则》六条，要求“男女平等，不男尊女卑”；“财务公开，不为钱物争吵”；“和睦相处”；“要相敬如宾，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帮助，互相谦让，互相鼓励，互相谅解，互相安慰”。这样在男女关系中提倡相互尊重，反对男尊女卑，就是用现代民主精神建立家庭伦理，是对传统宗法伦理的改造。不少《家族公约》中包含“家庭道德守则”、“父母道德守则”、“子女道德守则”，传统伦理中的“父为子纲”，虽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已被人们所抛弃，但父子关系如何才是正常的呢?有的家族做出这样的理解：“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父母“有培养教育子女的责任，不仅应教以学业，还应教以仁义道德”；子女“不仅应孝敬父母，还要有诤于父母，防止父母陷于不义”。强调父母对子女的谋生、道德双重教育，子女的尽孝与箴谏，这个“箴”、“诤”异常重要，古人家训也写进子女对父母的“诤”，但没有今日新家训把它提到这样的基本原则高度，这无疑是重大发展。
   
  家族对净化社会风气的努力。家族一贯以尊重社会道德教育后代，注重人伦建设，反对子弟沾染社会恶劣风气。吸毒、赌博、嫖娼，在历史上时或成为社会病，在现实生活中有再度出现的可能，引发家族活动家的关注。家谱本来是隐恶扬善的，但我在不止一部家谱里发现，讲述族中某人吸食鸦片烟破家灭门的事，以警诫族人。不仅如此，有的家族为此特别设置警条，如有《严禁四害(嫖、赌、盗、毒)》规约：“嫖为万恶之首，赌能倾家荡产，盗使人身败名裂，毒能毁灭人性、祸及亲朋邻里。四害已被世人深恶痛绝。一家之长，责任之重在于时时告诫子女后辈，要远离四害，多习礼仪，确保家门清白，世代忠厚传家。”还有的家族规定“不许嫖娼赌博”，“不许偷抢营生”，“维护社会公德，继承和发扬列祖列宗与人为善，忠厚传家的传统美德”。这类禁止吸毒、赌博嫖娼、偷盗的家训，在传统族规中就有很多，今日家族又着眼于新的情况，表示继承先人的传统美德，抵制、反对可能泛滥的“四害”，而且眼光不局限于四害本身，将它同社会风气、社会公德联系起来，是要净化社会风气，为建设良好的社会生活环境作出努力。


  社会各界人士中，也有人关心新伦理的建设，比如有心人进行“中国孝心调查”，著文开展讨论。而家族的有关训诫和某种实践，已汇入建设新伦理的社会队伍当中，正在成为当代社会伦理的一种不可忽视的建设力量。至于新的社会人伦的内容，家族的那些基本精神和具体规范，无论是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尊重、关爱原则，建立良好家教门风的规条，反对社会的恶风弊俗(诸如“四害”之类)，是对新伦理内容的有价值的探讨，并有参照实践的意义。要而言之，新伦理的建设是全社会的事情，是探索中的事情，也很难一蹴而就，家族发扬关注人伦建设的传统，参与新时代人伦的建设，成为一种社会力量和文化探索因素，将会做出有益的贡献。全社会应当对家族所作的努力给予尊重，允许、促进她在这方面充分发挥作用。
   
  至此，我们归结就本文范围内所涉及的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当代意义：
   
  传统家族文化与现代社会文化的链接点。传统家族文化并没有随着传统社会的转型而消失，却有许多内涵为当代文化所传承，这中间似乎有一根链条将两者衔接起来，其衔接点我想是：由孝到忠的国家认同观念，即传统孝道要求贡献于社会，尽忠于家天下的君主、汉民族的国家，发展到今日是社会奉献与忠诚于中华民族的国家；古今的家族均钟情于社会伦理道德的建设和致力于家族历史的纪录——编修家谱；家族共同体认同精神的保持。有了这样的链接点，就使得传统家族文化能够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调整其内涵，摒弃过时的宗法性的东西，而保存和发扬适应时代要求的成分。
   
  传统家族文化在新时代的价值。传统家族文化经过调整、改造，能够为现时代所吸收的，我想在于：从民族国家的认同，产生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增进爱国情操，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关注新时代社会伦理的建设，使得家族成为伦理建设的不可或缺的一种社会力量，家族伦理的规范成为建设新伦理的一种文化因素。这两方面是我们比较详细说明过的，此外，根深蒂固的家族文化是凝聚海外华人的中华文化因素之一，建设大中华文化圈的一种文化基因，既有益于中国吸收海外华人资金，加速国家的经济建设，也有益于世界华人各种权益的发展；古今家族均有自治性，今日能否成为某种社会中介组织，要看社会所允许她的未来的发展；古今家族的兴修家谱，是中华文化的一种保存形式和体现，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社会需要善于利用家族文化的积极因素。家族是血缘群体，她的文化有其小团体的局限性和传统社会的宗法性，与其它群体可能发生冲突，如历史上不断出现的家族之间、家族村落之间的纠纷，乃至械斗，为家庭、家族而活着的人生观的某种狭隘性，以及家族内部的等级性、限止族人个性的发展等。我们应当看到这些方面，同时也应观察到她的变化，即以血缘性而言，这本来是她的团体的不可动摇的铁定原则，可是到传统社会的晚期、近当代，这个原则就松动了。她的宗法性，在经历社会的批判和自身清洗，所存已无多。因此我们对家族及其文化，不宜于只观察她的某一个方面，同时还要注意到其他成分，特别是她以小群体而认同于民族国家的大同，要以小群体促进国家及其文化的建设的观念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因此我认为社会需要正确对待家族及其文化，善于利用她的积极因素，以便它充分发挥出来，以利于民族国家的文化建设和发展。主流文化多年对家族文化的误解，到了该消除的时候了，不宜继续对家族文化持恶意态度，应当给予发展空间，让她能够在新时期发挥建设社会伦理和凝聚民族国家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