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昆田：姚石子和南社

姚波

                                          
                    姚昆田：姚石子和南社

    我的父亲姚石子生于1891年（清光绪 17 年辛卯）5月27日，卒于1945 年（民国 34 年乙酉）5月17 日，年仅54岁。
    有道是人生苦短，我的父亲在世时，也一直说他自己是忧患余生。即使从他 14 岁懂事之日算起（一般的说法是 16 岁为成年，才是人生的真正开始），他在这个世界上自觉地发挥他的生命价值，也不过是 40 个春秋。在这么短促的一生如一瞬中，他确实从没有虚掷过光阴，从不敢浪费生命。他从不认为自己有光辉的一生，始终以不求闻达为安身立命之守则；然而在客观历史上却留下了被人所敬仰的一生，也是不朽的一生，令人长久怀念的一生。
    父亲去世时，我年仅 18 岁。如果也从 14 岁作为人生懂事的开始，那么我对父亲的了解，仅仅是短短的四年；何况当时我决不会有意识地去记下父亲的一生事迹。现在回想，仍然感到有莫大的遗憾和未尽的余哀。时光飞驰，做梦也没想到我今天已跨入了 80 岁的大门，我已经比父亲多活了 26 年。回想我在父亲去世后的 62 年中，我竟经历了在中华大地上空前未有的三大历史事件，那就是：(1）长达 8 年的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的巨大灾难以及抗战的最后胜利；(2）中国共产党经过 28 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在 1949 年建立了崭新的人民共和国； (3）长达 10 年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以及最终得以拨乱反正。而当前我们正逢第四大事件的开始，这就是预示着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朝阳已经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在这样一个甲子多的峥嵘岁月中，也还是中国社会大转型、大擅变时期，我始终对我的慈父抱有从未中断的缅怀，而且通过不时翻阅他的各种遗著，再加上随时记下社会各方面对他身后的种种客观评价，并用历史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回顾和鉴证他的一生，我对父亲的了解，正可以说是由浅入深，由片面到全面的。
    今天，深感欣幸的是经过我近 20 多年（从 1980 年我从外地回到上海工作开始）的努力和筹划，一座以姚石子冠名的故居以及在此故居内设立的南社纪念馆，都已经政府批准，予以修复与创建。这样就更促进了我对父亲的一生以及他与南社交往的方方面面，有更多的追溯、搜索、思考与研究。因此，我试将我父亲一生经历的重大事迹加以综述，并按其主要内容区分为四大板块，即：(l）父亲的亲情生活及其家族观；(2）父亲对家乡与社会的贡献及其事业观；(3）父亲与南社的密切关系及其社交观；(4）父亲一生致力于民族历史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及其文化观。这四大部分中都有他看似平凡而却又为常人所不具的生命闪光点。这就是我们今天纪念他、并认为他是中国近现代社会一代知识分子独具典型的重要原因。
    兹应苏州市政协常务委员张夷同志（他是我父亲挚友陈去病先生之外孙、也是与我志同道合的忘年交）之约，专把上述文章中的第三部分《姚石子与南社》单列为一章，辑录于后。
    在我近年来再次对南社作了全方位考察之后，曾把南社重新作过如下的定位，那就是：南社是中国近代史上爱国知识分子最集中、成员职业面最广、参加人数最多的先进文化组织。除了上述三个“最”是它的显著特征外，其成员年龄差距竟达 50 余岁之多，即 16 岁前后至 70 岁上下，在同一个社会团体内接纳了老、中、青、少四代年龄的成员，这不能不说也是一大特征。南社发起于 1907 年，正式成立于 1909 年，那时我父亲是 16 岁至 ls 岁，应该说他还在少年时代。父亲在童年和少年时，正逢清廷废除科举，他进过两所开风气之先的私塾，一所是叶漱仁在金山廊下镇办的养中学堂，另一所是高望之（我父亲的舅父）与我祖父姚介三合办的实枚学校，时间都是在他 17 岁之前。自后他从来没有进过学校（曾考入震旦学校，后因病未去），应该说他完全是自学成材的。早在 1903 年高天梅（我父亲的表兄）在家乡张堰创办了旨在唤起民族觉醒、推进社会革新的觉民社，并编辑出版 《 觉民 》月刊。现在大家公认，觉民社是金山历史上最早的面向全国并具有国际视野的先进文化团体，后来该社的一批撰稿人都成了南社的著名宣传家，也未尝不可把觉民称作是南社的一种先声。其时我父亲才 12 岁，已开始写议论国是的文章，曾写了一篇 《为种流血文天祥传》 登在 《觉民》月刊上，深得高天梅的惊奇与赞赏。因此，南社一成立，高天梅最早介绍我父母亲联袂加入南社，其时我父亲 18 岁，刚与母亲成婚，母亲比我父亲大二岁，是清代上海第一所女子音乐体育学校的早期学生。而我父亲在南社是当然年龄最小的一名成员（当然在后来加入南社的人士中，也有比我父亲年龄小的）。其时陈去病比我父亲大17岁，高天梅比我父亲大 14 岁，柳亚子比我父亲大 4 岁。南社先期成员中还有一大批知名前辈如黄宾虹比我父亲大16岁，胡朴安比我父亲大 12 岁，朱少屏比我父亲大 10 岁，松江有一位杨了公加入南社时比我父亲大27岁，还有一位湖南籍的吴恭亨比我父亲大34岁，而杭州王海帆先生竟比我父亲大 46 岁，但后来他们都成了父亲在南社中的终身之交，一直互相尊重，友谊至笃。发生在我父亲身上的这一现象，并不是个别的，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南社这个群体所具有的一种精神风貌，许多人在加入南社后都在努力实践一种高尚的以文会友和以友辅仁的人生追求。我至今记得父亲当年有一句经常在文章与书信中提到的话，那就是“以朋友为性命”。由于父亲没有弟兄，所以他每得一知己就亲如手足。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父亲不仅相信这句话，而且对它是付诸实践的。他对任何朋友都非常重视讲信义，讲厚道；责己以严，待人以宽；互相切磋，择善而从；互相爱护，助人为乐；他的这些行为，在南社中是有口皆碑的。他把南社不仅看作是一个充满友爱的大家庭，而且还把它看作是一所充实学问的大学校。我父亲之于南社，确实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块重要里程碑。
    中国的文化人除了自己的名字外，历来有另取别字、别号的传统。像南社这样一个特大的典型文化团体，拥有 1600 余名社员，如果把每个人的各种别号、雅号，再加上自己书斋、居室的名称，统计一下，必然是洋洋大观，而且每个名号都富有个性，并有十分隽永的涵义，完全可以写一本书。这里只说我父亲，他按姚氏宗族世代传下来的“光裕后昆”谱系来说，属“后”字辈，因此祖父给他取的第一个名字是“后超”，同时还有一个名字是“凤石”，这样父亲在步入自立之年时，就自己改字为“石子”。据我查证，父亲取这个名字的时间就是在他走向社会、加入南社的前后。在辛亥革命那年，父亲还写过一首《 石子歌 》，他把自己比作精卫鸟嘴中衔的一块小石子，又比作女姆氏手中拿的一块顽石，实际上他把建立民国和复兴中华民族看作是填海和补天，他毫不夸大自己对这块石头的期许，却充分体现了一种献身精神。也就是在加入南社的前夕，父亲还为自己取了一个“光”的单名，父亲在南社入社书上填写的姓名就是姚光。这虽然与他从小就爱读宋代司马光与明代归有光的文章有关，但接着他就把自己平素的读书室署名为复庐，光复两字联在一起，显然是表示矢志要发扬光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复兴祖国的用意在内。父亲后来还表示自己甘作铺路的石子，让后人踩着他的身子一代超过一代地前进，他就是抱着这样一种精神境界与自我要求加入南社的。后来他在南社一贯热心做公益工作，而且从不计较名位。有人说，当时南社中的许多具体事务乃至费用，实际上都是由柳亚子、朱少屏与我父亲分担的。他年龄最幼，却始终深孚众望，这一点也同样反映了南社中不以年龄长幼来论资排辈的一种可贵传统。
    南社中还有一种更为重要而又自始至终存在的优良传统，那就是有好多南社人都自觉地以表彰与继承历代民族忠烈节义为己任，特别是对当代英烈与明遗民义士的无限追慕并努力发扬其精神遗产。首先从秋瑾烈士说起，她被称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女侠，原来就是陈去病、徐自华等人的至友。1907 年秋侠英勇就义，陈去病等为了继承她的遗志，就创立秋社。有人曾说，秋社实际上是南社的前身，如果秋瑾不遇难，肯定也是南社的创始人之一；而且秋瑾的知交密侣，后来都成了南社的早期成员。那年我的父亲才16岁，对于这样一位巾帼英烈是非常崇敬的。他曾写过几首悼诗，诗中提到从秋瑾身上看到“黑暗神州一线光”，她殉难后，我的父亲有整整一年为之“愁恨横胸”。他很早加入南社，也不妨看作是为了继承烈士遗志而入社的。
    再从当初成立南社的宗旨而言，一开始便开宗明义地提出，要以明末几社、复社的先烈先贤为榜样。还在南社成立之前，陈去病与我父亲最初相识，那是在邓秋枚等人办的上海国学保存会的藏书楼内，他们当时抱着同一个志向，都在广为搜辑明代遗民节士的种种遗闻遗著。其后的柳亚子同样在这方面志同道合，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再综观我父亲一生著作诗文，属于追述和补辑先烈先贤遗闻轶事的作品，就占了很大的比重。即以他早年（ 1911 年）出版的第一本著作 《 金山卫佚史 》为例，被称为采录轶史，网罗旧闻，被高天梅等人所推介嘉许，而其实际目的是在为千秋后代树立楷模，永志先德，以史育人，始终不渝地弘扬一种爱国主义精神。南社人以此为天职，而我父亲对此是终其一生、身体力行的。再从南社内部看，它在各个时期都涌现出义无返顾、为国殉节的杰出烈士，共达 22 位之多。他们不是被内奸国贼所害，就是被外敌所残杀，其事迹都是可歌可泣的。其中如周实丹、宋教仁以及抗日战争时期的朱少屏等都是与我父亲彼此引为莫逆知己。当父亲得知他们不幸遇难时，总是悲愤异常，乃至痛哭流涕，都要撰诗文来表达他永恒的追念，甚至发誓要继承他们的遗愿并为他们申冤报仇。从事后的实际情况看，这些烈士的构害人，不论是刽子手本人或是幕后操纵人，都是经过南社人的奔走呼吁，得以追究查明，并且总要将所有志士仁人的正义事迹，昭告于天下，扬名于青史。我的父亲在南社一贯被称为性情中人，在这方面他总是抱着满腔热诚，致力最勤，他始终认为这是每一个南社人、每一个后死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由于曾有好几位友人问过我，在南社众多的知名人物中，我的父亲年龄最幼，为什么却当了仅有两位主任（又称社长）中的一位，还问我的父亲与南社有什么特殊关系。所以我在本文最后，作一些仅凭个人所知的分析。首先，己如上述，南社从来不以年龄长幼来安排职位之分工，而且更强调取材要不拘一格，并需破除陈规旧例。柳亚子当初任南社主任时也是三位发起人中之年龄最幼者，而且陈去病、高天梅还分别是他的父执与老师。这一现象也正是南社先进性的一种具体表现。其次，亦如上述，社友为南社工作都是自觉自愿地尽义务，不仅是无报酬劳动，而且往往在时间、精力和金钱上都要作出无私奉献。我的父亲在这方面可以称得上是一位以身作则、言行一致的实干家。如果要说他与南社有什么特殊关系，那就是他待人处世特别真诚，他与所有南社同仁，不论老中青少，不分南北东西、五湖四海，都相处得特别和谐。加之他为人正直，处事公平公正，所以深得全社拥戴，一经柳亚子辞职后主动推荐，立即被广大同仁按章投票一致选举他为南社第二任主任。我父亲一开始是坚决推让，后经大家要求才同意临时担任此职。
    他就职后就自掏腰包，邀约陈去病、傅屯良、余十眉等共同编辑出版了两期 《南社丛刻》，并妥善处理了当时南社内部的纷纭事务。后来我父亲还是一再请柳亚子重返南社就任主任，他始终愿居配合助手。再说到我父亲与柳亚子的友谊关系，那始终是亲密无间的。这里有必要提一笔，就是至今还有人道及1917年前后南社内部发生的一场争论，主要是由于对待唐宋诗的不同观点而引起的，闹到最凶时，柳亚子竟擅自登报把朱鸳雏等几位社友开除了。此中原因及经过我不需在本文详述，但有人问及当时我父亲持什么态度，我就翻出他在 1904 年至 1910 年写的 《荒江樵唱》 诗集自序中的几句话：“唐宋分疆非诗也”,“诗作无用分唐宋，独写情怀真性灵”，从中可以得知我父亲对诗论的一个重要观点。我也一向知道父亲对于任何扭曲了一个人的真性灵的诗文，他都是不欣赏的。至于南社中发生学术争论，他认为是正常的，但决不要成为个人意气之争，所以这场纠纷他自始自终没有介入。对于柳亚子后来因诗论而采取开除社友的粗暴做法，他是坚决反对的。他曾婉辞劝说柳亚子，但他又深知柳的个性与倔强脾气，最终以未能制止而引为遗憾。实际上柳亚子在事后，甚至在很长时间以后，还在为此事作自我检讨，表示后悔与道歉。但现在有些人片面地以南社史上不占主要地位的少数人的意气用事来评价整体南社，那也是以偏概全，很不公允的。
   本文的主题是 《姚石子与南社》，对南社的全面认识与正确评析，那有待于再深入研究，另行论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