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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溪姚氏先祖姚鼐正值中年却毅然辞官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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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Master]伴坛终老

    发表于 2016-6-13 17:46:3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麻溪姚氏先祖姚鼐正值中年却毅然辞官的真相




    桐城麻溪姚氏网


          


    姚鼐(1731—1815)除了在36—44岁时,担任过八年左右的官职以外,他的一生主要是读书、教书和写书。当许多封建文人为博得一官半职,而不惜皓首穷经,甚至蝇营狗苟,出卖灵魂时,姚鼐却在壮盛之年、青云有路之际,决意主动辞官,这很值得人们推究。


    姚鼐本人一再声称是“以疾归”(《惜抱轩文集》卷6《复张君书》;卷14《随园雅集图后记》;以下简称《文集》);翁方纲说他是“以养亲去”(《复初斋文集》卷12《送姚姬传郎中归桐城序》);姚莹说是因推荐他当御史的刘统勋突然逝世,他“乃决意去,遂乞养归里”(《东溟文集》卷6《惜抱先生行状》);《桐城续修县志》卷15《人物志·儒林》说他辞官的原因,是由于在学术上与四库全书馆的同僚有分歧,“充四库全书馆纂修官,以辨汉宋之学,与时不合,遂乞病归”。


    这种种说法,是不是姚鼐辞官的真正原因呢?


    只要我们仔细阅读姚鼐的诗文集,即不难发现,他在政治思想上与当权的封建统治者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他的人生祈向另有所求。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大丈夫宁犯天下之所不韪,而不为吾心之所不安”(《文集》卷4《礼笺序》);“士为千章林,毋为附施萝”(《惜抱轩诗集》卷3《答王生》;以下简称《诗集》)。而其他种种说法,皆属借口或表象,不过是姚鼐为免遭统治者迫害而故意掩人耳目的托词。


    如果真的是“以疾归”,那么,姚鼐在乾隆三十九年(1775)十二月辞官归里的途中,为什么还不顾冰天雪地的艰难险阻,毅然登上泰山之巅观赏日出,并写出了《登泰山记》那篇著名散文?他的身体“以疾”不能做官,却能不顾“雪与人膝齐”而登泰山,“道皆砌石为磴,其级七千有余”,“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他不但能经受如此恶劣的环境,而且还游兴大发,欢欣不已。这分明在昭告世人:他“以疾”辞官的真相,并非真的身体有什么病,而是为了摆脱官场的羁绊,回归自然,享受大自然所赐予的无比愉悦。


    如果真是“以养亲去”,那么,他辞官后为什么不守在家里养亲?除在归家途中登泰山、游灵岩外,他还在回到桐城后兴致勃勃地邀左世乡、张若兆等友人一起游桐城北山的双溪,并住“宿在张太傅文端公墓舍,大雨溪涨,留之累日”。在《游双溪记》中,他说文端公“优游自适于此者数年乃薨,天下谓之盛事。而余以不材,不堪世用,亟去,早匿于岩窔,从故人于风雨之夕,远思文端之风,邈不可及,而未知余今者之所自得,与昔文端之所娱乐于山水间者,其尚有同乎耶?其无有同乎耶”?可见,他是因“不堪世用”而“亟去”的。“双溪归后十日,偕一青、仲孚、应宿,观披雪之瀑”,又作了《观披雪瀑记》。他的亲人若果真有病需要他侍养的话,那么,他在回家途中以及回家后,还能有闲情逸志沉湎于游山玩水之中吗?更重要的是,在他辞官回家后一年左右,即一直长期在远离家乡的扬州、江宁、徽州等地的书院教书。在外地做官要“以养亲去”,在外地教书就不“养亲”吗?


    如果是因荐举他当御史的刘统勋去世,他才“决意去”官,那么,后来“梁阶平相国属所亲语先生曰:‘若出,吾当特荐,可得殊擢’”,而他为什么仍然“婉谢之”(姚莹《惜抱先生行状》)呢?


    如果说他同四库全书馆的同僚在学术观点上有分歧,这是他辞官的直接原因,那倒是可能的。因为不仅姚莹的《惜抱先生行状》透露,当时四库馆内,“纂修者,竞尚新奇,厌薄宋元以来儒者,以为空疏,掊击讪笑之不遗余力,先生往复辨难,诸公虽无以难,而莫能助也。将归,大兴翁覃溪学士为叙送之,亦知先生不再出矣”(见《东溟文集》卷6);而且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卷4也称:“乾隆中开四库馆,姚惜抱鼐与校书之列,其拟进书题,以今《提要》勒之,十但采用二三,惜抱学术与文达(纪昀)不同,宜其枘凿也。”纪昀是汉学家,以他为总纂修官的四库馆,成了汉学家的大本营;坚持宋学的姚鼐在其中任纂修官,受到“掊击讪笑”而辞职,自在情理之中。


    但是,若据此即断言“学术上的与同僚不合是他引退的主要原因”,则未免以偏概全。如果“主要原因”只是学术观点的分歧,那么他只要辞去四库馆职足矣,又何必对刘统勋、梁阶平的举荐也一概“婉拒”呢?在姚鼐姚鼐的《陕西道监察御史兴化任君墓志铭并序》中,也提到他与任大椿是四库馆内非翰林而为纂修官者八人中的两个,“当是时,四库书成,凡纂修者皆议叙,响之八人者,其又尽改为翰林矣。大臣又以鼐与君名列之章奏而称其劳,请俟其补官更奏。君于是初服除,将人补官,亦以见邀,鼐以母老谢”(《文集》卷12)。此时已是“四库书成”,与四库馆内同僚的学术分歧早成过眼烟云,他为什么又一次地“以母老谢”而拒绝“补官”呢?


    细读姚鼐的诗文集,可知他辞官的主要原因并非上述种种,而是由于他在政治思想上跟当权的统治者有相左之处。对社会现实深感不满和失望,他要摆脱对当权统治者的依附,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具体地说,其辞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他主张实行仁政,而不满于封建暴虐统治。


    在姚鼐看来,“得国容有之,天下必以仁”,像秦朝那样的暴虐统治,必然自取灭亡;他借古喻今地大声疾呼:“焉知百世后,不有甚于秦?”(《诗集》卷1《漫咏》)这岂不隐喻着对清朝暴虐统治“有甚于秦”的谴责?他担任过刑部郎中,对清朝实行的严刑峻法感受颇深,公然指责它“轻重有失理”。使他尤为忐忑不安的是,只能“不肖常浅识,仓卒署纸尾。恐非平生心,终坐再三起。长揖向上官,秋风向田里”(《诗集》卷2《述怀》)。他的仁政理想与封建暴虐统治的现实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他既然不满而又无法改变这个社会现实,就只有辞官乞归了,“既乏经世略,披褐宜田庐”(《诗集》卷2《城南修禊诗》)。


    2.他看到做官既然不能“济于众”,便以辞官“庶免耻辱之大咎”。


    姚鼐认为做官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慕利”“贪荣”,而是为了实现“可济于众”的人生志向;既然社会现实不允许做到这一点,那就只有“从容进退,庶免耻辱之大咎”。为此,他解释他在辞官之后所以谢绝梁阶平相国“殊擢”的原因时说:“古之君子,仕非苟焉而已,将度其志可行于时,其道可济于众。诚可矣,虽遑遑以求得之,而不为慕利;虽因人骤进,而不为贪荣;何则?所济者大也。至其次,则守官摅论,微补于国,而道不章。又其次,则从容进退,庶免耻辱之大咎已尔。”(《文集》卷6《复张君书》)经过官场的实际感受,他看到那不是个“其志可行于时,其道可济于众”的时代,曾经愤慨地责问过:“今有人焉:其于官也,受其亲与尊,而辞其责之重,将不蒙世讥乎?官之失职也,不亦久乎?以宜蒙世讥者,而上下皆谓其当然,是以晏然而无可为,安居而食其禄。”造成这种“无可为”的局面,能仅仅归咎于“官”个人么?作者接着又指出:“明之翰林,皆知其职也,谏争之人接踵,谏争之辞运筴而时书。今之人不以为其职也,或取其忠而议其言为出位。夫以尽职为出位,世孰肯为尽职者?”(《文集》卷1《翰林论》)这个“取其忠”而“以尽职为出位”的“今之人”,不是清朝最高统治者,还能有谁有这么大的权力?因为那是个不准为官“尽职”的时代,所以官职给姚鼐的感受是:“自从通籍十年后,意兴直与庸人侔”(《诗集》卷3《于朱子颖郡斋值仁和申改翁见示所作诗题赠一首》);“十年省阁内,回首竟何成”(《诗集》卷3《阜城作》)。既然如此,就只有以“古之君子”为楷模,“从容进退”,“披我故时裘,诰歌出皇京”了。


    3.他看到那是个扼杀人才、政治黑暗的时代。


    姚鼐写了不少有才能、有节操的官吏横遭迫害的事例。如《张逸园家传》,张逸园因为“敢为民直”而被“革职”“降黜”,“惜哉!命为之耶?抑古之道终不合于今乎”?这慨叹中寄托了作者对统治者压抑人才、扭曲其命运、背离“古之道”的强烈的不满和愤慨。在《袁随园君墓志铭并序》中,他又写道:“君本以文章人翰林有声,而忽摈外;及为知县,著才矣,而仕卒不进。”看似平淡的叙述,实则以强烈的反差句法,揭露了统治者糟蹋人才、不能人尽其才的黑暗政治。作者接着写袁枚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年甫四十,遂绝意仕宦,尽其才以为文辞歌诗”(《文集》卷13)。姚鼐本人之所以中年辞官,尽其才以为古文的教学和创作,其原因与袁枚可谓如出一辙,同样是为政治黑暗、扼杀人才的封建统治者所迫。


    4.他宁愿洁身自好,而不愿同流合污。


    姚鼐的《方染露传》,以极其赞赏的口吻,写方染露“为人清介严冷,不可近以不义”。当方君被委以四川清溪知县后,“既至官,视其僚辈淟涊之状,曰:‘是岂士人所为耶?吾奈何与若辈共处!且吾母老,不宜远宦。’即以病谒告,其莅官甫四十日而去归里。归则授徒以供养,日依母侧。执政有知之招使出者,终不往”。接着姚鼐写道:“余居里中寡交游,惟君尝乐与相对。”“君行可纪,而亦以识吾悲。”(《文集》卷10)这说明他俩的思想性格颇为相投,“识吾悲”三字,更进一步表明姚鼐跟方君的同命相怜和他对黑暗现实的悲愤之情。方君既然看清官场已属于不可与之“共处”的污浊肮脏的淟涊之辈,就毅然辞官,而且其“以病谒告”、“执政有知之招使君者,终不往”,这跟姚鼐辞官的情形,何其相似乃尔!姚鼐在《张逸园家传》中,还揭露官场的污浊不堪已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时甘肃官相习伪为灾荒请赈,而实侵入其财,自上吏皆以为当然。”这种以贪污救灾款“相习”,连“上吏皆以为当然”的官场,如同油不能融于水一样,姚鼐、方染露这类清介之士,岂能跟他们同流合污?而托病乞归,自然就是顺理成章之举了。


    5.他吸取“露才伤躯”的教训,以辞官来避免政治迫害。


    姚鼐跟当权统治者既然政见不合,对现实不满,又慑于清王朝的法网森严,大狱频兴,就不得不以辞官来避免惨遭政治迫害。因此,他在《赠程鱼门序》中,盛赞程君因为能“超然万物之表,有若声华寂灭,遗人而独立者也”,而“终免世网罗缯缴之患也已”(《文集》卷8)。在《与鲁山木》信中,他指出:“近观世路风波尤恶,虽巧宦者或不免颠踬,而况吾曹耶!”(《惜抱尺牍》卷2)在《与陈约堂》信中,他又说:“闻吾兄弹冠复出之志尚在进退之间,窃计近日宦途愈觉艰难,裹足杜门未可谓非善策。但里居亦大不易,苟非痛自节省,痛改潭府积习,吾兄亦必筹计及此,然毋乃有牵系俗情不能自克者乎?”(《惜抱尺牍》卷5)这不正是姚鼐本人所以辞官归里的真实心理的写照吗?


    清朝统治者大肆实行“文字狱”,戴名世即因此被杀,方苞也由于为戴著作序而成为死刑囚犯,只因会古文才侥幸获赦。这些桐城派先辈的前车之鉴,不能不如幽灵一样令姚鼐心有余悸。鉴于历史和现实的教训,为避免“露才伤躯”,他也只有辞官,用“作吏见不能,收身岂嫌早?”(《诗集》卷2《寄苏园仲》)、“但冀藏弱羽,奚必栖高枝”(《诗集》卷3《杂诗》)来聊以自慰。


    6.他自认个性不适应官场,而宜于以“君子之文”行“君子之志”


    姚鼐的辞官,除了外部的原因,同时还由于他认为自己的个性才能不适应官场,而更适合于以写作“君子之文”,来实行其“君子之志”。他不愿“违其材而用之”,认为“人生各有适,岂论荣与枯”(《诗集》卷3《湖上作》),贵在保持自我的情性。那么,他的“情性”有什么特色呢?他的个性才能又适合于什么呢?回答是:“鼐性鲁知闇,不识人情响背之变,时务进退之宜,与物乖忤,坐守穷约,独仰慕古人之谊,而穷好其文辞。”(《文集》卷6《复汪进士辉祖书》)在他看来,“明道义、维风俗以诏世者,君子之志;而辞足以尽其志者,君子之文也。达其辞则道以明,昧于文则志以晦。鼐之求此数十年矣,瞻于目,诵于口,而书于手,较其离合而量剂其轻重多寡,朝为而夕复,捐嗜舍欲,虽蒙流俗讪笑而不耻者,以为古人之志远矣,苟吾得之,若坐阶席而接其音貌,安得不乐而愿日与为徒也”(同上)!


    总之,从姚鼐中年辞官的上述主要原因,足以证明,姚鼐所竭力追求的以“君子之志”写“君子之文”有其“与亿兆同心”、“济于众”,向往个性独立自由的民主性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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