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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青苗先生的“典型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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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Master]伴坛终老

    发表于 2016-6-21 09:14:1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姚青苗先生的“典型文案”

    发表时间:2011-08-30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和姚老先生,也算是邻居。那个“旧筒子楼”,原来可是山西大学著名的两层楼的“教授楼”呢,我的少年时代就是在那里度过的。在那座楼里,还住着历史学家和藏书家张一纯、历史学家王辑五、地理学家王酩以及几个系的书记、外语系的苏联教师。
      关于姚青苗,还有一位中文系的校友写道:“姚先生代外国文学,是我们临猗老乡,满口晋南话,满头白发,带着深度近视眼镜。他身躯高大,虽驼着背但绝不低头。姚先生的形态像个外国人,像外国一个著名的人物雕像,也像前苏联一位领导人的漫画像。姚先生讲课非常容易陶醉其中,尤其是讲俄国文学,嬉笑怒骂,表情丰富,一会声大如雷,一会慢声细气,声大到震耳,声细到无音。听他讲课,就像过去在农村看戏,观众听不清唱词,为演员的忙乎而憨笑;演员以为观众看得动情,所以演唱得更为卖力。如此这般,形成一种另类的互动。后来才知道,姚先生耳背,自己听不见自己的声音,所以也就很难控制声音的大小。”
      姚老先生即姚青苗,原名姚玉祥,1915年出生于山西临猗,1932年开始发表作品,同年加入“左联”,1938年赴延安“鲁艺”学习。
      姚青苗于抗战前后曾任多种文艺报刊的主编,如在运城、太原、西安、北平、上海、武汉、重庆、昆明等地。前“创造社”成员郑伯奇就和他与李尤白等在西安成立有“新风文艺社”的社团(山西闻人景梅九任社长),他还主编有《骆驼文艺》;北平时期,他创办过曾经闻名的《雪风》刊物,后来一些大型的文学辞书也都有相关的记录。至于彼时他的创作,如《中条山的杜鹃花》、《乌鲁木齐的夜》、《黄河的激流》、《基地风景》等许多中短篇小说、散文、文艺随笔等,也可谓丰盈。也是因此,当新中国成立后,他无可争议地成为山西的一位著名老作家,曾先后多次参加全国及省的文代会,并曾当选山西省文联副主席等,这个十六岁时开始从事文学的资深作家,曾经在山西拥有过显赫的声誉。在反右运动中,太原的文学刊物《火花》编辑部成为重灾区,编委之一的姚青苗(笔名“桑泉”)还写文章以为他们呐喊的声音分量太轻,说他们是“躲在岩石下的企鹅,不是暴风雨中的海燕”,这篇文章居然是发表在《山西日报》的,于是铁板钉钉,姚青苗就被打成了山西文学界头号的大右派,他也因此在《山西日报》撰文检讨,那以后的日子,也就不需赘言了。”
      听说母校在2002年校庆一百周年时,为姚老先生出版了一部《青苗五十年文论》(北岳文艺出版社),书中收集了先生晚年的八十余篇文学专论。姚老先生的晚年,是以文艺理论家知名的,在“思想解放”的时代背景下,他以生理上的“半聋人”而振聋发聩,写了许多漂亮的文章,比如在《赵树理散论》一文中,他谈到“建国30多年来,我们文艺界的经验和教训是很多的,但其中一条很重要,就是他们不能和全国人民站在一起,不能忠诚地深切地反映现实生活的真实面貌。这看来是个最平凡最实际却最重要的问题,是评价和衡量我国现代文学最重要的标尺之一,如果没有这一点,其它便很难谈到”,有力地回答了何以新文学运动前后的辉煌和衰落如此刺目的问题。
      然而,我以为:对于姚老先生,除了那本文学评论的集子之外,他的文学创作的作品难道不可以重新再版一下么?这是我最近受托为前山西大学历史系阎宗临先生整理出版其文学作品时想到的。记得姚先生早年的第一篇小说《涛》,是芦焚(师陀)介绍给靳以发表的,小说《涛》是描写监狱生活的,是姚先生的写实作品,内中记述一个革命青年“小俞”在深夜临刑时因误穿了同室难友的鞋子而将自己的鞋子留了下来,后来青年难友穿着牺牲战友的鞋子,由物及人,非常想念这个已被敌人杀害的同志。当年靳以看了这部小说,受了极大的感动,遂将之发表在1937年的《文丛》8月号,姚先生这部作品的署名是“王轲”,这也是文坛的一段佳话了。这样的作品,其意义超过了文学本身,着实是值得传世的,然而如今我寻遍了“豆瓣”等几乎所有搜索书籍的网站,一概都没有姚老先生的著作了,这也验证了有人曾说过的话:凡是已逝世的学者,只要没有弟子、没有子女(有但子女无暇及此,或者子女不涉猎其学科,所谓爱莫能助),那么,他就注定是寂寞的了。从这一角度理解,所谓“欲灭其人,必先灭其史”,是一样的道理。
      写至此处,情不能已,能否请母校在读的中文系学子,将姚老先生作为你们毕业论文的课题呢?忽又想到:姚老先生生前曾自诩藏书是“山大第一”,然而先生没有子女,其藏书今归何处?思之不禁惘然。查索“孔夫子旧书网”,见有人曾拍卖过姚老先生的一封信件,那是他生前给北京语言学院编辑《中国文学家辞典》一书时对“作家情况调查表”的回函,他说:称之为作家,他是“汗颜”的,他“只是青年时代有文学涂鸦的经历,又不是党员,虽然解放前曾是文协会员,1947年北平又曾协助全国文协北平分会马彦祥工作,联络作家徐盈、子冈、俞平伯、王冶秋、丁易、荒芜等,此后赴华北大学文艺研究室工作,1949年夏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成为全国作协会员,当年秋天返回山西,为山西文联成员,后又当选为副主席,1957年在反右运动险些被打成右派,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当然被撤销了副主席一职,此后即在山西大学中文系任教”。这样的经历,其实不仅是姚老先生,着实不知凡几,所以,研究姚老先生,也是一个“典型文案”了。(散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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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Master]伴坛终老

     楼主| 发表于 2016-6-21 09:24:14 | 显示全部楼层
    没见过的常风和见过的姚青苗(图)时间:2009-05-10 03:07 来源:山西新闻网 山西晚报

    《钱钟书与近代学人》,李洪岩著,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定价28元。


    前阵子又看了看《钱钟书与近代学人》,几次看到常风先生的名字。我没有见过常风先生,但并不是没有机会见到。在山西大学上学的时候,偶然听到常风先生的事迹,知道是外语系的老教授,更知道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家,心存敬仰,但没有胆量唐突拜访。


    大约是1999年夏天,我和另外的两位同学暑假里领到一个写人物传记的任务,在开始写作前,学校允许我们每人买一些参考书,我记得自己在校门口的书店里挑了又挑,最后胡乱选了本《钱钟书与近代学人》,这本书现在还放在我的书架里。当然,我们后来的写作一点也没用到这本书,而是重点参考了一本叫《三人行》的书的写法,那本书写的是鲁迅、许广平和朱安夫人之间的故事。


    在那本《钱钟书与近代学人》的书里,我发现,常风先生和钱钟书先生居然是清华同学,还是一个宿舍(每个宿舍就两个人)!后来我又看到一些记载,知道其实不是一个宿舍,但是离得近,经常住在一起,而且经常一起行动,关系很密切。再后来,我发现山西的学者谢泳和韩石山在关注常风先生。


    像我们这样平庸的人,能和常风先生这样的人生活在一个院子里,也真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当然,这样的人物得不到足够重视,哪怕仅仅是口头的重视,是一件悲哀的事。


    在山西大学上学期间,我经常见到一个戴礼帽、打领带、拄拐杖的老人,要么在报栏边一站很长时间,要么慢吞吞地独自走路,可以想见,老人注重形象的习惯绝不是短时间养成的。在见过很多次之后,我才听说,这个老人叫姚青苗,是个作家,解放前就有优秀的作品问世,和高长虹有密切交往,并且和常风一样,在上世纪50年代从北京回到山西教书。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记得在哪里看到过他小说的一个片段,有一句对白大概是,“亲爱的,请给我一朵,一朵红杜鹃”。


    有一天,有同学回到宿舍告诉我,“那个每天戴礼帽的老头,他在学校里来回转,找不到家了,我们问了半天,把他给送回去了。”我听到这话,一下子特别冲动,鼻子都酸了。老人年纪大了,竟然认不出每天转悠的路。我后来有一次去了姚青苗先生的家,是过个什么节吧,系里让我和一个同学给老人送一箱水果,老人住的是旧筒子楼,极热情,言语间有知识分子天生的骄傲,他说,“你们以后来吧,我这里有书,我这里的藏书是山大最多的!”


    遗憾的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终于没有再去。


    李晋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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