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山西移民模拟图
北京市大兴区有条河叫凤河,相传是供帝后妃子垂钓的河,所以叫凤河。凤河长约50里,在大兴流经5个乡,两岸星罗棋布数十个村庄,沿河边一路走去,能看到村子里成排的平房,以及连接各村并不太宽却很平整的道路,完全是北方普通农村的样子,并没有什么出奇之处。
奇怪的是村名。
从青云店镇的石州营村开始,包括长子营镇,、采育镇,一直到凤河营镇,细心的人会发现很多以山西地名命名的村庄,几乎小二十个,诸如孝义营、霍州营、解州营、潞城营、黎城营、沁水营等等,不一而足,而不以山西地名命名单以“营”说的村庄,更是不可胜数,当地有两句俗谚,一是说,“五台八庙七十二连营”,另一句是说,“山西多少县,大兴多少营”,稍显夸张,但也部分符合事实。
地名的命名素来不会随意,总有其地理或历史的原因,这么多以山西地名命名的村庄,说和山西没有关系,那是说不通的。当地人都说,他们都是明朝山西移民的后代,先祖迁徙至此,为解乡思,为志故土,就将所居之地以家乡名字命名。“问我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这句民谚在当地也是广为人知,妇孺老幼也能说得出来。长子营镇白庙村80岁老人贾朝恩更言之凿凿,先祖是“永乐癸未年”从山西前来的。
贾朝恩老人的话,他祖祖辈辈也都是这么说的,考诸正史,也有佐证。
永乐是明成祖朱棣的年号,癸未年是永乐元年,按公元纪年则为1403年。这一年最重要的事,自然是永乐改元——明成祖朱棣经过四年鏖战,取得了史称“靖难之役”的胜利,终于篡逆了他侄子的江山——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盛世的开端。
不过,当时的人所能看到的,只是一个满目疮痍的帝国。四年的战火,打断了明初以来的休养生息过程,中原、华北、华东又出现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人烟”的悲惨景象,尤其是北京地区,作为朱棣的龙兴之地,所以也是靖难之役开始南京建文政权重点打击的区域,兵燹之害尤其严重。据有些记载表明,相较于元末,北京地区人口下降了一半还多。
永乐元年,朱棣将北平改为北京,称“行在”(皇帝行銮驻跸的所在),亦称顺天府,与应天府南京规格对等,就此拉开了迁都的序幕。
迁都北京,是朱棣即位后第一件大事,从他个人来讲,他受封燕王、就藩北京二十多年,对这儿感情深厚,且势力根深蒂固,远非南京可比;从国家的层面来说,王朝的威胁主要来自北部边疆,迁都北京,“天子守国门”后,能够方便有效地调配整个国家的军事和经济资源,保障帝国的安全。而迁都的第一步,就是用移民以充实北京。
在改元前一年,即洪武三十五年(也是建文四年,朱棣为抹煞建文帝的影响,将建文在位的四年都沿用洪武年号,变相地让朱元璋多活了四年),朱棣命令户部:
遣官核实山西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沁、汾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各府州县。仍户给钞,使置牛具子种,五年后征其税。
村落档案
屯留营
该村位于采育西0.3公里,东依凤河,北临104国道。明朝初年,由山西屯留县移民至此而建村,当时的6户人家为纪念祖籍,取名屯留营。
下黎城营
该村位于采育西0.5公里,东临凤河。明朝初年,山西黎城县移民至此而建村。原由大圈子营和小圈子营两个自然村合成,为纪念祖籍黎城县,并区别于北面的上黎城营,故取名下黎城营。
南、北辛店
该村位于采育东4公里,明朝初年自山西移民至此而建村。由于此地是北京至天津大道的必经之处,往来客商、行人食宿者很多,当地开店的较多,故以得名。明朝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就叫辛店镇,并已有集市。
(1)解放前辛店分成南辛店和北辛店。
(2)1976年南辛店又分成南辛店一队和南辛店二队;
1983年公社改乡后,改称南辛店一村和南辛店二村。
考虑到行政运作,洪武三十五年发布命令,永乐元年移民正式开始是合理的,也和那位贾朝恩老人源自祖辈的说法暗合,明永乐初年山西移民北京的史实确凿无疑。
史家考证,永乐年间,大规模的移民共有八次,且出发地大多在山西,目的地多在北京,移民数55万,有效地恢复了靖难之后战火波及地区的社会、经济,为定都北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即以大兴区而言,移民“立营58”,使得大兴的户口人数增长了6倍有余,从一万多人,增加到七万多人。
六百多年后,这次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移民事件,在正史中只有片言只语可寻,在当地,哪可能见到六百年前的房屋,也难觅纪录家族历史的宗谱,让它终于成为一个久远的传奇,只有那些传承六百年的地名才顽强地承载着移民的记忆。
大兴区以山西地名命名的村庄,青云店镇有石州营村、孝义营村、霍州营村、解州营村,采育镇有屯留营村、东潞州村、大同营村、山西营村、下黎城营村、铜佛寺村(原名高平营村),长子营镇有赵县营村、沁水营村、(上、下)长子营村、河津营村、上黎城村、北蒲洲营村、潞城营(一、二、三、四村)、永和庄村、南蒲洲营村、和顺场村。另外,周营村原名叫绛州营村。
顺义区以山西地名命名的村庄,赵全营镇(为“赵县营”转音)有东、西绛州营村,忻州营、稷山营、红铜营村(与“洪洞”音同),高丽营镇有河津营村和夏县营村。
不仅如此,那些并非以山西地名命名的村庄,根据方志记载,移民村落也非常多。如《大兴县志》就记载:
于家务,明初从山西省移民成村,相传村内曾建有姜太公庙,庙里竖一根鱼竿,以祝福村民年年有余、幸福,后谐音为于务。清光绪年间名于家务。
祁各庄,据传明初从山西省迁来王、张、马、周、邢、刘六户,从山东迁来毕姓一户,因七户在此定居,取名七家庄,后谐音改为祁各庄。
大皮营,明永乐间从山西移民建村,因村中有一皮匠手艺超群,远近闻名,故得名大皮匠村,后简称大皮营。
哱罗庄,明代建村,村中有柳编作坊,所产笸箩远近闻名,故村名笸箩庄。因字体繁琐,后改名哱罗庄。
诸葛营,明初山西移民至此形成村落。曾名曹庄子,后改朱家营。清末,以村人许半仙智谋过人,遂将村名改为诸葛营。
……
如此计算下来,大兴区共526个自然村,其中110个自然村由山西移民组建。
亦可证明,永乐年间的数次移民,也并非仅仅是普通的民户移民,如史籍所载,来源亦有罪人,“定罪囚于北京为民种田例。其余有罪皆免,免杖编成里甲,并妻、子发北京、永平等府州县为民种田”,也有身怀技术的人,“从山西之平阳、泽、潞等府州五千户隶上林苑监,牧养栽种”——今天的采育镇,仍以葡萄等瓜果蔬菜知名,历史的遗风余绪犹存。
自然,六百多年过去,如今山西移民后裔早就成为纯粹的北京人,满口的京韵京腔,但中国人素来就有追根溯源的文化传统,在很多人心里,山西并不是离自己很远的一个不太发达的省份,更不是地图上一个枯燥的名字,而依然是,老家。
本报记者 李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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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沁水营村在搞基建平整土地的时候,从地下挖出许多骨灰坛来——那些移民的先祖,宁肯违背自古以来的土葬习俗,也要留存一丝再回山西老家落叶归根的希望。到了现代,他们村的三任支书,也踏上了到山西的寻亲之路,只是,时隔六百年,他们还有可能和故乡的宗亲联系上吗?故乡的人,对这些远亲,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