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 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一）

姚波

三皇五帝之传异



孟世杰



古史相传，继盘古出而治世者，为三皇五帝。《周礼·春官》有“外史职掌三皇五帝之书”之文，是三皇五帝之名，周初已见其书，古注以为即三坟五典，然坟典已亡，莫知师说，《淮南·原道训》又有泰古二皇之说，二皇谓庖牺、神农，《史记·秦本纪》又有古有天皇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之说。然皆异说，不常见；常见者以天皇地皇人皇为多（见胡宏《皇王大纪》，司马贞补《三皇本纪》），而其所指，各不同！纬候所传，言者非一，应劭《风俗通义》引《礼含文嘉》，以虙戏、燧人、神农为三皇。《春秋元命苞》、《春秋运斗枢》以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玉函山房辑佚书》引《礼稽命征》，伪孔安国《尚书序》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异义纷纭，莫衷一是。五帝之说，亦甚不同，《易·系辞下传》以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为五帝，《皇王大纪》说与之同。《史记》依《世本》、《大戴礼》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古史考》、《风俗通义》、《白虎通义》说皆同。《礼记·月令》用五帝以配五人神：太昊配句芒，炎帝配祝融，黄帝配后土，少昊配蓐收，颛顼配玄冥；《吕氏春秋·十二纪》说与之同。伪《孔安国书序》以少昊、颛顼、高辛、尧、舜为五帝。《春秋文耀钩》更以青帝灵威仰、赤帝赤熛怒、黄帝含枢纽、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纪为五感生帝。《曲礼正义》引郑注《中候敕省图》，以黄帝、金天氏、高阳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六人为五帝，大约异说，尚不止此。然则，三皇五帝究为何人乎？崔述《上古考信录》曰：“且经传述上古，皆无三皇之号，《春秋传》仅溯至黄帝，《易传》亦仅至伏羲，则谓羲农以前别有三皇者妄也，燧人不见于传，祝融乃颛顼氏臣，女娲虽见于记，而文亦不类天子，则以此三人配羲农以足三皇之数者，亦妄也。《春秋传》云：‘黄帝氏以云纪，炎帝氏以火纪，共工氏以水纪，太皞氏以龙纪；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绝于近。’此但历叙古帝纪官之不同耳，初无五帝之名，亦无五德之说也。吕氏缘此遂删共工氏，而以五德分属之，失传之本意矣，《国语》云：‘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物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但序此五人之功，为下郊禘张本耳；亦不称为五帝，而谓帝必限于五也。《大戴记》遂独改此为五帝，而他不与焉，亦非《国语》意也。至于《易传》五帝亦偶举之。……盖三皇五帝之名，本起于战国以后。《周官》后人所撰，是以从而述之。”据日本白鸟库吉所研究，三皇五帝者未必实有其人，不过汉民族国民思想之反映，臆造之架空的理想人物而已。汉民族阴阳五行家学说，至战国时始发生，至秦汉时而极盛。大抵谓帝王应运御世，皆本于五行之德，五行之中，木火土金水相生，故太皞伏羲氏以木德王，炎帝神农氏以火德王，黄帝轩辕氏以土德王，少皞金天氏以金德王，颛顼高阳氏以水德王：皆以相生之故，而前后继续御宇。五行之中，水火金木土相克，故秦始皇之时，以为周得火德，色尚赤；秦代周从所不胜为水德，色尚黑。汉文帝时，黄龙见成纪，从鲁人公孙臣说，以为汉得土德，当尚黄：则皆以为相克之故，而前后继续御宇。观《礼记·月令》孟春仲春季春之月，盛德在木。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孟夏仲夏季夏之月，盛德在火，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黄帝，其神后土。孟秋仲秋季秋之月，盛德在金，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孟冬仲冬季冬之月，盛德在水，其日壬癸，其帝颛顼，其神玄冥。更观《淮南子·天文训》：“东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其日甲乙。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其日丙丁。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其日戊己。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其日庚辛。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玄冥，其日壬癸。”皆以太皞、炎帝、黄帝、少昊、颛顼代表五行之德，而以四时或四方分配之。是可知所谓五帝者，系阴阳五行家学说思想之反映，不必实有其人！若三皇者，则又三才思想之反映，所谓天神地祇人鬼者是也。三才之说始见于《易·系辞下传》第十章谓“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后世愈衍愈奇，以三才之自然现象，比附于古帝王之人格，于是有天皇地皇人皇之说：所谓三皇者，即三才之人间化者也。然则三皇五帝，究宜如何解释？三皇盖取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之义。五帝则由追溯开化本原，联想而生！——如教民构木为巢，以避爪牙角毒之害，故曰有巢；教民钻木取火，以备火化，故曰燧人；教民佃渔畜牧，以充庖厨，故曰伏羲，又曰庖牺；教民树艺五谷，以资民生，故曰神农；教民造车以任重致远，故曰轩辕；皆先民理想中造出之帝名，未必当时实有其号；寖假而“五行”说出，又从而周纳之；于是五帝之说遂颠扑不破。至数字必以三五计算者，则因汉民族思想，以奇为阳数，偶为阴数，故尊三重五，《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是由凡数字皆起于奇，由五溯三，渐至于一，即为太极，史家追述开化之初，首论盘古，次及三皇五帝，或由于此！

孟世杰：《先秦文化史》，《民国丛书》第四编第38卷，上海书店据北平文化学社1929年版影印）

姚波

驳尧典四仲中星说及论尧典与尧舜禅让之非伪



吴贯因



尧舜禅让一事，为国史上确定之事实，不能推翻，余曩为《尚书中史迹之疑案》一文，已尝详哉言之矣。顾尧舜禅让之事，首见于《尧典》，于是欲推翻尧舜禅让之成案者，必先攻击《尧典》，《尧典》之记事，由历史方面考证之，无瑕可摘，不易推翻，于是又有就天文学以攻击之者。借天文学以撼《尧典》之壁垒，不一其人，若日人饭岛忠夫，国人竺君可桢，即此说之巨擘也。（但二君只就天学指摘之，尚未推翻尧舜禅让说。）欲评其说之当否，兹先述《尧典》关于天文历法之记载。

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饭岛氏对于星鸟星火星虚星昴，采汉儒中星之说，谓仲春之昏，见鸟星之当中，仲夏之昏，见火星之当中，仲秋之昏，见虚星之当中，仲冬之昏，见昴星之当中，故名之曰四仲中星。四仲中星之测定，系在下午七时，然于四仲下午七时，见鸟火虚昴之当中，系战国初期之星象，非唐虞时代之星象，此饭岛氏测定尧舜中星说之梗概也。（见其所著《中国天文学之组织及其起原》，我国《科学杂志》第十一卷六期译载其文。）《尧典》之四仲中星，依饭岛氏之说，既系战国时代之星象，而非唐虞时代之星象，于是《尧典》之著作，系在唐虞时代，抑在战国时代，遂成为国故上一重大之问题，而《尧典》之为真为伪，亦因此而成为益形纠纷之问题。虽然，饭岛氏之说，有不能使人首肯者在焉。第一，谓四仲中星系在下午七时所测定，殊无根据。盖欲观测星象，自晚八时以至十二时，皆可为之，何必限于七时？《尚书》既无七时之明文，何能作此武断。第二，古代未有精密之时计，而二分（春分与秋分）与二至（夏至与冬至）昼夜之长短，迥不相同，谓不论昏明，而论时刻，古代恐无此种计时法。观孔子作《春秋》，其记日食，尚不系以时，何况星象？（日食之时间极短。）谓四仲之测中星，同于晚七时举行，恐非古代之所有。第三，四仲系指二至二分，汉唐诸儒，皆作此解释，即饭岛氏亦无异议。据竺可桢先生之说，尧都平阳，在北纬三十六度，夏至日入，系在七时十八分，入后三十分，始能见星，则初见星时，已在七时四十八分，七时测星之说，何能成立？即谓当时观察星象，不必即在平阳，然汉代以前，中国文明之中心系在黄河流域，观测地点当不逾此范围。而黄河流域，夏至午后七时，皆不能见星，七时观测之说，仍不能不归于破坏。据此三点，饭岛氏之言，已不可通。况其所谓中星之说，实惑于汉儒无据之浮词，并非《尧典》之所有，节外生枝，不能以考证《尧典》之星象也。（中星说详下）

竺可桢先生推翻饭岛忠夫氏之说，别据岁差之理，以观测《尧典》四仲之中星。推算之结果，谓鸟火虚三星之昏中，至早不能为商代以前之现象，惟星昴则为唐尧以前之天象。其结论则曰：《尧典》四仲中星，盖殷末周初之现象。（竺先生文曰《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原文载《科学杂志》第十一卷第十二期。）据此则《尧典》中此节文字之成立，年代虽比饭岛氏之说为较古，然亦只在殷末周初，并非唐虞时代之作品也。虽然，竺先生之说，亦有不足征信者在焉。第一，《尧典》中之鸟火二星，究指何星，至今未有定论。即如竺先生原文所言，火之一星，朱晦庵疑其为尾，陈祥道疑其为房，服虔疑其为心，陈懋龄疑在氐房之间，日人新城新藏猜为天蝎座之a星，经文既极简略，不言位置，究竟谁合于《尧典》之火星，皆无佐证。至鸟之一星，竺先生虽谓包罗鹑首鹑尾，共一百二十度之多，然鹑首鹑火鹑尾，系十二次中之星象，而十二次之名，起于春秋战国间，非唐尧时所有，则《尧典》中之火星，不能解为包括三鹑。故竺先生旋亦云：“星鸟殆有所指，决非指南方朱鸟七宿而言，亦非指鹑火一次而言，以鹑火之名，始自后代，且所包‘柳’‘星’‘张’三宿，亦尚有四十度之多，其究何所指，只能作为悬案。”是星鸟之未能确定，竺先生亦已自行承认矣。不意竺先生继又言星鸟相传系包含鹑火一次，故春分则柳星张并举，星火相传系包含大火一次，故夏至则房心尾并举，遂据此以测定两星昏中之时代，以不确定者，视为确定，则其所测定之年代，又安足凭乎？第二，竺先生测算之结果，谓鸟火虚三星，至早不能为商代以前之现象，惟星昴则为唐尧以前之天象。然其断案，则又谓“《尧典》四仲多中星，盖殷末周初之现象。是抑少数之星昴，以殉多数之鸟火虚也”。夫在政治学，固可援议会取决多数之例，屈少数以殉多数。然在天文学，则不能下此儿戏之结论。星昴明明为唐尧以前之天象，乃欲援服从多数之例，视作殷末周初之天象，滑稽之事，宁有过此？竺先生所以解此者，则曰：“仲冬之月……黄河流域，在日落西山之时，温度概在冰点以下，羲和是否能不惮严寒，鹄待曦日之下，朦影之终，明星之现，而测中星之位置，实为疑问。”夫欲观测星象，何必终日鹄立于户外，但待日落星出，始出户外一观之，即可见矣，若谓冬至天寒，羲和不敢步出户外，则鄙人生长岭南，气候极暖，最近客沈阳二年，地点在北纬四十一度八，冬期气候之寒，比之平阳，盖甚数倍，然鄙人于寒夜之时，尚常步出户外，而况带有职务之羲和，处气候较暖之平阳，谓其不敢信步庭除，岂有此理？况星昴昏中，乃竺君所测算，并非羲和所观察（《尧典》无昏中明文），自己既测定为唐尧以前之天象，乃援服从多数之例，移之于殷末周初，此种指鹿为马之测星法，宁非可笑之尤乎！第三，竺先生之定四仲中星，系于日昏时测算之，然《尧典》并无昏中之明文，是否于此时观测，正未可轻下武断。据竺先生所言：“观测时间，如差四分钟，则所测位置，即差一度。”“相差一小时，则所估之时代，可差一千余年。”然则羲和之测星，假使非在昏时，则与竺先生所测定者，可以相差一二千年，以至四五千年，而竺先生以经典毫无根据之昏测法，断定为殷末周初之现象，亦未免近于卤莽矣。由此三点观之，则竺先生所测定《尧典》四星位置之年代，亦不足为据也。《尧典》明文，未言及四星之位置，亦未言系于昏时观察，而诸子各以私见臆测，于是饭岛氏断为战国初期之时象，竺先生断为殷末周初之星象，又据饭岛之说，则希勒格Sohlegcl所观察，又断为一万八千五百年前之星象（见饭岛氏所著《书经诗经之天文历法》，原文《科学杂志》十三卷第一期曾译登之），此皆实无佐证，不必为《尧典》中之星象，而《尧典》著作之年代，亦不能据此以考定也。

然则诸说之纠纷，其症结果何在乎？则中星之说是已，考中星之说，实始于《礼记·月令》，《月令》之定四时中星，其文如下：

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季春之月，日在胄，昏七星中，旦牵牛中。孟夏之月，日在毕，昏翼中，旦婺女中。仲夏之月，日在东井，昏亢中，旦危中。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毕中。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牵牛中，旦觜觿中。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虚中，旦柳中。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之月，日在斗，昏东壁中，旦轸中。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娄中，旦氐中。

（《东北大学周刊》1930年11月第108期）

姚波

辨伪学史（节选）



曹养吾



顾先生有志史学是从小就具有的，并且不以为著了第一集、第二集……的《古史辨》就算心满意足，大功告成。他真要用九牛二虎之力杀进中国古代的死人堆里而探求个明明白白，以根本改造古史。他的想法的来源，当然是多方面的，近代学术思想呀，师友的讨究呀……都是，而影响他最大的要算上述的个人声名很小的东壁先生了。虽然顾先生决不像崔先生那样崇拜、保护……孔夫子，但顾先生所受于崔先生者亦决不是那一派感情的护道态度。不过在这制度比较自由一些的时代里，学术比较开明一些的环境里，所以顾先生所著的书比崔先生的更有精彩，更有效力！他从怀疑伪书的伪史，从禹以及尧舜以前古帝王全体。“推翻层层堆积的古伪史”（非顾君原文，因手无本书，照意写出，并加推翻两字）一句东壁先生含有是意而未明出诸口的口号，由顾君的此书而散扬在学术界的空气里了。《古史辨》一方面使人想到东壁先生，一方面却有自己的建设。一方面是辨伪的杰作，一方面又做了古伪史的清单。看呀！那么伟大的一座一座的神像——禹呀，黄帝呀，神农呀，——倒了，倒了！此书之能力如斯其大，只是地下的宝藏还没有充分的发现出来，顾先生的《古史辨》也不免在古纸堆里乱杀而已。我们想到此书之好，同样想到如何去发掘宝藏，使得有更好的《古史辨》出现，同时有更好的古史来满足我们的欲望。

（《古史辨》第二册，朴社，1930年）

姚波

由种族斗争到阶级对立

周谷城

一、中国人之来历问题

中国人是从何处来的？关于这一个问题，有种种荒谬绝伦的答复。或者说中国人是从东方海岛上来的。日本某学者，便是这样主张。他的主张完全根据中国纬书小说等所记的事实。例如《述异记》说“盘古生于大荒”，他便说大荒是大海淼茫之状。《山海经》说：“少昊之国，在东海之外，其母女节，生少昊于华胥。”他便说华胥是海中之岛。据此种种，便臆断中国人是从淼茫大海中之岛上来的（参看王伯祥《本国史参考书》第一编）。或者说中国人是从埃及来的。德国的基尔什尔，波兰的波因谟，法国的胡爱、美郎、得基涅等；以及英国的华伯敦、尼特汉姆等都根据文字以为证，断定中国人是从埃及来的。更有英国的威尔金生，根据磁瓶上的字迹为证，也断定中国人是从埃及来的。或者说中国人是从巴比伦来的。英国的拉古柏里及鲍尔等便是这样主张。或者说中国人是从印度来的。法国的波哥诺便是这样主张。或者说中国人是从欧洲来的。英国的查尔麻斯及爱特金等以为中国语言与欧洲语言同出一源，便断定中国人是从欧洲来的。或者说中国文化，是皇古原有民族之残余文化；中国人当是皇古原有民族之残余人种。法国的巴伊便如是主张。英国的韦白约翰，根据中国的语言也作如是的主张。凡此等等，都是答复中国人之来历问题的。这等答复，都极荒谬，都等于神话，何炳松先生直称之为新神话。然则中国人究竟是从何处来的呢？这始终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目前并没有人敢作确定的答复。何炳松先生曾有扼要之言曰：“假使吾国考古学上发掘之事业不举，则吾国民族起源之问题即将永无解决之期；而吾人亦唯有自安愚鲁之一法。盖中华民族之起源问题，本属未有文字以前之历史上问题。而中国未有文字以前之过去情形，则至今尚未经考古学家之探究者也。”（参看《东方杂志》第二十六卷第二号）何是专门的历史学者，尚且这样说。我们于此真的只好自安愚鲁。

二、历史上的中国人

中国人的来历问题，固不易明白，但是既有历史的记载以后，历史上的中国人却是有线索可寻的。历史上的中国人究竟是一些什么？简单说，一般人所谓汉、满、蒙、回、藏、苗六族是也。这六族是今日的称呼。在历史上却都含有许多小族，都是由许多小种族合成的。就拿满族说罢，在虞舜的时候，便有山戎肃慎诸族，分居于中国的东北方；春秋的时候，有无终、中山，也都是强族；汉朝的时候，有乌桓、鲜卑二族；隋唐的时候，有靺鞨、奚厥丹二族；宋朝的时候，有契丹与金二族；直到清朝的时候，满族内部各小族始统于一。蒙古族也是一样，也是由许多小族合成的。元朝蒙古人入主中华的时候，所谓蒙古族者，犹分七十二种，可见其内部小族之众多了。至于回族，更是复杂。在周朝的时候，有所谓义渠戎、燕京戎、余无戎、始呼戎、翳徒戎等等。在春秋的时候，有赤狄、白狄、东山、皋落氏、甲氏、墙咎如、义渠、搜瞒、潞氏、留吁、铎辰、大荔、乌氏、朐衍；战国的时候，有林胡、楼烦，为赵国之患；义渠、乌氏、朐衍、大荔为秦国之患；隋唐的时候，还有柔然、突厥、回纥、薛延陀、黠戛斯诸小族。只有匈奴盛时，稍稍把回族中的小族统一过；但并没有长久的统一。再拿藏族说罢，在商朝的时候，便有鬼方、氐、羌三族；战国的时候，环绕着秦国的西边的，便有绵诸、绲戎、翟等等；西汉的时候，还有卬笮、冉、白马氐等等，至于在中国境内，充主要角色的汉族呢，大家以为这应该是一个很纯的大族。其实不然。并且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汉族原来就是一个杂种。因为它的地位，恰在满、蒙、回、藏、苗各族之中；虽要维持其纯一之种，而不与其他诸族相杂，在事实上为不可能。试看周代的事迹，便明白了。周代之末，西京是帝都所在，环绕西京的，应该是纯汉族。事实上却不然；有所谓骊戎者，伏居肘腋之下。东迁以后，洛阳又作了帝都。环绕洛阳的，应该是纯汉族，事实上又不然；有所谓姜戎、阴戎、陆浑之戎、伊洛之戎等等逼处其旁。即此可见汉族在历史上未尝完全纯一不杂。盖种族的演化，本是由分而合。到最后乃用一个名词可以代表。今日的中华民族，是汉、满、蒙、回、藏、苗六大族合成的。这六大族自己，复是由许多小族合成的。

三、被人忘却了的苗族

六族之中，苗族最是不幸。以地位言，则比其他任何族为优；以历史言，却反比其他任何族为短。到今日，大家几乎不知中国历史上有苗族这回事。论中国民族的时候，总只举汉、满、蒙、回、藏五者。即或偶然提到苗族，也以为它在历史上是完全不足轻重的。其实何常如此。吴贯因有一段最公允之言曰：“苗族之在中国，实有大功。苟以崇德报功之典论之，其位置当在满、蒙、回、藏诸族之上。……苗族之功何在？今试举之。一曰发明刑法。中国古无刑法也；其始发明者实为苗族。《书·吕刑》：‘苗民弗能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夫既曰法，意其时不徒发明五种之刑也；必更编有法典在焉。故自苗族发明之后，我族袭而用之。至汉文帝时，苗族所传之五刑，始稍有改变。……二曰发明战争武器。中国古代，战争之器具，皆极拙劣。及蚩尤之兴，乃有利器出焉。而其战争之利器，计有二种：一曰干戈；史称‘蚩尤好兵喜乱，作刀戟大努’。又《山海经》曰：‘蚩尤作兵伐黄帝。’《管子·地数篇》云：‘蚩尤受金作兵。’由上观之，则刀戟、大努、兵戈皆作自蚩尤；此其所发明之武器一也。一曰甲胄；《史记·五帝纪》正义引《龙鱼河图》云：“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铜头铁额。”使蚩尤而果铜头铁额也，则黄帝安能擒而杀之？意其时蚩尤必戴甲胄。即我族因未有此物，初见蚩尤之甲胄，遂疑其铜头铁额矣。此其所发明之武器二也。蚩尤发明二种武器，用能自南而北，逐帝榆罔而自立。及蚩尤败后，此等武器归于我族，我族遂亦能仿造矣。此其有功于中国者二也。三曰发明鬼神之教；上古之时，吾族之教重术数，苗族之教重鬼神。……《楚语》曰：‘少皞之衰，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由是观之，则当时苗族，盖以奉神信巫为其教义焉。而吾族因重术数而轻鬼神，故常思扑灭其教义。《吕氏春秋·召类篇》：‘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却苗民，更易其俗。禹攻曹魏屈鳌有扈以行其教。’此盖欲使之更易其俗，而从吾族之教也。然虞夏以前，吾族虽不信鬼神；及周以降，则术数与鬼神并重矣。夫迷信神道，由今日观之，固无足取。然在上世，民无智识，借之以劝善警恶，未始无所裨益焉。此其有功于中国者三也。夫苗族之在中国，既有此三大功；且依近世学者之说，谓中国原始之居民，实为苗族，而我族则由西方迁徙而来者；诚如是也。我族既占据苗族之土地吸收苗族之文明，而乃驱之于贵州云南之深山溪谷间……所谓共和者，果如是耶？故我以为不举种族之名则已，苟言及种族，则必曰六族共和，六族平等；不得仅以五族称也。”照这样看来，苗族实高出满、蒙、回、藏之上，只是到于今已被人忘却罢了。

四、各民族之互相斗争

他们的环境既是这样，在历史上，他们便各凭其环境所赋与的或训练出来的能力，互相斗争。世界上一切民族，在最古的时候，处于天然状态之下，究竟是和平相遇，抑互相斗争，西洋有许多学者争论。但我们在中国历史上所看见的民族，却是互相斗争的。不过历史的记载，因汉族得了大胜利的原故，总是以汉族为主，以他族为辅；谓汉族打他族为征讨，谓他族打汉族为侵袭。其实只是相互的斗争。假如他族得了大胜利，史家若易地而居，则各族的行动，都可以说是征讨，同时也都可以说是侵袭。现在我们且举一些历史上各族互相斗争的事实来看看：（一）汉族与苗族斗争。苗族自始即处于长江中下游的两岸，与汉族对抗。古时候，其族曾有强国曰九黎；其君主叫做蚩尤，曾乘汉族炎帝榆罔之衰，联络许多小苗族向北方对汉族作总攻击。曾略取了中原的大半，且有驱汉族出塞外之势。汉族诸侯有熊国之君公孙轩辕联合汉族中的许多小族，与蚩尤战于涿鹿，并斩了蚩尤，恢复了黄河流域的地盘。于是苗族退处江南。少皞氏衰，九黎复乱；幸颛顼即位，随即把苗族征服下来了。舜摄政时，三苗又作乱；舜乃驱逐其顽梗者于三危之地。禹摄政时，苗族还是作乱，最后汉族胜利了，苗族乃窜到今之湖南、广西等地。这是互斗之一种。（二）汉族与蒙古族之互斗。黄帝之时，曾有北逐荤鬻的事。荤鬻当属于蒙古族。所以汉蒙互斗，在黄帝时就开始了。唐虞三代的时候，荤鬻的势力，极其猖獗。商朝末年，荤鬻（即獯鬻）且进寇今之陕西。攻豳，豳之君主抵抗不住，竟逃到岐山之下。帝乙在位时候，又有命南仲城朔方备狁的事。狁大概也属于蒙古族。这是互斗之又一种。（三）汉族与藏族的互斗。帝尧七十六年的时候，曾有司空伐曹魏之戎的事。夏帝癸三年，有畎夷入岐反叛的事。阳甲三年，有西征丹山戎的事。所谓曹魏之戎、畎夷丹山戎等，都属于藏族。藏族之中，只有氐羌僻处青海，离汉族较远，斗争的事少一点。若畎夷西戎等等杂居今日陕甘等地，与汉族互相斗争的事，特别的多。周室勃兴，武乙三十年的时候，周师伐义渠，获其君以归。三十五年，周公季历伐西落鬼戎；文丁元年，周公季历伐燕京之戎；四年，伐余无之戎；七年，伐始吁之戎；十一年，伐翳徒之戎。帝乙三年，命南仲西拒昆夷城朔方。帝辛三十四年，昆夷侵周。三十六年，西伯伐昆夷。周穆王十二年，伐大戎。十三年，王西征。这是互斗的又一种。此外汉族与回族的斗争，汉族与满族的斗争，也都没有好多休息的时候。各民族为着要图生存，为着要占领最优的生活环境，为着要防止他人的侵袭；于是大族与大族斗，小族与小族斗；大族中之小族，又彼此互斗。我们只举上列三者，也就可以推想一般。

五、贵族之发生及贵族政治

贵族是怎样发生的？梁任公在《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一文（见《新民丛报汇编》）里引斯宾塞之言曰：“譬有一未成规律之群族于此，一旦或因国迁，或因国危，涌出一公共之问题；则其商量处置之情形如何，必集民众于一大会场。而会场之中，自然分为二派。其甲派则老成者、有膂力者、阅历深而有智谋者；为一领袖团体，以任调查事实，讨议问题之后。其乙派则年少者、老羸者、智勇平凡者；为一随属团体，占全种族之大部分。其权利义务，不过傍听甲派之议论，为随声附和之可否而已。又于领袖团体之中，必有一二人，有超群拔萃之威德，如老成之猎狩家，或狡狯之妖术家；专在会场，决策而任行之。即被举为临时之首领云云。”梁氏自谓：“多数之随属团体，即将来变成人民之胚胎也。……少数之领袖团体，即将来变成贵族之胚胎也。”说贵族是这样发生的，颇近事实。且我们于此外也找不出更好的说明。中国尧舜时代各种族中之贵族，大概也是这样发生的。贵族在本族中无特别用处，只有在遇了外敌的时候，便有大用。如选举君主或天子以期免除各种族间相互之冲突，而维系一时的和平，即其例也。

中国自黄帝至周初的时代，完全是贵族政治最盛的时代。当时之贵族，或拥疆土以自称王；或盘踞中央，以握政权。所谓君主或天子，不过是贵族所选立，其职务亦不过奉行贵族之意旨而已。何以见得当时的君主是由贵族选立的呢？这确有些历史的事实，可供参考。例如黄帝死了，其元妃之子玄嚣昌意，都不得立；而次妃之子少昊，却能出而代之。后来少昊也不能传位于其子，而昌意之子颛顼却能出而代之。颛顼也不能传位于其子，而玄嚣之孙帝喾却能出而代之。直接的儿子，何以不能承继父亲的大位？没有别的原因，只是被贵族的势力支配住了而已。贵族势力，还有表现得更明显的地方。例如帝喾的长子帝挚既立，才过九年，诸侯便把他废了，以立帝尧。废立的事，后世史家可以称为大逆不道。而在当时干了却不要紧；盖贵族政治之常习，本是这样。后来尧欲让舜以位，也必先让诸四岳。待四岳举舜，然后试之。这也见得四岳的势力之大了。舜既受了尧禅，自己却又要跑到南河之南去躲避；待朝觐讼狱讴歌等等证明世人都服从自己了的时候，然后再回来践天子之位。禹受舜禅的时候，也是一样。自己先跑到阳城去躲避，也要等到朝觐讼狱讴歌等等足以证明自己可上台的时候，然后才上台。这也见得贵族势力之大。天子即位与否，都要取决于他们的向背——何以见得君主是奉行贵族的意旨呢？例如鲧之为人，本是极坏。然四岳既已荐把尧帝去治水，尧即明知其不可却，不得不曲意遵从。后来舜帝欲授禹等以九官，也必先询于四岳，听他们推荐。由这种种看来，用人行政之权，四岳竟操了大半。四岳究竟是什么？《白虎通》云：“总四岳诸侯之事者也。”然则四岳，乃一切诸侯之总代表，可以裁制中央，左右君主。此殆完全贵族政治也。在贵族政治盛行的时候，天子诸侯君臣之分，并未确定。诸侯之于天子，如同对后世之所谓盟主的一样。这种敷衍和平的局面，直到周室盛行封建制度时才改变。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见《观堂集林》）曰：“自殷以前，天子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政当夏后之世，而殷之王亥王恒累叶称王。汤未放桀之时，亦已称王。当商之末，而周之文武亦称王。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周初亦然，于《牧誓》、《大诰》，皆称诸侯曰友邦君。是君臣之分亦未全定也。待克殷践奄，灭国数十，而新建之国，皆其功臣昆弟甥舅，本周之臣子。而鲁卫晋齐四国，又以王室至亲为东方大藩。夏殷以来，古国方之灭矣。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这段话不独告示我们：在贵族政治时代中央权力之薄弱；而且告示我们：贵族政治与封建政治之不同。现在我们且进而研究封建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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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封建政治之兴起

封建政治是何时起的？《文献通考·封建考》曰：“按封建莫知所从始也。三代以前，事迹不可考。召会征讨之事，见于《史记·黄帝纪》。巡守朝觐之事，见于《虞书·舜典》。”由此看来，黄帝、尧、舜时代，就已有封建的痕迹，不过当时天子之权小，诸侯之权大。天子诸侯之间，君臣之分未定。政治的局势里面，维持暂时和平的成分多，确定主从关系之成分少。所以当时的政治，只可以当贵族政治之称，而不是完全的封建政治。但贵族政治与封建政治，在历史上并不是截然属于两个阶段，历史上的事迹，总是前后错综，绝少分离孤立的。所以贵族政治盛行之时，有封建政治之胚胎；封建政治盛行之时，也有贵族政治之成分。我们可以说贵族政治盛行的时代，便是封建政治的蕴酿时代。禹会诸侯于涂山之时，诸侯执玉帛来会者万国。此万国者，不一定都受过大禹之封，然却可以服从大禹。此可以说是贵族政治时代的封建雏形。直到周武王时，诸侯之国有的合并了，有的消灭了。剩下的只有千七百七十三国。周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权起见，乃因势利导，于原有之诸侯中，加封许多新国。被封者不为同姓，便是功臣；不是功臣，便是先圣之后。于是爪牙腹心，布于宇内。所谓天子，到这时候，有了这许多保驾的，真可以说是天子了。真如王国维所谓：“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

周武王新封之国凡七十一。被封者兄弟之国十五人，同姓之国四十人。兄弟之国以周公旦为首，封于鲁，同姓之国以召公奭为首，封于燕。他如黄帝尧舜大禹之后，皆有所封。被封者爵位之高下，凡分为五等：曰公、曰侯、曰伯、曰子、曰男，男之下更有附庸。土地之广狭，凡分为三等，即百里、七十里、五十里是也。公国与侯国，都有百里；伯国有七十里；子国与男国都有五十里；其余不满五十里之国叫做附庸。又公侯之国叫做大国；伯国叫做次国；子男之国叫做小国。各国的官制，都有一定：大国有三卿，都是中央的所谓天子命的，有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国也有三卿：二卿是中央的天子命的，一卿是封君自己命的。也有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国只有二卿，都是天子命的。小国也有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这是官制的大要。至于军制，也有一定。大国有三军，次国有二军，小国有一军。一军有多少人呢？据《周官》所载，一军有一万二千五百人。中央的军队比大国恰多一倍，有六军。至于封国的诸侯，与中央的天子之间的相互的关系，又有朝觐巡守之法以连之。孟子曰：“天子适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大概天子常巡行诸侯之间，看他们作了些什么。诸侯也常跑到天子那里，述一述自己所尽的责任。天子诸侯，以及贵族官僚，与乎其他随着天子、诸侯、贵族、官僚吃现成的无数喽啰，便把所谓政治的这架机器，运用得很好。但到春秋以后，却变了卦。所谓封建制度也就动摇起来了。

（周谷城：《中国社会之结构》，《民国丛书》第一编第77册，上海书店据新生命书局1930年版影印）

姚波

中国之铜器时代



马 衡



中国古代之用金属品作器，始于何时？创于何人？此问题盖无人能解答也。求之于古史，则《尚书·尧典》有“金作赎刑”之文；《禹贡》扬州、荆州有“金三品”之贡，梁州有“璆铁银镂”之贡。求之于传记，则《春秋左氏传》（宣三）有王孙满对楚子之言，详述禹铸九鼎之经过；《史记·封禅书》且有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之事。《史记》之说荒诞无稽，姑置不论，据《尚书》之说，则舜禹之时已知用金，则发明冶铸之人当更在其前。依《左传》记王孙满之言，则禹之时贡金九牧，铸鼎象物，匪特能以铜铸器，抑且刻镂物象，艺术至精矣。况九鼎之为物，在春秋战国之时，为列强所觊觎，尤言之凿凿，不类响壁虚造之辞。故昔之言中国文明史者，多主冶金之术起于虞夏之世。

然余于此窃不能无疑焉，兹述其理由如下：一、《尧典》、《禹贡》是否为虞夏时之书不可不辨也。此问题前人颇有疑之者，而近人如梁启超君、顾颉刚君等疑之尤力（其说见梁著《中国历史研究法》再版一七五页，顾著《古史辨》二○二，二○三，二○五等页）。二君所疑，皆有其相当之理由与相当之证据，今就其说而申辨之于下：

（甲）闰之名不知起于何时，甲骨刻辞，彝器款识中皆不见有此字，而所见有“十三月”：见于甲骨者凡四（《殷虚书契》卷一第四五页，卷二第二五页，卷三第二二页，卷四第七页），见于彝器者凡六（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著录》之南宫中鼎、牧敦、文姬匜，陈介祺藏遣尊，潘祖荫藏遣卣，阮氏藏坚尊），可见古人置闰必于岁终，无闰之名，而以十三月纪之（惟薛书所录之公缄鼎作“十又三月”，殊不可解）。且此诸器中，大半可确定为周器，是周初犹以十三月为闰也。舜之时安得有此字？

（乙）《禹贡》只言九州，而《尧典》乃有“十有二州”之文，尤为不合。

（丙）当禹之时，水土初平，即使有分置九州之事，而于土田贡赋等之调查厘定，又岂能若是之详且尽耶？

（丁）璆铁银镂皆金属，郑玄注云：“黄金之美者谓之镠。镂，刚铁，可以刻镂也。”（《史记集解》引）古人先知炼铜，后知炼铁，已为确定之事实，故当时有美金（铜）恶金（铁）之分——《齐语》曰：“美金以铸戈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夷、斤、斫，试诸土壤。”孟子亦曰：“以铁耕乎。”周之时尚只以铁为农具，安得禹之时已先有刚铁？

《虞夏书》在二十八篇中，其著作之时代虽犹不敢肯定，而谓其作于虞夏，则似可大胆加以否定也。今欲依据此文以断定虞夏为铜器时代，恐不足以成定也。

一，春秋以后所传禹铸九鼎之事不可不辨也。周之九鼎虽不能断其必无，而必谓铸自大禹，由夏传殷，由殷传周，则未可尽信。古之有天下者往往饰为神秘之说，谓为受命于天；天命不可得而睹，于是假器物以实之；器之重者莫若鼎，于是以天命寄之于鼎；鼎而无流传之源渊，又不足以彰天命授受之迹，于是托之于有大功德于民之禹以昭其郑重。此王孙满之说之由来也。司马迁于《周本纪》中记此事，直以“应设以辞”四字概括之，盖有故也。故吾谓周之九鼎与秦以后之传国玺，同为帝王欺世之具，不特帝王以之欺臣民，臣民亦且展转相欺而不自悟，虽以楚庄王一世之雄，竟不免堕于王孙满之术中，则其他更无论矣。至于战国之世，秦兴师临周而求九鼎，颜率说齐救周而以鼎许齐；其后齐将求鼎，颜率问何涂之从而致之，且曰：“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万人挽之，九九八十一万人，士卒师徒器械被具所以备者称此。”（《战国策》卷一）其形容鼎之大且重，诚足令人惊骇，在今日视之，其为策士之夸词殆无疑义，然齐王卒又堕此术中而中止致鼎，可见此神秘之重器其魔力实足以颠倒列国之君臣也。如此大且重之器，其来由既已荒昧无稽，有如上述，而其结果又复迷离惝恍，不明着落，岂不更奇？司马迁于《周本纪》、《秦本纪》中谓其入于秦，而《封禅书》又云“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没于泗水彭城下”，《始皇本纪》又记使千人没泗水求鼎之事。始皇二十八年上距周亡之岁不过三十余年耳，鼎苟入秦，即不必求之于泗水。是没于泗水之传说，不过了此一重公案，亦未必实有其事也。来踪去迹既皆无据，则鼎之有无即成问题；有无既不可必，则禹铸之说之全无根据也明矣。吾侪苟依此传说以下断案，是又受欺于春秋以后之人矣。

吾之所疑，前一事为书籍之时代问题，书籍苟出自后世所追记，必非当时社会之真实状况，犹之汉画像中所图之三代故事，皆为汉代衣冠也；后一事则为有作用的编造之故事，故事而出于编造，编造而又出于有作用，则其为史料之价值可知。故此二事皆不足以证明冶金术之起于虞夏。

然则起于何时果有积极之证据乎？曰，是不得不征之于铜器之本身。铜器而果能证明其时代乎？曰，幸有文字及事实在。然宋以来之为金石文字之学者，每多好高骛远之谈，如董逌（《钱谱》十卷已佚，罗泌《路史》多采其说）、洪遵（《泉志》十五卷）之于钱币，多溯源于太古，薛尚功之于钟鼎彝器，亦著录自夏代，荒邈无征，不可凭信。今举其信而有征者，要当自商始。前人之于铜器，往往以人名之用干支者，或文句简略，而其文近于图象者，辄定为商器。此种标准，不尽可凭。盖周初之器同于此例者正多，不必皆商器也。今后能有大规模之发掘，此问题固不难解决，但在今日而欲就传世诸器考订其正确之时代，至少应依下列之方法定之：

一，同时文字可以互证也。河南安阳之小屯，古称殷虚，为武乙以后，帝乙以前之故都。其地于公历一八九九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发见刻文字之龟甲兽骨，中纪祭祀之礼，多殷商先公先王之名号，其为商代文字，殆无疑义。传世之铜器，有异于周代之文而同于甲骨之文者，如乙酉父丁彝，己酉戍命彝，兄癸卣，（以上三器见宋薛尚功《钟鼎彝器款识》。）戊辰彝，艅尊，庚申父辛角，般甗（以上四器见清吴式芬《攈古录·金文》，但般甗作王宜人甗）等器皆是，今举其相同之点如下：

（甲）商人之纪年月日，必先书日，次书月，再次书年；而书月必曰“在某月”，书年必曰“维王几祀”。《周书·洛诰》之文尚沿此习。乙酉父丁彝首书乙酉，末书惟王六祀；己酉戍命彝首书己酉，末书在九月，惟王十祀；兄癸卣首书丁巳，末书在九月，惟王九祀；戊辰彝首书戊辰，后书在十月，惟王廿祀；艅尊首书丁巳，后书惟王十祀又五；庚申父辛角首书庚申，后书在六月，惟王廿祀昱又五。

（乙）商人祀其祖妣，必用其祖若妣之名之日，其妣皆曰“”；其祭名或曰“遘”。乙酉父丁彝用乙酉日遘于武乙；戊辰彝用戊辰日遘于妣戊，武乙。

（丙）商人祭祀之名有曰“日”，曰“肜日”者。己酉戍命彝、兄癸卣、戊辰彝皆曰日；乙酉父丁彝、艅尊皆曰肜日。

（丁）甲骨文恒见征人方之事，而般甗曰“王徂人方”；艅尊曰“惟王来征人方”。

由此观之，此诸器者，皆可证明其必为商器也。

一，出土之地之足以证明也。宋吕大临著《考古图》，于器之出于之可知者必详纪之，如亶甲觚曰“得于邺郡亶甲城”；足迹罍曰“在洹水之滨亶甲墓旁得之”；而上述之兄癸卣（《考古图》作兄癸彝）亦得于邺。凡其所记之地，皆今出甲骨之小屯。（宋人误以邺为相，认为河亶甲所居，即以今之小屯为河亶甲城；彰德府志因袭其误。）此又可证明其必为商器者也。

以上所举诸器，其形制及图案虽与周器无甚区别，而文字及事实，已足以证明其为商器而无疑。故吾人所见之铜器，当以商为最早，且当商之末季。此以前殆无征也。据此则吾人可信商之末季已完全入于铜器时代。但此为积极的证据，若由消极的证据观之，不能谓铜器时代即始于是时。何则？吾人所见商末之器，其制作之艺术极精，如《考古图》所录亶甲墓旁所出之足迹罍，虽周代重器亦无以过之。此种工艺，岂一朝一夕之功所克臻此；况古代文明之进步，其速率盖远不如今日。以吾人之推测，至少亦当经四五百年之演进，始能有此惊人之艺术。然则始入铜器时代之时，至迟亦当在商初，虽其时或为石器铜器交替之时，但不得不谓之铜器时代。故言中国之铜器时代，必数商周二代，其时期约历十五百年（公历纪元前一七五○至二六顷）。秦汉以后，铜器渐微，而铁器代兴矣。

（《史学杂志》1930年第一卷第三期）

姚波

评马衡《中国之铜器时代》

缪凤林

研究中国古史，其根据凡二，曰古物，曰记载。马君此文首论《尧典》、《禹贡》等记载虞夏时用金属器之不可信，继乃以古物为据，而得“中国之铜器时代必数商周二代”之结论。其方法似缜密，用心似精细，然依吾人之见解，中国金属器之使用，远在殷商之前。古物与记载似优足证明，商代之有铜器，为至显明之事，初不待考古家之烦言。马君所举记载与古物，两不完备，文之内容遂与题不称，兼之解释谬误，其结论亦背于史实。何以言之？

太古金属器之记载，如太昊以来之钱币，黄帝之铸鼎，马君谓其“荒诞无稽”，“姑置不论”。允矣。然初民用器，兵器占重要部分。《世本》载：“挥作弓。”“夷牟作矢。”“蚩尤以金作兵器。”“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世本》或言春秋时作（太炎主左邱明作，则不可信），或言汉初人作，今不能确考，然其记载多取古代材料，司马迁作《三代世表》，尝认为第一等史料。自王静安氏考甲骨文中之殷代世系，与《世本》十九符同，其征实之价值，为史家所公认。虽黄帝与蚩尤之时代及其时兵器之种类，未易质言，诸书所言黄帝蚩尤战争，尤不雅驯，然“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王静安言）”。则谓“虞夏（或殷商）之前，部落酋长间有用金属之矢及兵器之战争”，殆为可信之史实。抑知者创物，皆非单独创作，一器一事之微，实赖无数事物相待而成。故即一器一事，常可推知他相待之事物。《世本》称燧人造火，伏羲神农作琴瑟，黄帝作旃冕，伯余作衣裳，共鼓货狄作舟，女娲作笙簧，倕作规矩准绳，垂作耒耜，禹作宫室，奚仲作车。《易大传》则历记包牺、神农、黄帝、尧、舜以来，罔罟、耒耜、衣裳、舟楫、杵臼、弧矢、宫室、棺椁之制。此琴瑟、旃冕、笙簧、规矩、准绳、车火、罔罟、耒耜、衣裳、舟楫、杵臼、弧矢、宫室、棺椁，殆皆须金属用器相待而成，虽其时代及作者，今难断言，然苟谓“殷商之前，已有用金属器制作之罔罟……棺椁”，殆亦为可信之史实。民国十二十三年间，瑞典安特生氏考古甘肃，所得古器物，析为六期，前三期均无铜器，后三期则铜器次第增加，且有颇精致者。安氏以最末期（沙井期）之铜器与罗振玉氏所得之殷虚铜器较，不逮远甚，因谓甘肃出土最晚期之铜器，必在殷商之前（均见安氏《甘肃考古记》）。安氏之分期与年岁，余尝斥以八谬（见《东方杂志》第二十五卷第十一号《中国之史前遗存》）。然其甘肃出土铜器在殷前之说，则信而有征。金属器之使用，远在殷商之前，考之记载则如彼，征之古物则如此，吾人谓似优足证明者此也。

至商代之有铜器，即罗氏著录之殷虚铜器及甲骨文字皆金属器刻成二事而可明知。马君谓“殷虚发见刻文字之龟甲兽骨，其为商代文字，殆无疑义”。以契文之精细，虽涂之人亦皆知其为金属器刻成，则信甲骨文为殷代文字，必先承认殷代有刻甲骨之金属器。马君又谓“亶甲觚、足迹罍、兄癸卣所记之地，皆今出甲骨之小屯，可证明其必为商器”。则与甲骨同时同地采获，见于罗氏《殷虚古器物图录》中之铜器，自必信其为殷器。乃马君舍此当前证据不论，惟以同时文字及出土之地两种方法，证乙酉父丁彝等七器为商器。然此七器皆据薛尚功、吴式芬著录之金文款识，以罗氏之迷信古器物，犹谓“古器每多伪造”，“古人著录赝器甚多”（《与友人论古器物学书》）。今器非亲见，真伪自未能质言。马君谓有文字及出土之地之证明，然所谓维王几祀……者，安知非作伪者摹拟商代之文法。且“《周书·洛诰》之文，尚沿此习”，则周代之器亦可沿此习，何以知其必为殷器。若云出土之地，则七器中仅兄癸卣一器纪其出处，尚系宋人旧说，以一概七，又不可恃。而曰“出土之地足以证明”，真令识者齿冷。马君举此真伪莫明之七器，不幸为后人伪造，或虽非伪造而非商器，则商为铜器时代，亦将无以持其说。即幸而非赝，且悉为殷器，然商代之有铜器为至显明之事实，初不待考古家之烦言。马君之功绩，亦仅证明此七器为殷器；或对于“商有铜器”之命题，多一例证而已。易言之，马君此文后半只是一篇“乙酉武丁彝……等七器为商器说”。今以七器为商器，遂谓中国铜器始于商，题曰《中国之铜器时代》，所谓文之内容与题不称，兼之解释错误，其结论亦背于史实者此也。

复次马君辨《尧典》、《禹贡》之非虞夏书，及禹铸九鼎之全无根据，其所言有背于逻辑者，有失之肤浅者，如以见知甲骨刻辞、彝器款识无闰字而谓舜时无闰字。夫已发见之甲骨彝器，文字非今人所尽识；其所已知者，虽以王静安氏之精博，亦自谓大抵五六分之见（《与某君论治古文字学书》）；今所不知或误读者，其中有无闰字，未可知也。然马君则断曰“皆不见有此字”矣。甲骨彝器之毁灭或未发见者何限，其中有无闰字非吾人所知也。殷与周初文字，非必悉载甲骨彝器，甲骨彝器即无闰字，当时果有闰字与否，亦非吾人所知也（《说文》无刘字、由字，如依马君之说，则汉室姓刘，《论语》之小大由之，亦悉后人伪造矣；况甲骨文字之残缺，尚不足与《说文》并论耶）。虞夏商与周初置闰之法，非必一律（或曰闰，或曰十三月）。殷与周初即无闰名，舜时果有闰与否，更非吾人所知也。然马君则断曰“舜之时安得有此字”矣（今《尧典》文经汉人翻译，马迁译文亦与他人少异，或《尧典》原文无闰字，而为十三月或其他字样，后人翻译时以闰字当之，亦未可知。故舜时即无闰字，亦尚未可疑《尧典》为后人为造，此说另详）。又如以《禹贡》言九州而《尧典》乃有十有二州，斥为不合。夫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区划，元之中书省与行中书省，多于宋之路矣。舜时是否画野分州，分州是否十二，虽不可知，固未能因《禹贡》言九州而斥为不合。又如言鼎之有无既不可必，则禹铸之说全无根据。夫有无既不可必，或无而禹不铸，或有而非禹铸，或有而为禹铸，亦皆未可必，何得云全无根据，此皆有背逻辑者也。镂为刚铁，汉人训释则然，非必《禹贡》本义。马君执郑义而生论，已属不智，又以春秋时美金恶金之分，谓古人先炼铜而后炼铁，不悟初民之炼铜铁，“皆逢遇得之，不豫校利钝而得之”。“员舆之上，产铁相属，铜稍阔稀，《管子·地员》曰：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虽其大会则然，铁固视铜为盛。以冶铸有难易，故兵器多任铜，而什器多任铁。《管子·海王》道铁官之数，其验也。”（太炎信史下文，凡引文皆断章取义）故铜器时代虽先于铁器时代，而铜器时代非必全无铁器，炼铜亦非必始于炼铁。马君拾西人唾余，轻下断语，失之肤浅矣。又如论九鼎下落，以史公记载互异，谓鼎之去迹无据。昔王充尝推论鼎未入秦，亦未没于泗水（《论衡·儒增》）。沈钦韩则讥“史公叙事自相乖谬”（《汉书疏证》卷十八）。近王先谦始明其不然。《封禅书》“秦灭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没于泗水彭城下”。盖史公所见记载，有此二说，未能断其是非，则两列之。《周本纪》、《秦本纪》取前说，而《始皇本纪》亦载泗水求鼎之事。王先谦曰：

当时列国分争，纪载互异，秦之灭周取鼎，自由时人揣度之词。而鼎实未入秦，沦没泗水，则系秦人传闻如此，故始皇有祷祠出鼎之事。全祖望以为浮河入渭，即至秦土，不得由泗，其说是也。（《汉书补注》二十五上。按《秦本纪正义》谓秦昭王取九鼎，一飞入泗水，余八入于秦中，太炎《理惑论》又谓钟鼎质重，载之及溺，所以秦致九鼎，沦入泗渊，皆不考地望，不究《史记》，而合不可通之异说，可为玩尔。）

其言谅矣。至鼎之下落，王充谓：“周亡之时，将军樛人众见鼎盗取，奸人铸烁以为他器。”苏轼谓：“周人毁鼎以缓祸，而假之神妖以为说。”沈钦韩谓：“九鼎之亡，周自亡之，虞大国之数甘心也，为宗社之殃。又当困乏时，销毁为货，谬云鼎亡耳。”《帝王世纪》载王赧登台避责事，沈说疑得其实（黄式三《周季编略》谓或者藏鼎而托言没，疑非其实）。马君所言，亦徒失之不考耳。

静安王氏尝以甲骨金石证史，倡为二重证据之论。及某君往见，以据古彝器或其他实物以改编东西周之史事为请，王氏默不置答。以某君不知古彝器中片段之记载，与史事有关者至鲜，由此等材料，虽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甚或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然“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也（皆王氏语）。马君甲骨彝器之学，未知视王氏何如。乃欲据昔人著录真伪莫明之一二彝器款识，否定古书之一切记载，概括中国之铜器时代，语云“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其斯之谓乎？余曩阅马君《石鼓为秦刻石考》，辞气与今文迥不类。意者马君或以此为对日人之讲演，行文之际，不惜掉以轻心，然日人轻视中国学术界久矣，使执马君此文以代表支那学者，马君思之，恐亦将踧踖不安矣。来者可追，窃愿国人之参与国际学术事业者，慎重立言，国家之地位，个人之荣誉，均利赖之矣。

本文系有感而作，故积极方面讨论较少。章君鸿钊有《中国铜器铁器时代沿革考》，附录所著石雅后，以五帝之初为始用铜器时代，夏商周三代为铜器全盛时代，虽其引证未能详赡，亦多可以讨论之处，然与马君文较，则不可同日语矣，阅者可参观。

本文成后，偶阅顾颉刚君《古史辨》，见胡君适之与顾颉刚书，述古史分期，顾君所认为“可以做我们建设信史的骨干”者，谓“商民族时期应该向甲骨文字的系统的研究里去寻史料”，而以商为新石器时代。是虽信甲骨文字，而不信其为金属器刻成，马君或亦受此种暗示，故另向彝器中觅证据，证明商为铜器时代，非石器时代。果尔，则马君贤于胡君顾君远矣，特不识胡君等亦有本领制造刻甲骨文字之石器否耳。

（《史学杂志》1930年第一卷第三期）

姚波

上古三大民族



蒙文通



江汉民族



《祭典》曰：“共工氏之霸九有也。”郑玄曰：“无录而王谓之霸，在太昊、炎帝之间。”刘向曰：“伏羲氏木德，共工承之以水，居木、火之间，霸而不王。”而《管子》曰：“共工之王。”则共工固尝王天下也。特以其行水德于木火之间，非其序也。故谓之霸，此羲、农间之共工也。《国语·周语》：“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韦昭曰：“共工氏伯者名戏，共工氏裔子句龙，佐黄帝为土官。”则黄帝时共工氏之子仕于位也。《文子》曰：“共工为水害，故颛顼诛之。”《史记·律书》：“颛顼有共工之陈以平水害。”文颖曰：“共工主水官，少昊氏衰，秉政作虐，故颛顼伐之。”《淮南子·原道训》亦说：“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是共工为少昊水官，而颛顼诛之。《周语》：“昔共工弃此道也。”贾逵曰：“共工，诸侯，炎帝之后，姜姓也。颛顼氏衰，共工氏侵陵诸侯，与高辛氏争而王。”《楚世家》曰：“共工氏作乱，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庚寅日诛重黎。”是颛顼、帝喾之间，共工氏又为乱，而高辛氏又诛之。《周书·史记解》：“昔有共工自贤，唐伐之，共工以亡。”《韩非·外储说》：“尧举兵而诛共工于幽州之都。”此尧之伐共工。《淮南子·本经训》：“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荀子·议兵篇》：“禹伐共工。”此舜、禹间之共工。高诱说：“共工伯于虙牺、神农之间，其后子孙任智刑以强，与黄帝之孙颛顼争位。”则共工固世为诸侯之强。自伏羲以来，下至伯禹，常为中国患，而共工固姜姓炎帝之裔也。《蜀王本纪》：“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帝，帝生卢保，亦号开明，开明帝下至五代有开明尚，始去帝号复称王也。”贾逵以“有穷历唐尧及夏，并以羿为号”，则累世共号，古固常有。自黄帝以迄于夏后，姬姓世有天下。《五帝本纪》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岂姜姓常叛不服，屡起而与姬姓争为帝耶？惟世远文湮，其详颇不可稽也。

《说文》说：“神农居姜水以为姓。”则女娲后之共工，岂当时尚未有姜姓耶？郑驳《五经异义》云：“炎帝姜姓，太昊所赐也。”《周语》说：“禹治水土，共工之从孙，四岳佐之，克厌帝心，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氏曰有夏。祚四岳国，赐姓曰姜，氏曰有吕。”或又以为周所赐吕尚姓，是姜之得姓，其说纷歧。远则太昊，近则周世，原无定说。共工霸于前，神农王于后，而炎帝继之。一姓而先后迭兴，以有天下。其族则同，其强可知。其得姓确起于何时，盖亦久而难明矣。《左传·文十八年》：“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谓之饕餮。”贾逵曰：“缙云氏，姜姓也，炎帝之苗裔，当黄帝时任缙云氏之官也。”郑玄云：“三苗为饕餮。”马融曰：“三苗，国名也，缙云氏之后为诸侯，盖饕餮也。”韦昭曰：“三苗，炎帝之后，诸侯共工也。”（此为《国语》注文，今本《国语》注无共工二字，此从《吕刑正义》引补）。则三苗亦姜姓而炎帝之裔。《后汉书·西羌传》固言：“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此盖窜三苗于三危之余孽耳。《春秋》有姜氏之戎亦然。韦昭曰：“三苗，九黎之后，高辛氏衰，三苗为乱。”郑玄云：“苗民谓九黎之裔也。九黎之君，于少昊氏衰，而弃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变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后。颛顼代少昊诛九黎，分流其子孙为三国，高辛之衰，又复九黎之德，尧兴又诛之，尧末又在朝，舜臣尧又窜之，后禹摄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诛之。”是在前者为九黎，高辛而后乃曰三苗，固一族而炎帝之胤也。高诱曰：“蚩尤，九黎君名。”韦昭曰：“九黎氏九人，蚩尤之徒也。”伪孔、马融说并同，郑玄曰：“蚩尤霸天下，黄帝所伐者。”《史记》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既曰神农氏弗能征，又曰炎帝欲侵陵诸侯，马迁殆亦疑炎、农非一人，疑以传疑，史迁并述之而莫能决也。《路史》则直以蚩尤为炎帝。而应劭曰：“蚩尤古天子。”郑玄曰：“蚩尤伯天下。”则蚩尤亦伯于轩辕之时，故曰蚩尤古天子，或又尝袭炎帝之号，比于共工氏之霸也。《文子》曰：“赤帝为火灾。”《淮南子·兵略训》说：“炎帝为火灾，故黄帝擒之。”《史记·律书》说：“黄帝有涿鹿之战以定火灾。”《五帝本纪》：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是火灾者蚩尤之所为，知蚩尤即炎帝也。《新书》言：“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故战于涿鹿之野，血流漂杵。”古称蚩尤兄弟八十一人，或云七十二人，亦云蚩尤大夫七十二人。宋衷曰：“蚩尤，神农臣也。”《管子》曰：“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又曰：“蚩尤为黄帝作五兵。”《越绝书》：“少昊治西方，蚩尤佐之，使主金。”马融曰：“蚩尤，少昊之末，九黎之君。”《诗谶》说：“蚩尤败，然后尧受命。”盖蚩尤之众，实繁有徒，有臣事神农者，有逐赤帝于涿鹿者，有黄帝杀之于中冀者，有为黄帝作五兵者，有佐少昊而主金者，有少昊之末而乱德者。《三朝记》又言：“蚩尤，庶人之贪者。”盖其族非一人，其传非一世，其间杰出之雄，乃宇少昊而霸中国，蚩尤既九黎之君，则亦姜姓之王天下者，又尝袭赤帝之号者也。《路史》固言蚩尤姜姓，其引《阴经》、《遁甲》，亦说蚩尤为炎帝之后也。

《命历序》：“炎帝号曰大庭氏。”皇侃、熊安生，又以伊耆氏即神农。《吕览·用民》称：“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归神农。”高诱曰：“夙沙，大庭之末世也。”《吕览·古乐篇》高诱注：“朱襄氏，古天子，炎帝之别号。”贾逵、韦昭并云：“烈山氏，炎帝号。”郑玄曰：“厉山氏，炎帝也，起于厉山，或曰有烈山氏。”《庄子》书有赫胥氏，注者谓即炎帝，祝融亦为炎帝，服虔以大庭氏为即葛天氏（见《路史》），则神农、炎帝、大庭、葛天、夙沙、朱襄、共工、蚩尤、九黎、三苗、伊耆、厉山、赫胥、祝融，皆一族也。《庄子·胠箧》称：昔者容成农之前。则数家亦尝王于太古。高诱注《淮南·道应训》则云：“伏羲、神农之间，有共工、宿沙霸天下者。”是宿沙亦尝霸于昔时，则一族之强盛略可睹矣。

《史记·五帝本纪》：“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淮南·修务训》注云：“三苗之国在彭蠡。”《韩诗外传》三、《说苑·君道》并云：“三苗氏，衡山在其南，岐山在其北，左洞庭之陂，右彭蠡之川，由此其险也，以其不服。”《帝王世纪》曰：“诸侯有苗氏处南蛮而不服，尧征而克之于丹水之浦。”《吕氏春秋》曰：“尧战于丹水之浦服南蛮。”《六韬》言：“尧与有苗战于丹水之浦。”盖此族世处南服，炎帝起于厉山。《后汉书·郡国志》注引盛宏之《荆州记》：“随县地有厉乡村，重山一穴，相传云是神农所生穴也。”《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厉山在随州随县北百里，山东有石穴，曰神农生于厉乡，所谓烈山氏。”则神农固起江汉之间，北上而有天下，都于陈，又徙鲁。《周书·尝麦解》云：“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昊，以临四方，司百工。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名之曰绝辔之野。”盖炎帝既由陈而徙鲁，及其衰也，蚩尤侵之。《归藏》言：“蚩尤出自洋水，登九淖，以伐空桑。”本师左庵言：“洋水即汉水上游漾水也。”则神农起自荆州，蚩尤更后至，来自梁州者也。蚩尤为暴，伐空桑，炎帝则以少昊之墟畀之，乃蚩尤逐炎帝于涿鹿。群书皆言黄帝杀蚩尤，《帝王世纪》则言：“炎帝戮蚩尤于中冀。”盖蚩尤强暴，炎黄联兵仅乃克之，此族兴于中国之西部，北上而入中部，遂有天下，又徙东入鲁，最后乃转入北部。曰九隅无遗，则蚩尤固奄有九有也。黄帝兴于熊耳，自别为西北民族，盖最后始兴，而能战胜西南共工炎帝之族，渐次南下，以征服神州大陆者也。

《文子》曰：“共工为水害，故颛顼灭之。”《史记·律书》：“颛顼有共工之陈以平水害。”文颖曰：“共工，水官也，少昊氏衰，秉政作虐。”是共工之为中国害，常用决水政策。《淮南·本经训》：“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通流，四海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树木。”南方之民习于水，多稻田，北方之民多麦田，不习于水，故炎族北侵，必决水以苦之，此所谓振滔洪水为水害也。《竹书纪年》：“帝尧十九年命共工治河。”文颖说：“共工，水官。”是共工固长于理水，黄族而强，则共工为之治水，黄族而弱，则共工决水以侵之。《周语》太子晋曰：“古之长民者，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昔共工氏弃此道也，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知共工之害天下，与鲧堙洪水同也。高诱《淮南·原道训》注云：“共工氏以水行霸于伏羲、神农间者也。”《管子·揆度篇》曰：“共工氏之王，水处十之七，陆处十之三，乘天势以隘制天下。”是共工之决水政策得逞，俾水七陆三，以隘制黄族，则以王以霸，共工之力不竞，则黄族之水害平而共工诛。其支庶或且入官黄族之朝而代之治水，故伯禹治水而四岳佐之，此其明验也。《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有也，有子曰句龙，为后土，能平九土。”此奠高山大川之效也。《淮南·原道训》曰：“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炎族北侵，利在变麦田为稻田，少昊之墟，沟渠交灌，易于决荡，以水驱敌，故炎族北侵，必自穷桑，鲁有大庭氏之库，是最古炎族北侵，亦在少昊之墟，变麦田为稻田，则黄族去而炎族至也。及禹平水土，尽力沟洫。《夏本纪》说：“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自是北人亦习于水田，而洪水之害永息也。

《周语》曰：“有崇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是鲧之治水，法于共工。《书》曰：“鲧堙洪水。”《礼》曰：“鲧障洪水而殛死。”曰障曰堙，此其遗法，盖颇为堤防，以资灌溉。其后共工之从孙佐禹治水。《淮南·本经训》说：“舜使禹疏三江五湖，辟伊阙，导瀍涧，平通沟陆，流注东海。”《孟子》书称：“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则禹一反鲧之旧法，曰决曰疏，俾水由地中行。《虞书》曰：“浚畎。”《论语》曰：“尽力沟洫。”明治水自决江疏河外，犹有沟洫农田之事，《书》传言：“沟渎壅遏，水为民害，田广不垦，则责之司空。”而伯禹治水实作司空，则治水为有农田之事可证，盖亦共工氏之所为也。《荀子·成相篇》言：“禹有功，抑下鸿，避除民害，逐共工。”是禹举一共工，逐一共工也。于是鸿水漏，九州干，而沧海立变为桑田，障之堙之，则桑田立变为沧海，悉由治水之人，举措间耳。由炎族黄族水事陆事之观察不同，而利害遂全相反也。《文子》：“赤帝为火灾。”盖即烈山泽而焚事。《淮南子·览冥》曰：“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帝王世纪》言：“女娲氏末，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伯而不王。”共工之伯九有，既在女娲之世，则所谓火炎、水浩洋者。其即共工氏之振洪水、烈山泽事耶。《吕氏春秋·荡兵篇》说：“兵所自来者久矣，黄、炎故用水火也，共工氏故次作难矣，五帝故相与争也。”此足证上古利用水火以为战，黄、炎、共工皆用之。自女娲以迄虞夏，所谓平水害、定火灾者皆战伐之事也。然女娲所平者仅冀州一区，而共工则奄有九有，则女娲之承伏羲，仅保冀州耳。既曰共工俶乱天常，窃保冀方，则冀州一隅，共工氏亦尝窃有之，非女娲之所能全有，至黄帝命应龙攻蚩尤于冀州之野，杀蚩尤于中冀，岂炎族北侵，先后皆仅达于九河而止。盖冀州以过，决水非易，故他族得保其地也。《楚辞》曰：“康回凭怒，地何故以东南倾？”王逸曰：“康回，共工氏之名。”《淮南子·原道》：“昔共工氏之力，触不周之山，使地东南倾，与颛顼争为帝，遂潜于渊，宗族残灭，继嗣绝祀。”《汲冢琐语》子产曰：“昔共工之卿曰浮游，既败于颛顼，自沉淮渊。”此触不周之山，盖堕高事，东南故多水，盖振滔洪水于北方，遂若地之倾于东南，潜于渊者，是其君臣泅泳而去，是洪水为人患，非天灾，共工之乱息而洪水止也。



河洛民族



《五帝本纪》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此明黄帝以下，自另一族，黄帝号有熊氏。皇甫谧言：“有熊，今河南新郑县也。”盖起于河、洛之间，是西北民族也。而《史记》言：“黄帝披山通道，未尝宁居，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则西北为游猎民族，为行国也。共工能平治水土，神农教稼穑。九黎，群书或作犁，九犁、三苗，盖意均谓农稼，则西南民族为农稼民族，为居国。《帝王世纪》言：“黄帝扰驯猛兽，与神农战于阪泉之野。”《史记》说：“教熊、罴、貔、貅、、虎。”是亦游牧民族所能之事。此两大民族，一游猎，为行国，一耕稼，为居国，累世争战，实占中国上古民族之主要部分。依《庄子》、《六韬》所称，则大庭、轩辕、共工，已迭王于无怀、伏羲之前，自伏羲以来，姜氏之族又尝为患于南方，共工、神农、炎帝、蚩尤，且北上而奄有天下。今以研究便利之故，姑名此族为炎族。黄帝既败炎帝，杀蚩尤，君临北方，历五帝三代，渐奄有南土，此姬氏之族，姑名为黄族。盖《周语》尝曰：“炎黄之后也。”群书炎帝赤帝互称，殆炎之篆文为，赤之篆文为，形近义通，则名炎族曰赤族亦可。盖西南民族，面色赤铜，故曰赤。西北民族面黄，故曰黄。今暂以黄族之名，代表北方游猎民族。赤族之名，代表南方农稼民族耳。曰六十四姓，曰七十二姓，曰百三十三姓，中国部落时代，民族实繁，其势力相敌，对抗形势显著者。惟此二族，兹特就可考者言之耳。

曰：遂人教民熟食，始王天下者。曰：作网罟以田以渔，取牺牲，故天下号曰牺。自遂人始王，迄于伏羲，其疆域四至，群书无征，岂以游猎民族，迁徙不常，无疆域之可言耶？《春秋命历序》言：“神农始立地形，甄度四海远近，山川林薮所至，东西九十万里，南北八十二万里。”古之尺度无征，要不免于夸诞，然立国的有封疆，要始神农，则可考也。《淮南子·主术训》：“昔者神农氏之治天下也。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至旸谷，西至三危。”殆至神农，封域始可得而言，则其先殆皆行国，至炎族而始建居国也。共工振滔洪水，则以薄空桑。《淮南子》：“神农自陈徙鲁。”《帝王世纪》言：“榆罔居空桑，故《归藏·启筮》言蚩尤伐空桑，帝所居也。”炎族北侵，必走空桑。蚩尤伐空桑，赤帝则使宇于少昊，即以少昊之虚界之。蚩尤又逐帝争于涿鹿之阿，则黄族之地日蹙，蚩尤与赤帝内讧不已，遂为黄帝所乘，炎帝遂失天下，其一部缙云、蚩尤之属，遂服臣黄帝。《史记》言：“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荆州记》：“顺阳，益阳县东北有熊耳山，东西各一峰，如熊耳状，因以为名，齐桓公、太史公并登之，或云弘农，非也。”《括地志》云：“熊耳山在商州洛县，齐桓公登之以望江汉也，湘山在岳州巴陵县。”则熊湘、江汉之南，犹为炎族割据。《新语》言：“炎帝、黄帝各有天下之半，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故战于涿鹿之野。”此其分有中国之证。若《史记》言：“黄帝合符釜山。”更以见黄帝之徒足帅北方诸侯而已。《孙子·行军篇》云：“凡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蒋子《万机论》云：“黄帝初立，养性爱民，不好战伐，而四帝各以方色称号，交共谋之，边城日警，介胄不释，黄帝叹曰：‘今处民萌之上，而四盗抗衡，递震于师，何以哉。’乃正四军，遂即营垒以灭四帝而有天下。”明黄帝初兴，四围皆有外族逼处，立国其如此之辛勤也。《帝王世纪》言：“黄帝凡五十二战而天下大服。”然黄帝力之战经营之结果，亦仅足蹙炎族势力于江汉以南而已。蚩尤与炎帝内讧，黄帝乃得乘，炎黄联军，始能克蚩尤，又进而克炎帝，又进而至穷桑，始登帝位，复五十二战而天下乃服，犹仅南至江汉耳，则炎族之强又可见也。

黄族自黄帝而后，要以颛顼最为杰出。郑玄曰：“颛顼代少昊，诛九黎，分流其子孙为三国。”盖炎族自是遂不可复振也。《楚世家》言：“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此亦以炎族制炎族之法，亦与黄帝之乘炎族内讧而兴，其事无异。盖一举而共工、重黎并削弱也。伯禹治水，共工从孙四岳佐之。《荀子·成相》言：“禹有功，抑下鸿，避除民害逐共工。”是禹亦擢一共工，而逐一共工也。黄帝南侵，仅及江汉，而颛顼更并江汉以南，以尽于海。《五帝本纪》说：“颛顼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日月所照，莫不砥属。”则疆宇始可比隆于炎帝也。《通典》曰：“若颛顼之所建，帝喾受之，创制九州，统领万国。”《帝王世纪》亦以建万国，制九州，为颛顼事，则建设力之强也。殆奄有南服后，制炎族之一大设施，而开中国建九州之始者也。《左传·昭十七年传》郯子曰：昔者黄帝氏以云纪，炎帝氏以火纪，共工氏以水纪，太昊氏以龙纪，少昊纪于鸟。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亦足见古之设官命名，多荒陋，听于神，而颛顼切于实事，听于民，则可以为治理也。《昭二十九年传》蔡墨曰：“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后土为社，稷为田正。”《文七年传》：“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谓此五官与田正也。《汉书·百官公卿表》说：“自颛顼以来，为民师而命以民事，有重黎、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之官。”应劭注：“颛顼不能纪远，始以职事命官也。春官为木正，夏官为火正，秋官为金正，冬官为水正，中官为土正。”是颛顼纪于近而命以民事，即此六府是也。服虔说：“少昊之前，天子之号，象其德，百官之号，象其征。颛顼以来天子之号，因其地，百官之号，因其事。”应氏、服氏，皆义符班固。《夏书》：“六府孔修。”则历虞、夏尚循六府之政，而师颛顼之制也。孔疏及近儒黄以周亦并谓五官是颛顼之官，《帝王世纪》以五行之官，属之帝俈，非也。《楚语》曰：“少昊之衰，九黎乱德，民神糅杂，不可方物。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重黎六府，果创自颛顼，而颛顼之脱离神道，纪于民事，乃正以绝炎族也。《吕刑》：“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于降格。”郑义以皇帝为颛顼也。则谓炎族衰于颛顼，亦无不可，下迄唐虞，炎族支庶益多，或叛或服。许慎说：“缙云相黄，共承高辛。”则缙云、共工，已仕于黄帝、帝俈之朝。韦昭说：“共工从孙为四岳之官，掌帅诸侯，助禹治水。”是至太岳佐夏，命以侯伯，而南人遂不复反也。

凡六经百家皆美称尧、舜禅让，而高辛、高阳之受国若何，则无确说。《白虎通义》言：“五帝无有天下之号何，五帝德大能禅，以民为子，成于天下，无为立号也。或曰帝俈有天下号曰高辛，颛顼有天下号曰高阳，黄帝有天下号曰有熊。”班氏之并存二说曰禅，曰非禅，莫可决也。而《吕氏春秋》曰：“五帝固相与争也。”苟五帝亦禅让得之，则又何独尧、舜为可称，若以征诛得之，则五帝圣人，岂能涂炭苍生以攘大位。夫既曰：“少昊氏衰，九黎乱德，颛顼代昊诛九黎。”（郑玄说）“颛顼氏衰，共工侵陵诸侯，与高辛氏争而王。”（贾逵说）“高辛氏衰，三苗又为乱，尧诛之。”（韦昭说）夫既曰某某氏衰，则其为后嗣末世可知也，则《命历序》说：“炎帝号大庭氏，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岁。黄帝一曰轩辕，传十世，一千五百二十岁。次曰帝宣，曰少昊，一曰金天氏，则穹桑氏，传八世，五百岁。次曰颛顼，则高阳氏，传九世，三百五十岁。次是帝喾，即高辛氏，传十世，四百岁。”至五帝各传数十世，或数百千年，与三代代兴，其事无异，盖每际黄族中微，而炎族又起而乘之，更互而王。《周语》称：“王无亦鉴于苗黎之王。”则颛顼以来，九黎三苗，固称王也。五帝之有天下，其皆诛绝炎族以得之耶。自伏羲以来，有共工之王，宿沙之霸，至神农而王，至炎帝而王，蚩尤又霸。轩辕之前则如此，轩辕之后复如彼，则二族迭雄，略可见也。诸书皆言共工之霸，管子独以王言之，谯周以炎、农为二人，亦取证于《管子》。《纬书》独有五帝各数百年之说，郑玄、谯周采用之。《纬书》，齐学也；管子，齐人也。将炎族所传独与黄族异耶。《史记》曰：“于是秦策出焉。”《风俗通》曰：“秦谶出焉。”《史记·鸟赋》言：“策言其度。”《汉书》作：“谶言其度。”则谶书即古之策书，所谓名在诸侯之策，是诚旧史，其说要可信也。

共工、三苗、伯鲧三人为一朋以抗舜，舜诛四凶野死苍梧，则伯禹与三苗之故耶。伯禹治水而共工从孙四岳佐之，长帅诸侯，佐禹治水，命以侯伯。盖炎、黄二族，以是之故，和乐日臻。自禹之后，共工、黎、苗，无复争乱，禹合诸侯于涂山，又合于会稽，皆深入江淮以南。《吴越春秋》：“禹巡天下，登茅山以朝鲜臣，乃大会计，更名茅山为会稽山，亦曰苗山。”盖即苗族之巢穴也。于是姜姓而国于北，姬姓而国于南，不可胜计，炎、黄二族，遂渐混为一家。《虞书》曰“窜三苗于三危”，又曰“分北三苗”，见苗民之携贰也。《夏书》曰：“三危既宅，三苗丕叙。”见苗民之融洽也。是尤炎、黄二族，至夏遂和辑之验，自炎黄以迄唐虞，始则南北二族，文化各殊，及接触既久，渐以孕育新文化，及于伯禹，遂大成熟，而灿然有辉。风、姜、姬氏融和为一，统曰诸夏，以别于四夷未进化之族。穷桑、胥沙、共工、轩辕，民族之名，皆晦而莫见，合诸小民族为一大民族。即以伯禹朝代之名，为此种民族之名，以别于四围蛮野之民族。此固华夏之名所由起耶。



海岱民族



郑玄注《通卦验》云：“遂人，风姓也。”而伏羲、女娲亦风姓，盖炎黄二帝之前，王中国，风姓为独多耶。《左氏·僖二十一年传》：“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昊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太昊之胤，胥国于济兖之间，知风姓诚东方之民族也。《命历序》言：“自开辟至获麟分为十纪，一曰九头纪，二曰五龙纪，又曰人皇九头，提羽盖，乘云车，出旸谷，分九河。”《易纬》注：“遂人谓人皇。”而旸谷九河，并东方地，是遂人九头之出于东方可证也。又云：“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五姓同期，俱驾龙，号曰五龙。皇伯登出榑桑日之阳，驾六蜚龙，次民氏没，辰放氏作，渠头四乳，驾六蜚麟，出地郣，治二百五十岁。”宋均注：“辰放，皇氏屈之名也。”则次民为皇伯登之名也。又曰：“昔辰放治世，离光次之，号曰皇覃，锐头日角，驾六凤凰，出地衡，在位三百五十岁。黄神氏，或曰黄袜，黄头大腹，号曰皇次，驾六蜚麋，三百四十岁。神氏次之，号曰皇神，出长淮，驾六蜚羊，政三百岁，五叶千五百岁。”文多脱落，不可具知。要此盖五龙纪之五皇也。皇伯登出榑桑日之阳，皇次屈出地郣，《说文》，郣海地。皇神出长淮，是五龙之世，亦立国海渤江淮之间，而往来于榑桑者也。九头五龙胥往来于旸谷榑桑。而散布于渤于淮，谅亦沿海岸线而蕃殖者。《遁甲开山记》说：“石楼山在瑯琊，昔有巢氏治此山南。”明遂古之王者，多在东方沿海一带。故《易》曰：“帝出乎震。”正以此也。《史记》云：“泰帝兴，神鼎一。”师古曰：“泰帝即太昊伏羲氏。”《史记》又云：“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正义》以“太帝即太昊伏羲氏”。《庄子》曰：“有虞氏不及泰氏。”是亦指太昊言也。古又谓之苍帝，今姑名此海岱民族为泰族，亦犹江淮民族以炎帝而姑名为炎族，河洛民族以黄帝而姑名为黄族也。

郑玄注《易纬通卦验》云：“遂人谓人皇。”《路史》注引《春秋纬》云：“天皇、地皇、人皇，兄弟九人，分长天下。”明人皇即遂人，而始王天下者。自《春秋命历序》以下皆言“天皇十二头，被迹在柱州昆仑山下，地皇十一头，兴于熊耳龙门山，人皇九头，出旸谷，分九河”。《春秋繁露》言：“三皇抵车出谷口。”是又不独人皇为出谷口，而天皇地皇亦出旸谷而西徙，则天皇治乎西鄙，地皇长于中都，人皇帅于东部，风姓之族先于炎黄二族居于中国，当即为中国旧来土著之民。自东而西，九州之土，皆其所长。及其后世，炎族起于西南，黄族起于西北，而风姓之国，夷灭殆尽。逮于春秋，惟任、宿、须句、颛臾四国而已，而海岱之间，实为其根据地。故伏羲陵在山阳，女娲陵在任城，方其盛时，势力西渐，熊耳、昆仑皆入版籍，故曰被迹在柱州。《含神雾》说：“遂人之世有大人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宓牺。”郑玄云：“雷夏，兖州泽。”《水经注》：“雷泽在成阳故城西北十余里，昔华胥履大人迹处。”（《帝王世纪》以下误成阳为成纪，故或言在汉阳，在陇西，误矣。）而伏羲都陈，亦泰族西渐之迹，离光氏出地衡，岂亦泰族南侵及于湘沅之证，及其衰微，惟退保有济而已。炎黄二族之民，于文化各有造制，淳于俊说：“伏羲因遂皇之图以制卦。”则遂人以来亦有创述，夫创作者本非一人一时之所能大就，而言古史者均以创作之功归之羲、农、黄帝三人者，殆以三人者于族中最为杰出。泰族之所创作，悉以归之伏羲；炎族之所创作，悉以归之神农；黄族之所创述，悉以归之黄帝耳。

《五经通义》言：“王者受命易姓，报功告成，必于岱宗。”《白虎通义》言：“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河，教告之义也。”岂以少昊之墟，为遂古得失天下之决战地，故占有鲁地者即为易姓之王，必刻石纪功于泰山耶。《魏书》言：“乌丸之俗，以死者神灵归乎赤山，如中国人以死者之魂神归泰山也。”泰山为死者魂神所归，盖亦少昊之墟，为古代群雄决战地之明证。盖海岱之间，为泰族之根据地，而群雄角逐之场，据有泰山者即有天下，行封禅以明得意耳。况复炎族北侵，必经穷（空）桑，三族接触于此最繁。地虽偏于海隅，而实为政治战争中心也。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蚩尤又伐空桑，神农自陈徙鲁，鲁有大庭氏之库，是在昔为大庭之都，有巢氏治石楼山在瑯琊，皆足见东方固政治战争之中心，为上世我先民之所聚处，河洛之繁荣乃在后，远不足与侔也。夫旸谷扶桑，固九夷之居，即徐土淮，亦东夷地。而此谓泰族实往来海上，游居于斯者。《五帝本纪》言：“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邱，就时负夏。”此皆泰族走集之地，悉在海岱、河济之间。而《韩非子·说难一》谓：“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则河济之间，尚为东夷地，而况扶桑嵎夷之际。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则凡舜所耕稼陶渔，皆东夷地，舜且东夷之人也。《史记》：“吕尚者，东海上人。”《国策》言：“太公望，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雠不庸。”而《吕氏春秋》言：“太公望，东夷之士也。”亦北至棘津，西至朝歌，皆东夷之地。则泰族与东夷之关系，可以明也。《左氏·昭四年传》：“夏桀为仍之会，有缗叛之；商纣为黎之搜，东夷叛之。”注者谓均是东夷国，而仍即风姓之任国，则泰族与东夷同支，进化或为先耳。而东夷则仍保其椎朴，是负夏、河滨、雷泽亦东夷之居。扶桑、旸谷、嵎夷亦泰族往来之地，泰族、九夷，要之盖一族也。

范蔚宗说：“东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昔尧命羲仲，宅是嵎夷，曰旸谷，盖日之所出也。赞曰：宅是嵎夷，曰乃旸谷。巢山潜海，厥区九族。”皇侃说：“九夷：玄菟、乐浪、高丽、满饰、凫臾、索家、东屠、倭人、天鄙。”范说别其种，皇说别其地。皇亦据《后汉书》以海东为九夷，《前汉志》说：“孔子悼道不行，设桴于海，欲居九夷。”是亦以海东为九夷，皮鹿门以《尧典》之“宅嵎夷”。《史记》作“郁夷”，《毛诗》之周道倭迟，《汉书》作“郁夷”，则“嵎夷”、“郁夷”、“倭夷”一也。而三岛三韩，皆我先民游处之地，此《尔雅》所谓东至于泰远者也。是北自嵎夷，经齐之海嵎，而南至封嵎之山，莫非泰族同支聚处之地，后遂沦陷不属于我也。《说文》以嵎夷在辽西。岂以后日益西徙，乃举东方地而委之？遂以辽西为嵎夷耶。《尚书》：“宅嵎夷曰旸谷。”而遂皇出旸谷分九河，嵎夷在辽西，九河在兖州，则旸谷可求也。盖即幼海之滨者近是。而《海外东经》、《大荒东经》并云：“汤谷上有扶桑。”则扶桑又当于汤谷上求之，则三韩正是扶桑之地。《南史·东夷传》慧深云：“扶桑国贵人第一者为对卢，第二者为小对卢。”《三国志》说：“高丽其官有对卢。”（《旧唐书》“高丽其官大者号大对卢”）慧深说：“扶桑之俗，其婚姻则婿住女家门外作屋，相说乃成婚。”而《三国志》言：“高丽其俗作婚姻，女家作小屋于大屋后，名婿屋。”斯足验高丽之事，同于扶桑，则高丽亦扶桑也。西人希勒格证扶桑即今之桦太，是三韩迤东，皆古所谓扶桑也。《说文》言：“日初出东方汤谷，所登扶桑叒木也。”则汤谷更在扶桑之东，则汤谷扶桑，括地最广，皆昔为九夷之居，而我先民同支所游处也。《后汉书·东夷传》：“高驹丽，其国东有穴，号曰燧神，以十月迎而祭之。”将即出自汤谷扶桑之人皇遂人耳。《左氏·昭十七年传》：“宋，大辰之虚也。陈，太昊之虚也。郑，祝融之虚也。卫，颛顼之虚也。”中国王者，古无大辰，而《三国志·东夷传》谓：“辰韩，古之辰国也。”《后汉书》以“三韩七十八国，各在山海间，地合方四千余里，东西以海为限，皆古之辰国也。马韩最大，共立其种为辰王”。辰之号沿自古昔，与宋为大辰，傥有关耶。

《帝王世纪》言：“少昊氏自穷（空）桑登帝位，后徙曲阜，于周为鲁，穷（空）桑在鲁北，或云穷（空）桑即曲阜也。黄帝自穷（空）桑登帝位，后徙曲阜。”干宝言：“征在生孔子于空桑之地，在鲁南山之穴。”高诱注《淮南》云：“空桑，地名，在鲁。”此皇甫士安“穷（空）桑即曲阜”之说也。《思玄赋》旧注云：“少昊居穷（空）桑，在鲁北。”此皇甫“穷（空）桑在鲁北”之说也。《东山经》云：“空桑之山，北临食水。”此鲁之空桑。《北山经》云：“空桑之山，空桑之水出焉，东流注于滹沱。”此赵之空桑。而郭璞于此注云：“上已有此山，疑同名。”则《山经》共有三空桑，而今本逸其一。《古史考》言：“伊尹产于空桑。”倘又更一空桑也。则地之得空桑名者实广，亦犹扶桑。《启筮》云：“空桑之苍苍，八极之既张，乃有夫羲和。”又曰“羲和之子，出于旸谷”。则空桑亦距旸谷，曰苍苍，曰八极，则空桑自属旷野平陆，自赵之空桑以及于鲁之空桑，凡兖州桑士之野，徐州蒙羽之野，临乎旸谷之上者，皆得空桑之名。旸谷而东曰扶桑即榑桑，西曰空桑即穷桑，汤谷、扶桑、空桑，三名皆括地最广可知也。伏羲作琴瑟，为网罟，宜泰族于古即能用桑。故兖州曰桑土，卫风曰桑田，曰桑中，曰桑落，皆卫地宜桑之证。曰扶桑，曰空桑，知亦业桑之谓也。穷（空）桑之地既广，则黄帝、少昊之自穷（空）桑徙曲阜，谓自北地穷（空）桑来也。《世本》言：“周公居少昊之虚，炀公徙鲁。”是周公初封亦不在曲阜。《郡国志》：“鲁国，古奄国。”奄至成王始残之以封伯禽。则周公居少昊之虚，曲阜鲁尚为奄有，周公乌得居之？至炀公徙鲁，则以奄之灭久矣，鲁已得有其地也。《启筮》言：“蚩尤伐空桑。”《周书》言：“赤帝命蚩尤宇于少昊，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淮南子》：“共工振滔鸿水，以薄空桑。”女娲之世，共工以强霸，火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亦以二渠九河之间，地居黄河下流，乃可以振滔鸿水，故蚩尤、共工之战，悉在争黄河下游一带。见穷（空）桑少昊之虚，实二渠九河之地，为古代驰逐之场。而建都则于曲阜，盖九河水草丰美，为耕牧之乡，而曲阜负泰山，据街路，为战守之地。自遂人以来，出旸谷，分九河，以生息于斯，则中国大陆，古代人迹始居之地，可考见者即在九河。至近世1921年北京齿之发见，西人盖以人类遗骸之发见，未有古于此齿者，或言至今五六十万年，或言且百万年，最初人类之导源，且欲于中国见之，则九河之地，固东亚有人类最早之域也。昔我先民生息于斯，或东去扶桑，或南走空桑，要以黄河入海之区，为泰族导源之地，及往来海上，日益频繁，又沿黄河而入上游，而曲阜一隅，遂处天下之中，为午道，为街路，而渐以南移，是我先民栖息九河者在遂人之时，扼据曲阜者在伏羲之后也。

北方之九夷，即此泰族也。而南方之夷可知，其在周世徐、奄、淮夷、巢及群舒，皆所谓夷。淮夷、徐、奄嬴姓，巢及群舒偃姓，皆少昊皋陶之胤也。少昊皋陶之后为东夷，属泰族，则少昊皋陶亦东夷为泰族也。徐偃王之仁而无权而好怪，尤与泰族之国民性合，知其先后一系皆泰族也。《古史考》说：“穷（空）桑氏，嬴姓也，能修太昊之法，宗师太昊之道，故曰少昊。”则少昊诚非黄帝之子而太昊之裔也。《山海经》言“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是少昊固国于东海之外者。《周书》言：“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乃命少昊谓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曰质。”盖风姓之族，被迫于炎族，乃退出海岱之间，逊居东海之外，炎族中微，而风姓遂再济穷（空）桑，复得重有海岱之间，并立为东帝，海岱以西，非其所有，故《五帝德》、《帝系姓》不叙少昊于五帝之列，徒谓之曰穷（空）桑帝。贾逵言：“处穷（空）桑以为帝，故天下号之曰穷（空）桑帝。”盖其大部国土，乃在东海之外，在中国者不过海岱一隅而已，是太昊、少昊皆东方民族，有足验也。《盐铁论·结和篇》大夫曰：“轩辕战涿鹿，杀两曎、蚩尤，而为帝，以战成功。”象山陈先生说：“两曎之曎当作皞，蚩尤，少昊当时同乱者，又有太昊之裔。”则于时炎族内讧，各倚外援以求逞，神农、蚩尤争称炎帝，神农说于黄帝，蚩尤亦结两昊，以战于涿鹿，而少昊、蚩尤并就屠，蚩尤之徒，既屈伏而为黄帝主兵，少昊之徒，亦有为黄帝帅鸟师者。《越绝书》：“少昊治西方，蚩尤佐之。”则亡国之虏，犹狼狈相依，力屈势穷，而迁逐由人者也。则称帝穷（空）桑以战死于涿鹿者，此东方前之少昊，居西方者乃后之少昊，又别一人也。《拾遗记》说：“泰皇，庖牺国号，所都之国，有华胥之洲。”此与以华胥为庖牺母之说不同，是亦太昊之国，兼及溟海之中，故曰有华胥之洲。《论语摘辅象》“伏羲六佐，仲起为洲陆，阳侯为江海”。斯亦伏戏奄有海上之证，则太昊之国固亦有一部在东海中，而兼有此神州大陆也。

（蒙文通：《古史甄微》，《民国丛书》第一编第76册，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影印）

姚波

三皇五帝说探源



蒙文通 缪凤林



一、蒙文通与缪凤林书



赞虞兄足下：前在内院，兄谈及三皇五帝之说，起于后世。弟迩思此事，颇有所疑，但未敢作成定说。今谨贡管窥，以待教正。考谷永言：“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师古曰：“三谓三皇，五谓五帝。”则三皇五帝之说，起自晚周，汉师固已言之也。《郊祀志》有梁巫、晋巫、秦巫、荆巫、晋巫祠五帝。亳人谬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是五帝本神祇，而赤熛怒、白招矩等，则其帝之名也。郑玄以太一者北辰之神名，宋均谓是北极神之别名，是北辰之神一，而五帝之神佐之。武帝时人有上书，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泰一。是天地之神，又并北辰之神而三。秦博士言古者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则三皇之说，本于三一。五帝固神祇。三皇亦本神祇，初谓神不谓人也。世或据《春秋后语》欲易泰皇为人皇，而不知泰皇之说，出自泰一，人皇之名，又出自泰皇耳。郑玄注《中候》言德合北辰者称皇，德合五帝佐星者称帝，尤为三五之说本于天神之显证。帝之与皇，固无关于人事也。方皇帝说之初起，皇则一而帝五，及郑注《中候》，又列少昊于五帝，则又皇三而帝六，弥附会而弥离本也。最周秦书之不涉疑伪者而论之，《孟子》而上，皆惟言三王，自荀卿以来，始言五帝，《庄子》、《吕氏春秋》乃言三皇。以陆德明之言考之，则《庄子》书亦多有非漆园作者，离出其间；则战国之初，惟说三王；及于中叶，乃言五帝；及于秦世，乃言三皇。在前世皆言忠敬文三统，子丑寅三正，谓王者三而复，自不容有五运说五而复之义以问之。言五帝当自驺衍氏之后也。

诗书中自昔称上帝，盖皆谓昊天上帝也，尧、舜、帝乙之称帝，则皆殁而臣子尊之，史氏述之，然后王者有帝号，谓配天耳。故曰稽古同天，以称帝为同天，是帝为天之专名，而假之以尊王者也。昊天上帝惟一，而古之王者备五帝，于义何居？昔者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亦帝一而配一。则天有五帝，古之王者有五帝，皆非西周之说可知也。又与三统之说不并容，是不特皇之说原始为一而非三，即帝之说在上世亦为一而非五也。自驺子言五德之运，盖五帝之说因之而兴。五运之说与三统之说不并行，则五帝之说与三王之说不两立也。《郊祀志》言：“自齐威、宣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又言：“秦始皇帝既即位，或曰黄帝得土德、夏得木德、殷得金德、周得火德，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此即始皇之所采用，知即齐人之所奏，驺子之说也。驺子并黄帝夏殷周以言五运，知驺子据三王以言五运，当是以五运之说易三统，故曰五帝三王之说不并容，先五帝而以夏商周三王属于其后。外三王而言五帝者，后起之讹说也。据三王以言五运，不数颛顼、帝俈、尧、舜，此《白虎通》五帝无有天下之号之说，《大戴礼》五帝皆同姓之说也。列颛顼、帝俈、尧、舜于五帝，此《白虎通》五帝皆有立天下之号之说，《命历序》五帝各传十数世之说也。外三王而言五帝，非驺子之说，驺子之说五运据三王，则五运之说自驺子，而五帝之说且不必自驺子。知《孟子》以前，言三王自不宜言五帝又审矣。

自驺子五运之说起，而五帝之说兴。秦襄公作西畤，祠白帝少昊，秦宣公作密畤祠青帝，秦灵公作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青帝不必即伏羲，则炎黄亦不必即列山有熊。逮秦之亡，而五帝之祠未具。备五畤自高帝，见秦人五帝说之以渐而起也。方秦祠本具五畤之时，而晋之巫祠五帝。荀卿为赵之儒者言五帝，《周官》亦言五帝。吾故曰《周官》三晋之书也，是亦一证也。东方之人言王者五德终始，而西方则谓既以王者配上帝，王者五而复，则上帝亦五其神。天有五帝，上世之王者亦五帝。巫之五帝，史之五帝，乃次第起也。李斯言古者五帝，地方千里，是于时五帝之皆为古天子也。《月令》吕不韦作，秦人之学，于时求五帝于五畤不能备，则以颛顼承之。旧盖有以共工当黑帝者，以居水火之间非序而绌之，既承以颛顼，则一姓而再兴也。勾芒、蓐收之属，实颛顼之六官，于是亦为祠享之神。吕氏、驺子所述各不同，其所自来者本各异，东西固殊途也。《孙子·行军篇》：“凡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蒋子《万机论》：“黄帝初立，不好战伐，而四帝各以方色称号交共谋之。”此以黄帝与四帝并时有五帝，此五帝说之最早者，与齐秦之说各不同，别为吴楚之说。五帝说始见《孙子》，三皇说始见《庄子》，岂三五皆南方之说，驺子取之而别为之释，乃渐遍于东方北方耶。秦之五畤，本以渐起。驺衍之说，下据三王。则晋巫之言五帝，其即杂取齐秦之说以立义耶。帝固独贵之神，今乃有五，则不能不有尤贵者焉。《周官·春官·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则五帝之外，更有上帝，五帝上帝之说，自三晋始也。又一变而为泰一，为三一，为三皇，又去古义益远也。三皇之说既起，前世既以古之王者配五帝，则又自然必以古之王者配三皇。黄帝为五帝之本，不可以配三皇，惟伏羲、神农前乎此，可以为皇耳。故《淮南子》称“泰古二皇，得道之纪”。说者谓二皇羲、农也。而三皇终缺其一，巫则三皇，史则二皇，于是各家以意取古王者补之。自《潜夫论》、《白虎通》、《风俗通》以观，诸家言三皇皆称伏羲、神农，此诸家之所同。其一则或曰女娲，曰遂人，曰祝融，曰共工，遂各不同，此诸家之所异也。其同其异之间，而三皇说逐渐发展之迹可求也。帝本为昊天之神，而皇不过赞天神之词耳。《诗》曰：“皇皇上帝。”皇矣上帝，后乃帝前有皇号，诚可哂也。羲、农既跻于三皇，则《月令》之五帝俄空焉，则以帝俈、尧、舜备之。故《尚书中候》五帝有六，五帝终不可有六也，则又绌少昊。故《大戴》史公五帝之说，此诚源秦晋而次第转变最后之说也。及伪孔安国、皇甫士安乃以羲、农、黄帝言三皇，少昊、颛顼、帝俈、尧、舜言五帝，至是而三皇五帝之说乃略定，然其无当于义犹昔也。《郊祀志》言武帝欲仿黄帝，以接神人道蓬莱高世比德于九皇。是当时三皇之说未定，而九皇之说又起。《郊祀志》雍有日月、参辰、风伯、雨师、四海、九臣、十四臣、诸布、诸严之属，百有余庙。皮鹿门以十四臣为六十四臣之脱误，当是九皇之臣，六十四民之臣。是知九皇六十四民，在秦本属雍庙，入汉亦为古之王者也。董仲舒据三皇以言九皇，故神农在九皇，亦犹驺衍据三王以言五运；以九皇之说代三皇，九皇三皇，说不两立，亦犹五德三正，说不并容。自汉以来，序三王于五帝之后，入东汉又叙九皇于三皇之前，是并不正义耳。然自魏晋以来，九皇六十四民之说，又已久湮而无知者也。前撰《古史甄微》，于三皇五帝之说，但疏其流，未探源穴。得兄一言之发，今推其事如此，知多疏舛。惟兄精思博识，希有以教之，正其误失，将持以补前稿之未逮，敬祈不吝金玉为幸。专此上达。顺颂

撰安 弟蒙文通顿首 九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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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缪凤林复蒙文通书



文通兄左右：奉读大札，倾佩无似。三五之说，起自晚周。刘道原《外纪》、崔武承《考信录》辨之甚详。弟曩读其书，颇韪其说。嗣阅日人星野恒（故东京帝大文科教授）《三皇五帝考》（见《史学杂志》第二十编第五号），于汉师异说、帝皇名义及汉师所以相异之故，言之尤繁。然皆但疏其流，未探其奥。大札独穷源竟委，明其因而究其变，如是如是，叹未曾有。惟言三五之说，本之天神；三皇之说，出自三一；五帝之祠，始于晋巫；东方五帝之说，因五运而兴；驺子据三王言五运，故五帝之说与三王之说不两立；外三王而言五帝，后起之讹说；西方以古之王者配五帝，列颛顼于神之五帝，始于《吕览》；五帝皆为古天子，说始李斯；《大戴》史公五帝之说，源秦晋而次第转变；弟意窃疑有未安。考《鲁语》展禽言：“有虞氏、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商人禘舜而祖契，周人禘俈而郊稷，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为明质也。”此或出周人传说。然宗教之进化，始也以物为神，继则以人为神。以人为神，其神化之度，又随时而进。展禽所云列在祀典者，皆以人为神，而神化未深者也。王室有神，侯国或亦取有功烈之先民曾居其地或止其地者以为国神，国神之势力随国力而消长，视神威为等差。一国之神为数国所奉，则进为数国之神，寖假为一方之大神，而小神为其佐焉。《郊祀志》言：“秦襄公居西，自以为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左氏·昭十七年传》：“陈，大皞之虚也。郑，祝融之虚也。卫，颛顼之虚也。”于时少昊、太皞、祝融、颛顼为秦、陈、郑、卫之国神也。西方大国惟秦，少昊以主秦而主西方，其事至顺。太皞之主东方，颛顼之主北方，与炎黄之分主南方、中央，祝融降为炎帝之佐，勾芒、后土、蓐收、玄冥之分佐四神，今虽难详，然其意固可推而知也。《郊祀志》又称：“秦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于鄜衍。史敦曰：‘此上帝之征，君其祠之。’于是作鄜畤，郊祭白帝。栎阳两金，献公以为得金瑞，作畦畤栎阳，而祀白帝。”与宣公祭青帝，灵公祭黄帝、炎帝并列。文公之白帝为黄蛇，献公之白帝则为少昊，疑西畤献公时已废，故重祀之欤。青帝炎黄，非西方之神，盖信神者欲兼得诸神之福佑，则取异方异国之神而并祀之。神祀之日繁，神之统字之混杂，神之普遍性之进化，又自此始也。据《年表》宣公作密畤在惠王五年（西元前六八二），灵公作上畤、下畤在威烈王四年（西元前四二二），后襄公作西畤（平王元年，西元前七七○），凡八十八年三百四十八年。不知青帝炎黄时为何方或何国神也。逮秦之亡，五帝之祠仅有其四，《吕览》十二纪则备列之。然其说已先见屈子《远游》：“轩辕不可攀援兮，吾将从王乔而娱戏……吾将过乎句芒，历大皓以右转兮……遇蓐收乎西皇……指炎神而直驰兮，吾将往乎南疑。祝融戒而还衡兮……从颛顼乎增冰，历玄冥以邪径兮。”此言四帝四佐及所主方位，与十二纪同，合轩辕适为五帝。近人或言《远游》为汉师作（说始吴挚甫，近日本人持此说者甚多），然宋玉之徒，已无此空灵气象，遑言汉人。《惜诵》“令五帝以折中兮”，王逸注：“五帝谓五方神也。”屈原之言五帝，盖信而有征。《晏子》：“楚巫见景公曰：‘请致五帝以明君德。’景公再拜稽首。楚巫曰：‘请巡国郊以观帝位。’至于牛山而不敢登，曰：‘五帝之位在于国南，请斋而后登之。’”《晏子》书多出假托，以观于转附朝舞节与《孟子》文同观之，成书或在《孟子》后。然其为战国书，与作书时已有楚巫祠五帝事，皆无可疑。是则秦祠未具五畤之时，楚巫已遍祠五帝，屈原亦言五帝。设景公致五帝事非虚，则在秦祀炎帝、黄帝之先，神之五帝已完成矣。故弟意古之王者配五帝，其说不始西方；列颛顼于神之五帝，亦不始于《吕览》。大札所考，疑皆未得其实。大札又言秦祠未具五畤，而晋巫祠五帝。寻《汉志》“汉兴晋巫祠五帝”，言汉已备五帝之祠。令晋巫司其祀，晋巫又祠东君、云中君、巫社、巫祠族人炊之属，东君、云中君皆非晋神，则晋巫祠五帝，固未足证晋巫在晋或三晋时已祠五帝矣。然高祖五帝之祀，不归之荆巫，于时除楚巫外，他国之巫者亦能祠五帝。则五帝之祠之推广，又可知也。

《易纬》、《尚书纬》皆言“帝者天号”，崇人为神，则有神之五帝，假帝号以尊王，又有人之五帝。《公羊·成八年传》何注引孔子曰“德合天者称帝”，与汉师稽古同天之说，皆谓人帝，不谓神帝也。昊天上帝惟一，故以人为神，远起虞夏；而东周之前，人神无帝之称。尧舜之称帝，始见《虞书》（虽出后人追述，要在西周以前），而尧舜不闻有神帝之号，则人王之称帝，固先于人神之称帝也。刘道原以窦公所献之《大司乐章》，有黄帝、尧、舜、夏、殷、周之六乐，而少皞、颛顼、帝俈乐名缺焉。河间献王采古之言乐事者以作《乐记》，言武王封黄帝、尧、舜、夏、殷之后为三恪二王后，不数少皞、颛顼、帝俈，谓“窦公所传，在秦焚书之前，献王采录古书，可以取信”，以证西周无五帝之说。则人王之五帝，与人神之五帝，同起东周世也。《周官·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司服》王祀五帝，此神之五帝也。外史掌五帝之书，此人之五帝也。二五皆非西周所有，而《周官》兼言之，其为东周之书无疑也。神之五帝，由国神转变而成，人之五帝，亦不出于神帝，且与五运无关，与三王更不冲突。大札谓驺子以五运易三统，寻驺子五运之说，与儒者三统之义迥殊，忠敬文三，皆先有实而后立名（盖三代历史变化如是，故立是三名以表之，犹三代建子、丑、寅，故曰子、丑、寅三正，苟建卯、辰、巳，则曰卯、辰、巳三正矣）。五运之说，以五行终始之原理，解释百王授受之次序，则先有名而后强实以就其名。《文选·魏都赋》注引《七略》曰：“驺子有终始五德，从所不胜，土德后，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似驺子只谓某德胜某德，不以黄帝、夏、殷、周言五运。以黄帝、夏、殷、周言五运，盖为秦继周地，始于秦将灭周之际，齐人为驺子说者，以是取媚始皇耳。然禹、汤、武之三王，忠敬文之三统，自若也。《吕氏春秋·名类》：“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及汤之时，天先见金生刃于水，汤曰：‘金气胜。’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文王曰：‘火气胜，代火者必将水，天且见水气胜。’”此正齐人之说，不韦所取者。而《吕氏春秋》又以黄帝、颛顼、帝俈、尧、舜为五帝，《尊师篇》曰：“神农师悉诸，黄帝师大挠，帝颛顼师伯夷父，帝俈师伯招，帝尧师子州父，帝舜师许由，禹师大成贽，汤师小臣……”神农及禹汤以下皆无帝号，黄帝至尧则名曰帝。《古乐篇》历记古帝王之乐，曰“朱襄氏”，曰“葛天氏”，曰“陶唐氏”，曰“黄帝”，曰“帝颛顼”，曰“帝俈”，曰“帝尧”，曰“帝舜”，曰“禹”，曰“殷汤”，曰“周文王”。《明理篇》曰：“五帝三王之于乐，尽之矣。”即言黄帝至文王之乐也。黄帝、颛顼、帝俈、尧、舜称帝，故曰五帝，禹、汤、周文则曰三王。《谕大篇》又言：“昔舜欲稽古而不成，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正殊俗矣。”帝之与王，在《吕氏》书中实有明画之界限，不韦言五运则内三王，言五帝则外三王，知五帝之说与三王之说，固并立不悖。驺子既未以五运易三统，五帝之说，亦非因五运之说而兴，而外三王而言五帝，更非后起之讹说。盖《大戴》史公之言五帝，与《吕览》同，其源甚古（详后），非汉师所臆造也。大札又谓“据三王以言五运，不数颛顼、帝俈、尧、舜，此《白虎通》五帝无有天下之号之说；列颛顼、帝俈、尧、舜于五帝，此《白虎通》五帝皆有立天下之号之说”。寻《白虎通义》以黄帝、颛顼、帝俈、尧、舜为五帝，而此五帝又有“有天下号”，与“无天下号”二说。《大戴记》、《史记》以黄帝至舜为身相世及，故无为天下大号，此《通义》无号之说所本，与五运不数颛顼、帝俈、尧、舜不涉。五运首黄帝，由无号之说，黄帝亦无号也。《命历序》五帝各传上数世，即《通义》以五帝为有文号之或说，亦与列颛顼、帝俈、尧、舜于五帝无关。《大戴》史公以无号之颛顼等为五帝，班氏列有号之异说，亦不谓颛顼等有号始得列于帝数也。

自来论五帝者，皆以《十二纪》、《月令》之五帝，为五帝说之滥觞，而黄帝、颛顼、帝俈、尧、舜之五帝，则始《大戴》史公。今知《吕览》于太皞等五帝外，复言黄帝等五帝，前者神帝，说本《远游》，后者人帝，又为《大戴》史公所本。然二者关系及黄帝等五帝说之渊源，犹未易明也。《封禅书》载管仲所记古封禅者十二家，黄帝、颛顼、帝俈、尧、舜五家，在无怀、伏羲、神农、炎帝之后，禹、汤、周成之前。展禽言祭法，则曰“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俈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所言五王序次，皆与《吕览》五帝同。盖夏商前有此五王，当春秋时，说已固定，特无五帝之称耳。《管子》书叶水心谓成书在春秋末年，其《正世篇》言“五帝三王”，三王为禹、汤、武，《中匡篇》有明文。五帝则可考者三，桓公问言：“黄帝立明台之议，尧有衢室之间，舜有告善之旌，禹立谏鼓于朝，汤有总街之庭，武王有灵台之复，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禹、汤、武为明王，黄帝、尧、舜自为圣帝。《庄子·天运》五言五帝，可考者亦惟黄帝、尧、舜（说后详）。《荀子》亦言五帝，《非相》“五帝之外无传人，禹汤有传政”，以五帝与禹并举，知五帝在三王外。然《荀子》法后王，惟《议兵篇》言古者帝尧而已。诸家之言五帝，皆在三王前，且皆为古天子。以是知先五帝而以夏商周三王属于其后，与李斯言古者五帝地方千里者，实原始之五帝说。五帝与三王，与五运，各有系统，而不冲突。诸帝名之不具者，以意推之，疑亦与《吕览》同。黄帝、舜、尧之称帝，由来已久。五帝之说兴，上不越黄帝，下又外三王，黄帝、尧、舜之间，著者惟颛顼、帝俈。则五帝舍五人莫属，《吕览》之说，固先秦之古义也。郯子论官，黄帝、颛顼之间，尝举炎帝、共工、太皞、少皞，此但历叙古者纪官之不同，非即古帝之次序。汉师不悟，或以太皞、炎、黄、少皞、颛顼为五帝（王符、王肃说），而人神不分。或加少昊于五帝（郑玄说），而五帝有六人。伪孔安国、皇甫谧进少昊而退黄帝，梁武帝又进少昊而黜帝舜，而五帝失其终始焉。盖自王符、郑玄，读《大戴》、《大史公书》，已莫识其义，何论先秦旧记。近人谓世益晚而古史益繁，弟则谓世益晚而古史之义益晦。尧神禹虫，惟今日始有此妙论耳，然五帝何以必五而不三。

大札谓天有五帝，上世之王者亦五帝，然以人帝兼神帝者，惟黄帝、颛顼，余则各有专属。诸言人之五帝者，若《管子》、《庄子》、《荀子》，不言神帝，言神之五帝者，若晏子、屈原，不言人帝；《周官》、《吕览》虽兼言之，其义各别。则二五之起，或因先民数字尚五之故，非人源于神或神源于人也。

帝为上帝之称，而皇初无天帝或帝王之义。以君释皇，后起之说。“《书》云皇帝皇后，《诗》云皇王皇祖，《离骚》云皇考，皇乃尊大之称，王侯祖考皆可加之，非帝王之外别有所谓皇者也。”（崔武承说）三皇之说，盖起于道家理想之世之具体化。道家不满现世，冥想古初，老子以道德仁义观世之隆污，而道德之世，有理想而无君。庄子始以容成、大庭、赫胥等氏为至德至治之世，《在宥篇》：“广成子曰：‘得吾道者，上为皇而下为王。’”又以皇为得道之君之称号。盖管子尝称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得兵胜者霸。以皇、帝、王、霸代表历史退化之四时期，古代尚五复尚三，霸五王三，帝又为五，皇之说起，遂亦冠皇以三。以《周官》言三皇观之，其说或兴于《庄子》前。然《庄子》书言三皇者，疑皆三王误文。《天运篇》：“师金曰：‘故夫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不矜于同而矜于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其犹柤梨橘柚耶。’子贡曰：‘故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尧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汤用兵，文王顺纣而不敢逆，武王逆纣而不肯顺，故曰不同。’老聃曰：‘余语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黄帝之治天下，尧之治天下，舜之治天下，禹之治天下。余语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子贡所言三王，释文谓：“本或作三皇，依注作王是也。”释文又谓“余皆作三皇”，然子贡列举尧、舜、禹、汤、文、武，有帝王而无皇，老聃于尧舜外加黄帝，亦为帝而非皇。意者《大运》本文皆作三王五帝，后之人习闻三皇五帝，三王之说，以为在五帝前者，应为三皇，改王为皇。注《庄子》者，虽知子贡所言苟属三王，断不可通，其余不敢悉正，遂生“子贡欲同三皇于五帝，老子通毁五帝，上及三皇”之曲解。观下文老聃言“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而犹自以为圣人，不可耻乎，其无耻也”。王益吾《集解》亦谓“此三皇当作三王，否则不可通矣”。《公羊·襄二十九年》注又引孔子曰：“三皇设言民不违，五帝画像世顺机。”语出纬书，更不足辨。《吕氏春秋·贵公》：“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万物皆被其泽，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盖至秦人而三皇乃确定。道家理想中之太古，为上古史之首页矣。《吕览》不言何者为三皇，秦博士则曰古者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弟意天皇、地皇、泰皇，疑即《吕览》之三皇，而与三一、泰一无关。先秦之神，虽有以皇名者，然无三皇之神。《周官》有人之三皇，而无神之三皇。《郊祀志》记秦一统后祀典最详，亦无三皇之祀，惟齐有天主、地主等八神。弟初疑天皇、地皇或由天主等转变，继思神以天为尊，三皇苟为神，当曰天皇最贵，而秦博士言泰皇最贵，又上秦王尊号为泰皇，故知其为人而非神矣。泰一之名，始见《荀子》（《礼论》），《庄子》亦屡言之，与《易传》、《太极》义略同。初不谓神，楚人以太一为神名，亦不谓上帝。日人津田左右吉《太一论》考之甚详（见白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津田又谓泰皇出于太一，与大札意略同。弟意汉世泰一、三一之祠，于古无征，疑皆由三皇之说而出。武帝迷信神祇，“而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多更来言神事”。以汉祀五帝，而三皇在五帝前，秦人又谓泰皇最贵也。故“谬忌奏祀泰一方，曰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矣。谬忌仅取泰皇言泰一，而不言天皇地皇也。故“其后人上书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泰一”矣。是则三一之说，本于三皇，泰一之说，出自泰皇。三皇初谓人不谓神，汉师求天皇、地皇、泰皇于故记不可得，乃以经传之王在五帝外者当之。伏羲、神农、遂人、女娲、祝融、共工，纷纷为皇，羲皇、农皇之称，又自此兴矣。伏羲、神农，《易传》之二氏，进而为帝前之皇。《白虎通义》又以其名义解释古初社会之情状，儒者之古史观，乃取道家之古史观而代之，方士以三皇言三一，纬书之言天皇地皇者，亦益以神怪。秦人之三皇，遂湮灭不可复睹。然桓谭《新论》言“三皇以道治，五帝用德化，三王由仁义，五伯以权智”，阮籍《通考论》亦言“三皇依道，五帝仗德，三王施仁，五霸行义”，则先秦皇、帝王、霸区分古史时代之旧义，至魏晋犹未寖失，与五帝之不得终始者，又自不同。古义之显晦，亦有幸有不幸欤。弟自内子病殁，所感万端。行年三十，常怀千岁之忧。读兄宏论，不能自已，不觉言之累赘如此。亦以近人言古史层累造成，发端于道原之论三皇五帝，而数典忘祖，于此问题转未论及，妄欲以吾二人所言成一定说，遂辨之惟恐不尽，惟兄明辨而辱教之。幸甚幸甚。十一月一日弟缪凤林再拜

（《史学杂志》1930年第5期）

姚波

古代无一统及尧舜禅让

陈登原

以文字之由渐而成，知古代之政治组织，当亦逐渐完密，非一蹴而即有根深蒂固之政府者。

酋为昔酒，尊为酒器，政治组织之起，初由于生活，上文已有述及。由此推之，则古代政治组织，其初亦当简略。《曲礼》所谓“问国君之富，数地以对山泽之所出”。此犹见古之所谓国君者，其势力犹不雄厚；故可“数地以对”。《说文》“卧”字云：“伏也。从人臣，取其伏也。”（《说文解字》八上）可知统治之义，原起于强者凌弱之日常生活，其起因固极细末也。然则以当日酋长之势力而言，古代政治组织之草昧可知。

章炳麟《神权时代天子居山说》云：“古之王者，以神道设教。草昧之世，神人未分。而天子为代天之官，因高就丘，为其近于穹苍。是故封泰山禅梁父，后代以为旷典，然上古视之至恒也。《山海经》云：‘鼓钟之上，帝台之所以蠲百神也。’又曰‘帝尧台，帝喾台，帝丹朱台，帝舜台，台四方在昆仑西北。西王母之山，有轩辕之台；系昆之山，有共工之台。’盖人君恒居山上，虽宫室既备，犹必放而为之。有时且直营冈阜，以为中都。《说文》云：‘京，人所为绝高丘也。’《诗》称公刘‘乃涉南冈，乃于京’。其后则《春秋》以天子所居为京师，亦仿佛其名而为之耳。《尔雅·释诂》曰：‘林、蒸，君也。’林为山林，蒸即林蒸。是天子在山林中明甚。后代此制既绝，而古语流传，其迹尚在。故秦汉谓天子所居曰禁中，禁从林声，禁者林也。……又寻《尚书》，有纳于大麓之文。古文家太史公说曰：‘尧使舜入山林以泽。’此读麓为本字。所谓林属于山为麓也。今文家欧阳夏侯说云：昔尧试于大麓者，‘领录天子事，如今尚书令也’。……即实言之，则天子居山，三公居麓，麓在山外，所以卫山也。”（《太炎文录》卷一）然则以古代酋长居处所在而言，知当时政治组织之草昧也。

《左氏传》引郯子云：“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太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雎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使民无淫者也。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左传·昭公十七年》然则以当日职官之名义幼稚言，知古时政治组织之草昧也。

宋陈随隐云：“传曰‘因生赐姓，胙土命氏’及字谥官邑六者而已。今推广为十七类，一曰以国为氏，鲁卫齐宋之类是也。……二曰以邑为氏，原以周邑而得字，申以楚邑而得氏。”（《随隐漫录》卷四，页二，稗海本）刘师培《氏族原始论》（《国粹学报》第四期）云：“古之所谓部落者，不称国而称氏。古《孝经纬》有言。古之所谓氏者，氏即国也，吾即此语而推阐之，知古帝所标之氏，指国言，非指号言。如盘古氏，即盘古国也。……陶唐为帝尧之国，故称陶唐氏；有虞为帝舜之国，故称有虞氏。……足证古代之所谓氏者，犹言国也。无国则无氏。《左传》曰胙之土而命之氏，此氏字最古之义。是古时之氏，大抵从土得名，无土则无氏矣。”于此，可知后世之所谓氏族，其起原顾乃起原于古代之国家（部落）；“国”之与“家”，在古时，不甚可分，以“家”“国”不分而言，又可征古时政治组织之草昧也。

《史记》三十一《鲁世家》：“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乎，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以礼从其俗言之，又可征古时政治组织之草昧也。

在此政治组织之时，而古史所记，乃有唐虞禅让之事。

让国之事，其载于《尚书》者，“帝曰：‘格汝舜……三载，汝陟帝位。’舜让于德，弗嗣。……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尧典》）其载于《孟子》者：“舜相尧，二十有八载，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者，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孟子·万章上》）《史记》亦谓：“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及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乃卒授舜以天下。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荐禹于天。”（《史记·五帝本纪》）如此循环禅让，得无在人情之外乎？

《后汉书·李固传》：“昔尧殂之后，舜仰慕三年。坐则见尧于墙，食则睹尧于羹。”阎百诗质之，以为“此即舜居尧丧之事，《注疏》皆未之及”。（《潜丘札记》卷二）《风俗通·正始篇》引《孟子》语：“尧舜不胜其美，桀纣不胜其恶。”见墙见羹，此真不胜其美矣。《南史·王敬则传》载王敬则“逼宋顺帝禅位于齐，引令出宫。顺帝不肯，敬则曰：‘官家先取司马家，亦如是！’”尧之禅舜如是，而舜之禅禹“亦如是”，盖所以引人滋疑者，正在“亦如是”中。《史通·史官建置》云：“生则厚诬当时，死则致惑来代。而书之谱传，借为美谈。载之碑碣，增其壮观。昔魏文帝有言，‘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此其效欤？”盖《魏志·文帝纪》注引《魏春秋》，谓文帝受汉献禅后，“登坛礼毕，顾谓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足见曹丕亦以人情而疑尧舜之禅让也。

考古史记敝屣尊荣者，太伯仲雍以父爱弟，而让弟季历（《史记·吴世家》）。伯夷叔齐，以父爱叔齐，而相率俱避（《史记·伯夷传》）。然此犹得委为父子之情，兄弟之谊也。晋侯执曹伯，而诸侯将见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逃奔宋（《左传·成公十五年》）。阖庐使专诸刺吴王僚而致国于季子，“季子曰：‘父子兄弟相杀，终身无已也’。去之延陵，终身不入吴国”（《左·襄二十九年》）。然此犹得委为大国之胁，祸乱之逼也。董悦《七国考》卷四（《守山阁丛书》）引薛氏《孟子章句》云：“燕哙作禅台，禅于子之之后，昭王复登禅台，让于乐毅，毅以死自誓，不敢受其禅。台，一名尧舜台。”然此犹得委为报功班禄，托古行赏也。曷为乎？而仅以丹朱之不肖，遽弃国君之养乎？诚无怪夫刘知几之疑之也。

《史通·疑古篇》云：“《汲冢书》云：舜放尧于平阳，而书云某地有城，以囚尧为号。识者凭斯异说，颇以禅授为疑。据《山海经》谓放勋之子为帝丹朱，而列君于帝者，得无舜虽废尧，仍立尧子；俄又夺其帝者乎？”又云：“《虞书·舜典》云：五十载，陟方乃死。《注》云：死苍梧之野，因葬焉。案苍梧者，地总百粤，山连五岭，人风婐划，地气歊瘴。百金之子，犹惮经履其途；万乘之君，而堪迎幸其国。兼复二妃不从，怨旷生离；万里无依，孤魂溘尽。让王高蹈，岂其若此？”又云：“《汲冢书》云：舜放尧于平阳，益为启所诛。又曰太甲杀伊尹。凡此诸事，语异正经。……舜之放尧，无事别说，足见其情。益与伊尹并戮，并与正书，犹无其证。推而论之，如启之诛益，仍可覆也。何者，舜废尧而立丹朱，禹黜舜而立商均，益手握机衡，事同舜禹，而欲因循故事，坐膺天禄。其事不成，自贻伊咎。观夫近古篡夺，桓独不全，马乃反正。若启之诛益，亦犹晋之杀玄者乎？舜禹相代，事业俱成。惟益覆车，伏辜夏后。亦犹桓效曹马而独致元兴之祸者乎？”此则因后世奸雄，假借禅让，疑古人亦以禅让饰其争夺也。

《蜀志·谯周传》云：“尧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虽不肖，祸尚未萌，而迎授与人。”（《蜀志》十二）是谯周以尧之禅舜，为避祸之不得已，此犹何伟然。《广快书》卷三十九引何心隐言：“天地一杀机，而尧不能杀舜，舜不能杀禹，故以天下让。汤武能杀桀纣，故得天下。”以禅让为见逼也。王世贞云：“太白诗有云：禹尧幽囚舜野死。按《续述征记》小城阳城，在阳城西南半里许。俗云囚尧城。《括地志》云：故尧城在濮州鄄城县东北十五里。《竹书》云：昔尧末德衰，为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县西北十五里。《竹书》云，舜囚尧复偃丹朱，使不得与父相见也。又《述异记》，朝歌有狱台，相传为禹逼舜之宫。《韩非子》云：‘舜逼尧，禹逼舜。’盖自昔有此等议论矣。”（《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五十九）是古人原有舜逼尧，禹逼舜之论也。

前引司马光诗，已见本书十四节。案《韩非子·外储》：传云：“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共工又谏曰：‘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又举兵而诛共工于幽州之都。”《吕览·行论篇》亦谓：“尧以天下让舜，鲧为诸侯，怒于尧……于是殛之于羽山。”然则先秦诸子，固亦视尧舜禅让为可疑；非仅由刘知几始也。

顾亭林《天下郡国利病书》言：“鄄城东北五里，有尧城。《竹书纪年》，以为尧之末年德衰，为舜所囚在此。《演义》，囚尧城在相之汤阴。又濮阳有偃朱城，在鄄城西北十五里。《竹书》谓舜已囚尧，偃塞丹朱在此。使不得见。苏鹗谓是丹朱休沐之所，非塞之。而《山海经》：‘放勋之子，为帝丹朱。’故刘知几疑舜已废尧，仍立其子。俄又夺之。而又谓任昉《记》：‘朝歌有狱基，为禹囚虞舜之宫。’要之，谓让国为虚语，荒甚矣。”（卷四十《山东六》）亭林又谓：“此皆战国人所造之说。”又谓：“诗书不载，千世之远，其安能信之？”（同见《日知录》二十二“尧冢灵台”条）然仅以战国人所造而抹倒陈说，固亦无以免于武断。

杨慎《升庵集》卷四十四《汲冢文诬》云：“《汲冢琐语》，其文极古。然多信而不信，如谓舜囚尧，太甲杀伊尹；又谓伊尹与桀妃末喜交，其诬若此。小人造言，不起自战国之世，伊尹在相位日，被其黜戮者为之也。然则何以知之？曰：‘其文不类战国！’”

平心论之，尧舜之禅让，非毫无可能性者。

黄宗羲云：“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而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一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明夷待访录·原君》）此盖谓古代为君，本甚刻苦；既无所谓尊荣，自无所谓敝屣。

梨洲盖但由君权君利着想也。由余观之，古代无一统，所谓尧舜，亦不过部落之长。政治组织，方在草昧；为酋长者，非如后世之乘舆警跸，威仪俨然。禅让之事，有如今世之“乡长辞选”，中世之中正辞征；事有可能，无庸疑怪。若以后世万乘之君，穷淫极欲之主视尧舜，则非徒不合于古史政治之实，抑亦疑其曷为舍淫欲而去之也。

即如近世，村长民选；县长官委。然前者则往往有避不应选者，后者则不少残民以逞而驱之不去者。良以范围大小，权利厚薄，大相径庭，如以汉祖唐宗而视尧舜，则禅让之事，碻乎可疑。若以古代政治领域之小而言，酋长权利之薄而言，则禅让自无足疑。

（陈登原：《中国文化史》，《民国丛书》第一编第42册，上海书店据世界书局1935、1933年版影印）

姚波

由陈侯因敦铭黄帝论五帝



丁 山



“隹正六月，癸未，陈侯因曰，皇考孝武公，龚哉！大慕克成。其惟因扬皇考，绍高祖黄帝，屎嗣文，朝爵诸侯，合扬厥德。诸侯荐吉金，用作孝武公祭器敦。以烝以尝，保有齐邦，世万子孙，永为典尚。”

（铭文见《陈侯四器考释》 编者注）

因，《捃古录·金文》引翁祖庚释因资云：

“按：陈侯因即齐威王。《史记》，威王名因齐，而此作因资者，古齐、资字通。《易》，得其资斧，《子夏传》及诸家作齐斧。《礼记·昏义》注，资当为齐。《考工记》注，故书资作齐。《诗·楚茨》、《玉藻》注引作楚荠，记古书及《汉碑》有作楚者。余如《周礼·眂祲》注，《故书》作资之类，不可枚举。桓公（按：即公），即《史记》桓公午，乃威王父也。《史记》称桓公，此称孝武桓公者，犹卫之睿圣武公，只称武公，楚顷襄王只称襄王也。桓文之桓，春秋之桓公也。”（卷三之一，第七十六页）

按：资从贝，从肉，一为资斧本字，一为斋之古文，威王本名因，后乃由斋省为齐，《史记》之因齐，当为因之误。

《敦铭》“黄帝”，《捃古录》释“勋庸”，孙诒让《古籀余论》审其不类，改释“堇啻”，云：“其义未详。”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谓即“瑾嫡”借字（二五九页），瑾嫡连文，经籍亦鲜征说。山以字形审之，谓即旧史传说之“黄帝”。《说文》：“黄，地之色也；从田，从苂，苂亦声；苂，古文光。”光，《古文四声韵》有作，与《弭仲簠铭》“其玄其黄”，黄之作者，正同。《续齐鲁古印捃》载《黄子玺》，黄亦作，是篆文字，即移黄下两点于田上而成，其字本当如《敦铭》作黄也。本啻字。《小盂鼎铭》“用牲周王□王成王”，《刺鼎铭》“丁卯，王，用牲于大室，昭王”，啻并假为禘字。《旧唐书》引《礼记》卢《注》：“禘，帝也，事尊明帝，故曰禘。”《吕氏春秋·下贤》：“帝也者，天下之所适也。”适，以啻得声，古当作啻。是啻禘皆帝字所孳乳，后人言禘言啻，于古但作帝。黄帝之为陈侯因高祖，不独文字足征也。《史记》：

陈胡公满者，虞帝舜之后也。舜已崩，传禹天下，而舜子商均为封国。夏后之时，或失或续。至于周武王克殷纣，乃复求舜后，得妫满，封之于陈，以奉帝舜祀，是为胡公。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申公卒，弟相公皋羊立。相公卒，立申公子突，是为孝公。孝公卒，子慎公圉戎立。慎公卒，子幽公宁立。幽公卒，子釐公孝立。釐公卒，子武公灵立。武公卒，子夷公说立。夷公卒，弟平公燮立。平公卒，子文公圉立。文公卒，长子桓公鲍立。桓公卒，其弟佗因蔡人杀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是为厉公。厉公生子敬仲完，周太史过陈，以《周易》筮之，卦得观之否，是为“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若在异国，必姜姓。（《陈杞世家》）

陈完者，陈厉公佗之子也。蔡人杀陈佗，桓公之少子林自立，是为庄公。卒，立弟杵臼，是为宣公，宣公杀其太子御寇，御寇与完相爱，恐祸及己，完故奔齐。桓公以为工正。完卒，谥为敬仲。仲生稚孟夷，稚生湣孟庄，湣生文子须无，文子生桓子无宇，无宇生武子开与釐子乞，立悼公，为相，专齐政。乞卒，子常代立，是为田成子。田常卒，子襄子盘代立。襄子卒，子庄子白立。庄子卒，子太公和立，立为齐侯，列于周室。和卒，子桓公午立。桓公卒，子威王因齐立。廿六年，齐起兵击魏，大败之桂陵，于是齐最强于诸侯，自称为王，以令天下。（《田敬仲完世家》）

是陈侯因者，陈完十二世孙，陈胡公之廿三世孙也。胡公之为舜后，又不独《史记》之说为然。《国语·鲁语》：“昔武王克商，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尺有咫，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诸陈。”春秋昭八年《左传》：“楚公子弃疾帅师灭陈，晋侯问于史赵曰，陈其遂亡乎？对曰，未也。陈，颛顼之族也。岁在鹑火，是以卒灭，陈将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犹将复由。且陈氏得政于齐，而后陈卒亡。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舜重之明德，寘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赐之姓，使祀虞帝。”是陈为舜后，其说传自春秋。舜为黄帝之后，则详于《大戴礼·帝系》：

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帝颛顼。颛顼产穷蝉，穷蝉产敬康，敬康产句芒，句芒产牛，牛产瞽叟，瞽叟产重华，是为帝舜。

《史记·五帝本纪》因之，曰：

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其二曰昌意，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

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牛，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

是舜为黄帝八世孙，陈为舜后，亦即黄帝后，陈侯因正黄帝之远孙也。若为世系，可得下表。



古无五宗之法，惟远孙称曾孙，远祖始称高祖。少昊挚，郯子之远祖也。昭十七年《左传》，郯子则曰“我高祖少昊”。王亥与夔，殷之远祖也，而《卜辞》亦尊之曰高祖夔、高祖王亥（详拙著《宗法考源》）。陈侯因既为黄帝远孙，其于黄帝，自当尊为高祖。《敦铭》曰“绍高祖黄帝”，正其缵绪祖德之意。《鲁语》：“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幕为谁人虽不可考，而黄帝之为有虞氏祖，为陈侯因祖，皆确凿有据；则凡《帝系》、《国语》所载古帝王世系，亦必渊源有自，绝非晚周诸子、驺衍之徒所得凭空虚构矣。

《帝系》、《国语》所述古帝王世系，皆有本源，本源维何？周之列国史记是已。昭二年《左传》：“晋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是鲁有史记也。《晋语》：“悼公问德义，司马侯曰，诸侯之为，日在君侧，以其善行，以其恶戒，可谓德义矣。公曰，孰能？对曰，羊舌肸习于《春秋》。乃召叔向使傅太子彪。”是晋有史记也。墨子曰：“吾见百国《春秋》。”（隋、唐书《李德林传》引）今本《墨子·明鬼篇》引《周春秋》、《燕春秋》、《齐春秋》，孟子亦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其实一也。”是周、燕、齐、楚皆有史记也。《史记·六国年表》：“太史公读《秦记》，至犬戎败幽王，东徙洛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见矣。”是秦亦有史记也。《十二诸侯年表》：“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世，亦著《虞氏春秋》。秦庄襄王相吕不韦，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是晚周诸子，著书立说，援古证今，皆自列国史记出，非出于私人杜撰也。不幸始皇灭学，事不师古，“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始皇本纪》云)，列国《史记》尽亡，诸子著书，赖弟子肄习而存，其所存者又复畸零不能悉合，因其传说不同，而疑其传说之人，亦为子虚乌有，未免因噎而废食矣。列国《史记》，传于今者，有鲁之《春秋》，魏之《竹书纪年》，以及著者失传之《世本》。《春秋》上记隐，下至哀公获麟，无头无尾，已非鲁史全璧，固无三王旧事可考。《竹书纪年》，显于典午，出于魏安釐王墓，未尝遭秦火之厄也。其记事，杜预《左传集解后序》谓：“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无诸国之别也。惟特记晋国，起自殇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庄伯，编年相次。晋国灭，独记魏事，下至魏哀王之廿年。”是《纪年》实即《晋魏春秋》。《晋魏春秋》既记三王旧事，列国《史记》，亦得记三王旧事，可以测知。《世本》来历，说者不一，《史通·古今正史》谓楚汉之际好事者所录；《隋书·经籍志》谓刘向撰；《汉书·艺文志》谓“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综而论之，《世本》为书，记于古史官，楚汉之际人续之，刘向重编之，其来源亦可谓出于晚周列国史记也。列国史记之名世，亦可于《国语》知之。《楚语》：“庄王使士亹傅太子葴，问于申叔时，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韦昭《注》：“世，先王之世系也。”其在《周官》谓之《世奠系》。《春官》：“瞽朦讽诵《诗》、《世奠系》，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郑玄《注》：“《故书》奠或为帝。”杜子春《注》：“《世奠系》谓《帝系》，诸侯卿大夫《世本》之属是也。”由是言之，诸侯卿大夫之《世本》，与《大戴礼·帝系》，皆古之《世》也。《世本》录自黄帝，《纪年》杜预谓始于夏，《史记·魏世家》集解引和峤谓“起自黄帝”，验以郭璞《山海经注》引昌意、颛顼、后稷事，则和峤之说较信。《纪年》亦录自黄帝，黄帝为人，乃列国史记之公说，非《帝系》、《国语》一家之言也。不宁惟是。

《郑语》：“夫荆，重黎之后也。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惇大，天明地德，光昭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哉!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祝融亦能昭显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后八姓，于周未有侯伯。佐制物于前代者，昆吾为夏伯矣；大彭、豕韦为商伯矣；当周未有。己姓，昆吾，苏、顾、温、董，董姓鬷夷、豢龙，则夏灭之矣；彭姓，彭祖、豕韦、诸稽，则商灭之矣；秃姓舟人，则周灭之矣；妘姓，邬、郐、路、偪阳；曹姓，邹(按：即邾)莒；皆为采卫，或在王室，或在夷翟，莫之数也。而又无令闻，必不兴矣。融之兴者，其在芈姓乎!芈姓，夔越，不足命也。蛮芈蛮矣，惟荆实有昭德，若周衰，其必兴矣!”

《帝系》：“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颛顼，颛顼娶于滕氏奔之子，谓之女禄氏，产老童。老童娶于竭水氏之子谓之高氏，产重黎及吴回。吴回产陆终，陆终娶于鬼方氏之妹，谓之女氏，产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启其左胁，六人出焉。其一曰樊，是为昆吾；其二曰惠连，是为参胡；其三曰篯，是为彭祖；其四曰莱，是为云郐人；其五曰安，是为曹姓；其六曰季连，是为芈姓。昆吾者，卫氏也；参胡者，韩氏也；彭祖者，彭氏也；云郐者，郑氏也；曹姓者，邾氏也；季芈者，楚氏也。”

《帝系》与《国语》所说，虽或差池，以校诸家所辑《世本》之《帝系》，大抵无殊，是卫、韩、彭、郑、邾、楚诸氏，皆陆终、祝融之后也。楚为祝融后，董彦堂先生《新获卜辞写本考释》，已于殷人《卜辞》证明之。傅孟真先生《跋文》疏通极其详赡，无待赘述（董、傅两作，均见《中央研究院安阳发掘报告》）。邾为陆终、祝融之后，《金文》亦有重要之证明。如《邾公钟铭》：

陆终之孙，邾公，作厥禾钟，用敬恤盟祀，祈年眉寿。用乐我嘉宾，及我正卿。扬君霝（读为命），君以万年。

陆终，王国维《邾公钟跋》释陆终云：“字从，声，以声类求之，当是螽字，陆螽，即陆终也。”（《观堂集林》卷十八）郭沫若《金文所无考》谓“字从，声，求之声类，当以融字为近。陆祝古同幽部，终融古同冬部，疑陆终即祝融，《郑语》不言陆终”，是其证（《金文丛考》四十三页）。自声类言，陆以音近讹为祝，本融字，后以音近一误为螽，再误为终，于是陆一名讹为陆终、祝融；一人之身别为父子二人。此一陆也，小之，可证《帝系》之误，大之，足证《帝系》、《国语》、《世本》诸书所传古帝王世系皆实有其人，其人皆周世列国之先祖。此《邾公钟》也，既证《帝系》之陆终、祝融实有其人，则《帝系》所传舜为黄帝八世孙者，纵有文字舛误，大体亦必可信。《陈侯因敦铭》之尊黄帝为高祖，纵非本于《帝系》，亦必本于《齐春秋》或陈史记。晚周诸子可伪托也，《世本》、《帝系》、《国语》可伪窜也，陈史记、《齐春秋》国之正史，不可以伪乱真也，《齐春秋》始黄帝，《晋魏春秋》（即《竹书纪年》）亦始黄帝，则黄帝为人，更不得疑其子虚乌有，谓非古帝王矣。

吾书至此，读者当曰：“帝之见《诗》、《书》者如上帝，皇天上帝（详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见于《金文》者如皇帝，皇上帝（详郭沫若《金文丛考·传统思想考》），皆谓天神，非人帝，子以黄帝为古人帝，无乃不伦乎?”曰：是有说。僖二十五年《左传》：“晋侯将纳王，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狐偃对曰，周礼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是王古或称帝也。其在《礼记·曲礼》：“天王崩，告丧曰：天王登假，措之庙，立之主，曰帝。”是帝为王者庙主之称。王者庙主称帝，周虽无征，殷人则斑斑可考。《纪年》载殷王名，甲乙丙丁之下，皆有一字，如外丙胜、沃丁绚、小庚辨、小甲高、雍己伷、河亶甲整、祖乙滕、帝开甲逾、南庚更、盘庚旬、小辛颂、小乙敛、帝祖甲载，今本《纪年》以为胜即外丙名，绚即沃丁名，辨即小庚名，高即小甲名。胜、绚、辨、高、伷、整、滕、逾、更、旬、颂、敛、载等如为诸王之名，则甲、乙、丙、丁之类皆先王庙号。太乙本汤庙号，汤为太乙生名，纣为帝辛生名，帝辛亦纣死后之庙号，是纣死而称帝也。《易·归妹》：“六五，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哀九年《左传》：“微子启，帝乙之元子也，若帝乙之元子归妹而有吉禄，我安得吉焉?”文二年《传》亦曰：“宋祖帝乙，郑祖厉王，犹上祖也。”今本《纪年》云帝乙名羡，不知何据?若以汤庙号太乙，纣庙号帝辛例之，是帝乙亦死而称帝也。《周语》：“昔孔甲乱夏，四世而殒。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帝甲乱之，七世而殒。”以《殷本纪》世系推之，祖甲至纣，七世，是帝甲即祖甲，祖甲死亦称帝也。《卜辞》：“己卯卜，贞，帝甲□其祖丁，□□□。”（《殷虚书契后编上》第四页）帝甲在祖丁前，罗振玉《考释》，不知其何帝名。由《纪年》祖甲称帝祖甲例之，则《卜辞》帝甲即帝开甲，是开甲死亦称帝也。殷之先王，生则称王，死则称帝，帝之古义，不尽为皇天上帝之称，则黄帝之帝，自非皇天上帝，亦“措之庙立之主”之名，盖其后世子孙所追尊，充类言之，历史相传之五帝，亦何莫非古之人王，晚周诸侯，措庙立主，尊祖配天，始追尊为帝哉!

考五帝人物，汉以后说者纷歧。有本《易·系辞传》之“庖牺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以为包牺、神农、黄帝、尧、舜为五帝者，刘歆《三统世纪》是已。有跻黄帝为三皇，而以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为五帝者，《书》伪孔序是已。有屏帝舜，跻少昊，而以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帝尧为五帝者，梁武帝《通史》是已（刘恕《通鉴外纪》引）。有以德合五帝座为帝，五帝不必五人，而以帝鸿、金天、高阳、高辛、唐、虞六代为五帝者，郑玄《尚书中候纬注》是已。有以五帝非人帝，即四方上帝，其名为青帝灵威仰，赤帝赤熛怒，黄帝含枢纽，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纪者，《春秋文耀钩》是已。是皆汉以后之谰言，不足论。论五帝说来源，要以《大戴礼·宰我问五帝德》及《吕氏春秋·十二纪》为最古。《五帝德》曰：

黄帝，少典之子也。曰轩辕。……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豹、虎以与赤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行其志。

颛顼，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曰高阳。

帝喾，玄嚣之孙，极之子也，曰高辛。

帝尧，孔子曰：高辛之子也，曰放勋。……伯夷主礼，龙夔教舞，举舜彭祖而任之，四时先民治之。流共工于幽州，以变北狄；放兜于崇山，以变南蛮；杀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

帝舜，孔子曰：牛之孙，瞽叟之子也，曰重华……使禹敷土，主名山川，以利于民；使后稷播种，务勤嘉谷；羲和掌历，敬授民时；使益行火，以辟山莱；伯夷主礼，以节天下；夔作乐，以歌乐舞，和以钟鼓；皋陶作士，忠信疏通，知民之情；契作司徒，教民孝友，敬政率经……三十在位，嗣帝所五十，乃死，葬于苍梧之野。

若穷本源，世系出于《帝系》；黄帝与炎帝战于版泉，出于《国语》（即僖二十五年《左传》）；尧舜之事，多出《论语》、《孟子》；而其最要之根据，则在《国语》。《鲁语》曰：

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扞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霸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水土，故祀以为社。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鲧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鲧之功；契为司徒而民辑；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谷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秽。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礼记·祭法》禘喾）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凡禘、郊、宗、祖、报此五者，国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非是，不在祀典。

是《五帝德》之五帝，实截此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而成，黄帝、颛顼等所以禘、郊不衰者，为大有功烈于民也。夏后氏禘黄帝，史有阙文，今不可考，若有虞氏禘黄帝，《陈侯因敦铭》已为《国语》作有力之证明。若殷人禘喾，《卜辞》亦有明确之记载。则黄帝、颛顼、帝喾皆古代人王，可无疑义。其在《吕氏春秋·十二纪》忽尊黄帝、颛顼为明堂神帝，且配享以五神矣。如：

春月，其帝太昊，其神句芒。天子居青阳。立春之日，迎神于东郊。

夏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天子居明堂。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

中央土，其帝黄帝，其神后土。季夏，天子居太室。

秋月，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天子居总章。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

冬月，其帝颛顼，其神玄冥。天子居玄堂。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

其以五神配五帝，五帝配明堂五方，此其说虽出明堂阴阳，驺衍五运，要五帝之名亦截取于《左传》。昭十七年《传》：

秋，郯子来朝，昭子问曰，少昊氏鸟名官，何故也?

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太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太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

郯子称六帝，《吕览》所以独立共工氏者，盖以《鲁语》称其“霸九有”，非受天而王者也。《吕览》所以五神配五帝者，其本在《楚辞·远游》，曰：

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轩辕不可攀援兮，吾将从王乔而娱戏；……撰余辔而正策兮，吾将过乎句芒；历太皓（即太昊）以右转兮，前飞廉以启路；……凤凰翼其承旂兮，遇蓐收乎西皇；……指炎帝而直驰兮，吾将往乎南疑；……祝融戒而跸御兮，腾告鸾鸟迎虙妃；……轶迅风于清源兮，从颛顼乎增冰；历玄冥以邪径兮，乘间维以反顾；……经营四方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予，降望大壑。……

是屈原作赋时，即以句芒为东方神，蓐收为西方神，祝融为南方神，玄冥为北方神，且以句芒配太昊，祝融配炎帝，玄冥配颛顼矣。其西方蓐收，不配少昊者，为秦主少昊之神，楚怀王为秦所绐，身死于秦，师丧国破，不忍言少皞，少皞亦不屑食于秦也。秦主少皞之神，详于《史记·封禅书》：

自周幽王为犬戎所败，东徙雒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为诸侯。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后，秦文公猎汧渭之间，卜居之，吉!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于鄜衍。文公问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征，君其祠之。于是作鄜畴，用三牲，郊祭白帝焉。其后，秦宣公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栎阳雨金，秦献公自以为得金瑞，故作畦畤栎阳，而祀白帝。

高祖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帝焉，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

如《封禅书》说，秦主少昊之神，秦为少昊之虚矣。而《左传》则云，“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分鲁公以殷民六族，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昊之虚”（定四年）。奄，《矢令》作炎，即郯子国，证以郯子尊少昊为高祖，则谓鲁郯之郊，即少昊之虚，实无可疑。《左传》又谓：“宋，大辰之虚也；陈，太昊之虚也；郑，祝融之虚也；卫，颛顼之虚也。”由今地望审之，卫在河南滑县境，郑即河南新郑，陈在河南西华境，宋即河南商丘。若以商丘为中央，则鲁郯在东，西华偏南，新郑在西，滑县偏北。若以方位论五帝，则少昊，东帝也；太昊，南帝也；祝融，西方神也；惟颛顼之虚在北，合于《楚辞》、《吕览》所谓北帝耳。由《楚辞》、《吕览》所言之五帝神方位不尽合于少昊、太昊、祝融之故虚言，消极的足证明堂五方帝神方位有误；积极的大可证明明堂五帝五神之名，实晚周学者割裂《国语》、《世本》、《帝系》之圣王贤臣名号而来，黄帝、炎帝、太昊、少昊、颛顼、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皆古之圣王贤臣，降至晚周始尊为明堂五帝五神，是神帝之名，袭取人帝，非黄帝、颛顼等先为神帝，变为人帝也。

何以知其然也?

《曲礼》：“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岁遍；诸侯祭方祀，祭山川，祭五祀，岁遍。”郑《注》：“祭四方，谓祭五官之神于四郊也。句芒在东，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诗》云，来方禋祀，方祀者，各祭其方之官而已。”按：《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免牲，犹三望。”《公羊传》：“天子有方望之事，无所不通。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内者，则不祭也。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则曷祭?祭泰山、河、海。”由《公羊》说，则祭四方者，即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方祀者诸侯祭其封内名山大川，方即望也。《考工记》：“玉人之事，两圭五寸，有邸，以旅四望。”所谓四望，盖即《虞书》“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礼”，《尚书大传》所谓“祀四方，从东始，卒于北方也”。诸侯祭其封内山川者，如《礼记·礼器》“晋人将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恶池；齐人将有事于太山，必先有事于配林”；哀六年《左传》“楚昭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汉、睢、漳，楚之望也”。由是言之，秦襄公居西垂，“自以为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亦诸侯祭方祀，望于封内山川之故事。至宣公作密畤，祭青帝，灵公作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所祭既越其望，神名复混人帝，数典忘祖，愈不足责。所可议者，仍为襄公之“自以为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少昊之虚，远在东土，“襄公自以为主少昊之神”者，实为不伦，既如上论。诸侯祭方祀，鲁望泰山、河、海，齐望泰山、配林，晋望河及恶池，楚望江、汉、睢、漳，皆望其封内山川，秦所望者何以独称白帝?考之《周易》：

《升》，六四，王用享于岐山，吉！

《随》，上六，王用享于西山。

《益》，六二，王用享于帝，吉!

则殷、周之际，周所望者为岐山，为西山，其所享之帝，当即西帝。周祠西帝，不独《周易》可考也。《卜辞》云“□申，帝方”（《殷契佚存》二三六版），“甲寅卜，其帝方，一羊，一牛，九犬”（《燕京大学殷虚卜辞》七一八版），帝可谓禘之借字；若云：

今丁酉夕，豕方帝。（《殷契佚存》五○八版）

方帝，勿方帝。（《龟甲兽骨文字》卷一，第十一页）

方帝当即东、南、西、北四方神帝。东、南、西、北，殷人称为四方，《卜辞》亦有明证。如：“贞于南方，妣乙宗。”（《殷虚书契续编》卷一，第三十八页）“癸卯贞，东受禾，北方受禾，西方受禾。”（《戬寿堂殷虚文字》二十六页）曰西方，曰北方，曰南方，可证东即东方省称。则：

己巳卜，王于东。（《殷契书契前编》卷四，第十五页）

贞于东。（《殷契佚存》四九五版）

贞于西。（《殷虚书契后编》上第二十四页）

乙巳卜，西，隹。（《后编》下，第二十六页）

乙巳卜，北，隹。（同上版）

贞于北。（《殷契佚存》五七五版）

贞方帝，卯一牛，之南。（《前编》卷七，第一页）

所谓于东，即祭东方；于西，即祭西方；于北，即祭北方；其云“贞方帝之南”，又可证南即南方帝，北即北方帝，东即东方帝，西即西方帝；然则《曲礼》所谓“天子祭四方”即祭四方神帝，所谓四方神帝，其名当曰东帝、南帝、西帝、北帝，非如郑《注》云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也。《曲礼》所谓“诸侯祭方祀”，亦因诸侯地望而说，齐鲁在东，即祭东帝；荆楚在南，即祭南帝；晋卫在北，即祭北帝；周在西土，故望西山，祭西帝。秦居西垂，作西畤，祠西帝可矣；不祭西帝，而祭白帝，是白帝之名，明明襄公“自以为”是，无知妄作。则宣公祭青帝，灵公祭黄帝、炎帝，所谓青帝、黄帝、炎帝固又承襄公之妄，附会五方五行五色而名，不得因秦人妄造黄帝、炎帝之名合于旧史所传之古帝王名，而谓古帝王之黄帝、炎帝，亦四方神帝所蜕变也。知秦公畤祠之黄帝、炎帝皆附会妄作，则明堂五帝之黄帝、炎帝、太昊、少昊、颛顼可知其为古之人帝，非神帝，其所以神化者，又吕氏食客附会之罪也。吕氏所以附会炎帝为南方神帝者，盖亦本于列国史记。《晋语》：“昔少典取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周语》：“齐、吕、申、许由大姜。”《左传》：“晋赵鞅卜救郑，遇水适火。史龟曰，是谓沈阳，可以兴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敌，不可干也。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哀公九年）是齐、吕、申、许，皆炎帝后也。《郑语》：“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许。”《左传》又曰：“楚子重请取申、吕以为赏田。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若取之，是无申、吕也。”（成公七年）是许与申、吕，皆在南国，翼翼南国，即炎帝之虚。炎帝之虚在许与申、吕之郊，祝融之虚在郑，由《春秋》地望审之，郑、许、申、吕，国相密迩，故《山海经·海内经》又有祝融为炎帝后之说：

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生炎居，炎居生并节，并节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方首颠，是复土壤，以处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呜噎。……

祝融为炎帝后，中土史料，虽无可征，后土之为共工后，则见于《左传》矣。

蔡墨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职，则史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业，其物乃至。若泯弃之，物乃坻伏，郁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土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

魏献子曰：“社稷五祀，谁氏之五官也?”

（蔡墨）对曰：“少昊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此其三祀也。”

颛顼有子曰犁，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

蔡墨所谓烈山氏之子柱为稷，同于《鲁语》，但《鲁语》谓其能殖百谷百蔬，故祀以为稷。

《礼记·祭法》则谓稷本名农。农，卜辞作，从林，辰声，与蓐之从草从辱者，字形不过繁简之别（蓐从草，辱声，辱从又辱，像人耕耨，则辱即耨之本字，农从辰，与蓐从辱同也），颇疑蓐收即古农官之名，与稷亦不过名称之异，烈山氏之子柱为稷，周弃亦为稷，稷官不变，其人屡易，又何疑该为蓐收即为田正乎?该以字形言，与亥可谓之今古文，该为少昊四叔，今虽无考，王亥则见于《卜辞》，见于《纪年》及《楚辞·天问》，颇疑该即王亥，王亥尝为夏后氏田正矣。不独该为可疑，即玄冥、后土，亦重可疑其为殷先祖王季、相土。《卜辞》常见燎于土，求年于土矣。土，王国维谓即相土。但《辞》有云：

贞勿，求年于。（《前编》卷四，第十七页）

，王君又谓即邦社，云：“从田，丰声，与邦之从邑，丰声，《籀文》之从土、丰声者同。邦社即《祭法》之国社，汉人讳邦改为国社，古当称邦社也。”（《殷礼征文外祭》）《辞》既云求年于邦社，又云求年于土（《铁云藏龟》二一六页），土为相土，则相土即邦社，亦即后土矣。《天问》：“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又曰：“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卜辞》已证明胲即王亥，恒即王恒，王亥之父，《卜辞》及《天问》俱称其名为季，但《殷本纪》则谓之冥。《鲁语》及《礼记·祭法》皆云：“冥勤其官而水死，故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冥死于水，水为其事，与蔡墨所谓“水正曰玄冥”，密合无间，则谓玄冥即殷之王季，可以断言。更由王季为玄冥，以推论后土即相土，蓐收即王亥，虽不敢谓确切不移，要亦大体可信。若木正句芒，蔡墨谓即少昊子重，按之《书·吕刑》及《楚语》，亦未能合。《吕刑》言：“皇天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楚语》，观射父申之曰：

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是重为颛顼南正，非木正，以后世五行方位论，南方为火，重为南正，即为火正。

《郑语》：“黎为高辛火正，以淳耀惇大，天地明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火正为祝融，则重亦祝融也。颇疑重黎当从《史记·楚世家》说合为一人，蔡墨、观射父所以误别为二者，犹祝融本名陆终，《帝系》以来皆误为陆终、祝融别为父子二人。重既知其即火正祝融，则木正句芒究为谁氏之子?以文字及史实证之，疑即夏后氏帝芒。帝芒，《御览》、《书钞》引《竹书纪年》俱作后芒。后者君也，其名本当曰芒。越之见于载记者，或称于越，吴故书《雅记》亦谓之句吴，《金文》亦名曰“攻渔”，芒若长言之，自可谓之句芒。《纪年》：“后芒即位元年，以玄珪宾于河，命九东狩于海，获大鸟。”后芒曾东狩于海，与明堂祀句芒东堂之说合，然则蔡墨所谓“木正曰句芒”，句芒亦后芒之误。

由是言之：明堂五神，出于《左传》五官，五官之名，乃蔡墨杂集夏、殷、邾、楚列国先王之名号以成，知后芒、陆终、相土、王亥、王季非神名，则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自非神而为人也；知明堂五神之本为人也，则明堂五帝更不得谓其神帝，非人帝，吾故曰，《吕览》明堂五帝，割裂古史帝王世系而来（如《国语》、《帝系》），古史帝王名号，绝非杂集明堂五帝而成，谓“五帝”共名，因明堂五神帝而生可也；若谓先有明堂之黄帝、炎帝、太昊、少昊、颛顼五神帝，然后有人帝之黄帝、颛顼等，则本末倒置，反果为因，不特黄帝、颛顼可疑其莫须有，即帝甲、帝乙、帝辛亦可谓其必无，帝甲、帝乙、帝辛不复生，何曾定其是非有无耶!

若夫《五帝德》帝喾，王国维《古史新证》（按：即《殷代先王先公考》之重编）以《卜辞》所见：

贞于。（前编卷六，第十八页）

于，六牛。（罗振玉藏拓本）

又于。（后编下，第十四页）

于六牛。（前编卷七，第二十页）

贞年于，九牛。（罗振玉藏拓本）

癸巳，贞于高祖。（罗振玉藏拓本）

当之云：“象人首手足之形。《说文·攵部》，夋，贪兽也，一曰母猴，似人，从页；已，止，攵其手足。《毛公鼎》，我弗作先王羞之羞作，《克鼎》柔远能之柔作，《番生敦》作，《薛氏款识盄和钟》之柔燮百邦，《晋姜鼎》之用康柔绥怀远迩，柔并作，皆是字也。夋、羞、柔三字，古音同部，故互相通假。此称高祖夋。按：《卜辞》，惟王亥称高祖王亥（后编上，第二十二页），或云高祖亥（《戬寿堂殷虚文字》一页），大乙称高祖乙（后编上，第三页），则夋必为殷先祖之最显赫者，以声类求之，盖即帝喾也。帝喾之名，已见《逸书》。《书序》，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告》。《史记·殷本纪》告作诰，《索隐》曰，一作俈，按，《史记·三代世表》、《封禅书》、《管子·侈靡篇》皆以俈为喾。伪孔传亦云契父帝喾，都亳，汤自商邱迁亳，故曰从先王居。若《书序》之说可信，则帝喾之名，已见商初之书矣。诸书作喾作俈者与夋字声相近；其或作夋者则又夔字之讹也。《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引皇甫谧曰，帝喾名夋，《初学记》引《帝王世纪》曰，帝喾生而神灵，自言其名曰夋。《山海经》屡称帝俊，郭璞于《大荒西经》帝俊生后稷下《注》云，俊宜为喾，余皆以为帝舜之假借字。然《大荒东经》曰，帝俊生仲容，《南经》曰，帝俊生季釐；是即《左传》之仲熊季狸，所谓高辛氏之才子也。《海内经》曰，帝俊有子八人，实始为歌舞；即《左传》所谓有才子八人也。《大荒西经》，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又即《传记》所云帝喾次妃诹訾氏女，曰常仪，生帝挚者也，曰羲和，曰蛾皇，皆常羲一语之变。三占从二，知郭璞以帝俊为帝舜，不如皇甫谧以俊为帝喾名之当矣。《祭法》，殷人禘喾，《鲁语》作殷人禘舜，舜亦当作夋。喾为契父，为商人所自出之帝，故商人禘之。《卜辞》称高祖夋，乃与王亥、大乙同称，疑非喾不足以当之矣。郭沫若先生因疑帝喾之妃常羲、常仪即帝舜之娥皇、女英，而谓帝舜实即帝喾，由高祖夋一人乃化而为帝俊、帝舜、帝喾三人。帝喾之二妃姜螈、简狄亦即娥皇、女英之变。且举《卜辞》“已未俎于三牝卯十牛”（前编，卷六，第二页）为证，以为即常义合文，常义即简狄，亦即女英。《卜辞》“贞子渔之于，酒”（二六四页），《铁云藏龟》“贞之犬于，卯彘”（前编卷四，第五二页），又以为即舜妻娥皇，亦即帝喾妃姜螈，复为表疏其分合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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喾与舜果皆帝俊一人所分化（郭说详《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二六三至二六六页及《卜辞通纂考释世系》），则契即喾子，亦即舜子矣。杨筠如先生据崔述《唐虞考信录》“尧与稷弃非喾之子”说，则谓“《卜辞》之高祖夋，应释为夋，古夋契同部，而夋契喾三字双声。契之为名，或帝喾所分化。契，《史记·司马相如传》作禼，禼字上象首，下象兽足蹂地，盖即夋之形讹”。更谓“《史记》以高辛为帝喾，王先生（按：即王国维）证明喾即帝俊，《山海经》称帝俊有子八人，应即《左传》高辛氏之才子八人。但《山海经》又谓八人实始为歌舞，与《尧典》之命夋典乐相应；《左传》谓使八元布五教，又与《尧典》契为司徒说相应；则契与夔显系一人所分化也”（杨说详山东大学《中国通史讲义》，未梓行）。杨君结论，颇信其说可以成立，而苦无直接佐证。今由《卜辞》证三君所论，则以杨说夋即夔，亦即契为最胜义；其以夋即帝喾则非也。帝喾，《史记·殷本纪》作帝诰，《封禅书》作帝俈，俈、诰、喾，皆谐告声，自当以《书序》作告者为得古意。告，《卜辞》所见者亦从牛从口，与篆文相同。但《卜辞》又数见字，云：

癸酉卜贞，于，三小牢，卯三牢。（前编卷七，第二十页）

丙子卜贞，酒，三小牢，卯三牛。（同上版）

甲子卜，贞之于。（《铁云藏龟》二三四页）

辛亥卜又于。（《戬寿堂殷虚文字》第九页）

贞年于。（前编卷一，第五一页）

字孙诒让《契文举例》释岳，云：“《说文·山部》，岳古文作，象高形，此上从，即象高形，下从，即象形山字。”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则疑为羔字。而之变也，有作（前编卷六，第四九页）者，有作（前编卷六，第六七页）者，以牢本从牛，《卜辞》或易以羊例，则与形既相近，亦可读为告。告羔一声之转，告岳古音同部，以声音论之，岳、羔固皆可转为告，则可读告，谓《卜辞》于告，年于告，告即帝俈，亦即帝喾，可无疑也。（按：《卜辞》有三义，前编卷一，第五十页，“贞使人于”，《铁云藏龟》三页，“翌癸丑勿呼帚往于”，皆读为岳，山名，此一义也。《臼骨刻辞》，如前编卷六，第二十二页“丁丑陟示一矛，”，此当为刻辞人名，此二义也。余如年于，贞于，当如鄙说，释为告。）帝喾为夔父，亦可于《卜辞》征之：

庚午于，有从，才雨。（后编上，第二十二页）

壬申贞年于。（同上版）

庚日，壬日，先父而后子，夔为喾子，见于同一卜骨之上，消极的可证喾、夔绝非一人，积极的则可证即帝喾，王国维以来以为喾，不如郭璞说帝俊为舜之长。《礼记·中庸》“其斯以为舜乎”，郑《注》：“舜之为言允也。”（允本作充，从朱骏声说改）《风俗通》：“舜者准也，循也，言其准循道德，循尧绪也。”《说文》虽不见舜字（旧说即疐字，未必是），但从舜之声义寻之，皆有驯顺逊顺意，与俊字义极相近，颇疑舜字本作俊，《山海经》帝俊即舜之本名。《洪范》“俊民用章”，《史记·宋世家》引作畯。《盂鼎铭》“疐正厥民”，《秦公铭》“疐在天”，畯又以为之，是畯从夋声，即从允声。允，《说文》作疐，云“信也，从儿，声”。夋，《说文》作，云“行夋夋也，从攵，允声”。证之《卜辞》，则近于，近于，由王国维初释为夋论之，则郭沫若谓夋即舜是也。之变也，毛公鼎作，番生孳乳作，，燹簋作。从圅，从夏，当即之古文，从玉，从，当即顼之古文，颛顼之名，字皆从页，颇疑页即之省变，即颛顼本字，颛顼一名，亦所演变。由一名，一省而为，再变而为，三讹而为舜，是舜即夔也。由一变而为，孳乳而为，复演而为颛顼，是颛顼亦夔也。由夔之音，一讹为禼，再讹为契，于是夔、契别为二人。由舜妃娥皇，名同喾妃常仪，于是帝喾与舜混而无别。寻绎前文，可得帝喾与夔名字演变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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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言之：颛顼、舜、契固皆夔一名所分化，契、舜、颛顼固皆帝喾之子，《帝系》以颛顼与舜为昌意子孙，疑或有误。然帝喾、颛顼非神非怪，其为殷之先王，则甚信也。《五帝德》所述五帝，黄帝见于《陈侯因敦铭》，帝喾、颛顼与舜见于《卜辞》；所不可考者，惟尧焉耳。《卜辞》有字（前编卷六，第六七页），余永梁先生曾释为垚，垚尧古今字，其辞残泐，不敢断即帝尧。垚从三土，或即后土、相土之繁形，亦未可知也。

综前所论，可为要略如次：

（一）自《国语》、《帝系》及《史记》证齐威王为陈完后，完为陈胡公后，胡公为帝舜后，舜为黄帝后，齐威王即黄帝后，故《陈侯因敦铭》得祖黄帝，称黄帝为高祖。

（二）自《陈侯因敦铭》之称“高祖黄帝”，《邾公钟铭》之称“陆之孙”，皆与《国语》、《帝系》、《世本》相传之古帝王世系密合，可证《国语》诸书所述古帝王世系，皆本于周之列国史记，世系名号，虽或乖误，其大体则甚可信。

（三）帝甲、帝乙、帝辛皆当死后措庙立主，尊祖配天，追称为帝，黄帝亦其子孙尊祖配天，措庙立主之号，非皇天上帝也。

（四）殷人祭四方神帝，东曰东帝，南曰南帝，西曰西帝，北曰北帝，总名“方帝”，秦襄公“自以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始渐有白帝、青帝、黄帝、炎帝、五色帝名目。少皞之虚在鲁、郯，以方位论，应称东帝。襄公祠少皞为西帝，与史实不合，足证吕氏《十二纪》明堂五帝，以少皞为西帝，亦沿襄公之误。其余黄帝、炎帝、太皞、颛顼，皆割裂《国语》，附会人帝为神帝，黄帝、颛顼非由神帝变为人帝。

（五）明堂五神，出于《左传》五官，五官之木正句芒，为后芒之误；火正祝融，为陆终之误；土正后土，即殷王相土；金正蓐收，即古田正，其人为王亥；水正玄冥，即殷之先祖王季；皆有人可考，非神非怪，吕氏附会为五神，最为荒谬!

（六）《五帝德》之帝喾，《卜辞》作，决非帝俊；帝俊即帝舜，其字本作，其后孳乳为，又演为颛顼，颛顼即舜，舜即帝俊，俊即夔，夔即契，契也，夔也，舜也，帝俊也，颛顼也，皆一名所分化也。

若夫邹衍五德终始之运云，“五德从所不胜，虞土，夏木，殷金，周火”（李善《文选注》引），《吕氏春秋·名类》摭述其说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其事则土。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其事则木。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其事则金。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一始黄帝，一始虞帝，正可证虞为黄帝后，故不改德，是邹衍五德终始之说，亦以列国史记为本也。若论五德终始说之是非，顾颉刚先生《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清华学报》六卷一期）论之详矣，兹不辞费。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本第4分册，193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