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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以公 廉慎治国---大唐开元盛世名相姚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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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 2016-6-28 09:44:3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为政以公  廉慎治国

    ---大唐开元盛世名相姚崇

    编 刘文

    说起盛世,不能不说开元盛世,这是古代强盛朝代里的最繁荣时期,至今仍为后人乐道。开创盛世,离不开英明的君主,但是更离不开治国之能臣.大唐开元盛世名相姚崇,为后人称道,被赞誉为千古良相。

    姚崇,中国最著名的宰相之一,虽然先后三次罢官或被贬职,但因其公正廉明,每当政局动荡、国势衰微,朝廷就请他复出治国安邦,人称“救时宰相”。他与后来守法持正的宋璟相辅共治,并称“姚宋”,与唐朝另一对杰出搭档“房杜”一起,赢得了唐朝四大贤相的美名。

    姚崇其人

    姚崇(651—721年),原名元崇,字元之,祖籍吴兴(今浙江湖州市)。武则天时,因与一反叛突厥人同名,故而改名。开元元年(713年),因避年号讳,又改名崇。一生历事武则天、唐中宗、睿宗、玄宗诸朝,三居相位,并多次出任地方长官,是唐朝前期的一位名臣。姚崇死后,唐宪宗追赠他为扬州大都督,谥号文献。开元十七年,追赠为太子太保。

    高宗永徽元年(650年),姚崇出生于陕州(今河南三门峡陕县)一个武将之家,他是显赫的吴兴姚氏第二十一世孙,高祖姚宣业曾任南朝梁陈征东大将军,屡建奇功,武帝最为倚重。曾祖姚安仁曾仕青、汾二州刺史,为官清廉,秉公无私。祖父姚祥任怀州长史,检校函谷关都尉。父亲姚懿(590—662年),字善意,隋末为陕州硖石县令,后佐唐创业有功,因受人嫉妒而遭贬退,唐武德四年(621年)后,率全家隐居于“硖石东北重岗之曲”(今陕县张茅中学附近)。高宗即位后,又被起用为峡州(今湖北宜昌市)刺史、嶲州(今四川西昌市越西东北)都督,赠幽州都督、吏部尚书。姚崇十二岁时,父亲病故,随母亲迁回汝州梁县广成泽外婆家。

    广成泽在汝州西六十里,是东都洛阳外围的一处名胜。东汉朝廷曾将这里辟为宫苑,供皇帝游猎娱乐。姚崇继承了父亲的尚武遗风,每日以习武为功课,经常同乡里少年一起到山野射猎比武。数十年坚持不懈的锻炼,他炼就了强健的体魄、有勇猛无畏的精神,诸般兵器无所不通。

    后来,有一个人使姚崇改变了不喜欢读书的习惯。此人名叫张憬藏,长社(今河南许昌市长葛)人,是当时全国闻名的相学家。据姚崇63岁时回忆,就在他“居广成泽,目不知书,唯以射猎为事”、整日陶醉于呼鹰逐兔之乐时,遇到了张憬藏,劝说他“当以文学备位将相,无为自弃。”

    在张憬藏的鼓励和指点下,姚崇改变了整日“呼鹰逐兔”的习惯,“尔来折节读书”,从此姚崇的命运开始了新的转折。经过几年的努力,姚崇学业大进,成为东都洛阳一带闻名的饱学之士。

    姚崇参加科举,考中进士,步入政坛。他入朝论政,答对如流,且下笔成章,得到武则天的赏识,初拜侍郎(四品官),后连续升迁,成为我国唐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为稳定国家局势,改革朝廷弊政,抑制宗教迷信,发展农业生产,推动社会进步,作出了杰出贡献。尤其是开元之初,他独当重任,励精图治,刚正不阿,为开创“开元盛世”立下了显赫的功绩。宋代大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高度评价道:“唐代贤相,前称房(玄龄)杜(如晦),后称姚(崇)宋(璟),他人莫得比焉。”毛泽东则称其为“大政治家、唯物论者”,还赞扬他进谏唐玄宗的“十事要说”为“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

    开元盛世说姚崇

    姚崇的治国理政功绩,历代难以企及。

    (一)“为政以公”而“耸廉勤之节”的吏治思想

    姚崇不但经历过人所称道的高宗永徽之治,亲身参与并领略武则天的文治武功,还体验了唐中宗由于腐败给国家带来的巨大灾难。进入仕途后,他以经世济民思想为己任,以一个政治家的敏锐眼光,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自己的思想和治国方略。

    一是强调“为政以公”的吏治思想。姚崇主张为政者要象持秤一样,“志守公平,体兼正直”,“秤物平施,为政以公,毫厘不差,轻重必得。”“存信去诈,以公灭私。”只有这样,一个人才会“心苟至公,人将大同。心能执一,政乃无失。”

    二是倡导官员勤政。姚崇批评了当时为官者无所作为,

    唯知巴结讨好上司的不正之风。提出要学习“古之君子,策名委质,翼翼小心,乾乾终日”的精神,要求为官者“刑不可滥,政不可贼。”指出只有勤政为民,才能作到“如镜之明,断可以平;如镜之洁,断可以决。”

    姚崇尽心国政,三朝为相。武则天提拔他做了兵部侍郎,圣历元年(698年)被擢升为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之职)。则天之后,睿宗即位,姚崇再次被任命为宰相。玄宗登基又任命他为宰相。

    玄宗初年,他作为宰相,带头裁减冗员,整顿吏治,任用官吏,注重才能,使得以皇帝为首的封建国家制度,职责分明,指挥灵敏。据史书记载:他与庐怀慎同为宰相,由于儿子死了,便请假十多天,政事积压很多,庐怀慎处理不了,感到恐慌,去见玄宗作检讨。玄宗说:“我以天下事委托于姚崇,你坐镇就行了。”姚崇假满上班,很快裁决了积压下来的政事。因而史书称赞他长于吏道。

    三是倡导“廉慎”作风。姚崇批评中宗以来“凡今之人,就列称臣。当官以害剥为务,在上以财贿为亲”的腐败风气,要求为官者要象盛冰的玉壶一样,冰清玉洁;要象子罕(春秋时宋人)辞玉、杨震(东汉太尉)辞金一样,洁身自好。谆谆告诫为官者,“尔以金玉为宝,吾以廉慎为师。尔以夜昏可纳,吾将暗室不欺。”认为只有自觉抵制“金玉”的诱惑,才能避免“象之有齿,以焚其身;鱼之贪铒,必曝其鳞”现象。要求为官者要清正廉洁,要“固当耸廉勤之节,塞贪竞之门。”自觉地做到“请谒者咸息,苞苴者必辞”。

    四是注重治国中的“教化”作用。提出当政者要象弹琴一样,“君子抚之,以和人心”,“乐导至化,声感人情”,达到“身不下堂,不言而理”的效果。还提出“善为国者如弹琴。宫君商臣,则治国之道。大急小缓,岂安人之心。”同时指出要根据实际“改张逾于立法”,即及时调整政策法令。

    五是强调为政者要以身作则。姚崇说:“法者,天下公器;官者,庶人之师。其身既正,不令而行。在下无怨,唯上之平。故曰:上之所仰,人之所向。我之所教,人皆其效。”提出做一个好的官员,要“凡所从政,当须正己。诫往修来,慎终如始。”

    姚崇说到做到,他一生以身作则,生活俭朴,清廉自持。他虽然三次为相,但是没有为自己建造府第,长期租住在罔极寺中。由于离皇宫太远,上朝不方便,玄宗为方便咨询,命他迁入“四方馆”。

    因“四方馆”馆舍豪华富丽,姚崇便拒绝入住,辞谢说:“四方馆藏有图书资料,不是病人所居,谢陛下隆恩,我不能特殊。”玄宗劝他:“开四方馆是便于官员查找各地资料,为的是国家利益。请你来住,也是为国家嘛!我恨不能你住进宫来!”姚崇这才搬进四方馆。

    姚崇一生保持清正廉洁,直至生命的尽头。开元九年姚崇病卒。当时风调雨顺,百姓安居乐业,国家盈满,因此社会上特别是官吏中厚葬成风,姚崇对这一风气极为反感,反对厚葬,临终前他立下遗嘱,说自己一生知止、知足,并写了一篇《遗令戒子孙文》,在文中,提倡薄葬。他说:“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使伤素业。”“吾身亡后,可殓以常服,四时之衣,各一副而已”。姚崇节俭安排后事,注意保持晚节,也传为佳话。

    姚崇的吏治思想影响了当时的皇帝和各级官员。唐玄宗和姚崇身体力行,在开元之初基本上扭转了中宗以来的不良社会风气,为开元盛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以天下为己任、百折不挠的政治家

    姚崇27岁中举后,因才干出众,公元696年,担任夏官郎中(正五品上阶)。其年五月,契丹首领松漠都督李尽忠与其兄归诚州刺史孙万荣起兵造反,攻破了营州(今辽宁朝阳市),杀了节制契丹人的营州都督赵文翙,纵兵南下,进逼檀州(今北京密云一带),并连连击败了武则天派去的围剿大军。十月,攻入幽州(今北京市西南部)。各地告急文书象雪片一样飞向神都洛阳,夏官衙门成了战事的参谋中心,事务特别繁忙,这使主管此事的夏官郎中姚崇才能得以充分施展。许多繁杂的事务,到了姚崇手中,都被处理得干净利落,井井有序,史称:“剖析如流,皆有条贯。”女皇武则天惊奇地发现了姚崇的超群才干,破格提拔他做了夏官侍郎(正四品下)。

    姚崇得到重用后,更加勤勉用事。他充分发挥参谋中枢的作用,运筹帷幄,协助武则天调兵遣将,于神功元年(公元697年)七月,彻底平息了契丹叛乱。

    在做了宰相后,姚崇想的只是为国事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及抱负而努力,决不为贪图高位而随波逐流,更不会为此而谄媚权贵。为此,他一生宦途曲折,三次遭贬,但是他正气永存,信念不移。

    (三)善应变、遇事果敢的改革家

    宋朝宋祁在撰写《新唐书·姚崇传》评论说:“(姚)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作为政治家,他从实际出发、脚踏实地,唯以国家兴盛、黎民冷暖为重,以清除天下积弊为己任。

    武则天时,为使女皇彻底废除酷吏制度,夏官侍郎姚崇不顾官微言轻,冒着罢官、下狱甚至杀头的危险,积极向女皇进言,申述酷吏制造冤狱的真情,并大义凛然以自己官职、性命及一门百口,担保朝中文武百官无人谋反,女皇深受感动,从而下决心废除严刑峻法,稳定了武周政局。

    睿宗时,时任中书令的姚崇和侍中宋璟,着力革除中宗吏治弊病:一是顶着压力,罢免了几千名中宗皇帝亲自批准的、靠花钱买来的“斜封官”。二是整顿了上万名超编的吏部候补官员,通过考试,选拔录用了不足2000人,“人服其公”。虽然后来姚崇遭贬,改革事业夭折,但他改革的魄力,至公之心,却给朝野上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流传这样的民谣:“姚、宋为相,邪不如政;太平用事,正不如邪。”

    真正算上大手笔的,要算姚崇开元初年大刀阔斧的改革。先天二年(713),唐玄宗全面执政之后,求治心切,一心要重振贞观之风,在任命姚崇为宰相时,姚崇向玄宗提出了十条政事改革建议。这十条建议涉及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大政方针,可谓切中时弊,史称“十事要说”。“玄宗心益开,听之孜孜忘倦”,视为救世良方,全盘接受。

    同时,姚崇又劝玄宗“无任功臣以政”“诸王外刺”,结束了中宗以来八年政局动荡不安的局面,为大唐赢得了近50年的太平光景。

    (四)、以人为本、实是求是的唯物论者

    “姚崇灭蝗”便是例证。据史书记载:开元3年(715年),中原地区发生了严重的蝗灾,老百姓受迷信思想影响,用在田旁设祭、焚香、膜拜的办法来消灾,而坐视蝗虫食苗。消息传到朝廷,百官众口一辞,都说是朝政有失,老天降蝗灾警示。谏议大夫韩思复甚至上书,要玄宗皇帝“悔过责躬”“以答休咎”。

    但是姚崇清楚,如果听任蝗灾蔓延下去,人民将流离失所,国家将失去稳定。但是发动灭蝗,朝野上下阻力甚大。为此,姚崇查阅史料,以《诗经》上有关灭蝗的诗句和东汉光武帝灭蝗的诏书为凭据,提出切实可行“焚埋”之法,说服了玄宗。但汴州刺史倪若水却有令不行,还上书朝廷说“蝗是天灾,自宜修德。”姚崇闻报大怒,发去牒文批评他:“古之良守,蝗虫避境。若其修德可免,彼岂无德致然!?今坐看食苗,何忍不救!因以饥馑,将何自安?幸勿迟回,自招悔吝!”倪若水阅书后,不敢怠慢,督促百姓,“乃行焚埋之法,获蝗一十四万担。” 二年后,灭蝗成效显著。

    姚崇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现实主义者,当他看到自武则天起,上自皇帝王公大臣,下至普通百姓,无不崇信佛教。就连武则天登基,也托言“弥勒”转世,普渡众生,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时,就开始坚决反对佞佛。开元年间,在姚崇的建议下,朝廷淘汰僧人12000多人,还颁布了禁造佛寺的法令。临终前,他在《遗令诫子孙文》中写道:“佛者觉也,在乎方寸。……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恶,则佛道备矣。”他又说:“夫释迦之本法,为苍生之大弊。汝等各宜警策,正法在心,勿效儿女子曹,终身不悟也。” 可见他仅把佛教看作一种宗教信仰。

    (五)处世圆滑,为人权谲

    作为开创一个崭新时代的改革家,姚崇敢于面对现实,勇于冲破传统观念,坚忍不拔,政绩可观,这是很难得的,但在涉及他人品的方面,就不那么始终如一,所以史书批评他“权谲”(即好弄权术,滑头,耍小动作的意思)。

    相传,姚崇为相时,与张说不合,两人经常暗地角力。开元元年(713年),姚崇从同州到新丰见玄宗,玄宗打算任命他为宰相。现任宰相张说知道此事,出于嫉妒,指使别人对他进行弹劾,玄宗不听。张说又指使人向玄宗建议,派姚崇去当河东总管,又被玄宗识破,提建议的人差一点丢掉脑袋。

    姚崇当上宰相,张说害怕姚崇报复,十分恐慌,想走玄宗的一个弟弟岐王的后门。姚崇抓住这件事对张说进行报复,但又不直接加以揭发。一天,已经罢朝,朝臣们都已离去,姚崇独自跛着脚作有病状,玄宗叫住他,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我的脚坏了。”又问:“不很痛吧?”答道:“我心里有个忧虑,痛苦倒不是在脚上。”玄宗又问这是什么意思,他说道:“岐王是陛下的爱弟,张说是辅佐大臣,他们秘密乘车出其家门,恐怕要坏事啊!所以我很担心。”唐玄宗最恨官员结党营私,于是便把张说贬为相州刺史。

    据说为了防止张说迫害其后代,姚崇临死时,告诫儿子说:“张说与我嫌隙很深。我死之后,出于礼节,他必来吊丧,你们可将我平生所用的珍宝器皿陈列出来,他最喜爱这类东西,如他看也不看,那你们就要作好准备,灭族之灾就将来临了;如他看这些东西,那就预示没事了,你们就将这些东西送给他,并请他为我撰写碑文。得到他所撰碑文后,立即誊写,报呈皇上,并准备好石头,立即刊刻。他的反应比我迟钝,数日之后,定要反悔;他如派人来索取碑文,就说已报请皇上批准,并将刊刻好了的碑拿给他看。”

    姚崇死后,张说果然前往吊丧,见到所陈服玩,看了又看,爱不释手。姚崇诸子按父亲所嘱办理,得到了张说所撰写的碑文,并使索回碑文的计谋落空。张说气愤至极,说:“死姚崇犹能算计生张说。”

    姚崇与洛阳

    洛阳作为大唐的东都而成为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姚崇从少年时起,就受河洛地区壮丽山川及浓厚文化底蕴的熏陶,受荟萃于洛阳的英贤俊才的影响、感染,怀王佐之志,折节读书,下笔成章,走入仕途,而大展宏图。

    (一)洛阳是姚崇青少年时期生活、学习、成长的地方

    姚崇少年时生活在洛阳,龙门石窟现存有姚崇兄妹为其母刘氏所造的石窟,今称极南洞。洞外南壁刻有浮雕的双龙盘首造像碑,高164公分,宽70公分。该碑风蚀残损严重。现存文十八行,计二百余字。清陆心源主编的《全唐文续拾》卷十一收录其残碑碑文,称其为《都督长沙姚意(懿)妻造像记》。碑文记载:“(夫人)者,嶲州、幽州二州都督、长沙县公姚意(懿)之妻也。龙朔年中(缺字)居于□阙南之别业也”。可知,姚崇之父姚懿于“龙朔年中(公元661—663年)”,就经营了位于洛阳龙门“(伊)阙南之别业”,全家人定居于此。故而,在洛阳万安山出土的《大唐故幽州都督姚府郡墓志》记载道:“君讳懿,字善意。其先吴兴郡。以官北徙,今为河南洛阳人也。”张说为姚崇撰写的《姚崇神道碑》中也载道:“公讳元之,姚姓有虞之后。远自吴兴,近徙于陕,今家洛阳焉。”由此可知,姚崇从这时起,就随其父母生活在洛阳了。

    唐高宗上元二年(675年)四月二十五日,皇太子李弘病死于东都。高宗李治和武则天非常悲伤,追谥太子李弘为“孝敬皇帝”并在洛州缑氏县景山(今河南偃师市缑氏镇)为之选定寝陵地址,名曰恭陵。由于姚崇出身名门,仪表堂堂,风华正茂,被人举荐作了李弘的孝敬挽郎,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一盛大、肃穆、悲壮的葬礼。

    (二)洛阳是姚崇暂露头角、施展才华,在政治上逐渐走向成熟的地方

    仪凤二年(677年),高宗皇帝李治在长安亲自主持科举考试,姚崇以文思敏捷,才华横溢,下笔千言,一挥而就,成了天子门生,被朝廷授予濮州(今山东鄄城北旧城)司仓参军(从七品),外放做了地方官。

    武则天天授元年(690年),姚崇从郑州(今河南郑州市)司仓参军的位置上,被朝廷召回,在神都洛阳担任司刑寺的司刑丞之职,官品为从六品上阶,其职责是裁决狱讼,判定量刑之轻重。

    在神都洛阳,姚崇虽然尽心辅佐武则天,但是对女皇的作为并不完全赞同。长安四年(公元704年)六月,姚崇以母老多病,多次向女皇请求辞职养母。武则天非常理解姚崇的孝心,同意了他的要求。但仅过了二十多天,又下诏以“家有令弟,足慰母心;国有栋臣,安可暂缺”为由,重新召他回朝担任夏官尚书。

    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正月,神都洛阳。一场以诛杀女皇男宠“二张”、逼武则天退位、复兴唐室大业的政变,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为首的正是姚崇赴灵武前推荐而进职宰相的张柬之等五大臣。正月二十二日夜,张柬之、崔玄暐、桓彦范等拥太子李显起事,同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率左右羽林兵500余人,攻克玄武门,直趋武则天所居长生殿,斩张易之、张宗昌于殿庑之下,以武力劝女皇退位。二十五日,中宗李显即位于通天宫。姚崇因有功,任太仆卿同凤阁鸾台三品,继续留任宰相,加封梁县侯,赐食邑二百户。

    二月初五,中宗率百官到上阳宫向武则天请安。众官喜庆雀跃,拜见武则天,只是略尽其礼。惟独姚崇见到苍老憔悴、多病的武则天时,竟然伤心得“呜咽流涕。”他的“今日别旧君,亦人臣之义。虽获罪,实所甘心。”令人寻味。

    (三)姚崇在洛阳还留下一些脍炙人口的诗文

    天授年间,他鉴于“时王公大臣多以言语不慎密为酷吏周兴、来俊臣等所陷”的事实,写了一篇“口箴”作为座右铭,告诫人们“多言多失”,要“三缄其口”。他的这篇《口箴》,对当时及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口箴》被刻于碑石,代代相传。大中元年(公元847年)二月,唐武宗名相李德裕被贬至东都洛阳时,到慈惠坊拜访了姚崇的玄孙姚勖,还特意瞻看了姚崇的《口箴》石刻。

    《全唐诗》收录姚崇诗六首,除《奉和圣制夏日游石淙山》以外,在洛阳吟咏的还有《故洛阳城侍宴应制》和《春日洛阳城侍宴》两首。

    (四)晚年居住洛阳慈惠坊里

    姚崇年老罢相,常居洛阳慈惠坊私邸,这是姚崇于天授年后在洛阳做京官时所置。他“优游园沼,放浪形骸。”自感“人生一代,斯亦足矣!”

    据阎文儒、阎万均所著《两京城防考补》云:慈惠坊在洛水南“长夏门之东第二街”从南至北之第六坊。(《河南志》引《韦述记》曰:此坊半以北,即洛水之横堤。)慈惠坊有“紫微令姚崇宅。银沙滩。”(在今洛阳市安乐聂湾附近)。

    遵从姚崇的意见,他的九个孙子和五个侄孙都以“门”字加其他笔画的字命名。姚崇逝世一百多年后,到五代孙姚勖时,姚家尚合族而居。

    姚崇墓

    开元十年(公元722年)二月,姚崇葬于东都洛阳万安山之南其母彭城郡夫人刘氏墓之侧,即今天的河南伊川县彭婆乡许营村北姚崇陵墓,该地亦是姚崇家族大茔。此地埋葬的姚氏家族成员著名的还有姚崇的夫人沛国夫人刘氏、郑国夫人郑氏;长子光禄少卿姚彝(唐碑尚存)、二子坊州刺史姚异、三子尚书左丞姚弈及玄孙谏议大夫姚勖。墓园面积约三四亩地。走进墓园,映入眼帘的是姚如学题写的“姚公祠”三个大字,两旁是“一身忠智三朝辅相铸盛世,十卷文章千年遗教泽国人”的对联,姚公的塑像端坐在纪念祠的正中间,两旁是描写姚公生平的十幅碑画。

    墓园除姚崇大墓外,两旁分别是后世立的大唐故·唐封彭城郡一品夫人姚母墓碑铭和历代修缮姚崇墓的功德碑、建议碑。目前守护姚崇墓的是范仲淹的后人。

    纵观姚崇一生,他不但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并倡导“为政以公”的伟大政治家,还是一个不屈不挠、勇于牺牲的伟大实践家;不但是一个善应变成务的伟大改革家,而且还是一个以人为本的唯物论者。他为国家作出的贡献,人民将永远铭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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