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文化复兴潮：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

上海姚良官

来源: 南方都市报　
【内容提要】一篇《中国家谱文化复兴宣言》，发表在7月16日的中国博客网上，引来了颇多的关注。这封题记为《致海内外炎黄子孙的一封公开信》的发起人，是号称柳下惠子孙柳铸的第27代传人的柳哲，在他的公开信的签名里，除了一批柳氏后人，还有号称方孝孺的后人、苏辙的后人等，这个阵容足以引人瞩目。
一篇《中国家谱文化复兴宣言》，发表在7月16日的中国博客网上，引来了颇多的关注。这封题记为《致海内外炎黄子孙的一封公开信》的发起人，是号称柳下惠子孙柳铸的第27代传人的柳哲，在他的公开信的签名里，除了一批柳氏后人，还有号称方孝孺的后人、苏辙的后人等，这个阵容足以引人瞩目。
宣言中说道:“最近10多年中，中华大地出现了一股重修家谱的热潮，正在进行一场静悄悄的‘拨乱反正’，先是海外到海内，由南方到北方，从东部到西部，家谱整理出版接二连三，家谱研究书籍层出不穷，各地宗亲活动不计其数。”这确是一个事实。如今，寻根已成热潮，重修家谱已成一项喧哗而热闹的任务，你方唱罢我登场。
今年6月，泰国总理他信来到广东梅州寻根，在一家普通的客家民屋里，找到了他的表舅母和表哥们一家。在此之前，台湾的连战来到陕西西安怀旧，宋楚瑜来到湖南湘潭返乡祭祖，这些政治人物以个人身份掀起的寻根认祖，在民间也让家族意识有了重新抬头的机会。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大陆的一些地区就开始出现零星的新修家谱，它们主要出现在地理上比较封闭、且明清以来宗族文化发达的地区，往往以修地方志的名义隐蔽地进行。90年代初，继之而起的是浙江温州、珠江三角洲、福建闽南等一些经济非常活跃、与海外交往非常密切的地区。这些新修家谱甚至被当作是吸引海外华人寻根甚至被作为招商引资的捷径。随后，各地的修谱开始高调进行，由学术机构、收藏机构的介入，也在不自觉间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几年来的家谱文化的风生水起，也让人疑惑，家谱文化的真面目到底如何？它的意义何在？
■个案一
“柳下惠后人”柳哲:北大边缘人的狂热家谱情结
采访这次家谱复兴宣言的发起人柳哲并不困难。在百度上搜索关于他的一万多个网页上，几乎每一个页面都会详细而清晰地列出他自己在北大的家庭地址、电话、手机、传真、电子邮箱，甚至银行账号。从他的简历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柳哲对重修家谱投入了极大的热情，时时刻刻把这上升到热爱民族的高度。
柳哲原来并不叫这个名字，是后来才改的。他说，从事重修家谱这个工作，首先因为其从小对家族谱系这方面的研究就很感兴趣。“1992年，我回到老家，看到先人柳贯的坟墓已经年久失修，觉得很心痛。我以为这是我们的文化衰落的一种表征。”他于是组织了老家的柳氏族人，重修了柳贯的坟和碑，继而在当地成立了柳贯研究小组，编修家谱。家谱修完之后，他便冒起了一个野心:“集合联络全世界的柳氏族人，大家联合起来，互助互爱，从小家走向大家，将家族文化在更广阔的领域内发展。”后来，柳哲到了北京，1996年倡议并成立了中华柳氏宗亲联谊会，写信给全国各地的柳氏族人，加强联络。这项工作时断时续。之后，柳哲又与“柳宗元的后人”合作，去柳宗元的故乡考察，还举办了柳宗元文化节，出了柳宗元纪念专辑等等。“在做所有这些工作的过程中，我能感觉逐渐把握住了自己的人生定位——在当代致力于复兴家谱－家族文化。”柳哲把这当作是他的任务和使命。
柳哲告诉我们，柳氏这一支起源于黄帝，往下十多代不可考，后到柳下惠时期，柳氏分为两支，一支为展姓，另一支则为柳氏本族，柳宗元、柳永、柳贯，以及他本人等人均属于这一支。在广东《洋内柳氏族谱》内，他查出，柳下惠为黄帝42世孙，柳永为柳下惠38世孙，黄帝79世孙。柳哲还很得意的一件事是:他整理出了柳传志的祖宗数十代，查出柳传志是黄帝、柳下惠、柳永的后代，写了一篇《柳传志先族谱系探源》，还理出一个《柳传志先祖谱系行传》，条分缕析，异常清晰。“经我考证，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其实是柳永后人，是我们的宗亲，他的孝是出名的。据说，他父亲在他年少时对他的教育很严格，教育内容有一部分就来自柳氏先祖柳公权留下的《柳氏家训》。”在柳哲的文章里，提到他曾见过柳传志一面，问他是否柳永后人，柳传志答:不知道。
柳哲告诉我们，现在中国大陆及海外可统计的柳氏族人约有200万人，散布在各个民族，汉、满、回、朝鲜族等等，但其中包括很多旁系；这其中与柳氏有宗亲关系的约有100万人，其中约95％是柳下惠一支族人。这让人想起上海社会科学研究院历史研究所的钱杭提到的，家谱文化的文化心理意义远远大于血缘意义。事实上，以柳氏为例，这近100万人是不可能有血缘关系的，如果再上溯柳下惠的先人到黄帝，那么这个结论就更显而易见了。
经过柳哲的对家谱文化的不懈努力，已经有一些在海外的柳氏宗亲联系他们了，还有程氏苏氏等后人提出加入，共同作为发起人把这项工作进行下去。“今年是‘和圣’柳下惠诞辰2725周年，我们准备组织一次公开的纪念活动，包括很快要出柳下惠的纪念书籍，做网站等等。”另外，柳哲还写了两封建议书，引起政府的重视，现在在柳宗元的家乡，当地政府拿出一千多万元修了柳宗元的文化公园，起名叫“柳园”，希望能起到一定的经济效益。
事实上，这些修家谱文化者的热情也令人诧异。柳哲有一个论调:“家族文化在我看来，毫无疑问是未来文化发展的方向。”把家族文化抬高到这种境地。他还说，家谱文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很重要的一部分。
在接受电话采访的时候，柳哲非常兴奋，以至于记者无法控制他那狂热的倾诉欲望。在交谈中，他不断强调:“你一定要写那是我发现的。”“那是我先发掘考证出来的资料。”“这些都是我在做的。”这位以“北大边缘人”而闻名的北京东方文化馆馆员宁愿受天大的委屈也要住在北京大学，沐浴着北大的文化气息。从资料上看，柳哲对三件事非常热情:关注家谱文化，研究曹聚仁，对于自己在北大旁听的“受难史”很着迷，称北大为“母校”，以结交过北大的名教授们为傲。他还希望，将来能够在大学里开设谱牒学，不仅仅作为历史学的分支，多培养这方面的人才，把家谱文化传承下去。
不能不承认:不管家谱文化的价值与意义如何，有了柳哲们的推动，中国的家谱文化的确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和重视。
■个案二
“包拯后人”包声侠:包公文化成品牌
在湛江徐闻县，记者得知当地有个包宅村，徐闻县的旅游局副局长包声侠，正是包拯的第33代子孙。这个包宅村有一千人，全村人都是包家后代，蔚为大观。
包家是明末清初从福建莆田南下的，现在，莆田还有包宅村。当时，三兄弟南下，一个搬往海南，一个搬往北海，一个搬往徐闻，现在这三兄弟的后裔都发展起来了，都叫包宅村，在徐闻的这一派子孙，已经在这里定居了13代。包公是安徽人，现在距合肥28公里处，还有大包村、小包村，加起来共有6000多人。宗族很繁盛。
包声侠说，自己正在头疼的一件事，就是一定要修一个完整的家谱。“我在5年前已经想续族谱了，把族规之类的都固定下来，预计费用不会少于3万元。”在他的计划中，今明两年内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起来，而且，包宅村还想搞一个4米多高的包公塑像，建一个包公祠。原因就是一旦年轻一代离开了村子，父母去世了，就断了这个宗族的联络了。有了包公祠以后，就可以拜祠堂了，可以团结更多同宗了。
包声侠是“声”字辈的，这些辈分都是几百年前就安排了下来的。虽然没有族长，但凡有什么大事，就会去跟当时读书多的人进行商量。包宅村包括包声侠在内，已有数人在县城里出任政府公务员，现在的村长是在2003年由村民们选出来的，村里有什么事情他决定不了，便会与这些文化程度较高的同宗的县干部们商量与沟通。
虽然家规都是不成文的，没有记载下来，“我们村子，到现在都很团结，心非常齐。”现在，他们通常是在清明节和正月十三祭祖。一到那时候，全村人，包括有亲戚关系的、嫁到外村带着孩子的女子都回来，在一间1923年建的私塾里举行仪式，祭包公、祭神。
有人说过:“假如历史没有包拯，中国社会就不会稳定了几百年。”历史上和传说中的包青天给予了人民大众对清官的幻想和期待，的确延续了这种社会制度的衰竭和毁灭；这让包拯的后代们很引以为豪。包声侠还提到就在他们的爷爷那一辈的，有几位传奇式的武林高手，两个人可以打倒一两百人，足以让后生们骄傲。而且，包宅村就是一个革命村庄，当年参与了解放海南岛。
包声侠还说起了几件事。就在去年5月18日，合肥方面的包家后人想续族谱，开了一个包公文化研讨会。徐闻这边包括包声侠在内，派了10位兄弟过去。但是，在机场从早上6点到晚上8点，飞机起飞了3次都飞不起来。他们只好决定打道回府了。“大家笑说，是因为没有问过包公，包公不放心，不让带这么多人走。”今年这个研讨会还会召开，他们打算继续参加。
有意思的是，流传下来的族规中，有一条就是:姓包的人不能通婚，因为都是兄弟姐妹。由于不能在包氏之内通婚，一般包姓女子都嫁出去，而娶进来的媳妇都不姓包。
现在，包宅村已是发展成为一个风景优美的生态旅游村了，包氏后人这个身份，也给这个旅游生态带来很大的帮助。“我们要打包公文化品牌，还要打革命文化的品牌。”包声侠说。
■个案三
“方孝孺后人”何俊:生者姓何，死者姓方
在联系方孝孺的后人何俊的时候，电话那边说:“你好，我是何俊，我还有一个名字，叫方伯濂。”显而易见，他们都对任何宣传他们及他们家族的机会，充满热情，状态很好。
方孝孺还有后裔，这本身就是令人诧异的一件事情。明代著名学者方孝孺因忠于明皇朝建文帝而忤明燕王朱棣，最终遭灭门之灾，而且是灭十族，他有否留下直系后裔一直是个历史谜案。而今天，这位来自黑龙江某所大学正在念新闻系的大学生何俊告诉我们，他就是方孝孺的第23代后裔。
何俊说，一直以来父辈就告诉说，我们是方孝孺支系的一个房派。当时，浙江海宁典史魏泽奉皇帝的命令查抄方孝孺全族，出于对方孝孺的景仰，他把方的第三个儿子方圣藏起来了，交给方的学生俞允，俞允把这个只有几岁的方圣带到华亭抚养成人，并把自己的养女嫁给方圣，生了4个儿子，大儿子通公就是在这个时候迁到庐江，世代繁衍。庐江，是何氏家族的发源地，从通公开始，为了避开皇帝的追杀就改姓何了。于是，方家一族立下的一个规矩:“生者姓何，死者姓方。”在清末年太平天国期间，何乘茂又从庐江迁到合肥，不断繁衍。庐江地区的方家在修总谱，而合肥的这个分支也一直在交纳修谱的费用。
何俊在网上搜索关于方孝孺的后代的资料的时候，看到柳哲的一篇关于安徽庐江的《方何宗谱》的文章时，与柳哲认识了。为了查资料，何俊特意从黑龙江下来，在北京的各大图书馆间查了半个月《方何宗谱》等资料后，证实其为方孝孺的直系后裔。现在，在国家图书馆的《方何宗谱》是1901年(光绪27年)出版的家谱，而在庐江修的那份宗谱则是1927年修的，并不完整，欠缺了前代的不少资料。“即使如此，理清以后，发现从第一代到我们这一代，线索都很清晰。我们这一代是‘基’字辈。我的名字没有按这个辈系来取，而是按何家的谱系来取名的。现在我不会改姓，但还是希望后辈可以重新姓方。”
方家后人集中在庐江，共有一两千人。何俊在黑龙江读书的时候，就与庐江的宗亲进行联系，其父亲还专程去庐江联系。宗谱规定，只有同宗同谱的才能查，当时其父就不被允许查谱，直到后来在国家图书馆的《方何宗谱》中查到他们的资料。现在何俊已被获准可以去查看宗谱了。
现在，何俊大学快毕业了，他现在想继续做方孝孺的谱系研究。他也承认这个过程也挺艰难的，跑到北京来查资料，因为图书馆里借阅古籍和复印都很贵，他的资料都是手抄的。同时，他每天都要倒两个小时的车才能到国家图书馆，又再倒两小时的车回去，这两天因此还中暑了。现在，已经有一套从4700年前辕轩时期、方家第一代先人方雷开始写起的《方氏全族总谱》正在编了，已经整理了10年。何俊在负责编写方孝孺在庐江方面的族谱，修完这一部分后交给编委会。
正巧，今年的7月30日，是方孝孺南京殉难603周年。
一般来说，农村人对家谱比城市人更热情一些。“因为城市里边家族聚居的情况较少，常常是老家的人提出建议，城市宗亲呼应。”柳哲这么说。他分析道:对复兴家谱文化感兴趣的人里面，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有。比如海外华侨、企业老板、农村退休人员、还有文化人等。文化人对家谱文化比较热心，希望它能在新时代发挥更大的作用，是把这个工作当作义务来做。而何俊，显然把自己摆在了城市文化人的位置，像柳哲一样，带着一种文化传承的使命感。
■专家说法
符号背后的文化认同
受访人:王大良，史学博士，社会学博士后。主要从事姓氏民俗研究，已出版相关书籍近40种，发表论文近60篇，获奖多项。历任中央电视台《百家姓》特别节目总顾问，“中华姓氏通史”、“百家姓寻根探秘”、“中国大姓寻根与取名”、“姓氏寻根”丛书主编，“中华姓氏通书”、“华夏姓氏丛书”、“中华姓氏谱”丛书编委。现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公共管理系工作，兼任中国百家姓研究中心主任。
“国家的态度既不赞成也不反对”
南方都市报:重修家谱值得提倡么？
王大良:重修家谱可以延续民族传统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它也有负面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有相当一部分人片面强调亲族关系在整个社会关系中的重要性，以亲族联络为名拉帮结派，这种情况多发生在地方上，成员以亲族血缘为由联合起来，形成超越地方基层组织的小宗派，强争地产，架空、削弱了地方基层组织。这种情况在江西、湖南等地尤其多见。今年3月份，在江西潘阳，有王氏宗亲，由于争地成功，大摆筵席，并强迫宗族成员摊派费用，如果不从，则以从家谱中除名相威胁，这种行为相当恶劣，已经完全背离了复兴家谱文化的初衷。
南方都市报:你对于重修家谱、复兴家谱文化，态度是有所保留的吗？
王大良:我个人认为，虽然国家也提倡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精神，并且亲族适当地加强联系有助于社会稳定，但是不赞成借宗亲联络之名拉帮结派。传统上，国家对修家谱态度一直比较敏感，倾向于不赞成。但改革开放以后，多元文化语境之下各种文化可以并存，也越来越宽容；国家在这方面，基本上是不提倡，也不反对。
“寻根背后是文化认同”
南方都市报:目前有一些海外知名人士，到大陆“寻根”，比如前些日子来大陆访问的连战、泰国总理他信等人，你认为这种现象反映的实质是什么？
王大良:这些海外知名人士，包括一些华侨“寻根”的行动，主要还是为了增强民族凝聚力，同时也树立一个良好的自身形象。这既是一种个人行为，更是一种宣传工具。寻根也体现了以他们为代表的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的一种认同感，包含的意义是多方面的。
南方都市报:目前有些人富裕起来之后，纷纷希望与社会知名人士“连亲”，你认为这种行为与重修家谱复兴家族文化的行动有什么区别？
王大良:二者在本质上不同。一些海外华侨组织寻根活动，以及一些对于复兴家谱文化有热情的人组织宗亲会、联谊会等等，主要是为宗亲能够保持联络，有一个可供交流的平台，他们着眼点在于联谊。其实家谱不过是一个符号，真正重要之处在于这一符号背后的文化认同。这与某些打着亲族联络的幌子做等而下之之事的人显然是不同的。
“过去是按卷编排，现在是按章节”
南方都市报:你认为目前我们已经整理出的家谱资料可信度有多高，其中是否有些东西没有借鉴保留的价值？
王大良:家谱的本质是一种血缘认同意义上的文化符号，它记载了整个家族的谱系、历史等等，但是限于多方面的原因，比如资料收集的不便，资料整理的粗疏等等，它其中也含有一些牵强附会、以偏概全的东西，但是对于这些具体细节，我认为可以不必过于计较，因为留存家谱重要之处还在于它承载的文化意义。
南方都市报:重修家谱在中国历史上不止一次发生，你认为当今重修家谱和从前有何不同？
王大良:首先从指导思想来说不同了，以前的出发点是认祖归宗，强调观念上的意义，而现在更多地倾向于它的实际作用，比如，重修家谱能否为社会服务？它在现时代有什么意义？等等。其次具体内容上变动也相当大，比如，过去修家谱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是强调生男不生女，而随着我们现代社会的发展，这种观念显然是要被抛弃的，即使修家谱属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也不能背道而行。还有形式方面的变化，今天重修家谱加入了很多新时代的特色，在体例、编排等等方面都和过去不同，举一个最简单的细节来说，过去重修家谱是按照“卷”来编排，而今天，显然要根据章节来编排，这其实是时代特征和一种进步。
“与经济利益没有直接关系”
南方都市报:在你进行研究的实际过程中，你感觉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在重修家谱这件事的态度上有何差别？
王大良:差别肯定很大。基本来说，农村和城市对修家谱怀有热情的主要是一些退休后的老人。但是从观察中我看到，农村居民主要从传统方面看待修家谱，修家谱常常是一种习俗行为，没有太多的实际利益考虑，而城市居民则更多地考虑它的文化意义，不仅仅是理清亲族关系。
南方都市报:那么你认为，重修家谱能带来的种种好处之中，经济利益是否被看作一个重要因素？
王大良:基本上我认为重修家谱这件事情和经济关系不大，它能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是非常有限的。现在很多人倾向于拉名人做自己的祖先，但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想从更高处认同自己的家族谱系以及文化，与经济没有直接关系。
■记者手记
家谱上的祖先都是名人
导演们可以说:“我的摄影机不说谎”，可是，决不会有人敢说，“我的家谱不说谎”。
家谱是以记载一个血缘家族的世系与事迹为主要内容的史类文献。虽是史类文献，事实上，家谱的要旨和核心就是在于要隐恶扬善，蒙蔽真相。古代的家谱纂修，出于抬高家族地位和声望起见，在追溯先祖时，必然要上溯到一个名人或皇帝方才罢休，哪怕是冒认攀附也行。来自鲜卑的地主豪强李世民为了附会自己是老子的后人，把道教立为唐代国教；出身草莽的朱元璋为了与朱熹结下亲缘关系，抬高了理学的地位。而且，出现了凡是姓范的必是范仲淹的后代，姓王的都是王羲之后代的现象，而历史上的坏人都是既没有祖先父母，也没有子孙后裔的。
早在唐朝灭亡以后，经历了五代十国时期的连年战乱和社会动荡，传世的家谱几乎丧失殆尽，以至宋代时就已很少能见到旧谱，许多家族的世系也因此断了线、失了传。流传至今的古代家谱，大多是明清两代纂修的。明清时还出现了专门替人伪造家谱世系的“谱匠”，利用事先准备、不具姓氏的通用家谱作为“道具”，每当有人延请修谱，填上姓氏即大功告成。这样出来的家谱几乎一个面孔，所出现的欧阳修、苏轼、朱熹、文天祥、方孝孺等名人的题跋序言，其实都是这些“谱匠”的杰作。不了解真相的人还将其视为祖传之宝。
如果家族历史上出过什么著名人物，受过何种褒奖，为家族争光者，家谱纂修都要大写特写。妇女在家谱中没有地位，但如果是节妇、烈女，受到政府褒奖，立了牌坊，则被视为全家族的光荣，家谱上要专辟一处详细书写。如果家族中有不肖子孙，则一般采用除名的方式。可见，修家谱，也只是话挑好听的说，柿子拣软的捏。不过，正像作家纪伯伦所说的:“我说的话有一半是没有意义的，我把它说出来，为的是也许会让你听到其他的一半。”即使有虚假，但是，它记载和镌刻了太多历史的片断和细节，记载下来，是因为我们毕竟可以能通过它看到不撒谎的那50％。这非常重要。
是否可以通过修家谱来起到一个粘合剂的作用？对于个人来说，多一种相亲近、相攀认的理由，多一个与更多人交流沟通的方式，毕竟是一件好事；作为一个民族来说，多一些都是炎黄子孙的心理暗示，也未尝不可。可是，也仅限于此。13亿人的最上游都与炎帝、黄帝、蚩尤有关，每个人的同宗都几百万上千万人，那么，这种同宗对于真正的连接人际关系的意义也就被无限稀释了。再通过同宗来攀亲，未免就是一场闹剧了。
那么，就把修家谱当作一项学术和民间的历史来研究来探求吧。它会让一些人在这里找到乐趣，让另一些人在这里找到安慰。这也不失为一种价值。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侯虹斌实习记者阚牧野张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