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阳市资阳区窑仑上姚氏家史和窑仑上志

姚波

《益阳市资阳区窑仑上姚氏家史和窑仑上志》的目录和凡例

目录

   

凡例

第一篇

益阳吴兴堂姚氏和窑仑上姚氏…………………………………………………1

益阳香铺仑窑仑上姚氏祖先谱系………………………………………………4

姚公教馥和姚母郭氏传…………………………………………………………7

姚公育澍传略………………………………………………………………… 13

姚公育腾和姚母谢氏传……………………………………………………… 14

姚公玉林传……………………………………………………………………123

姚公天保传……………………………………………………………………144

1949年前窑仑上姚家祖产……………………………………………………156

附录

祭姚母谢氏文…………………………………………………………………170

益阳吴兴堂姚氏华字派以下派字系列………………………………………174

第二篇  窑仑上志

窑仑上——地理位置、释名、地域范围、隶属关系………………………175

窑仑上土地分块、地貌及其变化……………………………………………180

窑仑上的传统房屋……………………………………………………………199

窑仑上的现代房屋…………………………………………………………… 221

窑仑上的社会变迁（1940～2013年）………………………………………226

窑仑上、松木塘的学校和老师……………………………………………… 262

1956年前窑仑上的民歌………………………………………………………270

凡例

1、本书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系统记述益阳市资阳区香铺仑乡（2006年香铺仑乡并入长春镇）箭厂坪村（2011年箭厂坪村与黄家仑村合并为黄箭村）窑仑上姚氏家族和窑仑上的历史。

2、本书中的《窑仑上姚氏家史》断限始于1862年（姚公教馥出生年），但益阳吴兴堂姚氏祖先谱系从宋代人姚×禄（×是一个现代汉语已不使用的古字，电脑打不出来）开始；下限断至2013年。本书中的《窑仑上志》断限始于1940年，下限断至2013年。

3、本书以姚连保、姚国文、姚伏秋三人所了解的情况写成。

4、本书只为已离开人世的人作传。

5、为表示对先人的尊敬，在提到窑仑上姚家的先人和本书作者的外祖父母、舅父母时，男的一般在其姓和名之间加“公”字，如姚育腾称为姚公育腾；女的一般以四个字为姓名，第一个字为其丈夫的姓，第二个子为“母”，第三个字为本人的姓，第四个字为“氏”，如姚公育腾的妻子谢菊秀称姚母谢氏。

6、为了保持本书各传内容的完整性，书中个别内容有重复。

7、本书的“当地”指的是益阳市资阳区长春镇一带的地方。

8、本书中农历的年、月、日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表示，公历的年、月、日以阿拉伯数字表示。

9、本书用三人称。

姚波

第一篇

窑仑上姚氏家史

益阳吴兴堂姚氏和窑仑上姚氏

姚氏，是中华民族的古姓，舜皇的苗裔。自此历朝历代，子孙繁衍，名人辈出，与其他各姓氏共创中华民族光辉历史。窑仑上姚氏是益阳吴兴堂姚氏的一分支。明清时期（具体年份不详），吴兴堂姚氏在益阳市城内街道办事处姚家巷两旁建有姚氏祠堂，青砖黑瓦，重檐飞阁，甚是壮观。上世纪五十年代，姚连保、姚国文曾多次路过姚家巷，但没有进过姚氏祠堂，说不清内部情况。现姚氏祠堂早已不存在了，但这里至令仍名姚家巷。说明吴兴堂姚氏是益阳的望族之一，根基应是很深厚的。但从种种迹象分析，吴兴堂姚氏不是益阳的土著，是从外地迁入益阳的。据姚公育腾所说，是从江西迁过来的。

益阳境内的姚姓，大都属于吴兴堂姚氏。另外，吴兴堂姚氏还有一支迁往了湖北武汉，据说在汉阳鹦鹉洲一带。这一支发展得不错，家道殷实。在他们的主持下，上世纪初重修了益阳吴兴堂姚氏族谱。姚公教馥念书不多，但颇通文墨，算是窑仑上姚氏一脉的秀才。因此，他参与了此次修谱行动，并带回一套族谱。1919年姚公教馥辞世，姚公育腾尚幼（十六虚岁），但他知道这套族谱是姚公教馥留给子孙的遗产，故很重视。他用樟木箱装着，放在姚家祖屋楼上。因他识字不多，只能将它藏于密室，束之高阁。这是窑仑上姚家唯一的藏书，一套真正珍藏的书。姚连保上大学的某个寒暑假，曾爬到楼上翻阅过这套家谱，抄下了姚氏世系谱牒传承，其余没有多看。姚连保记得这套家谱有十多本，线装，大字竖排，宣纸印刷，书中夹有防虫的书香草，没有损坏，保存很好。他心想以后好好阅读，岂料后来家谱毁于“文化大革命”。

据这套姚氏族谱记载，益阳吴兴堂姚氏的祖先是宋代人姚×禄（×是一个现代汉语已不使用的古字，用电脑打不出来），号六亭，字在中，妻颜氏。传到姚公育腾这一辈，已经整整二十代。

益阳吴兴堂姚氏有一支系世居益阳市资阳区香铺仑乡（2006年香铺仑乡并入长春镇）箭厂坪村（2011年箭厂坪村与黄家仑村合并为黄箭村）窑仑上。吴兴堂姚氏这一支系是什么时候开始住在窑仑上的，有据可查的是从姚公华纲（姚公育腾曾祖父的曾祖父）开始的，因为姚公华纲死后就葬在窑仑上姚家祖屋后面的坟山里，其墓前的墓碑一直保留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文化大革命”中才被挖掉。从姚公华纲的坟墓可以获得如下信息：其一，按中国传统，坟墓一般坐北朝南，葬北者辈份高，葬南者辈份低，姚公华纲的墓也是坐北朝南，在其北没有其他的墓，在其南则有许多墓，说明姚公华纲的墓是这块墓地上最高辈份者。其二，姚公华纲的墓坟头甚大，高约1.5米,直径约3.0米,坟前立的墓碑高约1.5米,在这块坟地上算最显赫的,说明姚公华纲时家道殷实,有创业者的风范。其三，姚公华纲葬在这里，并使这里成了姚氏的祖坟山，说明此时这块地已属于姚氏所有。如果姚公华纲不是这块地的买入者和最早迁入者，那么，最先买入这块地的人、姚氏最早迁入这块地的人只会早于姚公华纲。姚公华纲是大清康熙至乾隆年代人，康熙在位61年（1662—1722年），说明姚氏生活在窑仑上至少有300年了。窑仑上姚氏“声”字辈的姚伟、姚勇、姚斌等都出生在窑仑上，直到上世纪末才离开，也就是说，窑仑上养育了窑仑上姚氏从姚公华纲到姚伟等十代族人，窑仑上是窑仑上姚氏的祖籍地。

姚公华纲妻藏氏，生育有一子，名章玉（姚公育腾祖父的曾祖父）。姚公章玉拥有多少田地、房产，无从查考。但至少拥有窑仑上姚家祖传下来的土地和房屋：水田五斗多（石、斗、升是容量单位，十斗为一石，十升为一斗。当时益阳农村用石、斗、升作为衡量水田面积的单位，一石合6.3亩），山林（树林）、坟山、菜地共约八斗（约合5.6亩）；四缝三间两端加抹角房的矮小瓦房一栋。姚公章玉系大清乾隆至嘉庆期间人，妻程氏，生育有四子，从大至小分别名逢胜、逢虔、逢器、逢茂。姚章玉将其在窑仑上的田地、房屋传给了老二姚公逢虔（姚公育腾祖父的祖父）和他的另一个儿子，两个儿子各继承其二分之一：水田二斗五升，山林（树林）、坟山、菜地约四斗，瓦房一间半和一抹角房。继承窑仑上姚氏另一半家产的姚公章玉的另一个儿子，其后人兴旺，后来全部离开了窑仑上另谋发展，有的进了城，有的到了外县。如原益阳市建筑工程公司的姚育才（姚润生的父亲）、原益阳市人民织布厂的姚金生（铁匠）、原益阳市红旗化工厂的姚育贤（铁匠的弟弟）、湖南省专利局的姚德喜（其父亲住在汉寿县白禄桥）等，都是这一支系姚氏的后代。而姚公逢虔这一支系坚守窑仑上。姚公逢虔系清朝乾隆、嘉庆期间人，妻白氏，生育有四子，从大至小分别名国礼、国信、国×（不清楚）、国隆。姚公逢虔虽育有四个儿子，但只有大儿子姚公国礼（姚公育腾的曾祖父）留下了后代。姚公国礼系大清道光年间人，妻钟氏。姚公国礼只育有一个儿子叫运宣（姚公育腾的祖父）。姚公运宣为大清嘉庆至同治期间人，妻段氏，生育有四个儿子，从大至小分别名教保、教斌、教武、教馥。姚公运宣四个儿子，只有其最小的儿子教馥（姚公育腾的父亲）留下了后代。姚公教馥，字春材，生于1862年，病逝于1919年，生有四子两女，他也只有其最小的儿子姚公育腾留下了后代，并得到了发展。所以，姚公育腾多次说过，至他这一代为止，姚家已单传五代。窑仑上姚家的同姓亲戚，只有姚润生、姚德喜、姚金生、姚育贤等，而且这些都是五代以前的亲戚。

姚波

  

据益阳姚氏族谱记载，益阳吴兴堂姚氏有一支系世居益阳市资阳区香铺仑乡（2006年香铺仑乡并入长春镇）箭厂坪村（2011年箭厂坪村与黄家仑村合并为黄箭村）窑仑上，益阳香铺仑乡箭厂坪村窑仑上姚氏的祖先是宋代人姚×禄（×是一个现代汉语已不使用的古字，用电脑打不出来），号六亭，字在中，妻颜氏。

姚×禄以下谱系如下：

姚×禄              姚承仕，号资水，字优之。

  ↓

姚承仕              姚真性，妻王氏。

↓                 姚真情

姚真性              姚受一，元代至大（1308——1311）年间人，妻赖氏。

↓                姚福五

姚受一              姚必荣

↓                姚必华

姚必达，妻江氏。

姚必达              姚以敏

↓               姚以霖，妻郭氏。

姚以聪

姚以霖              姚仕炅

↓               姚仕进，妻谌氏。

姚仕进              姚秉伦

姚秉珠，妻汪氏。

姚秉珠              姚正澄，妻卜氏。

↓               姚正潭

姚正澄              姚定辅，妻贺氏，明代弘治（1573——1505）年间人。

↓

姚定辅              姚安海，妻彭氏，明嘉靖（1522——1566）至

↓                万历（1573——1619）年间人。

姚安海              姚邦高

↓                姚邦式

                    姚邦漆，妻刘氏，明万历至顺治（1644——1661）间人。

                    姚邦肆

姚邦漆              姚立圣

↓                姚立言

姚立言              姚忠回，妻颜氏，清康熙至雍正年间人。

↓                姚忠学

                    姚忠宏

                    姚忠杰

                    姚忠俊

姚忠回              姚华纲，妻藏氏，清康熙至乾隆年间人。

↓                姚华墨

                    姚华纶

                    姚华坚

姚华纲              姚章玉，妻程氏，清乾隆至嘉庆年间人。

↓                 

姚章玉              姚逢胜

↓                姚逢虔，妻白氏，清乾隆年间人。

                    姚逢器

                    姚逢茂

姚逢虔              姚国礼，妻钟氏，清道光年间人。

↓                姚国信

                    姚国×

                    姚国隆

姚国礼              姚运宣，妻段氏，清嘉庆至同治年间人。

↓

姚运宣              姚教保

↓                姚教斌

                    姚教武

                    姚教馥，生于1862年（清同治二年），卒于1920年，字春材，妻郭氏。

姚教馥              姚育澍，生于1892年（农历壬辰年），卒于1937 年。

↓                姚育腾，生于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卒于1975年，字新满，妻谢氏。

姚波

姚公教馥和姚母郭氏传

姚公教馥，字春材，1862年（清同治二年）生于益阳市资阳区香铺仑乡（2006年香铺仑乡并入长春镇）箭厂坪村（2011年箭厂坪村与黄家仑村合并为黄箭村）窑仑上，1919年（民国八年）病逝，享年58岁，死后葬在窑仑上姚氏祖坟山。“文革”前窑仑上姚家保留的姚公教馥灵牌位记载他享年60岁，可能是指大数而言。他的满儿子姚公育腾生于1904年。姚公育腾多次讲过，自己16岁丧父。16岁是周岁还是虚岁？如果姚公育腾讲的是周岁，则姚公教馥是1920年病逝的；如果姚公育腾讲的是虚岁，则姚公教馥是1919年病逝的。过去一般是讲虚岁，现在讲周岁,是1949年以后逐渐变过来的事情，故将姚公教馥逝世的时间定在1919年较为合适。

姚公教馥出生在一贫苦农民家庭，他的祖父姚公国礼家境如何，无从查考，但他的父亲姚公运宣恐怕是一贫如洗了。姚公运宣虽然有四个儿子，但其中三个有的终生未婚，有的婚而未留下后代：长子教保，婚而无子；次子教斌，未留下子女，无事迹流传；三子教武，终身未婚，生卒年月不详。姚公运宣四个儿子中，结婚而又留下后代的只有其心爱的满崽教馥。

姚公教馥排行老四，故当地人称其为姚四满爷（益阳话中的“满”，是最小的意思，相当于北京话中的“老”）。因为他是在一贫如洗的家庭中长大的，所以他的童年、少年是在贫困中度过的。姚公教馥生性聪慧，悟性高。见过他的熊齐惠（定安村熊梅生的祖父）等在闲谈中曾提到，姚公教馥很会作田，很勤劳，不怕苦。他可能念过私塾，故能识文断字，算是个有点文化的人，是他们四个兄弟中的秀才。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姚连保曾经翻到过有窑仑上姚氏族上的账本，可能为姚公教馥所记。二十世纪初，益阳姚氏在武汉修族谱，姚公教馥代表窑仑上姚氏支系参与了。在返回的途中，盘缠被同行的另一姚氏成员全部偷去了。姚公教馥窘迫无状，身背家谱，乞讨返家。一路受苦，自不待言。姚公教馥性情刚毅，行事果决，虽然家贫，人不敢欺；他出手狠辣，有威猛之风，故为乡里所重。这一次从武汉回家途中受此凌辱，自然气愤难抑。因此回家之后，扬言要至此贼于死命。此人自此之后，东躲西藏，一直待姚公教馥去世之后才敢露面。

姚公教馥其妻娘家姓郭，本书称其为姚母郭氏。其生卒年份无记载。“文革”前姚家保存的姚母郭氏的灵牌上记载她享年66岁。根据姚公教馥满媳妇姚母谢氏的回忆推断，姚母郭氏是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6月（农历四月初七）去世的。由此上推，姚母郭氏应出生于1868年（清同治八年）。死后葬在窑仑上姚氏祖坟山。

姚母郭氏系益阳市资阳区长春镇鹿角巷满恩塘人，其父母兄弟已不可考，只知有侄儿四人，即郭连照，郭连喜，郭兴化等；有侄孙多人，如郭有贵，郭如意等。郭有贵1938年结婚时，姚公教馥满儿媳妇姚母谢氏曾去喝了喜酒。郭连照母亲病故时作了四天道场；郭连照去世时，姚公教馥满儿子姚公育腾曾去吊唁。姚母郭氏娘家子孙对姚母郭氏关照甚多，常来看望。郭家是一个家道殷实，仁义有德的家族。

姚母郭氏大约是1890年嫁到窑仑上姚家的。姚公教馥终生务农，姚母郭氏为家庭主妇，男主外，女主内，一起生儿育女，共同维护这个家，爱护这个家。姚公教馥夫妇生有四子：长子育澍，又名长生。另有一个叫茂生，少年时游泳淹死在八房村赵梅丰家旁那个池塘。还有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估计是早死。唯有其幼子姚公育腾，抚养成人，延续了窑仑上姚氏这一脉。姚公教馥有两个女儿，其中一个是早死；另一个长大后嫁给了毛家山一个叫郭应保的，生有一女，不久，其母女都死了。其他事迹无考。

姚公教馥终生务农，但他租种多少地，还会做什么，都无流传。姚公教馥一家很穷，从姚公教馥夫妇和姚公教馥三个哥哥传给姚公育腾的家产（因姚公教馥的三个哥哥均无子女，所以他们去世后家产均传给了姚公育腾）可以推测出姚公教馥夫妇贫困生活的一斑：地产方面，有水田二斗五升（石、斗、升是容量单位，十斗为一石，十升为一斗。当时益阳农村用石、斗、升作为衡量水田面积的单位，一石合6.3亩）。房产方面，姚公教馥夫妇和姚公教馥三个哥哥共四家都挤住在窑仑上姚家祖屋里。姚家祖屋是一栋四缝三间两端带抹角房的小瓦屋，姚公教馥四兄弟都健在时，一家只有一间，而且这少得可怜的房产，姚公教馥四兄弟只有其中二分之一的所有权，其余的二分之一是姚氏另一支家族的。家具方面，有旧平头床一张，可装二、三担稻谷的旧偏木桶一个，旧碗柜一个，吃饭的旧四方矮桌一张，吃饭的旧四方高桌一张。农具方面，有二人头坐式水车一部，旧风车一张，石碓窝子两个，石磨一副。书籍方面，有姚公教馥从武汉背回的一套家谱，该家谱可能是窑仑上姚氏姚公华纲以下或姚公逢虔以下这一支姚氏家族仅有的一套，为这一支家族共有。姚公教馥将其保存在窑仑上姚氏祖屋的楼上，用樟木箱装着，书里夹有防虫蛀的香草。

从姚公教馥满儿子姚公育腾平常的谈话中了解到，姚公教馥夫妇过的是缺衣少食的生活。家里没有吃的，姚母郭氏常外出乞讨。因为姚母郭氏先天性身残，不识路径，不辨方向，外去乞讨，要由其满儿子姚公育腾领着。在那个时候，农民主要是自给自足，一般不买衣服不买鞋，穿的都是自家作的，自己纺纱织布做衣服，自己作鞋。因为姚母郭氏身残，她既不会纺纱，也不会作鞋，她自嫁到姚家以后就没有穿过新衣服、新鞋，穿的衣服、鞋都是到外面乞讨而来的。

姚公教馥虽聪明，强悍，但改变不了贫穷的命运。晚年得了重病。病了不但无钱医治，还要继续下水田劳作，因而病情日渐严重。他自知来日不多了，怎么办？这个家庭如何办？这个家懂事的只有满儿子姚公育腾，而姚公育腾当时只有十六岁，幼小的姚公育腾今后如何办？姚公教馥实在放心不下。于是他托孤熊齐惠。熊齐惠住在窑仑上北面安定村，是姚公育腾的盟兄。他身材高大壮实，好说直话，义气深重，是个可以肝胆相照的好人。可惜他命运悲惨，儿子不幸早死，孙子梅生，为人老实，是姚连保的好友。熊齐惠曾回忆，姚公教馥病入膏肓之时，艰难地对他说，“齐惠呀，你要好好照顾育腾，拜托你了”。姚公教馥去世后，姚公教馥的好朋友、好邻居秋篾匠、元满裁缝、段满爷出钱，加上姚公育腾的好友熊齐惠等帮忙，一起料理了后事。秋篾匠、元满裁缝都没有留下后人，段满爷就是松木塘塘把上段长林、段永泰的父亲。窑仑上姚家受乡亲们的恩惠，姚家的子孙不可忘记啊！

姚公教馥葬在窑仑上姚氏祖屋的东北面、与姚家祖屋相距约20米的地方。这地方是风水先生鄢胡子老倌选的。此地南面原长有很多苦珠树，鄢胡子老倌选定此地后说，砍掉这些树，葬下去子孙出好人。于是把树砍掉，葬下了姚公教馥。姚公教馥的坟墓坐北朝南。砍掉树后，姚公教馥的坟墓前面就开阔了，风水更好了。

姚公教馥病逝后，姚家可谓一无所有，家徒四壁，债台高筑。姚公育腾偕老母，孤苦零丁，相依为命。姚公育腾曾携母讨过米，但一天的收获甚微，无法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他与朋友一起到沅江湖区种过湖田，但去不逢时，遇上大水灾，结果棵粒无收，一年的劳动与汗水付之东流；后来只好呆在窑仑上打短工、作长工，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

姚公育腾和其妻姚母谢氏于1930年结婚。姚公育腾和姚母谢氏结婚后的最初几年，姚公育腾和姚母谢氏夫妻均在姚母谢氏的娘家做事度日。姚母谢氏虽然每天早出晚归，但她总是起早贪黑，把姚母郭氏的生活安排好。姚母谢氏的母亲谢母罗氏也常常将一些衣裳送给她的亲家母穿。从此，姚母郭氏不用再到外面乞讨，生活安定了，也能按时吃上一碗热饭，穿上一件好一点的衣服了。姚母谢氏嫁来姚家以后，给姚母郭氏做了新鞋，姚母郭氏高兴极了。以致姚母谢氏在几十年以后，在姚母谢氏仙逝之前，还能清楚地记得姚母郭氏穿上她作的新鞋以后那高兴的样子，得意地讲给自己的儿孙们听。从姚母谢氏进姚家起至姚母郭氏去世的这几年，是姚母郭氏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但由于长期劳累受苦，由于条件太差，到1934年姚母郭氏就一病不起了，姚母郭氏的腿脚都肿得很大。在姚母郭氏得病的日子里，姚母郭氏的满儿媳妇姚母谢氏细心的关怀，周到的照顾，使姚母郭氏铭刻于心。在姚母郭氏迷留之际，她曾多次对姚母谢氏说：“你打点（即照顾）得我这么好，我死后多给你送儿子来，保佑你们发财”。姚母郭氏是农历四月初七日去世的，那天下着倾盆大雨，她的满儿子姚公育腾在姚母谢氏娘家的田里补禾（即补苗，插完秧几天后，会有一些死苗、缺苗的情况，需要补插）。快到中午的时候，定安村的熊齐惠来了。他问候姚母郭氏：“四翁妈（当地人称奶奶为翁妈）好了些吗？” 姚母郭氏回答：“未好哩。”回答的声音有些走调，舌头不灵了。姚母郭氏随即起来自己下床尿了尿。上床后，她用手在床边上摸。姚母谢氏问她老人家摸什么？姚母郭氏说，“玉林伢子呢？玉林伢子呢！？”姚母谢氏赶紧把姚母郭氏的孙子姚玉林拉来，姚母郭氏摸着玉林、摸着她心爱的孙子的小手，平静地、幸福地离开了这个使她受尽苦难的世界。这时正是中午时分，熊齐惠两袋烟还没抽完。姚母谢氏立即请正在屋前水田中干活的刘玉林的哥哥去通知姚公育腾，并请熊齐惠到鹿角巷通知姚母郭氏娘家。姚母郭氏娘家的四个侄儿都来了，送了被子。他们走到刘家山（距姚家约100米）就哭，悲痛他们的姑姑不幸逝世。

在当时当地，一般家庭都要为五十岁左右的人准备棺材、寿衣、寿鞋以及烧的纸钱。“六十不做好板，你好大的胆”，这是当地的俗话，即到了六十岁的年龄，一定要准备好棺材。棺材俗称“板”，雅称千年屋，在窑仑上一带一般是用好的杉木做的。窑仑上有白蚁，杉木不怕白蚁。棺材做好后，外面涂上生漆，多涂几次更好。由于家穷，姚母郭氏没有享受到这一切。姚母郭氏去世后，不但没有棺材，而且连一件好的衣服也没有。当地有句俗语：“人死饭甑开，不请自己来。”，即某家有人去世之后，尤其是年老的、高龄的去世以后，邻居、朋友、亲戚都会主动来吊唁和帮忙料理后事，无需报酬，只要吃喝，这叫“吃包肉”。姚家家贫，遇到这样的大事，当然要人帮忙，何况无论是姚公教馥还是其儿子姚公育腾，都有良好的人缘关系。于是邻居们、朋友们、亲戚们都来了：姚母谢氏的母亲谢母罗氏来后，见姚母郭氏死后没有一件好的衣服穿，为之心寒，立即脱下自己身上的衣服给姚母郭氏穿上了；益阳街上的乔老倌（姚润生的祖父）来了，由乔老倌担保在益阳街上接城堤玉呈祥买到了油盐酱醋；一位叫保林大爷的来了，由他担保买来了棺材（后来姚母谢氏让保林大爷从姚家后山砍去100根麻竹以还他的担保情；但姚母谢氏在另外一次回忆中说，买棺材是由少结巴担保的）。其他事都由大家帮忙料理；姚公育腾在箭厂坪诨名叫“狗鼻”（姚国文同学贺大明的外公）的屠夫那里挂账买了肉；姚公育腾的盟兄熊齐惠、郭怀生（诨名怀鞑子，住贺家坪）、邵结巴（烂牛皮的侄儿）、段本立（住新屋村）、赵正明、X篾匠也来了。

姚母郭氏葬在窑仑上姚家祖坟山姚公教馥的墓旁，与姚公教馥未合拱。下葬前，地生（风水先生）在用罗盘测算时低声说打的乾三巽，姚母郭氏娘家侄儿郭连照也是个内行人，发现这不对，要地生打巽三乾，地生照办了。下葬时，地生在撒米念祝词说，“葬在龙头出天子，葬在龙尾出状元”。姚家祖坟山位于窑仑上南部边缘，姚家祖屋的北面，这里北高南低。姚公教馥夫妇的坟墓处在姚家祖坟山中心，坐北朝南，正对着松木塘村里那广阔的空间，姚家坝小溪的活水从南向北源源不断迎面流来。这里确是一块风水宝地。

姚母郭氏一生贫穷，缺衣少食，无衣无食，受人欺凌，遭人白眼，而她依然生儿育女，洗衣做饭，看家守院，维护这个家，爱护这个家。特别是她生养了姚公育腾，延续了窑仑上姚氏这一脉。这位木纳的女性，以伟大的母性，坚韧不拔的个性，成就了今天的窑仑上姚氏家族，成了窑仑上姚家存亡断绝的关键人物。有了她，才有窑仑上姚氏家族后来的新生。

姚波

姚公育澍传略

姚公育澍，又名姚长生，益阳市资阳区香铺仑乡（2006年香铺仑乡并入长春镇）箭厂坪村（2011年箭厂坪村与黄家仑村合并为黄箭村）窑仑上人，生于1892年（农历壬辰年），卒于1937 年，享年45岁。他死的时候，姚公天保已经两岁，姚连保尚未出生。姚公育澍是窑仑上姚氏先人中命运最可怜、最悲惨的人物。他是姚公教馥的长子，他有先天性身残，且患有癫痫病，这是一种神经病，发作时突然昏迷，倒地不醒，面色青紫，口吐涎沫，手脚抽搐（俗称羊癫风、羊角风，当地称猪槽风）。

据姚公育澍的弟媳妇姚母谢氏回忆，姚公育澍身材高大，体力强壮。他肚量很大，一餐能吃一升来米（一升米相当于1.5市斤）。他的一生就是打工，而且是打短工，做粗活、重活，劳苦一辈子，悲惨一辈子。

1937年的一天，姚公育澍在定安村黄炳南屋门前水田里为人作工时，因癫痫病发作，倒在水田里淹死了。姚公育腾夫妇借钱、借物葬之。

姚公育澍死后，葬于窑仑上姚氏祖坟山西侧。

姚波

姚公育腾和姚母谢氏传


姚公育腾，字新满，1904年7月8日（农历清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五日）末时生于益阳市资阳区香铺仑乡（2006年香铺仑乡并入长春镇）箭厂坪村（2011年箭厂坪村与黄家仑村合并改为黄箭村）窑仑上，1975年9月5日去世，享年72岁，死后葬窑仑上姚家巷子。
姚公育腾之妻谢菊秀，嫁到姚家后按当时习俗改名为姚菊秀，1911年10月26日（农历清宣统三年即辛亥年九月初五）亥时生于益阳市资阳区香铺仑乡箭厂坪村将军塘，逝于2002年2月18日零时35分（农历壬午年一月初七子时），享年92岁。死后葬窑仑上姚家祖坟山。
姚公育腾和姚母谢氏出生在清朝末年，他们的前半生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度过的。在旧社会，他们是普通农民，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受压迫、爱剥削最深重。姚公育腾出身于一贫苦农民家庭，是吴兴堂姚氏在箭厂坪村窑仑上留下的一根独苗；1919年，姚公育腾父亲病逝，年仅十六岁的他不仅继承了窑仑上姚家的沉重债务，而且承担起抚养年老体衰母亲和关照患有重病的长兄的重任，靠打短工、作长工维持一家人半饥半饱的生活。姚母谢氏出生在箭厂坪村将军塘一农民家庭，出嫁前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1930年嫁到姚家以后，她和姚公育腾一道肩负起姚家脱穷致富的重任。从此，他们风雨同舟，和衷共济，日出而作，日落而不息；或为人打工，或租种地主的田土，遇灾荒之年，则乞援乡里，谋生四方。鹰犬相追，恶人相欺，人间疾苦，世间冷漠，无所不尝，无所不历也。历二十年之奋斗，至建国前夕，姚家已还清积债，虽无田地，家有余粮，六个儿子虽衣薄食粗，但尚能裹腹御寒；血汗所积，成绩斐然矣。
姚公育腾和姚母谢氏的后半生是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度过的。在土地改革中，姚家定为下中家，他们仍然是普通农民，仍然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仍然是日出而作，日落而不息；但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分得了田地，终于有了自己的地种，成了国家的主人。他们沐毛泽东之阳光，享共产党之恩惠，身心欢乐畅快，生活稳定安康。他们拥护共产党的政策，率儿辈紧跟党走，或参与土地改革，或步互助合作之路，或拥护改革开放之策，无不为人先。他们积极支持长、次二子参予乡治，造福乡梓；他们虽目不识丁，但知玉须雕琢，才须培养，坚持送三子、四子、六子读书，为国深造，为世人所称羡。上世纪60年代，他们由三儿子接到北京，游览了帝王之古都，目睹了共和国首都之雄伟壮丽。姚公育腾虽然活到了古稀之年，但可惜没有活到改革开放，没有过上改革开放后的幸福生活；姚母谢氏则寿星高照，活了九十二岁。1975年，她依儿进城，在益阳市政府机关居住二十七载。她晚年欣逢盛世，尽情享受改革开放后的快乐时光达二十四个春秋。
姚公育腾和姚母谢氏的一生，是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一生，是勤劳刻苦、日夜操劳的一生，是孜孜不倦、虚心好学的一生，是节衣缩食、克俭朴素的一生，是真诚老实、心地善良的一生，是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一生。一句话，他们的一生，是近乎完美的一生。
姚公育腾和姚母谢氏是普通农民，始终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一生做着平凡的事情，却有不平凡的精神；他们有一般人难得的经历，承受了常人不能承受的磨难，他们创造了一般农民难以创造的业绩，作出了一般农民难以作出的贡献；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推动了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他们是中国农民的典型代表，是“创造历史”的人民之一。

1904—1930年

姚公育腾出生在箭厂坪村窑仑上一贫苦农民家庭，是吴兴堂姚氏在窑仑上留下的一根独苗，在苦难中长大。他16岁时，父亲病故。从此，他承担起抚养老母和关照病重长兄的重任，靠打短工、作长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姚母谢氏系书香名门之后，出生在同村将军塘一农民家庭，在不愁吃穿的环境中长大。
姚公育腾是吴兴堂姚氏在窑仑上留下的一根独苗
姚公育腾是吴兴堂姚氏在窑仑上留下的一根独苗。吴兴堂姚氏先祖系益阳名门之一。世居益阳市资阳区香铺仑乡箭厂坪村窑仑上的姚家，系吴兴堂姚氏的一分支。该分支后来家道中落，竟成了窑仑上最贫穷的人家。虽然姚公育腾的曾祖父姚公国礼的家境无从查考，但姚公育腾的祖父姚公运宣的家境恐怕是一贫如洗了。因为姚公运宣虽然有四个儿子，但结婚并留下后人的只有姚公育腾的父亲姚公教馥一人。姚公育腾的父母亲姚公教馥夫妇生四子二女，其中，长子姚公育澍，因病终身未婚；另一个儿子叫茂生，少年时游泳淹死在八房村赵梅丰家旁的池塘里；一个女儿嫁给了毛家山一个叫郭应保的，曾生有一女，不久母女都去世了；还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估计是早死。唯有其幼子姚公育腾，经抚养成人，成了窑仑上姚氏的一根独苗。姚公育腾出生时，其父亲姚公教馥已42岁，所以说，姚公育腾是其父亲姚公教馥的“秋崽子”。因为姚公育腾是姚公教馥的满崽，所以姚公育腾年轻时，人称其为姚家满伢子或姚满哥；年长后，人们称他为姚家满爷或姚满爷。
姚公育腾出生时的窑仑上姚家，仅有二斗五升水田（石、斗、升是容量单位，十斗为一石，十升为一斗。当时益阳农村用石、斗、升作为衡量水田面积的单位，一石田合6.3亩）、两间半旧房，全家四人，过的是缺衣少食、无衣无食的生活。姚公育腾从懂事时起，就领着母亲四处讨米。待姚公育腾年纪稍大一点，其父亲姚公教馥又患上癌症，逐渐失去劳动能力。当时只有十多岁的姚公育腾开始肩负起全家生活和为父亲护理、治病的重任。全家四人，其中两个是重病病人，全靠一个未成年人打工来维持，其艰难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1919年，姚公教馥病逝，只有十六岁的姚公育腾在其父亲好朋友、好邻居秋篾匠、元满裁缝、段满爷（松木塘塘把子上段长林、段永泰的父亲）和自己的好友熊齐惠（定安村熊梅生的爷爷）等的帮助下，一起料理了后事。姚公教馥病逝后的姚家，家徒四壁，债台高筑。年幼的姚公育腾不仅要继承姚家的这些债务，还要承担起抚养年老体衰的母亲和关照患有癫痫病的长兄的重任。姚公育腾曾携母亲姚母郭氏讨过米，但一天的收获甚微，无法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他与朋友一起到沅江湖区种过湖田，但去不逢时，遇上大水灾，结果棵粒无收，一年的劳动与汗水付之东流；后来只好呆在窑仑上靠打短工、作长工艰苦地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在打短工、作长工的过程中，精通了各项农活。
姚母谢氏系书香名门之后
姚公育腾之妻姚母谢氏的娘家与窑仑上姚家同属箭厂坪村，原住将军塘，其祖父是读书人，曾两次进京参加御试，可惜均名落孙山。后来一直在家乡教私塾，置有薄田。姚母谢氏的父亲谢公少春读书不多，母亲罗氏系益阳市资阳区长春镇接城堤村人。姚母谢氏的父亲和母亲构成的是益阳乡下的典型农民家庭，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专心务农。姚母谢氏的父母生育近十个子女，其中养育成人的三子二女，老大、老二为儿子，均在结婚、成家后不久，因病先后离开人世；老三为女儿，即姚母谢氏；老四为儿子，名鹤龄；老五为女儿，名宝秀。姚母谢氏年幼时，曾遭缠足之苦，但赖民国十六年（1927年）大革命刮起的民主之风，得以解放。她在娘家时，虽无绵衣玉食，但粗茶淡饭尚足。长大成人后，因相貌出众，为乡里名姝，目睹者无不美之赞之。

1930-1935年

姚公育腾的忠厚诚实、聪明能干博得了姚母谢氏父母好感，姚母谢氏的父母遂将姚母谢氏嫁给姚公育腾。姚公育腾和姚母谢氏结婚后的最初几年，姚公育腾和姚母谢氏双双在姚母谢氏娘家做事，姚公育腾主要为谢家耕种田地，姚母谢氏主要是协助母亲主持家务。同时，姚公育腾夫妇尽力孝敬母亲，关照长兄；母亲、长兄先后去世后，为他们料理了后事。大儿子姚玉林、二儿子姚天保分别于1932年和1935年出生。
算命先生一席话促姚公育腾与谢菊秀结良缘
姚母谢氏出生后不久，谢家购买了松秧村现郭应龙这个屋场的房产及水田，全家就住到这里来了。姚母谢氏在这里度过了她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松秧村郭应龙屋场位于窑仑上姚家的正南面，与姚家只隔一村水田，直线距离约150米。谢公少春的大儿子、二儿子英年早逝之初，其满崽、满女尚幼，他家有一、两石水田，单靠谢公少春一个人耕种，实在忙不过来。谢公少春虽喂有耕牛，但他并不会使用耕牛，需要请人种田、用牛。姚家贫穷，又与之相邻，姚公育腾当时二十出头，年轻英俊，风华正茂，聪明能干，精通农活，尤善于使用耕牛，自然成了为谢家做事的常客。日久天长，姚公育腾的勤劳节俭、忠厚诚实、聪明能干，逐渐博得了谢公少春夫妇的好感。一日，村里来一算命先生，谢家主妇谢母罗氏请其为他们夫妇、儿子、女儿算命以后，看到正在一边干活的姚公育腾，也请算命先生为这少年算命。结果大出所料，算命先生说这一少年志向不凡，将来必有大福大贵，晚景无限。于是，谢公少春夫妇毅然将其大女儿谢菊秀许配给姚公育腾。就这样，算命先生的一席话，成就了姚公育腾和谢菊秀的美满婚姻。
1930年，姚公育腾和谢菊秀结婚。谢菊秀嫁到姚家后按当时习俗改名为姚菊秀，本文以下称其为姚母谢氏。当时姚家一贫如洗，不可能为谢菊秀买什么东西，也不可能举行像样的婚礼。谢家的嫁妆有：一个红漆大两门柜，一张三抽屉的书桌和一幅黄金耳环。
姚公育腾和姚母谢氏婚后最初几年在姚母谢氏娘家做事
姚公育腾和姚母谢氏结婚时，姚母谢氏的父亲谢公少春的满儿子尚小，谢家缺少劳力，姚公育腾和姚母谢氏是谢家的内外主要劳动力。姚公育腾除了为谢家用牛耕种田地以外，还要打凼子、挖凼子，挑石灰、撒石灰，浸种育秧，插田踩草，车水打禾，收草捆草；姚母谢氏在娘家挑水作饭，洗衣喂猪，打柴种菜，协助母亲谢母罗氏主持家务。
大儿子和二儿子的出生
1932年4月4日，姚母谢氏生下大儿子姚玉林。姚公育腾虽不是文盲，但他斗大的字认不了几石。喜得贵子后，取什么名字？他犯了愁。于是请一位读书先生帮忙，取名玉林，辈名振邦。后来生的儿子，姚公育腾都是自己或者是姚母谢氏想到什么就取什么，因而有了金保、钱保、庆庭、有谷、伏秋诸子之名。二儿子是姚母谢氏摘了一篮子金银花回家后出生的，所以取名金保；五儿子是8月初出生的，当时才收完一季稻，姚家堂屋里装满了稻谷，所以取名有谷；六儿子是8月16日出生的，这时即属于三伏，又已立秋，所以取名伏秋。唯四儿子名字典雅，也不是他们的原意，姚母谢氏原为四儿子取名“浸甜”，就是很甜的意思。1948年秋，姚母谢氏领四儿子到窑仑上小学报名读书时，学校田新藩（又名田鹤龄）老师问：叫什么名字？姚母谢氏答：“浸甜。”田老师根据姚母谢氏的发音，找了“庆庭”二字。姚公育腾每次生了儿子、取了名后，就在那红漆大两门柜门的里面写上名字和出生年月日及时辰，用以备忘。这一点作的非常好，非常有见地，使他的儿子生辰八字明明白白。窑仑上西面的长鼻涕（熊长清）有个女儿，长鼻涕夫妇就不知道她是什么时间出生的，只知是落麻麻雨的那天生的，这个落麻麻雨的是哪一天，哪一月，哪一年，时间一久就忘记了。姚母谢氏常常把长鼻涕这件事当笑话讲。
1935年5月9日（农历四月初七），姚母谢氏生下老二天保。  
孝敬母亲，关照长兄，送母亲、长兄归山
在姚公育腾夫妇在姚母谢氏娘家劳作的日子里，他们虽然每天早出晚归，但姚母谢氏总是起早贪黑，把婆婆姚母郭氏的生活安排好。姚母谢氏的母亲谢母罗氏也常常将一些衣裳送她的亲家母穿。从姚公育腾和谢菊秀结婚时起，姚母郭氏不用再到外面乞讨，生活安定了，也能按时吃上一碗热饭，穿上一件好一点的衣服了。这几年是姚母郭氏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姚母谢氏嫁来姚家以后，给姚母郭氏做了新鞋，姚母郭氏高兴极了。姚母郭氏真挚情感的流露是那么震撼人心，以致于姚母谢氏在几十年以后，在她仙逝之前，还能清楚地记得姚母郭氏穿上她作的新鞋以后那高兴的样子，得意地讲给自己的儿孙们听。
由于姚母郭氏长期劳累受苦，到1934年就一病不起了。姚母谢氏嫁到姚家以后，姚母谢氏对姚母郭氏的细心关怀和周到照顾，使晚年的姚母郭氏铭刻于心。姚母郭氏曾多次对儿媳妇姚母谢氏说：“你打点（即照顾）得我这么好，我死了后多给你送儿子来，保佑你们发财。”姚母郭氏是1934年农历四月初七日去世的，那天下着倾盆大雨，姚公育腾在老丈人谢公少春家的田里补禾。中午时分，姚母郭氏摸着她心爱的孙子姚公玉林的小手，平静地、幸福地离开了这个使她受尽苦难的世界。姚母谢氏立即请正在姚家屋前水田中干活的刘玉林的哥哥去通知姚公育腾，请正在姚家看望姚母郭氏的熊齐惠（姚公育腾的好友）到长春鹿角巷去通知姚母郭氏的娘家人。
由于姚家家穷，姚母郭氏去世后，姚家既没有安葬高堂老母郭氏的棺材，也没有一件好一点的衣服给姚母郭氏穿上，让她老人家离开这个世界，全靠姚家的乡亲好友凑钱凑物，帮助姚公育腾夫妇为其母亲姚母郭氏料理了后事：姚母谢氏的母亲谢母罗氏赶来后，脱下自己身上的衣服给她的亲家母穿上了；益阳街上的桥老倌（姚润生的祖父）来了，由他担保在益阳街上接城堤玉呈祥买到了油盐酱醋；姚公育腾在箭厂坪诨名叫“狗鼻”的屠户那里挂账买了肉；一位叫保林大爷的来了，由他担保买来了棺材（姚母谢氏在另一次回忆中说，买棺材是由少结巴担保的）；前来帮忙的还有姚公育腾的好友熊齐惠、郭怀生（诨名怀鞑子，住贺家坪）、少结巴（烂牛皮的侄儿）、段本立、赵正明、X篾匠等。遵照姚母郭氏的遗愿，姚公育腾夫妇葬姚母郭氏于窑仑上姚家祖坟山姚公教馥的墓傍（位于姚家祖屋东北20米处），两墓并排而立，但未合拱。
姚公育腾和谢菊秀结婚以后，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姚公育腾的长兄姚公育澍一直和姚公育腾夫妇一起生活，由姚公育腾夫妇关照、监护。1937年，姚公育澍在定安村黄炳南屋门前一水田里为人作工时，因癫痫病发作，倒在水田里淹死了，享年45岁。姚公育腾夫妇借钱、借物为之办理了后事，将其葬在姚家祖坟山水田园内丘的北侧、姚家祖屋以西30米处（于上世纪90年代被箭厂坪村砖厂取土时挖掉了）。
姚公育腾母亲姚母郭氏和长兄姚公育澍的相继过世，对姚公育腾夫妇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1935-1940年

1935年5月，姚母谢氏生下老二天保以后，带着大儿子姚玉林和二儿子姚天保，不便再在娘家干活了。同时，娘家的满弟鹤林、满妹宝秀也已长大，也不再依赖姚公育腾夫妇做事了。从此，除农忙时姚公育腾夫妇继续在谢家做事以外，其余的时间，他们就另谋生路：姚公育腾主外，姚母谢氏主内，夫妇起早贪黑，省吃俭用，风雨同舟，和衷共济，共创家业。1938年，三儿子姚连保出生。至1940年，姚家共有5人，过的是半饥半饱的生活。
姚公育腾主外：四处打工
姚公育腾主外，除挤时间种好姚家祖传下来的五斗水田以外，其余的时间就是外出打工。
农忙时节，姚公育腾外出打工主要是干农活。
姚公育腾生性聪明，勤劳，手脚麻利。在长时期打工过程中，他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打凼集肥，浸种育秧，扯秧插田，车水踩草、割禾打禾、晒草晒谷，农家十八般武艺，件件皆通。尤其精通用牛，他是用牛的好把式，不管多烈性的耕牛，在他手里都服服贴贴，老老实实。因为他是用牛的能手，所以农忙时他外出打工做得最多的就是为人用牛。他干活不偷懒，虽然属中等偏小的身材，但他舍得出力，舍得吃苦。所以雇佣他打工的人很多，不论远近，大家都慕名而来，往往应接不暇。
春天打工主要是用牛犁田、耙田。姚公育腾用牛犁田时，拎起一个弯木牛轭套在牛肩上，系好牛轭两边连接犁盘两端的两根拉绳，然后退到犁后，右手握住犁梢（又称犁把、犁柄），左手握着牵牛绳和牛鞭，赶着耕牛拖着犁前进。他跟在后面，握牢犁梢，着力均匀，使犁铧（犁头）保持深浅一致；嘴里不时地吆喝着，牛走得过慢时或不听话时，就抽牛一鞭子。他犁的田，一犁紧靠一犁，不存在没有翻过来的地方。他用牛犁田时犁不到的田角（需要人力挖的地方）面积很小。他用牛耙田时，泥土较硬时用踏耙（又称铁耙）或滚耙（当地称滚耙为布滚或蒲滚，踏耙或滚耙的主要作用是将泥土弄碎），他一脚踩在踏耙（或滚耙）的前板上，另一脚踩在踏耙（或滚耙）的后板上，一手握着牵牛绳和牛鞭，另一手拉扯着连接踏耙（或滚耙）的绳子（以保持身体平衡），赶着耕牛拉着踏耙（或滚耙）前进。在踏耙（或滚耙）前进过程中，安装在踏耙下面的钢制刀片（或安装在滚耙滚筒上的木片齿）将泥土破碎。泥土较软时用斜耙（又名耖，其作用：一是将泥土弄碎；二是平地），他一手握着牵牛的绳和牛鞭，一手把握着斜耙上部的横梁（相当于耙柄），赶着耕牛拉着斜耙前进，在田里泥土较高的地方用力压着斜耙，到泥土较低的地方用力拉起斜耙，让斜耙带过来的泥土落在泥土较低的地方，达到平地的目的。春天水田里水深泥深，姚公育腾在泥水漫过膝盖的水田里一圈又一圈地转，一天下来，常常累得筋疲力尽。春天雨多，姚公育腾为人用牛时，雨天是不停工的。雨天里，他头戴斗笠，身穿蓑衣（用草或棕编成的雨披），在水田里赶着耕牛，手扶犁耙，任凭风吹雨打，小雨打湿裤子，大雨全身湿透，遇上寒流天气，姚公育腾冷得手脚发抖。
夏天打工主要是踩草和车水。踩草即在水田里为禾稻中耕除草。当时，姚公育腾是按传统的工序为雇主的禾苗踩草：手持两根拐杖，按插田时每个人每次插一佾禾（竖向四行，横向每排四兜禾）的作法，每次踩一佾禾。踩草时，人右脚站立，左脚在前后两排禾苗的间隔之中踩四至五脚，每一脚踩的深度约0.15-0.25米,要将这两排禾苗之间的所有杂草都踩到泥土底层，再绕前一排四兜禾的每一兜禾转一圈，用脚将这两排禾苗之间已用脚踩过的泥土抹平。接着，左脚向前迈一小步后站立在左脚刚踩过的这两排禾苗之间的中部，右脚在前两排禾苗之间按相同作法踩四至五脚，将杂草都踩到泥土底层，并绕前一排四兜禾的每一兜转一圈，用脚将这两排禾苗之间踩过的泥土抹平。如此反复，直到这一棋禾的草全踩完，接着再踩第二棋禾，依此类推。夏天天旱时，姚公育腾就为人车水。那个时候，当地车水的水车有三种：一是站式水车，车水时，车水人站在水车头上，用两脚轮流往下踩动安装在水车头轴上四个脚踏砣中的一个，主要靠车水人本身的重力让水车头转动；二是坐式水车，车水时，车水人坐在车架子的的座板上，用两脚轮流往下踩动安装在水车头轴上四个脚踏砣中的一个，主要靠车水人的双脚用力踩动脚踏砣让水车头转动；三是手动水车，车水时，车水人站在田里，主要靠车水人的双手通过两根拐杖用力拉推安装在水车头上的转轴带动车头转动。除手动水车是由一个人车水（也可由两个人车水）以外，站式水车和坐式水车都是两人或两人以上多人一起车水的，水车头设计有两个人车水的位置的水车称为二人头水车，水车头设计有三个人车水的位置的水车称为三人头水车，如此类推，有四人头水车、五人头水车等。车水是劳动强度大的农活，车水的人不用力，水车就不会转动；而且，往往是在烈日炎炎之下车水。姚公育腾是舍得用力干活的人，不管是车站式水车还是车坐式水车或车手动水车，也不管是车两人头水车、三人头水车还是车四人头水车、五人头水车，他总是车得汗流浃背。天旱车水，往往车到深更半夜。晚上车水虽然比白天凉爽些，但他也是车得汗如雨下；而且晚上蚊子多，车水的人左打右拍，应接不暇。
夏末秋初打工主要是为人扮禾（也称打禾，即收割稻谷）。扮禾时，一般四个人为一组，一组用一稻桶（当地称板桶，为长方体状，桶口向上，桶长约1.6米,桶宽约1.2米,桶高约0.6米）扮禾,所以当地农村称四个人一组的打禾人为一装桶。扮禾时，稻桶里靠前壁斜放着禾刷子（稻桶梯），稻桶的左、后、右三面的壁上插着挡箦（打禾时不让稻谷撒出去的竹席，挡箦高约1.1米）。扮禾时，一装桶四个人，两个人割禾,两个人扮禾。割禾人左手（左手当先者为右手，下同）抓住一兜禾的下部，右手（左手当先者为左手）拿镰刀在其左手下部割断这一兜禾，接着割第二兜禾、第三兜禾……，当左手握的禾满了（不能再抓禾了），就将左手手握的禾摆在田里，当地称左手抓满的一手禾为一手禾。割禾的人将两手禾放在一起组成一小捆，当地称两手禾组成的一小捆禾为一首禾手子。禾手子靠禾兜子的一端为禾手子头部，禾手子放在田里，其头部要向着板桶，便于扮禾的人来抱禾手子。禾手子的大小以扮禾人两手抱得住、抱得牢为准。扮禾人每次抱住一首禾手子的头部，将这一首禾手子举过打禾人的头顶，然后用力将禾手子的尾部（带有稻谷的一端）打到稻桶里的禾刷子上，稻谷打下来落在稻桶里。一首禾手子要这样一连打十来次，直到这一首禾手子上的稻谷全部打落为止，接着又打第二首禾手子，如此反复。扮禾时一般是两个人一起打，每个人打一下，两个人轮流打。稻谷全部打落后的禾手子头朝下立在稻桶前头两侧，每个扮禾人每打完四首禾手子后，就将自己这一侧立着的四首禾手子的尾部结（结的活结巴）在一起，形成一个草，再抓住这个草尾部打结的地方，将其头部朝下撒开立在田里（便于晒干）。然后两个扮禾人握着稻桶两侧的耳子，拖着装稻谷的妥桶前进一段，使稻桶靠近摆在田里的禾手子。待稻桶里的稻谷达到或者超过一担的时候，扮禾人就将稻桶里的禾刷子取出来，将稻桶里的稻谷装到箩筐里，由扮禾人或割禾人挑着装满稻谷的箩筐送回老板家，或者等吃饭时每人挑一担稻谷回去。扮禾人和割禾人一般是轮换的。建国以前当地农村种一季稻（一年只种一季），一季稻在夏末秋初成熟，所以扮禾在夏末秋初。这个时候正值三伏，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时节。扮禾时，不管是扮禾人还是割禾人，个个衣裳湿透。扮禾是劳动强度大的农活，扮禾人不用力气，稻谷就不会掉下来，姚公育腾属中等偏小的身材，与身材比他魁梧的人相比，他肯定更费力些。割禾时，割禾人不用力气，禾就割不断，而且割禾的人老是弯着腰，时间长了，腰痛得像针扎一样。
秋天打工主要是用牛犁田、耙田。将土地翻过来，耙碎。秋天用牛犁田、耙田，这时田里一般无水或水很少，基本无烂泥，比春天用牛轻松一些，气候也好一些，很少有雨天。
冬天打工主要是挑粪。建国前，当地农民种田的主要肥料就是人和牲畜的粪尿等有机肥，农民往往请人用粪桶将益阳街上买到的人粪尿挑回来，或者用船将在城里买的人粪尿运到黄家湖小河里，再请人用粪桶把人粪尿挑回来。姚公育腾就是由人雇佣来挑这些人粪尿。当地将人粪尿统称为粪，将挑人粪尿称为挑粪。挑粪的人每人挑一担粪桶，两个粪桶装满人粪尿后为一担粪，一担粪重120斤以上。一个人从益阳街上挑一担粪到窑仑上及其周围地区，定额是每人一天挑两担；从黄家湖船上挑粪到窑仑上及其周围地区，定额是每人每天挑3-4担。当地到益阳街上距离超过10里，每天从益阳街上挑两担粪回去，要走四、五十里路，就是不挑东西走空路，也是不容易的，何况还要挑一百多斤的粪呢？挑粪一般是不避风雨的，天晴挑粪时有力气就行，雨天挑粪就不一样了。下雨天要有遮雨的工具，当时打工的人是买不起雨伞的（且挑担子的人也是不好打伞的，因为压在挑担人肩膀上的扁担是要换肩的，换肩时需要两个手的协调配合），只能戴斗笠。而斗笠遮雨的面积小，雨稍大一点，戴斗笠人的胳膊和腰以下部分就会打湿。冬天天气冷，衣服湿了以后多难受！？雨天挑粪的第二个难点是路难行，当时香铺仑各村到益阳街上，黄家湖小河至周围各村的道路都是弯弯曲曲的小路、泥路，下雨天道路泥泞、路滑，空手走路都十分困难，何况还要挑一担一百多斤的人粪便尿呢！？为了防滑，姚公育腾和多数挑粪的人一样，雨天挑粪时都打赤脚穿草鞋，还不是穿一般的草鞋，是穿安装有竹根的草鞋，当地称这种草鞋为竹根草鞋。竹根草鞋的竹根是在草鞋编制过程中安装上去的，每只草鞋安装6根左右用实心竹子（一种较小的竹子，直径约0.025米，其韧性很好）制作的竹根，每根竹根长约0.06米,每只草鞋的脚跟部分和脚掌部分别安装有2-4根竹根。竹根草鞋防滑的效果很好，姚公育腾穿上竹根草鞋挑粪走在泥泞的道路上，脚踩在哪里就固定在哪里。编制竹根草鞋技术要求较高，如果竹根草鞋的竹根长短或粗细不合适，或是竹根安装不合适，穿竹根草鞋的人的脚就被打出泡或磨破皮。姚公育腾穿的竹根草鞋是他自己编制的。姚公育腾穿自己编制的竹根草鞋，很少发生脚打出泡或磨破皮的情况。
农闲时季，姚公育腾另谋生路。
姚公育腾勤于学习，善于钻研，干一行，精通一行。
当锯匠。姚公育腾曾当过二十来年的锯匠，与窑仑上灵光庙的杨老锯匠一起，帮人家砍树，锯木头，把木材锯成木板。当锯匠是间断的，只有有人请的时候才有活干，一般是在秋冬两季，一年到头累计可干约一、二个月。锯木材的工具是杨老锯匠的，姚公育腾仅仅是充当杨锯匠的小伙计。杨锯匠比姚公育腾年长约10岁，无子女。他身体结实，个头也大。姚公育腾同杨老锯匠比起来，显然是小个子。两个人锯木材，一个人拉过来，另一个人又拉过去，没有半点窍门可找。姚公育腾又是当小伙计的，粗活、打杂的事均由姚公育腾做，姚公育腾当然格外辛苦。姚公育腾当锯匠时，每天都是早出晚归。如果顾主离家较远，有时离家十多里路，姚公育腾需要鸡鸣起身，深夜才能回到家里。几十年后的一个晚上，姚国文去老母亲姚母谢氏那里请安时，姚母谢氏正在流泪。姚母谢氏告诉儿子姚国文，她想起了姚公育腾。建国前，因为姚公育腾只有棉衣和单衣，冬天，姚公育腾同杨老锯匠一起锯木头时，不是穿棉衣，就得穿单衣。许多时候，穿棉衣太热，穿单衣又太冷，姚母谢氏多想给姚公育腾做一件夹袄呀，可是一直到1949年，姚母谢氏都未能实现这个愿望。
在豆腐店打工。姚公育腾曾在益阳街上豆腐店打过工。上世纪四十年代，经人介绍，姚公育腾到益阳街上大水坪一家豆腐店打工。这家豆腐店只雇了姚公育腾一个打工的，什么事都是姚公育腾一个人干。姚公育腾每天半夜起来推磨。当时豆腐店使用的是小型石磨，由一个人操作，左手推磨转动，右手喂料，石磨每转一个圈就用小勺喂一次料，每次喂一小勺料（内有2-3粒黄豆和水）。石磨的转动是持续不停的，当左手将石磨的手柄拉得靠近身体时，石磨转动的速度放慢，这时，右手就将小勺里的料倒进石磨的进料口，这需要两只手的协调配合。把黄豆磨成稠浆后，用粗白棉布袋装上黄豆稠浆用清水冲洗，滤出豆渣，再分别制成豆腐佬、豆浆、豆腐干、豆腐皮（当地称白叶）。这些均要在天未亮前完成。天亮开门营业，对外销售，销售完产品并完成第二天的准备工作后才能休息。生意好，豆制品卖得快，老板第二天又加量。老板让你整天忙个不停，一天休息不了四、五个小时。实在太困了，姚公育腾常常倒在石磨上睡觉了。建国后，姚公育腾多次向儿孙们讲起在豆腐店打工的事，这是姚公育腾一生中干的最累的事，也是姚公育腾一生中最难忘的事。姚公育腾实在受不了，只干了半年就离开了豆腐店。
维修茅草房屋面。姚公育腾还有一门手艺是新建和维修茅草房屋面。新建和维修茅草房屋面属于建筑施工技术，建筑施工技术将新建和维修茅草房屋面的技术称之心“茅作”。解放前穷人多，茅草房也多。茅草房屋面盖的稻草，经常年风吹雨打，稻草逐渐腐烂，需要及时维修。于是形成了茅草房屋面新建与维修这个市场。因姚家祖屋东西抹角房及横屋是草房，姚公育腾在给自家草房屋面的维修中，细心钻研、摸索，总结出了一整套茅草房屋面新建与维修的工艺。其中，新建茅草房屋面的工艺包括扎（屋）架、上檩，檩上置搁竹，而后铺郎子、扎防风边，盖稻草、压草和做风跎等。其主要技术要求：新盖的稻草不横乱，及妥草沉落后不出现倒水坡或储水窝。后来，姚公育腾运用这一套工艺，帮人家新建或维修草房屋面。日久天长，姚公育腾就成了这一行业的专家，远近住茅草房的人家都来请姚公育腾帮忙。因为住茅草房的都是穷人，姚公育腾维修茅草房屋面，一般是无偿的，有的只管吃饭，有的连饭都不吃。如住在窑仑上的贫苦农民熊梅氏，其丈夫1935年病逝后，她带着幼儿熊正明，孤儿寡母，一贫如洗。姚公育腾每年给她维修茅草房屋面，不仅不收工钱，不在她家吃饭，而且有时稻草都是用姚家的。
当粪经纪。姚公育腾还有一个特长是做粪经纪。这是姚公育腾农闲时谋生的另一条路。当时农民种田，家禽、家畜的粪便和人粪尿是主要肥料。除使用自家的人粪尿外，益阳街上的人粪尿是香铺仑一带农村肥料的重要来源。1956年以前，益阳城区除机关、学校、工厂等单位都有厕所外，所有商店及大部分的居民也都有厕所。条件差没有厕所的人家备有马桶。据不完全统计，全城共有平地厕所1000多个，吊楼厕所400多个，露天粪缸600多口。粪便一直归私人所有，自主销售给进城挨户收集粪便的农民或专门从事收粪下河船载出外销售的粪商，所得收入归厕所户主。在当时，要把城里的人粪尿运到城市周围农村，全靠人们用肩挑。香铺仑保安村、谢家桥一带，与益阳城相距10多里，当时进城的道路狭窄，崎岖不平，全是泥土路面，冬春时季雨水多，路面烂泥很深，要从城里把人粪尿挑回去，实在艰难。香铺仑有黄家湖，这里湖河交织，水运方便。所以一般农民就租船把城里的人粪尿运到这里来。小木船在城里装满人粪尿后，沿资江而下，拐甘溪港支河，经七鸭子闸门，进黄家湖，经谢家桥河里运到保安村等地，再从这里把粪挑到田里。用这种办法运粪，农民需租用木船，要雇人在城里逐户将人粪尿买进来，用粪桶将人粪尿挑到船上。姚公育腾当粪经纪的职能，就是在城里逐家逐户将人粪尿买进来。当时的人粪尿是商品，是要出卖的。每天早晨，使用马（粪）桶的人家就把马桶摆在一个合适的地方将人粪尿出售。姚公育腾由买粪农民（或粪商）提供一定的资金，每天天不亮起床，带着挑粪的人（挑粪的人挑着一担粪桶），走街串巷，挨家挨户买粪。这个厕所里的粪便值多少钱，那个马桶里的粪便值多少钱，逐家逐户，讨价还价，斤斤计较。谈成价格后，将粪便倒在挑粪人的粪桶里，由挑粪人挑着，跟随姚公育腾继续走街串巷。买成一家，再买第二家、第三家。挑粪人的粪桶装满后，由挑粪人送到河里船上，将人粪尿倒在船舱里，再来挑第二担、第三担，如此重复。船老板、买粪的农民（或粪商）、挑粪的人和粪经纪姚公育腾都吃住在木制粪船上。干这个事，大都是在冬天。小木船虽有篷壁，但缝穴很多。遇到天寒地冻，水上寒风呼叫，船外大风，船舱内小风。姚公育腾等人睡在小木船船舱里，整个晚上都睡不热。船舱下装的是人粪尿，船舱上臭气冲天，人就在船舱里吃住，怎么能吃得下饭，睡得好睡呢？船装满人粪尿以后，姚公育腾、挑粪的人、买粪的人（或粪商）和船老板一起随船返航。如果遇到顺风，船老板扯起风帆，那就一帆风顺。但在冬天，一帆风顺的机会太少了，经常是风平浪静。这时候姚公育腾等人就要到岸上拉纤绳，拖着满载人粪尿的木制粪船在河里行进，从益阳城一直拉到目的地。冬天甘溪港支河水浅，粪船常常搁浅。粪船搁浅后，姚公育腾等人就要脱掉衣服，下到刺骨的河水中将粪船推活。粪船在七鸭子进黄家湖，需经过七鸭子闸门。当时的闸门不是机动开关的，而是靠内外水位的高差来开闭的。当外河（甘溪港河）水位高，闸门就自动关闭。遇到这种情况，船只不能进出。如果粪船在这个时候达到这里，就只能停舶在甘溪河里等候，待内外水位持平后再通过。遇到这种情况，粪船上的人就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姚公育腾不管干什么事，均肯钻研，而且钻研得很深很透。姚公育腾作粪经纪，把当时益阳街上大街小巷都走遍了，记熟了，那个巷子有多少厕所，有几个马桶，这些厕所、马桶在什么位置，每个厕所、每个马桶一天出多少粪，值多少钱，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姚公育腾当粪经纪为人买粪，不仅速度快，而且价格适宜，买主十分满意。很快姚公育腾就成了这方面的行家里手，在这一行当中小有名气，雇请他的人接二连三，经常一干就是一两个月。一直到1955年，姚公育腾都在从事这一职业。
姚母谢氏主内：养育子女、操理家务。
姚母谢氏一生，是呕心沥血养育儿女、照管孙子孙女、勤勤恳恳做家务的一生。
姚母谢氏操持家务几十年。从1930年到1949年，姚家的家务完全由姚母谢氏一人承担，包括她生十几个子女后坐月子的时间在内。姚母谢氏养育成人的都是儿子，男孩子本来不喜欢做家务，加上姚母谢氏一心要把孩子培养成人，只强调要孩子们读书，不要孩子们帮她做家务，家里的所有事都由她一手来。1949年至1958年，姚家仍由姚母谢氏主持家务，只是多了一个帮手——大儿媳妇刘彩云。但姚母谢氏怕累了儿媳妇，家里的事她总是她抢着干。1958年至1961年，姚家祖屋被拆除，全家搬到松木塘屋场居住，在松木塘生产队食堂吃饭。这一段时间里，姚母谢氏的家务事少了，主要是在生产队食堂干活。从1961 年生产队食堂下放起，到1976年姚母谢氏进城陪儿子居住时止，姚家家务事以大儿媳妇刘彩云为主，姚母谢氏协助，但姚母谢氏仍是尽量为儿媳妇多做事。
养育子女（或照管孙子孙女）、作饭、洗衣、喂猪、喂鸡、喂鸭等，这些事是姚母谢氏主持家务时每天必做的，本文将其称为经常性家务；种菜、打柴、打草鞋、破麻绩麻、缝补衣服、作鞋等，这些事虽然不是每天必作的，但也是姚母每天必做一项或多项的，本文将其称为间断性家务。姚母谢氏总是在做好每天必做的经常性家务事的前提下，完成一项或多项间断性的家务事。
生儿育女
把这么多孩子养育成人，是姚母谢氏一生最大的功绩，为此她不知付出了多少汗水和心血。姚母谢氏一生共生八子四女，育成六子，除生长子姚玉林后姚母谢氏的母亲曾来护理三天以外，其余的十一个儿女出生以后，均无人照料，她产完下地，操理家务；甚至临盆生产，自断脐带。她生的这么多孩子，都是她一手拉扯大的。所有孩子都是她的心头肉，都是她的心肝宝贝。她既要带好这么多孩子，又要操持一家的家务。她作饭、喂猪、喂鸡、喂鸭时，经常是一手抱着孩子，另一手操持家务；她在缝补衣服、作鞋、破麻绩麻、纺纱纺线、编织草履时，总是将幼子置于摇篮中，用脚不停地推拉着摇篮。
照管孙子孙女
姚母谢氏为照管孙子孙女也不知付出了多少汗水和心血。从1954年协助大儿子姚玉林夫妇照管姚习夫开始，到1976年进城陪儿子居住时为止，她在主持家务或协助儿媳妇主持家务的同时，先后协助儿子、儿媳妇照管过姚习夫、姚妹群、姚习波、姚习书、姚默、姚瑶等六个孙子、孙女。特别是从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起的最初几年，农民，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不管是农忙时节还是农闲时节，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都要在生产队出工。这时，姚母谢氏带的姚习夫、姚妹群、姚习波、姚习书四个孙子孙女都很小，她的工作量是很大的。她照管孙子孙女，比带自己的子女更加尽心尽意。
作饭
在姚母谢氏主持家务期间，姚母谢氏作饭，每日三餐，一餐也不能少。随着儿子的增加，家里吃饭的人越来越多，作饭的工作量越来越大。从1948年起，姚家有十来个人吃饭。建国前，姚家家景不宽裕，姚母谢氏安排生活，以节俭为本；1950-1958年，姚家家境在当地算是中上水平，姚母谢氏仍以勤俭为先，保持着建国前的节俭生活。为让孩子吃饱吃好，姚母谢氏费尽了心思：为节省主粮，锅里煮饭时总要加芋头、红著、土豆等杂粮或萝卜、豆角等蔬菜；虽然只有过年、过节或来了客人时才有荤菜吃，但每餐都是两、三蒸钵素菜（当时姚家吃饭的人多，一般是用大蒸钵装菜）。建国前，不管是天晴还是下雨、落雪，一家人吃的菜都是姚母谢氏从菜地里采集来的。在冰天雪地的日子里，姚母谢氏要在雪中把白菜、萝卜扯出来，在冰冷的水里将其洗干净。每年秋、冬和春初，姚母谢氏每天都要在芋头田里将芋头挖出来，把芋头放在一个特制的带长把的梭形竹篾篮（当地称荡龙篮）里，将竹篾篮吊在水面上，让竹篾篮底部浸在水中，然后使劲地来回推拉竹篾篮的长把，利用惯性让芋头在竹篾篮中来回荡动，与竹篾篮磨擦去掉皮毛。这是很费劲的事，在寒冬腊月用竹篾篮荡芋头时也得脱掉棉衣穿单衣。在每天作饭的时候，姚母谢氏一个人既要煮饭、炒菜，又要烧火。一个人跑来跑去，忙个不停。当时农家煮饭都是用传统的土灶，这种土灶没有烟囱，冒出来的烟都在厨房内转。烧的是树叶、树枝、稻草等柴禾，树叶、稻草在灶里难于完全燃烧，常常冒出浓浓的黑烟，熏得人睁不开眼睛。夏天作饭，灶里火焰熊熊，锅里热气腾腾，姚母谢氏烧火炒菜，经常热得大汗淋漓。
洗衣
姚家人多，姚母谢氏洗衣，夏季每天要洗一脚盆（当地称用来洗澡的盆为脚盆，脚盆直径约1.0米，高约0.25米,是木制的）；冬天是每隔两、三天洗一脚盆。冬天，在带幼小的子女或照管幼小的孙子、孙女时，每天都要洗尿片、尿布。较难洗的是被褥和蚊帐。建国以前，当时农家洗衣被是没有肥皂、洗衣粉的；1949年至1958年，乡下农家用肥皂、洗衣粉的也非常少。姚母谢氏洗衣服，一般是用稻草烧一锅热水，并把烧稻草的灰放进热水里，让稻草灰沉淀后，将溶解有稻草灰硷性的清水拿来洗衣服，以此代替肥皂或洗衣粉。当时洗衣被用的都是木制脚盆，没有搓衣板，更没有洗衣机，完全由姚母谢氏用双手搓。搓完以后，姚母谢氏将搓过的衣被放在木桶里，提到姚家坝用清水冲洗。姚母谢氏在姚家坝塘水中，安装一木支架，在木支架与窑家坝塘基之间搭起一块木板，木板与水面的距离约0.1米,人蹲在木板上洗衣、洗菜、挑水等。冲洗衣服时，姚母谢氏将衣服一件一件地先在清水中搓一遍，然后放在木板上一件一件地用小木棍抽打一遍，再在清水中一件一件地搓几下后拧干。姚母谢氏洗被褥、蚊帐时，将被褥、蚊帐放在脚盆里用稻草灰水浸泡一阵后，姚母谢氏打赤脚在脚盆里不停地踩，踩一阵后，将盆里的被褥、蚊帐翻动一下再继续踩。如此反复多次后，将被褥、蚊帐拧干。然后将脚盆摆到姚家坝塘基上，将被褥、蚊帐放在脚盆里，盆里放上姚家坝的清水，姚母谢氏打赤脚在脚盆里不停地踩，同时，用水瓢不断地将姚家坝的清水舀到脚盆里，脚盆里的水不断地溢出来流进旁边的稻田。踩一阵后，将脚盆里的被褥、蚊帐翻动一下以后，再继续一边踩，一边往脚盆里舀清水，如此反复，直到被褥、蚊帐出清水为止。冬天洗衣裳，姚母谢氏在冰冷的姚家坝里去冲洗，双手冻得鲜红；冬天洗被褥、蚊帐，姚母谢氏打赤脚在冰冷的水中踩，双脚冻得发紫。姚母谢氏的孩子们长到十多岁以后，姚母谢氏洗被褥、蚊帐时，是由孩子们打赤脚来踩。
养猪养鸡养鸭
1958年以前当地的一般农户，生活基本是自给自足的，家里生产的产品能拿到街上出卖的非常少，主要是靠养猪、养鸡、养鸭等的收入。当时农家养猪、养鸡、养鸭，最怕的是发瘟。按当时农村的说法，养猪、养鸡、养鸭有一个手信问题，有的人手信好，养猪、养鸡、养鸭就从不出问题（发瘟）；有的人手信不好，养猪、养鸡、养鸭就常出问题。姚母谢氏的手信就好，她养猪、养鸡、养鸭就从未出过问题。其实，这里也是个科学问题，所谓手信好的人养猪、养鸡、养鸭，就是讲究科学。姚母谢氏就比较讲科学，虽然她本人并未从科学的高度来认识。姚母谢氏养猪时，一是讲究猪食的卫生，饲料都是煮熟以后再给猪吃；二是坚持一日三餐，定时喂食；三是讲究猪圈的卫生，经常把猪圈打扫得干干净净；四是注意猪圈的通风；五是定期放猪到室外活动等。当时姚母谢氏养猪，饲料全部是自家产的：一是加工稻谷时的副产品如米皮、碎米和糠等；二是煮饭的淘米水、米汤和馊水；三是蔬菜的下脚料，如菜根，莴笋叶，萝卜叶，白菜兜子，芋头叶和芋头叶柄等；四是旱粮作物的枝叶，如红薯藤、红薯叶；五是野草、野菜，如春初的黄花草。建国后，姚家种的红薯多，收获红薯时，收回很多的红薯藤、红薯叶，姚母谢氏就将带叶的红薯藤切碎凉干，留在淡季时喂猪。春初天气冷，姚母谢氏在野外扯黄花草，然后在冰冷的水里把黄花菜洗干净，她的双手常常冻得麻木了。夏天，姚母谢氏就到塘里采水草来喂猪。每隔一两天，姚母谢氏就把采集来的红薯藤、黄花草、水草等切碎，再加一定量的碎米和糠，放在老天锅（即大锅）里一起煮熟。喂猪时，姚母谢氏把淘米水、米汤和馊水倒在猪食桶里，然后加上几瓢老天锅里煮好的熟饲料，搅拌均匀后，喟给猪吃。姚家养猪，一般一次养两至三头（这是当时农家养猪的传统，因为只养一头猪，猪吃食时无竞争，猪不易吃饱食，猪长得慢；养两头或多头猪，吃食时有竞争，猪易吃饱食，猪长得快），约十个月出一栏猪。姚家没有养过母猪，都是购进刚满月的猪崽来喂；有时为了赶季节（如为了赶在年前出栏），也购进架子猪（当地重四、五十斤的猪称为架子猪）来喂。姚家养的猪出栏时，一般是请屠户宰杀，留下猪油（包括板油、挂油在内）自家食用，猪肉全部挑到街上出售。有时年前宰一头肥猪，除留下猪油以外，还留下部分猪肉。留下的猪肉，一部分供过年吃，另一部分加工成腊肉。有时姚家也将肥猪卖掉。建国后姚家喂的肥猪大都由国家统一收购。姚母谢氏喂的猪，是1958年以前姚家家庭现金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姚家买布料、孩子上学等主要靠养猪的收入。1946年，姚母谢氏喂两头肥猪，供大儿子姚玉林在白鹿铺完小读完了一年级。
姚母谢氏不仅猪喂得好，鸡鸭也喂得很好。当时农民都是敞养鸡鸭，让鸡鸭在屋前屋后活动，到处觅食。姚家是一家一栋房子，前面是水田，后面是坟地林地，活动的范围大，便于敞养鸡鸭。只有在稻谷快成熟时才将鸡鸭圈起来养。每天早晨，姚母谢氏打开鸡鸭笼；每天天黑时，姚母谢氏检查鸡鸭是否回笼了。鸡是比较守纪律的，一般都会按时回笼；鸭的纪律性差些，有时不按时回笼。遇到没有全部回笼的情况，姚母谢氏就带着孩子们去寻找，直到全部找回来为止。姚母谢氏每年都要孵两窝小鸡，一窝孵十多个鸡蛋，两窝孵出的小鸡一般在二十个以上。如果孵出的小鸡少于二十个，姚母谢氏就会再孵第三窝。到小鸡快要长成大鸡的时候，除留一只小公鸡传宗接代以外，将其余的小公鸡统统阉割。当时乡下有专阉猪阉鸡的人，人们称之为阉猪佬。阉过的公鸡比没有阉过的公鸡长得更大更肥。年前，阉过的公鸡长得很大很肥了，姚母谢氏就把这些鸡宰了过年。母鸡是留下生蛋的，一般是不会宰杀母鸡的，母鸡只有到不生蛋的时候才会被宰杀。姚家平时是不吃鸡的，只有来了贵客，才会宰一只鸡吃。姚家养的鸭不是自家孵的，是买进小鸭来喂。姚家的鸡蛋、鸭蛋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作菜吃，鸡蛋、鸭蛋是姚家当时最重要的荤菜，来了客人或为了改善一下伙食，姚母谢氏就会作鸡蛋、鸭蛋吃。姚母谢氏作鸡蛋、鸭蛋常用两个作法：一是蒸鸡（鸭）蛋，一般用石灰水蒸鸡（鸭）蛋，姚母谢氏认为石灰水蒸鸡（鸭）蛋属凉性，吃了有好处；二是韭菜炒蛋（将韭菜切成丁，鸡蛋去壳后捣烂，然后将韭菜丁与鸡蛋拌匀后炒成）。姚家一般只有过生日的人才有和包蛋吃，姚连保、姚国文、姚伏秋都记得，每到他们生日，姚母谢氏都会煎两个和包蛋给过生日的人吃。姚母谢氏还善于将鸭蛋加工成盐鸭蛋或皮蛋，给孩子们吃。姚家鸡蛋、鸭蛋的第二个作用，是拿到街上出卖，再在街上买回来家里需要的东西，如食盐、煤油、肥皂、针线等。鸡蛋、鸭蛋是当时姚家现金的另一个重要来源。
种蔬菜和加工蔬菜
1958年以前，当地的一般农家，吃菜完全是自给自足的，是不买菜吃的。至于建国以前的姚家，吃饭都成问题，更不可能买菜了。在当时的乡下，谁家种的菜多，谁家种的菜好，谁家就吃得好。姚家的菜种得多、种得好，姚家就吃得好。建国前，姚家的菜土都在姚家祖屋后的菜园里，菜土面积约200平方米（约12块菜畦）。建国以后，姚家在姚家山林后的窑仑上开垦了一片荒地种菜。建国前，菜地里挖土、平整土地、育苗、栽菜、除草、施肥、浇水等，都是姚母谢氏一手来。工作量大的是施肥和浇水。在蔬菜生长初期，一般要施肥一至三次。施肥时，姚母谢氏挑一担粪桶，在每个桶里放一至两瓢猪圈下猪粪池里的猪粪尿，或再加一瓢人粪尿，然后挑着粪桶到菜园里的水池旁，往粪桶里加满水，再挑到菜地里，用瓢舀上粪桶里加猪粪尿、人粪尿的粪水泼在菜土里。两个粪桶的粪水都拨完后，又去挑二担来拨，直到需要施肥的菜土都拨上粪水为止。两、三个晴天以后，就需要给蔬菜浇水。浇水时，和施肥一样，姚母谢氏用粪桶在菜园里水池里挑一担水到菜地里，用瓢舀上粪桶里水泼在菜土里。两个粪桶的水都拨完后，又去挑二担来拨，直到需要浇水的菜土都拨上水为止。天干时姚母谢氏几乎天天要给菜地里浇水，有时甚至早晚各一次。姚母谢氏种的菜，一茬接一茬，菜地从来没有闲着的时候，姚母谢氏种的菜品种也多，在建国以前，她就种了菠菜、芹菜、香菜、红萝卜等细品种蔬菜。
为了保证天天有菜吃，姚母谢氏重视加工蔬菜。每年夏天，姚母谢氏都要在秧田丘、园内丘、禾场丘等水田田埂的子堰子上种上长豆角，到收获季节，每天可收上百斤豆角，一家人根本吃不完。姚母谢氏就把豆角洗净晒干，加工成扑豆角或酸豆角，放在坛子里保存，待蔬菜淡季时吃。同样，每年姚母谢氏都要种许多辣椒，到深秋时节，将红辣椒洗净剁碎，加工成剁辣椒，放在坛子里保存。加工最多的是萝卜，一是加工萝卜英子（叶子），将其洗净、晒干、切碎，加工成萝卜插菜或梅菜（当地称盐菜）；二是加工萝卜，将其洗净后切成萝卜条（如筷子般粗或指头粗），晒成半干，拌上剁辣椒，放在坛子里保存，这就是辣椒萝卜；或是加工成干萝卜丝、扑萝卜丝。姚母谢氏每年加工的洋姜也不少，将洋姜洗净晒干，拌上剁辣椒，放在坛子里保存，这就是辣椒洋姜。姚母谢氏加工的蔬菜还有：芋头、芋头莴子（叶柄）、扁豆、茄子、黄瓜等。将萝卜英子（叶子）加工成盐菜（梅菜）的工艺较复杂。姚母谢氏制作盐菜（梅菜）的工序是：首先，将萝卜英子洗净，晒至半干，切碎，放在坛子里闷十天左右；其次，将切碎的萝卜英子从坛子里拿出来晒干；再次是将晒干的萝卜英子蒸熟，然后又将蒸熟的萝卜英子晒干。这样蒸熟——晒干——蒸熟——晒干，需反复多次，反复次数越多，效果越好，加工的盐菜（梅菜）就越香。姚母谢氏加工的蔬菜，一般都放在坛子里保存。为加工蔬菜，姚母谢氏购置了好几个坛子。容积较小的坛子，坛子口外的周围的有一圆环形的乾（即围绕坛子口外围筑有一条沟）。用这样的坛子保存加工的蔬菜时，将加工的蔬菜放进坛子以后，在坛子乾里放适当的清水（干净水），再把坛子盖扣上，坛子盖落在坛子乾上，通过坛子乾里的水，将坛子里外隔绝，达到密封坛子、保持坛子里的加工蔬菜不变质的作用。容积较大的坛子的坛子口外围是不带乾的，这种坛子肚子大(直径约0.60米)，口小。姚母谢氏用容积较大的坛子保存加工的蔬菜时，将晒好的蔬菜放在坛子里压紧、压实，在接近坛子口的上部留一定的空间，将小麻竹条弯曲放在坛子上部的空间里，利用弯曲小麻竹条的弹力将坛子里的干菜固定，然后将坛子倒过来，坛子口朝下，立在有水的田里，坛子口浸在水里的深度约0.02米，不能让坛子里的干菜沾水。姚母谢氏加工蔬菜，一般都需要将蔬菜晒干或晒至半干，为此，姚母谢氏购置了两铺晒垫，三个晒盘等器具。晒垫为长方形,宽约1.8米,长约2.5米,是用竹篾片编制的，竹篾片宽约0.015米。晒垫面积较大，晒的东西多，晒东西时，一般将晒垫铺在禾场里或其它平地上。晒垫是没有框架的，不晒东西时可将其卷成长筒状,立在屋檐下。晒盘为园形,有框架支撑,不用时既不能折,也不能卷，将其挂在墙壁上。三个晒盘中，有一个面积较大，称为肚盘，其直径约1.8米；另两个晒盘直径较小（约0.35米）。晒盘都是用竹篾片编制的,一般来说，晒盘的直径大，编制晒盘的竹篾片就宽；晒盘的直径小，编制晒盘的竹篾片就窄。编制肚盘的竹篾片宽约0.008米。
打柴
姚家煮饭、煮猪饲料烧的均是柴。姚家种田收割的稻草是不能作柴烧的，因为姚家喂有一条耕牛，稻草是冬天耕牛的饲料；姚家有几间茅草房，茅草房屋面每年都要翻修，也需要不少稻草。姚家烧的柴都出在姚家祖屋后的树林里和坟地里，包括林地里枯死的树枝、落下来的树叶,长在坟地里的灌木、野草，都是姚家烧柴的主要来源。姚母把树林里枯死的树枝砍回来；用揸耙子把落在林地、坟地的屑子（当地将落在地上的树叶、碎树枝、脱落的树皮、枯死的野草等统称为屑子）揸（聚扰）回来；用柴刀把长在坟地里的灌木、野草砍回来(每年只砍一次，在每年冬天砍)。姚家祖屋后的林地和坟地，在姚家统称为后山或姚家后山。为保护姚家后山的草木，姚母谢氏费了很大的精力。她对姚家后山进行封闭式管理，不让人进来打柴、揸屑子、看牛、割草。她定期到后山巡视，在家里做事时，经常注意后山里的动静，只要后山有风吹草动，她就赶紧往后山跑。所以，姚家后山树木长得茂盛，茅草长得密密麻麻，有一米多高。当地传统的煮饭灶烧树叶等屑子时，树叶等屑子在灶里难于完全燃烧，往往烧得浓烟滚滚。姚母谢氏采用农村勤快人家的传统作法，用揸耙子将后山的屑子揸出来，晒干，然后用适量的稻草(或坟地里砍的茅草)作筋，让一个孩子拿一个纺筒子与她配合：孩子用纺筒子挑着姚母谢氏手里的一把稻草,然后转动着纺筒子,带着姚母谢氏手中的那把稻草转动。在那把稻草转动过程中，姚母谢氏让稻草包着树叶等屑子一起转动，卷成一股粗绳。这一股粗绳直径约0.08米，其外围缠着稻草，稻草里面夹着屑子。孩子不停地转动着纺筒子并小步后退，姚母谢氏不断地往稻草中间夹屑子，手里稻草快完时就加稻草，到这股粗绳长约1.3米时,就将其卷成三股，三股拧在一起成一个柴把子,简称把子。接着又卷第二个把子，如此反复，直到把所有的屑子都卷成把子为止。然后，姚母谢氏将把子整齐地堆在屋檐下的阶基上。每天煮饭时，姚母谢氏将把子放在灶里烧，每次烧一个把子，到快烧完时再放第二个。一个把子可烧2—3分钟，把子在灶里能得到较充分的燃烧，冒出来的烟比烧散屑子的烟少得多。
缝补衣服和作鞋
在1958年以前，当地一般农家的衣服都是自家缝制的，鞋也是自家作的。姚母谢氏一跨进姚家的门，就开始为其婆婆姚母郭氏、夫兄姚公育澍和丈夫姚公育腾做鞋。后来，姚母谢氏的孩子一个一个地出生，姚家的人越来越多。姚家那么多人的衣服都是姚母谢氏一个人一针一线缝制的，姚家那么多人穿的鞋也都是姚母谢氏一个人一针一线作出来的。姚母谢氏通过养猪出卖或通过出卖鸡蛋、鸭蛋、草鞋等，买回布料，并请人帮忙裁剪出来（姚母谢氏裁剪的技术不强，怕裁剪不好，所以往往请苏先汉的妻子帮忙裁剪），然后自已缝制。姚母谢氏买的都是最普通、最便宜的青平布、蓝平布等布料，给孩子作衣服穿。姚母谢氏给孩子们做衣，一般是给老大作新衣服，新衣由老大穿一至两年以后，因老大长得更大了，不能再穿了，就给老二穿；如果过一至两年，老二长大不能再穿了，但该衣服仍可以穿，就给老三继续穿，如此传下去，直到此衣服不能再穿为止。孩子们的衣服破了，姚母谢氏会及时补好。姚母谢氏为孩子们补衣服，一般是等孩子们上床睡觉以后，她就检查孩子们穿的衣服，发现有脱线的、撕破的或者发烂的地方就及时补好。姚家孩子们穿的衣服，往往是补丁上加补丁的。就是在建国前姚家家境艰难的情况下，姚母谢氏不仅为每个孩子都做了两套以上的单衣，还为每一个孩子都做了棉衣、棉裤和棉背心，以及套在棉衣棉裤外面穿的单外衣、单外裤。在当时一些穷人的孩子冬天没有棉衣、棉裤穿的情况下，姚母谢氏的孩子们都穿有棉衣、棉裤、棉背心，觉得自己很幸福。姚母谢氏做针线活速度快，在完成一家正常家务的同时，一天可做好一件衣服或一条裤子，两三天就可做成一双鞋。开始，她常请邻居苏先汉的妻子帮忙裁剪鞋样子，后来，都是由她自已剪鞋样子。传统布鞋的底全部是布一层一层垫起来，然后用粗线密密麻麻钉成的。当时姚家缺少做鞋的布料，姚母就捡来脱落的楠竹笋壳叶夹在鞋底的布料之中来当做鞋的布料。姚连保、姚国文、姚伏秋进城读书，没有穿过胶鞋，都是穿母亲做的布鞋。姚母谢氏为了让其做的布鞋能防水，就在孩子的布鞋底上涂上一层桐油。1963年，姚国文上北京钢铁学院读书，姚母谢氏为他赶制了两双布鞋。建国初期，姚家生活虽然好了，但仍不富裕，姚母主持家务时，总是能省则省。1957 年姚国文到益阳市三中读初中，家里拿不出被褥、床单、蚊帐，当时正好姚母谢氏弟弟的儿子谢荣昌也在益阳市三中读初中，于是，姚母谢氏就与其弟媳妇谢母李氏商量，让姚国文与谢荣昌一起睡。后来，姚母谢氏的弟媳妇谢母李氏给了姚家一床旧棉絮，姚母谢氏想方设法为姚国文凑齐了被里、被面、褥子、床单、蚊帐和一床一元钱买的草席（夏天用的）。这一套行李虽然都是旧的，被里、被面、床单都是补钉上加补钉的，但姚国文总算有了自己的行李，感到十分满足。1964年，姚伏秋考上益阳师范以后，姚母谢氏又为姚伏秋筹措了一套简易的行李，姚伏秋的行李比姚国文的更差，而且还没有蚊帐，姚伏秋在益阳师范喂了三年蚊子。姚伏秋考上益阳师范时，国家1960-1962年的暂时困难刚刚过去，农民仍十分贫困，姚家三个儿子在校学习，家里劳动力少，困难比一般农民还多一点（当时农村实行人民公社体制，农民都在生产队出工，实行多劳多得），所以，姚母谢氏实在无法为姚伏秋准备蚊帐。为了给儿子们多准备点衣服，1962年，姚母谢氏在生产队棉田的棉花采摘完以后，将因天气冷而未开放的干棉苞摘回，用干棉苞中的棉花手工纺成粗棉纱，再将两股粗棉纱合成一根粗棉线，然后用此粗棉线织成一件棉线背心。1963年姚国文上北京钢铁学院读书，姚母谢氏将这件背心送给姚国文。姚国文在北京穿上母亲这件粗棉线背心，感到格外温暖。后来，姚母谢氏的儿子们都长大成家了，她就为孙子们缝补衣服。她的二儿子姚天保英年早逝后，姚天保的遗腹子姚习波是她一手拉扯大的，姚习波小时候的衣服是姚母谢氏一针一线缝制的，姚习波衣服破了是姚母谢氏一针一线补好的，姚习波穿的鞋是姚母谢氏一针一线做的。
绩麻
把麻纤维披开接续起来搓成麻纱称为绩麻。当地绩麻用的是苎麻。绩麻分为两道工序：
一是用手指甲裂开麻片成麻丝，这一工序称披麻。麻从麻杆上剥下来时，是将一根麻杆的皮（皮的内层即麻）分成两片剥下来的，然后剥去皮的外层晒干后成为干麻。所以干麻是一片一片的。披麻时，先把干麻泡在水里，让干麻浸透水份。披麻的人是坐着的，披麻是一片一片披的：将一片麻的头部（麻片粗的一端）在左手（左手当先者为右手）的姆指上绕一圈握紧，左手姆指将这一片麻分为两段，麻片尾部在手心一边，手心这一边的一段较长；麻片头部在手背一边，手背这一边的一段较短。左手其余四指张开。右手（左手当先者为左手）托起左手手心这一边的麻段，用姆指指甲在靠近左手姆指处插在这一片麻的中间并往后一拖，手心这一边的麻段就披为两小片麻，并将披为两小片的麻分别放在左手不同的手指（除姆指外的四指）之间。接着，右手又托起已披成两小片麻中的一小片麻，用姆指指甲在靠近左手姆指处插在这一小片麻的中间并往后一拖，这一小片麻就破成为更小的两片麻，并将破开的更小的两片麻分别放在左手不同的手指（除姆指外的四指）之间。如此反复，将一片麻一次又一次的披小，直至将麻披为比头发稍粗的麻丝为止。然后，将这片麻的头部从左手的姆指上散开，右手抓住这一片麻已破好的尾部往后一拖，这片麻的头部就分别从左手各手指之间的缝里被拖出来，且分成若干小片。左手再握住麻的中部，右手从已破好的尾部往头部一小根一小根的清理，发现有尾部已成为两小根、头部仍合在一起就按以上办法将其披开，如此反复，直至这一片麻的头部也达到要求为止。最后，将披好的麻丝的有秩序地挂在支撑好的横竹杆上或绳索上晒干。
二是将晒干后的麻丝搓成麻纱，这需用麻丝架和小木桶两个工具：麻丝架有点像坐式衣架，是挂披好并已晒干的麻丝的；小木桶是放置绩成的麻纱的容器，简称麻桶，又称麻纱桶。绩麻时，绩麻人是坐着的，麻丝架摆在绩麻人右手（左手当先者放在左手）前，麻丝架上夹着一支（小把）麻丝；麻桶放在左手（左手当先者放在右手）后。开始，绩麻人右手在麻丝架上取两根麻丝，两根麻丝的尾部分开由右手握着；将其头部（较粗的一端，下同）靠近，放在左手的姆指和食指（也可以是中指，下同）之间一搓，在手指间的两根麻丝已拧成一股绳。因为每次只搓一下，两根麻丝拧成一股绳的部分很短（约0.015米，下称在手指间的一小段）。接着，松开握着两根麻丝的右手，左手握住已拧成一股绳的部位往后拖0.20-0.30米；又将拖过来的两根麻丝靠近，放在左手的姆指和食指之间一搓, 两根麻丝在手指间的一小段又已拧成一股绳。再接着，松开握着两根麻丝的右手，左手握住两根麻丝已拧成一股绳的部位往后拖0.20-0.30米；又将拖过来的两根麻丝靠近，放在左手的姆指和食指之间一搓, 两根麻丝在手指间的一小段已拧成一股绳。如此反复地搓、拖。在反复地搓、拖之中，要不断地接麻丝：发现两根麻丝中的一根已经到了尾端或已很细的时，就从麻丝架上取下一根麻丝，将其头部和这根已到尾端或已很细的麻丝一起作为一根麻丝,同另一根还未到尾端或很细的麻丝放在左手的姆指和食指之间一搓, 两根麻丝在手指间的一小段又已拧成一股绳。如果两根麻丝同时到了尾端（或很细）时，则右手从麻丝架上夹着的麻丝中拖出两根麻丝，分别将其头部和两根已到尾端（或已很细）的麻丝一起各作为一根麻丝,放在左手的姆指和食指之间一搓, 原有的两根麻丝和新接上去的两根麻丝在手指间的一小段已拧成一股绳。这种每隔一定距离搓在一起成一股绳的两根麻丝称为麻纱。绩麻时，绩麻人右手一次又一次地将绩成的麻纱往后拖，绩成的麻纱就落在右手后的麻纱桶中。
姚母谢氏是披麻、绩麻的里手，她在完成全家正常家务的同时，每天可以披麻半斤或绩麻半斤。姚母谢氏绩麻产出的麻纱有两个用途，一是请有纺线机的人，用纺线机将两根麻纱纺成一根麻线。用于纺麻线的麻纱较粗，由两根麻纱纺成的麻线有马尾松的针叶那么粗，这种麻线是用来钉鞋底、钉棉被的。二是用来织夏布，当地又称夏布为生布，夏布就是用麻纱织成的平布。因为手工绩成的麻纱比现代用机器纺的麻纱要粗得多，加上麻纱不像棉纱那么柔软，而且是用人力驱动的织布机织成的夏布，其纱与纱之间有一定的空隙，其透气功能好，所以当时湖南农村一般用夏布做蚊帐。姚母谢氏破麻绩麻产出的麻纱达到一定量以后，就请东面邻居苏先汉的妻子织成夏布（苏先汉家有一部织布机，他妻子是织布的）。用麻纱织出的夏布为苎麻本色。姚母谢氏采用当地传统办法，将夏布漂白：将夏布放在石灰水中浸泡一定时间后，在夏天最炎热的日子里，将夏布打湿散开平铺在姚家坝塘边的草地上，待太阳将打湿的夏布晒干以后，用水瓢舀起姚家坝的清水洒在夏布上，让夏布湿透。待湿透的夏布再次晒干以后，又将清水洒在夏布上，让其湿透。如此反复，一连几天，直到夏布变白为止。在漂白夏布的日子里，姚母一天奔波于姚家祖屋与姚家坝之间，在烈日炎炎下舀水泼水，热得汗流浃背。姚家的蚊帐都是由姚母谢氏披麻、绩麻产出麻纱织成的夏布做的，也是姚母谢氏一手漂白的。
编制草履
当地称编制草履为打草鞋。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打草鞋是资阳区香铺仑一带的主要家庭副业，几乎每家每户都有打草鞋的。打草鞋的以女性为多。所以香铺仑一带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有女莫嫁香铺仑，日打草鞋夜搓绳”。姚母谢氏是嫁到姚家以后才学会打草鞋的，她是窑仑上打草鞋的能手，在完成正常家务事的前提下，每天能打二十双草鞋。
打草鞋的第一道工序是捶草。打草鞋用干稻草，干稻草太硬，必须用草锤子（用杂木制成的专门锤草的锤子，重约5公斤）将稻草捶打柔软以后才好编制草鞋。捶草时，是一个草一个草（四个草捆在一起成一捆草）地捶的，捶草人坐在矮椅子上，一只脚踩住这只草的头部，同时双手抓住这只草的尾部拧成一股绳后，再用另一只脚踩住这只草的尾部，然后挥起草锤，一锤一锤地捶在拧成一股绳的这只草上。这只草捶打柔软后再捶另一个草。第二道工序是搓草绳，当地将搓打草鞋的草绳称为搓链。打草鞋用的草绳比筷子稍粗，一只草鞋用一根长约2.50米的草绳。这根草绳的头部（开始搓成的一端称为草绳的头部）长约0.40米的一段较细，由两根稻草搓成。第三道工序是编织：一是将编制草鞋的（一根）绳子的头部从距这根绳子尾端约0.50米处的两股中穿过去,使这根草绳的头部与尾部相交,相交处以外的头部一端长约0.60米, 尾部一端长约0.40米；相交处以内的草绳段长约1.40米。二是将相交处以内的草绳段的中点处扣在这根草绳头部与尾部的相交点上，使相交处以内的草绳段绕成两个大小相等的圈。这样，这根草绳就形成为一只草鞋的骨架，其中，草绳两个大小相等的圈形成的四根经线是草鞋底板的骨架线；两个圈以外的部分（即草绳头部与尾部相交处以外的靠头端一段和靠尾端一段）是草鞋上部的骨架线。三是打草鞋人坐在草鞋把子（专门用来编制草鞋的木架子，以下称其为草鞋车）上，将打草鞋用的腰带系在腰上，将草鞋上部的（两根）骨架线（草绳）结在打草鞋人的腰带上，把草鞋底板的骨架线（两个大小相等的圈）分别套在草鞋车头左边两根短齿和右边两根短齿上（草鞋车头上并排立着五根齿，中间一根齿最长，长约0.12米，称为中心齿；中心齿两边各有两根短齿，短齿长约0.04米），草鞋底板的骨架线就成了四根经线。同时，将捶打柔软的一小捆稻草放在打草鞋人右手的前方（左手当先的人放在左手前方），稻草的头部（靠禾兜子的一端）对着打草鞋人。四是打草鞋人腰部后移，将四根经线拉紧，成扇形摆开。四根经线在靠近打草鞋人腰部的一端连结在一起。五是打草鞋人拿起一束稻草（2—4根），将其头部夹在四根经线靠近打草鞋人腰部一端的连结处，双手一搓，将这一束稻草搓成一股，从左向右织在四根经线（草绳）上；接着双手又一搓，将这一束稻草又搓成一股，并将这一束稻草掉过头来，从右向左织在四根经线上，如此反复搓、织下去，草鞋织成的部分越来越多。这一束稻草就是织草鞋的纬线，在织的过程中，当这一束稻草（织草鞋的纬线）织到接近其尾端时，就在地上放着的已捶打柔软的稻草中拿出另一束稻草，将其头部夹在连在草鞋底板的这一束稻草的尾部中，接着双手又一搓，将这一束稻草的尾部与另一束稻草头部搓成一股，织在四根经线上，这一过程称为接草，织成一只草鞋要这样接很多次草。草鞋穿在脚尖的一端称为草鞋的头部，穿在脚跟的一端称为草鞋的尾部。草鞋是从穿在脚尖的一端开始编织的。编织开始时，四根经线张开成扇形，草鞋织成的部分迅速由窄变宽。到草鞋织成的部分宽约0.12米时，将草鞋骨架左边的两根经线挂在草鞋车头中心齿左侧的一根短齿上，将草鞋骨架右边的两根经线挂在草鞋头中心齿右侧的一根短齿上，这样，四根经线已基本互相平行，然后继续编织,使草鞋织成的部分保持在宽约0.12米。六是在编织过程中，要随时将已织在四根经线上搓成股的稻草压紧。同时，要在每只草鞋两边各加两个母扣（像传统衣服上的传统布扣的母扣一样），草鞋穿在脚跟一端的母扣是对称安装的（安装在距草鞋尾端约0.08米的位置），长约0.015米。草鞋穿在脚尖一端的母扣是一前一后安装的（大姆脚指一边的母扣在前，安装在距草鞋头端约0.05米的位置，其长约0.025米；小脚指一边的母扣在后，安装在距草鞋头端约0.08米的位置，其长约0.025米）。因此，就草鞋穿在脚尖一端母扣安装的位置而言，左脚穿的草鞋与右脚穿的草鞋是不同的。在编织草鞋时，要成双成对地编织。七是当草鞋织成的部分达到成人脚的长度或比成人的脚稍长（约0.28米）时，就将其宽度迅速收窄（往返织两三下），然后，将草鞋骨架线左边的两根经线和右边的两根经线都挂在草鞋车头的中心齿上，并将织草鞋底板的那束稻草接长搓成一股缠在挂在中心齿上的这四根经线上拉紧，将四根经线紧紧地捆在一起，形成一根长约0.05米的草鞋尾骨。四根经线露在草鞋尾骨以外的部分（即两个小圈的草绳子）长约0.06米。第四道工序是整理。一是将草鞋尾骨弯曲，使之与草鞋底板垂直；二是将草鞋底板的四根经线露在草鞋尾骨以外的部分，即将两个小圈的草绳分别插进安装在草鞋尾部左右两侧的草鞋母扣中，两个草绳小圈露在草鞋母扣外的部分长约0.015米，这是一个更小的圈，本文将其称为草鞋尾部拉线圈。三是将草鞋上部的骨架线（两根）先后穿过安装在草鞋头部大姆脚指一边的母扣和安装在小脚指一边的母扣，然后，先后从草鞋尾部左右两个拉线圈中穿过，这样，就形成了草鞋的上部框架。四是将已形成上部框架的左右两脚穿的两只草鞋套在一起（可以上下重叠套紧，也可以将两只草鞋并排套起来），形成一双草鞋的组合体。到此，草鞋就织成了。
姚母谢氏编制草鞋时，白天主要是编制，捶草、搓草绳（搓链）、整理这三道工序均是晚上完成。白天，她坐在草鞋把子上，一只脚踩着草鞋车的底梁，另一只脚推拉着睡有孩子的摇篮，眼睛还要瞄着在周围玩耍的孩子，两手不停地将2—4根稻草搓成一股，并将搓成一股的稻草编制在四根草绳上。晚上，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她一会儿挥舞着沉重的木锤捶稻草，一会儿在搓草绳（搓链），一会儿又在整理草鞋。每天晚上，她要整理完当天编制的草鞋，为第二天打草鞋捶好稻草、搓好草绳（搓好垫）以后，才上床休息，往往要到深更半夜才能完成。搓草绳（搓链）、整理草鞋是手艺活，劳动强度不大；捶草可是体力活，劳动强度大，夏天姚母谢氏捶草，总是捶得大汗淋漓；冬天姚母谢氏捶草，也要捶得脱掉棉衣穿单衣。姚母谢氏打的草鞋，都是挑到益阳街上出卖。姚母谢氏打草鞋的时候，草鞋不值钱。1956年以前，每一百双草鞋只能卖0.8-1.2元(含原料稻草的价格)。姚母一天打20双草鞋，仅收入0.16-0.24元。姚母打草鞋的时候，她打的草鞋是姚家的重要现金收入之一，她打的草鞋挑到益阳街上出卖以后，买回食盐、煤油、布料等生活必需品。
编制毛衣和纺棉纱
姚母谢氏的间断性家务事还有毛线编制（编制毛线衣、毛线背心、毛线袜、毛线帽等）、纺棉纱等。1958年以前，姚母谢氏是不会编制毛线制品的，后来她学会了编制毛线制品。姚母谢氏晚年的毛衣、毛裤、毛线帽、毛线袜等，都是她老人家自己编制的。
在姚母谢氏主持姚家家务的日子里，经常性家务事她每天必须全做，间断性的家务事她每天必做一项或两项。很多时候，姚母谢氏是将经常性家务事和间断性家务事同时做，如姚母谢氏在打草鞋、绩麻、缝补衣服、作鞋时，总是用脚不停地推拉着摇篮，眼睛还得扫瞄着在周围玩耍着的孩子；在作饭、喂猪、喂鸡、喂鸭等，姚母总是一手抱着孩子，另一手做事。姚母作饭的同时，还要喂猪。她一边作饭，一边喂猪，应付自如。
姚母谢氏总是把每天的事安排得满满的，一年365天，天天没有休息的，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也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雪天，她天天都忙个不停。天晴时，她一般是做屋外的事，如挖土，种菜，为蔬菜中耕除草、施肥、浇水，打猪草，打柴；雨天时就打草鞋、纺纱、绩麻、缝补衣服、打鞋底等；农忙时，就帮姚公育腾插田打禾，车水踩草。姚母谢氏打草鞋、纺纱、绩麻、缝补衣服、打鞋底等，除白天的时间以外，还往往在晚上和凌晨进行。孩子小的时候，晚上姚母谢氏要等孩子都上床休息以后才开始做事。凌晨是姚母谢氏做事的好时候，孩子们还在睡梦中，她就起床做事，每天早晨打五双草鞋以后天才亮。冬天天冷，姚家祖层的破旧瓦房四周的木板墙壁残缺不全，室外刮大风，室内吹小风，姚母谢氏做事，腿脚冻得发抖，双手冻得红肿。夏天天气热，姚母谢氏做事，常常是衣裳湿透。夏天晚上有蚊子叮咬，当时姚家既喂有猪、鸡、鸭，还养有一条牛，屋前是稻田，屋后是树林，夏天夜晚蚊子很多。为驱赶蚊子，姚母每晚要在屋内和屋前的禾场上各燃起一堆烟（下面是点燃的一堆稻谷糠壳或一小捆稻草，上面压着青草梗等点不燃的物品），浓烟熏得人睁不开眼睛，她就在浓烟弥漫中做事。

1940-1949年

1940年前后，姚母谢氏娘家将其承租的地主的水田一部分（面积一石多）转租给姚家耕种，从此，姚家的生活来源从主要依靠外出打工转变为主要依靠租种地主的田地。姚公育腾夫妇精心耕种承租的田地，生活有所好转。但从1943年开始，由于日本侵略军进入益阳，姚家又进入最苦难的时期。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姚家又从王树勋租种的县教育科的水田中分得几斗田耕种，租种的水田增加了，吃饭的问题不大了，再没有过讨米要饭的日子了。四儿子姚国文、五儿子姚有谷和六儿子姚伏秋分别于1942乒、1945年和1948年出生。姚公育腾夫妇为长远考虑，先后送大、二、三、四共四个儿子上学读书，在无力让大儿子姚玉林、二儿子姚天保继续其学业以后，又先后送姚玉林、姚天保到有钱人家去看牛，后又分别为他们与两个农民的女儿订了婚约，并将两个订了婚约的儿媳妇来姚家生活。建国前夕，姚家当进八斗田。1949年，姚家共10人，耕种水田三石四斗（其中租种地主水田二石一斗）。
精心租种地主的田地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或者四十年代初，姚母谢氏的娘家从郭应龙屋场搬到窑仑上灵光庙东侧的熊谢屋场（这是一栋四缝三间两端带抹角房和横屋的房子，因熊香庭和谢少春两家住在此，所以本书将此屋称之为熊谢屋场），拥有田地略有增加，后又承租了一地主的两石多水田。姚母谢氏的父母——谢公少春夫妇关照姚家，将其中一石多水田转租给姚家耕种。对姚家而言，这是雪中送碳。在这以前，姚家一直是姚公育腾夫妇为人打工养家糊口；从这以后，姚家就主要靠租种地主的田地维生了。这无疑是个进步。在姚母谢氏娘家转租给姚家耕种的水田中，有松木塘村里的下四斗（面积约3.0亩）、松木塘山林西面的条子丘（面积约0.5亩）、茶家塘村里的塘下第一丘（面积约2.5亩）和塘下第三丘（面积约2.2亩）、新屋村西面的斛丘（面积约2.0亩）等。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姚公育腾和姚母谢氏和住在姚家前面刘家山里刘家屋场的佃农王树勋（王冬保、王太山的父亲）家搞好关系，让王树勋家在其承租的县教育科的水田中分出两丘田转租给了姚家耕种，其中一丘是刘家坪至窑仑上的窑仑上西路下第二丘（面积约2亩多）。耕种姚母谢氏娘家转租的地主的土地，姚母谢氏娘家不但未收转租金，还免收了姚家的租地压金；耕种王树勋家转租的县教育科的土地，姚家除交县教育科的租谷外，还要给王树勋一定量的转租谷。从此，姚家租种的水田超过二石,加上姚家祖产五斗多田，姚家共耕种约二担六斗田。耕种这么多田，姚公育腾外出打工的时间自然少了，农忙时主要是带牛外出用牛；农闲时，主要是外出做技术性的活，如与杨锯匠一起外出锯木材、进城当粪经纪、为人维修茅草房屋面等。
当时，农村主要靠耕牛来完成耕田、耙田等农活，农民耕种田地，没有耕牛是不行的。姚家在租种地主的水田以后，买了一头黄牛。因姚家当时不富裕，虽然拿出全部积蓄，也只买了一头个子比较小的黄牛。该牛全身是黄色的，只有其头部双眼之上有一块形似桃子的面积为白色。从此，姚家开始养牛，姚公育腾开始用自己的牛耕田、耙田，姚家也开始有了放牛的任务。看牛主要是孩子们的事，在孩子们都上学时，则由姚母谢氏负责。
租种地主的田地以后，姚家仍然是姚公育腾主外，姚母谢氏主内。姚公育腾发挥其精通农活的专长，精心耕种这些田地。姚母谢氏农忙时则协助姚公育腾耕种田地。夫妻同艰共苦，相濡以沫，日出而作，日落而不息。孩子们在早晨上学前和下午放学后，以及暑假、寒假期间，则跟随姚公育腾夫妇在田里劳作。姚公育腾夫妇各季节的农活情况如下：
播种绿肥植物和油菜
每年秋天收割稻谷以后，姚公育腾及时将田地全部耕一遍，耙两遍。当时益阳乡下有句“人要亲生，田要冬耕”的俗语，即强调在冬天到来以前耕田。其实，这里包含着种田的科学：冬天到来前耕田，将田地底层翻到上面，翻松了泥土，有利于冬天冰冻期间将泥土冻碎，也有利于田地的除虫。姚公育腾把耕过后的大部分田地种上绿肥紫云英（当地称燕子花）或苦耔，一小部分田地种油菜，并开挖好绿肥田里和油菜田里的排水沟。种绿肥的操作较简单，姚公育腾采用撒播，即将绿肥种子均匀地撒在耙碎的田地里。种油菜的操作要复杂些，姚公育腾种油菜一般采用点播：一是挖小坑，即在耙碎的田表面挖出许多小坑，每个小坑深约0.10米, 小坑的上口直径约0.15米,这些小坑一行行、一排排排列，小坑与小坑的间距约约0.50米。二是在每一个小坑里放上一碗底脚肥（底脚肥就是晒干并打碎的凼子里的肥土，当地称其为脚粪子）。三是播种，在每一个小坑里的底脚肥上撒上几粒油菜种子，或者在每一个小坑里的底脚肥上栽几株油菜苗。四是浇水，播种后浇水一至两次。五是施肥，除底脚步外，还要拨两次人粪尿或猪粪尿，即冬天一次，春初一次。所以，每年姚家田里的油菜都长得很好。用油菜籽榨的油是姚家食用油的主要来源之一，绿肥是姚家耕种的稻田的主要肥料之一。
打凼子积肥
一是稻田里打凼子积肥。凼子是田里沤肥的小坑，所以也称粪凼子。稻田里的凼子是为稻田积聚动物粪便、杂草、树叶、草皮等并使其腐烂变质成有机肥料的场所。每年收割稻谷后，姚公育腾会在耕种的田里打凼子，姚家祖产五斗水田（共八丘）合打两至三个凼子，租种的水田每一丘打一至两个凼子。打凼子就是在田里用泥土筑一道环形土墙，围一小块田地，此土墙高约0.45米,宽约0.30米。用锄头脑壳把凼子四周的土墙扎实，并用脚将土墙四周内壁和凼子底板踩实、抹平，使土墙和底板不透水。一丘田的凼子一般靠这丘田一边的田埂设置，凼子靠田埂一边的田埂是构成凼子土墙的一部分。每个凼子的面积3—6平方米。同一丘水田每一年打的凼子一般不在同一个地方。凼子打成后，一是始终保持凼子里有水，凼子里的水快干时，姚公育腾就往凼子里挑水。二是在凼子里放满草皮，姚公育腾用锄头将姚家耕种的水田四周田埂上长满野草的地表薄层刨下来全部挑到凼子里。当地将用锄头刨下来的长满野草的地表薄层称为草皮,草皮一般刨0.02米厚。如果姚家耕种的水田四周田埂上的草皮全部刨下来放在凼子里，凼子还未填满，姚公育腾就到无人管理的荒地里刨一些草皮，把所有凼子都装满。三是挖活凼子，待草皮在凼子水中浸泡一段时间、野草基本腐烂后，姚公育腾就将姚家猪圈下面猪粪池子里的猪粪尿和姚家厕所里的人粪尿挑到凼子里，每个凼子里放一定量的猪粪尿和人粪尿。然后，姚公育腾打赤脚，穿短裤或将裤子卷到膝盖以上站在凼子里，用耙头将凼子里的草皮翻一遍。在翻草皮的过程中，使草皮与猪粪尿、人粪尿搅拌均匀，当地称这一过程为挖活凼子，简称为挖凼子。挖凼子时，姚公育腾还会用脚将凼子四周土墙的内壁和凼子底板再次踩实、抹平，防止土墙和底板透水。因姚家猪粪池子里的猪粪尿和厕所里的人粪尿有限,每次只能挖活一至两个凼子；待猪粪池子里的猪粪尿满了或厕所里的人粪尿满了的时候，又挖活一个或两个凼子。姚家经常喂有两头以上的猪，产生的猪粪尿较多，姚公育腾及其孩子们检来的猪粪、狗粪等动物粪便也不少，也都放在猪粪池里。所以，姚家耕种的水田里的凼子，每一年度至少要挖活两次以上。姚家喂有一头牛，产生的牛粪一般是直接挑到凼子里。
二是屋前打凼子积肥。农民屋前的凼子一般是为旱地种植农作物积聚动物粪便、杂草、垃圾等并使其腐烂变成有机肥料的场所。在姚家祖屋西头横屋（厨房）的东面、西正房的南面有一个面积约4平方米、深约0.6米的凼子。姚连保从懂事时起就有此凼子，不知此凼子是何时挖的？每次凼子里的肥料取出来以后，姚公育腾就会用脚将凼子周围的土壁和底板踩实、抹平，防止其透水。然后将菜地里、附近野地上刨的草皮、扯的杂草等放在凼子里，并让凼子装满水。在凼子里草皮、杂草等腐烂的过程中，姚家产生的各种有机废弃物，包括人和猪都不能吃的烂菜叶、菜根和菜地里拔出来的野草等，都扔到此凼子里；厨房里洗锅、洗碗的热水和一家人洗脸、洗脚、洗澡的热水也都倒在此凼子里（所以此凼子也称热水凼子）。每隔一定时间，姚公育腾打赤脚、穿短裤或将裤子卷到膝盖以上，站在凼子里，用耙头将凼子里的草皮、杂草等翻一遍，使凼子里的各种有机植物与水、土搅拌均匀，即将凼子挖活一次。等凼子挖活几次、凼子里的草皮等植物均腐烂变质以后，姚公育腾就将凼子的排水口挖开，排净凼子里的水。过一两天以后，姚公育腾用耙头将凼子里的肥泥全部挖到凼子东侧的禾场上（凼子位于禾场的西端），堆成一堆。几天或十来天以后，凼子肥泥含水量减少了，姚公育腾会在晴朗的日子里，用耙头将凼子肥泥挖开，均匀地铺散在禾场上，将凼子肥泥晒干，打碎，并用撮其将肥泥碎块挑得堆在屋檐下，用稻草盖好，不让雨水打湿肥泥。在栽红署、油菜等作物时，在每个栽红署、油菜的小坑里，姚公育腾放一碗这样的肥泥碎块，作为红署、油菜的底脚肥（当地称之为脚粪子），再在这样的底脚肥上栽红署或油菜。在凼子里的肥泥全部挖上来以后，姚公育腾又会按以上的程序，继续往凼子里放草皮及各种有机废弃物，每隔一段时间挖活一次凼子，待草皮及各种有机废弃物腐烂变质后，将凼子的肥泥全部挖上来，晒干，打碎，成堆。如此反复操作。
买粪
当时，人和家禽、家畜的粪便和尿是农民种田的主要肥料之一。当地将人粪尿统称为粪，农民除使用自家的人粪尿外，益阳街上居民的人粪尿是香铺仑一带农村肥料的重要来源。姚公育腾每年都会积蓄一笔钱，在冬天或第二年春初，租一条粪船（专门装载人粪尿的木船），到益阳城里，买回一船人粪尿（30-50石）作肥料。如前所述，姚公育腾是当地有名的粪经纪。所以姚公育腾租船到益阳城买粪，无需另请粪经纪，他自己当粪经纪，只另请一农民帮忙挑粪（儿子大了以后就是安排儿子挑粪）。姚公育腾买好粪以后，由姚公育腾和其雇请的农民将买好的粪桃到粪船上，倒在粪船里。然后去买第二担、第三担。姚公育腾和这一农民及船主吃住在粪船上。粪船装满粪后，姚公和这一农民同船返回。姚公育腾和这一农民负责为粪船拉纤（拉船的绳子），将粪船拉回到香铺仑谢家桥小河里。粪船到达的第二天，不管是晴天还是吹风、下雨、落雪（因为粪船多停一天就要多付一天的租金），姚公育腾都会请来几位左邻右舍的农民，将这一船粪全部挑回倒在姚家耕种的各丘田的凼子里（姚公育腾已预先将凼子里的肥泥挖出一个坑，挑来的粪就倒在此坑里）。然后，姚公育腾打赤脚，穿短裤或将裤子卷到膝盖以上，站在凼子里，将放有这些粪的凼子一个一个的挖活。这一天如果是晴天，姚公育腾还好受一点；如果遇上冰雪冷天，姚公育腾要把冰雪打开，站在冰冷的粪水里挖凼子，冷得发抖。为缓解寒冷，姚公育腾在每个凼子旁放一小捆稻草，每挖完一个凼子，就点燃这一小捆稻草烤烤，然后再挖第二个凼子。如此反复，直到新放粪的凼子全部挖完为止。
春初的田间管理
春初时，姚公育腾加强绿肥、油菜地的田间管理：一是排水，春初雨水增多，姚公育腾疏通绿肥和油菜田里被阻塞的排水沟，或增开排水沟，使绿肥田里和油菜田里在雨天不积水；二是给油菜施肥，即给油菜拨一至两次猪粪尿。
挖子堰子和重做子堰子
香铺仑一带虽然属平原，但地表仍然有起伏，水田多呈梯田状，只是彼此的高差不大。为了防止稻田田埂漏水，每年春耕时，姚公育腾按当地传统耕作办法，在上下两丘稻田之间的田埂上，在上一丘稻田的田埂一边，将上一年做的子堰子挖掉，并将挖出的子堰子的土块捣碎。当地称这一过程为挖子堰子。挖子堰子时，上一年做的子堰子实际上已成为该稻田田埂的一部分，一般宽0.20米。姚公育腾总是在春耕到来前就将姚家耕种的所有水田的子堰子都挖掉。在春耕耕田、耙田过程中，挖子堰子产生的泥土和水田里的泥土一起被捣碎成泥以后，姚公育腾夫妇一起重做子堰子：姚公育腾站在需做子堰子的田埂旁的稻田里，手扶扯板（扯板长约1米，宽约0.3米,板上安装有扶手和两根扯板绳）上方的扯板扶手,压着扯板；姚母谢氏站在田埂上，手拉栓在扯板下方的扯板绳，用力将扯板拉到田埂边上，扯板带着稻田里靠田埂边的泥土堆在田埂边。这些由扯板拉来的这一线泥土即最初的子堰子。由于扯板拉来的泥土很稀，最初的子堰子宽约0.35米,低于田埂的高度。待最初的子堰子沉落3-5天后，姚公育腾夫妇第二次来扯子堰子，仍是姚公育腾站在稻田里掌扯板，姚母谢氏站在田埂上拉扯板，将最初的子堰子靠水一边的泥土拉上来堆在最初的子堰子靠田埂一边的上面，使子堰子达到田埂一样的高度或比田埂略高，上面的宽度控制在0.20米左右。新扯上来的泥土沉落变硬以后，新的子堰子就形成了。
用牛耕田和耙田
耕田和耙田是春耕的主要内容，耕田和耙田主要是姚公育腾的事。春耕时节，姚公育腾用自己的耕牛，为姚家耕种的稻田耕田和耙田。当时种的都是一季稻，春耕晚于现代。清明节前后，姚公育腾将田里储满水，用自家那头黄牛将种有绿肥的水田全部耕一遍，将泥土翻过来压在绿肥上。接着，姚公育腾踩在踏耙上，用黄牛拉着踏耙，耙地一至两遍。以上这一过程，当地称为作活稻田。谷雨节前后，压在泥土下的绿肥基本腐烂，姚公育腾就将全部水田用犁重耕一遍，用斜耙耙一至两遍，再用滚耙耙一至两遍。斜耙耙田的作用，一是将翻过来的泥土弄碎，二是将泥土耙平。滚耙耙田的作用主要是弄碎泥土。谷雨前后这次耕田、耙田的过程，本书将其称为插田前的耕田、耙田。在插田的当天，姚公育腾用黄牛拖着荡耙将稻田荡一遍。这次荡耙耙田的作用，一是将泥土和水搅拌成泥水，禾苗插到水田里以后，稻田里混浊的泥水沉淀下来，能促进插在稻田里的禾苗成活；二是把田里的泥土荡平。
挖堤坑和挖田角
当地梯田相邻两丘稻田之间有一条田埂，田埂上下两丘稻田之间有一定的高差，田埂在地势较低的稻田一边形成一陡壁，当地称这一陡壁为堤坑。春天，堤坑上长满了野草，个别地方还长有灌木。春耕中，姚公育腾就按照当地的传统耕作办法,将稻田全部耕一遍以后，就用茅镰（是柴刀的一种，刀片上安装有一长约0.4米的木手柄,刀片与手柄成约30°的角度）或锄头将堤坑上的野草和灌木砍（刨）光,把砍（刨）下来的野草踩在稻田中的泥土里。这一过程，当地称为挖堤坑。
用牛耕田、耙田时，在水田的各个角上，总有一定的面积耕牛拉的犁、耙达不到的地方，这些地方为田角。姚公育腾就用耙头把这些犁、耙到不了的田角挖过来、弄碎、捣成泥。当地称这一过程为挖田角。
撒凼子肥和平整凼子
在插田前（即春耕后期）的耕田、耙田以前，姚公育腾按照当地传统的耕作办法,将稻田里粪凼子的水放干，用耙头将凼子里的肥泥挖到撮（簸）箕里，用扁担每次挑两撮箕凼子肥泥倒在稻田里，一撮箕为一小堆。凼子里肥泥全部挑完以后，整丘稻田都均匀地堆有一小堆一小堆的凼子肥泥。然后，姚公育腾用双手将一小堆一小堆的凼子肥泥一把一把地、均匀地撒在稻田里。当地称这一过程为挑、撒凼子肥。
凼子里肥泥全部挑完以后，姚公育腾按照当地传统的耕作办法,用耙头挖掉凼子的土墙（凼子土墙同时又是田坎一部分的除外），将挖土墙的产生的泥土捣碎、作烂。如果凼子处的泥土不够，就将周围的泥土挖来，使凼子处的泥土与其他地方一样高。当地称这一过程称为平整凼子。
浸种育秧
姚家的浸种育秧是姚公育腾操作的。
首先是浸种。当时种一季稻，浸种育秧的时间晚于现代。姚公育腾是按当时“清明泡种、谷雨下泥”，“二月春明不在前，三月春明不在后”的传统执行的。这里的二月、三月，是农历的月份，说的是浸稻谷种子的具体时间：若这一年的春明在二月，二月天气还有些冷，要在春明节后浸种；若这一年春明在三月，三月气候已经回升了，则要在春明节前浸种。清明节前后，姚公育腾浸种，即将稻谷种子用温水浸泡一定时间以后，从水中捞取来放在（竹）篾丝箩筐里，在种子上盖适量稻草，用旧棉絮把整个箩筐包起来，放在房内背风处，并捂在稻草之中。
其次是准备秧田。姚家的秧田是姚家禾场下面的秧田丘。姚公育腾按当地传统的耕作办法耕耙秧田：秧田耕、耙的时间比其他稻田要早一点，在谷雨以前完成；秧田耕、耙的次数比其他稻田多些，秧田的泥土比其他稻田作得更烂；秧田的肥料比其他稻田放得更多。在发牙的稻谷（当地称秧谷子）下泥的前两天，姚公育腾将秧田的水放干，用一根直木条将秧田表面刮平，尽量使秧田表面保持在同一水平面上。
再次是秧谷子下泥。谷雨节前后，待稻谷种子发出的芽长到约0.005米深时,姚公育腾就将其均匀地撒在秧田里。
最后是秧田的管理。秧谷子下泥后，姚公育腾精心管理着秧田的水量：晴天每天太阳出来时将秧田的水放干，让秧谷子晒太阳；晚上太阳落山时，秧田放入适量的水；雨天时，秧田放的水更深些。
插田
撒在秧田里的稻谷种子的苗逐渐长粗长深，稻谷种子及其发出的苗在秧田里的生长期间称为秧。稻秧从插到稻田里起、到稻谷从禾草（秸）上打下来以前称之为禾。把秧田的秧扯起来分插到稻田里，称为插秧或插禾，也称插田。正常年间，秧谷子下泥后15—20天可以插秧，有“春插日，夏插时，小满插田时插时”的俗语。姚公育腾喜欢赶早插秧，总是在立夏前后插完。
当秧田里的秧苗长到长0.15—0.20米时,姚公育腾就确定一个日子，请左邻右舍的农民和自己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帮忙插田。插秧的前一天晚上，姚公育腾就会将秧田里灌满水，让秧田的水深最好超过0.16米。
插田的那一天，姚公育腾带着孩子们很早就来到秧田里扯秧，姚家左邻右舍的农民和亲戚朋友也天不亮就来到姚家秧田里扯秧。扯秧时，扯秧人蹲在秧田里，弯着腰，两手配合一起扯秧：右手当先的人右手虎口向下在秧田里抓住一小把秧（约十根秧）的腰部，这一小把秧以下称第一小把秧，把第一小把秧从秧田泥土里拔出来，递给左手，左手也是虎口向下抓住第一小把秧的腰部；右手返回去又抓第二小把秧，将其从秧田泥土里拔出来递给左手，左手仍是虎口向下又抓住第二小把秧的腰部，并使第二小把秧的根部与第一小把秧的根部对齐；如此反复扯秧。到左手里抓满了秧的时候（即左手抓的秧不能再增加的时候），扯秧人双手抓住这一大把秧的腰部，用暗劲将这一大把秧带泥的根部在秧田的水里上下晃动，将秧根部带的泥土洗净。这一大把秧根部的泥洗净后，让左手抓住这一大把秧的腰部，右手就拿一根秧草（将稻草的头部即草筒部分去掉的稻草是专门用来结秧的，所以被称为秧草），在左手抓着的这一大把秧的腰部缠两圈，让两个圈缠的秧草彼此保持一定距离，然后将第一个圈缠的秧草挑到第二个圈缠的秧草上面，用左手的食指压着第一个圈缠的秧草，右手抓住这根秧草的头部，顺着秧草的方向使劲拉紧秧草，左手握着的这一大把秧就被秧草捆在一起了，用秧草捆在一起的这一大把秧被称为一个秧。秧草捆这一大把秧用的是活结，只要抓住结秧的秧草的一端往秧草相反的方向一拉，结就开了。秧结好以后，将这个秧身苗向上立在秧田里，让秧的根部泡在水里，然后扯第二个秧、第三个秧，如此循环反复。上午插田需要的秧扯好以后就吃早饭；吃完中饭后，扯好下午插田需要的秧以后再插田。
吃完早饭，插秧人每人用一担篾丝箩筐挑着扯好的秧，来到要插秧的稻田田埂上，将箩筐里的秧均匀地撒在稻田里。这一过程称为撒秧。
秧撒好后开始插秧。插秧时，插秧人弯着腰，右手当先的人左手拿一只秧，右手抓住结秧的秧草头往秧草相反的方向一拉，捆秧的秧草活结就打开了，随即顺手将秧草埋在泥土里，然后左手的食指和姆指从抓着的秧中分出一小把（5根左右），右手的食指和姆指接过这一小把秧，将其腰部夹在姆指与手掌之间，除姆指以外的四指伸直，将秧的根部（即带种谷的一端）夹在右手的食指与中指之间，迅速将右手除姆指以外的四指插进稻田表层的稀泥中，同时迅速张开食指与中指并拔出水面，这一小把秧的根部就留在稻田表层的稀泥中，这一小把秧就立在稻田里。这一过程就是插秧。秧苗从插到稻田里起就称为禾了，这样插在稻田里同一点的5根左右的一小把秧称为一兜禾。上述插一兜禾的各动作是连贯的，是在一刹那之间完成的。每一兜禾的根部插在稻田表层稀泥中的深度要短，稀泥能盖过秧根部的稻（种）谷、秧插在稻田里不浮到水面上来就行了。
插秧时，每个插秧人每次插一佾禾，即竖向插四行，横向每排插四兜，每排四兜在一直线上，相邻两行的距离和相邻两排的距离是相等的，约0.25米。插秧时人是后退的，插秧开始是从左至右插四兜禾，同时，插秧人的左脚向后退半步；接着，从右至左又插四兜禾，同时，插禾人的右脚向后退半步；然后，又从左至右再插四兜禾，同时，插禾人的左脚向后退半步，如此反复。
插秧时是一丘田一丘田地插，插完一丘以后再插另一丘田。插一丘田时，如果这丘田是长方形，就紧靠这丘田两条较长的田埂中任一条的开始插，插秧人从左至右一字儿摆开，左边的第一个人紧靠插人左边的田埂插第一佾禾，第二个人在第一个人的右边紧靠第一佾禾插第二佾禾，第三个人在第二个人的右边紧靠第二佾禾插第三佾禾，如此类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插秧时，左边的人插在前，右边的人跟在后。因为右边的人插的左边第一行禾要紧靠左边的人插的右边第一行禾，左边的人插禾速度慢，右边的人也只能跟着慢，所以左边的人一般都尽量快。插田的人除最后（也是最右）一个人外，其余的人都是另一个人左边的人，因此插禾时大家总是追赶着前进，从这丘田的这一端插到那一端。大家紧靠这丘田两条较长田埂中的一条右侧陆续插完各自的一佾禾后，就按以上办法从这丘田的那一端紧靠这丘田的另一条较长田埂各插另一佾禾，从这丘田的那一端插到这一端。如此反复，插完这一丘田后，又插另一丘田。
插秧技术性强，讲究速度快，出秧匀，佾子直，一佾四行插得横成排、竖成行，排要直，行要顺畅。
当地有“细伢子望过年，大人望插田”的俗语，即当地农民把插秧当成大事。按照当地传统，姚家插田同办喜事一样，一天吃四餐，即在早餐与中餐之间加一餐，这一餐不吃饭、菜，而是喝甜酒（水）和炒红薯干、炒南瓜籽等食物（条件好又讲究的人家是吃甜酒（水）和糕点等）。当地称这一餐这“押槽”，这一餐有点像现代的喝茶。不论是扯秧，还是插禾，都很累，特别是腰痛得厉害。当地有“插田嫁女，不避风雨”的风俗，即插田的日子确定后，遇上下雨甚至下大雨也是不停工的。如果遇上下雨，特别是下大雨，插田的人就是头戴斗笠，身穿蓑衣也不解决问题，因为插田人是弯着腰的，其身体的上半部与下半部构成的角度小于90度，落在蓑衣上雨水倒流到插田人背上。插田时很热闹、很快乐，插秧者谈笑风生、你追我赶，过路者停足赞赏，主人家喜气洋洋。
补禾
插田三、五天以后，姚公育腾按当地传统的习俗补禾，即带着若干扯好的秧，在已插过秧的田里有秩序地穿行，发现有应插秧而未插秧的、已插秧但插的秧根数太少的、已插秧但未成活的一律补上新的秧。补禾也是一丘田一丘田地补，补完一丘以后再补另一丘田。补某一丘田时，每次从这丘田一端补到另一端，再从另一端补到这一端，每次看（补）一定的宽度，来回在田里转，将每一丘田的面积都检查一遍。姚公育腾将自家耕种的稻田全部补完，一般要两至三天。
收割油菜
姚家每年都会在一丘田或几丘（小）稻田里种油菜。五月油菜成熟后，姚公育腾就用茅镰将油菜杆砍回来，将油菜兜子留在田里。姚公育腾为什么要将油菜兜子留在田里？因为如果将油菜杆子和兜子一起扯回来，一是兜子带的泥土会和油菜籽一起落下，收获的油菜籽中就会夹杂很多泥土；二是油菜兜子留在地里腐烂后可改善土壤。油菜砍回来以后，放在晒垫上爆晒，油菜晒干以后，油菜籽外壳炸开。然后，姚公育腾用一根棍子在油菜杆上拍打一番，油菜籽就落在晒垫上。当时姚家种一季稻，收割油菜是在插田前后。油菜收割后，油菜田仍然是种水稻。
绿肥留种
姚家种的绿肥是紫云英（当地称之为燕子花），收割紫云英种子在五月份。紫云英种子成熟以后，姚公育腾用镰刀将带种籽的紫云英杆割回来，放在晒垫上爆晒，带种子的紫云英杆晒干以后，种子的外壳炸开，但紫云英种子不容易掉落下来。姚公育腾用大木棍在带种子的紫云英干杆上使劲拍打，或推石滚在带种子的紫云英干杆上滚动，紫云英种子就落在晒垫上。当时都是种一季稻，插秧的时间晚于现代，留紫云英种子的田收割紫云英种子后，虽然其他的田都已插秧了，但仍然可以种一季稻。所以，姚公育腾会赶紧耕、耙留紫云英种子的田，赶紧将其插上秧。
利用田坎种豆
当地水田一般属梯田，相邻两丘水田间存在一定高差。按当地的习俗，相邻两丘水田之间的田坎由地势较高的那一丘水田耕种者做子堰子，也由地势较高的那一丘水田的耕种者利用。每年，姚公育腾夫妇在姚家耕种的水田的子堰子做成并达到一定硬度以后，用砍茅草的茅镰或挖土的锄头，在每丘田田埂的子堰子上，每隔0.3米左右挖一道深约0.06米的口子,在每一道口子中放入2-3粒豆种(黄豆、绿豆或红豆)，然后在子堰子的刀口上踩一脚，将放有豆种的泥土口子封闭，豆种就埋在泥土里了。在每条田坎的两端, 姚公育腾各立一块用荆棘编制的挡板（挡板高约1.5米，宽约一米，由一根或两根木棍支撑）立在田坎上,以阻止耕牛到种豆的田坎上吃草。种豆的田埂一般很窄(约0.3米宽),其硬度也不够，耕牛是不能去的,否则牛会踩塌田坎。子堰子是挡水的，子堰子的泥土是潮湿的，子堰子的泥土和田中的泥土一样肥，所以，种在子堰子上的豆类长得很好。每年姚家耕种的水田田坎上都要收不少的豆子。姚母谢氏用收的红豆、绿豆煮粥吃，用收的黄豆做腊八豆等。
姚公育腾夫妇利用秧田丘、禾场丘、园内丘的田坎种豆角，种豆角的操作要复杂一些：一是挖小坑放底肥，即用锄头在田坎的子堰子上每隔0.3米左右挖一个深约0.15米的小坑，坑口比碗口大,在每个坑里放一碗脚粪子（热水凼子里加工出的底脚肥土）；二是种植，有两种办法，办法一是在每一个坑的脚粪子里埋3-5粒豆角种子；办法二是在每一个坑的脚粪子上栽3-4根豆角的幼苗。三是浇水，下种以后或幼苗栽好以后，浇一至两次水。成活以后还需要定期浇水，特别是天旱时，姚母谢氏会每天浇一次水。浇水很简单，即用瓢舀稻田里的水泼在每一个坑的脚粪子上就行了。四是插支撑杆，即豆角苗成活以后，在每一个坑的脚粪子旁插一根麻竹杆，麻竹杆长约2米，杆腰直径约0.04米, 麻竹杆插进地里的长度约0.30米, 麻竹杆与地面垂直。并用一根草绳在每根立在子堰子里的麻竹杆离地面约1.70米的地方绕一圈并拉紧,将一条田埂上的麻竹杆连在一起。五是捆藤，豆角苗长成藤状，一般会自然地缠在麻竹杆上向上生长；也有到一定高度还没有缠在麻竹杆上的，就用一根稻草将豆角藤捆在小竹杆上，让豆角藤尖向上，以引导豆角藤缠在小竹杆上向上生长。用稻草结豆角藤时，要在稻草与小竹杆之间留一定的空间，以利豆角藤生长。六是施肥，豆角苗成活以后，一般会给豆角苗施肥一至两次，就是泼一两次人粪尿加水或猪粪尿加水。这三丘田田坎上种的豆角每年都长得很好，到收获季节，每天可收上百斤豆角，一家人根本吃不完。姚母谢氏就把豆角洗净晒干，加工成扑豆角或酸豆角，放在坛子里保存，待蔬菜淡季时吃。
有行人通过的田埂具有道路的功能，是不能种植农作物的。
看水
当地将对稻田水的管理称为看水。这是一项常年性的工作，其中，从春耕开始至稻谷收割这段时间是看水的重点时期。姚公育腾看水的主要内容：
一是确定每一丘稻田溢水口（当地称月口）的位置。姚公育腾将稻田溢水口设在便于通畅排水的位置：稻田周围有小溪、小沟等排水通道的，该稻田的溢水口一般设在面临小溪、小沟等排水通道的田埂上；其周围与小溪、小沟等排水通道不相邻的稻田，溢水口设在由我家作子堰的田埂上，因为作有子堰的田埂两侧的两丘稻田之间有一定高差，而且作有子堰子的一侧的稻田肯定比另一侧的稻田高。姚公育腾设的溢水口，一般宽约0.15米。面积较大的一丘稻田，溢水口就适当宽一些，或者设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溢水口。
二是确定溢水口的高度和及时挖开溢水口排水。姚公育腾的作法是：稻田需要保持多高的水位，溢水口就定多高。春耕时节稻田的水要适当多些，溢水口的就定高些；刚插完秧的稻田里的水要浅些，溢水口的就定低些；没有灌溉水源、完全靠天下雨的稻田，如姚家祖产的五斗水田，溢水口的就定高些；有自流灌溉水源的稻田，如租种的松木塘村里的下四斗，溢水口就定低些。同时还要根据禾苗生长的需要，适时调整稻田溢水口的高度。暴雨后要及时挖开溢水口排水，排到适当的时候又及时把溢水口堵住，并将溢水口定位在适当的高度。
三是定期检查溢水口和作有子堰的田埂，如发现溢水口或作有子堰的田坎有漏水的地方，就立即堵死。因为稻田的溢水口处和作有子堰的田埂土质较软，泥鳅、鳝鱼有时会在此打洞，如果泥鳅、鳝鱼打的洞从上丘田通到了下丘田，那么上丘田的水就会从这些洞流到下丘田。有时耕牛在田埂上吃草时，牛脚把稻田的溢水口或把田埂踩塌了，引起溢水口或田埂淌水或漏水，开始时水的流量可能很小，但时间长了，水流越来越大，如果不及时堵好，整丘田的水都会放干。
四是灌溉。把水输送到田地里称为灌溉。天旱时，如果发现稻田里没有水了，有自流灌溉水源的，就及时从自流灌溉水源放水进稻田；有灌溉水源但不能自流进稻田的，就及时组织从灌溉水源里车水灌溉；没有灌溉水源的，就只能等天下雨了。
五是晒田及收割前的排水。当禾苗长到扁草时（即禾装包前），需要将稻田里的水放净，让太阳晒几天，这称之为晒田。晒田可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温度，有利于水稻根系生长。当地有“禾干扁草，越干越好”的说法。有自流灌溉水源的稻田，最好要晒田。
当时种一季稻，为了便于收割，稻谷快要成熟的时候，姚公育腾就把各丘田的溢水口挖开排水。面积较大的稻田或地下水位较高的稻田，如松木塘村里的下四斗，还要开挖排水沟，以加快稻田水的排干。
姚公育腾在稻田开挖的排水沟是一条直线或一条曲线，从稻田的一侧或稻田的中间通到溢水口。开挖排水沟办法：①用耙头将这一条线上（宽约0.25米）的所有禾苗，一兜一兜地连兜子周围的泥土一并挖起，放置在这一条线两侧的禾苗中间；②将这一条线上宽约0.25米、深约0.25米范围内的泥土挖出堆在两侧的禾苗中间。
车水
当时姚家耕种的田地，主要部分是姚家租种的地主的稻田，这些水田分别属松木塘供水系统或茶家塘供水系统，天旱时由松木塘、茶家塘供水。因为这些稻田是租种得地主的，而且还是姚母谢氏娘家转租给姚家耕种的，而当时松木塘和茶家塘由地主、富农控制，所以天旱时姚家租种的稻田基本用不到松木塘和茶家塘里的水。至于租种的县教育科的水田，在姚家屋门口这一村里，地势较低，积水容易，无塘坝供水。所以，姚家租种的稻田的主要任务是看水：下雨时尽量让稻田多积点水；把田埂的子堰子做好、管好，尽量不让稻田的水漏掉。有车水任务只有姚家祖产五斗田。姚家祖产五斗田，地势较高，供水自成体系，即这一小村田的上面上一小塘，由这一小塘给这一小村稻田供水。小塘面积约150平方米，水满时水深约1.5米。而这一小村稻田的面积约2530平方米。天旱时，用小塘的水浇灌这一小村的稻田，浇灌一至两次，塘底就朝天了。当地称这种地势较高、基本无供水水源的田地为干鱼子脑壳。该小塘的水，水深约0.7米以上的部分可自流灌溉到禾场丘、三角丘、秧田丘和园内丘，只有水深约0.7米以下的部分需要架起水车车水灌溉。姚家有一部二人头坐式水车，车水时，姚公育腾架好水车后，姚公育腾夫妇一起车水。夫妇俩人坐在车架子的座板上，面对水车头，手扶前面的车架扶手横梁，每个人两脚轮流往下踩动各自前下方安装在水车头中心轴上两根脚踏杠杆两端的四个脚踏砣中的一个，让水车头转动。车水是完全靠力气的农活，而且往往是天气最热的时候车水，车水的人很辛苦：在烈日炎炎之下车水，肯定是汗流浃背；晚上车水虽然比白天凉爽些，但蚊子多，左打右拍，叫人应接不暇。
撒石灰
往稻田里撒熟石灰，当地称为打石灰，是当时给水稻施肥的一种形式。可以在插田前一次犁田前时撒熟石灰，也可以在踩草前撒熟石灰。姚公育腾一般在踩草前撒熟石灰。在春耕期间和插田前后，就有客商用木船装来一船一船的生石灰，停在黄溪桥附近的资江里。姚公育腾每年都会买进一定量的生石灰，买进的生石灰都是姚公育腾夫妇从黄溪桥资江河里的石灰船上一担一担挑回来的。孩子们长大后，也跟着姚公育腾夫妇一起到黄溪桥挑生石灰。生石灰挑回来以后堆在堂屋里，姚公育腾在生石灰上浇上一定量的水，生石灰就变成了熟石灰。踩草的那一天清晨，姚公育腾很早起床，用箩筐将熟石灰挑到各丘田田埂上，然后左手抱起一只装有石灰的箩筐，让箩筐口向前上方，右手用一把镰刀，将石灰均匀地撒在稻田里。石灰撒完以后，接着就踩草。在踩草的过程中，踩草的人用脚将撒在稻田的石灰踩在泥土中。
中耕除草（踩草）
当地将水稻的中耕除草称为踩草。当年种一季稻，一般踩草两遍。姚公育腾一般是这样安排：第一遍在插田后半月内进行，第二遍在第一遍完成约十天后进行。姚家耕种的稻田踩草，有时是由姚公育腾夫妇两个人完成，有时请几个人帮忙完成。一般是采取换工办法来请人。当时姚家养有一条耕牛，附近没有耕牛的种田人请姚公育腾带牛为之耕田、耙田以后，一般是采取换工的办法来偿还牛工钱，即一个牛工（包括用牛人的人工）抵若干个人工。姚公育腾请的人大都是来还牛工的。
踩草时，一丘田插田时是从哪里开始，踩草时也从哪里开始。插田时每个人每次插一佾禾（竖向四行禾，横向每排四兜禾），踩草时也是每人每次踩一佾禾。插田时插田的人后退的，但踩草时踩草的人是前进的，从一丘田的一端踩到另一端。踩草时，踩草的人手持两根拐杖（讲究的人拐杖做得很精致，一般的就是两根小竹棍或小木棍）。踩草从靠田坎的第一佾禾开始，从这丘田的这一头踩到另一头。开始时，踩草人面向这一头的田坎，左脚站立在第二排禾的（踩草人）左起第二、三两兜禾之间，右脚在第一、二两排禾之间踩四至五脚（每一脚踩的深度约0.10-0.20米，下同），在第一排禾的每兜禾的两侧各踩一脚，将第一、二两排禾之间和第一排四兜禾周围的杂草踩到泥土底层后,再在第一、二两排禾之间拖一脚，并围绕第一排的每一兜禾转一圈，将第一、二两排禾之间的泥土和第一排每兜禾周围的泥土抹平。这就是踩第一排禾的办法。然后转过身来，面向这丘田的另一头的田坎（除踩第一排禾以外，踩其他各排禾一直到田尾的田埂，踩草人都是面向这丘田的另一头的田坎）：踩草人左脚仍站在第一、二排禾之间，右脚在第二、三两排禾之间踩四至五脚，将第二、三两排禾之间和第二排的四兜禾苗之间的所有的杂草都踩到泥土底层，再在第二、三两排禾之间拖一脚，围绕第二排的每一兜禾苗转一圈，将第二、三排禾之间已用脚踩过的泥土和第二排每一兜禾周围的泥土抹平。接着，踩草人右脚向前跨一小步，站立在第三、四排禾之间，左脚在第三、四两排禾之间踩四至五脚，将第三、四两排禾苗之间和第三排的四兜禾苗之间的所有杂草踩到泥土底层，并在第三、四两排禾之间拖一脚，围绕第三排的每一兜禾苗转一圈，将这两排禾苗之间已用脚踩过的泥土和第三排每一兜禾苗周围的泥土抹平。再接着，踩草人左脚向前跨一小步，然后按以上办法反复。踩完一棋禾就踩第二棋禾、第三棋禾；踩完第一丘田后再踩第二丘田、第三丘田。
打禾（扮禾）
当地称收割稻谷为打禾，又称扮禾。打禾包括割禾、把稻谷从禾上打下来、系草、拖桶、出谷、送谷等工序。当时种一季稻，稻谷在夏末秋初成熟，打禾在夏末秋初。稻谷快成熟时，姚公育腾会开好稻田的排水沟，挖开稻田的溢水口，排干稻田的水。收割一季稻时稻田里泥土是干的。
打禾的农具是成套的，由一张稻桶、一铺挡箦、一个稻桶梯和三至四担箩筐、三至四根扁担、几把镰刀等组成。稻桶又称稻床，当地称扮桶、板桶，为上部（桶口）大下部（桶底）小的长方体，桶口向上，桶口长约1.6米,宽约1.2米，桶高约0.70米；挡箦是用竹篾纵横交错编织的长席，长约4.2米，宽约1.2米；稻桶梯当地称为禾刷子，是一梯形木架子，在梯形两腰之间横嵌着若干竹片。租种地主的田地以后，姚家配齐了打禾的农具。
打禾时一般四个人为一组，一组用一套打禾的农具。打禾的农具最主要的是扮桶,所以当地称四个人一组的打禾人为一张桶。一装桶四个人，其中，两个人割禾,两个打禾。割禾的只割禾；打禾的是打禾、系草、拖桶、出谷等工艺一条龙作业。打禾的人和割禾的人一般是轮换的。姚家打禾，孩子幼小时，是姚公育腾夫妇两个人开一张桶打禾，姚母谢氏割禾，姚公育腾打禾；孩子长大一些以后，是姚公育腾夫妇带着孩子们一起开一张桶，姚公育腾夫妇打禾，孩子们割禾。有的年份，姚家也请人帮忙打禾。如上所述，姚家一般是采取相互换工的办法请人打禾。
当地称开始打禾为开桶。开桶时，首先要把打禾的农具搬到田头；打完一丘田的禾以后，要将这些农具搬到另一丘稻田；一家全部稻田的稻谷都收割完了以后，又要将这些农具搬回。这些农具如何搬？禾刷子和挡箦好搬，姚家扮禾时，孩子们幼小，就由姚母谢氏用一担箩筐挑（一个箩筐放禾刷子，另一箩筐放挡箦）到田头；孩子们稍大一些以后，就由孩子们肩扛，一个孩子扛禾刷子，一个孩子扛挡箦。扮桶的体积较大，也较重，搬起来不仅要有劲，而且要有技术，就由姚公育腾搬。他搬的办法是：先让扮桶带有耳子的一端着地立起来，然后弯腰站在扮桶底板后面，肩扛在扮桶底板的一根底梁上，双手用力将扮桶抬起放在人头上，并同时直起腰来（或由姚母谢氏或一孩子站在扮桶前面抬起扮桶让姚公育腾直起腰来），然后一手把住扮桶的一条底边，另一手抓住扮桶的底梁，以保持扮桶平衡。
打禾的农具搬到田头以后，姚公育腾就将其安装组合在一起：扮桶桶口向上平放在地上；稻桶梯（禾刷子）斜放在扮桶的前端，稻桶梯（禾刷子）下底横木的两端分别插在扮桶底板两侧中部的两个卯眼里，上底横木靠在扮桶前壁上部边缘（扮桶底梁的两端分别为扮桶的前端和后端，扮桶前端的壁为前壁，后端的壁为后壁）；挡箦竖起插在扮桶的左、后、右三面的壁上。
割禾人割禾时，弯着腰，左手（左手当先者为右手）抓住一兜禾的下部，右手（左手当先者为左手）拿镰刀在其左手下部割断这一兜禾；接着，割禾人左手里带着已经割断的第一兜禾去抓住第二兜禾的下部，右手拿镰刀在其左手下部割断第二兜禾；再接着，割禾人左手里带着已经割断的第一兜禾和第二兜禾去抓住第三兜禾的下部，右手拿镰刀在其左手下部割断第三兜禾，然后用同样的办法去割第四兜禾、第五兜禾……，到左手握的禾满了（左手抓的禾不能再增加了），就将左手握的禾摆在田里，让头部搁在一兜禾的禾兜子上，头部向着板桶。当地称左手抓满的一手禾为一手禾。禾从田里割下来后，靠近禾兜子的一端为禾的头部，结有稻谷的一端为禾的尾部。再用相同的办法去割第二手禾以后，将第二手禾堆在第一手禾上面，组成一小捆，当地称两手禾组成的一小捆禾为一首禾手子。割了第一首禾手子后，再按相同的办法去割第二首禾手、第三首禾手子……。所有禾手子的头部都搁在一兜禾的禾兜子上，其头部都向着板桶，便于打禾的人来抱禾手子，禾手子尾部自然散开成扇形。禾手子的大小以打禾人在打禾时两个手抱得住、并能得心应手地翻动禾手子为准。禾手子过小，影响打禾的效率；禾手子过大，夹在禾手子中间的谷粒不容易打干净。割禾时，一般是一排禾一排禾地割，割完一排就向前迈一小步；割每一排时，右手当先的人是从左往右一兜一兜地割。
打禾时，打禾的人每次双手抱住一首禾手子的头部，将禾手子举过头顶，然后用力将禾手子的尾部（带有稻谷的一端）打到扮桶里的禾刷子上，稻谷打下来落在扮桶里。一首禾手子要这样一连打十来次，直到这一首禾手子上的稻谷全部打落为止，接着按相同的办法打第二手禾手子，第三手禾手子，如此反复。打禾时一般是两个人一起打，一个人打一下，两个人轮流打。打禾时，一般会用稻草结一个直径约0.10米的草把子,搁在稻桶梯（禾刷子）上底横木与板桶前壁之间,草把子搁在横木的一端,横木的另一端是架空的,横木另一端与板桶前壁的距离约0.10米。打禾人用力将禾手子打在稻桶梯（禾刷子）上时，稻桶梯（禾刷子）上底横木架空的一端与板桶前壁相撞发出响声。响声越大，打禾人用的力就越大。
打掉了稻谷的禾称为稻草（简称草）。一首禾手子上的稻谷全部打落以后，该首禾手子就成了一把草，扮禾人将稻谷全部打落后的稻草头朝下立在扮桶前端左右两壁与板桶耳子的相交角上：板桶左边扮禾人打的草立在板桶左壁与板桶前壁伸出的耳子的相交角上，板桶右边扮禾人打的草立在板桶右壁与扮桶前壁伸出的耳子的相交角上。两个扮禾人同时打完四首禾手子后，就将自己这一侧扮桶外侧立着的四首禾手子的尾部捆在一起，当地称这为系草。捆这四首禾手子的草用的活结。系草的具体操作程序：一是扮禾人两手拿四至六根稻草作捆草的绳索（以下将这四至六根捆草的稻草称为绳索草），右手当先的人左手抓住绳索草的尾部，右手抓住绳索草的头部，抓着绳索草头部的右手沿着扮桶壁、扮桶耳子将立在这里的四首禾手子的稻草的腰部抱起，再放在地上，使手抱的稻草整齐。二是两手移至这四首禾手子稻草的尾部离尾端约0.20米处，右手拿绳索草在四首禾手子稻草尾部转两圈，抓着稻草尾部的左手将绳索草的尾端压在绳索草的第二圈下面。然后左手抓住四首禾手子稻草的尾部，右手抓住绳索草的头部使劲一拉，这个活结就打成了，这四首禾手子的稻草就捆在一起了。当地称这捆在一起的四首禾手子的稻草为一个草。三是扮禾人抓住这个草尾部打结的地方，将其头部朝下撒开立在稻田里，将这个草晒在稻田里。
两个人扮禾时，两个人同时将打完的四首禾手子的稻草捆好并晒在田里以后，板桶左边的扮禾人右手握着板桶前端左侧的耳子，板桶右边的扮禾人左手握着板桶前端右侧的耳子，两个人同时用力拖着装有稻谷的扮桶前进一段，使扮桶靠近摆在稻田里的禾手子，继续按以上程序打禾。以上这一过程称为拖桶。
扮禾时，随着打的禾手子的增加，扮桶里的稻谷也增加。当扮桶里的稻谷达到或者超过一石的时候，扮禾人就将扮桶里的禾刷子取出来，将板桶里的稻谷装到箩筐里。当地将这一过程称为出谷。在上田吃中饭和下午收工前，扮禾人会将扮桶里的稻谷全部装到箩筐里。在上田吃中饭时和下午收工时，四个打禾人就每人挑一担打下的稻谷回姚家。如果预计上午或下午打下的稻谷多于四担，一般会由割禾人中的一个先送一担或几担打下的稻谷回姚家。当地将打禾人把打下的稻谷送到种田人家里的过程称为送谷。姚家一家人开一张桶扮禾时，由姚公育腾送谷。
一装桶四个人扮禾时，两个人割禾的速度一般快于两个人打禾的速度，为了平衡，在打禾人将打落在板桶里的稻谷装到箩筐里，有时就由割禾人当中的一人将稻谷送回姚家。在上田吃饭前或上田休息前，两个割禾人都会停止割禾来一起打禾：两个人一组，两组轮流打禾，直到已割的禾手子全部打完为止。
1956年以前，当地农村都是种一季稻，一季稻在夏末秋初成熟，所以打禾在夏末秋初。这个时候正值三伏，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时节，常常是摄氏37度以上高温。在野外的稻田里打禾，在赤日炎炎下暴晒。打禾又是劳动强度大的农活，扮禾的人双手高高举起一首禾手子，使劲将禾手子打在禾刷子上；割禾的人低着头，弯着腰，一镰刀一镰刀割着不停，腰痛得像针扎一样。扮禾的人不用力气，稻谷就不会掉下来。割禾人不用力气，稻苗就割不断。不管是扮禾的还时割禾的，个个衣裳湿透。禾稻叶片或破碎后的稻筒容易划破扮禾人和割禾人的腿、手和胳膊，汗水浇灌在这些伤口处，让人疼痛难忍。稻草上脱落的碎片、稻谷上脱落的稻谷剌和谷壳灰等，撒在打禾人身上、脸上，与身上、脸上的汗水融洽在一起，其难受的情况难于用言语来表达。
晒谷
晒谷就是将收割到家的稻谷晒干。禾场是晒稻谷的地方，所以当地农民家家有禾场。姚家的禾场就在姚家祖屋的前面，面积约80平方米；姚家禾场有一定的坡度，北高南低，容易排水，雨停禾场即干。
如果是在有水的稻田里打禾、或才下过雨时打禾、或早晨露水还未干时打禾，打禾收获的稻谷是湿的，当地称这样的稻谷为湿谷子或水谷子。湿谷子先要摊在铺在禾场上的晒垫上晒干水气（即进行初晒）。晒垫是长方形薄竹篾织品，宽约1.5米,长约2.2米。姚家买有两铺晒垫。姚公育腾挑湿谷子回来后，就倒在铺在禾场上的晒垫上晒。在晒垫上晒湿谷子是姚母谢氏的事，姚母谢氏先去掉湿谷子中的禾梗、禾叶、谷穗等，待稻谷晒干水气以后，收起来堆在堂屋里，等禾打完以后，再统一晒干。稻谷中的禾梗、禾叶、谷穗等当地统称为禾丫子。晒干水气后的禾丫子要另外放一个地方。两铺晒垫最多只能晒两石湿谷子。如果打禾时收获的不是湿谷子，就直接堆在堂屋里。
稻田里的稻谷都收割完了以后，要将收获有稻谷摊在禾场上晒得干透。平日的禾场表面是较松散的，晴天时禾场上往往有一层薄泥土灰。晒谷前，姚公育腾会按传统的办法对禾场进行处理：将黄牛拉的粪便集中放在一凼子中，加入一定的水，以保持牛粪不干。晒谷的每天清晨，姚公育腾将禾场清扫干净后，挑一担粪桶，每个粪桶里放几瓢牛粪坑里的牛粪，加入适量水，搅拌均匀，形成为牛粪水，挑到禾场上，用瓢舀一瓢牛粪水，拨在禾场上，并用竹细枝节制作的扫把迅速将牛粪水扫开，让其均匀地铺撒在禾场表面。就这样，将禾场全部表面积都铺撒一层牛粪水。铺散在禾场上的牛粪水很快就干了，禾场表面形成相当于现代无纺布一样的薄层。
撒在禾场表面的牛粪水干透以后，姚公育腾就用箩筐将堆在堂屋里的稻谷挑出来倒在禾场上。每天禾场上晒的稻谷厚度要适中，要保证当天晒的稻谷在当天就干透。在禾场上晒稻谷是姚母谢氏的事。姚母谢氏晒谷的主要内容有：一是先用搭谷杷子（在一块长约0.5米、宽约0.25米、厚约0.03米的木板上安装一长约2米的手柄，手柄与木板垂直）将倒在禾场上的稻谷搭开；然后用匀谷杷子（一根长约0.7米的横木方上安装有十多根木齿,木齿长约0.3米, 横木方与所有木齿在同一平面上,木齿与横木方垂直,相邻两根木齿之间的距离约0.08米,横木方上安装有一长约2米的手柄,手柄与横木方、木齿所在的平面垂直）在搭开的稻谷上来回拖动，使稻谷均匀地摊在禾场上。二是先后用揸耙子和用竹细枝节制作的扫把把稻谷中的禾丫子揸（扫）出来，放在小谷筛里筛掉其中已脱粒的稻谷以后，与稻谷分开摊在禾场上另晒；三是在禾场上的稻谷晒一阵后，用搭谷耙子将稻谷搭得堆成若干条，露出一条一条的禾场地面（宽约0.30米），让太阳暴晒一条一条的禾场地面；在一条一条的禾场地面晒得干透后，又用搭谷耙子将禾场上的稻谷条搭得堆在已晒得干透的一条一条的禾场地面上重新形成条状，让原来堆稻谷的条状禾场地面暴晒太阳。在一条一条的禾场地面又晒得干透后，再用匀谷耙子将稻谷均匀地摊在禾场上。以上这一过程称为晒禾场，一般一天要这样晒两次禾场。四是用匀谷耙子在禾场上来回拖动,将整个禾场上的稻谷都拖遍,把晒在禾场上的稻谷摊均匀,同时也是为了翻动晒在禾场上的稻谷。每隔一段时间这样拖一遍。
到太阳落山的前后，姚公育腾夫妇一个双手压着扯板(即扯子堰子的扯板),一个拉着扯板绳,将摊在禾场上的稻谷扯到一起成堆,再用扫把将禾场上扯板没有带走的稻谷扫到一堆。接着，他们俩抬出风车，架在禾场上的谷堆旁，在风车的两个出料漏斗下各放一个箩筐，姚公育腾用簸箕（撮箕）将堆在禾场上的稻谷撮到风车的进料漏斗里，姚母谢氏开动风车车稻谷。经过风车以后，稻谷中夹杂的很轻的灰土、屑、没有果实（米粒）的空谷壳等统统车出来，落在风车尾部后的空地上；稻谷中夹杂的果实（米粒）不饱满的瘪谷经靠近风车尾部的出料漏斗落在风车后面的箩筐里，不再含杂物的干净的稻谷经靠近风车头部的出料漏斗落在风车前面的箩筐里。然后,姚公育腾用箩筐将经过风车的稻谷一担一担地挑入谷仓。姚家有一可装约20担稻谷的谷仓。第二天又按上述办法继续晒稻谷，直到收获的稻谷全部晒完为止。
收草
打禾时，稻谷全部打落后的稻草一个一个立在稻田里，稻草头部在下，每个草的头部是撒开的，一个草约占一平方米的面积。打完禾以后，姚公育腾或姚母谢氏就到各丘田里翻草，即将每个草的头部都翻动一次，让每个草的头部尽量撒开一点，撒得均匀一点，便于稻草晒得干透。晒三至五天太阳、稻草干透以后，姚公育腾用草架子将稻草挑回来。晒干的稻草是蓬松的，体积大，重量轻，只有用一种专门挑稻草的草架子才能一次挑更多的稻草。草架子有一个用五根木方制作的“日”型的底框，“日”型底框两竖的两端各垂直底框立有一根粗竹篾片（共有四根粗竹篾片），粗竹篾片的上端各有一卯眼。底框每一竖两端的两根粗竹篾片上端由一根绳索穿过卯眼相连。姚公育腾挑稻草时，将稻草的尾部竖放（即稻草与“日”型底框的两竖一致）在草架子内，让稻草头部伸在草架子两端之外。草架子里堆满稻草并压实后，用草架子上连接四根粗竹篾片上端卯眼的两根绳索结紧。然后用扁担将两个装满稻草的草架子挑起来。这样一个人一次能挑约二十个稻草。孩子们稍大一些时也跟着姚公育腾挑稻草,孩子们挑稻草用长竹杆，即长竹杆在几个或十来个稻草中穿过，挑草的人在竹杆的中间扛起竹杆，把竹杆两端的稻草挑起来。稻草挑回来后放在自家的禾场上,堆成若干小堆。稻草小堆的下部为圆柱体，上部为圆锥体尖顶。草堆底面直径约2米,高约2.5米。稻草小堆的横断面为圆形，堆在一起的稻草尾部均集中在圆心位置。稻草小堆压实约一个月后，姚公育腾又将稻草小堆拆开，用两把各约六根稻草的尾部结在一起作为捆草的绳索，将四个草拦腰捆紧。这样拦腰捆成一起的四个草称为一捆草。然后姚公育腾将捆好的稻草堆在禾场上的边缘或其他合适的地方，堆成一大堆。稻草大堆下部为长方体，顶部为两面坡的坡屋顶形状，便于排水。
姚家稻草的主要用途有二：一是喂牛，是黄牛冬季的主要饲料；二是盖房，姚家祖屋两端的抹角房和西头的横屋均是草房，其屋面盖的稻草，每年要翻修一次，需要不少稻草。另有少量的作柴烧，主要是为了烧成稻草灰泡水洗衣、洗被褥。
种植双季稻
1949年前，姚家只有松木塘村里的下四斗一丘田种的是双季稻。姚家种的双季稻,早稻在四月末、五月初插田，七月末收割；在立秋前插完晚稻，11月份收割晚稻。种植双季稻与种植一季稻的不同之处如下：一是收割早稻的环境不同，因为早稻收割后马上要种晚稻，所以收割早稻时，早稻田里有水，烂泥很深，有的烂泥没过膝盖。姚公育腾夫妇带着孩子们在烂泥田里打禾很费劲，不管是割禾，还是扮禾、拖桶、送谷，都比收割一季稻时困难得多，比收割一季稻劳动强度大得多。割下的禾手子连同禾手子上的稻谷都泡在水中。姚公育腾夫妇高高举起禾手子打到禾刷子上时，禾手子上的水份飞溅四方，姚公育腾夫妇全身湿透。因为早稻田里有水，打禾的板桶里也有水，打下的稻谷浸泡在水中。姚公育腾夫妇将板桶里的稻谷装在箩筐里，每担一两百斤，姚公育腾挑着稻谷从水田中上田埂，脚踩在烂泥中越陷越深，每移动一步都要费九牛二虎之力。上田埂以后，装满稻谷的箩筐不停地滴着水。姚公育腾挑着一担一两百斤重的稻谷走在狭窄的田埂上，就像走平衡木一样困难。二是晒谷、晒草的不同，早稻谷挑到禾场以后，只能摊在竹篾晒垫上晒到半干后，才能摊在禾场地上继续晒。收割早稻以后，因为要迅速耕种晚稻，所以稻草不能在稻田里晒干，必须尽快把稻草全部拖到田埂上，再用草架子直接将其挑到禾场上或其他地方去晒。而像落水鸡似的稻草很重，无论是拖草还是挑草，都很费劲。三是双季稻稻田种绿肥的环境不同，晚稻快要成熟的时候，姚公育腾在晚稻田里开出几条排水沟，排干晚稻田中的水。然后，姚公育腾在尚未收割晚稻的田里，均匀地撒上紫云英种子。到收割晚稻时，紫云英种子已经长出小苗了。所以，种双季稻的田里种绿肥时，绿肥就长在没有耕、耙的晚稻田里。晚稻收割后，姚公育腾会疏通双季稻田里已经堵塞的排水沟，或根据需要加开排水沟，以确保绿肥田里不积水。
在抗日战争中逃难
经过姚公育腾夫妇近十年的努力，姚家还清了部分债务，虽然还要吃芋头等杂粮，但能勉强填饱肚子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国土一天一天沉陷，中国掀起了抗战的热潮。在日本鬼子来到益阳以前，姚公育腾参加过抗日的有关活动，如参加军训，参加挖断长沙至常德的公路等。1943年，日本鬼子占领益阳城，益阳城周围的地区成了日本鬼子和中国国民政府争夺的地方，日本鬼子曾先后几次到窑仑上扫荡，给当地农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第一次尤为惨重。听说日本鬼子要来了，姚公育腾夫妇把家里值钱的东西放在两个罗筐里由姚公育腾挑着，姚母谢氏背了一包衣服，怀里抱着四子姚国文，夫妇带着其它三个儿子：11岁的老大姚玉林牵着牛，8岁的老二姚天保抱着一铺旧竹篾凉席，5岁的老三姚连保什么也拿不了，一家人跟着逃难的人流，往香铺仑方向逃。老三姚连保年幼天真，离开家时，他还乐哈哈地喊：“我们跑兵去呵！”晚上逃难的人群躲在谢家桥北面雨南洲的树林里，生怕被人发现，大家都不做声，树林里静悄悄，唯有幼小的老四姚国文不懂事，在母亲怀里不时的哭几声。旁人听了很不高兴，害怕暴露目标，甚至有人要求姚母谢氏一屁股坐死他！姚母谢氏只好把奶头放在儿子姚国文的嘴里，堵住他的嘴。几十年后姚母谢氏给儿孙们讲起这件事，都感到心惊肉跳。逃难的人们在外面躲藏几天后，听说日本鬼子走了，全家回到窑仑上。一看，姚家已面目全非：门板没有了，墙壁打掉了，粮食抢光了，撕破的衣被和打碎的缸缸罐罐撒在地上，一片狼藉。姚公育腾和姚母谢氏十多年的心血就这样付之东流了。以后，日本鬼子还到窑仑上扫荡过几次。有一次，一群日本鬼子追赶六、七个妇女，这些妇女不愿落入魔爪，一个个跳到茶家塘水里自尽了。有一次，姚公育腾险些死在日本鬼子手里。那天，全家人本来都逃出来了，可是一个地主的牛没有牵出来，非让姚公育腾回村里牵牛不可。姚公育腾出村时被日本鬼子发现了，几个日本鬼子一边喊一边追，姚公育腾拼命跑，钻进一片茂密森林，终于逃脱了。后来，姚母谢氏每次提起这件事，总骂这个地主心太黑了。
送儿子读书
姚公育腾小的时候读过几天书，斗大的字认得几担。姚母谢氏是一天书未读，一个字不识。姚公育腾夫妇目不识丁，吃尽了因没有文化受人欺侮的苦头。正因为如此，他们更知道读书的重要性，并下定了送子读书的决心。姚母谢氏曾给儿子们多次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她进城卖出自己编制的草鞋，想买点食盐回家。由于不识字，结果走进一家染料店去买食盐。店主很不客气地骂姚母谢氏：“你瞎了眼呀，跑到染料店来买食盐？” 姚母谢氏非常气愤。心想，我没有读书，不识字，是瞎了眼。这件事，对姚母谢氏触动很大，更坚定了她送子读书的决心。
在抗日战争的兵荒马乱之中，姚公育腾夫妇先后送大儿子姚玉林和二儿子姚天保到窑仑上初级小学读书；1946年和1948年，他们又分别送三儿子姚连保和四儿子姚国文到该校读书。在抗日战争中，姚家吃饭都是问题，后来虽然有所好转，但仍处在米饭加芋头、勉强填饱肚子状态，学费靠姚公育腾打工和姚母谢氏打草鞋、喂鸡、喂猪来筹措。在当时窑仑上一带，送子读书的穷人还只有姚家。姚玉林、姚天保都在窑仑上初级小学念完了四年级。老大初小毕业后，考上了白鹿铺完小，在那里读了一年就辍学了。姚母谢氏用近一年时间喂两头大肥猪，供老大在白鹿铺完小读了一年书。老二姚天保初级小学毕业后在八房村李作斌那里读了一年私塾，然后也辍学了。
送儿子为人看牛
大儿子姚玉林在白鹿铺完全小学读完五年级后，姚公育腾夫妇再也无力供他继续读下去，就把姚玉林送到李昌港朱家湖一农民家看牛去了。在这里，除了看牛，家里什么事都要姚玉林干，如挑水、种菜、打柴以及为孩子洗脚、洗屁股，为老板娘打洗脚水等。在这里，姚玉林处处显得低人一等。姚玉林每次回家，都是哭哭啼啼的，姚公育腾夫妇心里自然很疼，但还得忍心让他去，直到干完一年才让姚玉林回家。
二儿子姚天保在八房村李作斌老先生那里读了一年私塾后，姚家再也供不下去了。1949年，姚公育腾夫妇就把他送到黄家仑村粑粑铺李家塘一个李姓的有钱人家看牛去了。姚天保在这里看牛受了很多苦，名为看牛，实际上什么事都要干。比如，每天要砍一担柴，砍柴并不是要他砍主人家自己林地的柴，而是要他去砍别人家山里的柴，实际上是让他去偷柴，砍不到柴就不给饭吃。姚母谢氏心疼儿子，有时只好让姚天保从姚家挑柴去充数。姚天保每次回家，再去时总是愁眉苦脸的。几十年之后，姚母谢氏每次回忆到这里，都眼含热泪。幸运的是这一年益阳解放了。年底合同期满，姚天保就回来了。姚天保这一年的报酬就是两斛（还是三斛？）稻谷（石、斛是当时的容量单位，4斛为一石，一斛约30斤，一石约120斤）。
为大儿子姚玉林、二儿子姚天保订婚
1948年，姚家大儿子姚玉林16岁，二儿子姚天保13岁，姚公育腾夫妇就为他们的婚事着急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穷！到这一年姚家已经有6个儿子。在旧社会，一个没有田地，没有余财的人家要为6个儿子讨上堂客（即爱人），那是难以想象的。窑仑上邻居的现实和姚家祖上的历史都是例证。没有堂客就不能成家立业，按当地的话说，这个男人就会野掉。所以，姚公育腾和姚母谢氏为儿子早点订婚不失为未雨绸缪的先见之举。
1948年上半年。姚母谢氏的满妹妹谢宝秀将香铺仑天子桥一贫苦农民的女儿介绍给姚玉林。此农民的女孩当年12岁，是谢宝秀丈夫田冬高的外甥女。按照当时传统的风俗，一个人的命运是由这个人的出生时间决定的。一个人出生时间包括年、月、日和时辰共八个字，简称八字。一个人八字好，这个人就命好；反之，一个人八字差，这个人就命差。男女之间的婚配必须请算命先生算命，只有男女双方的八字合得才能结婚。姚母谢氏请算命先生为这女孩和大儿子姚玉林两个人算命以后，算命先生确定他们两个人的八字合不得，他们不能成为夫妻。于是，姚母谢氏又请算命先生为这女孩和二儿子姚天保算命，算命先生确定二儿子姚天保与这女孩的八字合得，他们可以成为夫妻。姚母谢氏和其满妹妹商量，决定将这个女孩嫁配给二儿子姚天保。于是，这女孩就来到了姚家。这女孩来姚家时，姚家既没有为她买什么东西，也没有举行什么仪式，只是请有关的客人吃了一顿饭。这女孩在姚家生活了大半年，1949年春节以后，这女孩就回娘家去了。
1949年上半年，由姚家屋后定安村刘菊秋的夫人的介绍，经姚家与黄家仑村贫苦农民刘玉林家协商，姚家大儿子姚玉林与刘家大女儿刘彩莲订婚，刘彩莲就来到姚家。刘彩莲生于农历丁丑年1月25日（民国26年，公历1937年2月），她来姚家时12岁，到姚家后按当时的习俗改名为姚玉珍。刘彩莲娘家原是个大家庭，曾长时间住在姚家前面的刘家山（由于刘家长期租用该山，所以人们将该山称之为刘家山）里的刘家屋场（由于刘家长期租住该屋场，所以人们将其住的屋场称为刘家屋场）。刘彩莲的父亲有兄弟五人，刘家当时租种县教育科十一石三斗水田。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刘家因拖欠县教育科的租谷，被迫离开刘家屋场。刘玉林搬到黄家仑村，成了名符其实的贫农。益阳解放时，他在箭厂坪熊家老屋熊姓地主家作长工。因为姚家与刘家曾经是邻居，彼此了解，在刘菊秋的夫人将刘彩莲介绍给姚家以后，姚母谢氏请算命先生为姚玉林、刘彩莲两个人算过命，算命先生说刘彩莲的八字很好，与姚玉林的八字合得。所以这门亲事很快就定下来了。刘彩莲来姚家时，姚家既没有为她买什么东西，也没有举行什么仪式，只是请有关客人吃了一顿饭。当天刘彩莲穿的一双袜子也是姚母谢氏借来的。刘彩莲来到姚家后，一家人相处得很融洽。
当进八斗水田
姚公育腾夫妇作为种田的农民，解放以前就是因为没有自己的田种，所以穷了大半辈子。几十年来，他们多想有自己田呵！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初起，先后租种地主的水田和县教育科的水田两石多，加上姚家祖产五斗多田，共耕种水田二石六斗。姚公育腾夫妇精耕细作，省吃俭用，至1948年，姚家已略有积余。1948年下半年，箭厂坪村贺家坪的一寡妇急需钱用，要当出她拥有的位于贺家坪那一村田中的八斗丘，即贺家坪至肖家塘那条大路西面第一丘水田。此八斗丘地理位置优越，地势较低，肖家塘一带的肥水均流到这丘田里。姚公育腾夫妇多方征求意见，反复权衡利弊，经过讨价还价，最后用30担稻谷当了这个八斗丘。1949年和1950年两年，姚家耕种此八斗丘时，这丘田每年均收获稻谷近30石。
1940-1949年姚家生活状况
自姚母谢氏娘家将租得地主的一石多水田转租给姚家耕种以后，姚家的生活有了好转。但从1943年开始，姚家又进入生活最困难的时期，这是日本侵略造成的。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姚家又从王树勋租种的县教育科的水田中分得几斗田耕种，租种的水田增加了，生活有了起色，吃饭的问题不大了，再没有过讨米要饭的日子了。但姚公育腾夫妇始终坚持省吃俭用：穿的方面，一家人不仅都是穿粗衣服，而且粗布衣服上还要补丁加补丁。吃的方面，煮饭时总要加芋头或豆角等蔬菜。在下面两种情况下，姚家的儿子姚玉林、姚天保、姚连保当过乞丐，讨过米，要过饭。一是讨百家米。那是一种迷信：讨一百家的米放在一起蒸发粑粑，除给一家人吃以外，还送给邻居吃，可以消灾免难。另一种是附近有钱人家办红白喜事，姚玉林带两个弟弟去讨米要饭。姚连保记得，黄家仑官僚地主黄镇球家办丧事时，姚玉林带着两个弟弟就去讨过米。这次丧事到很晚才结束，姚玉林三兄弟等了很久，到半夜才打发叫化子，而且很小气，给的米很少，他们哥儿仨很不满意的摸黑回了家。
1949年姚家基本情况：(1)全家共10人，除姚公育腾夫妇、六个儿子以外，还有两个已订婚但尚未结婚的儿媳妇。(2)共耕种水田三石四斗，其中，耕种祖产水田二斗五升，耕种姚家另一支族委托管理的水田二斗五升，耕种1948年当进的水田八斗，租种地主和县教育科的水田共二石一斗。(3)住房是一栋正房是四缝三间、正房两端带抹角房、西端另带一间横屋的木结构矮小房子，其中，四缝三间正房为瓦房，其余的为茅草房。该栋房子的一半是姚家所有，另一半属姚家祖上另一支族所有，委托姚家管理。屋后有山林、竹林、菜地、墓地，包括住房宅基地在内，面积约六斗。(4)养一条黄牛，犁、耙、水车、打禾的稻桶（扮桶）、稻桶梯（禾刷子）、挡箦等农具基本齐全。(5)家庭生活的主要来源是种田，家庭生活的次要来源：一是姚公育腾为人打工，冬天在益阳城里当粪经纪为人买人粪尿，农忙时连人带牛为人种田，其它时间或为人维修茅草房屋面，或当杨锯匠的伙计为人锯木；二是姚母谢氏喂猪、养鸡、养鸭、打草鞋等的收入；三是大儿子姚玉林、二儿子姚天保为人看牛的收入。
建国前，姚家的主要问题是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当时虽然耕种了三石四斗水田，但其中两石多水田是租种得地主的和县教育科的，不仅要负担沉重的租息，压得姚家喘不过气来，而且没有保证，地主和县教育科随时可以把田地收回去。同时，姚家六个儿子陆续长大，在旧社会，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孩子长大后，随时可能被抓去当壮丁，这也是姚公育腾夫妇最担心的。

1950-1953年

建国后，姚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上翻了身，作为佃中农（即下中农），成了党和国家依靠的对象，成了国家的主人。大儿子姚玉林积极参加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等活动，成了基层骨干。土地改革中，姚家分得了田地和用具，作为农民，终于有自己的田地可种了，终于不要给地主交租交息了。姚公育腾夫妇也不再怕儿子被抓壮丁，不再怕儿子找不到对象了。全家10人，姚公育腾和大儿子姚玉林、二儿子姚天保主要是耕种分得的田地，农闲时，姚公育腾或继续当锯匠、或继续当粪经纪、或继续为人翻修茅草房屋面，姚母谢氏继续主持家务，三儿子姚连保、四儿子姚国文继续在学校上学。姚家的生活是丰衣足食，稳定安康。
姚玉林、姚天保不再为有钱人家看牛了
1949年底，在耙耙铺李家塘一有钱人家看牛的二儿子姚天保回来了，从此，姚家的孩子不再为有钱人打工了，不再受人剥削了。
在土地改革中姚家被划为佃中农
建国初，姚公育腾夫妇错误地吸取1927年（民国十六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担心共产党搞不了几天。在这种怕翻天的思想指导下，在划分阶级成份时，姚公育腾没有真实报告自己的家产：窑仑上姚家祖传下来的家产，包括五斗水田、四缝三间两端带抹角房的房屋及房子周围的禾场、山林、坟地等，本来是窑仑上姚氏祖上两个支系共同的，姚家只拥有其中的二分之一，另外的二分之一是窑仑上姚氏另一支系的，这一支系的人有姚育才（益阳市建筑工程公司工人）、姚育贤（益阳市红旗化工厂工人）、姚德喜（其父亲住汉寿白禄桥，本人在湖南省专利局退休）等。在土地改革时，姚家10人只有水田二斗五升，破旧房屋两间半，完全可以划为贫农，但姚公育腾将五斗水田全部作为姚家家产登记，结果划为佃中农。定姚家为佃中农，既与姚公育腾多报自家田地、房屋的关，也是姚母谢氏自己要来的。姚母谢氏对土改工作队说，姚家六个儿子，如果是贫农，谁嫁到你贫农家来，还是要个中农吧。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四清”运动中，为与全国统一（其他地方没有设佃中农这一阶级成份），政府改姚家为下中农。
在土地改革中姚家分到的田地和用具
在土地改革中，姚家按规定分到了田地和用具。分的水田方面，土改时，姚家所在的村拥有的水田比较多，每人分二斗七升（约合1.7亩），姚家10人，分得水田二石七斗(约合17亩)。分得的具体地块有：窑仑上姚氏祖产的五斗田（大小共八丘水田），松木塘村里的下四斗，熊长生（生结巴）屋前面的七斗丘（现在大部分被迎风水库的灌水渠占用了），茶家塘塘下第一丘（三斗丘），茶家塘塘下第四丘（三斗丘），新屋村屋西侧的斛丘，贺家村八斗丘（1949年姚家当进的）的一小部分（面积三斗多）。分的山林（树林）方面，姚家在松木塘屋后的山林中分得面积一亩多的树林。分的用具方面，由于姚公育腾存在怕翻天的思想，不敢接受所分的财物，只收了几件不值钱的旧用具：一张七级的旧木格楼梯，一个量谷用的斛斗（其容量比一斛小一些），一个能装约二十石稻谷的谷仓，一条春凳等。
大儿子姚玉林结婚
1948年，姚公育腾夫妇就将年仅16岁的大儿子姚玉林送到有钱人家去看牛，所以，姚玉林他对旧社会有切身的体会，对新社会无比的热爱。建国后，姚玉林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运动等各项活动，成了基层的积极分子。1952年，姚公育腾夫妇让大儿子姚玉林和刘彩莲结婚，当时姚玉林21岁，刘彩莲16岁。姚公育腾夫妇既未为儿媳妇刘彩莲买什么东西，也没有为他们举行结婚典礼。结婚前，姚公育腾夫妇为他们从黄溪桥买来一张雕花木床，结婚后又把姚母谢氏娘家为姚母谢氏买的那个红漆大两门柜给了他们。
二儿子姚天保与订婚女解除婚约
1948年，姚公育腾夫妇作主为二儿子姚天保与香铺仑天子桥一贫苦农民的女儿订婚以后，该女孩子在姚家生活了大半年。1949年春节以后，她就回娘家探亲去了，而且这一去，再也没有回来。过了几个月，姚公育腾夫妇让儿子姚天保到天子桥该女孩家去接。该女孩子父母属老实人，未按接待女婿的热情来接待这位未来的女婿，这使姚天保不甚高兴。后来，该女孩子不仅没有接回来，还传来她和她家对姚家的意见和不满。久而久之，姚天保也对她不满了，要求解除婚约，且态度越来越坚决。姚公育腾夫妇反复做儿子的工作，都没有效果。因为这位女孩子是姚公天保母亲姚母谢氏妹夫田冬高（姚公天保的姨父）的亲戚，又是姚母谢氏的妹妹谢宝秀（姚公天保的姨母）介绍来姚家的，所以姚天保的父母亲只想姚公天保能回心转意。为此，姚母谢氏把她的弟弟谢公鹤龄（姚公天保的舅舅）请来作姚天保的工作。谢公鹤龄苦口婆心地同外甥姚天保讲道理，希望维持这桩亲事，但姚天保决心已下，态度坚决。谢公鹤林问姚天保的理由，姚天保讲了许多。这些理由，姚天保在其他场合也讲过，其中有一条，姚天保的大嫂刘彩莲至今还记得：就是姚天保到其娘家去接她回来时，该女孩娘家招待姚天保吃的是干红薯米煮饭。后经谢公鹤龄与姚天保的父母商量，同意姚天保与该女孩解除婚约，并由谢公鹤龄出面，做好了谢宝秀和其丈夫田冬高的工作，终于平息了此事。这大约是1953年的事。第二年，该女孩子嫁给了与姚家相邻的肖家塘一姓钟的农民后，应钟家要求，经当时黄家仑乡乡长李星明（住肖家塘）调解，将姚家在土地改革中分得的茶家塘塘下第三丘（面积三斗多）分出二斗七升给了钟家。此后不久，该女孩子不幸病逝了。
在窑仑上开荒
在土地改革中，统一分配的只有田地和树林地，至于荒地、坟地并未列入分配的范围。窑仑上原属于熊家老屋的袁家坟山的荒地，除谢汉云、熊冬保、邹克昌、熊正明在解放前已开垦的部分已事实上归这些人使用以外，还有大片荒地、坟地并未分配到人；窑仑上原属于县教育科的大片荒地，除李星桂在解放前开垦的部分已事实上属于李星桂以外，其余大部分也未分配到户；还有段家坟山的土地，这是长春段子堤段姓家族的祖坟山，土地改革中也未明确由谁管理和使用。经过土地改革，广大贫苦农民翻身当了主人，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大家想多种地，种好地，过上越来越好的生活。于是，从1952年起，窑仑上及其周围的农民积极在窑仑上开荒。在姚公育腾夫妇的支持下，姚家大儿子姚玉林和二儿子姚天保也跟着在窑仑上开荒。1952年和1953年，姚家开垦的是姚家祖屋树林以北、县教育科地块野坟地以南、段家坟山以东、熊正明小山林以西的这一片荒地，面积1亩多。1954年，姚家又在姚家祖屋树林的西面、旱家仑小塘及水田的南面、段家坟山坟墓区的东北面，开垦了一片荒地，面积1亩多。姚玉林和姚天保在姚家开垦的地块的界线上，开挖了一条界沟，界沟宽约0.5米，用挖界沟的土方填在沟内侧筑起一土墙，并在土墙上种植了荆棘之类的植物。姚玉林和姚天保在窑仑上开垦荒地时，姚国文还只有10来岁，他既在现场看热闹，也曾帮忙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在开垦的土地上，除小部分土地种蔬菜外，其余的土地，夏天种红薯，春天种土豆。在开荒以前，姚家杂粮主要是吃芋头，开荒以后，姚家的杂粮增加了红薯和土豆。同时，姚家的蔬菜也更丰富了。从1954年起，姚家生产的红薯、土豆，自家吃不完的多余部分，一是由姚母谢氏加工成红薯干、红薯粉，二是由大儿子姚玉林、二儿子姚天保挑到益阳街上出卖。
送儿子读书
姚公育腾夫妇先后于1946年和1948年分别送三儿子姚连保和四儿子姚国文在窑仑上小学发蒙读书，建国后，姚家条件好了，姚公育腾夫妇让他们继续其学业。1951年，三儿子姚连保初小毕业后考上白鹿铺完全小学，姚公育腾夫妇送姚连保到白鹿铺完全小学读书。1953年，姚连保考上益阳县一中（后改益阳市三中）。当时，益阳市和益阳县只有5所中学（公办3所：益阳市一中、益阳市二中、益阳县一中），一年招收新生不到1000人，报考的除益阳县、益阳市的高小毕业生以外，还有好多是沅江县和桃江县的，报考的好几千人，要考上一所中学、特别是要考上公办中学是很难的。姚连保考上了，成为窑仑上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中学生，姚公育腾夫妇非常高兴。益阳县一中在益阳市城内，窑仑上与益阳县一中相距十多里路程，姚连保只能读住学。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一普通农民负担一个读住学的中学生，是不容易的。这一时期，姚国文先后在窑仑上初级小学、松木塘初级小学读书。五儿子姚有谷于1953年开始读初级小学。
卖掉老黄牛，买进一条大水牛
大约在1953年，姚家卖掉原来那头老黄牛，买进一条大水牛。

1954-1957年

从1954年到1956年，姚家收入的主要来源是耕种土改中分得的田地的收益，次要来源一是打工，姚公育腾冬天在益阳城里当粪经纪为人买人粪尿，农忙时连人带牛为人耕种田地，其它时间或为人维修茅草房屋面，或继续当杨锯匠的伙计为人锯木头；二是姚母谢氏和大儿媳妇刘彩莲喂猪、喂鸡、喂鸭和打草鞋等家庭副业的收入。1956年，姚家加入长村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7年，姚家所在的长村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与熊家老屋、白马山等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升级为箭厂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从1956年至1957年，姚家的主要收入是全家在农业合作社的劳动所得，次要收入是姚母谢氏和大儿媳妇刘彩莲喂猪、喂鸡、喂鸭和打草鞋等家庭副业的收入。
1954年，姚公育腾夫妇的大孙子（姚玉林夫妇的大儿子）姚习夫和大孙女（姚玉林夫妇的女儿）姚妹群分别于1954年和1957年出生；1957年，五儿子姚有谷游泳时淹死在松木塘；二儿子姚天保与鲁毛秀结婚。1957年底，姚家共有11人。
姚公育腾夫妇当了爷爷奶奶
姚公育腾夫妇的大儿子姚玉林与刘彩莲结婚后，刘彩莲于1954年生了一个男孩，这就是姚习夫，这样，姚公育腾夫妇当上了爷爷奶奶。1957年刘彩莲又生了女孩姚妹群。
盖新房
姚家住的姚家祖屋是一栋正房为四缝三间、两端各带一抹角房、西端有一间横屋的旧屋，其中，四缝三间正房为瓦屋，其余的是茅草屋。姚公育腾夫妇带着孩子们住在西正房，东正房作碓屋（稻谷加工房）使用，堂屋是存放稻谷、农具、接待客人的地方，东抹角房是牛栏屋，西抹角房和西横屋是相通的，实为一间，作厨房、餐厅、猪牢屋使用。大儿子姚玉林结婚后，住在东正房。1954年，二儿子姚天保19岁，到了结婚的年龄。此时，原有的房屋不能适应姚家的需要了，所以姚家于1955年盖了新房：拆掉原有房屋西面的抹角和横屋，在抹角、横屋的地基上，向西、向北各扩约4米（向西扩是填掉园内丘一部分水田，向北扩是挖掉一部分竹林），紧靠旧屋新盖了大小四间房屋：一间正房，在正房的西面盖了一抹角房和一间横屋，在新正房的东面、旧房的北面搭了半间偏房，把旧房和新房联成一片。新正房东墙是木框架结构，南墙是木板结构的，后墙和西墙是泥砖砌筑的。抹角房和横屋是连通的，面积较大，其四周的墙壁是泥砖砌筑的。新屋东偏房面积较小，东偏房与新正房之间只有几根立柱，无墙壁相隔。东偏房的东、北两面的墙壁是茅络拉壁（在小竹杆上缠一层稻草，用缠上稻草的小竹杆编织成竹骨草墙，在竹骨草墙上用稀泥抹平，干后即成）。新正房盖的小青瓦，抹角、横屋、东偏房盖的稻草。新房盖成以后，姚母谢氏睡在新正房里，姚公育腾带着儿子们睡在新屋东偏房里。西头的抹角房和横屋作猪圈、厨房、餐厅使用。1957年二儿子姚天保结婚后，姚天保夫妇睡在老屋西正房里。姚家盖的新房面积小，规模小，标准低，档次低。因为当时姚家虽然丰衣足食，但儿子多，姚公育腾夫妇既要考虑送儿子读书，又要准备为这么多儿子找儿媳妇，所以不敢追求气派，主要考虑经济实用。
姚公育腾为什么没有全部折掉旧房来盖新房呢？就是因为姚家当时还没有这样的经济势力。姚公育腾有全部拆掉旧房的规划，他把新房西扩后移，就是规划将来把旧房全部拆掉，盖一栋四缝三间或六缝五间两头加抹角房和横屋的大屋。1954年盖的新房只是其大规划的一部分。后来国家的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的进程打乱了姚公育腾的部署。
姚母谢氏的妹妹意外死亡
姚母谢氏只有一妹妹，名谢宝秀，比姚母谢氏小约十岁。由于姚母谢氏嫁给了穷人，所以姚母谢氏的父母决心为谢宝秀找一个富人。谢宝秀长得漂亮，皮肤雪白，个子较高，体形较丰满。谢宝秀嫁在保安村红门头，婆家姓田，有钱有田。谢宝秀的丈夫田冬高，是田家兄弟中最小的。谢宝秀嫁到田家后，田家兄弟分家了。在土改中，田冬高定为上中农。
谢宝秀结婚以后，曾生过一子，但很小就夭折了，从此以后，她便再没有怀过孩子。而姚母谢氏连续生育了六个儿子。建国后，谢宝秀曾向姚母谢氏提出过带其五儿子姚有谷作儿子的要求，遭到姚母谢氏的拒绝。同时，田冬高几个兄弟同住一个大屋场内，容易因一些小事引起妯娌之间不和。由于谢宝秀没有儿女，田冬高的嫂嫂经常含沙射影攻击她，让她心理上十分压抑。1954年的一天，谢宝秀与田冬高的嫂嫂吵架以后，上吊自尽了。姚母谢氏的父母悲痛欲绝，姚母谢氏一家、姚母谢氏弟弟谢鹤龄一家都很悲痛。后来，姚母谢氏曾后悔过：如果把五儿子姚有谷给她作了儿子，悲剧可能不会发生。
姚母谢氏父亲去世
1956年夏，姚母谢氏的父亲谢公少春老人在李昌港朱家湖一亲戚家住了几天回家后的第二天，他老人家步行到姚家，姚母谢氏陪他老人家聊了大半天，他老人家感到疲倦，于是姚母谢氏扶他老人家上床休息。那天，姚母谢氏的儿子姚连保、姚国文、姚有谷、姚伏秋和大儿媳妇刘彩莲等均在家，这一天正好是邻居黄汉云生了儿子办喜事，姚母谢氏扶父亲上床休息以后，就到黄汉云家喝喜酒去了，姚公育腾在秧田丘芋头田里扯草。姚母谢氏的父亲上床休息约两个小时后，刘彩莲吩咐姚国文、姚有谷去请他老人家起床吃饭，姚国文、姚有谷喊了几声“外公”，他老人家既不答应，也没有动静。姚国文、姚有谷当即把刘彩莲叫来，刘彩莲看后，认为他老人家可能不行了，她立即让姚国文、姚有谷去告诉姚公育腾：“外公可能不行了！”姚公育腾不信。等姚公育腾慢腾腾地走回来一看时，才知道他老人家真的不行了，赶紧托人把姚母谢氏的弟弟谢鹤龄找来，谢鹤龄把他老人家背回家去了。姚母谢氏父亲的丧事办得热闹隆重。姚母谢氏父亲葬在谢家的祖坟山香铺仑莲花山。
支持大儿子姚玉林参加乡村的各项活动
建国后，姚玉林在其舅舅谢鹤林的引导和影响下，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各项社会活动，如宣传抗美援朝，动员青年参军，积极参加土地改革运动等等。在共产党的培养教导下，姚玉林很快成长为一个性格开朗、追求上进、热心为社会服务的人。他具有高级小学一年级文化程度，这在当时也算得半个知识分子了。从土地改革运动开始，姚玉林积极参加文艺宣传活动，主要宣传形式是唱湖南花鼓戏和打地花鼓。同姚玉林一起参加文艺宣传活动的积极分子有段汉秋、刘四喜、熊训告等，他们的师傅有熊长生（熊训告的父亲）等。1954年6月，姚玉林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即担任箭厂坪村团支部书记，带领箭厂坪村团员、青年积极宣传农业互助合作运动。1956年，姚家加入长村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姚玉林担任初级社出纳。1957年，姚玉林由李星明、谢鹤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长村、熊家老屋、白马山等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升级为箭厂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姚玉林成为高级社出纳。不久，高级社会计崔瑞生调县水利部门工作，由姚玉林继任高级社会计。从农业合作化开始，姚玉林就以从事政治活动为主了。他每天晚上出去参加基层的活动，很晚才回家。姚公育腾夫妇积极支持大儿子，只要姚玉林需要外出参加活动，姚公育腾就不安排他的工作。每天晚上尽量不安排姚玉林的工作，以便让他外出活动。1954年，姚公育腾为支持姚玉林的工作，姚家和莫宗保等农民组成了农业互助组；1955年，为支持姚玉林的工作，姚家积极加入了长村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送儿子读书
1955年，姚连保初中毕业后，考取益阳市三中高中部。当时益阳市、益阳县只有益阳市一中、二中和三中设有高中部，一年招收的新生只有约四、五百人。当时的高中生是很少的。儿子姚连保读书争了气，更坚定了姚公育腾夫妇送儿子上学的决心。
姚公育腾夫妇送三儿子姚连保读书很顺利，四儿子姚国文读书就没有那样顺利了，这让姚公育腾夫妇费了很多力，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姚公育腾夫妇送儿子读书的决心。姚国文小的时候，不是上等的智力，也不喜欢读书。上小学时逃过学，跟着邻居的孩子一起玩耍，几天没有到学校去上课。被姚公育腾夫妇发现后，挨了一顿打。所以，他在窑仑上小学留过级。1953年，他在松木塘小学毕业后报考白鹿铺完小，结果名落孙山。在姚公育腾夫妇的要求下，在松木塘小学复读一年，于1954年考上白鹿铺完小。姚国文在白鹿铺完小读书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是原在窑仑上小学教书的舒浩然老师，姚玉林、姚天保曾是他的学生，他熟悉姚家，重视对姚国文的培养教育。在父兄的严历要求和舒老师在教育下，姚国文学习的自觉性强了，成绩也有进步，他的作文还多次在全校传观。可是，他命运不佳，1956年在白鹿铺完小毕业报考益阳市三中时，又一次落榜。这次落榜，对姚国文的打击很大。他在姚公育腾夫妇的严厉要求下，到香铺仑完小复读一年，于1957年7月考上益阳市三中。当时如果没有姚公育腾夫妇送儿子读书的决心，没有兄长们的鼓励，姚国文早就辍学了。1957年姚国文考上益阳市三中时，姚连保还在益阳市二中高中部学习（1956年益阳市三中的高中部调整到益阳市二中，因此姚连保到了益阳市二中）。在本时期，五儿子姚有谷一直读初级小学，姚伏秋也于1955年开始读初级小学。在当时条件下，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同时供两个儿子在城里读中学和两个儿子读小学，是非常不容易的。
积极参加农业互助合作化运动
1954年，当地动员农民组织互助组，姚公育腾的大儿子姚玉林是共青团员，他积极宣传发动农民参加互助组。姚公育腾受大儿子的影响，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与南云塘的莫宗保等三户农民组成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农业生产互助组。采取以工换工、以人工换牛工等办法开展互助，莫宗保家没有耕牛，是姚公育腾带着耕牛及农具为他家耕田、耙田。姚公育腾的四儿子姚国文几十年后还记得，他跟着大人们一起到莫宗保家插过田，莫宗保也到姚家插过田，还在姚家干过其他农活。同姚家一样，窑仑上其它农民也组成了互助组，但大都流于形式，没有多少实质内容。
1955年冬，政府发动农民组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姚公育腾和许多农民一样，态度不积极，他瞻前顾后、左顾右盼，考虑了很长时间。经大儿子姚玉林的工作，使他感到走农业合作化道路是大势所趋，同时为了支持姚玉林的工作，决定参加合作社。在李星明、谢鹤龄等人的努力下，窑仑上的农民与松木塘、新屋村、肖家塘、长村等自然村的农民一起，组成长村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下简称农业初级社），社长由原黄家仑乡的乡长李星明（住肖家塘）担任，姚母谢氏的弟妹谢鹤林（住窑仑上）任副社长，会计是郭汉林（住肖家塘），出纳由姚公育腾的大儿子姚玉林担任。农民参加农业初级社后成了农业初级社的社员。农业初级社的合作办法：水田全部入社；大农具私有公用公修公管，给以折旧费；小农具自带自用自修自管；收益按土地占四成、劳动量占六成进行分配。山林、旱土还是各家自己管理。农业初级社既照顾了农民的私有观念，又有利于农民增强社会主义思想，适合当时农民思想觉悟水平和干部的管理水平。农民参加农业初级社后，农民必须在农业初级社劳动。农业初级社的分配，成了农民最主要的生活来源。姚家加入农业初级社后，姚公育腾在农业初级社用牛，还是用姚家原来的那条大水牛，大儿子姚玉林、二儿子姚天保在农业初级社参加生产，三儿子姚连保和四儿子姚国文暑假和寒假回家，也参加农业初级社的集体劳动。
1956年冬，根据上级的安排，长村、熊家老屋、白马庙等几个农业初级社联合组成箭厂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下简称农业高级社）。箭厂坪农业高级社党支部书记是谢新田，副书记是李星明、谢鹤林，会计是崔瑞生，出纳是姚玉林，治安主任是王东应，妇女主任是熊长生的妻子“群大脚”（熊训告的母亲）。后来箭厂坪大队、箭厂坪村的地域范围就是当时箭厂坪农业高级社的地域范围。箭厂坪农业高级社成立时内分9个生产队，原来的长村初级农业合作社分成两个生产队，其中的窑仑上、松木塘、新屋村三个自然村分在一个队，定名为松木塘队，又称六队。松木塘队一成立就由黄汉云当队长。农业高级社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劳动群众集体经济组织，农民的土地除留少量的自留地（是旱地）外全部入社，耕畜和大农具折价入社，山林、房屋仍未入社。农民参加农业高级社后成了农业高级社的社员。农业高级社取消了农业初级社社员的土地分红，社员参加集体劳动，按劳动定额评定工分。劳动产品扣除生产中的物资消耗，向国家纳税和提取少量的公积金、公益金后，完全按劳分配。同时，允许社员利用工余时间耕种自留地和从事家庭福业。参加农业高级社以后，农业高级社对农民的要求更严了，农民对高级社的依赖性也更高了。农民在农业高级社的劳动所得，几乎成了农民家庭收入的唯一来源。姚家加入农业高级社后，姚公育腾在生产队用牛，还是用姚家原来的那条大水牛；大儿子姚玉林是高级社干部，很少在生产队参加劳动；二儿子姚天保是生产队主要劳动力；大儿媳妇刘彩莲在生产队干活，姚母谢氏是家庭主妇。按照姚公育腾夫妇的要求，在暑假和寒假期间，读书的几个儿子都在生产队参加集体劳动。1957年，农业高级社推广双季稻，松木塘生产队全部水田都种上了双季稻。“双抢”以前，生产队在松木塘山林北部新盖了队屋，新建了生产队禾场。“双抢”期间，全队劳动力在生产队队屋里统一开餐，用蒸钵蒸饭，每人每餐一蒸钵饭，每人每餐分别为12两米、10两米、8两米（当时1斤为16两）不等，由个人自由选择。四儿子姚国文参加初中升学考试后，就回到生产队参加双枪，他与谢麦秋、谢德保、罗根深四人组成一张桶打禾。六儿子姚伏秋在生产队看牛和割草喂牛。
五儿子姚有谷淹死在松木塘
姚有谷是1945年8月出生的。他出生时，未晒干的稻谷堆在堂屋里，把整间房子堆得满满的，所以姚母谢氏给这个儿子起名为有谷。姚有谷1953年开始在窑仑上初级小学读书，1957年7月在该校毕业。就在他窑仑上初级小学毕业的这一天，他在学校参加完毕业典礼、回家吃完中饭后，就和弟弟姚伏秋一起牵着水牛到松木塘山里看牛去了。姚有谷和姚伏秋在松木塘山里玩了一阵以后，就与同在松木塘山里看牛的其它孩子们一起到松木塘洗冷水澡。1956年冬天兴修水利，农业生产合作社组织农民在松木塘挖了几个较深的坑，以扩大松木塘的容量。夏天塘里水满，洗冷水澡的孩子们看不清塘里哪里水深、哪里水浅。姚有谷和姚伏秋游在前面，他们两个双双落入一个深水坑里。姚伏秋拚命往浅水区爬，脱离了危险；不知什么原因，姚有谷没有爬上来。孩子们见到姚有谷落水，惊慌失措，不知所以，纷纷逃走。住在松木塘屋场的熊冬保的夫人正在塘边洗菜，看到姚有谷落水，就站到塘基上拚命地呼喊“救命呀！姚有谷落水了。”听到熊冬保夫人的叫喊以后，姚家的二儿子姚天保、四儿子姚国文和周围干活的农民火速赶到松木塘，姚天保水性好，他下到深水坑后，很快就把姚有谷捞起来了。可惜为时已晚，虽然采取了人工呼吸等措施，但已经无济于事。姚公育腾夫妇闻讯赶来，哭天号地，悲痛欲绝。人们把姚有谷抱回来，请来松木塘的木匠刘神保等，用姚家楼上的木板作一棺材，将姚有谷埋葬在窑仑上原县教育科地块那片野坟地上。姚有谷淹死在松木塘，是姚公育腾夫妇人生受到的第一次最沉重的打击。
二儿子姚天保与鲁毛秀结婚
姚公育腾夫妇的二儿子姚天保与天子桥的女青年解除婚约以后，姚公育腾夫妇就开始为二儿子姚天保物色对象。因为大儿子姚玉林的爱人刘彩莲长得高（约1.65米），所以姚天保找对象一定要找个高的，不能矮于嫂嫂刘彩莲，这就是他的标准。邻居先后给姚天保介绍过几个对象，都未谈成。1957年下半年，有人给姚天保介绍黄泥湖沙河村的女青年鲁毛秀。鲁毛秀当年18岁，其身高和刘彩莲差不多，姚天保很快就就与她谈成了，于当年9月结婚。姚公育腾夫妇没有为他们举行隆重的婚礼，也没有为二儿媳妇鲁毛秀买什么东西。二儿子姚天保同鲁毛秀照结婚照时穿的上衣是姚国文的一件青织光绒中山装（这件中山装是姚国文上小学时利用休息时间采摘油脂树即乌桕树的果实，由姚公育腾挑到街上出卖后得来的钱买的布缝制的）。当时姚家虽然已经丰衣足食，但姚公育腾夫妇仍坚持俭吃俭用；且儿子多，需要保持平衡。大儿子结婚是从简的，二儿子结婚也从简。姚公育腾夫妇为大儿子姚玉林夫妇买了一张新雕花床，给了一个旧红漆大两门柜；也为二儿子姚天保夫妇买了一张新雕花床，给了一个旧红漆大两门柜（是熊家老屋大寡妇进城时留在姚家的那个旧红漆大两门柜）。二儿子姚天保和鲁毛秀结婚的那一天，三儿子姚连保和四儿子姚国文在益阳市读书，没有参加姚天保和鲁毛秀的婚礼，六儿子姚伏秋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1958-1959年

1958年，实行人民公社化，同时实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后实行供给制，姚家所有的家产都被人民公社上收，住房被拆掉，住到了松木塘，全家人在公社出工，在生产队食堂吃饭。1958年下半年，三儿子姚连保考上武汉大学，二儿子姚天保招工到武汉钢铁公司后离职回家，在抢收晚稻中病倒，因无钱医治于1959年4月离开人世。
三儿子姚连保考上武汉大学
1958年8月，三儿子姚连保从益阳市二中高中部毕业，考取武汉大学，这既是姚家的第一个大学生，也是箭厂坪大队第一个大学生，全家为之高兴，姚公育腾夫妇更是高兴得不得了。邮递员将姚连保武汉大学录取通知书送到箭厂坪农业高级社的那天，二儿子姚天保正好在箭厂坪农业高级社。姚天保接到录取通知书，高兴极了，迅速回家，刚刚转过刘家山就大喊：“连保考上大学了。”姚连保离家去武汉的前一天晚上，全家人坐在禾场上说话，说得很晚，姚公育腾夫妇和大儿子姚玉林、二儿子姚天保作为父母、兄长，语重心长，谆谆嘱咐，姚连保一一允诺。
二儿子姚天保招工到武汉钢铁公司后离职回家
1958年大办钢铁，武汉钢铁公司到益阳招工，箭厂坪高级农业社也有几个指标，其中一个给了姚家的二儿子姚天保，这与姚母谢氏的弟弟谢鹤龄是高级社党支部副书记、姚家大儿子姚玉林在高级社当会计有关。同时被招到武汉钢铁公司的还有高级社治安主任、民兵营长王东应的弟弟王秋生（住肖家塘）。二儿子姚天保参加工作，姚公育腾夫妇很是高兴。姚天保到武汉钢铁公司报到以后，分配在离武汉市区较远的地方当铁匠，他可能不适应那里的工作环境，可能不适应工人的紧张工作，可能不满意当铁匠的工作，所以，他在这里工作约一个月后，就不辞而别离开工作岗位回家了。
加入迎风人民公社
1958年秋，按照上级的统一部署，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组建人民公社。姚家所在的箭厂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香铺仑乡、迎风桥乡范围内的几十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立迎风桥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既是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组织，又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基层政权组织，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的体制。成立人民公社时，完全是按上级的安排进行的，基层农民是没有自主权的，不管农民愿意还是不愿意都成了人民公社的社员。姚公育腾夫妇就是这样成了人民公社的社员。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在人民公社内部实行“三化”，一是“组织军事化”，即将劳动力按军事建制编成团、连、排、班；二是“行动战斗化”，即农民都在公社参加生产，生产由公社、大队、生产队统一发号施令；三是“生活集体化”，即农民集中居住，禁止农民家里开伙，农民集中到生产队公共食堂吃饭，由公社无偿供给。
迎风人民公社规模大、经营范围大。人民公社的所谓“大”，一是规模大，就是将原来的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两、三百户的高级农业合作社合并为数千户甚至上万户的人民公社。1958年成立的迎风人民公社有约八千户、三万多人。迎风人民公社下设若干大队，原箭厂坪高级社和黄家仑高级社属第四大队，第四大队驻莲花塘；大队下设中队，箭厂坪高级社改为箭厂坪中队；中队下设小队，小队简称生产队，窑仑上属于松木塘生产队，松木塘生产队包括窑仑上、松木塘、新屋村等自然村。二是经营范围大，人民公社是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的农村基层社会组织。人民公社不仅组织农业生产，而且还创办社队工厂、学校、幼儿园、托儿所、敬老院、公共食堂等企业和事业。
人民公社的社员成了“无产阶级”。1958年秋成立的人民公社的所谓“公”，一是将那么多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后，一切生产资料和产品归公社全体人民集体所有，由公社统一计划、调配和分配。不仅原来各高级社的财产被无偿转为公社所有，大队、生产队和农民的财产、房屋无偿上调，不分你我，不分公私。姚公育腾夫妇和迎风人民公社的所有农民一样，他们的水田、山林、房屋、耕牛、农具、菜地、旱土等，都被收归公社公有，家里的粮食和一些重要的用具也都收到生产队去了。姚家大石磨（其磨槽是姚家房后那棵大樟树树干整体挖出来的），在土地改革中分的那张七级木格楼梯、谷仓、春凳等，都收到生产队去了。姚公育腾夫妇为了留下一些粮食，他们把大米装在大坛子里，将坛口封死，坛口朝下，埋在屋后菜园的菜土里，上面栽上蔬菜。这些粮食，在后来的暂时困难中起了不小作用。二是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上收自留地，禁止农民饲养家禽家畜，限制家庭副业，无偿调拨生产队劳动力和财力，取缔农村集市贸易，不准农民从事小商小贩。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扩大人民公社集体积累，提高公有化程度。这样，人民公社的社员真正成了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
姚家屋场被拆除，姚家住到松木塘屋场。1958年秋，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按照上级统一部署，人民公社内部实行“生活集体化”，即改变原来一家一户各自生活的传统，办居民点，社员以生产队中心屋场为基地集中居住。松木塘生产队以松木塘屋场为中心，住在窑仑上、新屋村的农民都搬到松木塘屋场集中居住。窑仑上、新屋村搬来的农民住到哪里呢？生产队减少住在松木塘屋场的农民的住房面积，每户只给一间房子或半单间房子，其余的房子都腾出来，同时，又将窑仑上谢鹤龄的房子拆来盖在松木塘屋场的东侧。窑仑上、新屋村搬来的农民就住在松木塘农民腾出来的房子和拆迁来的谢鹤龄的房子里，一户住一间或半间。人民公社化以前，松木塘生产队农民在窑仑上有8栋房子，为集中居住，拆除了姚家祖屋、谢麦秋、冷书久、邹克昌3栋茅房和谢鹤龄、熊香庭的2栋瓦房共6栋。因为黄汉云是生产队队长、熊春山是生产队副队长，所以，窑仑上黄汉云、黄麒麟、苏先汉住的袁家屋场和熊春山及其父亲住的房子2栋没有拆，用作牛圈。窑仑上拆除的6栋房子，除谢鹤林的房子因为是高规格的木结构新房，拆后搬到松木塘屋场东边的山林里重新盖起来以外，其余的房子拆下来的木料、竹料都搬到松木塘生产队食堂作为柴火煮饭烧掉了。在窑仑上的姚家住房是分两次拆除的：第一次是1958年冬，拆除的是姚家祖传下来的四缝三间旧瓦房。拆掉此屋后，大儿子姚玉林夫妇及其子女搬到松木塘屋场，住在松木塘屋场的一间房子里；二儿子姚天保夫妇搬到松木塘屋场，住在松木塘屋场的半间房子里。第二次是1959年下半年，经生产队反复做工作，姚公育腾夫妇也搬到松木塘屋场。之后不久，姚家1954年盖的新房倒塌了。姚公育腾搬到松木塘屋场，住在重新盖在松木塘山里的谢鹤龄房子的东正房里。姚连保、姚国文、姚伏秋寒暑假回家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就同姚公育腾夫妇住在这间房子里。姚家在窑仑上的住房拆下来的木料，大部分搬到松木塘生产队食堂作柴火烧了，个别的木料和几块门片由姚公育腾偷偷地搬到松木塘，收藏在大儿子姚玉林夫妇住的房间的楼上。姚家房子上拆下来的小青瓦，大部分挑到生产队去了，小部分撒落在宅基地上。姚公育腾看到后感到可惜，把这些撒落在宅基地上的小青瓦细心地捡起来，堆在原屋后的竹林里。
全家人在松木塘生产队食堂吃饭。人民公社内部实行生活集体化的另一个方面是办公共食堂。1958年秋，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按照上级统一部署，人民公社各生产队办食堂。生产队的公共食堂是发动干部、党团员和积极分子挨家挨户强行拆除各户农民的炉灶，收缴各户农民的炊具、餐具办起来的。农民盲目地吃上了“吃饭不要钱”的“大锅饭”。松木塘生产队只办一个食堂，食堂设在松木塘屋场原罗德山的抹角房内，全生产队的人都要到食堂里吃饭。农民吃饭分人定量，食堂用甑蒸钵子饭，每人一蒸钵，每个人的粮食定量根据其年龄、性别、劳动强弱、表现好坏等情况，由生产队领导决定。生产队办食堂后，不准农民在家里开火。实际上农民也不可能再开火，因为生产队开办食堂时，农民家里的粮食都上收到生产队去了；从1958年秋收开始，每年收获的所有粮食由生产队统一控制，不再给农民发口粮，农民只有到食堂才有饭吃。从松木塘生产队办食堂那一天起，姚家全家人都到食堂吃饭，一直吃到食堂下放。读书的三儿子姚连保、四儿子姚国文、六儿子姚伏秋寒暑假到生产队出工，也在食堂里吃饭。生产队食堂烧的，除稻草以外，就是木材，除把农民房屋拆下的木料几乎全部烧掉以外，还把生产队所有山林的树木都砍光烧掉了，其中姚家屋场山里的树木就是这时砍光的。这令姚公育腾夫妇痛心不已。才开办生产队食堂时，因为通过刮“共产风”从农民家里上收来许多粮食等物品，所以，生产队食堂显得很兴旺。但是没有多久，由于公社“吃饭不要钱”的“大锅饭”体制，调动不了农民的积极性，生产队生产上不去，生产队食堂的粮食、蔬菜、食用油供应不足，农民吃不饱，很多人由于营养不良而患上水肿病。加上一些基层干部动辄以停餐、扣饭惩罚农民，而自己又多吃多占，造成干群关系紧张，广大农民对生产队食堂越来越不满。
全家人都在生产队出工。人民公社与大跃进是同时开始的，从此农民不再有农忙、农闲之分，什么时候都忙不过来。农闲时要搞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同时，妇女老少都要出工，妇女成了人民公社的正劳动力。姚家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在生产队出工：姚公育腾仍然在生产队用牛，姚母谢氏在生产队食堂工作，大儿子姚玉林主要在大队工作，大儿媳妇刘彩莲、二儿子姚天保夫妇在生产队出工，每天由队长安排工作。每年寒暑假期间，姚国文、姚伏秋回家后均在生产队出工。从1958年起，人民公社大搞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农田基本建设，开始是搞小项目，如修塘坝，挖塘泥、沟泥；后来搞大项目。在大跃进中，窑仑上农民参加的大项目有：迎风水库工程，加固加高长春垸大堤和黄家湖内堤工程，修建耙耙铺到箭厂坪、迎风桥至香铺仑的简易公路工程，修建迎风水库到箭厂坪的灌渠工程等，其中最大的工程是新建迎风水库工程，连续修了三年，窑仑上的男女劳动力几乎全部参加过。搞这些建设的时候，不管天气如何，吹风、落雨、下雪，都要出工，过年过节也不停工，大年三十、大年初一，照样上工地。当时的老百姓实在是太辛苦了。姚公育腾当时已年过半百，加上他是生产队技术骨干，就留在生产队做日常农活，姚母谢氏在生产队食堂打杂，他们没有参加迎风水库的建设。
支持“大办钢铁”
大办钢铁是大跃进的产物，是1958年下半年的事。为了当年钢产量达到1070万吨的目标，也是为了不让农民在家里烧火煮饭吃，根据上级要求，公社把农民家里的炊具，包括铁锅、火钳等全部上收。同时，将农民家具上的铁铜配件，如木柜门上装饰用的金属园板，木箱上的金属包角，传统铜锁以及铁壶、钢脸盆等，全部收集起来支援国家大办钢铁。因为姚家的大儿子姚玉林是大队干部，在这些活动中，姚家不能落后，姚公育腾夫妇将该上交的金属器具及金属配件都上交了。
二儿子姚天保英年早逝
1958年10月，姚公育腾的二儿子姚天保从武汉钢铁公司离职回家后，就投入到家乡的大跃进热潮中。在当时大跃进的环境下，既是下着雨，吹着风，农民也是不休息的。那一年深秋，姚天保和生产队的农民冒着风雨收割晚稻，引起感冒，从此一病不起。开始按感冒吃药，不仅没有效果，而且病情越来越重。农村实行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体制以后，农民的家产都投入到人民公社去了，农民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因此，当时姚家一贫如洗，根本无钱买药。姚天保的病久拖不见好转，姚公育腾夫妇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姚母谢氏只好把家里唯一值点钱的、早年姚母谢氏的母亲谢母罗氏送给姚母谢氏的、姚母谢氏戴了几十年的那幅金耳环拿到银行兑了九元多钱（姚国文记得是九元，姚连保记得是十二元），请人将姚天保抬到益阳地区人民医院去住院，因钱太少，根本进不了门。姚天保无法住院，只好住在窑仑上，和姚公育腾夫妇住在一起，由姚公育腾夫妇精心护理。但因无钱吃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姚公育腾夫妇为姚天保到几个庙敬了菩萨，在菩萨那里为他许了愿，还搞了一些其它的迷信活动，这些当然无济于事。1958年底，姚天保出现全身浮肿，1959年春又很快消瘦下来。1959年4月5日（这一天是清明节），姚天保与世长辞。姚公育腾夫妇和姚天保的爱人鲁毛秀哭天号地、痛不欲生。二儿子姚天保的英年早逝，对姚公育腾夫妇是又一个最沉重的打击。二儿子姚天保去世时，二儿媳妇鲁毛秀正怀着一个孩子。同年五月，鲁毛秀生下这个孩子，这就是姚天保的遗腹子姚习波。
姚公育腾姚家家长的作用不大了
从人民公社化开始，姚家全家人都在生产队食堂吃饭，每人一份饭菜；全家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在生产队出工，工作由生产队领导安排；姚公育腾夫妇、大儿子姚玉林夫妇及子女、二儿子姚天保夫妇分别住在松木塘屋场的不同房间中，家里的事大都由生产队管，作为家长的姚公育腾姚家家长的作用已经不大了。

1960-1962年

1960年至1962年，是国家暂时困难时期，松木塘生产队的农民不仅没有钱用，而且吃不饱饭，姚公育腾患上了水肿病，姚母谢氏的母亲谢母罗氏在松木塘去世。1961年，国家及时调整政策，解散生产队食堂，给农民分自留地，鼓励开荒，姚家在窑仑上重新盖房，住回窑仑上。从1962年起，同其他农民一样，姚家生活开始好转。姚公育腾水肿病基本康复后，在生产队看守队屋，他是姚家在窑仑上重新盖房的现场组织者，是姚家在窑仑上扩大开荒的实施者；姚母谢氏主要带四个孙子。
国家暂时困难时期姚家的生活
在国家暂时困难时期，松木塘生产队的这么多人挤在松木塘屋场，每户半间屋或者一间屋，每人每餐吃二、三两（当时1斤为16两）米，食堂里发给每人的蔬菜也只有一点点，食堂炒的菜一点油珠子都没有，一个月吃不上一餐肉。农民一天到晚在生产队劳动，整天饿得晕头转向，真是苦不堪言。为了生存，姚公育腾夫妇把干稻草拿来拍打，把残承在稻草上的稻谷打下来，几十斤稻草能打一两半两稻谷。打到一斤半斤稻谷后，把稻谷放在玻璃酒瓶里，用一根小竹杆或小木棍，从酒瓶口中插到酒瓶里的谷中，反复用力插，插几百次上千次，把稻谷壳去掉，稻谷变成粗米。有一次四儿子姚国文从学校回家，姚母谢氏就用这样得来的米煮饭给儿子吃，姚国文嘴里吃得很香，但心里却很辛酸。在生产队挖完红薯以后，姚公育腾夫妇晚上在挖完红薯的地里再把地翻一片，把残留在地里的小红薯拾回来，哪怕是筷子粗的红薯根也不会放过。生产队把白菜砍走后，姚公育腾夫妇把留在地里的白菜兜子挖回来煮着吃。总之，人们实在太饿了，只要能吃的东西都会搞回来吃。
1958年开办生产队食堂时，姚公育腾夫妇曾用大坛子装满大米埋在菜园的菜土里，在暂时困难初期，这些大米对姚家起了不小的作用。姚公育腾夫妇在饿得支持不住的时候，会切两个姚公育腾晚上从定安村（窑仑上是箭厂坪与保安村两个大队的交界处，窑仑上西北大片旱土是保安村大队定安村生产队的）的地里扯（实际是偷）来的萝卜，上面放一把收在大坛子里的陈米一煮，煮熟后将萝卜和饭拌在一起，一个人吃一碗。在一个星期六晚上，四儿子姚国文回到家里，姚母谢氏煮了一碗这样的萝卜饭给儿子吃。几十年以后，姚国文还清楚地记得，这碗萝卜拌饭虽然只见萝卜不见饭，但吃起来很是香甜可口。
暂时困难时，姚家的大儿子姚玉林是大队干部，他在不违反大原则的前提下，给了姚公育腾夫妇一些关照。所以，相对于普通农民而言，姚公育腾夫妇的生活要稍微好一点。
姚公育腾患上水肿病
1961年，在国家暂时困难中，姚公育腾因长时间的吃不饱而患上了水肿病，在家休养了一段时间，但在生产队食堂仍然吃不饱。后来被送到公社在黄家仑大队王家村办的疗养院去疗养，这也与姚公育腾大儿子姚玉林是大队干部有关。在暂时困难中，松木塘生产队被折磨死的人不少，除姚家的二儿子姚天保以外，还有新屋村的阳宪章、阳太阶、阳应寿，窑仑上的熊春山、黄麒麟等，有的是饿死的，有的是因饿得病病死的。与这些死去的人相比，姚公育腾还是幸运的。
姚母谢氏主要是带四个孙子
在国家暂困难期间，生产队食堂下放前，姚母谢氏主要做两个方面的事情：一是在生产队食堂打杂；二是带孙子，共带四个孙子，其中，大儿子姚玉林夫妇的儿女三个（姚习夫，1960年6岁；姚妹群，1960年3岁；姚习书，1960年1岁），二儿子姚天保的遗腹子姚习波（1960年1岁）。生产队食堂下放后，姚母谢氏也是做两个方面的事情：一是协助大儿媳妇刘彩莲做家务事，包括煮饭、种菜、喂养家禽家畜、洗衣、打柴等；二是带孙子，仍然是带四个孙子。
制止三儿子姚连保休学
1960年下半年至1961年上半年，是暂时困难中最困难的一年。1960年寒假，在武汉大学读书的三儿子姚连保回家了，看到家里这样困难，产生了休学参加工作赚钱救济家里的想法，遭到姚公育腾夫妇和其大儿子姚玉林的坚决反对。姚玉林诚恳地给姚连保讲：家里所有困难都有他顶着，他保证父母亲的日子过得比别人好。在姚公育腾夫妇的强烈反对和姚玉林的耐心说服下，姚连保收回了休学参加工作的想法，回到武汉大学继续其学业去了。
姚母谢氏的母亲谢母罗氏在松木塘去世
1958年下半年，窑仑上熊谢屋场被拆掉了以后，姚母谢氏娘家从窑仑上搬到松木塘屋场居住，姚母谢氏的母亲谢母罗氏住在原罗德山的半间房子里。1960年冬天的一天，姚母谢氏的母亲谢母罗氏因感冒畏寒畏冷，姚母谢氏将一个竹火笼放在母亲床上被子内取暖。令姚母谢氏没有想到的是，这天晚上她的母亲可能因为病情加重而影响了神智，以至于她把小火笼推翻，引起了火灾。当谢母罗氏房间内烟火透过门窗的缝隙向外迷漫时，幸亏被人发现。松木塘屋场全部是木结构的，墙壁、地板、楼板、窗户、门都是木制的，这样的房屋最怕的是火。当人们赶来时，首先用木桶、脸盆等容器往房间内浇水。待房内烟火稍缓、人们进房救人时，老人早已只有进气没有出气了。谢母罗氏就这样离开了人世。姚母谢氏的母亲的葬礼非常简单，当时是国家暂时困难时期，大家都在生产队公共食堂吃饭，不仅思想上极左，而且也没有物质基础。姚母谢氏没有通知在城里上学的姚国文回来参加老人的葬礼。
姚家重起炉灶
1961年5月，为了顺利度过暂时困难，上级决定解散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或者叫食堂下放，各家自起炉灶，重新起火作饭。松木塘生产队食堂下放后，姚公育腾夫妇和其大儿子姚玉林夫妇及其子女是在松木塘住的房子里分别另起炉灶的。原来住在窑仑上的农民，如谢麦秋和谢德保兄弟、冷书久、熊香庭、谢鹤龄等，也都是在松木塘屋场狭窄的住房里另起炉灶重新开火的。
在窑仑上重新盖房
松木塘生产队公共食堂下放以后，大家挤住在松木塘屋场显然不行了：一家住半间屋或者一间屋，怎样煮饭、怎样喂猪喂鸡喂鸭呢？于是纷纷另盖新屋。1961年8月“双抢”结束后，姚公育腾夫妇与大儿子姚玉林夫妇商量决定，姚家在窑仑上姚家祖屋的基地上重新盖房。四儿子姚国文当时正在家里度署假，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一次重新盖房。松木塘生产队的刘神保、罗判香、罗德山、冷书久、罗良辉等劳动力都来帮忙，盖了两间正屋和其西侧的一间抹角屋共三间。房子建在1954年盖的新屋的地基上，坐北朝南。房子是泥木结构的，两间正房之间是一缝木架子，两间正房之间的间壁是竹织板抹稀泥的竹织泥壁，两间正房南面的壁是木板结构的。房子其余的墙壁，包括受力墙在内，都是土筑墙壁（即干打垒壁）。正房为坡屋面，坡屋面南半部盖的小青瓦，北半部盖的稻草。西抹角房也是稻草房。盖房用的小青瓦和部分木料、门板、窗户等，都是原来窑仑上姚家屋场遗留下来的。1959年冬，姚家1954年在窑仑上老屋西侧盖的新房倒塌后，姚公育腾留意将撒落在宅基地上的小青瓦捡起来堆在屋后竹林里，并把他认为有用的一些木料搬到松木塘屋场，收藏在大儿子夫妇住的房间的楼板上。姚家在窑仑上重新盖房时，这些小青瓦和木料、门板、窗户等都派上了大用场。除这些材料以外，还买了几根枯楠竹作屋领子，椽皮是用两根麻竹杆（在姚家竹林里砍的）分别缠上草绳后合并在一起作成的。盖房子的劳动力是帮忙的，只管吃饭，不付工钱。帮忙是彼此的，也是当时当地的习俗。房子盖好以后，姚公育腾夫妇就从松木塘搬回来了，大儿子姚玉林一家虽然仍住在松木塘，但他们在窑仑上和姚公育腾夫妇一起吃饭。1964年，姚家在窑仑上住房的东端盖了东抹角房后，大儿子姚玉林一家从松木塘搬回，他们一家睡在东抹角房里。
在窑仑上开垦荒地
1961年下半年，政府给农民划分了自留地，每人2.5厘,自留地上种的作物归个人所有。分给姚家的自留地，除了姚家园内的南菜地和北菜地以外，还有姚家山林后面小塘东南的一大块。自留地上除种蔬菜以外，主要是种红署，土豆、苦荞等杂粮作物，为的是填满肚子。同时，为尽快度过暂时困难，国家鼓励开荒，规定新开的荒地，归开荒者使用，其收成归开荒者个人所有。姚家在窑仑上重新盖起住房以后，姚公育腾就开始在窑仑上开荒。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农民在窑仑上开荒以后，窑仑上原县教育科地块还留下姚家1952年已开恳土地以北、梅伯妈小山林以西那块野坟地没有开垦。这一年，姚公育腾把这片野坟区大部开挖出来了，只保留了其中的几个大坟堆，其余的小坟堆全部平掉了。这一年寒假期间，四儿子姚国文也和姚公育腾一起参与了这一片荒地的开垦。在新开垦的土地上，春天种土豆，夏天种红薯、苦荞，冬天种罗卜、白菜。姚公育腾在那几个大坟堆旁栽了南瓜藤，让南瓜藤爬在大坟堆上。从1962年起，虽然生产队分的粮食仍然不够，但由于有了自留地上和新开垦土地上红薯、土豆、苦荞等杂粮的补充，姚家基本能填饱肚子了。从1962年下半年开始，姚母谢氏让姚国文把红薯、苦荞等带到学校里加餐。从现代观念而言，红薯、土豆、苦荞都是人类的营养食物，姚国文、姚伏秋当时吃的这些都是好东西﹗

1961-1972年

本时期是姚公育腾夫妇依伴大儿子姚玉林夫妇生活的时期。本时期从松木塘生产队食堂下放、姚家在窑仑上重新盖房后住回窑仑上的1961年开始的。但1961年和1962年又是国家暂时困难时期，有关与暂时困难的内容已在上文叙述过了。所以，在时间上，1961年至1962年，上一时期与本时期是重叠的，但记叙的内容是不同的：上时期是记述1961年至1962年与暂时困难有关内容；本时期记述的姚公育腾夫妇依伴大儿子姚玉林夫妇的生活。1961年，姚公育腾从楼上掉下摔伤了腰脊椎骨，从此他的腰再也没有直起来。在本时期，为减轻大儿子姚玉林夫妇的生活负担，姚公育腾夫妇尽量多做些事情：姚公育腾坚持在生产队看守队屋，协助儿子和媳妇种自留地；姚母谢氏协助儿媳妇做家务和带孙子。
姚公育腾住院开刀治腰伤
1961年，姚家在窑仑上盖房子期间，姚公育腾在松木塘屋场大儿子姚玉林夫妇住的房间楼上清理旧木料（窑仑上姚家老屋拆下来的、姚公育腾拾起收在这里的）时，由于楼上采光不足，姚公育腾踩在一块已腐朽的木板上，木板折断，姚公育腾从楼上掉下，摔伤了腰脊椎骨。当时因为没有到正规医院去检查，没有搞清楚病情，所以虽然按乡间中医要求，吃了一些中草药，也用了一些外用药，止住了痛。但是，从此姚公育腾的腰再也直不起来了，身体腰以上部分与腰以下部分形成90度的角度。这年冬天，姚公育腾腰部受伤处发肿疼痛。四儿子姚国文一个星期六回家，见姚公育腾疼痛难忍，即与大儿媳妇刘彩莲商量（当时大儿子姚玉林出差在外），决定送姚公育腾进城治疗。于是刘彩莲请了冷书久，借了轿架子，由姚国文与冷书久用轿子抬着姚公育腾，刘彩莲陪同，送姚公育腾到益阳地区人民医院（当时在大渡口）看病。按医生的建议，刘彩莲办好了住院手续，动员姚公育腾住院治疗。当时，四儿子姚国文在益阳市二中读书，医院为姚公育腾动了手术后，姚国文到医院看过姚公育腾一次，等姚国文第二次去看姚公育腾时，姚公育腾为了省钱已经出院回家了。这次住院开刀，虽然为姚公育腾去了脓、消了肿、止了痛，但姚公育腾的腰子还是没有直起来。
姚公育腾不再是姚家家长了
国家暂时困难时期，姚公育腾患上水肿病以后，身体开始走下坡路。1961年从松木塘原大儿子住的房间的楼上掉下来，摔伤了腰脊椎骨，没有及时治好，造成腰脊椎严重弯曲，后引起发肿发浓，又到医院开刀。这样几经折腾，姚公育腾身体更加虚弱了。
自人民公社化起，姚公育腾姚家家长的作用就不大了；到松木塘生产队食堂下放，姚家在窑仑上重新盖房住回窑仑上以后，姚公育腾夫妇带着二儿子姚天保的遗腹子姚习波和大儿子夫妇一家一起生活，全家吃饭的共8人，靠大儿子夫妇在生产队出工维持生活。从这时起，姚家的家长自然是姚公育腾夫妇的大儿子姚玉林了。
姚公育腾为生产队看守队屋
姚公育腾在得水肿病以前，一直在生产队用牛（耕田、耙田）。从1961年下半年起，姚公育腾不能在生产队用牛了，就为生产队看守队屋。这一年，姚公育腾57 岁。暂时困难时期，姚公育腾患上水肿病，后虽然在公社疗养院疗养过一段时间（当时公社疗养院条件有限），但身体并未完全康复；1961年，又从松木塘的楼上掉下来，摔伤了腰脊椎骨，身体弯成90度。在这样的情况下，姚公育腾为什么要去看守队屋呢？当时，姚公育腾夫妇有三个儿子（三儿子姚连保、四儿子姚国文、六儿子姚伏秋）均在城里读书，在家吃饭的有大儿子姚玉林夫妇及其两子一女，加上二儿子姚天保的遗腹子姚习波以及姚公育腾夫妇，共8个人，全靠大儿子姚玉林夫妇在生产队劳动，其负担是很重的。所以，姚公育腾为了减轻大儿子姚玉林夫妇的负担，仍主动要求去看守队屋。这一看就是11年，一直到1972年上半年他因心血管病突发中风、大儿子姚玉林用轿子将他从队屋里抬回家时为止。松木塘生产队的队屋位于松木塘山林的北部。1957年6月，当时的箭厂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松木塘队在这里盖起三、四间茅草房，这就是松木塘生产队最初的队屋。1957年，该队屋主要作用有二：一是在这里开办松木塘生产队最早的食堂，当年双抢期间，全队参加双抢的劳动力在这食堂开餐吃饭；二是将罗判香、罗德山、谢鹤龄和姚家等装稻谷的木谷仓搬到这里，当年收获的所有粮食存放在这些木谷仓里保管。人民公社化以后，队屋的功能增多，队屋也陆续扩建。到1961年，生产队的重要财产几乎都放在队屋里，包括粮食、农具、稻草、耕牛等。看守队屋就是要为生产队保管这些财产，责任重大。看守队屋是生产队的一项重要任务，由生产领导最信任的人担任。姚公育腾在生产队威信高，责任感强，是看守队屋的理想人选。从此，姚公育腾以生产队队屋为家，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呆在队屋里。白天的工作主要有两个：一是收发生产队存放在队屋里保管的财物；二是打扫牛栏屋，当时，生产队有十多条耕牛，晚上全部关在该队屋的牛栏屋里，白天，耕牛被拉去耕田或由看牛娃拉去吃草以后，姚公育腾就把牛栏屋打扫干净，将牛粪挑到牛粪凼子里。晚上，姚公育腾就睡在队屋里，负责队屋及队屋里财产的安全。每天晚上，姚公育腾睡在队屋里，除要几次起床巡逻以外，只要周围有什么动静，就起床察看一遍。冬天，野外没有青草可吃，放牛娃不放牛了，姚公育腾还有喂牛的任务：除打扫牛栏以外，每天给每头牛喂两次（早晚各一次）稻草（将一定量的稻草放在每一头牛的固定位置），牵牛吃两次（早晚各一次）水（将牛一条一条地牵到水沟里喝水）。晴天，将所有牛从牛栏里牵出来栓在禾场上晒太阳。白天看守队屋，时间易得过些；晚上，姚公育腾一个人睡在队屋里守队屋，味道就不一样了。当时松木塘山里除队屋外再没有房屋，队屋的南面是松木塘山林，长满了树木，队屋的其他三面都是水田。晚上姚公育腾一个人睡在队屋里，孤零零的，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队屋的通风采光都不好，里面黑洞洞的。队屋又是牛栏屋，夏秋队屋里不仅闷热，不仅蚊子成堆，而且空气中总迷漫着牛屎的臭味和牛尿的腥臊味。尽管每天晚上睡前都要点灯将蚊帐内蚊子烧光，但第二天早晨蚊帐内总还有几个肚子里吃饱了姚公育腾鲜血的蚊子。夏天炎热时，人们坐在禾场上都冒汗，而姚公育腾睡在不通风队屋的蚊帐里，其闷热的情景是可以想象的。冬天，队屋里冷冰冰的，当时姚家的被褥破旧单薄，褥子下虽然铺有厚厚的稻草，睡后将脱下的衣裤全部盖在被子上，但姚公育腾睡在被子里，仍是半天伸不直腿。因为队屋是竹木结构的茅草房，房内放的农具等大都是木制的，队屋最怕的是火，所以在队屋里不能生火，就是最冷也不能烤火。当时，又没有其他取暖办法，只能活活地挨冷受冻。那个时候，生产队收工较晚。冬天，姚公育腾在家吃完晚饭，天已经黑了。姚家与队屋的距离虽然不远（约350米），但都是田间小埂，弯弯曲曲。晴天，姚公育腾从窑仑上姚家走到松木塘山里的队屋，凭着月亮、星星的光辉，还勉强可行；但在下雨、刮风、飘雪的晚上，一是看不见，伸手不五指；二是路滑。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头戴斗笠，身穿蓑衣，从姚家摸黑通过这条弯弯曲曲、泥泞的田间小埂，走到队屋，肯定是十分艰难的。看守队屋是没有休息天的，不仅没有星期天，也没有节假日，而且除夕晚、大年初一也离不开人，过年过节更要加强巡逻，更要提高警惕。年迈的姚公育腾就这样看守队屋整整11年，真是不容易呀！
姚母谢氏协助大儿媳妇带四个孙子
本时期，姚母谢氏仍然主要做两个方面的事情：一是协助大儿媳妇刘彩莲做家务事，包括煮饭、种菜、喂养家禽家畜、洗衣、打柴等；二是带孙子，共带四个孙子，其中，大儿子姚玉林夫妇的三个子女姚习夫、姚妹群和姚习书，1961年分别是7岁、4岁和2岁，二儿子姚天保的遗腹子姚习波1961年时2岁。
继续支持儿子读书
本时期姚公育腾夫妇仍奋斗不止，也是为了支持读书的三个儿子完成学业。三个儿子未辜负父母、兄长的期望，均刻苦用功，学业有成：1963年8月，三儿子姚连保武汉大学毕业，考上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生，成为箭厂坪大队第一个研究生；四儿子姚国文益阳市二中毕业，考上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成为箭厂坪大队的第三个大学生。这一年，姚家两个儿子同时上北京深造，这自然让姚公育腾和姚母谢氏高兴得不得了。1964年8月，六儿子姚伏秋在益阳市五中初中部毕业，考上益阳师范。当年，师范学校招收的学生，不仅成绩优秀，而且各方面都要表现突出的。虽然姚伏秋一心想考大学，不愿读师范，但在姚公育腾夫妇的要求和大儿子姚玉林的劝导下，姚伏秋还是去读了益阳师范。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从此大学十年不招新生，如果姚伏秋当年读的是普通高中，则毕业后就回家务农了。1966年，姚伏秋在益阳师范毕业，在益阳市安排了工作。同年，姚连保研究生毕业，留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1968年，姚国文在北京钢铁学院毕业后，分配到新疆有色金属管理局701地质队工作。
姚公育腾和姚母谢氏相继上北京
1967年，姚公育腾夫妇的三儿子姚连保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1967年，姚连保将父亲姚公育腾和母亲姚母谢氏接到北京，陪着他们游览了天安门、长城、故宫、颐和园、北海等名胜古迹。他们俩是窑仑上、松木塘第一对到首都北京旅游的老人。1969年，三儿子姚连保夫妇又将母亲姚母谢氏接到北京同他们一起居住了两年多时间。这些，都是姚公育腾和姚母谢氏一生中非常骄傲的事情。

1972-1975年

1972年春，姚公育腾因心血管病突发而中风，从此，他老人家完全失去了劳动能力，在家里休养。1974年，他老人家进城住到四儿子姚国文处。但不久就病情加重。1975年7月，他老人家突发心血管病而晕迷，经抢救无效，于同年9月去世。姚公育腾的晚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他老人家的晚年是病痛缠身，当时实行计划经济，虽然大儿子姚玉林、四儿子姚国文分别是当时当地农村、城市中等偏上的生活水平，但相对于现在而言，其生活水平是非常低的。非常可惜的是，他老人家没有活到改革开放以后，没有过上一天幸福美好的生活。
姚公育腾因心血管病突发而中风
1972年春（大约3月）的一天，姚公育腾同往常一样，一个人睡在队屋里。第二天早晨醒来，姚公育腾感到右腿、右手不听使唤，他老人家想站起来，可是右腿已失去知觉，就是站不起来。姚公育腾就这样中风了。大儿子姚玉林夫妇用轿子将他老人家从队屋里抬回家，立即组织治疗，除了西医吃药打针外，还将姚公育腾抬到黄家仑大队粑粑铺一老中医那里去打火针（针炙的一种形式）。每天由大儿子姚玉林等两个人用轿子将姚公育腾抬过去，打完火针后再将姚公育腾抬回来。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治疗，姚公育腾的右腿、右手基本恢复了知觉，可以艰难地走路了。从姚公育腾突发心脏病而中风时起，他老人家完全失去了劳动能力，在家里休养。
姚公育腾进城带伴四儿子居住
1972年7月，四儿子姚国文从新疆调回益阳，安排在原中共益阳市委宣传部工作。姚公育腾经过医治和休养，身体逐渐恢复。1974年3月，姚公育腾在右腿等部位仍留有后遗症的情况下，为减轻大儿子姚玉林夫妇的负担，进城住到四儿子姚国文这里。姚国文当时住在益阳市工人路原市农水局机关小院。原市农水局机关小院由一栋二层的办公楼、几间平房、一门楼（平房）和一天井组成，“文化大革命”初，这里改为市革委招待所，从此人们将这个小院称为市革委招待所小院；1969年前后，该小院改为市革委机关大院的一部分，二层的办公楼改为宿舍，市革委部分干部居住在这里。姚国文就住在办公楼一层进门南面的第一间。1972年上半年开工修建益阳资江一大桥，该小院的平房部分安排给修建资江大桥的民工三连作食堂和宿舍。因为姚国文在这里只有一间房子，面积约16平方米，煮饭、吃煮、睡觉都在这一间房子里，所以没有姚公育腾住宿的地方。资江大桥民工三连的连长雷云开是六儿子姚伏秋的朋友。姚国文通过雷云开在大桥三连民工宿舍里，为姚公育腾安排了一个床位，解决了姚公育腾住宿的问题。大桥三连民工住的是两个平房大宿舍，大宿舍内是高低两层的床铺，姚公育腾睡一个下铺。姚公育腾住的宿舍与姚国文住房之间的距离不到15米，还算方便。只是有时民工们上夜班，晚上12时民工回来后洗澡洗衣，影响姚公育腾的休息。1974年底，资江大桥建成通车，大桥民工三连解散，该小院门楼传达室东侧的一间约十平方米的小房安排给姚国文使用，姚国文将其用作厨房和姚公育腾的宿舍，姚公育腾从此住在此小房间里。1974年3月姚公育腾才进城时，虽然当时身体恢复得较好，但还是有明显的后遗症，走路时步履艰难。就是这样，他老人家仍坚持为四儿子姚国文夫妇带孩子。当时姚国文的儿子姚懿4岁。白天，姚公育腾用一辆竹制儿童车拉着姚懿，在街道上玩。除带孩子外，姚公育腾总是找事做，如将姚国文买回来的蔬菜选好、洗净，洗自己换下来的衣服，打扫房子的卫生等。这一年端午节的前一天，四儿媳妇田自芬买回几斤糯米和棕叶，准备包粽子吃。儿子、媳妇上班以后，他老人家把糯米都包成了粽子。他包的粽子大小适中，个个一个样，不露一粒米（以致于几十年后的端午节吃粽子时，儿媳妇田自芬还在夸：爷爷包粽子，又快又好）。当时，姚国文夫妇每天（除星期六以外）晚上都要上班，所以，姚公育腾晚上也得带孙子。晚上带孩子，活动空间小，难度大，特别是雨天。有一天吃完晚饭以后，他老人家就对儿媳妇田自芬说，“你早点上班去吧，早去早回来”。他老人家以为早去可以早回来，他老人家只想儿子、媳妇早点回来，他老人家不知道上班只有到点才能回来。可惜的是，姚公育腾在四儿子姚国文这里没有住多长时间，到这一年秋天，他老人家的冠心病加重，造成呼吸困难。姚国文夫妇不让他老人家看孩子了，带他老人家到医院看了病，开了药，让他老人家专心养病。按现在的经济条件和医疗条件，当时姚公育腾的病情是完全应该长期住院治疗的，可是当时姚国文没有这样的经济条件。那一年冬天，姚国文到达人袜厂搞工作队，白天参加劳动，晚上开会，除星期天外，每天在工厂吃住。姚公育腾的病情往往是晚上厉害一些，在姚公育腾晚上病情严重时，儿媳妇田自芬怕有事，就给姚国文打电话。当时益阳还未开通自动电话，仍是用手摇电话，街上没有公用电话，还得到市革命委员会机关去打电话。电话又很难打通。当时资江大桥未修通，姚国文接到电话，等开完会，再从达人袜厂走路，过河渡水，急急忙忙赶回来，已经是很晚了，见到姚公育腾，也只是慰问慰问而已，无非是为田自芬壮壮胆。姚公育腾住在姚国文这里，虽然吃的方面比乡下略好一点（肉、豆制品、粉丝等都按计划供应，农村就没有这些计划），但因儿子、儿媳妇白天、晚上都上班，陪他老人家的时间很少，他老人家又病痛缠身，其老伴姚母谢氏又不在身边，他住在一陌生的地方，人生地不熟，所以，整体而言，他老人家在城里的这一段生活是不开心的。
姚母谢氏精心护理姚公育腾
姚公育腾因心血管病突发而中风以后，姚母谢氏除继续协助大儿媳妇刘彩莲做些家务以外，主要就是精心护理姚公育腾：一是尽量让姚公育腾吃得好一点；二是及时为姚公育腾煎好中药，及时让姚公育腾吃药；三是搀扶姚公育腾适当地走步，适当地活动。
姚公育腾去世
1975年7月的一个星期天，吃完早饭后，姚公育腾坐在原益阳市革委招待所小院传达室楼道吹风乘凉，他的四儿媳妇田自芬与邻居温庆福的爱人小左坐在他的旁边一边织毛衣、一边说话。姚公育腾的四儿子姚国文到大码头去买点东西，姚国文离开家的时候，姚公育腾坐在藤制躺椅上乘凉，一切正常；待姚国文从大码头买了东西回到该小院时，姚公育腾的情形让姚国文惊呆了：姚公育腾仍坐在藤制躺椅上，但其头部已搭拉下来，双眼已经闭上，嘴里已吐出一小堆白沫。姚国文连呼几声“爸爸”，他老人家毫无反映。姚公育腾就这样因突发心脏病晕迷过去，从此再也没有苏醒过来。姚公育腾的这些变化，坐在他老人家身旁的田自芬和小左竟未发现。姚国文即问田自芬和小左，她们都说“刚才还好好的！”姚国文住的小院与大码头的距离很近（约350米），姚国文到大码头买了东西就回来了，前后最多30分钟，姚公育腾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姚国文立即找来木板车，将姚公育腾送到益阳市人民医院抢救。得知姚公育腾病危，三儿子姚连保赶回来了后，在医院尽力抢救没有效果、医院认为继续抢救意义不大的情况下，姚公育腾的孩子们决定，让姚公育腾出院，回到窑仑上老家继续治疗。姚公育腾出院后仍一直处在晕迷状态。姚公育腾是7月底回窑仑上的，至9月5日去世，在晕迷中度过了近两个月。在这两个月中，姚母谢氏及其孩子们精心照料姚公育腾，定时给他老人家翻身，定时喂食物（只要接触到姚公育腾的嘴，他老人家就会装开嘴，少量流质食物放在他老人家嘴里后，他会吞下去），定时给他老人家擦洗身体，他老人家大小便（大小便已失禁）后，及时为他老人家更换衣裤并及时为他老人家擦洗身体。姚公育腾回到窑仑上以后，曾睁开过双眼，但眼睛不能转动，不眨眼，无眼神，一睁开就是几个小时。然后闭上双眼，若干小时后又睁开双眼，如此反复有多天。姚公育腾去世后，他的儿子们按当时历史条件下当地隆重、热闹的形式为之办理了丧事。尊照姚公育腾的遗嘱，他老人家葬在姚家巷子。

1975-2002年

姚公育腾去世后，姚母谢氏于1975年10月进城依附四儿子姚国文夫妇居住。从此，她老人家就一直住在益阳市城区。她老人家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她老人家的生活也越来越好。她老人家老年虽然也是病痛缠身，但能得到及时的应有的治疗，她老人家的老年是幸福的。
姚母谢氏进城后先后住在四个地方
姚公育腾去世后，姚母谢氏于1975年10月进城住到了四儿子姚国文这里。当时姚国文在原中共益阳市委宣传部工作。开始，姚母谢氏与姚国文夫妇住在一起，住在市革委机关大院原市革委招待所小院里，姚母谢氏就睡在姚公育腾生前睡的那间小屋里。同年11月，姚国文到益阳市郊区金花湖大队搞农村工作队，姚国文夫妇及孩子一家搬到姚国文夫人田自芬所在单位——益阳市粮食局机关院居住，姚国文在原市革委招待所小院的住房（一间正房和一间偏房）由姚母谢氏居住：原姚国文一家睡的那间房子是姚母谢氏的卧室，她原来住的那间传达室小屋成了她的厨房。从此，姚母谢氏开始了她老人家一个人的独立生活。1976年4月，姚母谢氏的四儿媳妇田自芬生下女儿姚华以后，回到原市革委招待所小院坐月子，由姚母谢氏照料。一个月以后，姚国文夫妇一家回市粮食局机关居住。这是姚母谢氏进城后居住的第一个地方。1979年前后，原市革委招待所小院整体划拨给市广播站，市革委机关行政科安排姚母谢氏到市革委机关大院原市财委办公楼居住。原市财委办公楼位于市革委机关大院中部西侧，西面是三益街，是一栋东西向的平房，走廊为南北走向，位于房子中间，共有约8间房子，走廊东西各四间。1967年成立市革命委员会后，这栋平房成了市革委财委的办公室。1979年，这栋平房改作住房，当时的市委副书记盛定国就住在平房的南头。姚母谢氏住的那一间，位于中部朝东，面积约14平方米。这是姚母谢氏进城后居住的第二个地方。约1983年，原市政府机关拆除这一栋平房，安排姚母谢氏住到原市总工会办公楼。原市总工会办公楼位于市政府机关大院南部东头，这是一栋二层的小楼，小楼坐北朝南，南与五一西路仅一墙之隔，每层10间，每层的南面设有走廊，房间在走廊北面。“文革”前这里是市总工会办公楼。1967年成立市革命委员会后，这栋楼房改作住房。1971年至1978年，当时的市委书记安金柱就住在此小楼的一层西头。市政府行政科安排姚母谢氏住在原市委书记安金柱住的一间房子里，这间房子面积约16平方米。房子南面的走廊宽约1.5米，姚母谢氏用走廊作厨房。这是姚母谢氏进城后居住的第三个地方，也是姚母谢氏进城后住得最久、住得最满意的地方。1994年，益阳地区改为益阳市，原益阳市改为资阳区，姚国文到地级益阳市建委工作，但仍住在资阳区政府机关原住房里，直到2000年2月，姚国文才从这里搬出来。2001年下半年，资阳区政府改造区政府机关大院，姚母谢氏居住的原市总工会办公楼被拆除，姚国文安排姚母谢氏住到姚国文居住的小区——赫山区秀峰西路建设新村一间夹空层的房间里。此夹空层房间相当于此栋楼房的一层，朝南，面积约20平方米，内有厕所，层净高2.1米。这是姚母谢氏生前最后居住的地方。
姚母谢氏晚年的生活由四个儿子共同负担
姚母谢氏进城后，她的儿孙们就是要让她老人家好好休息，安度晚年。姚母谢氏刚进城时，姚家四个儿子的生活都不宽裕，姚母谢氏过的是粗茶淡饭的生活。从1978年起，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姚母谢氏的生活越来越好。姚母谢氏进城后的生活，由四个儿子共同负担，按自愿的原则，由四个儿子自觉分担。在计划经济时期，由大儿子姚玉林供应粮食，其它由在外工作的三个儿子负责。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不再要大儿子供应粮食了，三儿子姚连保定期给她寄来一定数额的汇款，四儿子姚国文、六儿子姚伏秋定期地给点钱。
计划经济时期，原市政府机关或姚国文所在的市政府办公室常搞来一些带计划的物资分配给工作人员，如冬天分木碳、鱼、桔子，夏天分西瓜等，姚国文总会在自己的份额中分一部分给姚母谢氏。其他儿子家里搞到什么好东西也会给她老人家送一部分来。星期天，四儿子姚国文夫妇、六儿子姚伏秋夫妇会带着她老人家的孙子来看她老人家。过年过节时，她老人家的儿孙辈都会带着礼物来看她老人家；她老人家生日的那一天，她老人家的儿子会在宾馆宴请她老人家的儿孙和娘家亲戚为她老人家祝寿。姚母谢氏吃的东西大部分是她老人家自己去买的，小部分是儿孙们给老人家送来的。儿孙们来看她老人家时，会给她老人家带来一些营养品、补品，如荔枝干、桂园干、墨鱼干、鱿鱼干等。改革开放以后，她老人家的荔枝干、桂园干、墨鱼干、鱿鱼干等没有断过。她老人家喜欢吃肉，尤其喜欢吃墨鱼炖肉和清蒸肉饼。每次感冒稍微好转，她老人家就分付儿子：“去买点肉来剁成饼清蒸了给我吃”。她老人家经常作墨鱼炖肉吃。她老人家在原市总工会办公楼一层走廊上用煤炭炉子炖墨鱼和肉，整栋小楼都香喷喷的。有一次，住在此小楼二层的原市经委办公室方丽纯对姚国文说：“你母亲作的墨鱼炖肉太香了，馋得我口水都流出来了！”她老人家经常吃肉，四儿子姚国文怕她老人家肉吃多了不好，就让她老人家吃点小菜（即蔬菜），她老人家对姚国文说：“我在乡下吃了几十年的小菜，现在生活好了，我还吃什么小菜？就是要吃肉！”。
她老人家房子里的家具大都是四儿子为她准备的，这些家具虽然都是旧的，但基本齐全：有三张单人床，其中一张是她老人家喜欢的绷子铺（即用粗细不同的棕绳织成的网拉扯在床框架上代替床板的床铺，拉扯在床框架上的绳网具有很强的弹性），一张三抽屉的桌子，大小木箱各一个，木椅一把（从老家带来的），藤躺椅一把，黑白电视机一台，吃饭用的中等园桌一张，炊具、餐具齐全。她老人家刚进城时，其身上穿的是她老人家从老家带来的，床上用品大都是姚国文夫妇为其准备的。后来这些都陆续更新了，一部分是她老人家自己去买的，大部分是儿子们为她老人家买的。后来她老人家用的床单、被套都是由儿子、媳妇买的成品。
姚母谢氏晚年坚持过着勤劳节俭的生活
姚母谢氏进城以后，依然保持乡下老妪本色，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处处为子孙着想，事事以节俭为先。毫厘之费，能省则省。儿子们为她老人家买的新衣服、新被褥，她老人家舍不得穿、舍不得用。她老人家穿的衣服、用的被褥，都是补了又补；直到耄耋之年，蹒跚之步，她老人家仍穿针引线，缝补衣裳。姚老人家穿的鞋，不管是单鞋还是棉鞋，都是她老人家自己做的。她老人家不仅为自己做鞋，而且还为儿孙们做鞋，不仅做单布鞋，还做棉布鞋。1988年以前，姚国文、姚伏秋、姚懿、姚华、姚甸等常穿她老人家做的鞋。在她老人家自己料理自己生活的20多年里，她老人家煮饭作菜烧的柴，大都是她老人家捡来的树枝、树叶。她老人家曾长期拾冰棒包装纸作柴烧，因冰棒包装纸上有蜡，烧起来火大。她老人家原来是抽烟的，在老家窑仑上抽的是她老人家自已种植的烟叶。进城后直到过滤嘴香烟普及以前，她老人家不抽儿子给她老人家买的香烟，非得要捡烟蒂巴来抽，而且还常常在市政府办公室前捡烟蒂巴。当时姚国文在市政府办公室工作，田自芬给姚国文建议：“奶奶最好不要在政府办前捡烟蒂巴”。姚国文说：“随她老人家的便吧！”她老人家生活自理困难以后坚决反对请保姆，就是为了给儿子省钱。姚国文给她老人家做工作：“请保姆又不用您的钱。”她老人家理直气壮地反驳：“儿子的钱也是我的钱呀！”儿子们给她老人家的钱，她老人家一分钱当两分钱花，一块钱当两块钱花。她老人家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其存款册上仍有存款近两万元。
到市政府机关来看望姚母谢氏的人很多
姚母谢氏在原市政府机关一个人单独住的地方，始终与四儿子姚国文住的地方离得很近。她老人家住在市革委机关原市革委招待所小院时，姚国文当时住在市粮食局机关，市粮食局机关在资江西路临兴街上首，与姚母谢氏住的地方相距约350米。况且，姚国文在市革委机关大院上班，机关大院与姚母谢氏住的地方是相连的。姚母谢氏搬进市政府大院后不久，姚国文也搬进了机关大院，姚国文住的地方与姚母谢氏住的地方相距不到100米。姚母谢氏进城时检查出有轻微的冠心病，四儿子姚国文吸取姚公育腾患冠心病突然发作的教训，坚持天天来看姚母谢氏。姚母谢氏有什么不舒服的时候，姚国文一天会来几次。冬天，姚母谢氏喜欢用火笼子放在被子里取暖。因为她老人家的母亲谢母罗氏是在感冒时因放在被子里取暖的火笼子失火而烧死的，所以，每年冬天的每天晚上下班以后，四儿子姚国文都要到姚母谢氏那里去一趟，去检查她老人家被子里的火笼子取出来了没有。后来，四儿子姚国文为她老人家先后买了用开水取暖的“烫婆子”和电热“烫婆子”以后，冬天她老人家就用开水“烫婆子”或电热“烫婆子”放在被子里取暖了。姚国文夫妇常带着姚懿、姚华来看她老人家。姚懿、姚华长大后，还常来陪她老人家聊天。星期天，姚伏秋夫妇带着姚甸来看她老人家，姚伏秋为她老人家买粮食、煤炭等东西，为她老人家打扫屋内卫生。大儿子姚玉林一家还住在窑仑上的时候，他们一家的人只要上街，都会来看姚母谢氏，他们为姚母谢氏带来乡下的土特产或其他好的东西，有时他们也会在姚母谢氏这里吃饭、住宿。姚玉林夫妇的儿女姚习夫、姚妹群、姚习书进城以后，以及姚天保的遗腹子姚习波，都常来看她老人家。她老人家娘家的侄儿谢荣昌一家、侄女谢巧云一家，每年除来给她老人家做生、拜年以外，另外还得来几次。窑仑上及窑仑上周围的邻居，上街时都来市政府机关看她老人家，来告诉她老人家乡下发生的重要事情，她老人家也会向来客打听乡下的有关情况。有的邻居还在她老人家这里吃饭、住宿；有的邻居是找姚母谢氏办事的，只要做得到的，姚母谢氏都会去办。姚母谢氏在这里还与自己娘家的两个原来的亲戚有联系：一个是姚母谢氏的妹妹谢宝秀生前的爱人田冬高。谢宝秀于1955年上吊自尽后，姚母谢氏的母亲谢母罗氏和姚母谢氏两人介绍新屋村阳应寿（已死）的夫人郭氏与田冬高结婚，因此，田冬高夫妇与姚母谢氏一直保持着联系。姚母谢氏进城后，田冬高夫妇常来看姚母谢氏。姚母谢氏还通过四儿子姚国文，为田冬高解决了一两个小问题。另一个就是姚母谢氏娘家原来的二嫂何氏。早年何氏嫁在谢家时，姚母谢氏还在娘家当姑娘，姚母谢氏与这位二嫂相处得很融洽，所以后来姚母谢氏常提起此人。上世纪20年代，何氏在姚母谢氏的二哥英年早逝后改嫁到沙头镇，从此姚母谢氏与何氏失去联系。1978年四儿子姚国文有一次出差沙头，找到了何氏。大约1988年，姚国文通过何氏的孙子陈德尧将沙头何氏接到姚母谢氏这里，让她们当年的姑嫂团聚。当时，何氏（生于1907年）已81岁，姚母谢氏也已77岁，两位老人久别重逢，有说不完的话。何氏在这里住了好几天，依依不舍地走了（1989年何氏就去世了）。住在街上同姚母谢氏往来较多的老朋友有两个：一是姚润生的母亲。姚润生的父亲叫姚育才，母亲是姚母胡氏。姚育才夫妇是窑仑上姚家的远房亲戚，也是窑仑上姚家与之往来最多的远房亲戚。从姚母谢氏嫁到姚家起，姚母谢氏只要上街，总会到姚育才家落脚，姚母谢氏会给姚育才家带来乡下土产品，姚育才的夫人胡氏总是热情地接待，留姚母谢氏吃饭、住宿，临走时还会打发一些礼物、礼品。姚母谢氏进城以后常到姚育才家去，姚育才的夫人胡氏也常到姚母谢氏这里来。后来姚润生的母亲行动不方便了，姚国文还多次用小车接姚润生母亲到姚母谢氏这里来住。另一个是原来住在窑仑上的（原熊家老屋的）大寡妇。上世纪50年代初，大寡妇是在姚母谢氏等人的帮助下进城的，大寡妇进城后住在湘中印刷厂东北角，离市政府机关很近。姚母谢氏每年都要到大寡妇家去，大寡妇每年也会到姚母谢氏这里来。
姚母谢氏与街坊邻居相处得很好
姚母谢氏在市政府机关先后住了四个地方，不管住在哪里，她老人家与邻居都相处得很好。她老人家喜欢与人聊天，喜欢为人帮忙。她老人家住在原市革委招待所时，原地区文化馆廖志华的母亲廖奶奶家是姚母谢氏最常去的地方，廖奶奶当时为街道工厂做竹板棕刷子，街道工厂计件付报酬。姚母谢氏坐在廖奶奶家，一边聊天，一边帮着做点事。有时还帮廖奶奶照管外孙子。当时姚国文去看她老人家，如果家里没有人，那她老人家一定是在廖奶奶家。姚母谢氏住在原市革委招待所和原市财委办公楼时，住房内没有晒衣服、被褥的地方。晴天时，住户往往在上班前将衣服、被褥洗净后晒在院子里当阳的空地上，并委托姚母谢氏，若下雨时把晒的衣服、被褥收起来。遇到下雨时，不管晒衣被的人委托还是没有委托，姚母谢氏都会将院子里晒的衣被收起来，或及时通知在家的晒衣被的人。姚母谢氏住在原市总工会办公楼时，关系密切的有机关食堂两个张老师傅（一个是从原益阳师范来的，另一个是市粮食局张芝元的哥哥）和周老师傅的夫人以及刘亦文的夫人肖氏等4人，从原益阳师范来的张老师傅和周老师傅的夫人先后去世以后，则主要是与市粮食局张芝元的哥哥的夫人和刘亦文的夫人往来了。与刘亦文的夫人肖氏的往来尤为密切，刘亦文的岳母常住在刘亦文这里，姚母谢氏与刘亦文家的往来最早是从姚母谢氏与刘亦文岳母的聊天开始的。姚母谢氏经常到刘亦文家与刘亦文的岳母聊天，久而久之，刘亦文的夫人肖氏熟悉了姚母谢氏。后来，刘亦文的夫人肖氏还与姚母谢氏结为干母女关系。姚母谢氏经常坐在刘亦文家里。姚国文晚上去看她老人家，如果家里没有人，那她老人家一定是在刘亦文家里。
姚母谢氏晚年仍乐于助人
    姚母谢氏晚年仍乐于助人。松木塘的熊冬保夫妇，建国前是窑仑上最穷的，姚公育腾夫妇曾腾出一间抹角房无偿让他们居住过若干年。上世纪80年代，熊冬保病逝以后，留下一个多病的熊奶奶，因其儿子身体残疾等原因，熊奶奶生活得很苦。只要乡下来人，姚母谢氏就打听有关熊奶奶的情况；每次回窑仑上老家，她老人家总要清一些衣裳带回去送给熊奶奶，直到熊奶奶去世。住在窑仑上的罗根深夫妇，是当地最勤劳的一对夫妇。上世纪80年代初，罗根深因交通事故死亡，其夫人上街做小生意，在大桥下贩卖蔬菜。一次，姚母谢氏在大桥下碰见了罗根深夫人，罗夫人说起做小生意的艰辛，住房费如何贵等。姚母谢氏同情罗夫人，让罗夫人同她老人家一起住。姚母谢氏房内开有两张床，罗夫人每天睡在姚母谢氏这里，在这里洗澡洗衣，有时还在这里作饭吃。姚母谢氏常为罗夫人烧好洗澡水。罗夫人在姚母谢氏这里住了一两年。
姚母谢氏的晚年是在与疾病作斗争中度过的
姚母谢氏晚年是多病的。还在上世纪60年代，她老人家就患有慢性尿道炎，主要症状就是尿频、尿急，一个晚上要起来好几次。虽然吃了好多药，但只治标，不治本，每次受凉感冒后就复发。她老人家又容易受凉感冒，一感冒就是一个星期左右才好。姚公育腾去世后，四儿子姚国文为她老人家作身体检查，发现她老人家患有轻度的冠心病。她老人家还患有慢性胆囊炎，这个病可能是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一直到1988年因急性发作切除胆囊后才根治。上世纪80年代，她老人家眼睛开始患白内障。到1990年因已严重影响视力而对其中一只眼睛作了手术，基本恢复了这一只眼睛的视力。到她老人家离开人世时，另一只眼睛已因白内障几乎没有视力了。上世纪80年代，她老人家还增加了一个毛病，就是轻度耳聋。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加重，但直到离开人世时，她老人家的耳朵也未全聋，大声同她老人家说话，她老人家还是可以听见。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她老人家患有老年性皮肤骚痒症，这是一种老年人不常见的皮肤病,常奇痒难忍而又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白天还可寻事做以分散精力，晚上痒得无计可施，或用手指抓，抓来抓去，常抓得身上血迹斑斑；或半夜三更起床烧艾叶开水擦身洗澡。该病病程缠绵,为治此病姚母谢氏曾常年吃药打针，也未见效果，从发病起直至她老人家离开人世，她老人家一直受此病的折磨。此病严重影响了姚母谢氏的身心健康。
姚母谢氏比较注意保养身体，能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吃保健药品。上世纪50年代，香铺仑一老中医建议她吃归脾养心丸，她就一直坚持吃此药，坚持了几十年。她老人家重视吃药打针，只要发现有什么毛病，只要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就到大码头卫生院或益阳市人民医院看病。所以，大码头卫生院和益阳市人民医院的许多医生都认识她老人家。
她老人家先后八次住院治疗，除因重感冒住院治疗3次以外，因重病、急病住院5次（前4次住益阳市人民医院，最后1次住益阳市中心医院）：第一次大约是1988年，因急性胆囊炎突发住院。那天上午上班后姚国文带她老人家到大码头卫生院看病，医生诊断为感冒，给她老人家打了针，吃了药。上午11时姚国文再去看她老人家时，发现她老人家腹部疼痛加剧，病情加重，立即送她老人家到市人民医院，诊断为急性胆囊炎，决定住院，随即作手术，由市人民医院院长张月凡（姚国文的高中同学）主刀，割去了胆囊。术后恢复得快，第七天拆线，拆线后当天出院。第二次大约是1990年，因眼睛白内障住院。姚母谢氏晚年两个眼睛都有白内障，到1990年时已相当严重了，姚国文决定为其作手术，由市人民医院五官科主任胡开明医生主刀。胡开明同姚国文商定，只给她老人家作一只眼睛的手术，如果成功了，她老人家这么大年纪了，有一个眼睛看得见就行了，另一只眼睛就不再作了；如果这次手术不成功，过一段时间后再作另一只眼睛的手术。结果，第一只眼睛的手术很成功，她老人家康复后，还可以穿针引线。直到她老人家离开这个世界，也没有作另一只眼睛的白内障手术。第三次是1996年1月，因重感冒引起胸腔积水住院。市人民医院张月凡院长告诉姚国文，姚母谢氏的病情很重，这样严重的病难于治好，如果能治好，也需要较长时间。住院后，除吃约打吊针以外，还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医生将一胶管插进她老人家的胸腔，外有一机器从胶管的另一端给她老人家胸腔抽气（打气）；同时，医生每天为她老人家搞一次穿刺，用粗针每次从她老人家胸腔抽出一痰盂血水。这次住院的时间较长（超过20天），连这一年的春节都是在医院度过的。第四次是1998年9月因拉肚子住院，经过二十多天医治，病情依旧。主治医师怀疑她老人家是癌症，同四儿子姚国文商量：她老人家这么大年纪了，进一步的检查是不是可以不做了，回去好好休养吧，她老人家想吃什么都可以给她吃。在主治医师建议下，姚母谢氏出院了。三儿子姚连保也从深圳赶回来了。姚连保和姚国文还带她老人家回了窑仑上老家，就她老人家百年以后的安身之所征求她老人家的意见。姚连保为她老人家带回来一些药，姚母谢氏出院就是吃这些药。吃了一段时间，她老人家的病慢慢地好转了，又恢复了健康。第五次是2002年1月底，因感冒引起昏迷而住院，这是她老人家最后一次住院。除最后一次住院外，其他各次住院她老人家都挺过来了，特别是第三次和第四次，主治医师都担心她老人家挺不过来，有让儿子为她老人家准备后事的意思。这两次虽然病得很重，但她老人家还是挺过来了。姚母谢氏每次住院（最后一次住院除外）期间，主要是四儿子姚国文、六儿子姚伏秋在医院护理她老人家，她的儿媳妇们都争相要求参加护理，孙子辈的姚习夫、姚习波、姚习书等也争着要来护理，他（她）们分担了不少的任务。1996年初，她老人家因胸腔积水住院，大年三十的晚上，四儿子姚国文和六儿子姚伏秋搬来一台电视机，两个人在病房里陪着她老人家看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节目。自儿子们为她老人家请保姆以后，每次保姆回家休息，都是四儿子姚国文和六儿子姚伏秋及她老人家的孙子们来当保姆。每年春节期间（一般是大年二十八至正月十五），保姆回家去了，她的儿孙们在这里要呆十多天。
姚母谢氏最后六年是在保姆的陪护下度过的
1996年1月，姚母谢氏因重感冒引起胸腔积水的病痊愈出院后，儿子们决定为她老人家雇请保姆。开始，她老人家坚决反对，因儿子态度更坚决，她老人家勉强接受了。但过了一段时间，她老人家身体完全恢复以后，为了节省开支，她老人家不同儿子商量，就把保姆给辞退了。四儿子姚国文发现后，立即将保姆请回来，她老人家就跟姚国文发脾气，甚至她老人家以身体往墙壁上相撞来威胁，姚国文也没有退让。到1998年因拉肚子住院以后，她老人家自知体力不行了，就再没有重提不请保姆的事了，一直到她老人家离开人世，保姆始终在照料着她老人家。她老人家属于个性强的人，开始请的保姆的性格与她老人家性格不融洽，所以先后为她老人家换了两个保姆。第三个保姆是姚家同一个村的王冬应的夫人王奶奶，是她老人家的大儿媳妇刘彩莲介绍的。王冬应原是箭厂坪村的治安主任、民兵营长，是姚母谢氏大儿子姚玉林的老朋友、老同事。1996年，姚母谢氏85岁，王奶奶约60岁，姚母谢氏与王奶奶有较多的共同语言，王奶奶也把自己作为姚母谢氏的儿媳妇看待，不与姚母谢氏计较。所以一直到她老人家离开人世时为止，都是王冬应夫人为她老人家当保姆。她老人家虽然反对请保姆，但她老人家对保姆很好。一是信任保姆，有事总同保姆商量，她老人家不能做的事就放手让保姆去做；二是为减轻保姆的劳动强度，她老人家能做的事尽量自己做，不让保姆做；三是关心保姆，保姆家来了人，她老人家热情接待，保姆家有什么事，她老人家支持保姆去办家里的事，有时还要求儿子们为保姆帮忙办事；四是送一些保姆喜欢的东西给保姆，儿子、孙子送给她老人家的物品，她老人家也会分一小部分给保姆。
姚母谢氏去世
2002年1月上旬，三儿子姚连保回家探亲，同老母住在一起。1月27日，姚母谢氏感冒，及时吃了药，病情稳定。28日晚饭前，姚母谢氏因病情突变而昏迷，立即请来益阳市中心医院的救护车，将姚母谢氏接进市中心医院抢救。她老人家在中心医院抢救的过程中，曾清醒过一次，但时间很短。在她老人家清醒过来的很短的时间内，见四儿媳妇田自芬和六儿媳妇刘守金在身旁，她老人家就对田自芬和刘守金说，“我会保佑你们”。经抢救无效，姚母谢氏于2002年2月18日离开人世，享年92岁。按照她老人家的遗嘱，她老人家死后土葬在窑仑上姚家祖坟山。

姚公育腾和姚母谢氏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

姚公育腾和姚母谢氏是中国最普通的农民，始终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一生做着平凡的事情，却有不平凡的精神。虽然他们两人结婚以前的生活经历不同，性格也不一样，但他们都坚韧顽强、勤劳刻苦、虚心好学、节俭朴素、老实善良、深谋远虑，在这些方面，他们俩几乎完全一致，这些，正是他们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他们坚忍顽强、百折不挠。
姚公育腾生长在一个十分贫困的家庭，从十六岁丧父开始，全家的重担就落在他一个人身上，且灾难频仍，他没有低头，没有气馁：他到沅江湖区种湖田，遇上大水年，一年的辛劳与汗水全部付之东流，他没有低头，没有气馁；在贫困交加中老母和病兄相继出世，他没有低头，没有气馁；日本鬼子侵略，使他本来有点起色的家变为废墟，他没有低头，没有气馁；上世纪60年代暂时困难时，他饿得患上了黄肿病（即浮肿病），他没有低头，没有气馁；1961年姚家在窑仑上重盖房子时他从楼上摔下来，摔坏了腰，又未及时有效医治，造成驼背，从此直不了腰，他依然没有低头，没有气馁。最令今天仍然在世的儿子们难忘的是，他在水肿病严重损伤其身体、从楼上摔下使腰至残弯曲90度的情况下，为了支持孩子们读书，为了给大儿子姚玉林夫妇减轻负担，他在生产队那简陋的队屋里坚守整整11个寒暑﹗姚玉林夫妇一直反对他去守队屋，他怎么也不听，直到他中风偏瘫以后，才由姚玉林夫妇用轿子抬回来。这需要多大毅力呀﹗他的一生曾经遇到过无数困难、无数坎坷、无数荆刺；在这无数困难、坎坷、荆棘面前，他坚忍不拔、百折不挠，从不低头，从不气馁。他的一生，是不断克服困难的一生，是不断跨越坎坷的一生，是披荆斩棘的一生。
姚母谢氏出生在一个较富裕的农民家庭，在衣食无忧的环境中度过了其童年、少年和部分青年时代。1930年她和姚公育腾结婚以后，迎接她的是孤苦零丁的婆婆、疾病缠身的夫兄以及家徒四壁、债台高筑的家庭。成婚当年，她仅19岁，正是如花似玉的年龄。面对姚家的贫困，她没有怨言、没有畏惧，没有退缩，相反，她壮志凌云，迎难而上，坚信凭自己和夫君的不懈努力，一定会走出困境，创造出美好的未来。面对日本鬼子的侵略，她没有低头，没有丧气。她这种坚忍不拔、不畏艰难困苦的精神，不仅表现在初嫁到姚家面对困境之时，而且贯穿在她一生的奋斗之中：只要她想做的事，她就不信做不成；只要是别人能做的、能改变家庭状况的好事，她就一定要做，而且一定要比别人做得多、做得快、做得好。她用92年的人生历程证明，在她这种坚忍顽强、不畏艰难困苦的精神面前，一切困难都退缩了，一件件事都做成了。
他们勤劳刻苦，日夜操劳。
姚公育腾的勤劳是全力以赴的勤劳，他的一生，不管是少年还是青年，不管是壮年还是老年；不管是晴天还是刮风下雨下雪，只要他一息尚存，他总在劳作。为了养活一家人，为了一家人生活过得好一点，他放下用牛的鞭子，又要拿起锄头、耙头；放下挑粪浇水的扁担尿桶，又要拿起锯木板子的锯弓；放下打柴的柴刀，又要拿起破篾的篾刀。一天到晚，没有一个闲的时候；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没有一天是不做事的。姚家没有田地可种时，他是天天早出晚归为人打工，不管是技术性活还是重体力活，也不管是脏活还是累活，他都去干。他身材不算高大，但他为人干活舍得出力，所以雇请他的人多。姚家租种有钱人的田地以后，他就农忙时忙田里，农闲时忙着找事做：不是当杨锯匠的伙计为人家锯木头，就是为人家维修茅草房；不是到城里当粪经纪为人买粪，就是到城里豆腐店里做豆腐。土地改革以后，姚家终于有了自己的田地耕种，他自然忙得更欢了。他不仅为自己做事时勤劳刻苦，而且为集体做事时同样勤劳刻苦。农业合作化以后，他在生产队出工，仍然是实打实的做，从不拣轻活做，从不出工不出力。即使到了年老多病的晚年，他依然不顾酷暑和寒冬，坚守在四面通风的生产队队屋挣工分。他日夜守护在队屋里，精心保护着集体的财产；他天天把牛栏打扫得干干净净，把队屋里的农具、用具整理得整整齐齐。他孜孜不倦、勤劳刻苦一生的实践证明：他是用勤劳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姚母谢氏的勤劳，是不顾一切的勤劳，是八、九十年如一日的勤劳。在姚家生活困难和贫穷时，她藐视困境和贫穷，决心通过勤劳刻苦战胜困难和贫穷。为此，她每天在养育孩子、洗衣作钣、养猪喂鸡的同时，还要做其他许多的事情：晴天或是种菜、砍柴，或是协助丈夫耕作于田；雨天或是缝衣、做鞋，或是绩麻纺线；入夜则编制草鞋、缝补衣裳。总之，她的每一天除了上床睡觉之外，没有闲着的时候；她的每一年，除了大年初一回娘家拜个年之外也没有闲着的时候。她手脚麻利，做事速度快，因为她一天想做的或要做的事太多，因此，她做事风风火火，说干就干，不屑于慢慢吞吞，拖拖拉拉。在完成一天日常家务的前提下，她一天打草鞋要打20双，绩麻要绩半斤，洗、切、晒萝卜要洗、切、晒几三斛箩筐，挑水时她起小跑。现在一个人只带一个孩子还忙不过来，当时的她除带那么多孩子以外，还要做那么多的事，她不拼命地做怎么做得完呢？她每天该做的事不做完，姚家怎能生存和发展呢？她做事速度快，效率高，既是她天性勤劳的体现，也是当时姚家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她今天的事一定要今天做完，决不拖到明天。她一天要编制20双草鞋，即使到了午夜时分，她也一定要完成了再休息。她不仅在生活困难、家庭贫穷时勤劳刻苦，而且在生活富裕时也勤劳刻苦。改革开放以后，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好，她寓居于四儿子所在的市政府大院内，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她勤劳刻苦的本性不改，不仅坚持自己的事自己做，而且还争着为儿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正是因为姚公育腾和姚母谢氏俩人的勤劳刻苦、日夜劳作，才使姚家有了进步和发展：在旧中国受压迫剥削的情况下，他们不仅养活了一大家子人，而且还逐步改善了姚家的生活和居住环境；在建国以后的社会主义时期，不仅让姚家过上了比一般农民略好的生活，而且还送儿子们上学读了书。在他们的儿子们未成年时姚家的生存和发展，是靠他们夫妇的勤劳；在他们的儿子们成年以后，姚家所有的进步和发展，也与他们夫妇的勤劳是分不开的。
他们虚心好学，孜孜不倦。
姚公育腾虚心好学，是自学成才的种田能手和掌握有多种技能的专业人才。由于条件限制，姚公育腾一生没有进过学堂门，他从事各种职业也从未正式拜师，可是从他一生所做的每一项工作来看，他都做得很好。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他心灵手巧，刻苦学习，勤于钻研。作为农民，他的主业当然是从事农业劳动。别看农活简单，其实要做好还真不容易。就是种一辈子田的农民，有的就不会浸种育秧，有的就不会用牛耕田耙田。姚公育腾在为人打工的过程中，通过刻苦学习，不仅掌握了农活的全套作业，而且能够游刃有余：不仅样样农活都能做，而且样样做得很好，做得使邻里和同行们赞之颂之。他尤其善于用牛，不管多么烈性的牛，在他手里都老老实实、服服帖帖。自姚家买牛以后至农业集体化以前，农忙时他就专门用牛；农业集体化以后，农忙时生产队仍然安排他专门用牛。他是远近闻名的用牛里手。他不仅精通主业，而且还熟悉多项副业：他做锯匠，是灵光庙杨老锯匠的好搭挡，别人雇请杨老锯匠，杨老锯匠总要带上他；他当粪经纪为人到城里买粪，远近的农民只相信他；当地茅屋的建筑施工都离不开他，特别是茅草屋面的维修，当地还只有他会搞；在豆腐店打工，他不仅豆腐做得好，而且豆腐也销得快。他还是种蔬菜的能手，精通红薯、马铃薯、芋头、山药等作物的栽培，他栽种红薯、马铃薯、芋头、山药等，都长得郁郁葱葱、苗壮实肥；他掌握了木工、篾工的一些基本技能，姚家用的许多用品，如用来挑土、挑肥的撮（簸）箕，装菜、洗菜用的竹篮、用来去掉芋头皮毛的竹荡篮（当地俗称荡龙篮），揸屑子（当地将落在地上的树叶、碎树枝、脱落的树皮、枯死的野草等统称为屑子）用的揸耙子，扫地用的扫把等都是他动手编制的，他还会用楠竹篾条打竹箍来箍木桶、水桶、粪桶等。他还自制器具，自制酒药，自酵酒糟，酿出的米酒，香味四溢。总之，为了姚家的生存和发展，哪一行有事做，他就去做哪一行；他做哪一行，就刻苦钻研这一行，就一定成为这一行的行家里手。
姚母谢氏出生在衣食无忧的家庭，在娘家时，她虽然经常帮母亲做家务事，但她是配角，更未做过编织草鞋、插田、扮禾等事了。嫁到姚家以后，她成了姚家的家庭主妇，姚家的家务事统统由她一个人做。为了姚家的生存和发展，她虚心学习，很快学会了烧火做饭、打柴种菜、喂猪喂鸡、绩麻纺线、洗衣缝衣等家庭主妇要做的所有家务事；她在娘家时只会缝衣，不会裁剪，到姚家以后，她向苏先汉的夫人学会了裁剪；为了赚几个买煤油、食盐等生活必需品的钱，她学会了编织草鞋；姚家租种的水田多了以后，姚公育腾一个人忙不过来，农忙时她就跟姚公育腾一起做农活，学会了扯秧插田，踩草车水，割禾扮禾；到上世纪60年代，农民穿毛衣、衣裤的多了，她又学会了编织毛衣、毛裤、毛袜。生活需要她做哪样事，她就虚心学习做哪样事。因为她虚心学习，善于钻研，学会了合理调配，科学安排，每天上午做什么，下午做什么，晚上做什么，晴天做什么，雨天做什么，她都安排得恰到好处，干起来有条不紊，所以做事效力高。因为她勤学苦练，善于掌握做事的技巧，所以不仅做事做得快，而且事做得好：她蔬菜种得好，数量多，品种多，质量好，在建国以前，姚家就种有菠菜、芹菜、红萝卜、冬苋菜等细品种蔬菜。由于她蔬菜种得好，姚家一大家子人一年到头天天都有菜吃。她最会喂猪，姚家经常喂三四头猪，她喂的猪不仅长得快，长得好，而且从来不得病，不发瘟。她喂猪成了姚家现金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她是当地家庭主妇中的行家里手，是远近闻名的女强人。
他们节衣缩食，克俭朴素。
姚公育腾和姚母谢氏的节衣缩食、克俭朴素是一种本性的节俭，这既是他们的人生观，也是他们天性美德的体现。穿的方面，他们一生未穿过一件值钱的衣服，一件不值钱的衣服，也要穿破了就补，补了再穿，穿到补钉上加补钉。在建国以前，他们不穿值钱的衣服，穿补了又补的衣服，可以理解为生活所迫，但在1950年至1958年之间，姚家已经家有余粮，还有钱盖新房，生活比当地一般人家好，他们仍然未穿过一件值钱的衣服，仍然坚持穿补钉上加补钉的衣服。姚家一家人的衣服、被褥、蚊帐，都是姚母谢氏千针万线缝织的，烂了就补，补丁上再打补丁。姚家一般只给大孩子做新衣服，大儿子长了，原来穿的衣服不合身了，就给二儿子穿；二儿子又长了，原来穿的衣服又不合身了，补一补再给三儿子穿，如此反复。实在不能用了的衣服、被褥、蚊帐也没有扔掉的，姚母谢氏都要用来作鞋底。吃的方面，为了节约主粮，姚家每年在秧田里种一丘田的芋头，在秧田丘、禾场丘等水田的田埂上种上豆角，在屋前屋后种上南瓜，建国以后又在窑仑上开荒种一大片红薯、土豆和山药。每年9月至第二年4月，姚家每餐吃的不是芋头煮饭就是红薯煮饭；其余时间，不是吃土豆煮饭就是吃豆角、南瓜等煮饭。一年到头，姚家难得吃几餐净米饭。吃的蔬菜都是姚母谢氏一手种的，蔬菜的下脚料、红薯藤和红薯叶没有扔掉的，姚母谢氏将其切碎、煮熟后喂猪。烧的方面，姚家烧的柴禾都是姚母谢氏筹集的，她将姚家后山树林里的落下树枝、树叶、枯草等收集起来，用稻草为筋将树叶、枯草包在其中，拧成草把子，这就是姚家的主要燃料。用具的方面，姚家用的东西都是物尽其用：只要还能用，即使很旧，仍会继续使用；如果破损了，姚公育腾就动手修，只要能修到可继续使用，他就决不会换新的。姚家用的一些主要物品，除姚母谢氏的嫁妆（一个红漆大两门柜、一张两抽屉书桌）外，其余的都是祖传的：包括平头床、两个斗的书桌、扁木桶、碗柜、吃饭的四方矮桌和四方高桌、二人头坐式水车、风车、石碓窝子、石磨等。这些物品，不知是姚公育腾的父亲留下的还是其祖父传给他的，都是用了几十年的旧物品。姚公育腾继承以后，都是修了又修、补了又补仍继续用，农具一直用到1958年上交给人民公社；家具一直用到姚公育腾夫妇交给大儿子和大儿媳妇。姚公育腾夫妇结婚后就一直睡那张旧平头床，后来他们虽然先后给大儿子姚玉林夫妇、二儿子姚天保夫妇各买了一张新锯花床，但他们仍然睡那张旧平头床。姚家的用品，除祖传下来的以外，许多都是他自己制作的。凡姚公育腾自己想办法、动脑筋能自己做出来的物件，决不会花钱去买。他们所处的世界成就了本性节俭的他们，他们本性的节俭也成就了他们的世界。他们不仅在条件差、负担重的情况下坚持节衣缩食、克俭朴素，而且在他儿子们长大、社会进步、生活改善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节衣缩食、克俭朴素。他们的节俭朴素是几十年如一日，终生不改。姚母谢氏即使到了晚年寓居在四儿子夫妇所住的市政府机关大院内的20多年里也是这样：儿子儿媳妇为她买了炉子和煤炭，她舍不得烧，她仍然坚持捡柴煮钣、烤火；儿子儿媳妇为她买了新衣服，她舍不得穿，仍然坚持穿她补了又补的旧衣服；儿子儿媳妇为她买了新的被褥，她舍不得用，仍然坚持铺她补丁上加补丁的被里、被面和褥子；儿子儿媳妇给了她钱，她舍不得花，她一点一滴地存起来，直到弥留之际，还有近2万元的存款。
他们真诚老实，心地善良。
姚公育腾和姚母谢氏都是真诚老实、心地善良的人，他们坚持老老实实做人，一生没有手段，没有欺诈和虚假。对自己的亲人是这样，对其他所有与他们有过接触的人也都是这样。
他们默默地耕耘，默默地收获，既不曾侵占别人的利益，又不曾损坏别人的利益。他们坚持踏踏实实地做事，出力就实打实地出，决不偷懒。他们为人打工时是这样，为自己做事是这样，后来在生产队出工时也是这样。
他们心地善良，乐善好施。熊冬保是住在窑仑上西南角的贫苦农民熊长清的大儿子，熊长清住的是一小茅草房，熊冬保结婚后无房居住，夫妇四处流浪。当时，正是姚公育腾的母亲才去世不久，正是姚家最穷的时候。姚公育腾夫妇可怜他们，就把姚家东头的抹角房腾出来，让他们夫妇居住。这一住就是好多年。因为他们自己讨过钣，因此只要是要饭的叫化子上门，他们总要施舍一点。1948年前后，有一个拖儿带女的大嫂到窑仑上一带讨米，姚母谢氏与之相识后，回想起自己讨米的日子，同情她，就腾出一间屋，让这个讨米的住了几个月。寡妇熊梅氏（姚家儿子称其为梅伯妈）是窑仑上最穷的人，早年丧夫，家里一贫如洗，她带着幼儿熊正明，孤儿寡母，相依为命。梅伯妈住在姚家屋后，与姚家相距约100米。姚公育腾夫妇热情地帮助她，她家有什么事，也总是找姚公育腾夫妇帮忙。姚公育腾每年给她维修茅草房屋面，不仅不收工钱，不在她家吃饭，而且有时稻草都是用姚家的。建国前的战乱时期，姚公育腾夫妇曾多次救助过国民党的逃兵和伤兵。一天一个逃兵跑到姚家，恳求帮忙，姚公育腾立即把身上的一套旧衣裳脱下来，让这个逃兵换上，引他从后门逃走，并立即把逃兵换下的一身军装踩在门前秧田的烂泥巴里。刚踩完，阿枪实弹的追兵就追过来了。建国后，姚公育腾夫妇又帮助窑仑上的邻居大寡妇进了城。大寡妇原是益阳城里人，在城里长大，后嫁到熊家老屋熊姓地主的大儿子。建国前夕，熊姓地主的大儿子病故，她成了熊家老屋的大寡妇。土地改革中，大寡妇被赶出熊家老屋，住到了窑仑上原梅伯妈的小茅草房里。当时，大寡妇有4个子女，均年幼，她本人又不会耕种田地，靠自食其力生活，困难很大。大寡妇娘家在益阳市，在市里有一些关系，希望把大寡妇迁移到益阳市里去。大寡妇与姚家离得近，与姚家往来较多。姚母谢氏可怜她，同情她，设法取得了大儿子姚玉林、弟弟谢鹤龄的理解和支持，谢鹤龄和姚玉林都是基层骨干，通过他们疏通了乡村的关系，大寡妇就进城去了。
他们高瞻远瞩，深谋远虑。
姚公育腾和姚母谢氏都是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人。作为农民，他们年轻时的理想就是争取种自己的田，1949年以前，他们一直为此奋斗着：为他人打工的时候，他们省吃俭用，为日后种自己的田积蓄力量；当他们的租种有钱人一石多水田以后，他们就拿出所有的积蓄加上部分借债买一条耕牛，并经几年努力，基本配齐了整套农具；后来，他们又租种了县教育科的几斗水田，1949年又当了贺家坪的8斗水田。到1949年，他们虽然未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毕竟做到了有田可种。建国以后，共产党为他们实现了理想，在土地改革中，姚家分到二石七斗水田，从此他们就真正种自己的田了。住的方面，他们也有深谋远虑：他们生育这么多儿子以后，就规划将祖传下来的四缝三间旧瓦屋全部拆除，在原有的地基上后退，盖一栋六缝五间、两端带抹角房和横屋的大房子。他们为此奋斗了好多年，完成了这一规划的第一期工程：1954年，他们拆除原有房屋的西面的抹角房和横屋，在抹角房和横屋的地基上后退、西扩，新盖了正房、抹角房、偏房、横屋等大小四间房屋。后来国家的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打乱了他们部署，他们的规划未能实现。他们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另一表现，就是要求儿子们进步。他积极支持大儿子姚玉林参加政治运动，使大儿子成长为优秀的基层骨干；他支持二儿子姚天保去当工人。最能体现他们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事情，就是他们立志送儿子读书。建国以前，因为姚家的经济条件实在困难，他们的大儿子、二儿子没有读几天书就中途辍学，这成了他们的终生遗憾。建国初期，姚家虽然在政治上翻了身，但因为当时国家经长期战乱后，百废待兴，经济落后，姚家的条件仍然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坚持送三、四、五、六共四个儿子读书，这不仅需要勇气，而且更需要辛勤的付出。除五儿子姚有谷不幸英年早逝以外，其余的三个儿子都完成了学业，这主要靠的是他们的坚守，同时这也得益于他们的大儿子姚玉林夫妇全力支持。当时农村学校少，读初级小学离家近一些，读完全小学就远了，一般离家有8里路。送儿子读书时，姚母谢氏必须天不亮起床，搞早饭给读书的儿子们吃，让他们吃好后赶去上学。除寒暑假外，必须天天如此。也就是说，从1947年大儿子姚玉林开始在白鹿铺完全小学读书开始，至1964年夏六儿子姚伏秋考入城里的益阳师范为止，在这17年的时间内，为了儿子们读书，姚母谢氏天天必须这样坚持，单凭这一点，就可以想像是多么不容易！当然，为了儿子们读书，起早煮饭当然只是件小事。儿子们读书，不仅不能帮家里做事，不能出工攒工分，相反，每个学期还要给他们学费、书籍费、生活费等费用，还要送粮食到学校。作为父母，总想让儿子们穿得暖和点，冬天能有棉衣棉裤穿，有被子盖；夏天能有蚊帐，有洗脸器具，如此等等。而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实现这一点想法是多么的不容易！为了儿子们读书，他们能够付出的，或者霸蛮可以付出的，他们都付出了；能够做的，不管有多难，他们都做了。
写这段概括性文字的时候，已经到了2015年。这一年，是姚公育腾诞辰111周年，是姚母谢氏诞辰105周年，本书三位作者以无限的深情怀念他们，纪念他们！是他们开创了窑仑上姚家欣欣向荣的新一代。同时，三位作者祝愿姚公育腾和姚母谢氏的后人，了解和记住姚公育腾和姚母谢氏的奋斗史和完美人生，继承他们的遗志，继续为国家做出骄人的成绩，为窑仑上姚家的历史谱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姚波

姚公玉林传


姚公玉林，辈名姚振邦，男，益阳市资阳区香铺仑乡（2006年香铺仑乡并入长春镇）箭厂坪村（2011年箭厂坪村与黄家仑村合并为黄箭村）窑仑上人，出生于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也是壬申年）4月4日（农历二月二十九日）已时。姚公玉林的简历平凡：1932年至1941年，跟随父母在贫困中摸爬滚打，度过了他的幼年和童年；1942年至1947年，先读私塾，然后相继在窑仑上初级小学、白鹿铺完全小学读书；1948年，16岁的他在一较富裕的农民家看牛一年；从1949年起，在家从事农业劳动；1952年，与刘彩莲结婚；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担任箭厂坪村团支部书记，同年长子姚习夫出生；1955年，任长村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出纳；1956年至1957年，先后担任箭厂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出纳、会计，1957年，女儿姚妹群出生，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至1961年，任益阳县迎风人民公社黄家仑片（第四大队）秘书；1962年至1972年，任益阳县香铺仑公社箭厂坪大队会计和信用社会计；1973年至1980年，任益阳县香铺仑公社箭厂坪大队红砖厂会计，并负责该厂的采购和销售工作；1981年至1988年，在家务农、养病。1988年2月6日，姚公玉林因病逝世，享年56岁，死后葬窑仑上姚家祖坟山。
姚公玉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一个视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人。他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他一生勤勤恳恳、竟竟业业、任劳任怨，不管是担任公职还是在家劳作，他都是如此；他一生大公无私、忘我奉献，在担任公职期间，不以权谋私，不贪不占，干干净净，清清白白；他心底善良，平易近人，待人和气，办事热情；他密切联系群众,一切以群众利益为重，对群众充满热情，视老百姓如父母，从不做对不起老百姓的事情；他一生充满智慧，善动脑筋，他读书不多，可是不管干什么工作，他都干得很好，令同行刮目相看；他一生俭朴善良，绝不浪费铺张；他是姚连保、姚国文、姚伏秋的长兄，他像父亲一样关怀、教育着他的弟弟，竭诚支持弟弟上学读书，鼓励弟弟进步；他孝敬父母和岳父母，团结妻子，诚待弟弟，用民主培养子女，对所有亲戚、朋友、乡邻，都一视一仁，谁有困难就帮谁，总是把方便让给别人。和他相处过、同事过、和他打过交道或仅仅有一面之缘的人都说，姚公玉林是好人，是个难得的好人！他为党和国家的事业，为乡亲的利益，为窑仑上姚家的生存和发展，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生于一贫苦农民家庭
姚公玉林出生于一贫苦农民家庭。1919年，姚公玉林的祖父姚公教馥去世，留下姚公玉林的祖母姚母郭氏、伯父姚公育澍和父亲姚公育腾三人和一大堆债务，伯父先天身残还患有严重的癫痫病，全家三人靠年仅16岁的父亲姚公育腾讨米、打临工维生。当时，姚家仅有水田二斗五升、矮小旧瓦屋一间半和茅房一间。姚公玉林母亲姚母谢氏，出生于一中农家庭，与姚家同村。1930年，姚公玉林的父亲姚公育腾与母亲姚母谢氏结婚。结婚后，姚公玉林的父亲姚公育腾和母亲姚母谢氏在姚母谢氏娘家做事维持全家生活。1932年，姚公玉林出生。
婴儿时代是在其外祖父家度过的
姚公玉林是姚公育腾夫妇的第一个儿子。姚公育腾28岁得儿子，其喜可知。姚公育腾虽不是是文盲，但他斗大的字认不了几担。喜得贵子后，取什么名字？他犯了愁。于是请一位读书先生帮忙，取名玉林，辈名振邦。姚公玉林出生后，姚公育腾与姚母谢氏仍在姚母谢氏的娘家做事，姚公育腾为帮岳父耕种田地，姚母谢氏带着宝贵儿子为母亲操持家务。姚公玉林的婴儿时代是跟着父母在其外祖父家度过的。
是其众多兄弟中唯一见过祖母的
姚公玉林是其众多兄弟中唯一见过祖母的。姚公玉林出生后，祖母姚母郭氏格外高兴。姚母郭氏对自己的孙子格外痛爱。可惜，1834年5月，姚母郭氏就去世了，这时，姚公玉林才两岁。在祖母姚母郭氏弥留之际，她老人家躺在床上，双目紧闭，伸出抖擞的手，像在摸索什么。姚母谢氏问她老人家：您找什么？她老人家问：玉林伢子呢？姚母谢氏赶紧把幼小的姚公玉林抱到姚母郭氏的床前，姚母郭氏的手抚摸着玉林的小手，摸着摸着，姚母郭氏的手松开了。姚母郭氏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在跟母亲一起的劳作中度过儿童时代
1934年，姚公玉林的二弟姚公天保出生，姚公玉林的母亲姚母谢氏带着两个孩子，不便再在娘家做事了，姚公育腾和姚母谢氏逐渐离开姚母谢氏的娘家，另谋生路。从此，姚母谢氏在家，相夫带子，耕种五斗水田（其中二斗五升水田是姚家自有的，另外的二斗五升是吴兴堂姚氏另一支系委托姚家管理的）和小块菜地；姚公育腾在外打工，夫妇风雨同舟，和衷共济。姚母谢氏是个行如风，性如火，做事泼辣，不知劳苦的人。养鸡喂猪，洗衣作饭，打柴种菜，缝补衣裳，她都做得又快又好；插田踩草，车水打禾，也毫不亚于须眉。姚公玉林及其弟弟，从小跟着姚母谢氏，屋内屋外，土里田里，在滚爬走跑中长大。姚母谢氏砍柴他拾柴，姚母谢氏挖土他刨草，姚母谢氏作饭他烧火，在与姚母谢氏一起挥洒汗水中，姚玉林度过了他的儿童时代。
艰难的求学历程
1940年，经过姚公玉林父母姚公育腾与姚母谢氏十年的努力，姚家家境已有好转：虽自己仍然无田地，但已租种了地主一石多水田；虽家仍有积债，但已能勉强填满肚子。姚公育腾因家贫无缘上学，姚母谢氏也未上过学。姚公育腾夫妇吃尽了没有文化，受人欺侮的苦头。保长、甲长们常常拿着账本来收钱，明明只欠二十文，他硬说欠三十文。姚公育腾提出意见，他们就叫姚公育腾看账本，说账本记的还有错。姚公育腾夫妇不识字，只能任凭宰割。所以，姚公育腾夫妇决心送儿子读书，让儿子们也能识文断字，免受人欺凌。1927年大革命以后，在窑仑上灵光庙开始办初级小学。姚公玉林大约是在1942年春去那里读小学一年级的。在这之前姚公玉林读过私塾，私塾老师是谁（可能是八房村的李作斌），读过多长时间，情况不清，姚连保记得不到一年。姚公玉林在窑仑上小学读书的老师是熊园林。一年后，姚公育腾把二儿子姚公天保也送去上学。有一年春天，熊老师准备带学生去远足，让学生穿好的衣服。去的那天，熊老师见到姚公玉林、姚公天保哥儿俩衣服太破，就把他们留下看校，说：“你们俩衣服太破，出去丢脸，留下看校吧。”这件事，使姚公玉林、姚公天保哥俩幼小的心灵受到极大的伤害，回来向母亲姚母谢氏哭诉。姚母谢氏看着可怜的儿子，只有心痛。那时置办一套新衣服是多难啊。姚家孩子穿的都是补丁加补丁的衣服。一件工整的旧衣服都少有。学费全靠姚母谢氏打草鞋、喂鸡、喂猪和姚公育腾打工来筹措。在当时的窑仑上，送子读书的穷人还只有姚家。那时的小学分初小和高小。初小四年，就在灵光庙读，一个老师教；高小两年，在白鹿铺完小读。完全小学是包括初小与高小，老师也多了。那时新学年开始是在春季。春季招新生，秋季不招生。全国改为秋季招新生，春季不招生是1955年。姚玉林初小毕业后，考上益阳县白鹿铺完小。他在这里只读了一年，就因家里负担不起学费而辍学。姚母谢氏用近一年时间喂两头大肥猪，只够供姚玉林在白鹿铺完小读一年的书。姚公玉林在上学期间，除星期天和寒暑假在家与其姚公育腾与姚母谢氏一起耕种田地以外，就是上学的每天早晚也要在家看牛、拾粪、挖土、种菜。姚公玉林在白鹿铺完小读书时，学校从刘家宗堂搬到熊家宗堂。姚公玉林四弟姚国文在原中共益阳市委宣传部和市政府办工作时的同事、原中共益阳市委组织部干部周鼎勋是姚公玉林在白鹿铺完小的同学。
幼小的心情中埋下了对日本侵略者的深仇大恨
姚公玉林小时候窑仑上曾遭受过日本鬼子蹂躏。1943年，日本鬼子占领湖南部分地区，益阳城周围的地区成了日本鬼子和中国国民政府争夺的地方。日本鬼子曾先后几次到箭厂坪村扫荡，给当地农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当时姚公玉林11岁。日本鬼子第一次来扫荡的时候，姚公玉林牵着那头老黄牛，带着幼小的弟弟，跟着用两只罗筐挑着全家最值钱的粮食和被褥的父亲姚公育腾和背上背着一包衣服、怀里抱着不到一岁弟弟姚国文的母亲姚母谢氏，在黑暗中逃命。全家逃到香铺仑北面一个叫雨南洲的地方，在灌木丛中躲了两天，两天没有吃东西，饿得晕头转向。后来，听说日本鬼子走了，回到窑仑上，看到姚家，已面目全非：房子的门、墙没有了，水缸、锅、碗给砸了，粮食抢光了，一片狼藉。日本人因怕遭袭击，不住高墙大院的富人家，专住穷苦百姓家，打掉墙壁，以便瞭望，撤走时把东西全砸烂。姚家住了日本兵，遭灾最重。以后，日本鬼子还多次到窑仑上扫荡，每次都给当地的人们带来深重的灾难。这些，在姚公玉林幼小的心情中，埋下了对日本侵略者的深仇大恨。
到有钱的人家看牛
1948年，姚公育腾夫妇送大儿子姚公玉林到有钱人家看牛一年。抗日战争后期，姚家前面刘家屋场的王树勋在他承租的益阳县教育科的水田中分出两丘水田转租给姚家耕种，从此，姚家租种的水田达到两石。姚家租种的田多了，为什么还要让儿子出去看牛呢？姚公玉林的父母姚公育腾夫妇都没有讲过这个问题，可能的原因包括：一是因家庭负担不起学费，姚公玉林被逼辍学，为孩子找点事做，就送孩子至有钱人家去看牛；二是对姚家租种的水田的所有者和转租人不放心，担心水田的所有者或转租人收回姚家承租的水田；三是姚家虽然耕种两石多田，但姚公育腾和姚母谢氏完全可以完成，只是辛苦一点而已，让孩子们到有钱人家去看牛，能赚一个就多一个；四是因为姚家五六个儿子，总想多积累点财产，否则，儿子怎能找到堂客呢！五是有意让孩子们吃点苦，有意磨练一下孩子们。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姚公育腾和姚母谢氏是让大儿子姚公玉林到有钱人家看牛去了。这一年春节过后，正当新学年准备开学的时候，姚公玉林被迫辍学而去给人看牛。这事肯定姚公育腾夫妇早已商量好，也许也跟姚公玉林谈过，但姚公玉林肯定不愿意。于是在一天吃早饭的时候，姚公玉林的三弟姚连保还没有吃完饭，姚公玉林就把碗放下了，背起他的小书包就往姚家土地庙方向走去。还没有走到那颗大栗树下，姚公育腾追上去，把姚公玉林拖回饭桌边。姚公玉林哭着，抽泣着。过了一会，姚公玉林又背起书包往那个方向跑了。姚公育腾又追去，把他拉回来。姚母谢氏把姚公玉林抱在怀里，劝说着，安慰着，姚公玉林哭着、抽泣着。如此有几次，姚连保忘记了。但那情景，姚连保至今仍历历在目，想起就难以自己。该怪谁呢，姚家穷啊！就这样，姚公玉林在白鹿铺完小读完五年级以后，就辍学了，姚公育腾夫妇把他送到李昌港朱家湖一个姓一有钱人家看牛去了。这个有钱人家对姚公玉林一点不客气。姚公玉林在这里名义上是看牛，实际上打柴、挑水、挖土、种菜、插田、踩草、打禾，甚至包括为孩子洗脚、洗屁股，为老板娘打洗脚水等，什么事都得干。在这里，姚公玉林处处低人一等。姚公玉林每次回家，都是哭哭啼啼的，姚公育腾夫妇虽然心里很疼，但为了生活，还只得忍心让他去。直到1948年年底，姚公育腾夫妇看到儿子太可怜了，就让姚公玉林回家了。从此，姚公玉林在家同父母一起耕种地主的田地。
建国初期在家耕种自己的田地
1949年,益阳解放，贫苦农民翻身作了主人，姚公玉林家也翻了身。
在土地改革中，姚家被划为佃中农,分得了二石七斗水田和其他财产。从此，作为种田人的姚家，终于有自己的田地耕种了，再也不需要时时担心没有田地可种而担惊受怕了，再也不受地主、恶霸的压迫和剥削了,姚公玉林和二弟姚公天保再也不要为有钱人看牛、打工了。从此，姚公玉林兄弟和父母一起，精心耕作土地改革中分得的二担七斗水田。在农闲时节，姚公玉林和二弟姚公天保做些小买卖。姚家粗茶淡饭不愁了，而且生活越来越好。
与刘彩莲结婚
姚公玉林的母亲接连生下姚玉林几兄弟以后，姚玉林的父母就为儿子的婚姻发愁了。1948年，姚家已经有6个儿子，但仍以租种地主的田地为生。在旧社会，一个没有田地，没有房屋，没有余财的人家要为6个儿子讨上堂客，那是难以想象的。窑仑上邻居的现实和姚家祖上的历史都是例证。没有堂客就不能成家立业，按当地的话说，这个男人就会野掉。
1948年上半年，姚公玉林母亲的妹妹谢宝秀（姚玉林的姨母）介绍香铺仑天子桥一穷苦农民的女儿到姚家当姚公玉林的未婚妻，这个女孩当年12岁，是谢宝秀丈夫田冬高（姚公玉林的姨父）的外甥女。按照当时当地的风俗，一个人的命是由这个人出生的年、月、日、时辰八个字决定的。这八个字简称为“八字”，一个人的“八字”代表这个人的命。这个人“八字”好，就是这个人的命好。男女之间的婚配必须算命“合八字”，只有男女双方的“八字”合得才能结婚。当年姚公玉林16岁。于是，姚母谢氏请算命先生为这个女孩和姚公玉林算命“合八字”，算命先生认为姚公玉林与这个女孩的“八字”合不得，姚公玉林与这个女孩不能成婚。
1949年上半年，由姚家屋后定安村刘菊秋的夫人介绍，作为姚公玉林未来妻子的刘彩莲来到姚家。刘彩莲的祖父刘公作才有五个儿子，刘彩莲的父亲刘公玉林排行老五。从二十世纪初期开始，刘公作才曾长期租种、租用益阳县教育科在姚家前面这一村水田（十一石三斗）连同姚家前面的山林及山林中的屋场。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因刘家未及时缴纳租谷，益阳县教育科收回刘家租种的水田和租用的山林和房屋，刘家被迫离开这里。从此，刘公玉林靠给富人打工维持生活。刘公玉林是个忠厚老实、勤劳质朴的农民。大约是抗日时期，有一人因故托刘公玉林保管一批金银。事隔多年，其人来取，刘公玉林原样照还，并没因家里困难而动分毫。刘公玉林身材高大，体格壮实，国字型脸，说话声音洪亮。刘公玉林是名符其实的贫农，既无田地、也无房屋，可谓上无片瓦，下无寸地。益阳解放时，他正在熊家老屋熊姓地主家作长工。1949年上半年，刘公玉林夫妇有5个女儿1个儿子，一家8人全靠刘公玉林一个人打工度日。因为姚家与刘家曾经是邻居，彼此比较了解。刘菊秋的夫人将刘彩莲介绍给姚公玉林以后，姚母谢氏曾请算命先生为姚公玉林、刘彩莲两个人算过命，算命先生说刘彩莲的八字很好，与姚公玉林的八字合得。所以这门亲事很快就定下来了。刘彩莲来姚家的时候，她的祖母要姚家用轿子接，要多放鞭炮，可姚家都没有办到，既没有为她买什么东西，也没有举行什么仪式，只是请有关客人吃了一顿饭，连当天刘彩莲来时穿的一双袜子，也是姚母谢氏借来的。为此，刘彩莲的祖母大为不满，把刘菊秋的夫人大骂了一顿。刘彩莲来到姚家后，按当时的习俗，改名为姚玉珍，她与姚家一家人相处得很融洽。刘彩莲小时是一个很懂事的孩子，聪明伶俐，踏实肯干，讨人喜欢；长大以后，能顾大局，识大体，大事不糊涂。她不但孝敬公公婆婆，与公公婆婆关系融洽，而且与小叔们的关系也很好。她从1949年到姚家，至今已六十多个春秋了，从未与姚家叔叔们发生过争执，用当地的话来说，连脸都没有红过。今天她已是姚家的第一“掌门人”。
1952年，姚公玉林与刘彩莲结婚，当时姚公玉林20岁，刘彩莲16岁。姚公玉林与刘彩莲结婚时，姚家既未为刘彩莲买什么东西，也未为他们举行隆重的典礼。姚公育腾夫妇为他们买了一张雕花床，是在黄溪桥买来的；后来又把姚母谢氏娘家为其买的那个红漆大两门柜给了他们。他们结婚后住在东正房。
刘彩莲娘家是地地道道的贫农，土地改革开始时，土地改革工作队把她的父亲刘公玉林从熊家老屋地主家叫回来参加的土地改革。在土地改革中，刘家分得了田地和财产。刘公玉林把刘家在土地改革中分得莲花塘地主的一个纸制旅行箱作为嫁妆送给了刘彩莲。据说莲花塘这个姓彭的地主的儿子是国民党军队的团长，解放时跑掉了。1958年，姚公玉林的三弟姚连保考上武汉大学时，姚公玉林夫妇把这一旅行箱送给了姚连保。因为这是土地改革的胜利果实，也是大哥大嫂的情谊，姚连保直到现在依然保留着这一旅行箱。
姚公玉林当爸爸是在1954年。这一年，刘彩莲生下一男孩，就是姚习夫。接着，于1957年生了女孩姚妹群；于1959年生了第二个男孩姚习书。
在窑仑上开荒
在土地改革中，国家只对水田、山林、房屋进行了统一分配，对那些荒地、坟地并未进行分配，如窑仑上原属于县教育科的土地和属于熊家老屋熊姓地主的土地，都未明确其产权归谁。解放后，贫苦农民翻身作了主人，分得了水田和房屋，因而调动了人们生产的积极性，于是，在窑仑上这些未明确产权的荒地上先后形成了两次开荒的高潮。
窑仑上第一次开荒的高潮形成于1951年至1952年。在窑仑上第一次开荒的高潮中，姚家在自己祖产山林后面原县教育科的地块上开垦了一片荒地。这主要是姚公玉林和二弟姚公天保的主意，也完全是他们两兄弟出的力。姚家开垦的荒地面积1亩多。姚公玉林两兄弟在这一片开垦土地的界线上，开挖了一条界沟，界沟宽约0.5米，用挖界沟的土方填在沟内侧筑起一土墙，并在土墙上种植了荆棘。在新开垦的土地上，除小部分土地种蔬菜外，其余大部分土地，夏天种红薯，秋冬种罗卜，春天种土豆。在开荒以前，姚家杂粮主要是吃芋头；开荒以后，姚家的杂粮除了芋头以外，还增加了红薯和土豆。同时，姚家的蔬菜也更丰富了。
窑仑上第二次开荒高潮大约是1954年。由于窑仑上周围的农民开荒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姚家怕落在人家后面，于是姚公玉林和姚公天保又在段家坟山靠近姚家山林和姚家已开垦土地的地方又开垦了一片荒地。新开垦的荒地面积1亩多。同样，姚公玉林、姚公天保也在其界线上挖有界沟，在界沟内筑有土墙，土墙上栽种了荆棘。在新开垦的这块土地上，夏天种红薯，冬天种罗卜、白菜或土豆。开垦这一片土地以后，姚家的红薯、土豆等，自家就吃不完了。多余的部分，一是由姚公玉林的母亲姚母谢氏加工成红薯干、红薯粉，二是由姚公玉林、姚公天保兄弟挑到益阳街上出卖。
积极参加基层社会活动
建国后，姚公玉林在其舅舅谢公鹤龄的引导和影响下，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各项社会活动，如宣传抗美援朝，动员青年参军，积极参加土地改革运动等。在共产党的培养教导下，姚公玉林很快成长为一个性格开朗、追求上进、热心为社会服务的人。他具有高级小学一年级文化程度，这在当时也算得半个知识分子了。从土地改革运动开始，姚公玉林积极参加文艺宣传活动，主要宣传形式是唱湖南花鼓戏和打地花鼓。他们还创造了一些节目，他三弟姚连保至今记得的一段花鼓戏唱腔的内容如下：“桃枝呀呀花正开，今天特到贵府送财来，我们送财不送多，送个金银几筐箩，莫说金银无用处，建设祖国买钢铁，买了钢来又买铁，造成枪炮打美帝，打了美帝大翻身，社会主义万年春。”参加文艺宣传队的积极分子有段汉秋、刘四喜、熊训告等，他们的师傅有熊长生（熊训告的父亲）等。1954年6月，姚公玉林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即担任箭厂评村团支部书记，并带领箭厂坪村团员、青年积极宣传农业互助合作运动。1955年冬，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通过李星明、谢鹤林、姚玉林等基层骨干的扎实工作，窑仑上与松木塘、新屋村、肖家塘、长村湾的农民成立长村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当时农民对于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态度并不积极，姚公玉林的父母也瞻前顾后、左顾右望，犹豫了很长时间。在姚公玉林反复、耐心的说服下，姚公玉林的父母才同意加入初级社。长村初级社由李星明任党支部书记、谢鹤林担任社长，郭翰林担任会计，姚玉林担任出纳。1956年冬，在上级的指导下，现箭厂坪村范围内的长村、箭厂坪（熊家老屋）、白马庙等几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组成箭厂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谢新田担任高级社党支部书记，谢鹤林、李星明任高级社党支部副书记，白马庙的崔瑞生担任高级社会计,姚公玉林担任高级社出纳。不久，崔瑞生调水利部门工作，由姚公玉林继任高级社会计。1957年10月，姚公玉林由李星明、谢鹤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农业合作化开始，姚公玉林就以从事政治活动为主了。他每天晚上出去参加基层的活动，很晚才回家。姚公玉林的父母积极支持姚公玉林参加基层的各项活动。
从加入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姚公玉林更忙了，白天，他在家里干农活，晚上，到合作社干工作，不是记帐，就是开会，每天搞到深更半夜。“漆黑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这样一些概念对于生活在现代城市的姚氏子孙来说，可能是一个难以理解的概念，以为这只是一种夸大的形容而已。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窑仑上，这却是活生生的现实。除了农历的月中的晴朗日子外，不熟悉路况的人根本无法走路，尤其是雨夜(雨夜是很多的)。可怕的还有毒蛇，越是毒的蛇，越笨，往往踩到它或者临近它，它才逃走。所以姚公玉林走夜路时常唱着花鼓戏，或拿根前头破开的竹棍，噼噼啪啪打着往前走，借以惊走毒蛇。深夜，姚公玉林的弟弟姚连保、姚国文听到大哥姚公玉林的唱戏声，就知道大哥回来了。不说姚公玉林当年工作的辛苦，光是这种走夜路就可知道当时农村基层干部工作的艰辛。他们工作认真负责，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当时群众创作的一首地花鼓歌词说：“走进门来笑盈盈，我们社长谢鹤林，社里如今没有争，因有会计崔瑞生，社员同志不担心，老诚出纳姚玉林，社员同志都不慌，监委主任高怀章，社委同志走得起，明年一定转集体，集体农场本稀奇，田中使用拖拉机，拖拉机，打稻机，人人敬爱毛主席。”
满腔热情搞大跃进
1958年，姚公玉林紧跟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大跃进、大办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的热潮之中。这一年下半年，按照上级的统一部署，在后来迎风桥乡和香铺仑乡的范围内组建迎风桥人民公社。迎风桥人民公社实行分片管理，先锋桥，黄家仑，箭厂坪三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组成黄家仑片（也称第四大队）。姚公玉林任这一片（大队）的秘书，人们都称他为姚秘书。箭厂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改为箭厂坪中队，隶属于迎风桥公社第四大队。
人民公社搞“一大二公”。为此，姚公玉林动员其父母，把姚家的水田、山林、房屋、菜地、旱土、耕牛、农具等，都交给了人民公社，其中包括家里的粮食和一些重要的用具，如那个大石磨及用姚家屋后那棵大樟树树干整体挖出来的大磨槽、在土地改革中分的那张七级木格楼梯等，都交给人民公社了。
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上级要求社员以生产队中心屋场为基地集中居住。1958年下半年，松木塘生产队以松木塘屋场为基地，要求分散住在窑仑上的农民都住到松木塘屋场去。生产队让住在松木塘屋场的农民把其大部分房子腾出来，安置被拆迁的农民，给每户农民一间甚至半间房子住。要农民离开祖祖辈辈居住的地方，而且那个要去的地方又比原来居住的地方差得多，农民都不愿意。在这种情况下，姚公玉林带头，带着夫人和子女，首先搬到松木塘屋场；然后，他又设法做好二弟姚公天保的工作，让姚公天保也搬到了松木塘屋场，并把姚家祖传下来的那栋四缝三间的旧房拆掉了。1959年秋，姚公玉林做好父母的工作，让他们二老也搬到松木塘屋场去了。
1958年秋，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按照上级统一部署，人民公社各生产队办食堂。生产队的公共食堂是发动干部、党团员和积极分子挨家挨户强行拆除各户农民的炉灶，收缴各户农民的炊具、餐具办起来的。农民盲目地吃上了“吃饭不要钱”的“大锅饭”。松木塘生产队只办一个食堂，食堂设在松木塘屋场罗德山的抹角房内，全生产队的人都要到食堂里吃饭。农民吃粮分类定量，食堂用甑蒸钵子饭，每人一蒸钵，每个人的粮食定量根据其年龄、性别、劳动强弱、表现好坏等情况，由生产队领导决定。生产队办食堂后，不准农民在家里开火。实际上农民也不可能再开火，因为生产队开办食堂时，农民家里的粮食都上收到生产队去了；从1958年秋收开始，每年收获的所有粮食由生产队统一控制，不再给农民发口粮，农民只有到食堂才有饭吃。从松木塘生产队办食堂那一天起，姚公玉林全家人都在生产队食堂吃饭，一直吃到食堂下放。
在大办钢铁的过程中，为了达到国家当年1070万吨钢产量的目标，根据上级要求，姚公玉林带头把家里的炊具和家具上的铁铜配件，包括铁锅、火钳、木柜门上装饰用的金属园板、木箱上的金属包角、传统铜锁等，全部收集起来支援国家建设。
度过暂时困难
1960年至1962年，是国家暂时困难时期，姚公玉林一家和窑仑上的其它农民一样，住在松木塘屋场。这么多人挤在一起，每户只有半间屋或者一间屋，拥挤不堪；生产队办食堂，松木塘整个生产队的人在一口锅里吃大锅饭，每人每餐二、三两（当时1斤为16两）米，蔬菜少得可怜，一个月吃不上一餐肉。农民一天到晚在生产队劳动，整天饿得晕头转向，真是苦不堪言。在困难面前，姚公玉林不叫苦，不埋怨，他坚信困难是暂时的，光明就在前头。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他为带领群众克服困难，做了许多工作。在暂时困难中，姚公玉林在不违反大原则的前提下，给了父母亲很多关照。如大跃进才开始时，窑仑上谢麦秋、冷书久、邹克昌等的房子都拆掉以后，他的父母亲还在窑仑上的姚家住了一段时间。他的父亲姚公育腾患上水肿病后，姚公玉林就将父亲送到公社办的王家村疗养院去疗养。姚公玉林还常常给父母亲带回来一些吃的东西，给他们一些计划物资的票证。
在窑仑上重新盖房
松木塘生产队食堂下放以后，大家挤住在松木塘屋场显然不行了。一家住半间或者一间屋，怎样煮饭、怎样喂猪、喂鸡、喂鸭呢？于是纷纷回原地另盖新屋。1961年8月，姚公玉林在征得父母同意后，决定在窑仑上老屋的基地上重新建房。重新建的房子坐北朝南，共三间，包括两间正屋和正屋西头的一间抹角屋。房子东、北、西三面的墙壁、抹角房与正房之间的间壁都是土筑墙（干打垒墙），只有两间正房之间是一缝木架子，两间正房之间的间壁是竹织板加泥土的竹织泥壁，南面的壁是木板结构的。正房为坡屋面，坡屋面南半部盖的小青瓦，北半部盖的稻草。西抹角房全部盖的稻草。屋领子是买枯楠竹作的，椽皮是用两根麻竹杆分别缠上草绳后合并在一起作的。房子完全是由邻居帮忙盖的，松木塘生产队的刘神保（木匠）、罗判香、罗德山、冷书久等劳动力都来了，姚家只管吃饭，不付工钱。因为帮忙是彼此的，也是当时当地的习俗。房子盖好以后，姚公玉林的父母亲从松木塘搬回来了，姚公玉林夫妇及其子女白天在窑仑上新房搞饭吃，晚上仍住在松木塘屋场。1964年，姚公玉林又在窑仑上新房的东头盖了东抹角房后，他们夫妇及其子女才从松木塘搬回，他们住在东抹角房里。
坚持党的优良作风。
在自己的工作中, 姚公玉林始终坚持党的优良作风。他密切联系群众,一切以群众利益为重；他平易近人,对群众充满热情；他视老百姓如父母，从不做对不起老百姓的事情。既是在大跃进年代，许多领导干部、包括最基层的生产队干部在内，滋长起一股恶劣的工作作风，后来人们将其概括为“五风”，包括浮夸风、强迫命令风、批斗体罚风等。某个农民如果得罪了干部，干部就组织群众对这个农民进行批判、斗争。干部动不动就让不顺眼的社员不吃饭；或者对农民进行体罚，动手打农民，罚农民跪在禾刷子上。姚公玉林是大队干部，在这恶劣作风横行的年代，他从来未对农民搞过体罚，从来没有动手打过农民，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称赞。典型的例子是对待黄家仑莲花塘的刘元保。当时姚公玉林任迎风桥公社第四大队秘书，第四大队驻莲花塘。莲花塘生产队社员都反映刘元保懒，出工不出力，不干活，对社会主义有意见，要求批斗他。经姚玉林细致工作，深入谈心，得知刘元保患严重的疝气病。于是姚公玉林利用手中权力，开具证明，让他到市里医院医好了病。多年以后，刘元保也说“是姚秘书救了我一命。”
自学成才
姚公玉林是一个酷爱读书学习的人，可惜的是，他生不逢时，他的少年时期是在旧社会度过的。因为姚家当时太穷，他只上了小学五年级，他的父母就送他到有钱人家看牛去了。1948年底，姚公玉林从有钱人家当放牛娃回来以后，就帮助父母亲在田间劳动，挖土，插田，打禾，样样都干。同时，他坚持自学，农闲的寒冬腊月是他自学的好时节。首先是自学算盘，那时自学算盘有两大难题：一是没有资料，二是没有指导老师。姚玉林学打算盘，连一本珠算乘除法口诀也找不到。后来终于借到一本，姚公玉林高兴得了不得，连夜反复背诵。在下雨下雪的冬天，姚公玉林常穿着木屐去找人学算盘，找得最多的人是松木塘塘把子屋场的龚四喜和松木塘的罗判香。因为他学会了打算盘，为他后来在初级社当出纳、在高级社当会计创造了条件。姚公玉林自学的另一方面就是看小说，这受刘家屋场王树勋的影响较大。王树勋除了种田还会修船，人称树木匠。他喜欢讲故事，什么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说得有声有色。为学王树勋，姚公玉林就借小说来看，看了书也学着给人讲。他记忆力好，书只要看一遍，就能说书，也说得很好。他有空就读书，读了书就要记住，这成了他的信条。姚公玉林看小说克服了许多困难：一是借书难，当时农村民间有书的人很少，要借到一本书非常不容易。姚公玉林到处借书看，只要听说那里有书就去借，借来立即看，看完及时归还。二是看书时遇到了生字、生词，难找到老师请教，当时窑仑上及其周围识字的人很少，要找一本字典就更难了。三是姚公玉林的父母鼓励孩子读书，但又反对他们晚上看书。晚上看书要点灯花油。姚连保记得，为此姚公玉林没少挨骂。姚公玉林坚持在工作实践中自学，他任村团支部书记以后，通过自学学会了如何做广大团员、青年的思想政治工作，如何做宣传工作；他任出纳、会计以后，通过自学掌握了出纳、会计的有关知识；他任公社第四大队秘书以后，学会了起草工作规划和工作总结，提高了文字工作的水平。在工作中，他干一行学一行，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都做出了优异成绩。
供弟弟上学读书
因为姚家当时太穷，姚公玉林只上了小学五年级，他的父母就送他到有钱人家看牛去了。当时他是多么希望继续上学读书呀！他的切身经历，使他最了解读书的重要性，也最了解盼望上学读书的迫切心情。因此，姚公玉林长大以后，他和他的夫人一直全力支持弟弟上学读书。他的三弟姚连保从1952年进益阳市上中学到1966年研究生毕业，他的四弟姚国文从1948年上小学到1968年大学毕业，他的六弟姚伏秋从1955年上小学到1967年益阳师范毕业，都是姚公玉林和他的夫人刘彩莲全力支持的结果。尤其是大跃进以后，他的三个弟弟能顺利完成学业，全靠姚公玉林夫妇的支持。在1960年至1962年国家暂时困难中，姚公玉林的父亲姚公育腾患上了水肿病，后又在姚家盖房子时摔伤了腰，不能再在生产队用牛了，只能去看守生产队队屋，全家生活的重担落到了姚公玉林夫妇的肩上。当时，姚公玉林夫妇有三个孩子，加上他二弟姚公天保（于1959年英年早逝）的一个遗腹子，共8个人吃饭，在那按劳分配的计划经济年代，靠姚公玉林夫妇在生产队赚工分维持一家8人的生活，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在这期间，三个弟弟不仅不能为家里出力，而且还要家里负担学费和伙食费。特别是1962年，国家为了减轻负担，决定把在城市中学上学的农村孩子的粮食、户口关系全部转回原籍，姚公玉林的四弟姚国文的户口和粮食关系就从益阳市转回到了生产队（姚国文的户口、粮食关系从1957年考取益阳市三中起就已转到益阳市）。从1962年到1963年，姚公玉林夫妇还要负担姚国文的口粮，困难自然更大了，但姚玉林夫妇毫无怨言。
1961年是国家暂时困难中最困难的一年。这年1月，姚玉林的三个弟弟姚连保、姚国文、姚伏秋都回家度寒假。当时正在武汉大学读书的姚连保，看到家里这样困难，产生了休学参加工作赚钱救济家里的想法。他的这个想法遭到姚公玉林的坚决反对。姚公玉林诚恳地给姚连保讲：家里所有困难都有他顶着，他保证父母亲的日子过得比别人好。他要求姚连保为姚家争气，放心读书，不要惦记家里。在姚公玉林父母的强烈反对和姚公玉林夫妇的耐心说服下，姚连保收回了休学参加工作的想法，回到武汉大学继续其学业去了。姚公玉林的母亲姚母谢氏后来对姚连保说，邻居某某读书，其嫂子就要死要活，坚决反对。某某寒假回家，嫂子就不给饭吃。姚母谢氏语重心长地说，“连保呀，你可不要忘了你哥你嫂！”姚公玉林夫妇这种兄弟情谊，这种高尚的风格，姚连保、姚国文、姚伏秋一辈子铭刻于心，一世不忘。
姚公玉林不仅在经济上全力支持弟弟上学读书，而且在精神上谆谆地教导和热情地鼓励弟弟，他总是要求弟弟不要惦记家里，要一心一意读好书，争取进步，争取入党，听党的话，等等。姚公玉林对弟弟的影响，还表现在他自身的言传身教上。他那梦寐以求上学读书的企求、他那孜孜不倦的学习热情、他那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他那扎扎实实工作和不畏艰难险阻的精神，总之，他的一言一行，都一直影响他的弟弟，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也是巨大的。
将二弟姚公天保的遗腹子抚养成人
1958年秋末，姚公玉林的二弟姚公天保和农民冒着风雨收晚稻，引起感冒，从此一病不起。开始按感冒吃药，不仅没有效果，而且病情越来越严重。当时农村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体制，农民的家产都投入到公社去了，农民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家中一贫如洗，根本无钱买药。到1959年4月5日，姚公天保因得不到医治而英年早逝了。姚公天保离开人世时，他的夫人鲁毛秀正怀着他的儿子。同年5月，姚公天保的遗腹子姚习波出生。姚习波出生以后，姚公天保的夫人鲁毛秀带着幼小的姚习波在松木塘屋场住了1年多，白天由姚公天保的母亲带姚习波玩，鲁毛秀在松木塘生产队出工，在松木塘生产队食堂吃饭。1961年初，鲁毛秀改嫁以后，姚公天保的遗腹子姚习波由姚公天保的父母亲和其哥哥嫂嫂姚公玉林夫妇共同抚养成人，姚公玉林把姚习波当成自己的儿子，姚天保的嫂嫂刘彩莲视姚习波为己出。姚公玉林夫妇就是姚习波的父母。
在文化革命中未挨批斗
1962年，迎风桥公社调整管理体制，撤销第四大队，各生产中队改为生产大队，姚公玉林回箭厂坪大队任大队会计兼大队信用社会计。1963年至1966年，国家调整政策，在农村实行一些恢复、发展生产的措施，姚家和广大农民一样，生活有所提高。姚公玉林作为大队领导成员之一，是这些政策的忠实执行者，为箭厂坪大队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箭厂坪大队造反派打倒一切，把大队干部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他们进行批斗。姚公玉林是一个心底善良，平易近人，待人和气，办事热情的人。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 “五风”严重时，他的作风也没有改变。所以，在文化革命中，他没有挨批斗。在文化革命期间，他照样当大队会计，没有“靠边站”。姚公玉林是反对造反派的，反对造反派的思想和行动，他和造反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保护大队的主要领导作了许多工作。
到北京观光
1966年，姚公玉林的三弟姚连保研究生毕业后，留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后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1968年，姚连保将大哥姚公玉林接到北京住了一段时间，并陪姚公玉林游览了天安门、长城、故宫、颐和园、北海等名胜古迹，这是姚公玉林非常欣慰的一件事。
精心为父亲治病
1972年春的一天，姚公玉林的父亲姚公育腾同往常一样，一个人睡在松木塘生产队队屋里。第二天早晨醒来时，姚公育腾感到右腿、右手不听使唤，想站起来，可是右腿已失去知觉，怎么也站不起来。姚公育腾就这样中风了。姚公玉林夫妇用轿子将姚公育腾抬回家，立即组织治疗。除了西医吃药打针外，姚公玉林夫妇还将姚公育腾送到黄家仑村粑粑铺一中医那里去打火针（针炙的一种形式）。每天，姚公玉林和他请的另一个人，用轿子将姚公育腾抬到黄家仑村粑粑铺，等到医生打完火针后，再将姚公育腾抬回来。从窑仑上姚家到粑粑铺那个医生家，有5里路程。姚公玉林天天如此将姚公育腾抬来抬去，一直抬了两个多月，不管天晴落雨，从未间断。经过两个多月的精心治疗，终于使姚公育腾的右腿、右手恢复了知觉，可以艰难地行走，其生活基本可以自理了。
姚公育腾初步恢复以后，在家继续疗养。姚公育腾在家疗养期间，姚公玉林夫妇精心护理，尽了儿子、儿媳的孝心。特别是1975年7月，姚公育腾第二次中疯、成了植物人、从益阳市人民医院回家以后，姚公玉林夫妇更是护理得细致周到，为其翻身、喂食，洗尿布、屎布，累了两个多月，让姚公育腾在幸福中度过了弥留人间的最后时间。同年9月，他父亲姚公育腾去世，姚公玉林夫妇主持为姚公育腾主办了在当时条件下隆重的葬礼。
1975年，姚公育腾出去后不久，姚公玉林的母亲姚母谢氏进城住到四弟姚国文那里去了。从此，姚公玉林夫妇及其子女，经常进城为姚母谢氏送米、送柴、送菜，经常来问寒问暖。姚公玉林是个孝子。
送子女读书参军
姚公玉林夫妇深深懂得读书育人的重要，千方百计送子女读书。他们的子女读书的时间，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农村高级中学招生数量很少，高级中学招生指标由大队、生产队分配。大队、生产队以姚家上一辈读书的人多为由，只让姚公玉林的大儿子姚习夫读了高中。但姚公玉林夫妇想方设法让二儿子姚习书和女儿姚妹群也读到了高中毕业。为了让姚妹群读高中，姚公玉林通过姚家在益阳市的远房亲戚姚育才的关系，由益阳市大水坪街道办事处党委书记帮忙，将姚妹群送进益阳市大水坪学校读了高中。姚习书的高中开始是在益阳市六中读的，是姚公玉林的弟弟姚国文通过市六中的党支部书记薛宜家解决的。姚习书在市六中读完一年级以后，再转回益阳县十中（在香铺仑）读到毕业。由于搞“文化大革命”，当时大学已停止招生，高中毕业后没有大学可考，所以姚公玉林的子女都失去了报考大学的机会。到1977年恢复高考后，姚公玉林夫妇积极支持二儿子姚习书复习功课，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在“文化大革命”“读书无用论”的特定历史环境下，姚公玉林夫妇全力送子女读书，足见他们的远见卓识。事实上，他们的子女也尽一切可能地读了书，学习了知识。这对于他们一生是受益无穷的。
姚公玉林是个视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人。为了履行公民保卫祖国的职责，1971年，就将高中毕业的大儿子姚习夫送到北京某部队服役。1978年，在他的大儿子仍在部队服役的情况下，他又把二儿子姚习书送到新疆哈密军分区去当兵。一家两个儿子参军以后，姚公玉林夫妇的负担自然更重了，但为了让儿子安心服役，保卫祖国，他们心甘情愿地肩负起全家生活的重任。姚公玉林夫妇还注意在精神上给儿子以鼓励。在儿子当兵期间，姚公玉林几乎每周都要给儿子写信，勉励儿子刻苦训练，踏实工作，争取进步，多作贡献。大儿子姚习夫参军以后，姚公玉林夫妇决定，由姚公玉林夫人刘彩莲到北京姚习夫的部队，专程去教育、鼓励大儿子。二儿子姚习书参军以后，姚公玉林又不远千里到新疆哈密军分区，专程去鼓励教育二儿子。由于姚公玉林夫妇的严格要求和耐心教育，两个儿子进步很快。姚习夫在部队积极争取进步，表现很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大队砖厂工作
1973年至1980年，姚公玉林辞去箭厂坪大队会计和大队信用社会计职务，到大队红砖厂任会计和采购、销售等工作。在这期间，他经常跑益阳市。当时益阳市的公共汽车还没有通到香铺仑，从砖厂往返益阳市只能步行。姚公玉林到益阳市为砖厂跑业务，常常很晚才回家。在他负责大队砖厂的期间，是大队砖厂业务最好的时期，当然也是该厂经济效益最好的时期。
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姚公玉林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核心，就是改革开放。改革首先是在农村开始的。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姚公玉林坚决拥护党的改革开放，热情宣传、带头实行农村联产承包经济责任制。在箭厂坪村进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过程中，姚公玉林发挥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姚公玉林大力推行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也给他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随着改革的深入，农民生活逐渐好起来了，姚公玉林的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好了。同全国广大农民一样，姚家从1960年暂时困难以来从未真正解决的吃饭问题，改革开放以后真正解决了。
为儿女成家产业操劳
姚公玉林对其父母而言是孝子；对其儿女而言是好父亲、模范父亲。他为儿女们的成长、成家立业费尽了力，操碎了心。1979年，姚公玉林夫妇为女儿姚妹群购置了必要的嫁装，并和女婿的父母一起，为女儿、女婿举行了热闹的婚礼。1980年，姚公玉林夫妇为大儿子姚习夫结婚，拆掉自己两间旧屋，在原旧屋的西面为大儿子姚习夫盖起一栋三缝两间西侧带抹角房的瓦房，为他购置了必要的家具和用品，然后为其举行了热闹的婚礼。大儿媳妇是保安村定安村谢神生的女儿。大儿子姚习夫结婚以后，姚公玉林夫妇为他们另立门户，让他们单过。1981年，姚公玉林又将剩下的旧房拆掉，将水田眼咀丘和南菜园菜地填平，在这儿盖起一栋三缝两间东侧带抹角房的瓦房，又为二儿子姚习书购置了与大儿子姚习夫结婚时同样多的家具和用品。然后也为二儿子姚习书举行了与大儿子姚习夫结婚时同样热闹的婚礼。二儿媳妇是窑仑上西面黄炳南的孙女。二儿子姚习书结婚以后，姚公玉林夫妇也与他们分开，让他们单过。姚公玉林夫妇住在二儿子姚习书瓦房西面的一间房子里，并在此房的西面加盖了一小偏房，作厨房、餐厅用。姚公玉林夫妇为三个子女结婚成家，操碎了心，累弯了腰。这几年，是姚公玉林一生中最辛苦、最劳累的几年。
姚公玉林夫妇的儿女成家以后，他又千方百计帮助他们立业。姚习夫在部队服役的时间长，表现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姚习夫复员以后，姚公玉林就鼓励姚习夫积极参加大队的工作，后来姚习夫相继担任了大队团支部书记、大队民兵营长。姚公玉林对女儿姚妹群、二儿子姚习书同样竭尽全力帮助。在姚公玉林的指导、帮助下，他的三个子女都过上了越来越好的生活。
儿孙满堂
到1988年，姚公玉林已是儿孙满堂。姚玉林夫妇有三个子女，他们结婚以后，姚习夫夫妇生2个儿子，姚妹群夫妇生2个女儿，姚习书夫妇生1个儿子和1个女儿。即姚玉林夫妇有3个孙子、1个孙女、2个外孙女。姚公玉林的这些孙子和外孙，个个长得生龙活虎、活泼可爱。姚公玉林非常喜爱孙子和外孙，将他们视为宝贝、掌上明珠。姚公玉林与这么多孙辈生活在一起，其乐盈盈，饱尝着天伦之乐。
不幸去世
1985年，正当姚公玉林一家生活越来越好的时候，姚公玉林不幸感染上肺结核病。当时他家生活虽然好了，但还只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家里能够筹措的钱很有限。同时，当时姚公玉林夫妇及其子女，包括他的各位弟弟在内，对肺结核这个疾病缺乏了解，认为只要吃药、打针就可以治好；不知道患此病后，在患病初期一定要集中力量一次性治愈，一旦错过了时期，就很难治好；因而未引起足够重视，患病初期没有集中力量一次性治愈，错过了治愈机会。后来，姚公玉林虽然在市结核病医院住院医治了一段时间，以后姚国文在市人民医院找了权威医师为他进行了治疗，又以照顾老党员的名义在市委组织部搞了部分资金，让他在市干部疗养院医治了一段时间，但均无济于事，已经无可挽回。姚公玉林于1988年2月6日离开了人世。姚公玉林死后葬在窑仑上姚家祖坟山。

姚波

姚公天保传

姚公天保，辈名姚公振春，男，益阳市资阳区香铺仑乡（2006年香铺仑乡并入长春镇）箭厂坪村（2011年箭厂坪村与黄家仑村合并为黄箭村）窑仑上人，出生于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即乙亥年）5月9日（农历四月初七）亥时，逝于1959年4月5日。

出生在一贫苦农民家庭

姚公天保出生于一贫苦农民家庭，其父亲姚公育腾，出生于1904年。1919年，姚公天保的祖父姚公教馥去世，留下姚公天保的祖母姚母郭氏、伯父姚公育澍和父亲姚公育腾三人和一大堆债务，伯父先天身残且患有严重的癫痫病，全家三人靠姚公天保年仅16岁的父亲姚公育腾讨米、打临工维持生活。当时，姚家仅有水田二斗五升，矮小旧瓦屋一间半、茅房一间。姚公天保母亲姚母谢氏，与姚家同村，出生于一中农家庭。1930年，姚公天保的父亲姚公育腾与母亲姚母谢氏结婚。从此，姚公育腾夫妇在姚母谢氏的娘家做事维持全家生活。1932年，姚公天保的母亲姚母谢氏生下姚公天保的哥哥姚公玉林，姚公天保是姚公育腾夫妇的二儿子。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5月8日（农历四月初六），是姚公天保出生的前一天。这一天姚公天保的母亲姚母谢氏做了两件事：一是窑仑上姚家的邻居梅伯母的丈夫出殡，姚母谢氏参加了梅伯妈丈夫的葬礼；二是姚母谢氏挑了五斗米到秋满爷那里去舂米。秋满爷住在灵光庙前面、后来舒六住的那栋房子里。秋满爷的婆婆（堂客）见姚母谢氏肚子这么大，对姚母谢氏说:“你会生在这里。”姚母谢氏回答说，“那有什么，生了我抱起就走。”秋满爷是保安村近瞎子的父亲，近瞎子与黄胡子老倌（肖家塘李星明的父亲）是堂弟兄。5月9日（农历四月初七），姚公天保出生。那一天，是姚公天保祖母姚母郭氏去世一周年（按农历计算的）纪念日，姚公天保的父亲姚公育腾和母亲姚母谢氏给姚母郭氏烧了四十个包（纸钱）之后，姚母谢氏又在窑仑上摘了一篮子金银花，回来生下姚公天保，所以母亲姚母谢氏将这一新生儿起名为金伢仔（大名金保）。5月9日（农历四月初七）是春未，所以为其起辈名为振春。姚母谢氏说，姚公天保一生下来，落地一泡尿。姚母谢氏生姚公天保后，梅伯母送了尿布给姚母谢氏。

儿童时代

姚公天保出生后，母亲姚母谢氏带着两个孩子，不便再在娘家做事了。姚公天保的父母离开姚母谢氏的娘家，另谋生路。母亲姚母谢氏在家，相夫带子，操持家务，耕种窑仑上姚家祖产二斗五水田五斗和小块菜地；父亲姚公育腾在外打工，天不亮离开家门，深更半夜才回来。夫妇风雨同舟，和衷共济，共创家业。母亲姚母谢氏做事泼辣，从不知劳苦。养鸡喂猪，洗衣作饭，缝补衣裳，她都做得又快又好；挖土种菜、插田踩草，车水打禾，也毫不亚于须眉。姚公天保从小跟着母亲姚母谢氏，屋内屋外，土里田里，在滚爬走跑中长大。母亲砍柴他拾柴，母亲挖土他扯草，母亲作饭他烧火，在与母亲一起挥洒汗水中，姚公天保度过了他的儿童时代，也从小养成爱劳动的习惯。

上世纪30年代，当地人理发叫剃头，只用刀，不用剪，都是剃光头。在给男孩剃头时，习惯在其头顶留一小撮圆发，以祈其平安成长。姚公天保幼时，其头顶上留的那一小撮头发，长得乌黑浑圆，酷似酿甜酒发酵用的酒药丸子，故乡亲们为其取诨名曰“酒药子”。如今见过这个酿酒发酵用的“酒药子”的人不多了，知道姚公天保这个浑名的人也很少很少了。

上学历程

姚公天保的父母亲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姚家家境逐渐好转：虽自己仍然无田地，但已租种地主一石多水田；虽姚家仍有积债，但已能勉强填满肚子。姚公天保父母亲目不识丁，吃尽了没有文化、受人欺侮的苦头。他们决心送子读书，让子孙过上好日子。1942年，姚公天保父母亲送大儿子姚公玉林到窑仑上小学（学校设在灵光庙）上学；1943年，又送二儿子姚公天保到窑仑上小学发蒙读书，老师是熊园林先生。姚公天保原名金保，是上学发蒙注册时，窑仑上小学的熊老师为其改名为天保，从此，以天保行于世。姚公天保和哥哥姚公玉林在窑仑小学同学三年。有一年春天，熊老师准备带学生去远足，叫学生要穿好的衣服。去的那天，熊老师见至姚公玉林、姚公天保哥儿俩衣服太破，就把他们留下看校，说：“你们俩衣服太破，出去丢脸，留下看校吧。”这件事，使姚公玉林、姚公天保哥俩幼小的心灵受到极大的伤害，回来向母亲姚母谢氏哭诉。姚母谢氏看着可怜的儿子，只有心痛。那时置办一套新衣服是多难啊。姚家孩子穿的都是补丁加补丁的衣服。一件工整的旧衣服都少有。学费全靠姚母谢氏打草鞋、喂鸡、喂猪和姚公育腾打工来筹措。在当时的窑仑上，送子读书的穷人还只有姚家。姚公天保的弟弟姚连保是1946年春季在窑仑上小学发蒙读书的，老师是舒浩然。从年份推测，姚公玉林、姚公天保、姚连保哥儿三个应同时在窑仑上小学舒浩然老师手下读过书；可姚连保现在的记忆是一片空白，毫无印象了，对于他们同时读小学的情况毫无记忆了。唯一有点印象的是：他们小的时候，姚公天保说话干脆，行事果决，有些霸道，不像姚公玉林、姚连保畏首畏尾，粘粘糊糊。

1947年，姚公天保初小毕业后又上了一年私塾，是在保安村的八房村读的，先生是李作斌。李作斌在乡下教书多年，在当地稍有名气。姚国文听姚公天保讲过，这是一位非常严厉的先生，也是一位非常负责任的先生。姚国文还多次听姚公育腾讲过，姚公天保幸亏在李作斌那里读了一年老书（私塾），那一年真还读了点书。读了这一年私塾以后，因姚家负担不起学费，姚公天保就被逼辍学了。

幼小的心情中埋下了对日本侵略者的深仇大恨

姚公天保小时候窑仑上曾遭受过日本鬼子蹂躏。1943年，日本鬼子占领湖南部分地区，益阳城周围的地区成了日本鬼子和中国国民政府争夺的地方。日本鬼子曾先后几次到箭厂坪村扫荡，给当地农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当时姚公天保8岁。日本鬼子第一次来扫荡的时候，姚公天保抱着一床竹凉席，和牵着老黄牛的哥哥姚公玉林，带着幼小的弟弟，跟着用两只罗筐挑着全家最值钱的粮食和被褥的父亲姚公育腾和背上背着一包衣服、怀里抱着不到一岁弟弟姚国文的母亲姚母谢氏，在黑暗中逃命。全家逃到香铺仑北面一个叫雨南洲的地方，在灌木丛中躲了两天，两天没有吃东西，饿得晕头转向。后来，听说日本鬼子走了，回到窑仑上，看到姚家，已面目全非：房子的门、墙没有了，水缸、锅、碗给砸了，粮食抢光了，一片狼藉。日本人因怕遭袭击，不住高墙大院的富人家，专住穷苦百姓家，打掉墙壁，以便瞭望，撤走时把东西全砸烂。姚家住了日本兵，遭灾最重。以后，日本鬼子还多次到窑仑上扫荡，每次都给当地的人们带来深重的灾难。这些，在姚公天保幼小的心情中，埋下了对日本侵略者的深仇大恨。

为有钱人家放牛

1949年，姚公天保被父母亲送到有钱人家看牛一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姚家前面刘家屋场的王树勋在他承租的益阳县教育科的水田中分出两丘水田转租给姚家耕种，从此，姚家租种的水田达到两石。姚家租种的田多了，为什么姚公天保的父母在1948年送姚公天保的哥哥姚公玉林到有钱人家看牛一年以后，又要送姚公天保到有钱人家去看牛呢？姚公天保的父母亲没有讲过这个问题，可能的原因包括：一是因家庭负担不起学费，姚公天保被逼辍学以后，为孩子找点事做，就送孩子到有钱人家去看牛；二是姚家对租种的水田的所有者和转租人不放心，担心水田的所有者或转租人收回姚家承租的水田（实际随时都可能）；三是姚家虽然耕种两石多田，但姚公育腾和姚母谢氏完全可以完成，只是辛苦一点而已，让孩子们到有钱人家去看牛，能赚一个就多一个；四是因为姚家五六个儿子，总想多积累点财产，否则，儿子怎能找到堂客呢！五是为了平衡，1948年已送姚公天保的哥哥姚公玉林到有钱人家去看牛，所以1949年就送姚公天保到有钱人家去看牛；六是有意让孩子们吃点苦，有意磨练孩子们吧。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姚公天保的父母亲送他到有钱人家去看了一年牛。1949年春节过后，姚家又上演了姚公玉林被迫辍学的那一幕。姚公天保不愿去，但幼小的他抵挡不住命运的安排。临走前一天傍晚，在沉沉的暮色中，姚公玉林向他的弟弟姚公天保细心的传授当看牛娃的经验，如吃饭要快，耙头、锄头要如何放等等。姚公天保绷着脸，默默地听着，没有说什么话，也没有提什么问题。当时姚公天保的三弟姚连保也在场。第二天，姚公天保来到黄家仑村粑粑铺李家塘一个姓李的有钱人家看牛。姚公天保在这里看牛受了很多苦，名为看牛，实际上什么都要干。比如，每天要砍一担柴，砍柴并不是要他砍主人家自己林地的柴，而是要他去砍别人家山里的柴，实际上是让他去偷柴，砍不到柴就不给饭吃。姚母谢氏心疼儿子，有时只好让姚公天保从姚家挑柴去充数。姚公天保有时也能回家看看，但每次再去时总含着眼泪去的。几十年之后，姚母谢氏每回忆到这里，都眼含热泪。幸运的是这一年益阳解放了，共产党来了。年底合同期满，姚公天保就回来了。姚公天保干一年的报酬就是两斛（还是三斛？）稻谷。4斛为一石，一石120斤。1950年过完春节，姚公育腾要姚公天保去李家把这两斛稻谷（工钱）挑回来，姚公天保说什么也不肯去。姚公天保不愿再到那个伤心的地方去，不愿再见到那家可恶的人。姚公育腾只好叫老大姚公玉林去。姚公玉林带着三弟姚连保壮胆一起去了李家。六十多年以后，姚连保回忆起这件事，仍清楚地记得，李家有满仓的稻谷，姚公玉林与姚连保用手扒着谷仓门，希望多给一升半升的。李家主人就是不肯，兄弟俩无奈，只好挑着那点谷子悻悻地回家了。

姚公天保在李家塘看牛时，曾见到过国民党的大官白崇禧。那一年，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以后，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署长官白崇禧从武汉溃逃，走的是常（德）至长（沙）的公路。这条公路从李家塘穿过。白崇禧等人路过粑粑铺时，见到路边有卖西瓜的，于是停下车来吃西瓜。车刚停下，他的随从立即端着枪戒严。姚公天保当时正好在路边看牛，亲眼目睹了这一幕。事后，姚公天保曾多次向人们讲过当时白崇禧一伙狼狈的样子。

与香铺仑天子桥一贫苦农民的女儿订婚

姚家世代贫穷，到建国前夕虽然有所好转，但毕竟没有自己家的田地，仍然靠租种地主的田为生，其命运掌握在地主的手中。同时，到建国前夕，姚家已有6个男孩，姚公天保的父母很担心，将来哪有那么多钱来为儿子讨媳妇？在旧社会，一个没有田地，没有余粮的人家要为6个儿子讨上堂客，那是难以想象的。窑仑上邻居的现实，姚家祖上的历史都是例证。没有堂客就不能成家立业，按当地的话说，这个男人就会野掉。

1948年上半年，姚公天保母亲的妹妹谢宝秀（姚玉林的姨母）介绍香铺仑天子桥一穷苦农民的女儿到姚家当姚公天保哥哥姚公玉林的未婚妻，这个女孩当年12岁，是谢宝秀丈夫田冬高（姚公天保的姨父）的外甥女（田冬高姐姐或妹妹的女儿）。按照当时当地的风俗，一个人的命是由这个人出生的年、月、日、时辰八个字决定的。这八个简称为“八字”，一个人的“八字”就代表这个人的命。这个人“八字”好，就是这个人的命好。男女之间的婚配必须算命“合八字”，只有男女双方的“八字”合得才能结婚。当年姚公玉林16岁，姚母谢氏请算命先生为这个女孩和姚公玉林算命“合八字”，算命先生认为姚公玉林与这个女孩的“八字”合不得，姚公玉林与这个女孩不能成婚。姚公天保的母亲在征得妹妹谢宝秀的同意后，决定让这个女孩当二儿子姚公天保的未婚妻。当年姚公天保13岁。姚母谢氏请算命先生为这个女孩和姚公天保算命“合八字”，算命先生认为姚公天保与这个女孩的“八字”合得。就这样，这个女孩作为姚公天保的未婚妻来到了姚家。她来姚家的那一天，姚家既没有为她买什么东西，也没有举行什么仪式，只是请有关的客人吃了一顿饭。

解放后翻身作了主人

1949年益阳解放，姚公天保同广大贫苦农民一样翻身作了主人。

在土地改革中，姚家被划为佃中农（在上世纪60年代的“四清”中，改为下中农）。姚家分得了田地和财产。从此，作为种田人的姚家，终于有自己的田地了，再也不需要时时担心没有田地可种而担惊受怕了，再也不受地主、恶霸的压迫和剥削了。从此，姚公天保和哥哥姚公玉林再也不要为有钱人看牛、打工了。他们和父亲姚公育腾一起，精心耕作土地改革中分得的二担七斗田，所得的收获全部为自己所有，再不要向地主交租交息了。在农闲时节，姚公天保还和哥哥姚公玉林做些小买卖。姚家的粗茶淡饭不愁了，而且生活越来越好。

姚公天保翻身作了主人以后，在舅父谢公鹤林和哥哥姚公玉林的影响和带领下，积极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和抗美援朝运动，如参加游行、写标语口号等。姚公天保同其哥哥姚公玉林一样，酷爱学习，他跟哥哥姚公玉林一道找人学珠算，看书。

在窑仑上开荒

在土地改革中，国家只对水田、山林、房屋进行了统一分配，对那些荒地、坟地并未进行分配，如窑仑上原属于县教育局的土地和属于熊家老屋熊姓地主的土地，都未明确其产权归谁。解放后，贫苦农民翻身作了主人，分得了田地和房屋，调动了人们生产的积极性，于是，在窑仑上这些未明确产权的荒地上先后形成了两次开荒的高潮。

窑仑上第一次开荒的高潮是1951年至1952年。在窑仑上第一次开荒的高潮中，姚家在自己祖产山林后面原县教育科的地块上开垦了一片荒地。这主要是姚公玉林和姚公天保二人的主意，也完全是他们两兄弟出的力。姚家开垦的荒地面积1亩多。姚公玉林和姚公天保两兄弟在这一片土地的界线上，开挖了一条界沟，界沟宽约0.5米，用挖界沟的土方填在沟内侧筑了一土墙，并在土墙上种植了荆棘。在新开垦的土地上，除小部分土地种蔬菜外，其余大部分土地，夏天种红薯，秋冬种罗卜，春天种土豆。在开荒以前，姚家杂粮主要是吃芋头；开荒以后，姚家的杂粮除了芋头以外，还增加了红薯和土豆。同时，姚家的蔬菜也更丰富了。

窑仑上第二次开荒高潮大约是1954年。由于窑仑上周围的农民开荒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姚家怕落在人家后面，于是姚公玉林和姚公天保在段家坟山靠近姚家山林和姚家已开垦土地的地方又开垦了一片荒地。新开垦的荒地面积1亩多。同样，姚公玉林、姚公天保也在其界线上挖有界沟，在界沟内筑有土墙，在土墙上栽种了荆棘。在新开垦的这块土地上，夏天种红薯，冬天种萝卜、白菜或土豆。开垦这一片土地以后，姚家的红薯、土豆等，自家就吃不完了。多余的部分，一是由母亲姚母谢氏加工成红薯干、红薯粉，二是由姚公玉林、姚公天保兄弟挑到益阳街上出卖。

与订婚女解除婚约

1948年，姚公天保的父母为姚公天保与香铺仑天子桥一贫苦农民的女儿订婚以后，该女孩子在姚家生活了大半年，1949年春节以后，她就回娘家探亲去了，而且这一去，再也没有回来。过了几个月，姚公天保的父母让姚公天保上门去接。该女孩子父母属老实人，未按接待未来女婿的热情来接待这位未来女婿，这使姚公天保不甚高兴。后来，该女孩子不仅没有回姚家，还传来她和她家对姚家的意见和不满。久而久之，姚公天保也对她不满了，要求解除婚约，且态度越来越坚决。姚公天保的父母亲反复做姚公天保的工作，都没有效果。因为这位女孩子是姚公天保母亲姚母谢氏妹夫田冬高（姚公天保的姨父）的亲戚，又是姚母谢氏的妹妹谢宝秀（姚公天保的姨母）介绍来姚家的，所以姚公天保的父母迫切希望姚公天保能回心转意。为此，姚公天保的母亲姚母谢氏把她的弟弟谢公鹤龄（姚公天保的舅舅）请来作姚公天保的工作。谢公鹤龄苦口婆心地同外甥姚公天保讲道理，希望维持这桩亲事，但姚公天保决心已下，态度坚决。谢公鹤林问姚公天保的理由，姚公天保讲了许多。这些理由，姚公天保在其他场合也讲过，其中有一条，姚公天保的大嫂刘彩莲至今还记得：就是姚公天保到该女孩娘家去接她回来时，该女孩娘家招待姚公天保吃的是干红薯米煮饭。后经谢公鹤龄与姚公天保的父母商量，同意姚公天保与该女孩解除婚约，并由谢公鹤龄出面，做好了谢宝秀和其丈夫田冬高的工作，终于平息了此事。

放弃参军的机会

1954年前后，国家实行义务兵役制，开始招兵。姚公天保符合条件。姚公天保当时19岁，身高约1.7米。身材匀称，长相英俊。

建国前，中国长期处于战乱之中，国民党到处抓壮丁，被抓去的极少数是自愿去的，往往一去不归，杳无音信。在窑仑上，如谢汉云的弟弟谢汉中，袁家屋场袁家的袁冬生等等，都是这样。所以当地人们对当兵很反感，认为“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当兵就得打仗，打仗太危险，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事，谁愿去当兵呢？姚公天保的父母不想让儿子去当兵，姚公天保也不愿意去当兵。但那时无法躲避，符合条件的都要去检查身体，合格的就去当兵。于是，姚公天保就玩起了他的“聪明”与“灵活”。体检时查视力，他明明看见缺口朝左，他却说缺口朝上；测听力，手表明明在头左边响，他却偏说在右边响。结果自然没有通过体检，他就这样放弃了一次向外发展的机会。

与鲁毛秀结婚

姚公天保与香铺仑天子桥那个贫苦农民的女儿解除婚约以后，姚公天保的父母就开始为他物色对象。邻居先后给他介绍过几个对象。因为姚公天保的哥哥姚公玉林的爱人刘彩莲长得很高（高约1.65米），所以姚公天保找对象一定要找个高的，不能矮于嫂嫂，这就是他的标准。但别人介绍的这些对象，个子都不很高，因而都未谈成。1957年下半年，有人给姚公天保介绍黄泥湖沙河村的女青年鲁毛秀。鲁毛秀当时18岁，和姚公天保的嫂子刘彩莲一样，高高的个子，是个年轻貌美的姑娘。两个人很快就谈成了。鲁毛秀娘家是贫农，其父母生育有4个子女，鲁毛秀排行老大。他们订婚时，留下了一张照片，这是姚公天保留存于世的唯一照片。那时照相还是一种高档的奢侈消费，百姓照相的极少。姚公天保同鲁毛秀照订婚像时穿的上衣还是姚公天保的四弟姚国文的一件青织光绒中山装。这件中山装是姚国文上小学时利用假期采摘油脂树的果实，由其父亲姚公育腾挑到益阳街上出卖后得来的钱买的布缝制的。姚公天保与鲁毛秀于1957年10月结婚。姚连保、姚国文当时分别在益阳市二中、益阳市三中住校读书，没有参加姚公天保和鲁毛秀的婚礼。姚伏秋参加了他们的婚礼。他们的婚礼很简单。鲁毛秀家也不富裕，嫁装不多。姚家虽然基本丰衣足食，但姚公天保的父母亲仍坚持俭吃俭用，且儿子多，需要保持平衡。因为姚公天保的哥哥姚公玉林结婚时是从简的。姚公玉林的妻子刘彩莲当年到姚家来的时候，连脚上穿的一双袜子也是姚母谢氏借来的。姚公玉林和刘彩莲结婚时，姚家为他们准备了一张雕花床，把姚公天保母亲姚母谢氏娘家送给姚母谢氏的那个红漆大两门柜给了姚公玉林夫妇；姚公天保和鲁毛秀结婚时，姚家也为他们买了和姚公玉林那张雕花床一样的雕花床，把熊家老屋大寡妇进城时留在姚家的一红漆大两门柜给了他们。姚公天保结婚以后，夫妻和睦，幸福美满。

从武汉钢铁公司辞职回家

1958年，国家“大办钢铁”，武汉钢铁公司到益阳招工，箭厂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有几个指标。当时，姚公天保的舅舅谢公鹤林是高级社的党支部副书记，姚公天保的大哥姚公玉林是高级社会计，经过他们的努力，姚公天保被招工到武汉钢铁公司。箭厂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范围内同时被招到武汉钢铁公司的还有王东应的弟弟王秋生等。当时，王秋生的哥哥王冬应是箭厂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治安主任、民兵营长。姚公天保到武汉钢铁公司报到以后，分配在离武汉市区较远的山区当铁匠打铁。他可能不适应这里的工作环境，也可能不适应工厂的紧张工作，还可能很想家（因为他才结婚不久），所以，他在这里还没有工作一个月，就离开工作岗位回家了。因为其胆小，他离开工作单位时，从家带去的行李都没有带回，只带了一个纸制手提小箱。因为还未发工资，所以他离开工作单位时，身上的钱不多了。他离开武汉前，特意到武汉大学去找在武汉大学读书的三弟姚连保，一是去告辞，二是在姚连保这里拿点钱。姚连保突然发现姚公天保站在了他的面前，不知怎么回事。姚公天保神秘地对姚连保说，“我在这里打铁，在这里打铁还不如在益阳，我跑出来了，要回去。”姚连保觉得他好像从集中营逃出来似的，紧张而神秘，怕人来抓他。他身上没有钱，姚连保给了他钱，让他回家了。他达到长沙后，连买到益阳的船票的钱都没有了，只好买了到沙头的船票，是在沙头上岸后步行回家的。

积极参加农业合作化和大跃进

从1954年开始，姚公天保和哥哥姚公玉林一起，坚决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姚国文记得，1955年窑仑上、松木塘、新屋村、肖家塘、长村湾、贺家坪等自然村联合组建成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合作社叫什么名字，讨论了好久，没有定下来。姚公天保就向其舅舅谢公鹤林（后任初级农业合作社社长）建议叫长村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李星明（后任初级农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谢鹤林等采纳了姚天保的建议。无论是在长村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中，还是在箭厂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姚公天保都是积极分子。1958年10月，姚公天保从武汉钢铁公司不辞而别回家后，正赶上大跃进开始，又大办人民公社，他又投入到家乡的大跃进热潮中。松木塘生产队办食堂后，他带头搬到松木塘屋场。由于他积极肯干，又有文化，很快成了松木塘生产队的骨干。

英年早逝

姚公天保从武汉钢铁公司不辞而别回家后，带领生产队农民修水利，收晚稻。在当时大跃进的大环境下，既是下着雨，吹着风，农民也不休息，也不能休息。那一年秋末，姚公天保和农民冒着风雨收晚稻，引起感冒，而且一病就不起。开始按感冒吃药，不仅没有效果，而且病情越严重。当时农村已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体制，农民的家产都投入到公社去了，农民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家中一贫如洗，根本无钱买药。姚公天保的病久拖不见好转，他的父母和他的妻子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他的母亲姚母谢氏只好把家里唯一值点钱的、早年姚母谢氏娘家送给她的、她戴了几十年的那幅金耳环拿到益阳市银行兑了九元多钱（姚国文记得是九元，姚连保记得是十二元），请人将姚天保抬到益阳地区人民医院去住院。因钱太少，根本进不了医院的门。姚公天保无法住院，只好住在窑仑上，和其父母亲住在一起。姚公天保虽有父母的精心护理，但因无钱吃药，病情越来越重。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的父母为他到几个庙敬了菩萨，在菩萨那里为他许了愿，还搞了些迷信的东西，这些当然无济于事。1958年底至1959年初，姚天保出现全身浮肿。1959年初的一天，他的四弟姚国文（当时在益阳市三中住校读书）回家看他，见他脸肿得园园的，眼睛都睁不开，姚国文一阵心酸，就问他：“二哥，您认得我吗？”姚天保听了，半天没有说话。后来，姚国文的母亲把姚国文批评了一顿：“你怎么这样不会说话！你二哥听了你的话，你知道有多不高兴！”1959年春，姚公天保又很快消瘦下来。同年4月5日（这一天是清明节），姚公天保就与世长辞了。姚公天保的父亲、母亲和姚公天保的爱人鲁毛秀，哭天号地、痛不欲生。姚天保的葬礼非常简单。

姚公天保的病逝，对他的父母、对他的妻子、对姚家都是极大的打击。姚公天保聪明，说话干脆，行事果决，是一个有活动能力，有魄力的人。他刚刚二十四岁，刚刚结婚，刚刚要做父亲，却突然去世了。这对他的父母，对他的妻子，对姚家，对他未来的孩子，都无法接受，对于姚家来说，是一栋梁崩塌了。

姚公天保的去世，有其社会原因，因为那时是大跃进时期，是国家暂时困难时期，老百姓缺衣少食，而又劳动繁重，有病得不到医治。

姚公天保去世后，葬在窑仑上袁家山南侧。上世纪70年代，松木塘农民罗根深来窑仑上姚公天保的墓附近盖房子，罗根深就把姚公天保的墓移葬于姚家对面刘家山的东部。

其遗腹子由其兄嫂抚养成人

姚公天保去世时，他的妻子鲁毛秀已经怀孕近八个月。1959年6月（农历五月），姚公天保的遗腹子出生。他的三弟姚连保闻讯，为他儿子取名习波。因为姚公天保生前曾说，这个波字多好。姚连保为了纪念他，遵他之意，给他儿子取了这个名字。鲁毛秀坐月子的时候，姚公天保的母亲姚母谢氏含泪精心照料。同年7月中旬，姚习波满月，第二天，姚公天保的四弟姚国文（姚国文刚放暑假）用一担箩筐，一头挑着才满月的姚习波，另一头挑着姚习波的衣物等东西，送鲁毛秀回娘家。姚国文和鲁毛秀离开姚家时，姚公天保的父母泪流满面相送；到黄泥湖鲁家，鲁毛秀的父母强忍着悲痛相迎。五十多年了，当时的情景，姚国文仍历历在目。

姚习波出生以后，鲁毛秀带着幼小的姚习波在松木塘屋场住了1年多，白天由姚公天保的母亲带姚习波玩，鲁毛秀在松木塘生产队出工，在松木塘生产队食堂吃饭。1961年初，鲁毛秀改嫁到谢林港一李姓的农民家。她后来的丈夫李枚先，是一个非常老实、勤劳的农民。鲁毛秀改嫁后，姚公天保的母亲姚母谢氏在生的40多年，仍视其为儿媳；姚公天保的哥哥嫂嫂仍视其为弟媳；姚公天保的弟弟们仍视其为嫂子，几十年来来来往往不断。

姚公天保的遗腹子姚习波，在母亲鲁毛秀改嫁后，由姚公天保的父母亲和其哥哥姚公玉林夫妇抚养。特别是姚公天保的哥哥姚公玉林把姚习波当成自己的儿子，姚公天保的嫂嫂刘彩莲视姚习波为己出，十几年如一日，将姚习波抚养成人，姚公玉林夫妇就是姚习波的父母。

姚波

1949年前窑仑上姚家祖产

1949年前窑仑上姚家祖产全部在窑仑上姚家山。读本文时可参看目录前的《1950年姚家山地块示意图》。

一、窑仑上姚氏祖产是窑仑上姚氏两个支系共有的

吴兴堂姚氏，系名门之后，基业深也，在益阳曾显赫一时。其世居益阳市资阳区香铺仑乡（2006年香铺仑乡并入长春镇）箭厂坪村（2011年箭厂坪村与黄家仑村合并为黄箭村）窑仑上这一支系，从姚公育腾祖父的曾祖父姚章玉（姚章玉死后就葬在窑仑上姚氏的祖坟山里）这一代起，就不怎么景气了，姚章玉最多拥有窑仑上姚家祖传下来的资产（土地和房屋）的两倍。姚章玉系清朝乾隆至嘉庆期间人，妻程氏，生育有四子，从大至小分别名逢胜、逢虔、逢器、逢茂。姚公育腾祖父的祖父姚逢虔排行老二。姚章玉将其在窑仑上的田地、房屋传给了老二姚逢虔和他的另一个儿子，两个儿子各继承其二分之一；将窑仑上以外的其他资产分给其他两个儿子（也有可能他只有窑仑上姚家祖传下来的资产，因为他四个儿子中只有两个儿子有后代）。继承窑仑上姚氏另一半资产的姚章玉的另一个儿子，其后人兴旺，后来全部离开了窑仑上另谋发展，有的进了城，有的到了外县。如原益阳市建筑工程公司的姚育才（姚润生的父亲）、原益阳市人民织布厂的姚金生（铁匠）、原益阳市红旗化工厂的姚育贤（铁匠的弟弟）、湖南省原专利管理局的姚德喜（其父亲住在汉寿县白禄桥）等，都是这一支系姚氏的后代。而姚公育腾祖父的祖父姚逢虔坚守窑仑上。从姚逢虔传至姚公育腾，都是单传下来的，这一支系传至姚公育腾这一代仍只有姚公育腾这一根独苗。

窑仑上姚氏祖产是姚氏两个支系共同所有的，两个支系各占其二分之一。房屋和山林的东半部是姚润生等那个支系的，墓地和水田等其它祖产没有明确划分。姚润生等那个支系的人早已离开了窑仑上。从本书编写者有记忆的时候起，他们从未来耕种过窑仑上的水田、管理过山林和房屋，只在每年清明节前后来扫墓时顺便看看这些祖产；他们一直委托姚公育腾父子耕种、管理他们的这些祖产，姚公育腾父子也从来未向他们交过租、交过息。

二、窑仑上姚氏祖产概况

窑仑上的姚家山地块，就是窑仑上姚氏祖产的占地。姚氏祖产的占地，包括菜地、竹林、树林、墓地、水田、房屋等，联成一片，位于窑仑上南坡，总占地面积约5400平方米（约8亩），呈长方形布局，东西长约90米，南北宽约60米。其周围的界限是：南是姚家坝及从姚家坝往下流去的小溪；东面是姚家巷子（姚家巷子本身的占地为姚家祖产）；北面的东段是姚家巷子（姚家巷子本身的占地为姚家祖产），北面的西段与益阳县教育科的土块相接（以两者之间构筑的土墙为界）；西面与段家坟山相连（以两者之间构筑的土墙为界）。

窑仑上姚氏祖产包括房产和地产。房产方面，有四缝三间两端带抹角房的木结构矮小房屋一栋，面积约90平方米，本书将其称为姚家祖屋或姚家老屋。地产方面，一是有水田5斗多（约3亩多，合2550平方米）和一小塘（约150平方米），五斗水田由7丘田组成，其中5丘水田位于祖产房屋的东面和东北面,有一丘水田在祖产房屋的西面，还有一丘水田在祖产房屋的南面；在祖产土地的东北角水田与山林的交界处有一口小塘，供这5斗多田灌溉之用。二是山林、竹林、菜地、墓地、宅基地和禾场，面积约6斗（约4亩多，合2700平方米），其中，小片竹林位于祖产房屋后；竹林东北有两块菜地,分别称南菜地和北菜地；南菜地的东北角有一小水池，供菜地灌溉之用；竹林、菜地后是墓地；墓地后是山林（树林）；禾场在祖产房屋前面。

三、姚家祖屋

姚家祖屋至少有100年的历史

姚家祖屋是窑仑上姚氏祖先居住的房屋，也是本书作者小时候居住的地方，所以也是本书作者的故居。姚家祖屋很旧，低矮，是大清时期盖的，具体年代无从考证。估计到1949年建国时，至少已有100年的历史。姚公教馥时，觉得房屋面积太小，不能适应实际需要，在正房西端加盖了一间横屋，此横屋与西端抹角房连通，作厨房、餐厅、猪圈使用。加盖的横屋和抹角房一样，盖的是稻草。

姚家祖屋的位置

姚家祖屋位于窑仑上姚氏祖产长方形占地的中南部，其南是秧田，南离姚家坝小溪的距离约20米；秧田与房屋之间是禾场，房屋北是小竹林、坟地和林地，其西是水田园内丘。

姚家祖屋的朝向与结构

姚家祖屋是座北朝南的，是一栋四缝三间两端带抹角房的木结构矮小房屋，坡屋顶。其中，正房是四缝三间，正房中间一间为堂屋，堂屋西面的一间为西正房，堂屋东面的一间为东正房。正房盖小青瓦，瓦盖得很薄，两端的抹角房盖的稻草，每年需要维修。由于屋面小青瓦盖得太薄，加上姚家喂的猫常在屋面上跑动、把瓦带乱了，以及屋后大树叶子落在屋面上、填满了瓦沟等原因，一到下雨天，屋内就漏水，就要拿脚盆、脸盆接水。

姚家祖屋的墙壁

姚家祖屋四缝三间正房的前壁是木结构的，在1958年前，这种木结构的壁在当地称为古壁。堂屋的前壁是不完整的，从本书作者有记忆时起，堂屋前壁上横梁以上的部分就没有了。正房各间之间、正房与东西抹角房之间的间壁以及正房北面的外壁都是竹筋泥壁（用竹片织成壁板后，再在竹壁板两面用稀泥抹平，干后即成）。抹角房和横屋的外壁是竹骨缠草泥壁。竹骨缠草泥壁的框架是由若干纵向的竹杆（或小木条）和若干横向竹杆（或小木条）垂直相交连接固定（在纵向竹杆或小木条与横向竹杆或小木条交叉处，用细竹篾将其捆绑固定）形成的，墙壁框架的纵向竹杆（或小木条）的下端埋在地里固定、上端用细竹篾捆绑固定在屋檩子上；墙壁框架的横向竹杆（或小木条）的两端用竹篾捆绑固定在屋柱上。墙壁的面是用稻草绳将若干缠有一层稻草的细竹杆一根紧挨一根地捆梆在墙壁的框架上，编织成竹骨草墙；在竹骨草墙上用加糠壳（或加牛粪）的稀泥抹平，稀泥干后形成竹骨缠草泥壁。当地称这种竹骨缠草泥壁为“茅络拉”壁。

姚家祖屋的门

姚家祖屋的门都是木结构的，门的框架和门板都是用木材制作的。堂屋前壁中央朝南开有前门，前门为双幅门；堂屋后壁西侧朝北开有后门，后门为单幅门。东正房与堂屋之间的间壁南侧开有一单幅门，是东正房通堂屋的门；在东抹角房南壁的中央，设有一单幅门，是东抹角房通屋外的门。西正房的东、北、西三壁上各设上一单幅门，其东壁的门开在东壁南侧，是西正房通堂屋的门；北壁的门设在北壁东侧，是西正房通屋外的门；西壁的门开在西壁南侧，是西正房通西抹角房和横屋的门。西头的横屋与抹角房之间未设墙壁，彼此是相通的。在西头横屋的东壁，对着正屋的阶基上设有一单幅门；在西抹角房西壁的北侧，设有一单幅门，这两张门是西抹角房和横屋通屋外的门。

姚家祖屋的窗户

在堂屋前壁中央双幅木门两侧的上半部，各安装有一个木格窗户。每个木格窗户为长约1.0米、宽约0.7米的长方形。木格窗户由四根横向小木方穿过十多根纵向小木条构成许多小长方形木格，每个小长方形木格净宽约0.08米,长约0.25米。东正房和西正房前壁中央都设有一个与堂屋木格窗户结构相同、大小相似的木格窗户。两端抹角房和东头横屋的墙壁上均没有窗户。

每年冬天，要在堂屋前壁的两个木格窗户和东西正房前壁上的木格窗户上贴上又薄又白的纸，以便于屋内采光，又能挡风；每年春天暖和以后，就扯去贴在木格窗户上白纸，便于通风和采光。

每间房屋的功能

从本书作者有记忆时起，姚家祖屋各间的功能如下：

正房堂屋是祭天地祖宗、会见客人、宴请客人的地方。从姚公玉林结婚时起，堂屋增加了一个功能，即作碓屋（把稻谷加工成米的地方）使用。

正屋西正房是姚公育腾夫妇的卧室，姚公育腾夫妇的孩子们都出生在西正房。1955年姚家盖新房以后，西正房成了孩子们的卧室。1957年姚公天保与鲁毛秀结婚以后，西正房成了姚公天保与鲁毛秀的卧室。

东正房原来一直是作碓屋使用的。姚公玉林与刘彩莲结婚以后，东正房成了姚公玉林与刘彩莲的卧室。

东抹角的面积和东正房的面积差不多。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姚公育腾夫妇可怜贫苦农民熊冬保没有地方栖身，曾让熊冬保夫妇在这间房子住过多年。从上世纪40年代姚家有了耕牛时起，东抹角房就一直是作牛圈使用的。

西抹角房和西头横屋之间没有设墙壁，其内部是相通的，这两间房实际上成了一间，面积较大，一直作厨房、餐厅、猪圈使用。

窑仑上姚家祖屋在1958年大跃进中拆除。

四、小竹林和其中的大树

姚家祖屋屋后有一片小竹林,面积约70平方米,其南紧挨着祖居房屋及禾场,其北是坟地。小竹林的地势比祖居房屋的宅基地高1米多。1953年以前，小竹林里全是麻竹（小竹），竹子虽小，但密度很大，很茂盛。大约在1953年前后，姚公玉林和姚公天保在这里种了楠竹，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楠竹已成林。夏天，竹林中很阴凉，姚家的孩子们常常在竹林中玩耍，有时在竹林里摆一张竹凉床，孩子们挤在竹凉床上，仰望着一朵朵白云在未被竹叶遮挡的天空从容穿过；竹林中一阵阵微风吹来，微风中带着凉爽和竹叶的清香。

竹林中原有两颗大樟树和一颗大错树。两颗大樟树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被砍掉了。这两颗樟树大得很，其直径超过1米。姚家有一大石磨，其磨槽就是用其中一颗大樟树的一段树干整体挖出来的（大石磨包括磨槽在1958年人民公社化时收到松木塘生产队食堂里公用，1961年食堂下放时大石磨分给了别人）。

竹林中的那颗大错树，长在离姚家祖居房子很近的地方，直径约1米，树冠很大，枝繁叶茂，青翠欲滴；其南面的枝叶多，树的重心是向南倾斜的，姚家祖居房屋在大错树南面的树冠下。姚家孩子们小的时候，晚上睡在床上，听着屋后风吹竹林和树叶的沙沙声进入梦乡。

1954年前后，姚公育腾把那棵大错树砍掉了。砍大错树是由住在窑仑上灵光庙一姓杨的锯匠和姚公育腾一起实施的。杨锯匠无子女，年龄比姚公育腾大10左右。砍伐此树时，姚国文在现场看热闹。为了大错树被砍倒时，树干及其树冠不倒在姚家祖屋上，在砍树前，在树的顶端树干上栓了一根粗绳索，绳索的另一端栓在树北面山林的一颗大树上。当大错树的根部快要砍断时，杨锯匠和姚公育腾组织人们用力拉绳索，要把树拉得倒向北面山林里。可是那天发生了意外的情况：当姚公育腾和杨锯匠组织人们用力拉绳索时，绳索断了！姚公育腾、杨锯匠和在场的人都吓坏了。幸亏大错树在空中稍微摇晃了几下，竟然停住了。否则，如果大错树倒在姚家祖屋上，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杨锯匠不愧为砍树老手，经验丰富。大错树其所以没有倒下来，是因为杨锯匠砍树的口子开得好，是东西方向开的口子，即在树根部的东西两面同时砍，留下南北方向一长条，当这一长条砍得窄到一定程度时，树就会倒下来。这样东西方向开口子砍树，如果没有外力的作用，树会向东倒下或向西倒下。据说在杨锯匠砍树开口子时，姚公天保还向杨锯匠提出了不同意见，杨锯匠没有采纳。大错树停稳以后，姚公育腾和杨锯匠把拉断的绳索接好、加固，重新组织人力拉绳索，大错树被拉得倒在北面的坟地里。姚公育腾和杨锯匠砍倒大错树后，又把其树干锯成木板，藏在姚家祖居的楼上，后来陆续用掉了。

五、水田

窑仑上姚家祖屋的周围有一小村水田，本书称其为姚家村梯田。姚家村梯田位于姚家山地块的东、南、西三面。这一小村水田面积虽然只有五斗多（约2550平方米），却由七丘田组成，其中五丘田位于姚家祖屋东面，另外两丘田分别在姚家祖屋的南面和西面。在姚家祖屋东面的五丘水田从北到南呈梯田排列，北高南低，最北的名叫大丘（约810平方米），是七丘水田中面积最大的，也是七丘水田中地势最高的。大丘东、北两面紧靠姚家巷子，西面是一小塘。大丘的南面是眼咀丘（约99平方米）和一处小坟地（约110平方米），眼咀丘在东，小坟地在西。眼嘴丘和小坟地南面是条子丘（约189平方米）。条子丘以西是三角丘（约35平方米），条子丘和眼嘴丘以南是禾场丘（约481平方米）。禾场丘的西面与姚家祖屋前的禾场相连，与姚家祖屋地面在同一水平上，比姚家祖屋前的禾场略高。禾场丘的南面是别人的一丘水田。姚家禾场的正南面是秧田丘（约480平方米），秧田丘位置最低，比姚家祖居地面低约1.2米，略低于姚家坝的正常水位。还有一丘水田（约450平方米）位于姚家祖屋西面，这丘水田的北面和西面分别是姚家祖产的坟地和山林（树林），其南面是秧田，但这丘水田与秧田之间，在农业合作化以前，还隔着一条宽约3米的土堤，土堤上长着树木，所以这丘田叫园内丘。园内丘地面略低于禾场。秧田，顾名思义是育秧的田。因为秧田地势最低，除上面六丘田的下水都要排入秧田以外，姚家祖产山林（树林）、坟地、菜地、竹林、宅基地、禾场的水都要排入秧田，这些水带有肥性，所以秧田是这七丘水田中最肥沃的。除秧田外，其余六丘水田地势较高，全靠大丘旁边的小塘供水。小圹面积小（约150平方米）,蓄水量少(正常蓄水深约1.5米),天旱时,仅能灌溉1至2次,所以这6丘水田都属于“干鱼子脑壳”。当小圹水深大于1米左右时，小圹的水可通过在小坟地和条子丘西侧开挖的小渠，自流灌溉三角丘、禾场丘和秧田丘，还可由三角丘往西，经在禾场和姚家祖屋北侧、屋后竹林地陡坡下开挖的小沟，自流灌溉园内丘。在小塘水深小于1米左右时，要灌溉这些水田，就得靠用人力水车车水。一到天旱，姚家就在小塘边架起水车车水来浇灌这七丘水田。农业合作化以前，姚家有一部“二人头”坐式水车。姚连保、姚国文、姚伏秋年少时，曾随父兄在这里车过水。秧田丘除有小圹可灌溉以外，姚家坝的水也可以流进秧田。所以，秧田是这七丘田中最好的。在土地改革中，姚家村梯田仍分给了姚家。1956年姚家带着这一小村水田连同姚家在土地改革中分得的其他水田，加入长村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至2012年，姚家村梯田已面目全非了：眼嘴丘和条子丘成了罗普安及其儿子的宅基地，三角丘成了姚习书的宅基地，而园内丘已被箭厂坪砖厂挖成了深水池。

六、小塘

窑仑上姚家山地块上有一小水塘，本书将其称之为姚家村小塘。姚家村小塘位于姚家村梯田的最高处，北面是姚家巷子，东面是姚家村梯田的大丘，西面是姚家祖产的山林。它靠其北面袁家坟山和县教育科地块上的雨水流进小塘提供水源。小塘的主要作用是灌溉姚家村梯田。小塘面积约150平方米，水满时水深约1.5米，而这七丘水田的面积约2550平方米。天旱时，用小塘的水浇灌这一村的水田，浇灌一至两次，塘底就朝天了。小塘是一个南北方向摆布的长椭园形，小塘南端有一条灌水小渠，灌水小渠位于小坟地、条子丘的西端，其上端通过埋在小塘南端塘基下的一根瓦管与小塘水面相连。平时瓦管是堵死的，防止小塘里的水下泄；需要放水时把瓦管打开。小水渠下端通三角丘。小塘放水时，塘里的水经小水渠进三角丘，通过三角丘到禾场丘和园内丘，再经过禾场丘到秧田。在姚家祖产竹林地的南缘坑下、禾场和姚家祖屋的北侧挖有一小沟，小沟东端接三角丘，西端连园内丘。小塘的水可经三角丘和此小沟自流到园内丘。小塘的水可自流灌溉四丘水田（三角丘、禾场丘、秧田丘的园内丘），但不能自流灌溉其他三丘田（大丘、眼咀丘和条子丘）。小塘的水不是全部都可自流灌溉，因为小水渠的位置比塘底高出约1.0米,即小塘水深小于约1.0米时,水塘的水就不能自流灌溉了，就得用水车把水提升上来灌溉。用小塘的水灌溉大丘、眼嘴丘和条子丘，即使小塘的水是满的，也得靠用水车车水。小塘的第二个作用是养鱼，每年春天，姚家会买一些鱼苗放在小塘里，过年前把塘里的水车干，把塘里的鱼搞上来过年吃。遇上天旱年，小塘的水全部用于灌溉了，只好提前吃鱼了。为防止别人偷鱼，姚家在小塘里扔一些树枝，或在小塘里打几根木桩。土地改革以前，此小塘是窑仑上姚家祖产，土地改革中,此塘连同姚家村梯田一起分给姚家；从农业合作化起，此小塘属箭厂坪村松木圹生产队管辖。至本书完稿时，此塘已严重淤塞。

七、禾场和禾场上的两棵树

南方农民，家家有禾场。禾场主要用于晒稻谷。姚家的禾场是一长方形，东西长约21米，南北宽约4-8米（西半部宽约4米，东半部宽约8米，面积约124平方米）。禾场西半部的北面是姚家祖屋，禾场就在祖屋屋檐下；禾场东半部的北面是姚家祖产的小竹林；禾场的南面是秧田，东面是禾场丘，西面是祖产房屋的横屋。禾场东部姚家祖屋与禾场丘之间的部分，其主要功能不是稻谷，而是堆稻草。每年秋收完稻草晒干以后，将稻草挑回禾场，先在这里堆成圆锤形的堆子。经过一段时间压实后，将稻草打成捆。成捆的稻草就堆在这个空地上，堆成像小房子一样的形状。

上世纪40至50年代，姚家禾场上长有两棵树：一棵是桃树，另一棵是苦枣树。桃树长在祖居房屋东抹角房东南面屋角上，其树干直径约30厘米。桃树每年都要结很多桃子，在每年农历七月上旬成熟。每年农历七月初一至七月十五，是鬼节前给祖先烧包（烧纸钱）的时候，所以人们称这时成熟的桃子称为烧包桃。此树成熟后的桃子大而甜。姚家孩子们小的时候，此树的桃子吃得不多，因为姚公育腾要将其挑到街上出卖，换回家里最需要的东西。苦枣树长在东抹角房东面的屋檐下，其树干直径约50厘米，树干挺拔，枝繁叶茂。喜雀几乎每年都要在此苦枣树上筑巢。喜雀在此筑巢，喜雀经常在此啼叫，为姚家报告喜讯。在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姚家祖屋被拆除了，这棵桃树和枣树也被砍伐了。

八、菜地

在姚家屋后东北面，有南北两小块，南面的小块称南菜地，北面的小块称北菜地。在1949年以前，姚家吃菜主要靠这两块菜地。

南菜地

南菜地位于姚家祖屋的东面，她的东面以一土墙和一小水渠与水田条子丘相隔，南面以一土墙与水田三角丘相隔，西面是姚家屋后小竹林，北面是坟地。东面土墙与南面土墙是相连的，南面的土墙宽约一米，高约1.8米，土墙上长满了杂草；东面的土墙底宽约2米，高约2.0米，土墙上长有丛竹（此竹一年长几次笋子）。南菜地呈梯形，上底在西面，长约3米；下底在东面，长约5米。梯形东西方向的高约15米。有一小径从姚家祖屋通至南菜地。南菜地由约7块南北条状的小菜土组成。农业合作化以后，南菜地成了姚家的自留地；改革开放初期，姚公玉林在南菜地和眼嘴丘地面上为姚习书盖了一栋瓦房。本世纪初此房已倒塌，留下一小空地。

北菜地

北菜地位于南菜地的北面,两块菜地相距约5 米处。北菜地为正方形，边长约8米。北菜地东、北两面靠山（树）林，西、南两面临坟地。有一小径从南菜地的西端通到北菜地，另有一小径从南菜地东北角的小池通至北菜地。夏、秋季节坟地上的林地里均长满1米多深的杂草或灌木，北菜地被树木、深草包围，进去北菜地要从草丛中钻过去。姚家孩子们小的时候，穿过比自己身体还高的杂草丛进出北菜地，还真有点害怕。上世纪40至50年代，北菜地只有一半的面积种菜，其余一半面积种的是苎麻。姚母谢氏绩麻纺纱用的麻，都是北菜地生产的。姚连保、姚国文小的时候，在这里剥过麻。改革开放初期，姚公玉林在南菜地和眼嘴丘地面上为姚习书盖了一栋瓦房；至上世纪末，北菜地已被箭厂坪村砖厂挖成了深坑。

小池子

在南菜地的东北角上，在长满丛竹的东土墙下，姚家祖先在此挖有一个小水池，面积约8平方米，深约1.2米，是专为浇灌南菜地和北菜地而开挖的。姚家孩子们小的时候，经常在这里用水桶或粪桶挑水浇菜。改革开放初期，姚公玉林将此小水池填埋，在此小水池、南菜地和眼嘴丘地面上为姚习书盖了一栋瓦房。

九、坟地

窑仑上姚氏祖产的坟地，是窑仑上姚氏的祖坟山。姚氏祖坟山为长方形，东西长约85米，南北宽约20米。坟地的南面，从西向东分别是水田园内丘、小竹林、南菜地，东、西、北三面临姚家山林地。坟地与林地的之间无明显的界限，交界线附近即有树林，也有坟堆。窑仑上姚家祖坟山年代久远，姚家的祖先，至少从姚公育腾祖父的曾祖父姚章玉起，他们死后大都葬在这里。1949年时，坟地上坟墓的密度大，坟地上有不少墓碑，其中包括有姚公育腾祖父的曾祖父姚章玉的。在1958年大跃进及以后的“文革”中，这些墓碑均被挖掉了。“文革”以后，除了姚公运宣夫妇、姚公教馥夫妇、姚公育澍的坟墓以外，其余的坟墓就搞不清是葬的谁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箭厂坪村砖厂开始占用姚氏祖坟山，把姚氏祖坟山的大部分挖成了深水坑，只剩下姚公教馥夫妇的坟墓和姚家山小塘西面的小土包（此小土包是祖先用开挖小塘的泥土堆积而成的）了，面积约100平方米。1988年姚公玉林去世后，葬在姚家山小塘西面的小土包上。上世纪90年代，姚伏秋的岳母去世后葬在姚公教馥夫妇坟墓的西侧。2002年姚母谢氏去世后，葬在姚公教馥夫妇坟墓与姚伏秋岳母坟墓之间。

另外，在姚家山梯田大丘的南面、眼咀丘的西面、条子丘的北面、小水塘小灌溉水渠的东面，还有一块小坟地，面积约110米。湖南省原科委姚得喜(其老家在汉寿白碌桥)的祖父就葬在这里。现在，该小坟地已成了罗普安儿子宅基地。

十、山林

山林，实际上就是树林。在湖南，人们将洞庭湖平原地区称为湖区。香铺仑一带虽然属湖区，但地表仍有起伏，地势较高的地方一般为树林，人们习惯将树林称之为山。姚家孩子们小的时候，未离开过家乡的平原区，没有见过真正意义上的山，就把树林当成山了。窑仑上姚氏祖产山林（树林）的占地呈月牙形，月牙的口是向南的，月牙形最宽的部分宽约30米，面积约1450平方米。祖产山林的北面，其西半部是原县教育科地块，东半部是熊家老屋熊姓地主所有的袁家坟山；山林西面是段家坟山；山林的东面也是袁家坟山。山林东、西、北三个方向的分界线上，筑有一道高1米以上的土墙。土墙断面呈人字形，靠内一边的斜坡上长满了树木。山林为自然林，骨干树种为马尾松，其它为杂树，品种很多，主要有：樟树、栗树、错树等。山林中马尾松不仅很多，而且长得很大，很多树干直径超过0.6米。马尾松木材带油性，易被白蚂蚁损害，加上其木材从湿变干的过程中容易变形，所以人们一般不用马尾松盖房子、作家具和农具等，主要用其当柴烧。姚家孩子们小的时候，经常在山林里割草、砍柴；稍大一些的时候，常将马尾松树砍伐加工成木柴，挑到益阳街上出卖。

在姚家祖产山林地的东端（也是北菜地的东面）、姚家山小塘西面有一土包，是祖先开挖小塘时用开挖出的土方堆集而成的。土包高约1.2米，土堆上长满了树木和黄杆竹。姚家祖辈还在此土包的南面侧挖有一陡坑，作为菜窖。上世纪40至50年代，姚公育腾每年把留作种苗的芋头放在此菜窖内过冬，芋头种子上面用泥土埋严。这个陡坑坐北朝南，北高南低，土堆周围树木茂盛，杂草丛生。这里不仅北风吹不进来，而且不易被人发现。如上所述，到本世纪，这里已成坟地了。

1958年大跃进以前，在姚家祖产山林里，树木的密度很大，古树参天，一片郁郁葱葱、青翠欲滴的景象。在1958年大跃进及其以后生产队办食堂过程中，姚家祖产山林的树木被砍光了。1961年生产队食堂下放以后，姚家又对此山林进行精心维护，树木迅速恢复。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箭厂坪村在窑仑上办砖厂时起，姚家祖产山林就逐渐被挖掉了。原来的姚家祖产山林，现成了一深水坑。

十一、姚家巷子及与姚家巷子有关的故事

窑仑上姚家巷子在熊家老屋熊姓地主所有的袁家坟山地与姚家祖产土地（即姚家山地块）之间，是袁家坟山与姚氏祖产土地的分界线。

很早以前，袁家坟山是封闭的，其周围筑有高约1.5米的土墙，里面除坟墓区外，都长满了树木。没有道路从中穿过。当时的姚家巷子是贯穿窑仑上南北的一条主要道路，其南接从松木塘圹坝上经郭应龙房屋东面、段长林改丘（面积一担,合7.6亩）西面的大路，从姚家祖产禾场丘的东南角与袁家坟山的交界处（即姚家禾场丘东端）进姚家巷子，从这里往北约70米，然后往西约45米，在袁家坟山与县教育科地块的交界处出姚家巷子进入县教育科地块，巷子全长约115米。巷子内宽约1.5米，两边各筑有一土墙，土墙高约1.5米，土墙断面呈“人”字形。1958年“大跃进”以前，巷子两边土墙上都长满了树木。巷子西面是姚家祖产的那一小村水田（即姚家村梯田），巷子与那一小村水田之间，隔着那条长满了树木的土墙。可以想像，当时在这样的巷子里穿过，人们不免会产生一种畏惧心情。后来，随着熊家老屋地主的衰退败落，袁家坟山逐渐敞开了，姚家巷子袁家坟山一侧土墙上的树木也没有了。从上世纪40年代起，从南向北穿过窑仑上的通道也从姚家巷子南端的巷口进入约20米后即迁移到了袁家坟山。从此，姚家巷子就成了死巷子，巷子里是杂草、荆刺、灌木丛生，水洼遍布。

说起姚家巷子的产权，还有一个故事：

姚家是窑仑上最老的住户。至少在清初，姚氏就定居于窑仑上了。清代中叶以后，国运衰落，姚氏也一代不如一代，连续三代贫穷，直至民国中期。

熊姓是当地最大的姓氏，窑仑上前后左右熊姓人家众多。箭厂坪熊家老屋的熊姓地主是当地最富有、最有势力、拥有田地最多的豪门望族。所谓熊家老屋就是他们世代居住的房子。该房子在箭厂坪小集镇西侧，坐北朝南，东西一字排开，有几十米长，重檐飞角，挺立在青山绿水之间，甚是壮观气派。行人路过，无不赞叹侧目。熊家老屋及其后山周围，挖有护沟，宽约五米；护沟内侧筑有土墙，土墙上长满荆棘、斑茅。斑茅为草本，此草叶片如刀，不小心就能划破皮肤。上世纪40年代及50年代前期，姚家的孩子们小的时候曾经翻进熊家老屋后山去割过牛草，他们却没有进过熊家老屋。

据当地老人传说，在熊家老屋的熊姓地主气势正盛的时候，他们忘乎所以，仗势欺人。姚家巷子本来是姚熊两家地产的分界线，他们却硬说姚家巷子是熊家的，归熊家所有。姚家理所当然予以拒绝。于是熊家告到县衙。据说他们用船装钱去用（是铜币，不是纸币），请讼师，走门路，妄图借用官府力量迫姚家就范。姚家贫，没办法与他们相比，但也决不屈服。于是与之对簿公堂。最后姚家竟赢了。弱者战胜了强者，贫者战胜了富者。为何呢，原因竟在“姚家巷子”这个名字上。据说县官最后一次开庭时，县官问熊家代理人：“此地何名？”熊家代理人答曰：“此地名姚家巷子。”县官于是判决：“这地是熊家的，为何不叫熊家巷子？既然叫姚家巷子，此地肯定是属姚家的。”官司就这样了结了。姚家的后人没有见过县太爷的裁判书，族谱上有无记载也未查考，也不必去查考。因为如前所述，姚家巷子只是人工开挖的姚熊两家地产分界线，留给后人的凭证而已。时间流逝了当初的约定。熊家后人忘记了先辈的初衷，无事生非，仗势硬说其独有。官司败诉，声名蒙羞，理所当然，可为后来以势力欺人者以警示。当然，望文生义、以名裁决，对于贫弱的姚家来说，无疑是一个难得的伸张正义的正确裁决。也许是姚家祖上阴德所积吧。但是对于姚家来说，只是维护了自己的权益。姚家并没有因此而把地界往外移。姚家巷子照样存在，照样是姚熊两家的分界线。

面上在屋领在袁家山，，伪村水田位于伪水田相连；未将其列入窑仑上两清代中期大书法家何绍基在京做官时，曾收到道州（今道县）家里一封信。信里说，家与邻居发生争执，邻居硬说墙基地非何家所有，希望何绍基利用自己的影响，疏通官府。何绍基的回信是一首诗。诗曰：“万里来函只为墙，让它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忧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何家遵嘱，让出墙基，于是两家和睦，何家兴旺，传为佳话。有人说这诗、这故事不是何绍基的事（如有人说这是曾国藩的事）。是与不是，我们且不考证。问题是有钱有势的富人有这样度量实在是凤毛麟角，太少了。熊家老屋的地主就没有这种雅量。

姚公育腾给他的孩子们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多次讲姚家巷子是一块风水宝地。后来，他又多次向大儿子姚公玉林和大儿媳妇刘彩莲讲过，“眼咀丘水田东面姚家巷子的那块土地，下雨时，那里下的雨最少；下雪时，那里下的雪化得最快。这一块地有灵气，我百年之后，就葬在这里。”1975年姚公育腾病逝后，他的儿子们遵照他的遗嘱，将他老人家葬在这里。上世纪80年代，原住在松木塘的罗普安在眼咀丘水田的占地上盖起一栋三层的楼房。现在，姚公育腾的墓就在罗晋安楼房东抹角房南面的屋檐下。

1962年前后，为了克服暂时困难，国家鼓励开荒。就在这时，姚公育腾把姚家大丘北面的姚家巷子填平种了红薯等杂粮作物。此后不久，松木塘生产队将姚家山梯田东侧的姚家巷子也填平，从此姚家巷子就不存在了。

十二、土地庙

在1958年大跃进以前，益阳农村一般以屋场为单位设土地庙。规模较大的屋场或者有钱人家会选一个风水好的地方修建微式小屋作为土地庙，如松木塘屋场就在屋场西面建了一个这样的土地庙。贫穷的屋场，就会选择一个合适的地方立一块牌位，或者选一个特殊的物体作为土地神。窑仑上姚家属于后一种情况。姚家祖先选择水田秧田丘西端、山林地西南角上的一棵老栗树作为土地神。这棵栗树很大，其树干直径超过1.2米。栗树是一种长得很慢的树种，长到直径1.2米，需要100年以上。从姚公育腾的孩子们有记忆时起，这棵大栗树树干就是空心的，且树干的上半部没有了。椐老人们说，是遭雷击时去掉的。姚家有事需要祭土地神时，就到这里来祭这棵老栗树。在1958年以前，姚家每年春节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姚公育腾夫妇率全家人到这棵大栗树下给土地神拜年。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后不久，松木塘生产队砍掉了这棵大栗树，其木料被拖到生产队食堂作柴禾烧了。

姚波

益阳吴兴堂姚氏华字派以下派字系列

华章逢国运，教育振家声

守道如珍友，敦修自景行

奇才光运裔，大业继先程，

经木朝端重，勋猷著鼎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