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类似于“名克林顿，讳田中，号尼克松，又号里根，别号丘吉尔，字布什，又字金大中，别字奥巴马”集于一人之身的现象更是层出不穷。如此趋附冒认，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又岂能不为历代贤士所取笑？...
尊祖敬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直至如今，我们无论走到哪里，无论身在何方，都不敢忘本，也不敢忘却自己的祖宗。然而，在历史上，为了炫耀家族的在历史上的社会地位，以贫寒卑贱的先祖为耻，故意伪造世系冒认名人、贵人、名门、望族为衣宗，从而弃祖、辱宗之事却屡见不鲜。在今存世的各姓明清家谱中，我们不难看到上古之“王公贵族，枝繁叶茂；农人庶民，名号绝踪”的怪现象，越后编的族谱就越能看到宋唐以前的历史名人被编串其世系中。为先祖取名者有之，为先祖娶妻者有之，为先祖封官者有之，为先祖晋爵者有之，为先祖加父祖者有之，为先祖加兄弟者有之，类似于“名克林顿，讳田中，号尼克松，又号里根，别号丘吉尔，字布什，又字金大中，别字奥巴马”集于一人之身的现象更是层出不穷。如此趋附冒认，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又岂能不为历代贤士所取笑？
南朝梁时的侯景，原是北魏戍卒，后因功为将，归梁后又起兵叛乱，曾一度自立为帝。其左仆射王伟奏请设七庙，侯景说其失记上祖，仅知父侯标。王伟则为侯景杜撰世系，以汉朝侯霸为始祖，以晋代名士侯瑾为七世祖。
不尽侯景，南朝开国皇帝大多出身寒门，先祖无从谈起。其所谓的上祖世系，皆称帝后为其臣子所编造。如齐高帝萧道成、梁武帝萧衍，他们祖出无名，称帝后均冒充汉相萧何之后，且杜撰称西汉御使大夫萧望之为萧何七世孙，萧道成为萧望之十八世孙，萧衍为萧道成族侄。现经史学界考证，已确认萧道成、萧衍这俩支世系都是假世系。
为了避开不体面的祖先，有人竟然更换世系，冒认他人的祖先为祖。如宋徽宗时的权相蔡京，他和累官至端明殿学士的蔡襄，都是福建仙游人，俩人本不同宗。但由于蔡襄比蔡京先出仕，蔡京就攀附蔡襄，尊称蔡襄为族兄，而冒认蔡襄的先祖。后来，蔡京与童贯等被世人并称六贼，恶名远扬，为世人所不齿，其后亦引以为耻，竟干脆冒认蔡襄为祖先。
宋初名人林和靖，名逋，隐居杭州西湖的孤山，以植梅养鹤为乐，终生未娶，世称其“梅妻鹤子”。到了宋末有个叫林洪的人，他声称是林逋的七世孙，结果被姜石帚作诗嘲笑“和靖当年不娶妻，为何七世有孙儿？想君自是闲花草，不是孤山梅树枝。”将冒充者骂为杂种，可谓尖刻，被传为笑谈。
明中叶以后的家谱，攀附历史名人的现象更层出不穷。如曹姓家谱，他们以汉朝宰相曹参、唐朝宰相曹确、宋朝开国元勋曹彬为祖。又如孔丘的第53代孙——明朝太仓学官孔渊，其子孔克让、其孙孔士学都是读书人。时常州有富户姓孔，欲与之通谱而被孔士学拒绝。孔士学死后，其后败落，竟以一船米为价，将孔丘家谱卖予常州这家孔姓富户，从此，这家常州富户便凭借孔士学的家谱，言之凿凿地变成了孔子的后裔。
有叫孔之仙者，欲冒充孔丘后裔，自称孔子第49代孙。而孔氏族长孔仳斥其假冒，拒不承认其圣裔身份，孔之仙羞恼成怒，竟惨绝人寰的将孔仳一家11口斩杀。此为冒认名门未遂引发的惨案。
明大臣冒国姓者也不少。《皇明奇事述·冒国姓者》记载：“大臣而冒国姓者，自国初改姓外，还有如左都督朱宁，初姓钱。右都督朱安，初亦姓钱。平虏伯朱彬，初姓江。安边伯朱泰，初姓许。永寿伯朱德，初姓裴，名得，一曰皮得。左都督朱晖，初姓刘。左都督朱周，初姓神。右都督朱洪，初姓张。都督佥事朱琮，初姓李。”
《万历野获编》有则故事：吴中又吴姓，为让王之裔，然贫落难支。又一吴，其起家甚微，而其姊归申相公，因得官鸿胪，骤为富人，浮慕让王，与之通谱。旧吴反事之为尊行，过从甚昵。时有相公李为溪者作诗嘲之云：“太伯之吴非此吴，圣贤不认认佣奴。只因太伯年深远，要认当朝申姊夫。”
在“隐恶扬善”的价值观影响下，以祖为耻，拒不认祖的现象也很多，而最突出的是魏武帝曹操的后代。曹操有25个儿子，可谓枝繁叶茂。因受《三国演义》等文学作品的误导，俗人多以曹操为“乱世奸雄”、“乱臣贼子”，从而致使曹姓却没有任何家谱以曹操为祖先。曹姓的堂号有“绣虎堂”、“七步堂”。而“绣虎堂”出自谢灵运曾称“天下文章一石，曹植独得八斗”，世人视为绣虎的典故。“七步堂”则出自曹植七步成诗的典故。可见，以“绣虎堂”、“七步堂”的曹姓是认属曹植之后的。在这些曹姓的家谱中，虽然可以找到曹操的弟弟曹休、曹操的儿子曹植，却找不到曹操本人的名字。
到近代，东莞张伯桢（号沧海）炮制的为袁世凯冒认祖宗的事件，令人发指。1915年底，袁世凯皇帝梦正盛，定于次年元旦正式加冕称“洪宪皇帝”。张伯桢抓住这一良机，伪造史料，将这名国贼说成是明末民族英雄袁崇焕的后代，并从血统论的角度来大造舆论，宣扬袁氏当皇帝是“食旧德也”。于是又有诗人作诗嘲云：“华胄遥遥不可踪，督师威望震辽东。糊涂最是张沧海，乱替人家认祖宗。”奈何袁氏的皇帝梦破灭，导致张氏马屁流产，而成了人们的笑料。
近二三十年来，这股冒认之风又悄然复兴且越演越烈。有人冒充毛泽东在战争其期间失踪的儿子，有人冒充张作霖的第九个儿子，有人冒充蒋介石的弟弟……使不少现代史上的名人无端平添了些许后代。前些年，竟有人将这种冒充活动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四川省巴中县恩阳镇有一个在巴中棉毛公司工作叫王长玉的人，自名为“爱因·长玉”，跑到北京某大报编辑部要求帮助。他自称是其母在留学法国时与爱因斯坦的次子爱德华结婚所产的遗腹子。最近几年，韩国学者把炎帝、蚩尤、夸父、风伯、孔子、西施、李时珍等都说成是韩国人的祖先，他们想回归中国就大声说出来，何必拐弯抹角的抢中国人的祖先呢？
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各式名人多如牛毛，难知其数。但其中绝大多数名人的上接祖源和下衍后代的世系都被历史堙没而失考。试想，连动用国家资源的史学界都无法查清的古代名人源流，区区一姓修谱，又岂能将其世系真正上溯至炎黄？如能，古代庶民又岂不是百分之百的断子绝孙了吗？如此简单的道理，就是没人肯懂。冒认历史名人为祖先的现象照样很多：如：李姓冒认李耳，洪姓冒认共工，钱姓冒认黄帝，袁姓冒认袁绍，苏姓冒认颛顼、祝融，欧姓冒认大禹、勾践，王姓、林姓冒认比干等等。贵州有《清河张氏族谱》则把上祖不同、子孙不同的张良、张飞、张九龄、张载等历史名人全部串在一条直系图谱中，让世人哑然失笑。所以，乾隆二十九年（1764）至乾隆四十三（1778）年间，江西巡抚辅德上奏，在全国实行了大规模、长时间的谱禁运动，谱禁规定，在追溯祖先时禁止攀附，尤其禁止攀附古帝王与“圣人”为始祖。初修谱上溯不得超过五世，只能以始迁祖为始祖，始迁祖不明的，以五世祖为始祖，超过五世的所谓先祖一概删除。仅在江西境内，辅德就已查出1016姓荒诞不经的所谓“上祖世系”，其中有奉盘古、雷震子等神话人物为始祖的。凡查到者都遭到了删节或毁版的严肃处理。然而冒认之风依然前赴后继，袅袅不绝。大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势。
记得有一位叫罗香林的学者，好赶潮流，也学着为名人乱接世系：如其民国三十一年（1942）版《国父家世源流考》P47中所作的《结论》云：“国父之家世源流，自其入粤始祖友松公于明永乐（1403～1424）年间自闽迁紫金县后，至国父适十八代，世以耕读为主，各代之名讳世次，皆甚明确。”其《结论》云：“其远世源流，则唐以前俱住陈留，为中原世族。自唐僖宗时黄巢(?—884)变乱，其远祖讠利，始以领公堵御之故，适居江西宁都。历五代至宋，子孙寝多，散布于赣南闽南等地。元明（1368）之际，始多自闽赣迁粤。国父入粤始祖友松公，即自福建长汀河田迁粤一枝也。”但其《结论》之末却云：“国父入粤始祖友松公以上至讠利公之世次名讳，皆以资料不备，未能明说。”对于罗香林的上述文字，只要仔细推敲可以发现，其所谓“国父入粤始祖友松公以上至讠利公之世次名讳，皆以资料不备，未能明说。”不就是等于说“友松公”至“讠利公”至少有519年，其间到底衍传了多少代，作为中山大学教授的罗香林并没有掌握资料，所以他也说不明、道不白。既然如此那么，罗香林教授又凭何说“讠利公”即是孙中山的入闽始祖“友松公”的先祖呢？又凭何说“唐以前俱住陈留，为中原世族”的无名先祖是“唐僖宗时黄巢变乱”时的“讠利”的先祖呢？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的严谨态度，作学问的教授尚且如此，又何况一般民间文化人呢？
文天祥没有后代，已是天下尽知的历史事实，因为文天祥只生有“二子道生、佛生，均早卒”。清光绪《惠州府志》载“端宗景炎丁丑（1277年）八月败于兴国县，妻与二男二女皆被执，一女投水死”，“戊寅（1278年）八月，军中疫，长子亦亡”。元《宋史·列传》“军中疫起，兵士死者数百人。天祥惟一子，与其母皆死”。《宝安文氏宗亲志·文丞相天祥传略》载“时疫，二子道生、佛生俱亡，一女定姐亦适赖姓”。《传略》载父母儿女离去后，文天祥“止此一身，欲死丘首，不食六日”。文天祥在被押解经过南海、零丁洋，进入厓山时，触目生悲，还写有另一诗曰《南海》：“朅来南海上，人死乱如麻。腥浪拍心碎，飙风吹鬓华。一山还一水，无国又无家。男子千年志，吾生未有涯”。此“无国又无家”完全是文天祥自己写下来的事实。但是国民党中将文强（1907－2001），却自称是文天祥的23世孙。深圳岗夏、福永、松岗一带文氏事实上冒认文天祥，才有了2002年5月8日的深圳商报所谓“文天祥第二十三代后人文福安”、2003日6月26日的深圳晚报所谓“文天祥的第28代孙”、2003年9月15日的深圳特区报所谓“凤凰古庙相传为宋朝抗金英雄文天祥重孙所建”的报道，说深圳是文化沙漠，由此亦可见一斑。除此之外，还有好事者称“闻一多是文天祥后人”，湖省浠水文氏称他们的始祖文良辅为了避免元初对文氏家族的迫害，携家逃到湖北浠水，并改“文”姓为“闻”氏。真是让人笑掉大牙。
有刘氏谱牒，多记“刘永之裔永嘉年间迁于江南”，如“……自五胡乱华，永嘉沦复，晋祚播迁，衣冠南徙，永公（刘备次子刘永）之裔，亦迁居于江南。……唐僖宗乾符间……天锡公弃官，奉公祥公避居福建汀州府宁化县之石壁洞。后世遂以祥公为宁化始迁之祖”。此说难脱攀附之嫌。看《三国志·蜀书·二主妃子》注引晋代孙盛《蜀世谱》，明载蜀亡时被迁至洛阳的刘备子孙，至永嘉大乱时，“子孙绝灭。唯永孙玄奔蜀，李雄伪署安乐公以嗣禅后。永和三年（347）讨李势，盛参戎行，见玄于成都也。”也就是说，永嘉之乱时，刘备的子孙基本上死光了，只有刘永的孙子刘玄一人，自洛阳逃到成都。记载此事的孙盛曾在成都亲自见到刘玄，其所记应是最为真实可靠的。南宋大史学家郑樵所作《通志》，在刘永传中便完全沿用了孙盛《蜀世谱》的说法。说明刘备的子孙只剩下刘永的孙子刘玄一人是无异议的。但《湖南平江刘氏大同宗谱》记载的刘氏世系是：“刘备—刘永—刘晨—刘乾锁—刘详—刘圭—刘熹—刘添瑞—刘以仁—刘享—刘雅—刘洪举—刘继明—刘若宰—刘大安”。《重庆壁山新修刘氏彭城宗谱》记载的刘氏世系是：“刘备—刘禅—刘瑶—刘乾清—刘文琥—刘俊—刘熹—刘重辉—刘麒—刘振河—刘雅—刘洪举—刘继明—刘若宰—刘大宇”。《广东兴宁刘氏族谱》记载蜀汉刘氏世系是：“刘备—刘永—刘晨—刘乾清—刘文琥—刘俊—刘熹—刘重辉—刘麒—刘振河—刘雅—刘瑾升—刘淳震—刘坤仁—刘大宇”。上述三地刘氏世系，不但相互之间矛盾叠出，更没有一个世系有“刘玄”的名字，与史志完全不吻合。呵呵，谁引以为信？
丘氏也不例外，借通谱之名冒认望族、大族、名门的例子也很多。如梅县桃尧镇龙发村始迁祖叫龙兴公，老谱记载其父祖名讳及上接世系失考，2004年12月，由外姓人主编的丘氏《梅州分谱》时，以福建上杭为大族，却把龙兴公的世系隔代上接上杭“四三郎——三五郎——惟禄——八郎。”
又如：梅县西阳丘氏始祖原本是存心公，其先原为河南人，汉时有祖来仕于广，因而家于梅县西阳是为始，但其先的家谱遭元季（1368）兵燹焚毁无存，世绪莫得而推。其远孙有一个叫丘俊的人，他是君玉之子，当了四川道监察御史，他1433年修谱时，只能从其可知者写起，而其可知者只有“存心——天贵——政兴——君玉”四世近祖，在“存心”之上就连身为五世的丘俊也无法考证，所以丘俊即以“存心”为始祖生四子：“长曰天富、次曰天贵、三曰天赐、四曰天福”，其直系曾祖“天贵”生两子：“曰政举、政兴。”其直系祖“政兴”生两子：“曰君玉、君禄”。其“君玉”则为丘俊的父亲，所以，丘俊将以上内容著为家谱一编。上世纪九十年代存心后裔中有一个叫丘鼎汉的人修谱，当他仰慕古梅州石窟都丘氏世系出过丘逢甲、丘成桐、丘应楠、邱会作、邱创成、邱维达、丘念台、邱先通、邱会魁、邱会蒿、邱会墟等一大批杰出名人时，便想与古梅州石窟都丘氏世系攀上旁系血缘关系，他将古梅州石窟都大坑头丘氏二世文胜的名拿来作为梅县西阳丘氏始祖存心公的名，而将梅县西阳丘氏始祖的原名存心，改为“字存心”。为了使其篡改顺理成章，丘鼎汉又编造了“始祖不记讳”的谎言，蒙骗族众，既然先世修谱时有“始祖不记讳”的规定，丘鼎汉又怎么独知道“始祖讳”呢？丘鼎汉又怎么敢违背先世修谱“始祖不记讳”的规矩而记讳呢？因古梅州石窟都丘氏世系文兴公一脉的五世为“均”字辈，丘鼎汉又将梅县西阳丘氏始祖存心公四世的“君玉、君禄”改为“均玉、均禄”，从而冒认为古梅州石窟都丘氏世系五世，终于与大名人丘逢甲攀上了旁系血缘关系。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丘滨、丘鈇、丘裕纂本，清康熙八年（1669年）希质公裔刻印的《镇邑丘氏族谱》记载是：“一世：邱氏始祖自宋季初由福建汀州府上杭县来至梅州，即今程乡也。见得风俗淳厚而石窟又为乡村之佳胜，遂居之而立籍焉。生娶未传于谱，不敢强记，但住居在于大坑头，葬在大坑头风吹罗带形坐东向西。其祖婆葬在大坑头蛇形坐东向西是的。二世：始祖长子文胜公生娶卒未详，葬在大坑头坐东向西。三世：文胜之子十郎公 行实未详。生一子：伯四。四世：十郎之子伯四公妻王氏。生子二：长福龄、次福海。五世：伯四长子福龄公妻李氏。生子三：广成、广才、玉泉。伯四次子福海公妻田氏。生子一：汉夫。”根本就没有什么“文胜公，字存心”和“文胜公生长曰天富、次曰天贵、三曰天赐、四曰天福”的记载。汉时从河南来梅州当官之祖的子孙反而去冒认宋末从福建上杭上南湖徙来石窟都为祖的人为祖，这又何苦来着？
又如：梅县白渡镇和里丘氏，他们的始祖原本是上接世系失传的三十郎公，谥德创，配钟氏，生一子，叫显达。1936年，汕头市郊某家生有一人，1940年时日本人打到汕头时，其父母死于枪林弹雨之下，此4岁小儿被逃难者带到梅县，流落到白渡和里，被和里丘焕云收养为孙并取名为国团。2001年这个幼时不知自己姓甚名谁的丘国团当了和里丘氏宗亲会理事长，为丘氏修谱。因古梅州石窟都丘氏世系出过丘逢甲、丘成桐、丘应楠、邱会作、邱创成、邱维达、丘念台、邱先通、邱会魁、邱会蒿、邱会墟等一大批杰出名人，丘国团为了与古梅州石窟都丘氏世系攀上旁系血缘关系，便找到了《镇邑丘氏族谱》，他发现古梅州石窟都丘氏世系中三世应茂一支有“五世均政”，其“均政”明确记载“止”，就是无后传世的意思。该世系应茂一支的六世有“伯”字辈，丘国团便将梅县白渡镇和里丘氏始祖“三十郎公”改为“均政”；将“三十郎公”之子即和里丘氏二世祖“显达”改为“伯达”，分别冒认为古梅州石窟都丘氏世系的五世与六世，可笑至极。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丘滨、丘鈇、丘裕纂本，清康熙八年（1669年）希质公裔刻印的《镇邑丘氏族谱》真实记载是：“一世：邱氏始祖 自宋季初由福建汀州府上杭县来至梅州，即今程乡也。见得风俗淳厚而石窟又为乡村之佳胜，遂居之而立籍焉。生娶未传于谱，不敢强记，但住居在于大坑头，葬在大坑头风吹罗带形坐东向西。其祖婆葬在大坑头蛇形坐东向西是的。二世：始祖次子文兴公谥创兆先生。居大坑头。娶岳氏，年月俱未详，葬印山岗。生二子：长应茂、次应隆。岳氏葬在水沾塘面蜈蚣出洞形。三世文兴长子应茂公妻张氏。生三子：长荣孙、次荣福、三荣寿。四世：应茂长子荣孙公妻杜氏。生子五：均亮、均泰、均发、均政、均美。五世：荣孙四子均政公，止。”根本无所谓“均政”生“显达”或“伯达”的记载。大凡好冒认别人之祖为祖的人，无外乎就是想沾上外人的贵气以使自己高贵，而事实上该干嘛的还是干嘛，并没有因为别人的贵气而使自己飞黄腾达。
再如：上杭中都始祖丘千五郎公的后裔冒接就更加典型。他们不认自己的始祖为始祖，不修“千五郎公族谱”，反而去修“三五郎公族谱”，改三五郎公墓为入闽始祖墓。三五郎公墓原本是上杭一元代古墓，以前并无人认挂。而上杭万三郎一脉是上杭的望族，曾出过四川巡按升南雄知府道隆、广西市政司经历嘉吕、按察司经历嘉周、杭州同知升南京治中道明、均州州判升溁州同知道充、南京中城兵马嘉程等一系列名人。而千五郎上接世系原本失考，直到1514时，千五郎公下传到第八世孙时有一个叫丘廷纶的人才开始修谱，他作为千五郎公后裔中的第一个写谱人，作《宗系茔冢图前序》时坦言其族“每岁届值清明，躬登于坟者鲜矣！至询其所自，但知其坟，而不知何者为某祖考，何者为某祖妣，孰先孰后。见会于族人，但知其同姓，而不知何人是叔兄，何人是弟侄。源流莫溯，世次莫详，是则可忧也！乃知诸父诸兄并无谱志。”今查其族谱，得知中都丘氏始迁祖千五郎十二岁时奉母黄十娘改嫁，自黄坑迁居中都林塘，其后八代200年余无人编写族谱，至丘廷纶辈不知其八世祖千五郎的上接世系本属正常。但当时的丘廷纶并不满足，求知欲和探索欲驱使他想知道更多的先祖，当他得知外系胜运庐源洞四九郎裔志翀公等造有宗谱稿时，便“借而披阅，始知先世居于宁化县石壁村丘家坊，宋末彼处离乱，吾祖先兄弟三人，奉母韩氏，移来上杭胜运里扶阳上坪居住。自二十七郎而生三五郎，由三五郎而生五子：长，四一郎失嗣；次，四三郎，三，四七郎同居来苏黄坑；四，四九郎居胜运之扶阳；五，四十四郎亦居黄坑。厥子千五郎，奉母黄十娘始居于中都林塘，即吾房祖也。”从而冒认胜运庐源洞四九郎裔志翀公1497年序中的始祖“二十七郎”为始祖。从而冒认其外系“四十四郎”、“三五郎”、“二十七郎”三代为祖。其实，志翀公1497年序仅说“五曰四十四郎，居来苏之林塘。”并未说中都丘氏始祖千五郎之事。所谓“厥子千五郎，奉母黄十娘始居于中都林塘，即吾房祖也。”乃丘廷纶为冒接他人之祖的牵强附会之言而已。此后，千五郎公下传第八世孙丘自昂，作为千五郎公后裔中的第二个写谱人1524年写《河南丘氏宗系坟冢图后序》、千五郎下传第八世孙丘尚志，作为千五郎后裔中第三个写谱人1551年写《河南堂丘氏族谱图引》均从丘廷纶，冒认胜运庐源洞四九郎裔志翀公的先祖“二十七郎”。时至1574年正月，千五郎公下传第八世孙又出了一个叫丘自华的人，他作为千五郎后裔中第四个写谱人，开始修统宗谱搞统宗统系。为了与曾出过四川巡按升南雄知府道隆、广西市政司经历嘉吕、按察司经历嘉周、杭州同知升南京治中道明、均州州判升溁州同知道充、南京中城兵马嘉程等名人的上杭望族——万三郎一脉攀上旁系血缘关系，丘自华为原本名讳字谥均未传于谱的“二十七郎”之父取名“继龙”，在所谓的“继龙”上一辈又杜撰了“伯一郎”至“伯十郎”十兄弟，将伯七郎给所谓的“继龙”做父亲，将“伯十郎”给万三郎做父亲，再将所谓的“伯一郎”至“伯十郎”十兄弟杜撰成三五郎之子，原本无人认挂的三五郎墓就这样被杜撰成了“鼻祖”墓，而丘自华自称十三世孙。如此，丘自华与曾出过四川巡按升南雄知府道隆、广西市政司经历嘉吕、按察司经历嘉周、杭州同知升南京治中道明、均州州判升溁州同知道充、南京中城兵马嘉程等名人的上杭望族——万三郎一脉就攀上旁系血缘关系。原来，他嫌廷纶公仅冒接四代不够，便作《统宗源流考》不知天高地厚的指责比他更早60年写谱的先贤：“观志翀、金公及廷纶公，自韩八娘起始祖，特自所祭之墓上认起，使二十七郎失认父继龙，失认祖伯七郎，又失认曾祖三五郎。”至此，1574年的丘自华又比1514年的丘廷纶多冒认了所谓的“继龙”、“伯七郎”、“三五郎”三代先祖。为逞其能，丘自华还自欺欺人的自夸其已“今特综实惟禄公之父、祖、曾而录之。”然而他在《认宗认墓记》又说：“黄岩三五郎公佳冢，紫林滩继龙公天葬之地，当究认宗源”。既已“综实”，谈何“当究认宗源”？且1574年闰腊月的“昭告于大始祖考丘公八郎坟座前”的《祝文》说的是：“公实鼻祖”。既然“公实鼻祖”，哪所谓“鼻祖三五郎”又怎自圆其说？1877年，上杭中都邱凤冈续修《上杭丘氏世渊公支谱》，江西兴国癸酉科举人邱鸿猷将江西兴国丁卯科举人邱毓锟1873年编兴国《邱氏联修族谱》中的《穆公世系》送给中都邱氏作祖宗，邱凤冈则人云亦云，便开始把丘自华1574年冒认的“鼻祖三五郎”说成是“三郎法言”之子。话说“三郎法言”本为上接世系不明的“邱仕宾”下传的第四世孙，而“邱仕宾公乃淛东常熟老人村人，唐天宝三年（744）甲申岁，客游邵武，娶禾坪刘柏女，遂寓而家焉。”其衍流世系是：以仕宾起一世，历二世平宗，三世小亮，四世乔，五世法言。法言之子是“十一郎、十二郎、十三郎”，无所谓名叫“三五郎”的儿子。十一郎之子是“念一郎、念二郎、念三郎、念四郎”。念四郎之子是“三五郎、十四郎、三四郎、四五郎、四九郎”。其三五郎葬上杭黄岩屛风山。1807年，江西宁都《灵溪六修族谱》将淛东常熟老人村人“仕宾”以仲卿之子“国宗”为字，编入《二居士世系》第十二世；将“三郎法言”编入《二居士世系》第十六世；将“三五郎”编入《二居士世系》第十九世。1873年，江西兴国举人邱毓锟编兴国《邱氏联修族谱》，亦称七修谱，将《二居士世系》纳入《穆公世系》，把始祖二居士编为穆公第五十五世；把二居士第十六世编为穆公第七十世，把二居士第十七世十一郎、第十八世念四郎删除，将上杭中都丘自华1574年冒认的“鼻祖三五郎”编为穆公第七十一世。至此，上杭中都丘氏自1514年以来平白无故的共多了七十六世莫名或别人的先祖作自己的祖宗，欢欣鼓舞，乐不自禁。便将此铆接而成的假世系传遍海内外。
以上所说，或付之一笑，或冷眼观之可也。
附：
清政府大倡民间修谱。清代中叶江西宗族势力发展很快，乾隆二十八年辅德出任江西巡抚，为整顿江西宗族健讼、械斗之风，奏请查禁合族建祠的流弊。辅德在奏折中说江西宗族“所建府省祠堂，大率皆推年远君王将相一人，共为始祖，如周姓则祖后稷，吴姓则祖泰伯，姜姓则祖姜尚，袁姓则祖袁绍，有祠必有谱，共纂辑宗谱，荒唐悖谬，亦复如之”。族谱中“其祖及唐宋者已为近代，而两汉以上，唐虞三代、颛顼、轩辕称为始祖者，比比皆是，甚有祖及盘古、地皇者。又有古之奸逆所不齿，如董卓、朱溢之类，尚为祖之者。更有正史不载，仅见于稗官野史，实无其人，如雷震子之类者，亦皆奉之为始祖，其僭越荒唐，、鄙俚悖谬实为已极”。据统计，“谱载荒远不经之始祖者一千一十六姓”。于是下令“所有谱首谱序荒远不经之始祖及字样名目一概铲削，并毁其版，断以始迁该地及世系分明者为始祖，均令另行改正，送官钤印发放，遇有争讼，饬以即该为凭”。这是清政府第一次干预族谱。……上面的以董卓等为始祖的，如果真是其后代的话倒没什么，如果不是，那就认贼作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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