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帝南巡”影响下的家国情怀与担当精神

姚波

“舜帝南巡”影响下的家国情怀与担当精神

《湘漓文化》第二辑　　加入时间：2016/12/21 15:26:00　　
“舜帝南巡”影响下的家国情怀与担当精神


——湘漓文化特质再探




陈仲庚[①]




笔者在《“山水合一”：莲花品质与松树风格——湘漓文化特质初探》[②]一文中，曾探讨了湘漓文化具有南北汇通、山水合一的人文特质，具体落实到湘漓人特有的人格秉性上，则是山性之仁与水性之智亦即莲花品质与松树风格的结合。本文意欲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一下“山性之仁”的具体体现，也就是在“舜帝南巡”的影响之下，湘漓人那种浓郁的家国情怀与担当精神的结合。





一、舜帝南巡的文化遗迹与路线图


湘漓文化不仅依托于共有的山水坏境和生产生活方式，也依托于共同的文化源头，这一源头的“初始”点，无疑要追溯到四千多年前的舜帝南巡。


舜帝南巡对湘漓文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时至今日，湘桂走廊及其周边地区，仍然留存着诸多舜帝南巡的遗迹，流传着诸多舜帝南巡的故事传说，虽经数千年时间之流的冲刷，不仅没有湮没，反而历久弥新，说明其影响力是何等强大。在这里，我们不妨循着舜帝南巡留下的文化遗迹，并对照历史文献和故事传说，去勾勒一幅舜帝南巡的路线图。


舜帝将帝位禅让给大禹之后，决定南巡，随行人员有儿子商均、传令官龙、典乐官夔和一支乐队。南巡队伍告别帝都（今永济），由风陵渡过黄河，入潼关，经商洛，顺丹江，下汉水，取道荆州，过长江，入洞庭。进入洞庭湖之后，舜帝南巡的文化遗迹就越来越多，越是接近湘桂走廊和南岭山脉，其文化遗迹就越丰富。这一方面说明，舜帝南巡在这一区域所驻留的时间可能更长；另一方面也可证明，舜帝对这一区域的影响力更大。


在洞庭湖，舜帝登上湖中的洞府山岛，教授当地居民制茶的技术。这个山岛因为舜帝居住过，所以改名为君山，岛上所产的茶叶，也成为著名的“君山茶”。舜帝来到常德的一座山下，在此讲授修身齐家治国之德，这座山就叫做德山。舜帝来到湘潭，带着乐队登上一座山峰演奏韶乐，这座山峰就叫韶山或韶峰，整个山冲就叫韶山冲。舜帝来到南岳衡山，大会南方诸侯，筑坛祭祀山川，并将玛瑙瓮专盛的甘露赐给众人，此坛因而命名为甘露坛。舜帝经过邵阳新宁一处风景绝妙的山，夸赞说：“山之良也！”这山就叫做崀山。舜帝在永州东安驻跸了一段时间，所驻的山就叫做舜皇山。


从舜皇山沿着湘桂走廊往南，来到桂林的一座山下驻跸，这座山就叫做虞山，在山上的石洞演奏韶乐，这个洞就叫做韶音洞。从桂林沿桂江继续南下到梧州；从梧州沿贺江向北到贺州，再由贺州向北，经江华到达道县——象封侯的地方有庳，探望多年未见的弟弟象，了却了一桩心愿。再过潇水往东，经宁远过蓝山，来到九疑山南麓的一个山坳，在此弹唱《南风歌》，这个山坳就叫南风坳，山坳上还曾建有熏风亭。出南风坳继续往东，来到一座大山的石台上，在此演奏韶乐，此石台便叫做韶音台或韶音石，这个地方就叫做韶州或韶关。从韶关折向英德，经涟水往北返回宁远来到九疑山。在九疑山地区，与舜帝南巡相关的文化遗迹就更多了，有潇韶峰、舜源峰、娥皇峰、女英峰、万岁山、五臣山以及舜教农耕的地方“历山头”、舜斩恶龙的地方“舜峰”等等，多得不胜枚举，一直到“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因为是舜陵所在地故称之为零陵，秦始皇设零陵县，汉武帝设零陵郡，零陵之名一直沿用至今。


舜帝南巡这一路线图，究竟是历史的真实还是臆想的传说？东安舜皇山“坐果山遗址”的发现，或许可以为这一路线图的真实性提供一个佐证。《湖南日报》2008年12月3日曾报道：《史记》记载的“舜帝南巡”在考古界由于缺乏相应的考古论证，一直只是一个美丽的神话，近日，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永州市东安县大庙口镇发现一大规模商周时期遗址——暂命名为“坐果山遗址”，这一发现将有可能填补“舜帝南巡”这一千古疑案的实物证明的空白。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郭伟民表示：“湖南很多地方都有关于五帝时代的传说，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舜帝南巡’，但是至今除了传说没有任何实据证明。此次考古发现，是否能佐证舜帝南巡的传说，有待进一步的考证。在这些出土文物上，既发现了当地区别于中央王朝的文化特征，也出现了中原文化传播、北方文化南下扩散的交流元素。这种区域文化的分散与聚合、差异与交流，为华夏民族共同体的融合过程、中华文明的形成脉络提供了重要的材料佐证”；“这次的发现，随着一些青铜器的出土以及反映出的商周湘南居民的生活习惯等都与古代中原地区的情形十分相似，这就证明这些人有可能是北方来的，就算不是，至少也证明了那个时候文化交流传播的影响力。” 更令人惊奇的是，研究人员发现了南溪村二组一系列完整遗迹，沿台地周围已发现四个同时期遗址。为什么会有这样大规模的商周古人类遗址呢？郭伟民分析，如此多同时期同类型遗址的发现，证明两千多年前这里曾生活着大量的居民，他们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聚落。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坐果山与望子岗——潇湘上游商周遗址考古发掘报告》说得更明白一些：“舜帝南巡，已成为潇湘大地具有标志性的古老传说，反映在考古学上，便是新石器晚期至商周以来中原文明的南浸，以及作为政体边界的确认，秦汉统一便是这种确认的逻辑结果”；“随着潇湘上游商周时期文化面貌的逐渐梳理，会使这一段传说的历史背景越来越清晰，从而使它散发出新的历史光彩”[③]。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样的考古发现，不仅仅限于潇湘上游，几乎遍布整个南岭山脉，如此完整的聚落，如此宽广的影响，在交通很不发达的史前和上古时代，中原的影响力恐怕还很难深入到如此遥远的“南蛮”之地。因此，这很有可能是舜帝南巡队伍所留下的后裔。





二、舜帝南巡的目的与影响力


“舜帝南巡”这一历史事件，中国古代文献典籍一记再记，民间传说也是一说再说，再加上考古新发现的印证，其真实性应该毋庸置疑。但“南巡”的目的是什么？各种文献的解释则说法不一，较有影响的解释大致有四种。


其一是“巡狩方国”说。认为舜帝南巡是为了巡狩方国，这是最流行的说法，无论文献典籍或民间传说，都有这一说法。最早的文献记载是《尚书·尧典》：“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传》曰：“舜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狩，死于苍梧之野而葬焉。”《史记·五帝本纪》云：“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烈女传》卷一《母仪传·有虞二妃》言：“舜陟方，死于苍梧，号曰重华。”《孔子家语·五帝德》亦云：“（舜）陟方岳，死于苍梧之野葬焉。”舜帝“巡狩方国”本是一种定制，其深层意图是“考察官员，体察民情”，今人杨东晨对此解释说：“帝舜即位后，多到黄河流域及江淮地区巡视民情，考察官员政绩，未到过江南，因而在禹摄政后，帝舜和大臣亲到南方去考察‘官员’（十二牧中的主南方者）的政绩和民情。”[④]九疑山的民间传说也有同样的解释：“舜帝禅让后，并没有袖手旁观，而是仍然在考虑国家的兴盛，人民的安危。他想，中原的水害治住了，可是南方的水害怎样呢？他知道，南方原来是多水患、多猛兽、多灾荒的地方,如果南方的灾害不除,那里的老百姓就得不到安定的生活。舜决心亲自到南方巡视，了解南方的情况，好帮助大禹治好整个中国”[⑤]。


其二是“南征”三苗说。儒家经典《礼记·檀弓上》载：“舜葬苍梧之野，盖三妃未之从也。”此书是最早记载舜帝归葬苍梧说的文献。汉代郑玄注曰：“舜征有苗而死，因留葬焉。”刘安《淮南子》亦云：“舜南征三苗，遂死苍梧。”晋代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说：“有苗氏叛，（舜）南征。崩于鸣条，殡以瓦棺，葬于苍梧九疑山之阳，是为零陵，谓之纪市，在今营道，下有群象为之耕。”“南征”自然是征战，但我们从留存下来的遗迹看，舜帝一路南巡，一路宣讲着道德教化，演奏着《韶乐》，唱着《南风歌》，似乎是很平和轻松的南巡之旅。因此，更多文献所记载的则是另一说法。


其三是“德服”三苗说。提出这种观点的主要是法家，法家重视“以力服人”，但在舜帝南巡的目的性上，却推崇“德服”。《韩非子·五蠹》云：“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攻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相类似的说法还有诸多典籍，略摘录两段：


三苗不服，禹请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吕氏春秋·尚德》）


当舜之时，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波，右彭泽之水。由此险也，以其不服。禹将伐之，而舜不许，曰：“吾喻教犹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请服。天下闻之，皆薄禹之义而美舜之德也。（《韩诗外传》卷三）


以上观点都是否认“南征”而肯定“德服”的政治效果，今人也多持这种观点，如蔡靖泉认为：“武力征伐不能服众，行德喻教方可化民。虞舜弃力征而以德化三苗，足显其明哲贤能之‘圣’。虞舜在南国的行德，即如《南风歌》所云的‘解吾民之愠’、‘阜吾民之财’；虞舜在南国的喻教，也即‘慎和五典’，使苗民‘移风易俗’，明‘五常’之义，由野蛮走向文明”[⑥]。郑国茂也认为：“黄帝家族战胜了炎帝家族，变成了民族正统，而散落在南方广大地区的炎帝后裔，则沦落成了不服北方‘王化’的蛮夷。其中就有少数三苗中的顽固分子，他们对当朝仍然怀有强烈的敌对心理，不时滋扰社会。舜帝有生之年不能真正做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于心不安。一向厌弃舍仁德而任诛杀的舜帝拟进一步感化南蛮”[⑦]。


其四是“被逼避难”说 。在舜帝“禅让”的问题上，有人持相反观点，认为是禹“逼宫”。与“逼宫”相联系，认为舜帝的南巡也是“被逼避难”。《韩非子·说疑》曰：“‘古之所谓圣君贤王者，非长幼世及以次序也。以其构党与、聚巷族，逼上截君而求其利也。’彼曰：‘何知其然也？’则曰：‘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截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按照韩非子的说法，禅让说充满了欺骗性，舜禹之继承君位，靠暗结党派，拉拢权贵而夺取其政权。再如《汲家琐语》云：“舜放尧于平阳。”又说：“据《山海经》谓放勋之子为帝丹朱，而列君于帝者，得非舜虽废尧，则云：仍立尧子，俄又夺其帝位者乎?……谓之禅让，徒虚语耳。”唐代刘知几根据《汲家琐语》、《山海经》等书的记载，在《史通通释·疑古》中说：舜“何得以垂暮之年，更践不毛之地；兼复二妃不从，怨旷生离，万里无依，孤魂磕尽，……斯则险方之死，其殆文命之志乎?”他认为舜帝年老“践不毛之地”，“二妃不从”，这不合常理，借此来否定禅让。这就意味着舜是被逼让位，然后来到南方避难。近人顾劼刚认为，禅让是墨家为了宣传他们的主张而造出来的。墨家只提出了尧舜的禅让，舜禹的禅让是后人添加上去的，尧舜禅让说是东西民族混合的结果[⑧]。今人杨安平认为，自黄帝打败蚩尤后，华夏族与东夷族已成为联盟关系，所以尧把二女嫁给舜也是自然的。嫁二女是有目的，一是通过联姻来稳定、安抚有虞氏部落；二是监察有虞氏动向。舜以孝闻是儒家附会、史迁之误，或者由于传说的时间错位所至。舜势力不断壮大，舜的势力可谓无敌于天下，因此“逼尧、囚尧”的悲剧也在所难免了。所谓避让是曲折地反映了传说中的古史，是部落联盟中心由虞舜部落向夏禹部落转移的影史。这种转移不是让于德的结果，也不是避让先王之子的结果，而是各部落势力消长的结果[⑨]。


笔者认为，舜帝南巡的真实目的是“德服三苗”，这更符合历史的真实性，也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经过漫长的战与和，黄河与长江的远古民族逐渐结合为三大部族：华夏族、东夷族和南蛮族。晁福林认为：“部落联盟领导权的禅让制是古代早期国家构建的重要标识。关于尧、舜、禹之间的领导权的传递，《尚书》所载言之凿凿，无可质疑。”[⑩]既然国家的权力禅让只在尧、舜、禹之间传递，按照顾颉刚的说法只是“东西民族混合的结果”，这就意味着南方蛮夷族并没有“结合”进去，南蛮族的权利并没有在国家的权力中得到体现。而且南蛮族既有山川之险，又有众多族支，“九黎”、“三苗”之称就是族支众多的表现。在他们的权利没有结合进国家而又要让他们服从于国家的权力，并让他们心服口服地与北方的两大民族融合为一体，这确实是武力很难解决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所以舜帝南巡一路宣讲着道德教化，同时伴随着音乐熏陶，并以自己的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最终“勤民事而野死”，还将自己的圣体也留在了江南九疑，再加上二妃的泪洒斑竹、殉情潇湘，他们的事迹使南方的九黎、三苗大为感动，最终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来自北方的王权，三大部族终于“混合”为一体。可以说，如果没有舜帝的南巡，中华民族的大融合、中国大一统国家的形成，都是很难想象的。


舜帝南巡，带来了民族大融合、文化大融合，奠定了“天下一统”的基础。舜帝南巡之前，北方的华夏集团，与南方的三苗、九黎战争不断，形成两大对立的阵营；南巡之后，这种现象不再存在。此后的数千年历史，中华大地上所发生的大战，无非为争夺天下共主之位，而且主要是在北方，导致很多北方难民逃到南方躲避战乱，成为南方的“客家人”，这就足可证明，南方比北方更安宁。仅此而论，舜帝南巡的丰功伟绩，足可光耀千秋万代。舜帝南巡之时，身份上已经退位，年龄上已是耄耋之年，但他仍然不辞劳苦不避艰险毅然南巡，一心只为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融合、百姓的安宁，这种作为和精神，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和借鉴。


舜帝留下的精神财富十分丰富，其影响力体现在诸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对中国伦理政治和中华民族人格秉性的影响。


其一，因“德服三苗”的德治理念和政治实践，奠定了中国数千年“伦理政治”的主流路径。作为上古时代的舜帝，是中华文明最为关键的奠基人，崔述的《唐虞考信录》说：“然则尧舜者，道统之祖，治法之祖，而亦即文章之祖也。”古人将尧、舜视为圣王，而且往往是尧舜并称，在道德与政治的结合中，尧帝的德行或许不在舜帝之下，但他的实践之功却难与舜帝比肩，所谓尧不能为而舜能为之，尧未能成而舜能成之。舜帝南巡，“德服三苗”，实现了华夏、东夷、南蛮三大部族的大融合，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这一千秋伟业是尧帝所不可比拟的。可以说，正是舜帝的德行和“德服三苗”的政治实践，才奠定了中国文化将伦理道德与政治相结合的本质特征，此后的中国文化一直沿着“伦理政治”的主流路径走下去，几千年基本保持不变。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伟业，使舜帝成为中华文明当之无愧的“人文先祖”。


其二，“勤民野死”的献身精神和担当精神，铸就了中华儿女的家国情怀和勇于担当的社会责任感。《汉书·刘向传》曰：“舜勤民事而野死。”《三国志·蜀书》亦曰：“昔舜勤民事，崩于苍梧。” 舜帝以退位之身、耄耋之年为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融合、百姓的安宁而不辞劳苦不避艰险毅然南巡，最后“野死”苍梧，舜帝的这种献身精神和担当精神，对中华儿女人格秉性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舜文化，就无法在朝代更替和外族入侵中保持强大的国家凝聚力和民族亲和力，就无法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没有舜帝道德文化的润泽，就不可能培养出强烈的民族凝聚力和社会责任感。舜文化，对于尊祖爱国、传承中华文明和促进祖国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三、更具“山性”特征的家国情怀与担当精神


“舜勤民事而野死”，“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舜帝归葬于九疑山何处？古往今来最为通行的说法是在三分石，“三分石又称舜峰，壁立千仞，峻极于天，如一条盘亘于地、昂首向天的蛟龙。以三分石为舜陵，以巨石为墓碑，以对峙的香炉山为祭坛，实为人间最壮观的陵墓。因此在宋代以前，三分石一直是舜陵的象征，舜庙一直据此而营建”[11]。“壁立千仞，峻极于天”的三分石，其实不仅是舜陵的象征，更是舜帝精神的象征，这一不朽的历史丰碑，一直在感染着一代代中华儿女，更是直接培育了湘楚和湘漓儿女的人格秉性，并进一步强化了湘漓文化的“山性”特质。
在与湘漓文化相关的代表人物中，最早受到舜帝精神感召的应该是屈原。屈原仰慕“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离骚》），他在遭谗受逐的逆境中，满腔的家国情怀无处诉说，只好“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离骚》）；满身的报国之志和担当精神无处施展，只好寄希望于幻想世界：“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涉江》）。这无疑是屈原对现实绝望之后的一种精神追求；最后的怀砂自沉，既是是一种精神解脱，更是一种精神坚守。同舜帝一样，屈原把自己的忠骨留在了湘楚大地，他的精神也一直在感染着湘楚儿女，也使湘楚文化具有了更多的山之刚性。不妨比较一下在楚文化共同影响下的鄂楚文化，则更多地是受到老庄哲学的影响，所以鄂楚文化更偏重水性之智，民间所说的“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便是这种水性之智的体现。
受舜帝和屈原精神的感召，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和担当精神的湘漓人代不乏人，如宋代的陈遘兄弟可视为古代的代表人物。陈遘、陈适是永州人，宋钦宗时，陈遘由河间知县调到中山任知县。恰逢金兵南侵，包围了中山县城，陈遘冒围入城，率城中军民捍守城池。陈遘之弟陈适，作为朝廷的光禄卿来边关督查防务，恰好也在城中，陈遘对陈适说：“吾兄弟当以名义自处。”陈适泣曰：“兄当尽力，勿以弟为念。”陈遘率众奋勇拒敌，城破被杀。金人见其尸体曰：“此南朝忠臣也。”殓而葬之。陈适被俘，亦大骂而死。兄弟一门忠烈，埋骨他乡，正是湘漓文化“山性”特质中强烈的家国情怀和担当精神的集中体现。
湘楚及湘漓人的这种敢做敢当、不怕牺牲精神，在上个世纪20 年代被陈独秀总结为“扎硬寨打死战”的精神。陈独秀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中赞扬说：


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作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黄兴）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蔡锷）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毅不拔的军人！
应该说，无论是“艰苦奋斗”的精神还是“扎硬寨打死战”，抑或是“坚毅不拔”的精神，都是以爱国、救国情怀为基础的；而且，每当家国危难、民族危机之时，这种精神、这种情怀就体现得有为鲜明、尤为突出。陈独秀的文章写在抗日战争之前，如果在抗战之后，他肯定要加上长沙保卫战、常德保卫战和衡阳保卫战，那更是何等地“艰苦卓绝”，更是何等地“扎硬寨打死战”而“坚毅不拔”，特别是衡阳保卫战，连进攻一方的日军战报都认为是一场“空前苦难的战役”，很难想见衡阳守军“艰苦卓绝”的程度。这场战役，中方以1.7万余人的军队，抗击日军10万余众的进攻，并坚守47天；最后以1.5万比7.9万的伤亡，亦即近1﹕5的伤亡比例，结束了这场战役。衡阳城虽然被攻破了，但衡阳之战却创造了中国抗战史上的一个奇迹，连日本人都慨叹，此次战役“牺牲之大，令人惊骇”。方先觉指挥的第10军虽然不一定都是衡阳人，但与衡阳人的支持是绝对分不开的，所以毛泽东当时在《解放日报》发表讲话高度评价说：“坚守衡阳的守军是英勇的,衡阳人民付出了重大牺牲。”当然，衡阳保卫战也有广西桂军的一份功劳，桂军第46军，参加衡阳外围作战14天，参战部队2万人，最后伤亡7000多人，特别是营长以下军官牺牲80%，团长的伤亡也很大。因此，这种牺牲，既代表了湖南人的精神，同样也代表了湘漓人的精神。
在中国现代史上，最能代表湘漓人精神的著名人物应该是李宗仁。周恩来曾评价李宗仁一生做过两件好事：一件是台儿庄大捷，一件是回归祖国。当然，即使把李宗仁为统一广西所作的努力、为统一全国参加北伐曾带着桂军打倒山海关等“好事”置之不论，仅有这两件“好事”，也足可证明李宗仁那强烈的家国情怀和担当精神。早在抗战全面爆发的1936年6月，李宗仁说动陈济棠成立抗日救国军第一军团，自任副总司令（总司令陈济棠），并出兵湖南，要求北上抗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1937年10月，李宗仁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节徐州，才算真正有了与敌决一死战的机会。上任伊始，便立即着手与日军展开大规模会战的部署。1938年3月台儿庄战役开始，4月，李宗仁下达训令：“我国忠勇战士，应深深认识敌军目前正在困境中，全军须协力一致完成其任务，以求最大的战果，为民族独立及抗战大使命尽全力。”在“全军协力一致”的奋战中，战役取得了“最大的战果”——歼灭日军二万余人的重大胜利。这是日军一次战役进攻中的败退，也是日军发动侵华战争以来的首次失败，不仅是兵力数量上的损失，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挫折，打破了“大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尤为重要的是，李宗仁以偏师弱旅战胜了骄狂不可一世之强敌，在政治上增强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鼓舞了抗日军队的士气，用胜利的事实证明了精诚团结的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这一胜利还改变了国际上对中日战争前途的悲观看法，1938年4月9日路透社电讯说;“英军事当局对于中国津浦线之战局极为注意，最初中国军队获胜之消息传来，各方面尚不十分相信，但现在证明日军溃败之讯确为事实。”因此，“台儿庄大捷”绝不仅仅是一场战役的胜利，其意义和影响可用周恩来的评价来说明：“这次战役，虽然在一个地方，但它的意义却在影响战斗全局、影响全国、影响敌人、影响世界！”或许，李宗仁本人并没有想到这么多，他只想到了“民族独立”的大危难及作为军人的“大使命”，正是因为承担了“大使命”，挽救了“大危难”，所以产生了“大影响”，成就了“大意义”。综观李宗仁的一生，政治上一向与蒋介石不和，但在抗日战争中却与蒋介石配合默契，这也足可证明李宗仁的襟怀：为了民族大利益，自觉地摈弃个人恩怨。
如果说第一件事“台儿庄大捷”还只是需要他摈弃个人恩怨，第二件事“回归祖国”则更需要有忍辱负重的心理准备。在当时，国共的长期对立已势同水火，作为对立一方的败军之将，回归祖国也就意味政治上向对方“投降”，同时也意味着成为原来阵营的“叛徒”，这在特别强调“忠贞”、鄙视“叛徒”的中国文化背景下，走出这一步该需要多大的勇气？！本来，他完全可以在国外过着优裕的生活，写写回忆录，骂骂共产党，就可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毅然决然地回归祖国。他的回归，也不仅仅是个人的叶落归根，更是一份使命的担当，这也就是他在临死之前的遗信中所念念不忘的：“在这个伟大时代，我深深地感到能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是一个无比的光荣。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何等的家国情怀，何等的担当精神？！虽不像屈原怀砂沉江那样壮烈，但李宗仁用自己一生的热血和实践所表明的心迹，更加耐人回味。



[①] 作者简介：陈仲庚（1959—），男，湖南祁阳人，湖南科技学院教授，湖南省舜文化研究基地首席专家。研究方向：舜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文艺学。

[②] 见《湘漓文化》（第一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019～026。

[③]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坐果山与望子岗——潇湘上游商周遗址考古发掘报告》（上、下册），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633～634。

[④]杨东晨.帝舜家族史迹考辨[J].零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1).

[⑤]讲述人：王立生，74岁，男，小学文化，汉族，农民，鲁观乡鲁观村人。整理者：何文孝

[⑥]蔡靖泉.舜歌《南风》与舜化南国[J]. 零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1).

[⑦]郑国茂.舜帝南巡不容置疑[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3）.

[⑧]顾颉刚.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A]，吕思勉、童书业·古史辨：第7册（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⑨]杨安平.关于尧舜禹禅让制传说的探讨——兼谈国家形成的标志问题[J]，中国史研究，1990（4）.

[⑩]晁福林.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一个理论思考[J].中国历史研究，2010(6).

[11]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坐果山与望子岗——潇湘上游商周遗址考古发掘报告》（上、下册），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6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