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现代化的框架理解当代中国 有了上面简单的分析框架,我们就可以回过头来理解当代中国的一系列问题。 先说威权体制。“威权体制+市场经济”能不能作为中国模式一直存在下去?可能有人会说,你看新加坡不是做得很好吗?新加坡在短短的半个世纪里从一个极度贫困的国家发展到了世界上数一数二富有的国家,人均收入超过美国。这是一个奇迹。但是,我个人认为新加坡模式不适用于中国,因为新加坡是弹丸之地,人口、面积大概都比不上北京的海淀区。我们试想一下,海淀区如果独立出来变成一个国家的话,恐怕也会很快变得非常富裕吧?问题的根源是,威权体制不适合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古代社会非常简单,皇帝不需要做很多的事情,只要能够抵御外敌,提供简单的公共物品,如防洪救灾,就可以了。在今天这个复杂的社会里,让少数人来管理国家变得非常困难,因为他们不可能掌握所有的信息。 大家可能知道,在上个世纪30年代有一个著名的社会主义大辩论,正方是奥斯卡·兰格,反方是哈耶克等人。最终哈耶克在辩论中失败了,主要原因是当时苏联发展非常快。哈耶克在辩论失败之后写了一本书,叫做《通往奴役之路》,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计划者没办法解决信息问题:他不可能知道千千万万的消费者需要什么,不可能知道千千万万的生产者需要生产什么。最后,要获得足够的信息去实现社会主义计划,就最终会变成一个警察国家,走向奴役之路。 如果大家学习过高级微观经济学的话,就知道在三个条件下——匿名性、对称性、正向回应——唯一产生集体决策的原则就是多数原则。后面一个条件比较技术性,前两个条件是现代社会秉持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就是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所以,如果我们想反映所有人的利益,把每个人的利益同等对待的话,唯一合理的原则就是多数原则,也就是民主原则。 有人会说,我们2000多年的文明造就了我们就该是一个独裁的社会,甚至很多想改变中国的人也都把我们的问题归咎到我们的文化。他们的参照系是当今的西方社会。我觉得这个比较是有问题的:比较的时空错了。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之得失》里提出中华文明早熟论。在2500多年前,即所谓的轴心时代,三大文明——即中华文明、希腊文明和印度文明——解决不同的事情:希腊文明解决人与自然的问题,它的目标是征服自然;印度文明解决我是谁的问题,它的特征因此是内省的;中华文明解决人与人之间如何和平相处的问题,所以我们活在当下,中华文明在很早的时候就找到了一套治理社会的办法。 不同的文明解决不同的事情,但是不能把文明看成是固定的事情。我非常敬佩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观点,他说,在评价中国文化的时候,不要把中国文化与当代西方思想比较,而是要把孔子和柏拉图进行比较,因为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森问一个问题,到底是柏拉图更赞同独裁,还是孔子更赞同独裁?他的答案是,可能柏拉图更赞同独裁,因为他想象有一个所谓的哲学王统治我们,哲学王是一个绝对的权力;但是孔子却认为,如果君主做错了事,你应该直言相谏,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很多大臣都是直言相谏的。 儒家思想也不应该固化。现在社会上有读经热,大家读四书五经,然后按照过去的礼仪去穿戴,去参拜。我们为什么不能破除这些禁锢,把儒家文化里面好的东西发扬光大呢?难道西方现在所谓的自由民主这些东西就是希腊文明所有的东西吗?显然不是,希腊社会是一个奴隶社会,只不过现代西方往往避而不谈而已,而只是把希腊文明里的一部分东西发扬光大了。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把我们好的东西发扬光大呢?复旦大学哲学系的白彤东教授是研究儒家思想的,他认为,中庸思想和一个薄版本的民主是相容的。什么叫民主?其实说白了就是妥协的过程。你说一句我说一句,最后大家坐下来谈、来投票,就是一个妥协的过程。这个刚好和中庸思想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庸就是不要太过分,你让我一尺、我让你一丈,大家和平相处。这不就是民主的思想吗? 把威权体制想象成永久不变的东西是错误的。我们只不过是比西方晚走了300年而已;仅此而已,没有别的差别。西方社会在中世纪的时候比当时的中国黑暗得多,那时候的西方被教会所统治,基本上谈不上理性。我在欧洲的一份华人报纸上读到一篇文章,题目叫《“爸爸”们的故事》,“爸爸”就是教皇。上千年下来,爸爸们的故事五花八门,非常堕落、非常腐化。其实古代社会大家都一样,都是黑暗的,只不过西方比中国走得更早一些而已。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我觉得,从现代化和传统社会的冲突这个角度,可以更好地理解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革命政党,而且是带着浓厚的现代化追求色彩的政党。试想,1949年取得政权之后,共产党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是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1949年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负责工业的同志告诉他:主席,今后在你面前的就不是这些古老的建筑,而是一排排的烟囱。在那个时代,烟囱是现代工业的象征。 但是,在推进现代化的同时,我们国家还是一个传统社会,是传统和现代交织在一起的社会。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理解城管是怎么回事情。上世纪90年代末之前没有城管,出现城管完全是因为我们现代化的脚步太快造成的。大家对比一下和中国同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就会发现,他们的城市比中国的城市要脏乱差得多,不说印度,因为印度比我们的收入水平现在低得多,你即使去泰国看一看,城市面貌也大不如中国。相对而言,中国的城市化是一种非常干净的城市化。这就是对现代化的追求,对超现代化的追求,脚步跑得太快了。可是中国还有一半的人生活在农村,农民要谋生,要到城里来摆摊,摆到马路上,城管去管就发生冲突。从情感出发,我们对城管的粗暴行为不满,但是,如果没有城管会是什么样呢?上世纪90年代没有城管,到晚上小摊就直接摆到马路中央了,那时车少,还没有问题,但今天显然就不行了。 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矛盾,还表现在其他方面,比如我们的城市建设,一方面追求超现代化的雄伟,另一方面又保留了古代社会的仪式性。古代社会的建筑不只是建筑,而且还是纪念碑,我们现在的许多建筑都带有树碑立传的意思。最典型的就是首都机场的T3航站楼。从天空上看,它非常漂亮,像一只火红的凤凰,但是在地面上,它把人流集中起来,造成人为的拥堵,而且内部空间巨大,不仅浪费惊人,而且让你感觉很渺小。这也体现了北京和上海的不同,上海要理性得多。新天地的改造很成功,但我最喜欢的是田子坊的改造。它是陈逸飞生前带动起来的一片艺术社区,后来经黄永玉设计,进行改造。改造之后,它让我想起纽约的格林尼治村,建筑尺度适中,适合人的生活,楼下商业,楼上仍然住人,很有生活气息。这是一种理性的表现。现代化不是铺张浪费,而是对人的尊重。 第三个问题是中国人的道德前景。我不认为我们的道德水平江河日下。我刚才说了,我们现在多数民众持有的道德观是一个熟人社会的道德观,是一个只适用于周围的人的道德观,而不是一个适用于生人社会的道德观。我们的问题是,我们还没有学会一个生人社会的道德观。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我觉得过去一百多年中国缺失了一部分东西,就是在我们现代化进程里缺了一环,即民众的教化过程。我说这句话的时候,自己都感觉需要一点儿勇气,因为在今天说民众需要教化,马上就会有人质疑,谁来教化我?我们已经发生了一场自发的民主化进程,每个人都接受了所谓的个体价值的观念,不认为存在高出自己的教化者。但是,后发国家都经历过教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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