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吴兴姚氏与山东士族婚姻之我见

姚波

唐代吴兴姚氏与山东士族婚姻之我见
姚诗聪
（陕西理工学院 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0）

摘要：吴兴姚氏是汉唐之间江东地区颇具代表性的文化士族，为唐代江东四大士族之一。唐代为其全盛时期，其最主要的通婚对象为山东士族，故对其与山东士族婚姻的整理、分析无疑是其婚姻研究的重点。而作为其重中之重的唐代姚崇家族最主要的通婚对象亦为山东士族。由唐代姚崇家族与山东士族的婚姻情况，足以显见其家族兴衰之过程，由此又可反映出唐代吴兴姚氏及唐代士族的演变历程，极具象征意义。
关键词：唐代；吴兴姚氏；山东士族；婚姻；兴衰；演变

吴兴姚氏是汉唐之间江东地区颇具代表性的文化士族，为唐代江东四大士族之一。唐代为其全盛时期，因而自然最具研究意义。但关于唐代吴兴姚氏婚姻关系基础材料的整理、分析成果至今未见。笔者以墓志所见材料为主，辅以史传文献，整理出唐代吴兴姚氏的婚姻关系，发现其与山东士族的通婚关系总计26例，而与其他通婚对象，即与关中士族、江东士族、胡姓士族、其他家族的联姻总计才20例，可见其最主要的通婚对象为山东士族。故对其与山东士族婚姻的分析、发现无疑是其婚姻研究的重点。而从家族规模、入仕人数、政治地位、政治社会影响力、政治文化贡献度、人才质量、科举婚姻、显赫度等诸多维度考虑，唐代姚崇家族无疑是唐代吴兴姚氏及唐代姚姓的第一名门，当之无愧唐代吴兴姚氏的重心所在，其与山东士族的联姻总计18例，而与其他通婚对象的通婚总计才7例，可见其最主要的通婚对象亦为山东士族，且其与山东士族的通婚数占唐代吴兴姚氏与山东士族通婚总数的近70%，足见其又为重心所在。而从其与山东士族的婚姻情况，显见其家族兴衰之过程。笔者结合唐代姚崇家族与山东士族的通婚材料，阐述其家族的兴衰演变历程，由此足以反映唐代吴兴姚氏的演变历程，亦可窥见唐代士族普遍的发展规律，具有较好的象征意义。

1.由唐代吴兴姚氏与五姓七家联姻之所见
崔氏
A类.婚娶
姚叔康   清河崔氏(崔千里女，清河大房)
«唐代墓志汇编»贞元125P[]

卢氏
A类.婚娶
姚合   范阳卢绮(卢肇女，阳乌房，封范阳县君)
«唐代姚崇家族碑志疏证»之«唐故秘书监姚府君夫人范阳县君卢氏墓铭并序»[]

B类.出嫁
姚氏   范阳卢稹
«全唐文补遗»第四辑«唐东都留守晏设使朝散大夫检校太子中允上柱国朱敬之亡妻范阳卢夫人(子玉)墓志铭并序»[]

李氏
B类.出嫁
姚八娘(姚崇妹)   陇西李行止
«唐代姚崇家族碑志疏证»之«唐故朝散大夫亳州别驾李府君墓志铭并序»、«极南洞造窟碑»

姚氏(姚勖女)   陇西李察
«唐代姚崇家族碑志疏证»之«唐故夔王傅分司东都吴兴姚府君室女墓志铭并序»

姚氏   赵郡李群(东祖)
«唐代墓志汇编»宝历008P

姚品(姚合妹)   赵郡李公
«唐代姚崇家族碑志疏证»之«唐故濮州临濮县令赵郡李公夫人吴兴姚氏墓铭并序»

郑氏
A类.婚娶
姚崇   荥阳郡夫人郑氏(封郑国夫人)
«全唐文»卷二百五十三«封姚崇妻郑国夫人制»[]

姚异(姚崇子)   荥阳郡君郑氏(郑惟肃女)
«大唐银青光禄大夫许州诸军事许州刺史上柱国郑县开国伯姚府君志铭并序»[]

姚闉(姚彝子)   荥阳郑夫人
«唐代姚崇家族碑志疏证»之«吴兴姚氏长殇墓志»

姚闢(姚彝子)   郑氏(由姚崇家族自姚崇起已连续3代3次与荥阳郑氏联姻，故可推测此郑氏亦应出自荥阳郑氏，且此4例婚姻关系的出身门第支系应相近)
«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之«故殿中侍御史姚府君墓志铭并序»[]

王氏
A类.婚娶
姚偁(姚勖父)   祁县王夫人(王腾女)
«唐代姚崇家族碑志疏证»之«唐故通议大夫守夔王傅分司东都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吴兴姚府君墓志»

姚勖   祁县王夫人(王公干女)
同上

B类.出嫁
姚氏 太原王玉锐(唐代太原王氏普通男性成员)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中079P[]

姚氏 太原王锐(唐代太原王氏普通男性成员)[]
«全唐文补遗»第七辑«王锐墓志»[]

唐代吴兴姚氏与山东士族最高门之代表---五姓七家存在广泛的通婚关系，总计有15例之多，超过了山东士族高门、十姓十三家之一的渤海高氏(11次)[]，及关中士族之代表---武功苏氏(8次)[]与五姓七家的通婚次数。而此15例唐代吴兴姚氏与五姓七家的通婚记录中，有10例都是出自唐代姚崇家族，占2/3，而其余5例是唐代除姚崇、姚思廉家族之外的吴兴姚氏支系家族成员与五姓七家的通婚，占1/3。足见，唐代姚崇家族政治地位之高、政治社会影响之大、显赫度之高。因为唐代姚崇家族的入仕人数(62人)占唐代吴兴姚氏入仕人数(133人)的将近一半，且出现了中国古代四大盛世中最为辉煌的盛世---开元盛世最主要的奠基人，即大政治家、杰出军事家、思想家姚崇，这一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伟大人物之一。所以可以说，唐代姚崇家族是唐代吴兴姚氏乃至唐代姚姓政治地位最高、政治社会影响最大、显赫度最高的房支，是最繁荣昌盛、首屈一指的名门望族，绝对当之无愧唐代姚姓的第一名门。唐代姚崇家族之所以能荣登唐代姚姓的第一名门，与其和五姓七家存在广泛的通婚关系或许是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与唐代姚崇家族联姻的五姓七家的家族成员自身或先祖的官职普遍偏低，而通婚的唐代姚崇家族成员自身或先祖的官职则大多相对较高，故不见得与之通婚的五姓七家对于唐代姚崇家族的仕途发展能有多少帮助。可见唐代姚崇家族之所以能与五姓七家联姻，只是其家族政治地位较高、政治影响力较大、显赫度较高的见证和结果。唐代五姓七家虽在政治上为皇室打压，尤其中唐以前，但其实统观唐代，还是具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与显赫度，并且具有极其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二者的婚姻本质上是政治地位、政治影响力、显赫度较高而社会影响力不足的唐代姚崇家族和与之相比政治地位、政治影响力、显赫度较低而社会影响力巨大的五姓七家的支系家族之间的联姻，也就是说，唐代姚崇家族之所以热衷与五姓七家联姻，是因为仰慕其巨大的社会影响力，目的是借此来提升家族的社会影响力，反映出五姓七家社会影响力之巨大，这与唐代因士族意识、门阀观念依然盛行而婚姻重门第、以娶五姓女为荣的社会风气是相符的。
以数量而言，唐代吴兴姚氏与五姓七家中荥阳郑氏和太原王氏的婚姻关系最为密切，但与之通婚的五姓七家的家族成员大部分都不可确定其房望，故其是否出自主支著房，尚有待考证。不过，从其通婚成员本身或先祖的名讳官职无载或即使有载而无考，其实即可看出其门第之不显，而即便是与此类五姓七家家族通婚，吴兴姚氏无疑都明显存在高攀之意，因为毕竟在社会影响力上与之存在巨大的差距。唐代五姓七家虽在唐初政治上为皇室打压，但其实统观唐代，还是具有一流的政治地位与显赫度，并具有极其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世为高门大族的五姓七家自恃门第名望之高，即使政治上备受压制，但仍不屑与次等士族通婚，故为保证其高门士族血统之纯正，其最主要的通婚对象就是其五姓七家内部成员，故五姓七家身居高官显职者其自身及亲属的主要通婚对象自然亦是五姓七家成员。而余下极少数次等士族得以与之通婚的五姓七家成员自身或亲属则基本仅为中下级官吏。由此，足以看出吴兴姚氏与五姓七家社会影响力之间的巨大差距，以及吴兴姚氏先世政治地位、影响力、显赫度之低。纵使唐代吴兴姚氏家族的入仕人数、政治地位与显赫度都有了极大的增加和提升，但更多地只是相较于与之通婚的五姓七家家族。而与五姓七家的主支著房相比，还是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唐代姚崇家族与五姓七家中荥阳郑氏的婚姻关系最为密切。此一方面是与郑氏在五姓中的姓望相关，郑氏在五姓中位居第四，排名靠后，政治地位、政治社会影响力、显赫度都相对较低，故此对于与五姓七家相比位居劣势的姚崇家族来说，较易联姻。再有就是郑氏所在郡望(荥阳，郑氏的主要活动范围即在此附近，因毗邻两京，故并不用像五姓其他各家那般迁徙明显)与姚崇家族的籍贯陕州(实为旧贯，新贯应为洛阳，因姚崇家族墓地、私第均在洛阳及附近)相距较近，即两家的主要活动范围基本一致，是五姓乃至山东士族中距离姚崇家族最近的士族名门。唐代吴兴姚氏与五姓七家中荥阳郑氏和太原王氏的婚姻关系最为密切，其缘由与此相似。不过从中亦可一窥，唐代吴兴姚氏虽作为唐代江东士族之杰出代表，但其家族之重心(姚崇家族)早已北移，主要活动范围移至长安---洛阳一线，自古即为帝都所在区域。若再结合姚崇家族北徙之时间(北魏)，其后世代为官，可知其家族在唐代建立之前其实就已基本完成中央化之过程。换句话说，唐代吴兴姚氏之重心其实早在在唐代建立之前就已基本完成中央化之过程[]。
唐代姚崇家族与五姓七家的10例通婚关系全部集中于姚崇及其儿孙三代(盛唐，7世纪末---安史之乱前)，还有姚崇的曾孙、玄孙、来孙辈 (中晚唐，8世纪末---9世纪中叶)，其中姚合妻卢绮更是出自范阳卢氏的主支著房---阳乌房。这2个时期与五姓七家的通婚次数各为5次，而这2个时期正是唐代姚崇家族政治地位较高、政治社会影响力较大、人才质量较高、显赫度较高的时期。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唐代姚崇家族姚崇、姚八娘(姚崇妹)及姚异(姚崇子)三人与五姓七家的联姻固然是与其自身或父亲的政治地位、政治影响力、显赫度较高密不可分，但主要是凭借门荫入仕、不励仕进的姚崇孙、曾孙辈，大多只是县令及以下的中下级官吏，其中有3例与五姓七家的通婚关系。其之所以能与五姓七家联姻，定不是因为其官职显赫，主要是依赖其先祖尤其姚崇之祖德荫佑，是姚崇较高的政治地位、政治社会影响力、显赫度所带来的额外馈赠，是托其先祖贤臣良相姚崇之宏福。由此足见姚崇的影响力、显赫度之高。而与荥阳郑氏的2例继续联姻，除此之外，应当还有希望维持延续巩固传统姻亲关系之意，本质上与上述理由一致。虽是姚崇家族的求婚，不过多少也可一窥政治上并不能为姚崇家族带来多少恩惠的荥阳郑氏的联姻目的。而姚品(姚合妹)与赵郡李氏的联姻应与以上3例的通婚原由差不多，但姚合、姚勖、姚勖女三人与五姓七家的通婚应与姚合、姚勖的进士身份密切相关，这与中晚唐进士科在科举入仕及婚姻中的地位和意义更加凸显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
有趣的是，唐代吴兴姚氏与五姓各姓通婚次数之多少恰好基本与五姓各姓姓望之高低成反比关系。即崔氏(1次)，卢氏(2次)，李氏(4次)，郑氏(4次)，王氏(4次)。由此足以再次说明，吴兴姚氏在政治地位、社会影响力、显赫度等方面，不止唐代，更别说前代，与五姓七家之间都存在着巨大差距。

2.由唐代吴兴姚氏与其他山东士族通婚之所见
刘氏
A类.婚娶
姚懿(姚崇父)   彭城郡夫人刘氏(刘志逵女)
«唐代姚崇家族碑志疏证»之«大唐故幽州都督姚府君墓志铭并序»

姚崇   彭城刘氏(刘君颍女，出自刘禹锡家族，死后追封沛国夫人)
«唐代姚崇家族碑志疏证»之«大唐开府仪同三司紫薇令梁国公姚公夫人刘氏墓志铭并序»

张氏
A类.婚娶
姚存古   清河张氏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和053P

姚珝   范阳张氏(张知默女)
«唐代墓志汇编»开元422P

B类.出嫁
姚氏(姚择友女)   清河张晕
«唐代墓志汇编»贞元018P

郭氏
A类.婚娶
姚閛(姚合父)   太原郭氏(姚润女)
«唐代姚崇家族碑志疏证»之«唐故朝请大夫秘书监礼部尚书吴兴姚府君墓铭并序»

B类.出嫁
姚氏(姚合女)   太原郭图
同上

陈氏
B类.出嫁
姚十娘(姚崇妹)   颍川陈正观
«唐代姚崇家族碑志疏证»之«极南洞造窟碑» «太平广记»卷四三九

徐氏
B类.出嫁
姚氏(姚崇侄孙女)   东海徐恽
«唐代姚崇家族碑志疏证»之«唐故河南采访使汴州刺史徐公夫人嘉兴县君墓志铭并序»

姚氏(姚崇孙女)   高平徐放
«大唐故朝散大夫守衢州刺史上柱国徐君墓志铭并序»

宋氏
A类.婚娶
姚惇(姚异孙)   弘农宋氏(宋昌藻女，宋之问家族)
«唐代姚崇家族碑志疏证»之«唐节士姚君墓铭并序»

唐代吴兴姚氏与除五姓七家外的山东士族也存在广泛的婚姻关系，共计11例，加上与五姓七家联姻的15例，与山东士族的通婚关系总计达26例，在其所有分类的通婚对象中最多，且超过了其与其他婚姻对象通婚数之总和，足见唐代吴兴姚氏的婚姻重心是与山东士族的联姻，又体现了唐代吴兴姚氏重心的北移。由于唐代姚崇家族的主要活动范围为洛阳及其附近(即山东地区)，且与其通婚的山东士族的主要活动范围亦为洛阳及附近，故其婚姻对象也主要是以山东士族为主。而其与五姓七家的通婚数又在其与山东士族的通婚数中最多，印证了唐代士人推崇与五姓七家联姻的社会风气。影响姚崇家族与山东士族通婚之因素有三，即自身政治地位、政治影响力及显赫度，社会风气，通婚家族的主要活动范围。之所以与五姓七家联姻，三者都有，而与其他山东士族的通婚主要因素为一和三。唐代吴兴姚氏与除五姓七家外的山东士族的11例通婚关系中，出自姚崇家族的有8例，出自姚思廉家族仅2例，出自吴兴姚氏其他家族的1例，又足见唐代姚崇家族之显赫，不愧为唐代吴兴姚氏及唐代姚姓的第一名门。而姚思廉家族与其他山东士族的联姻仅有2例，吴兴姚氏其他家族更是仅为1例，当然是与其各自家族的主要活动范围和家族规模、入仕人数、政治地位影响力、显赫度密切相关。从姚崇家族能与其他山东士族中的最高门之一---彭城刘氏联姻，而姚思廉家族只是与清河张氏、范阳张氏联姻，足见二者显赫度之差异。姚崇家族及吴兴姚氏与其他山东士族的通婚数，与其和五姓七家的通婚数相差不多，而五姓七家与除其本身之外的士族或家族的通婚关系数，和其内部通婚数是无法相比的，足见吴兴姚氏与五姓七家政治地位、社会影响力、显赫度的极大差距。

3．由唐代姚崇家族与山东士族之婚姻显见其兴衰演变轨迹
唐代姚崇家族与其他山东士族的8例通婚关系中，有2例是与其他山东士族中最高门之一的彭城刘氏的联姻，而其余6例均是与一般山东士族的联姻。此2例与彭城刘氏的联姻不是在其家族政治地位、政治社会影响力、显赫度最高的时期，即姚崇任职高官及拜相后，却是在姚崇任职高官及拜相之前。显然，这3例通婚(另加上姚崇妹与颍川陈氏的通婚)都是姚崇父姚懿的政治地位、政治社会影响力和显赫度作用的结果，而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矛盾的现象，笔者认为极具深入思考和探讨的意义。再结合姚崇家族与五姓七家的通婚，笔者试阐述其所反映的唐代姚崇家族兴衰之过程，进而体现唐代吴兴姚氏的演变轨迹。笔者认为唐代姚崇家族之兴衰过程，正是唐代士族兴衰演变之缩影，极具代表意义。
由于姚崇崇高的政治地位、政治社会影响力及显赫度，但其家族的社会影响力毕竟还很不够，故其本人虽得以有幸与五姓七家联姻，但也只能是与五姓中门第较低的荥阳郑氏通婚，仍明显存在高攀之意，且其夫人郑氏所出身的家门显然不显，不是出自荥阳郑氏的主支著房。又是受惠于姚崇政治地位、政治社会影响力及显赫度之恩泽，他的三个儿子均能凭借门荫入仕，并位列高官显职，其中次子姚异更是得以有幸与荥阳郑氏联姻，延续巩固姻亲关系。姚崇的孙、曾孙辈人丁兴旺，更是依赖祖德，尤其是姚崇的政治地位、政治社会影响力及显赫度，得以门荫入仕，这既是家族显赫之表现，亦为衰败之征兆。孙辈中长子姚彝的长子、次子又得以与荥阳郑氏联姻，延续巩固和荥阳郑氏的传统姻亲关系，姚彝之孙又得以与太原王氏联姻，这一切都是受惠于先祖姚崇政治事功之荫泽，而此三人的官职却皆不显。又因为科举对于入仕之意义还相对有限，远不如中晚唐，且家学积累还不厚，故姚崇的孙、曾孙辈(含旁系)务科举者甚少。孙辈(含侄孙)中虽入仕人数不少，但大多依赖门荫，坐享其成，不励仕进，安于现状，且唐代有小吏不得参加科举的限制，故最终大都只是县令及以下的低级官吏。官职较高者不过姚訚(睢阳太守、右金吾将军)一人而已，远不如姚崇的儿子辈，虽成员不多，却都位列高官，更不可能出现能如姚崇般政治贡献度、影响力极大，政治事功极显赫的名臣贤相，唯一差强人意、值得称道的就只有姚崇侄孙、安史之乱名将姚訚一人而已。可以说，正是因为姚崇伟大光辉的形象，崇高但也为后世难以企及超越的政治地位、政治社会影响力及显赫度之存在，且家学积累尚不厚，支系过少、人丁不旺(姚懿有子一共十一人，现发现者包括姚崇才五人，而姚崇先祖已知的世系均为单传。姚崇五兄弟中三人又是仅延续三世便世系中断，故唐代姚崇家族支系得以延续、与唐朝相伴始终的，其实只有2支，家族延续的生命力相当脆弱，后世家族人口虽在不断增加，但家族实际是从唐代起才开始繁衍，故家族规模毕竟有限)，姚崇的辉煌毕竟只是昙花一现，自其登峰造极后，家族便走上宿命性的不可逆转的衰败之路。
唐初五姓七家在政治上虽被打压，但政治影响力仍然极大，中唐以后更是如此，通观唐代三百年，其无疑依然是士族中最一流的高门大族，社会影响力则更是巨大，对士族的婚姻观影响甚巨。正是由于姚崇崇高的政治地位、政治社会影响力及显赫度，加上唐代士人推崇以能娶五姓女为荣的社会风尚，才能让其这一支自他本人起连续四代五次与五姓七家联姻，他身后三代(不含旁系)无疑都是受惠于其政治事功显赫的恩泽。但五姓七家自恃门第崇高、名望显赫，虽政治受挫，而仍不降低姿态，不屑与五姓七家之外的士族联姻，故像吴兴姚氏这样的次等士族，能与之联姻者，必不为五姓七家的主支著房，政治地位、影响力、显赫度极为有限，故其对于姚崇家族的政治仕途发展并无多大裨益，甚至反而还需要姚崇家族的提携，故姚崇家族(吴兴姚氏亦然)与五姓七家联姻的本质只是政治地位、政治影响力及显赫度较高而社会影响力不足的吴兴姚氏与政治地位、政治影响力及显赫度较低而社会影响力极大的五姓七家非主支著房的联姻。正是因为以五姓七家为代表的士族高门与作为次等士族的吴兴姚氏的联姻对于其家族政治仕进并无多少益处，且社会只有以娶五姓女为荣、而无以嫁五姓为荣的风尚，姚崇的子孙、曾孙尚且能与五姓七家联姻，故姚崇的侄孙女(或许会差些，因为其为姚崇旁系后裔，且其父祖官职较低)、孙女也应能与士族高门联姻而终未如此。若从有利于家族政治仕进的角度来考虑，姚崇的侄孙女、孙女(出自长子姚彝一支)应与门第较低而官职显赫的士族通婚，这无疑是完全存在可能性的，但历史事实是姚崇的侄孙女、孙女只是嫁给了门第较低、官职也一般的士族。徐恽虽出自东海徐氏，新表亦载，但东海徐氏在唐代已远比南朝时的辉煌要衰微得多，且徐恽父祖官职都不高，自身也一般。徐放自己及先祖的官职虽较高，但都不及姚崇家族显赫，且虽出自高平徐氏，在唐代较为显赫，尤其是出现了徐懋功家族，但徐懋功之孙徐敬业举兵谋反，终被灭族，而徐放并不是出自徐懋功这一支。这里附带说下，姚崇为其女儿所指定的夫婿(丹阳陶禹)的门第是比前两者还要低许多的家族，对其家族的政治仕进可以说毫无益处。这与姚崇子孙得以与五姓七家联姻的婚姻有着天壤之别，显得极不正常。与东海徐氏、高平徐氏的联姻，明显是意义不大的，对姚崇家族的政治仕进没有多少裨益。如此浅显的利害关系，姚崇家族成员不可能看不出来。但之所以还会出现如此明显矛盾的失策之举，我想应是出于姚崇对其女儿、侄孙女婚事的态度远不如对其男性后裔重视。唐代姚崇家族与五姓七家的10例通婚关系中，出自姚崇家族女性成员的仅为3例。由此可见，姚崇家族对待男性成员和女性成员与五姓七家通婚的态度之不同。现在已知的有关唐代姚崇家族女性成员的6例通婚材料中，与五姓七家的通婚和与一般家族的通婚虽平分秋色，但笔者认为这只是限于材料太少，距离历史真实还有相当的距离，不能反映历史原貌，仍有待于新材料的发现。而之所以会如此，应与当时的社会风气相关。姚崇家族在其生前从其子辈身上就已开始不可避免地衰败，三子中长子姚彝、次子姚异受贿，为人诟病，并最终成为姚崇罢相的导火索之一，且长子早逝，最有出息、最有希望光大门楣、弘扬家声官至礼部侍郎、尚书右丞的三子姚弈却因侄子姚闳(姚异子)胁迫牛仙客上表推荐其及兵部侍郎卢奂代己而遭贬，继承姚崇的唯一薪火就这样被扑灭，姚闳也被处死。姚彝长子姚闢安史之乱中遭“陷法之坐”，后为叛军杀害，与父亲一样，英年早逝。次子姚闉曾因有失误之处而遭贬职，也是英年早逝。侄子姚訚为安史之乱中爱国名将，虽光荣殉国，以政治事功名垂青史，但作为姚弈之后姚崇家族又一颗极具希望的政坛明星，就此陨灭，不免遗憾。姚崇的曾孙、玄孙中亦有早逝甚至早夭者。这对于人口数量毕竟有限、家族规模并不庞大的姚崇家族而言，无疑是悲剧性的灾难。这一系列家门不幸加速了姚崇家族的衰败。凭借祖荫入仕、坐享其成、安于现状、不务科举、不励仕进的绝大多数姚崇孙辈、曾孙辈如姚惇，也只是官至县令的微职，在家势渐衰之时，只娶到了门第不高的弘农宋氏，与现已知道的姚崇子孙辈的通婚对象---荥阳郑氏的门第简直有着天壤之别。虽姚惇堂兄弟(指姚崇这一支)中也还有1人得以与五姓七家联姻，但毕竟只是个例，是出于惯性的延续，其官职情况尚且不如姚惇，应只因其出自姚崇长子一支(姚崇长子姚彝一支共与五姓七家联姻5次，占姚崇一支与五姓七家联姻数的一半多，姚彝妻子的家世情况虽还无考，但可推测也应是出自五姓七家。不过从其父崇、弟异、二子均与荥阳郑氏联姻，故可推测姚彝之妻应亦出自荥阳郑氏)，可见此时姚崇家族的政治地位、政治影响力、显赫度之低。
姚崇孙辈中目前知道的，仅有2人从事过举业，应都为明经出身。而其孙辈(包括侄孙)至少10余人，大多数应都不是科举出身，只是依赖门荫入仕，在仕途上的进取心并不强烈，故大都只是最多做到县令的中下级官吏，而唐代又有小吏不得参加科举的限制，故更是形成了恶性循环，而其曾孙大都也是如此，其之所以只能身居低位，与其不是科举出身当然有关。故姚崇孙辈、曾孙辈这般表现不佳只会更加加速家族本就不可避免的衰败。姚崇家族政治地位、政治影响力、显赫度虽然日渐衰败，但科举制中的进士科在入仕、婚姻中的意义却愈发重大。同时也是姚崇家族家学(即文学)不断积累之过程。姚崇先祖大都为武官，故实际上在姚崇之前家族基本并无家学可言。姚崇少年好玩，奋发较晚，然天资聪慧，故一旦奋起，也能突飞猛进，后制举出身，富有文采，除了作为大政治家，杰出军事家、思想家外，亦为著名诗人，«全唐诗»中存有其诗作6首，亦为盛唐散体文作家之一[]。其所奠基的开元盛世更是为盛唐诗歌之产生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蕴含于盛唐诗歌之中的盛唐气象之种便是由他种下。姚崇家族之文学世家传统即发轫于姚崇，经三代累积，到第四代曾孙辈时，始出一对兄弟诗人(姚伦、姚系)，且更是出现了一代宗主、诗坛领袖的杰出诗人姚合，影响后世诗坛达千年之久，为唐代诗人中对后世影响最大者之一，是姚崇家族继姚崇之后声名最显赫者。而姚崇曾孙、玄孙、来孙三代出了5位进士，姚崇家族的进士全部集中于此，皆是其家学薄积厚发的果实，但此三代从事科举的人毕竟还是少数。高中进士的他们一方面是家学积淀的结果，但又何尝不是顺应历史潮流，同时也是为了挽家族颓势于狂澜呢？姚崇曾孙、玄孙、来孙三代出了5位进士的繁荣局面，虽在一定程度上或许可缓和家族之颓势，减缓衰败之速度，但从根本和长远来看，其实是无济于事的。5位进士中，2位都是低级官吏(姚系、姚潜)，1位是否入仕还未知(姚瓒)。姚潜虽为进士出身，但未进士及第前，只能与一般士族联姻，可见门第之衰。姚潜、姚瓒虽为进士，但根本无法遏制家族的颓势，因为大唐已江河日下、急重难返，他们的家族又怎会逃脱得了终结的宿命？
姚崇家族自姚崇后便不可避免地走上衰败的道路，但这其实是就整体而言的。唐代姚崇家族最主要的有2支，即姚崇支和姚崇弟姚元景这一支。姚崇家族在姚崇之后最著名者当属姚訚、姚合、姚勖三人，而其中前二者均出自姚崇弟元景一支。姚崇弟元景一支虽家族规模、入仕人数、政治地位、政治社会影响力、科举、婚姻、显赫度均不及姚崇支，但若从人才质量(也应包含家学，但还有待于新资料的发现)的角度来看，无疑姚崇弟元景一支远胜于姚崇支，就二者比较而言，在姚崇身后，姚崇弟元景支远比姚崇支兴盛，不如姚崇支衰败明显。姚崇弟元景一支与姚崇支发展状况的比较研究，与唐代吴兴姚氏与唐代荥阳郑氏的比较研究十分类似，极具意义。故姚合之妹姚品能在其父姚閛逝世后，姚合尚未进士及第前，与五姓七家之赵郡李氏通婚。姚品虽为姚崇的旁系后裔，且已是曾孙辈，但正是由于其出自人物较显的姚崇弟元景一支，且先祖官职较高，从而能与五姓七家通婚。可见，中晚唐时家族人物之盛、人才质量之高足以弥补政治地位、政治社会影响力、显赫度之缺陷，对婚姻之意义与进士出身类似。而从姚合进士及第前未婚，应是直到元和十一年(816年)进士及第后才成婚，而此时他已年近四十，由此可一窥姚崇家族之衰败。但姚合也正是因为进士及第，虽官职较低，而得以有幸与五姓七家之范阳卢氏联姻，且是范阳卢氏的主支著房---阳乌房，为唐代姚崇家族与五姓七家的联姻中门第最高者。由此足见，中晚唐时的进士科不仅在科举仕宦中意义重大，对婚姻的影响也是相当巨大。从仕途平步青云、最终位居秘书监死后得赠礼部尚书的姚合却将女儿嫁给门第不显、官职卑微但却是进士出身的太原郭图就更能看出，中晚唐时，进士出身与否对于婚姻的意义巨大到甚至可以弥补门第、官职的缺憾。而与姚合同为进士出身的姚崇曾孙姚勖之所以能与五姓七家之太原王氏联姻，除去为了继续维持巩固父亲与太原王氏的姻亲关系，情况则与姚合类似。这里需要补充一下的是与姚合同辈的姚崇曾孙姚侑正是因为非进士出身、官职卑微，非姚崇长子长孙一系，且其父官职亦卑微，才只能与一般家族甚至都不为士族的濮阳吴氏通婚，这在姚崇支的所有通婚关系中门第算是最低之一，足以一窥此时的姚崇一支已衰败到何种地步。虽然姚侑的同辈仍有1例与五姓七家联姻者，但毕竟只是个例，是出自姚崇长子长孙一系，姚崇支的政治地位、政治影响力、显赫度已经极度衰颓。
古语云：“君子之泽，三世而斩。”唐代姚崇家族之姚崇支的兴衰演变轨迹自然难以跳出这一千古定律，此支家族的较高政治地位、影响力与煊赫辉煌也就主要持续了姚懿、姚崇、姚崇子三代，而若严格地说，其实只有姚崇一代一人。因为姚崇之父姚懿仕途失意，其之所以身后得以赠官吏部尚书，全是受惠于其子姚崇的政治地位、政治社会影响力、显赫度之高。而姚崇后世子孙之所以得以入仕，儿子三人更是位列高官，子、孙、曾孙三世均得以有幸与五姓七家联姻，更多的都是受惠于先祖姚崇政治事功之显赫的恩泽。但是姚崇的后裔大多只是位居县令及以下的中低级官员，少有高官，也就无对历史有较大促进贡献的贤臣，进一步拓展、提升家族较高的政治地位、政治影响力及显赫度，更不可能出现能如先祖姚崇般的伟大人物。而之所以会如此，一方面是因为姚崇的伟大光辉形象，其崇高的政治地位、政治社会影响力、显赫度是客观存在的家族最高峰，这就无法避免地决定了后裔叹为观止、极难超越的窘境，而只能受其恩泽、坐享其成，活在其巨大光环的阴影之下，即便是侥幸得以出现杰出人物，相对于姚崇，也无疑是难以企及的，因为姚崇毕竟是千古罕见、不世出的伟大人物，更多的只是拜上苍眷顾、命运垂青所赐，对其政治资本并不厚重的家族而言，入唐第二世姚崇即出世明显是偶然性居多，因为同时代像姚崇这样的士族家庭实在多如牛毛。故完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因为姚崇的出世而使家族显赫如一步登天，从另一个角度讲，这对于姚崇家族的长远发展无疑是悲剧性的灾难。可以说，姚崇家族的衰败是悲剧性的注定。另一方面是由于姚崇子、孙所处的盛唐，科举对于入仕之意义还远不比中晚唐，且此时姚崇家族的家学积淀还很是不够，故能依赖门荫入仕的姚崇子孙自然不会以举业为重，故大都凭借门荫入仕的姚崇子孙多是安于现状、不励仕进，故官职卑微，而唐代又有小吏不得参加科举的限制，故非科举出身的劣势使其大都终为中下级官吏，自然绝少高官显职，也就更不可能出现如先祖姚崇般不世出的贤相良臣，对历史做出起到促进作用的重大贡献，为家族赢得更高更多的政治地位、政治影响力及显赫度。再有一方面，是在于其家族遭遇的一系列的家门丑闻或不幸，姚崇长子、次子在其在世时便受贿馈遗，并最终成为其被罢相的导火索之一，姚崇之后最有出息、最有希望光大门楣、弘扬家声官至礼部侍郎、尚书右丞的三子姚弈却因侄子姚闳(姚异子)胁迫牛仙客上表推荐其及兵部侍郎卢奂代己而遭贬，继承姚崇的唯一薪火就这样被扑灭，姚闳也被处死。姚崇子孙中相当人数的英年早逝，且有遭“陷法之坐”和因有失误之处而遭贬职的记录，无疑对于家族的发展、门楣之广大、家声之弘扬，是极其不利的。这一系列的丑闻或不幸，无疑加速了姚崇家族之衰败进程。可以说，姚崇家族在其仍在世时便已走上注定不可避免的衰败之路。姚崇家族走上衰途，在政治地位、政治影响力及显赫度上极度衰颓之时，也正是其家学不断积淀之过程，更是进士科在科举及仕宦中意义不断凸显、愈发重大的历史时期。而从其曾孙辈开始连续三代，家族史上的5位进士全出于此，既是顺应历史潮流趋势的明智体现，亦是家学不断积淀所绽放出的花朵，而这又何尝不是家族的杰出后裔为了缓解家族颓势而做出的努力呢？但是，这些努力的意义毕竟只是极其有限的，从本质和长远来看，是无法遏制住家族颓势的，因为此时已是大唐的末日，家族也无法逃脱地走向没落与终结。这三个方面是姚崇家族本身的因素。最后，还必须要指出的是姚崇家族与之通婚的对象，不仅五姓七家，其他山东士族，可以说是与之通婚的所有对象，对其政治仕途的发展都并无多少帮助，即姚崇家族婚姻的政治意义极为不显，此对于促进其家族政治兴旺无疑毫无裨益，对其衰败的缓解更是毫无裨益。而姚崇家族自姚崇起连续3代4人与之联姻的荥阳郑氏，世居荥阳，深受当地“邪僻傲荡”的地域文化影响而家风在五姓中相对衰落，而家风对于士族门第的成立及维持具有根本性作用[]。处于家族极盛期却也是入唐初期的姚崇家族和其联姻最多，无疑对于姚崇家族家风之形成极为不利，对家族的长远发展与兴旺显赫来说，影响非常恶劣。姚崇家族的衰败本已是不可避免的悲剧性注定，而与荥阳郑氏的联姻，从更多意义上来说只是随波逐流(唐代士族以娶五姓女为荣的社会风尚)、并不明智的选择，但又可以说是其欲与五姓七家联姻注定唯一的选择(从荥阳郑氏的家族门第、显赫度及主要活动范围来看)，是不是最好的最好的选择，对家族衰败的加速，无疑是雪上加霜。从姚崇长子、次子在其在世时便受贿馈遗，并最终成为其被罢相的导火索之一，姚崇之后最有出息、最有希望光大门楣、振扬家声官至礼部侍郎、尚书右丞的三子姚弈却因侄子姚闳(姚异子)胁迫牛仙客上表推荐其及兵部侍郎卢奂代己而遭贬，继承姚崇的唯一薪火就这样被扑灭，姚闳也被处死，还有姚闉曾因有失误之处而遭贬职等违礼或政风不良的历史记录即可明显看出姚崇家族的家教之不严与家风之衰落。家风衰落的恶劣影响表现在姚崇一系的后裔中在安史之乱之前已知科举出身者寥寥无几，而大多数都是依赖门荫入仕，故大多仅身居低位，政绩平平，政风平庸甚至是不佳，位列高官者唯有姚勖一人而已，且无杰出人才可言，刚刚积淀开来的寡淡家学还是以文学为主，这些姚崇家族的发展特征与安史之乱之前荥阳郑氏的发展特征惊人地一致，应皆与其和家风家学衰落的荥阳郑氏联姻的恶劣影响有关。这是导致姚崇家族衰败的外部因素。而唐代姚崇家族的兴衰演变过程在其与山东士族的通婚情况中全部足以体现。通过姚崇家族的兴衰轨迹，我们又可窥见唐代吴兴姚氏以及唐代士族的演变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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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姚诗聪（1994---），陕西西安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会员，现为陕西理工学院2013级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主要研究唐代士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