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根兴｜姚崇事迹考述二题

姚波

姚崇事迹考述二题

拜根兴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前 言

姚崇是唐代著名的宰相，自唐之后，受到历代各界人士的推崇和爱戴。唐代当时就称他为“救时宰相”，伟人毛泽东也对姚崇赞赏有加[①]。学术界主要关注姚崇敢言直谏、破除迷信、荐举贤才，以及对开元之治出现所作的贡献等[②]。无疑，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近年来，由于新的金石碑志资料的发现，学界对姚崇的家世、后代、故乡等方面的研究也多有涉及[③]，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本稿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姚崇所撰两篇文章的写作背景、动机，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以及姚崇在社会动荡变革面前的心路历程试作爬梳，以就教于诸师友方家！

一、《口笺》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现实

有关姚崇的著述，《旧唐书》卷47《经籍下》，著录《姚崇集》10卷；《旧唐书》卷46《经籍上》载姚崇领衔删定《开元前格》10卷，姚崇等撰《式》20卷；《旧唐书》卷50《刑法志》中也提到姚崇领衔删定《开元前格》，宋璟领衔删定《开元后格》之事。《新唐书》卷60《艺文志》亦著录《姚崇集》10卷，奉诏领衔删定的《开元前格》10卷[④]。

除此之外，北宋李昉编纂的《文苑英华》不同卷次收录姚崇诗4首，文章3篇；《全唐文》卷206收录姚崇赋（1）、奏表（6）、疏（3）、诫（6）、书（1）、牒（1）、记（1）、说（2）、碑文（1）、赞（1）、笺（1）等共计24篇，是现在可以看到的姚崇著述收集最完备者。除此之外，《唐文拾遗》补收一篇《中书事状略言优劣奏》。《全唐诗》卷64收录姚崇诗作9首，还有1首疑似姚崇诗作。《全唐文补遗》第3辑收录新发现姚崇所作《唐左武卫中郎将石府君（映）墓志铭并序》。陈尚君教授所编《全唐文补编》卷30，收录4篇姚崇文章，其中三篇为增补《全唐文》已有篇目内容，另一篇《都督吏部尚书文献公姚府君玄堂记》，最早见《华夏考古》1987年第4期，此后《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河南卷第1册，《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开元009）均见收录，《全唐文补编》亦将其收录，确认为姚崇的文章之一。

上述姚崇的著述中，有一篇题名《口箴》的文章，唐代以后似还未见有人对其做过专门考察，但这篇文章却反映出特殊时期紧绷的人文环境和社会氛围。为说明方便起见，征引如下：

君子欲讷，吉人寡辞。利口作戒，长舌为诗。斯言不善，千里违之。勿谓可复，驷马难追。惟静惟默，澄神之极。去甚去泰，居物之外。多言多失，多事多害。声繁则淫，音希则大。室本无暗，垣亦有耳。何言者天，成蹊者李。似不能言，为世所尊。言不出口，冠时之首。无掉尔舌，以速尔咎。无易尔言，亦孔之丑。敬之慎之，可大可久。敬之伊何？三命而走。慎之伊何？三缄其口。勖哉夫子，行矣勉旃。书之屋壁，以代韦弦。

这篇文章何时撰写？现存资料似难于准确说明[⑤]。单从字面意思看，呈四言一句共二十八句的文章似有三层意思。其一，说明言者不善或者多言可能造成的危害；其二，指出慎于言语的好处；其三，警告并勉励世人切勿多言利口，以免受到不必要的连累和自找烦恼。那么，作为武则天统治后期颇受重用，开元初的当朝宰相，即生活于武则天统治后期，以及首开风气的开元初，什么缘由促使姚崇写出如此文字呢？

众所周知，唐高宗死后，即位不到两个月的唐中宗李显就被其母武则天从皇帝宝座上拉了下来，迁居湖北房州。随着徐敬业叛乱及李唐宗室起兵事件的出现，打击李唐宗室及反对派，扫除掌握政权道路上的任何障碍，成为武则天及武氏家族势力，以及一些趁火打劫非良人士津津乐道、乐于从事的事情。伴随着告密[⑥]、酷吏政治[⑦]的旋风，令人胆颤的白色恐怖[⑧]拉开序幕，长安、洛阳瞬间成为杀戮的竞技场[⑨]。右拾遗张德私杀羊会同僚庆弄璋之喜，补阙杜肃竟上表告密，即就是皇嗣李旦也不能幸免告密的恐惧，妃嫔被杀、自身难保。

如此萧杀的社会氛围下，臣僚上奏武则天对一些事情表示不同意见或劝谏，往往受到惩罚,下场非常惨烈。周兴治太子通事舍人郝象贤族罪，其家人向监察御史任玄殖讼冤，任玄殖上奏说明郝象贤并无反状，结果玄殖本人被连坐免官。唐高宗曾召见时为河阳令的周兴，并想拔擢任用，但有人认为其非清流不应拔擢；周兴不知，多次在朝堂前游走等待，宰相们都默默不言，只有地官尚书检校纳言同平章事魏玄同多说了一句“你可以离开了”！就这一句话，成为此后酷吏周兴怀恨在心诬陷魏玄同的根源，魏玄同竟被赐死。宰相傅游艺梦登湛露殿，第二天告诉所亲，所亲匆忙上告，结果傅氏被下狱自杀。如此事例多不胜举。

或许正因如此，一些官员为了避免酷吏罗织之祸，不仅自己谨言慎行，而且还总结教训，告诫世人。职方员外郎徐彦伯，圣历年中官拜给事中， “时王公卿士多以言语不缜密，为酷吏周兴、来俊臣等所陷”；面对如此险恶的朝野政情，处在政治风云潮头浪尖的徐氏，逐渐练就明哲保身、处事老练的本领。徐彦伯精心撰写了《枢机论》一书告诫世人。他懂得“言语者，君子之枢机，动则物应，物应则得失之兆见也。得之者江海比邻，失之者肝胆楚、越，然后知否泰荣辱，系于言乎！”又“夫言者，德之柄也，行之主也，志之端也，既可以济身，亦可以覆身”，信奉孔子“终日行，不遗己患；终日言，不遗己忧”，老子“多言数穷”的信条，指出“不可言而言者曰狂，可言而不言者曰隐”，特别崇尚 “睿智之言，犹天地也，人覆焘而生焉；大雅之言，犹钟鼓也，人考击而乐焉。作以龟镜，姬公之言也；出为金石，曾子之言也；存其家邦，国侨之言也；立而不朽，臧孙之言也。”因而，在酷吏横行的腥风血雨中，能够变通自持如狄仁杰者亦不免被罗织囚禁之厄运[⑩]，但徐彦伯却备受当政者垂爱，游刃有余于宫禁朝堂。并且，圣历元年（698）三月，他受武则天差遣，赴房州召庐陵王李哲及其妃、诸子女回洛阳，足见其人谨慎言行的功效。徐彦伯还参与《武后实录》的纂修，并获中宗嘉奖。唐中宗还敕令徐氏为蒙受冤屈而死的永泰公主撰写墓志铭，徐彦伯“好为强涩之体”[11]，并和中宗私人关系颇好[12]，而且以“慎言行”著称，出自徐氏之手的“永泰公主墓志铭”，满篇含糊其辞、不知所云，徐氏为文水平堪称绝唱[13]。还有，曾出将入相的名臣宰相娄师德，其弟被任命为代州刺史，赴任前兄弟俩见面，娄师德云：

“吾备位宰相，汝复为州牧，荣宠过盛，人所疾也，将何以自免？”弟长跪曰：“自今虽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为兄忧。”师德愀然曰：“此所以为吾忧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夫唾，不拭自乾，当笑而受之。”

按：《资治通鉴》卷205将此纪事记于长寿二年（693）正月，同月还记载了前尚方监裴匪躬、内常侍范云仙坐私谒皇嗣被腰斩于洛阳；酷吏来俊臣严刑逼迫皇嗣左右，想造成皇嗣谋反的口实，结果“左右不胜楚毒，皆欲自诬”，太常工人安金藏剖腹流血满地等事件。由此可见当时朝野政情是何等的严酷。从两《唐书》娄师德传记中看不出其信崇佛教，就是说，他的言行应与信仰无关。娄师德贵为宰相，对其弟出任地方刺史忧心仲仲，故而临行前谆谆教诲。此固然显示出娄师德本人“器量宽厚，喜怒不形于色”，“虽参知政事，深怀畏避，竟能以功名始终”[14]的为人处世风格，但当时朝官们人人自危，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也应是他“深怀畏避”的主要原因。娄师德自身谨言慎行，也用这种信条要求家人，可见其用心良苦。

姚崇在唐高宗上元二年（675）皇太子李弘去世后充当挽郎，时年26岁。后应下笔成章举，被授予濮州司仓。随后的二十年间，经过五次升迁担当从五品的夏官（兵部）郎中。万岁通天元年（696），契丹李进忠、孙万荣等进攻河北州县，姚崇分析敌情颇得武则天欣赏，故迁拜夏官侍郎。很明显，姚崇进入高层官阶前后，酷吏横行的高峰期已过，但他耳闻目睹因言语导致灾祸的事情一定不少，这对于他此后在官场察言观行、妥善处理与皇帝及同僚之间关系，沉着应对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如武则天和侍臣们谈及“往者周兴、来俊臣等推勘诏狱，朝臣递相牵引，咸承反逆，国家有法，朕岂有违。中间疑有枉滥，更使近臣就狱亲问，皆得手状，承引不虚，朕不以为疑，即可其奏。近日周兴、来俊臣死后，更无闻有反逆者，然则以前就戮者，不有冤滥耶？”问题，夏官侍郎姚崇从容对云：“自垂拱已后，被告身死破家者，皆是枉酷自诬而死。告者特以为功，天下号为罗织，甚于汉之党锢。陛下令近臣就狱问者，近臣亦不自保，何敢辄有动摇？被问者若翻，又惧遭其毒手，将军张虔勖、李安静等皆是也。赖上天降灵，圣情发寤，诛锄凶竖，朝廷刈安。今日已后，臣以微躯及一门百口保见在内外官更无反逆者。乞陛下得告状，但收掌不须推问，若后有征验，反逆有实，臣主受知而不告之罪。”无疑，姚崇的应对是冒有风险的。因为在此之前针对酷吏罗织罪名滥杀无辜，一些官员也上书提及，结果要么被流放，要么身家性命不保。但很显然，上引武则天对于酷吏疯狂罗织罪名，自己依例审核批转，致使众多朝野官员受冤而死已有所察觉醒悟，加之对于反对派的打击已经告一段落，武则天开始纠正扩大化及蒙受冤屈者问题。在此情况下，姚崇大胆说出实话，并且以姚氏一门百口作为“赌注”，担保朝野官员再无所谓的反逆，足见沉浸官场大浪淘沙数十年的姚崇，洞察朝野局势发展态势，把握说话时机的准确。也就是说，当有必要表明自己的看法，特别是对疑心很重的武则天说话，务必要谨慎应对，既要说出自己对朝野局势的正确判断，把握说话时机，又要实事求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如此才能达到预期目的。结果，武则天非常高兴，云：“以前宰相皆顺成其事，陷朕为淫刑之主。闻卿所说，甚合朕心。”[15]并且赏给姚崇银千两[16]。

上述姚学谋先生认为《口笺》撰写于天授年间，依据是《旧唐书》卷94《徐彦伯传》，但徐彦伯传中明确记载“彦伯圣历中累除给事中。时王公卿士多以言语不缜密，为酷吏周兴、来俊臣等所陷，彦伯乃著《枢机论》，以诫于代”，就是说，《枢机论》20卷撰述时间当在圣历年间；按照论者的这种逻辑关系，姚崇的《口笺》之作也应该是在圣历年间，而非上述的天授年间。笔者认为，《口笺》的撰作时间应该在圣历年间或者更为靠后的时间，因为神龙元年中宗复辟，姚崇随中宗及臣僚到上阳宫探望武则天，“王公已下皆欣跃称庆，元之独呜咽流涕。”桓彦范、张柬之提醒姚崇云：“今日岂是涕泣时，恐公祸从此始”，姚崇回答得相当坚决，表明呜咽流涕是发自内心，若因此获罪也心甘情愿。不久，姚崇就被外放亳州刺史，又转任常州刺史。可以看出，此时姚崇还没有如《口笺》所警示的那样，亦不能很好的控制自己的行为。撰写《口笺》当是受到挫折，或者侥幸躲避过灾祸，即姚崇既有对局势世态的观察，亦有自己的人生体验，即感悟朝野因言罹祸教训之后，才作《口笺》文，用简单易懂的话语警示世人。当然，唐玄宗开元肇始万象更新，大刀阔斧实行改革，姚崇颇受重用，不仅提出十事要略，反对佛教与国家争利，破除迷信灭蝗救灾，而且为国家举荐贤才，成为开元之治的奠基人之一。遇明主为时而用，这和上述《口笺》所云并不矛盾。

此后《口笺》仍然受到时人关注。唐后期著名宰相李德裕曾作有《舌笺序》，云：“余宿于洞庭西，梦与中书令姚公偶坐，如旧相识。问余曰，‘君见仆所作《口笺》乎？’余对曰：‘去岁居守东周，与公曾孙谏议合处覩金石之刻。遂莞尔而笑曰：‘孙子犹能藏之’”[17]。首先，在“牛李党争”朋党相互倾轧的社会氛围下，作为李党的代表人物李德裕，时时感受到来自对方无端诽谤的压力，他非常敬重姚崇的处世为人，竟然在梦中和姚崇相见言欢，而且姚崇还提到自己所作《口笺》。其次，李德裕曾经在姚崇的“曾孙”姚合处，看到已经刻在碑石上的《口笺》文，说明此文仍然受到当时一些人关注。第三，李德裕作《舌笺》，是受到姚崇的启发，感于时事艰危有感而发。总之，姚崇所作《口笺》文，折射出特殊时期人们面对恶劣生存环境采取的自保措施，而出自曾见证唐周更替血雨腥风的开元名相姚崇之手，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

二、《遗令诫子孙文》的写作动机

开元九年（721），姚崇病重弥留之际，“先分其田园，令诸子侄各守其分”，然后拿出早已写好的《遗令诫子孙文》[18]，作为遗嘱，劝诫子孙。此文《旧唐书》卷96《姚崇传》全文收录；《新唐书》卷115《姚崇传》，欧阳修摘要节改此文；《资治通鉴》卷212，开元九年九月丁未条，记载姚崇薨亡消息后，摘录部分文章；《全唐文》卷206亦全文收录，只是不知道是抄录上述《旧唐书》姚崇本传，还是另有所本。因篇幅所限，本稿就不抄录原文，但下文论证则以《旧唐书》姚崇本传为准。

众所周知，每当社会大变革或者改朝换代之时，社会草莽阶层或者中下层往往被裹挟参与，少数人侥幸成为新王朝的功臣显贵，经过历史的大浪淘沙，当他们幸免于难垂垂衰老、即将离开人世之时，往往以虔诚之心，劝诫成长于不同环境的子孙，成为他们托付后事必须面对的事情。且不说唐太宗煞有介事和大臣们谈及“创业与守成孰难？”命题，唐初大臣死前托付后事、劝诫子弟者也大有人在。房玄龄死前“诫诸子以骄奢沉溺，必不可以地望凌人，故集古今圣贤家诫，书于屏风，令各取一具，谓曰：‘若能留意，足以保身成名。’”又云：“袁家累叶忠节，是吾所尚，汝宜师之。”[19]李勣在病榻前给其弟李弼托付后事，“我见房玄龄、杜如晦、高季辅辛苦作得门户，亦望垂裕后昆，并遭痴儿破家荡尽。我有如许豚犬，将以付汝，汝可防察，有操行不伦、交游非类，急即打杀，然后奏知。又见人多埋金玉，亦不须尔。惟以布装露车，载我棺柩，棺中敛以常服，惟加朝服一副，死倘有知，望着此奉见先帝。明器惟作马五六匹，下帐用幔阜为顶，白纱为裙，其中著十个木人，示依古礼刍灵之义，此外一物不用。姬媪已下，有儿女而愿住自养者听之，余并放出。事毕，汝即移入我堂，抚恤小弱。违我言者，同于戮尸。”[20]然而，事情发展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上述提到的房玄龄、杜如晦、高季辅、李勣虽生前兢兢业业，成为开国功臣，死前劝诫子孙，对延续家族兴旺十分在意。但房玄龄次子房遗爱尚太宗之女高阳公主，因永徽年间谋反被杀，房玄龄家族因此败落。杜如晦之子杜荷尚太宗另一女城阳公主，因参与太子李承乾谋反，被斩杀，杜如晦家族亦衰落。高季辅之子受到上官仪案牵连，被配流岭南。而死前托付后事给其弟李弼，李弼上元元年（674）意外死亡后不久[21]，李勣嫡孙徐敬业举旗反抗武则天临朝称制，结果败亡，已经死亡二十余年的李勣也受牵连被抛尸于外。很显然，历经唐高宗、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唐玄宗五个皇帝，姚崇对此当然十分了解，为了姚氏家族的延续及荣辱，他觉得有必要向子孙阐明自己对家产分配、薄葬与厚葬，以及崇奉佛教、修德养性的看法，劝诫子孙。

首先，姚崇对自己的一生荣辱作了简单回顾，即虽没有如古代贤人范蠡、疏广那样知足好施并急流勇退，但在官位上任劳任怨、推荐贤才，最终安享晚年，草草一生并未虚度。人生如白马过隙，即将告别人世，有必要对身后事有所安排。为什么呢？“比见诸达官身亡以后，子孙既失覆荫，多至贫寒，斗尺之间，参商是竞。岂唯自玷，乃更辱先，无论曲直，俱受嗤毁，庄田水碾，既众有之，递相推倚，或至荒废。”故而推崇效法汉代陆贾、石苞临终前的做法，“预为定分，绝其后争”，即耳闻目睹的桩桩事件触目惊心，进而阐述自己将田园家产平分与子弟后代的原因。其次，姚崇列举孔子、梁鸿、杨震、赵咨、卢植、张奂等名人显达主张薄葬，子孙最终达成先祖意愿传为佳话之事，明确自己反对厚葬的立场，指出“吾身亡后，可殓以常服，四时之衣，各一副而已。吾性甚不爱冠衣，必不得将入棺墓，紫衣玉带，足便于身，念尔等勿复违之。”如果子孙不奉行薄葬，“神道恶奢，冥途尚质，若违吾处分，使吾受戮于地下，于汝心安平？念而思之。”即强烈要求子孙依照自己的遗言办理丧事。第三，姚崇列举后秦姚兴、梁武帝、胡太后，以及北齐奉佛，但都没有因此得到非分的好处，家国沦丧、身戮名辱；本朝孝和皇帝（唐中宗）、太平公主、武三思等人疯狂造寺、迷崇佛教，也不免为天下笑而收场。认为“佛者觉也。在乎方寸，假有万像之广，不出五蕴之中。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恶，则福道备矣，何必溺于小说，惑于凡僧，仍将喻品，用为实录？抄经写像，破业倾家，乃至施身，亦无所吝，可谓大惑也。亦有缘亡人造像，名为追福，方便之教，虽则多端，功德须自发心，旁助宁应获报？递相欺诳，浸成风俗，损耗生人，无益亡者。假有通才达识，亦为时俗所拘，如来普慈，意存利万，损众生之不足，厚豪僧之有余，必不然矣。”劝诫子孙“各宜警策，正法在心，勿效儿女子曹终身不悟也。”明确告诉子孙“吾亡后必不得为此弊法，若未能全依正道，须顺俗情，从初七至终七，任设七僧斋；若随斋须布施，宜以吾缘身衣物充，不得辄用余财，为无益之枉事，亦不得妄出私物，徇追福之虚谈。”姚崇也对道教徒众屈从跟风的做法予以鞭挞，再一次劝告子孙“勿拘鄙俗，辄屈于家。”而且“汝等身殁之后，亦教子孙，依吾此法。”

唐朝似乎没有如同当今的官二代、富二代之说法，但显然存在实质意义上的官二代、富二代。前代置身家性命于不顾，或者流血流汗打拼而获得的地位家产，如果轻而易举地蒸发或者被奢侈浪费，或者触犯国家法律导致家破人亡祭祀无人，这是行将就木的前辈们所不愿想到的。如此就有上述房玄龄、李勣，以及本稿涉及姚崇的遗嘱劝诫文出现并传世。相对于房玄龄、李勣两人，姚崇的遗嘱劝诫文内容重点就是处置家产、诫奢（涉及对身后葬事的安排，主张薄葬）、诫佛，没有上述两人遗嘱蕴含的杀气，但和房、李两人一样，姚崇的几个儿子也难免被杀和流放命运，只是随后姚氏后裔遵从了姚崇遗嘱劝诫，如将《言笺》刻石等，一代代恪守奉法律己，才成就了一桩桩享誉后世的丰功伟业。

结语

本稿对于此前学界很少涉及的姚崇所作《口笺》、《遗令劝诫子孙文》两篇文章做了简单探讨，指出《口笺》的写作背景及所反映出武则天以周代唐及唐周交替时期独特的社会现实，姚崇在如此氛围中虽也有挫折，但能够保全性命安然无恙，足见其超强的变通及应对能力。同时，通过和房玄龄、李勣两人的劝诫遗嘱对比，认为姚崇的《遗令劝诫子孙文》重点在于诫奢、诫佛，诠释了王朝初创时期及改朝换代成长起来的新贵显达，他们在刀光剑影中获得权力和地位，进而希望后代持续这种荣耀和地位，但事实上并不能达到他们所预期。不过，由于姚崇处于初唐与盛唐交替时期，王朝虽然经过离乱煎熬，但社会经济文化持续繁荣发展，他的遗嘱劝诫在他的后代中得到了相当好的施行，姚氏家族在唐代后期就出现了如姚合[22]、姚勖[23]等著名人士，而且代有英才贤人，为国家民族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应该说，一代名相姚崇的苦心并没有白费，他当会含笑九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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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泽宇《毛泽东眼中的“大政治家”姚崇》，《党的文献》2008年第3期。

[②] 田廷柱《姚崇理政与“开元之治”》，《辽宁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田廷柱《姚崇传》，《唐史论丛》第3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佟志华《姚崇对“开元盛世”的贡献》，《西安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③] 姚学谋、刘凤婷《两〈唐书〉传、表中有关姚崇史料考正》，《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④]《新唐书》卷58《艺文二》。

[⑤] 姚学谋先生认为此文作于天授年间，此可看作一家之言，但该文具体何时撰写，还应查找更多史料论证。姚学谋观点见《姚崇与洛阳（三）》。对此，下文有论述。

[⑥]《资治通鉴》卷203，则天后垂拱二年（686）三月条载：“太后自徐敬业之反，疑天下人多图己，又自以久专国事，且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诛杀以威之。乃盛开告密之门，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虽农夫樵人，皆得召见，廪于客馆，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

[⑦] 参胡戟《酷吏政治与五王政变》，《西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王双怀《论武则天与酷吏》，《唐都学刊》1999年第1期`。郝松枝《论武周时期的酷吏》，《兰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⑧]《资治通鉴》卷204，则天后天授元年条载云：“时置制狱于丽景门内，入是狱者，非死不出，……。朝士人人自危，相见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辄与家人诀曰：‘未知复相见否？’时法官竞为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俭独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来、侯必死，遇徐、杜必生。’”

[⑨] 关于此一时期酷吏迫害杀戮唐朝功臣问题，参拜根兴《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第109～11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重印本。

[⑩] 冯慧福、拜根兴《武则天与狄仁杰》，收入《武则天与文水》论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11]《唐诗纪事》卷9载：“彦伯为文，多变易求新，以凤阁为鵷阁，龙门为虬户，金谷为跣溪，玉山为琼岳，竹马为篠骖，月兔为魄兔，进士效之，谓之涩体”。此可看作特殊政治气候影响士人文风的绝好例证。

[12] 如上所述，徐彦伯曾受命迎接时为庐陵王的李哲夫妇及其子女返回洛阳。中宗复辟后，“与修文馆学士宴乐赋诗，每命彦伯为之序。”如《夜宴安乐公主私第序》、《送郑维忠序》、《送金城公主和戎》等。而本书所论的《永泰公主志石文》也是奉唐中宗敕令撰写的。这些固然是和徐彦伯当时的文名及影响相关联，但不可否认中宗和徐氏有相当好的私人关系。中宗死后的哀册文亦出自徐彦伯之手。

[13] 参拜根兴、樊英锋《永泰公主与永泰公主墓》，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

[14]《旧唐书》卷93《娄师德传》。

[15]《旧唐书》卷96《姚崇传》。

[16]《资治通鉴》卷206，天后神功元年（697）载“钱千缗”。

[17]（宋）计有功著，王仲镛校笺《唐诗纪事校笺》上，巴蜀书社1988年版。

[18] 参冻国栋《读姚崇〈遗令〉论唐代“遗产预分”与家族形态》，朱雷主编《唐代的历史与社会》论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冻国栋教授论文中引用日本学者的见解，并以敦煌出土文书为依据，通过读姚崇《遗令劝诫子孙文》，论证唐代“预分家产”问题，此可能是现在看到的唯一一篇探讨《遗令》的论作。另外，冻教授推定《遗令劝诫子孙文》写于开元四年到开元九年去世之间，因为史书对此没有明确记载，可作为一家之言。

[19]《旧唐书》卷66《房玄龄传》。

[20]《旧唐书》卷67《李勣传》。

[21] 关于李勣弟弟李弼之死及其相关问题，参拜根兴《“罗唐战争”关联问题的再探讨》，《唐研究》第1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2] 参沈文凡、周非非《唐代诗人姚合研究综述》，《东北师大学报》2007年第3期。

[23] 参张应桥《唐名相姚崇五世孙姚勖自撰墓志简释》，《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