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姚崇

姚波

试论姚崇

杜建成

内容提要：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而封建社会最繁荣的时期是隋唐时期。隋唐时期最繁荣的时期在唐代“开元盛世”，开元盛世的关键人物之一就是唐代四朝元老、三朝宰相姚崇。但以往的研究者对唐代前期人物多重视李白、杜甫、王维、唐太宗、唐玄宗等的研究，研究姚崇等人的甚少。即便是姚崇的研究也只是侧重对其政治方面的研究，并且多笼罩在唐玄宗的光环之中。本文试图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探讨这位贤相留给后人的丰功伟业和精神遗产。一个大而全的论文可能是肤浅的，但作者并不回避这些问题，愿作姚崇研究的铺路石，为研究者展现一个全面的姚崇。而这方面至少在目前来说还是非常需要的。

关键词：人物 姚崇 评析

中国历史上有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其鼎盛时期莫过于隋唐。隋唐之极盛在于就在于唐玄宗开元年间，而谈到开元之世形成的“开元之治”首先要提到的人物便是姚崇。但目前姚崇的研究却不多，不仅研究者少，而且研究很片面，过去其研究不是散见于唐史各专题研究，或囿于两《唐书》等很少的基本史料，只有近年来才有结合出土碑石，搜罗其他史籍的姚崇专门研究。针对姚崇的研究也只是关注其政治上巨大贡献，且也多将其贡献笼罩于唐玄宗的光环之下。本文不避陈词和肤浅，试图综合目前的研究成果，从政治、经济、哲学、文学等各方面全面评析姚崇，全面展示这位贤相的历史功绩和思想精华，为目前的姚崇研究充当铺路石，以期将其引向深入。

一、姚崇的政治理念及历史贡献

姚崇（651~721），本名元崇，字元之，唐代陕州硖石（今河南三门峡南）人。原籍江苏吴兴，出身仕族家庭，年青时过着呼鹰逐猎的快活生活，后又被用为孝敬皇帝（即唐高宗之子李弘）挽郞，步入仕途。但姚崇并不自满，而是“折节读书”（1），“耽玩坟史”（2），终于成了文武全才。唐高宗仪凤二年（677）中“下笔成章”制举（3），历任地方和朝廷多职，武周万岁通天中，以夏官侍郎兼任凤阁鸾台平章事。睿宗景云中，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玄宗开元元年，又复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迁紫微令。成为武周、中宗、睿宗、玄宗四朝元老，武周、睿宗、玄宗三朝宰相。其中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到开元四年（716）更是成为首相，其他宰相卢怀慎、源乾曜等只是备位而已。姚崇辅佐朝政，推行改革，“首佐玄宗起中兴业”（4），当其离任时又荐贤自代，以宋璟继任，继读自己的改革路线。姚崇作为有唐四大贤相之一，被伟人毛泽东称为“大政治家”。姚崇为政纲领和杰出贡献，集中体现在其“十事要说”之中。

开元元年（713）十月，唐玄宗借新丰讲武之机，召见姚崇，姚崇针对时弊，建言十事：实行仁政，不贪边功，法行自近，宦官不参朝政，拒绝地方租赋外的贡献，戚属不任台省官，对朝臣要待之以礼，纳谏从善，杜绝营造佛寺道观，防止外戚专权等。

“十事要说”，见于欧阳修《新唐书·姚崇传》，更早则见于吴兢《开元升平源》。是姚崇、宋璟的施政纲领，其核心是推行开明政治。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却认为“难以尽信”，故所编《资治通鉴》中不取。清代史学家王鸣盛更认为其事“滥采小说”（5）。但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十事要说”是可信的。理由有五：首先，吴兢（670~749）为唐代著名史学家，号为良史，著有《贞观政要》等，《开元升平源》也为其著作，其所著作内容也应当是可信的；其二，晚唐诗人顾云《池阳醉歌赠匡庐处士姚岩杰》诗中说“时时说及开元理，家风飒飒吹人耳。吴兢纂出《升平源》，十事分明铺在纸。”（6）。顾云曾参与修撰《宣懿僖三朝实录》，其诗所述之事也应当是可信的；其三，目录学著作《郡斋读书志》（7）卷二十载：“《开元升平源》一卷，右唐吴兢载姚崇以十事要明皇。”《直斋书录解题》（8）卷五也这样著录。宋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卷一九五中也赞同此说。欧阳修以十事入《新唐书》，认为是“信不诬矣”，是十分有见地的；其四，姚崇历任四朝，不仅任朝官，而且历任地方官多年。他明晰时弊，系统总结武则天以来的种种弊政，因此才有针对性地提出“十事”；其五，姚崇任武周任宰相以后多次表达出相同观点。唐开元年间，姚崇从政的一切，也基本上是按此纲领实施的。实施的具体情况，因为前人表述较多，兹不赘述。

“十事要说”的实施中，姚崇的专断以及继任宋璟的积极推行是其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需要说明的是，十事之中“不求边功”，属军事方针，亦是隶属于政治的基本国策。姚崇历任军职，常兼兵部之职，熟知军务。但唐军虽积极备边，却不轻启边衅。唐人崔植《对穆宗疏》中称“开元初，得姚崇、宋璟，委之为政。此二人者，天生俊杰，动必推公，夙夜孜孜，致君于道。”（9）两人凭借丰富的工作经验和杰出的行政能力，刚正廉洁的人格，深得玄宗的信赖和朝野的拥戴，所以才造就“开元之治”的政治清明、社会稳定，边疆平安。继而才造就了当世户口的增殖和社会经济的大发展。继任者张嘉贞、张九龄亦为良相，史称“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绂、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其所长”（10），继任者虽难如姚、宋之能，但“十事要说”的政纲大体还是坚持的。故而《新唐书》说“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归于治；……唐三百年、辅弼者不为少，独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何哉？君巨之遇合，盖难矣夫！”（11）大力歌颂了姚崇等人的丰功佳绩。宋代司马光《资治通鉴》中虽然以“十事要说”故事有点戏剧化而不取，但此外和《新唐书》一样赞其为唐代四大贤相之一。

二、姚崇的经济思想及哲学观点

姚崇的经济思想和其政治思想是互相贯穿的。唐人郑綮《开元传信记》称“开元初，上励精理道，铲革讹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亘地万余里，入河湟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稂”（12）。大诗人杜甫在其《忆昔》诗中，以现实主义的方法，对姚宋开创的“开元之治”的社会经济有形象的描写，“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宋代司马光，更指出姚宋在经济方面“使赋役宽平，刑法清省，百姓富庶”，（13）。

姚崇在经济各方面措施主要是轻徭薄赋，休养生息。“除租、庸、赋税外，悉杜塞之”。减轻百姓负担，大力发展农桑，注重兴修水利，平抑物价，崇尚节俭，提倡薄葬，抑制奢靡，积累财富等。在佛道等宗教势力发展，户口逃匿寺院，形成寺院经济，影响到社会经济发展时，姚崇就着眼于现实，事从权宜，直犯佛道经典，沙汰僧尼，停建佛寺，而这一切都以维护大唐的社会经济为出发点，“佛不在外，近求于心”（14），他认为只要人心向佛即为善良，不必去建寺祈祷，靡费财物。抑制佛道体现了姚崇以人为本、注重变通的思想。而灭蝗则更大程度上体现了他的唯物论思想。在蝗灾严重，危及脆弱的农业经济时，姚崇大义凛然，敢以身当“神谴”，面对群臣反对和皇帝思想动摇，引证《诗经》及汉光武帝诏书，极力提议捕杀蝗虫。在他的坚定主张下，朝廷派御史分道督促捕杀焚埋蝗虫，仅汴州就杀蝗十四万石，结果大灾之年，“田有收获，人不甚饥”（15）。姚崇以“人定胜天”的唯物论立场，反对神学的天命论，破除了禳灾祭蝗的世俗迷信思想，批判了当世流行的灾变迷信观点。从抑制佛道和救灾灭蝗两场反映姚崇哲学思想的史事来看，姚崇可称之为以唐代政局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

三、姚崇的文化贡献和对后世影响

姚崇以宰臣身分，积极进行诗文创作，为唐代诗歌创作的兴盛和古文运动的勃起提供了基础条件。

先说文章。“姚崇初不悦学，年逾弱冠，常过所亲，见《修文殿御览》，阅之，喜，遂耽玩坟史，以文华著名”（16），“弱冠补孝敬挽郎，又制举高第”（17），仪凤二年（677）所中“下笔成章”科，足以说明姚崇的才思敏捷。两《唐书》著其有《姚崇集》十卷，但现已不存。《全唐文》存姚崇文一卷23篇、清陆心源《全唐文拾遗》存文1篇、《全唐文补编》存文1篇，共文25篇。号称“燕许大手笔”的唐代张说称其“黼藻弥焕”（18）。姚崇为文擅长于疏诫；其疏诫与同时期张说的碑志、吴兢的表疏并称，为当世所称道。

姚崇的疏诫体文章代表作为《对问冤狱疏》《五诫》。《对问冤狱疏》直陈前事，了无曲回，义正辞严，文体近古，姚崇的另文《答捕蝗奏》与其风格相类，而文体近骈。《五诫》包括《执秤诫》《弹琴诫》《执镜诫》《辞金诫》《冰壶诫》五篇，其文风承东晋、宋、齐、梁、陈、隋六朝江左余风，全为骈体，文兼华实，用辞典雅。但因文章骨力不足，后人称其“风裁峻整，犹自拘于俗尚……历开元之盛，辅以姚宋而不能救”（19），这仅指奏疏等应用文体而言，而《五诫》形式和内容还是相称的，表达了姚崇为官廉慎、执法公正的理念，是研究姚崇思想的重要文章。最近在互联网上还发现有2009年12月华文出版社《官运经》（马树全译注）一书，其书分察运篇等七卷，假托为姚崇所撰，称其为“宦之重宝”，则不可信。

再说诗歌。姚崇及其继任者宋璟等开创了“开元盛世”，这个政治开明，经济繁荣的时代，为盛唐诗人提供了宽松环境，沈佺期、宋之问为律诗定型，已出现著名诗人张九龄、张说等，随后出现了一大批著名诗人如李白、杜甫、王维、高适等，诗坛百花齐放，形成“盛唐气象”，虽说姚、宋执政的开元元年至开元九年并非诗坛极盛之时，但此后诗坛盛况的形成不能不说与姚崇、宋璟有关。姚崇现存诗存8首，6首见于《全唐诗》，2首见于《山右石刻丛编》（20），姚崇以宰辅之重，积极创作诗歌，客观上有助于诗歌的繁荣，但其创作成就不大，其从政时期，从武周以及唐玄宗开元年间，诗歌创作的中心仍是宫廷诗，姚崇有限的诗作中多为应制诗，虽然气象弘大，但因内容所限，名篇佳作甚少。在其非应制的霅作中，则有了自由的创作空间，可充分发挥作者的形象思维，展现丰富的创作激情，写出佳作，这通过姚崇的诗歌代表作《秋夜望月》《夜渡江》中可以看出。《秋夜望月》诗：“明月有馀鉴，羁人殊未安。桂含秋树晚，影入夜池寒。灼灼云枝净，光光草露团。所思迷所在，长望独长叹。”此诗虽创作具体年代不详，但从诗意可分析可知其当作于姚崇政坛失意，离开长安之时。诗中借秋夜望月，表达了依恋朝堂、关心社稷之情，诗意含蓄高远，文句雅洁工整。《汇编唐诗十集》称其“调响句工”，《唐诗镜》中赞其为“修洁”。《夜渡江》诗：“夜渚带浮烟，苍茫晦远天。舟轻不意动，缆急始知牵。听草遥寻岸，闻香暗识莲。唯看孤帆影，常似客心悬。”此诗比之上一首更佳，颔、颈两联不仅对仗工整，而且极富形象思维，写出了一个从不觉到暗识的知闻过程，静中有动，动静结合，谭元春称其为“静思妙手”，周珽称其诗“极静极细，极响”。（21）。

姚崇诗少还有失传的原因，如姚崇为朝中重臣，经常参与朝廷的诗歌唱和活动，武周圣历二年（699），武后率群臣幸河南汝州流杯亭，君臣唱和诗其7首，其中就有姚崇的诗，但现已不存。

综上所述，作为唐代贤相的姚崇，在其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都做出了，以其针对时弊、因时变通开创一“开元盛世”的巨大贡献，为当世称作“救时之相”，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

注 释：

（1）[唐]吴兢《开元升平源》

（2）（16）[唐]刘肃《大唐新语》卷八

（3）徐松《登科考记》

（4）[唐]杜牧《樊川文集》卷十二

（5）[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八七

（6）《全唐诗》卷六三七

（7）《郡斋读书志》，二十卷，南宋晁公武撰

（8）《直斋书录解题》，二十二卷，南宋陈振孙撰

（9）《旧唐书·崔植传》

（10）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开元二十四年

（11）《新唐书·列传第四十九·姚崇传》

（12）《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古籍社1985年

（13）《资治通鉴》卷二一一

（14）《唐会要》卷四十七

（15）《旧唐书·本纪第八·玄宗上》

（17）（18）张说《梁国姚文贞公神道碑》

（19）清许同莘《公牍学史》

（20）《山右石刻丛编》，四十卷，[清]胡聘之辑

（21）《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六十卷（通行本），明周珽编

渑池县史志办渑池县志主编杜建成在2011年纪念姚崇诞辰136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交流的论文《试论姚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