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赞斌｜姚崇与宋璟

姚波

姚崇与宋璟

宋赞斌

提要：“开元之治”盛世，有两个贤相并驾齐驱，披肝沥胆，以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开拓创新的胆略气魄，终于使改革大功告成。这两个人就是姚崇与宋璟。史家评说：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归于治，此天所以往唐使中兴也。


我与河南省姚崇文化研究会会长姚和文先生同在一个单位工作，他是我的老领导。他退居二线后，专注于姚崇墓园的恢复建设和姚崇文化的发扬光大；我在伊川县文化研究院致力于包括姚崇在内的伊川圣贤文化研究及弘扬。可以说我们是“同途同归”吧。近年来在许多涉及姚崇话题的场合，我都以玩笑的口吻跟他调侃：唐代姚、宋合作，开创了“开元之治”，今天的姚（指姚和文主席）、宋（指本人）也要合力，干出点名堂来，然后我们相对哈哈一笑。
后来，姚主席送我一本姚学谋先生的《大唐贤相姚崇》一书，仔细拜读之后，我受到极大震撼，真正地感受到了唐代姚、宋两位贤相在开创盛唐气象当中所起的不凡作用。我觉得，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所说：“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其他莫得比焉。”的评价是非常中肯的。可以说，正是姚崇与宋璟这两位开元初期的宰相，将唐朝推向了盛世顶峰。而且，姚崇青年时代曾在伊川生活居住过，去世后又葬在这块土地上，说他是伊川大地哺育起来的历史名人，似乎也不过分。
让我们走进唐朝，走进开元盛世，去认识姚崇和宋璟。

崇善应变，故能成天下之务

姚崇在谋略、文才、吏治、人缘等方面，都有上乘的表现，在朝臣中犹如鹤立鸡群，是不可多得的国家栋梁人物。他起仕于武则天之朝，以文思敏捷、下笔成章闻名。此后，下至挽郎，上至宰相，外至刺史，内至中枢，军至兵部，用至仓司，在宦海中饱经沉浮。丰富的经历，使他熟谙国情民风，多次提出了切合事情本质且行之有效的条陈。他提倡正气，反对逢迎；主张仁和，反对严刑。由此，受到了武则天的高度赞扬。他参加了五王拥护唐中宗的复辟，事后，却以旧臣之情，对下台的武则天一掬同情之泪，从而被赶出中央。到唐睿宗登位，他再度拜相，又因不愿附和太平公主，重蹈前辙。他在担任地方官期间，深得民心，离任之际，当地民众为留下他而表现出了罕见的激动人心的场面。
在拜相前夕，姚崇向唐玄宗提出了十大条陈，作为他就任宰相的条件：一是废刑法而行德政，二是数十年不求边功，三是不准宦官干预政事，四是停罢一切非正途之官，五是对君主宠臣施以法纪，六是杜绝贿赂之途，七是停造各种寺庙宫观，八是君主待臣以礼，九是让谏官说话畅通言路，十是不许外戚干政。唐玄宗一一予以答应，这十大条陈成了他们君相合作的契约。
在排除了功臣集团的阻力后，姚崇正式走马上任。他推荐黄门侍郎卢怀慎，作为自己的副手。卢怀慎为人清廉谨慎，敬重有才者，自认自己不及姚崇精于吏道，凡事都由姚崇定夺，成为陪衬性的人物，人称“伴食宰相”。这种格局，有利于姚崇充分展开他的政治作为。
姚崇的治国基点，设在以农为本的基础上。为解决寺院经济与国家争利，为阻止国人借当僧人来逃避赋税，也为争取大批劳动力，他在唐玄宗的支持下，大幅度的清理天下僧尼，迫使一万二千人还俗。
山东发生严重蝗灾，按照传统的习俗，认为蝗灾乃是天灾，非人力可以解决，非得修德祭天不可。然姚崇不顾地方官的强烈反对，坚决下令灭蝗，结果灭蝗十四万石。同时，针对朝廷中倾向传统的舆论，表示由他独自担当后果。由此，灭蝗运动得以全面展开，从蝗虫口中挽救了大面积的庄稼，使山东地区得以避免大灾的侵害。
姚崇仅执政四年，然在这四年中，他政绩显赫，得到全国朝野一致的好评，说他：“忧国如家，爱民如子，未尝私于喜怒，唯以忠孝为意。”
唐玄宗每日都要和姚崇谈论政事，来则起立相迎，去则相送告别。一日不见，便恍恍若有所失。某天，大雨滂沱，路上泥泞有一尺多深，姚崇无法入宫，唐玄宗特令侍者用御用便轿，前去将姚崇抬来。此事传了出去，朝廷为之轰动，认为这是自古以来君主礼待宰相登峰造极的举动。
唐玄宗重用姚崇，借助他三朝元老的身份以及练达的才干，以制定治国大纲，奠定天下大治的基础。姚崇不负君主的厚望，以出色的工作，给唐玄宗带来了“开元之治”的曙光。
然而，泰极否来，姚崇巨大的成功，给他造就了丰隆的威望，也把相权提高到一个空前的地步。这终于触犯了唐玄宗的忌，在姚崇大致完成其作用后，唐玄宗让官员弹劾姚崇的两个儿子及其亲信接受贿赂，并量了重刑。站在巅峰的姚崇，不得不知趣的提交了辞呈。
唐玄宗准了姚崇的辞呈，并让他保有晚年的体面。

璟善守文，故能持天下之政

接替姚崇宰相之位的，是广州都督宋璟。
宋璟，邢州南和（今属河北）人。他在武则天之朝，是个闻名海内的直臣。持法刚正，行赏得当，不避权贵，是宋璟执政的特色。为照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为维护社会秩序，他严厉打击违法乱纪的权贵、豪强，并制定了许多利民的措施。朝野称颂他为“脚阳春”，意为他每到一地，如同和煦的春阳普照大地。
他注重人才，按才施用，不苛求全才，让百官各得其所。为此，他对唐玄宗说过一番精辟的见解：括州员外司马李邕、仪州司马郑勉具有才略，但性格怪异，好惹是生非，若加重用，必有后患，然捐弃他们的长处，则又可惜，应该选为民风较悍的渝、硖二州刺史；大理寺卿元行冲公认有才，初用时能孚众望，时间一长却难以称职，可任为谏官性质的左散骑常侍，让持法公道的李朝隐来代替；陆象先以德理政，宽仁而不容曲非，可授为河南尹。
用才得当，知人善任，是宋璟声望高扬、相业隆盛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那些用阿谀奉承或卑鄙手段索求富贵者，宋璟是深恶痛绝的。有人推荐隐士范知睿及其特为宋璟所撰的《良宰论》。宋璟阅后，在文上写下了这样的批语：“观此文颇有佞谀的意思，隐士应直言相陈，怎能偷合苟容。文章若做得好，应从科举中求出身，不应私自送上。”
宋璟将个人得失置于脑后，对唐玄宗常犯颜直谏。出于政治上升时期的唐玄宗，对宋璟的意见，即使心存异议，也多屈尊予以同意。唐玄宗曾将一双御用金筷赐予他，以表彰他的正直。
在当时天人感应思想盛行的时代，宋璟以无畏和务实的精神，反对君主的愚妄行为。天文官预报将要发生日食，唐玄宗认为这是上天在通过日食向他发出警告，从而立即穿上素衣，接连下诏，撤除伎乐，减少膳食，释放冤枉被囚者，赈济饥民，劝励农桑，期望苍天开恩，赦免他的罪孽。宋璟认为这些行为本身都是无可指责的，但为日食特地而做，似乎有些荒唐。他委婉的对唐玄宗说，日食既然是上天劝人君修德的信号，那人君只要推诚即可，不需要接连下诏。他还从此事中强化了他的理念，即只要把利国利民的事一以贯之，是不需要临时抱佛脚的。
宋璟在朝廷积极倡导开明的政治风气。他主张政治是国家的政治，不是君主私人的政治，政治不但要光明磊落，还要有适当的牵制，具体的做法，是尽量减少君臣的私议和密议。他要求恢复贞观时期开明的政治制度：大臣奏事，谏官、史官必须在场，以记录君臣的议论；各机关长官的奏事，御史弹劾百官的奏文，应当公开，一次杜绝大臣惑君、小臣进谗言的途径。唐玄宗同意了宋璟的主张，然做了一个补充规定，说是特别秘密的事除外，从而留下了一个伏笔。
除了开明之外，宋璟还在官场中提倡朴实的作风。他在广州施有惠政，在他当了宰相后，广州官民为他竖立了遗爱碑。然宋璟对唐玄宗说：“我在广州没有什么特别的政绩，现我职位显达，他们便来谄谀，请从我开始革除此风。”唐玄宗为此签发了一道诏书，严令全国刹除立碑之风。
宋璟虽拒绝了官民为他所立的遗爱碑，然他的政绩却是有口皆碑。他继姚崇之后，以萧规曹随的精神，把“开元之治”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共创伟业，名垂青史

作为自己倚重并辅佐他成就大业的贤臣，唐玄宗给姚、宋以极高的礼遇和信任。《次柳氏旧闻》曰：“玄宗初即位，体貌大臣，宾礼故老，尤注意于姚崇、宋璟，引见便殿，皆为之兴，去则临轩以送。其他宰臣，优宠莫及。”
作为政治上的同僚和生活中的知己，姚崇与宋璟肝胆相照。姚崇一直在仕途上竭力相助，大力举荐宋璟。唐代刘肃所著《大唐新语》卷一对此记载说：“初，姚崇引璟为中丞，再引之如相。崇善应变，故能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故能成天下之政。二人执性不同，同归于道，叶心翼翼，以致邢措焉。”
与姚崇一样，宋璟为相也是四年。最后，也是在唐玄宗认为宋璟完成了使命后，以阻压有罪者上诉以及恶钱泛滥二事，罢了他的相职。
《新唐书》这样评价：“宋璟刚正又过于崇，玄宗素所尊惮，常屈意听纳。故唐史臣称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归于治，此天所以往唐使中兴也。”
大唐穆宗长庆年间，与白居易齐名、号称“元白”之一的大诗人元稹写下了著名的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诗中写道：
姚崇宋璟作相公，劝谏上皇言语切。
燮理阴阳禾黍丰，调和中外无兵戎。
长官清平太守好，拣选皆言由至公。
开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渐渐由妃子。
禄山宫里养作儿，虢国门前闹如市。
弄权宰相不记名，依稀记得杨与李。
庙谟颠倒四海摇，五十年来作疮痏。

2011年5月在伊川纪念姚崇诞辰136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伊川县政协文化研究院宋赞斌交流文章《姚崇与宋璟》

（作者：河南省伊川县文化研究院副院长、秘书长宋赞斌
说明：姚学谋先生对此文给予指导完善，谨致衷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