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军｜姚崇灾害管理思想与实践

姚波

姚崇灾害管理思想与实践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李军，北京，100083）

姚崇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是唐朝武则天、睿宗、中宗时期的三朝元老，在安定武周动荡、协助玄宗开创“开元盛世”的事件上着力颇多，有“救时宰相”之称。姚崇在政治上的卓越贡献已为众多研究者关注，成果颇丰。对其在其他领域，特别是在救蝗史上的作用，在一些论著中也广泛涉及，将其作为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一名代表。但是，从灾害管理学角度审视姚崇治蝗思想的论著目前却付之阙如。本文将从这一角度出发，重新审视姚崇在中国救荒史中的地位。

一、姚崇生活时代的气候与蝗害

一般认为，公元600年到公元1000年，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三个温暖期，比如竺可桢先生认为，公元7世纪是一个温暖湿润的时代，其主要是通过对梅树、柑桔物候和农作物生长期的对比，从物候学角度得出结论，后又用一万年挪威雪线、格陵兰冰块反映的气候特点作了应证。[①]但同时，在这一温暖期中也存在一个转折，这个转折往往以“安史之乱”的发生为标志。这一气候演变引起中外学者的长期关注，特别是2007年新年伊始，德国科学家格拉尔德•豪格（Gerald H.Haug）等发表于《Nature》上的论文《Influence of the intertropical convergence zone on the East Asian monsoon》中关于气候变化与唐朝兴亡的论述吸引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与讨论。豪格领导的研究团队从广东湛江一处湖泊中提取沉积岩岩心，并根据检测结果推断，公元750年前后，唐王朝开始经历一段相对干旱时期，在这一段时间内，曾不止一次出现以3年为周期的极干旱时期，导致降雨量减少和持续干旱，造成灾荒，进而引发外族入侵和农民起义，促速唐朝灭亡。一时间，灾害与王朝变化之间的关系成为学术界探讨的焦点。

但实际上，这种论点在国内却并非新创，一大批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者，早在若干年前就提出过类似观点。比如满志敏在《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一文，对唐温暖期提出异议，提出唐代中期以后转冷新说[②]；蓝勇在《唐代气候变化与唐代历史兴衰》一文中即支持唐代是一个温暖湿润的时期、8世纪中叶气候有一个由暖转冷过程的观点，气候转寒造成了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压力增大，北方游牧民族纷纷入主中国北方建立区域性王朝，安史之乱是这个南下进程开始的标志性事件。[③]与豪格等文献相比，两者虽然检验手段有所差别，一个是科学的选取地点与物质进行检验，另一个是采用历史文献的分析，但影响力却截然不同，前者在国际顶级刊物发表，引发国内外的轰动与强烈争议，而后者却仅有学术圈内相关学者做过关注，其它学者少有问津，这一现象难道值得已走向国际化的学术界进行认真的思索。

   气候的变化诱发了各种灾害的频发发生，有唐一代灾频达到3.2次/年。从历史记载看，除了水旱灾害外，蝗灾是出现频次最多的一种灾种。明末农学家徐光启《除蝗疏》言：“国家不务畜积，不备凶饥人事之失也。凶饥之因有三、曰水、曰旱、曰蝗。”唐代在姚崇之前即多次发生，且后果严重。比如永徽元年，雍、绛、同等九州旱蝗；[④]永淳元年六月，“关中初雨，麦苗涝损，后旱，京兆、岐、陇螟蝗食苗并尽，加以民多疫疠，死者枕藉于路，诏所在官司埋瘗。”[⑤]姚崇时期，开元三年六月，“山东诸州大蝗，飞则蔽景，下则食苗稼，声如风雨。……是夏，山东、河南、河北蝗虫大起”[⑥]据统计，唐代（618—907）289年中，有蝗灾的年份为42个，约占总年的14.5%，平均约7年发生一次。据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统计，秦汉蝗灾平均8.8年一次，唐代为8.5年，两宋为3.5年，元代为1.6年，明、清两代均为2.8年，由此可见蝗灾发生的频率有越来越快的趋势。从地域看，唐代蝗灾多发生在北方，即今河南、河北、陕西、山东、山西数省，为黄河中下游地区，相当于唐代的京畿道、都畿道、关内道、河南道、河北道南部和河东道南部；南方发生较少，主要在今安徽和江苏北部，相当于唐代的淮南道。从唐代蝗灾的发生看，并无明显的周期性。唐代42次蝗灾，间隔0—5年的25次，占60%；6—15年的11次，占26%；16—25年的6次，占14%。根据蝗灾持续时间，灾情严重程度和受灾面积大小等方面综合考虑，唐代蝗灾的大爆发有六次：（1）贞观二年至四年（628—630年）；（2）开元三年至四年（715—716年），与前次间隔85年；（3）建中四年至贞元元年（783—785年），与前次间隔65年；（4）开成元年至会昌元年（836—841年），与前次间隔51年；（5）咸通三年至十年（862—869年），与前代间隔21年；（6）乾符二年至五年（875—878年），与前次间隔6年。[⑦]

蝗灾的持续时间虽然不如水旱灾长，但是瞬间的破坏力却往往使农作物消失殆尽，明代徐光启说：“地有高卑，雨泽有偏被，水旱为灾，尚多幸免之处，惟旱及而蝗，数千里间草木皆尽，或牛马毛幡帜皆尽，其害尤惨，过于水旱也。” [⑧] 加之蝗虫本身被人为的赋予了一些神秘色彩，成为一种“神虫”，笼罩了浓烈的神秘主义色彩，在天人感应观念的制约下，蝗灾的救治尤其艰难。

    从学者统计上看，姚崇生活时代正是唐代蝗灾发生的一个高峰期，面临的蝗灾形势严峻，正是在这样一种生存的高压下，有着玄宗强有力支持的姚崇采取了坚决的治蝗措施，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在中国救荒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姚崇灾害管理思想的现代阐释

   

   开元初年发生的蝗灾是历史上有名的一次灾害，其之所以有名，正与姚崇支持下大刀阔斧的灭蝗有关。而姚崇的行动体现出了现代灾害管理学的先进理念。

   一般而言，按照现代灾害管理学的理论，灾害管理主要包括通过法律的、行动的、宣传教育的、经济制约的或其它有关手段，控制、约束与引导人们对于灾害的反应与有关减灾的行为；影响与改善人们的减灾观念；设计、组织、决策与指挥有关减灾的活动等内容。姚崇的灾害管理思想体现出现代灾害管理学意义上的理论与实践。

首先是突破传统的“天人感应”论的藩篱，具有了朴素的唯物主义灾害观。受制于灾异天谴论，中国古代对于灾害有着一种天然的畏惧，认为天象的异常变化和自然灾害的发生，与人的善恶、国家政治清明与否之间有着紧密联系。持此论者相信“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又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⑨]在防治蝗灾问题上,中国古代一直存在着两种思想、两种方法的斗争。一种是科学的思想及行之有效的方法,即认为蝗虫的生长及危害都有规律可寻,人类社会可以用各种有效的方法战胜它;另一种是迷信的思想和错误的方法,即认为蝗虫是神虫,不能扑打消灭,只能用祈祷的方法请求它不危害人类。姚崇即是前者的代表。但是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仍旧认为对肩负谴告职责的蝗虫是有生命的神虫或虫王，要充分的敬畏。“时山东百姓皆烧香礼拜，设祭祈恩，眼看食苗，手不敢近。”这些人群认为，“蝗乃天灾，非人力所及，当修德以禳之。”“杀虫太多，恐伤和气”。与此相应，唐人也认为贤明的政治会使“天地垂佑，风雨时若”，[⑩]甚至蝗虫也会因为官吏的贤明而对地方不加祸害，如文宗曾表彰汴州刺史李绅，云“奏蝗虫入境，不食田苗，诏书褒美，仍刻石于相国寺”。[11] 在这一背景下，要挑战长期沿袭形成的习俗自然是一种相当具有挑战性的任务。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盛世，唐代虽然也对蝗灾唯唯诺诺，但也出现了一些挑战者，著名的是唐太宗，史记记载：

贞观二年六月，京畿旱，蝗食稼。太宗在苑中掇蝗，咒之曰：“人以谷为命，而汝害之，是害吾民也。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汝若通灵，但当食我，无害吾民。”将吞之，侍臣恐上致疾，遽谏止之。上曰：“所冀移灾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是岁蝗不为患。[12]

这自然可以理解为面对蝗灾带来的社会巨大，太宗所作出的一种应急反应，而未必是其认识到蝗虫生物属性的举动。但这种尝试很难说没有给姚崇带来巨大的心理暗示。

姚崇认为，对蝗虫的处理不能任其肆孽发展，而应根据其趋光性的习性，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姚崇对生物学的知识也颇为熟稔。创造了用开沟和火焚相结合的灭蝗办法。“蝗既解飞，夜必趋火，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瘗，除之可尽。” [13]仅汴州一州，“（倪）若水乃行焚瘗之法，获蝗一十四万石，投汴渠流下者不可胜纪。” [14]

其次是姚崇具有了运用市场力量救灾的前沿经济学思想。为劝说对蝗虫持有怀疑态度的百姓参加到灭蝗中，他根据经济学“皆为利往”的基本原则，即现代经济学“理性人”的假设，通过交易的方式来激励百姓积极的灭蝗。当时的汴州刺史倪若水对蝗虫敬畏有加，认为“蝗是天灾，自宜修德。刘聪时除既不得，为害更深。”不执行灭蝗政令，姚崇运用国家的权力和宰相的地位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刘聪伪主，德不胜妖。今日圣朝，妖不胜德。古之良守，蝗虫避境，若其修德可免，彼岂无德致然。今坐看食苗，何忍不救，因以饥馑，将何自安？幸勿迟回，自招悔吝。”[15]倪若水接受了这种观点，采用姚崇提倡的“焚瘗之法”，对积极灭蝗者予以奖励，共组织捕蝗14万石（约1050万公斤）。从现代救灾发展的趋势看，市场与社会救灾成为政府救灾之外的重要补充，姚崇无疑具有先行者的地位。

第三，姚崇灾害管理具有全局性与系统性。他认为，灾害的处理不仅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处境，更关系到统治的安危。为了强化其观点，压制当时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灾害思想，姚崇从灭蝗事关国家安危的角度，力劝玄宗接受其思想，并对顽固分子予以坚决的处理，通过行政手段保证了救灾的顺利推行。姚崇针对当时社会上存在反对灭蝗的消极声音，对玄宗皇帝说灭蝗的成功与否至关重要，“事系安危，不可胶柱。”批评那些反对灭蝗的人：“庸儒执文，不识通变。凡事有违经而合道者，亦有反道而适权者。” [16]姚崇这番以朝廷安危为处理问题出发点的思想自然得到执政者的赞赏，充满了高超的政治智慧，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唐玄宗也听懂了姚崇话中的深意，对灭蝗从疑虑变为坚定。灭蝗的成功，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为开元盛世的出现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姚崇灾害思想评价

   

     姚崇灭蝗思想无疑在当时社会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他所考虑问题的角度充分体现了一位具有战略眼光的思想家、政治家的敏锐性。从当时的社会状况看，蝗灾的发生区域河南、山东均为传统的中原农业区，关中长安的粮食供应基地，其经济状况在全国据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政治上讲，武则天晚年以来，频繁的政变和社会的动荡，使玄宗即位后面临着政局不稳，问题成堆的局面，如机构臃肿、冗员众多、奢靡成风、吏治败坏、食封猥滥、财政匮乏等，而开元初年又遇到连年天灾。如果经济的恶化引发剧烈的社会动乱，后果将不堪设想。姚崇以政治家敏锐的眼光，看到了蝗灾和政权安危的联系，抗灾救灾已成为当时稳定政局的中心问题。[17]这是他能获得上层支持的关键所在。

   当时，从长远看，姚崇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在有唐一代仍处于附庸地位，很难说有纯粹的自然成因论者，他们或多或少都受到长期以来深植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天人感应观念的影响。但正是如此，才显现出姚崇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的特殊地位。他的灭蝗思想也才成为中国救荒史上不得不提的绚丽章节。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李军在2011年伊川纪念姚崇返程136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论文《姚崇灾害管理思想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