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学谋｜浅论唐名相姚崇唯物论思想

姚波

浅论唐名相姚崇唯物论思想

姚学谋

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喜爱读史。毛泽东读史联系实际，不囿于前人的评说和结论，而有自己的独特见解；每有所感，便在书的天头地脚上写下他的批语评说。他读《二十四史》、古诗词等文史古籍，作了许多批注、评论，为后人留下了大量丰富的文化思想遗产。

毛泽东在阅读《新唐书·姚崇传》时，在天头上批注多达四段之多。其中，分量最重的一条批注是“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

毛泽东为什么称一个封建时代的政治家姚崇为“唯物论者”呢？笔者不揣绵薄，对毛泽东这一论断进行分析、论证，期望得到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

一、 姚崇唯物论思想之表现

姚崇（651～721年），原名元崇，因避讳开元时玄宗皇帝尊号，改名姚崇，字元之。陕州硖石（今属河南省陕县）人。以制举入仕，在地方及中央任职40多年，因才干出众，办事果敢，经验丰富，三次出任武则天、睿宗、玄宗宰相十多年，以“善应变成务”著称，尤以辅佐唐玄宗李隆基开创开元之治，而载入史册。在《资治通鉴》中被宋朝大史学家司马光赞扬为有唐以来四大贤相之一。

    笔者认为，姚崇之所以被称为唯物论者，有三大表现，即一是反对宗教迷信，二是反对天命论和“天人感应论”；三是反对厚葬，提倡薄葬。

1、 反对宗教迷信。

唐朝以来，佛教、道教盛行，从皇帝、王公贵族、各级官员，到豪门富户、一般老百姓都崇拜宗教迷信。皇帝出于政治需要，崇拜信仰宗教。不过时代不同佛、道排列次序不一。唐初，唐高祖李渊认道教祖师老子李耳为宗，于是下诏叙三教先后，“老先次孔末后释。”（见清陆心源《唐文拾遗》，又见《续高僧传·释慧乘传》 ）武则天改唐为周之际，因佛教为她做皇帝大造舆论，于是“以释教开革命之阶，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见《资治通鉴》天授二年条）结果，滥度僧道，广建寺观，侵占大量土地，耗费巨大资财，国家财政日益亏空。许多老百姓也因笃信佛道，写经铸像，搞得家败人亡，无以生计。

看到当时佛道宗教迷信猖獗的现象，姚崇认为必须批判佛道危害社会的弊病，抑制佛教和道教的过度发展。

从目前收集到的史料来看，姚崇对佛道的认识观点如下：

    佛道宗教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大弊病，必须限制其发展。姚崇在《遗令诫子孙文》中说：“夫释迦之本法，为苍生之大弊。汝等各宜警策，正法在心，勿效儿女子曹终身不悟也。”

        从历史的经验教训出发，姚崇从历代王朝因崇佛而亡国，当代的中宗皇帝、太平公主、武三思、韦后等佞佛而难免家败人亡的教训批判佛教。他说：

        “今之佛经，罗什所译，姚兴执本，与什对翻。姚兴造浮屠於永贵里，倾竭府库，广事庄严，而兴命不得延，国亦随灭。又齐跨山东，周据关右，周则多除佛法，而修缮兵威；齐则广置僧徒，而依凭佛力。及至交战，齐氏灭亡，国既不存，寺复何有？修福之报，何基蔑如！梁武帝以万乘为奴，胡太后以六宫入道，岂特身戮名辱，皆以亡国破家。近日孝和皇帝发使赎生，倾国造寺；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张夫人等皆度人造寺，竟术弥街，咸不免受戮破家，为天下所笑。”

        他针对佛教所谓今世信佛是为来世修福的因果报应说法，批判说：

        “经云：‘求长命，得长命；求富贵，得富贵。刀刃段段坏，火坑变成池。’比来缘精进得富贵长命者为谁？生前易知，尚觉无应；身後难究，谁见有徵？”

        他又从中国古代历史证明，佛教没有传播到中原之前，人们安居乐业长寿，来批判佛教说：

        “五帝之时，父不葬子，兄不哭弟，言其致仁寿无夭横也。三王之代。国祚延长，人用休息，其人臣则彭祖、老聃之类，皆享遐龄。当此之时，未有佛教，岂抄经铸象之力，设斋施佛之功耶？”

        他还从佛教的教义出发，批判当时的佞佛现象，他说：

        “且佛者觉也。在乎方寸，假有万像之广，不出五蕴之中。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恶，则佛道备矣，何必溺於小说，惑於凡僧，仍将喻品，用为实录？抄经写像，破业倾家，乃至施身亦无所吝，可谓大惑也。亦有缘亡人造像，名为追福，方便之教，虽则多端，功德须自发心，旁助宁应获报？递相欺诳，浸成风俗，损耗生人，无益亡者。假有通才达识，亦为时俗所拘，如来普慈，意存利万，损众生之不足，厚豪僧之有馀，必不然矣。且死者是常，古来不免，所造经像，何所施为？”

    他还批判道教受佛教影响，背叛了道教初义，也成为社会弊端。他说：

   “道士者，本以元牝为宗，初无趋竞之教，而无识者慕僧家之有利，约佛教而为业。敬寻老君之说，亦无过斋之文，抑同僧例，失之弥远。”（以上见《旧唐书·姚崇传）

    姚崇不仅从理论上批判了佛道，而且在实践中采取许多措施抑制佛道发展。

一是禁止创建佛寺、道观。

姚崇历经三朝，目睹度僧造寺的危害，先天二年（713年）十月，姚他在拜相时向玄宗提出的《十事要说》中提出：“太后造福先寺，中宗造圣善寺，上皇造金仙、玉真观，皆费钜百万，耗蠹生灵；凡寺观宫殿，臣请止绝建造，可乎？”玄宗也认识到滥造寺观给国家带来的危害，就动情地说：“朕每睹之，心即不安，而况敢为者哉！”（见《资治通鉴》（附考异），吴兢《升平源》）开元二年（714年）二月十九日，朝廷下制令：“天下寺观，屋宇先成。自今以后，更不得创造。若有破坏，事须条理，任经所繇，陈牒简验，然后听许。”（见《全唐文》卷二六）

二是“检責天下僧尼。”开元二年正月，姚崇任紫微令不久，针对“中宗以来，贵戚争营佛寺，奏度人为僧，兼以伪妄；富户强丁多削发以避徭役，所在充满。姚崇上言：‘佛图澄不能存赵，鸠摩罗什不能存秦，齐襄、梁武，未免祸殃。但使苍生安乐，即是福身；何用妄度奸人，使坏正法！’”唐玄宗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令调查沙汰天下僧、尼，结果这次查出滥假僧、尼三万余人，勒令他们还俗从事生产劳动。（见《唐会要》卷四七）

三是“禁止民间铸佛写经。”姚崇认为，“佛者觉也，在乎方寸……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恶，则佛道备矣。何必……抄经写像，破业倾家，……损众生之不足，厚豪僧之有馀，必不然矣。且死者是常，古来不免，所造经像，何所施为？”于是说服玄宗在开元二年七月二十七日，下制书《禁坊市铸佛写经诏》说“如闻坊巷之内，开铺写经，公然铸像，……百姓等或缘求福，因致饥寒，言念愚蒙，深用嗟悼。……自今已后，禁坊市等，不得辄更铸佛写经为业。须瞻仰尊容者，任就寺拜礼，须经典读诵者，勒于寺取读。”（见《全唐文》卷二六）

四是“禁止士女施钱佛寺。”佛教的三阶教竭力提倡布施。欺骗人说：“夫布施者，今现在世有十倍报，后世受时有亿倍报，不可计数。”他们创立无尽藏教派，骗取财物，积居钱帛。对此，朝廷下《禁止士女施钱佛寺诏》：“闻化度寺及福先寺三阶僧创无尽藏。每年正月四日，天下士女施钱，名为护法，称济贫弱，多肆奸欺，事非真正。宜禁断其藏，钱付御史台、京兆、河南府勾会知数，明为文簿，待后处分。”。（见《全唐文》卷二八）

五是对僧侣的活动进行了严格的限制。《旧唐书·五行志》记载：“姚崇秉政，以僧惠范附太平乱政，谋汰僧尼，令拜父母，午后不出院，其法颇峻。”

儒家认为孝是“至德要道，百行之首”；“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见《孝经》）把孝敬父母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佛教却认为“识体（灵魂）轮回，六趣无非父母；生死变易，三界孰辩怨亲？”甚至认为当前的禽兽虫蚁，前生可能是自己的父母；当前的父母，后生可能是自己的子孙。孝敬父母是无意义的事。（见范文澜《唐代佛教》）所以，历朝历代的朝廷抑佛都令僧尼致敬父母。开元二年（714）闰二月十三日，朝廷下诏书：“自今以后，道士、女冠、僧尼等，并令拜父母，至于丧祀轻重，及尊属礼教，一准常仪。庶能正此颓弊，用明典则。”（见《唐会要》卷四十七）

这些措施的实施，无疑地对安定国家局势，抑止寺院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国家财税收入，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2、反对天命论和“天人感应论”

姚崇作为政治家，不是一个夸夸其谈、坐而论道的理论家，而是一个从实际出发、脚踏实地的实干家。在实践中，唯以国事为重，以人事为本，不管是“天人感应论”、还是“修福报应”之说，只要威胁到国家的安稳，妨碍到人民的生存，他统统不放在眼中。愈到后来，他对事物的认识愈接近唯物论者。

（1）批判“天遣论”，灭蝗救灾。

    开元三年（715年）六月，“山东（古指华山以东、黄河南北地区）诸州大蝗，飞则蔽景，下则食苗禾，声如风雨。”（《旧唐书·玄宗本纪》）田野里，蝗虫飞过之处，空中黑压压一大片，遮天蔽日。蝗群落到哪里，哪里庄稼就被啃个精光。

古时，由于科学技术落后，人们对蝗虫发生和消亡规律认识不清，无法抗御蝗灾的侵害。古来都把蝗虫视为神物，进行祭祀，以期消灾。加之佛经认为，“一切有情（动物）都有佛性”，不能杀生。（见范文澜《唐朝佛教》）因此，受灾州、县的地方官昧于迷信，把蝗虫视为“神虫”不敢捕灭，却驱使农民焚香祭拜，祈祷苍天福佑。

蝗灾越来越严重，各州县纷纷向朝廷报灾。朝廷中许多官员认为是“天灾”，惶惧不知所措。汉朝以来，经董仲舒改造的儒家学说“天命论”在上层统治阶级中占主导地位。董仲舒说：“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惊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之。”（见《汉书·董仲舒传》）按照董仲舒学说，天和人有相同的气质和情感，因此天人可以感应。特别是君主代天治理人民，君主的政治好坏，可以直接影响天。政治好，天就喜欢，政治不好，天就震怒。对于眼下大面积发生的蝗灾，朝臣中的一些庸儒认为是朝政失德，天降蝗灾，示以惩诫。

宰相姚崇有丰富任职阅历，从国家安稳大局出发，从人民生存的根本出发，知道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不但蝗灾后果严重，还会造成政局不稳，人心浮动。就上书朝廷，建议灭蝗。

玄宗忧虑地说：“蝗，天灾也。诚由不德而致焉。卿请捕蝗，得无违而伤义乎？”

姚崇针对玄宗的上天惩戒的恐惧，胸有成竹地劝导说：“臣闻《大田》诗曰：‘秉畁炎火’者，捕蝗之术也。古人行之于前，陛下用之于后。古人行之，所以安农；陛下行之，所以除害。臣闻安农，非伤义也。农安则物丰，除害则人乐。兴农去害，有国之大事也，幸陛下熟思之。”（见《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唐郑綮《开天传信记》）

姚崇说服了皇帝，灭蝗的诏书还没发出。一个同为宰相平日和他戮力同心辅佐朝政的卢怀慎却忧心忡忡地对他说：“蝗是天灾，岂可制以人事？外义咸以为非。又杀虫太多，有伤和气。今犹可复，请公思之。”

姚崇正色答道：“楚王吞蛭，厥疾用瘳；叔敖杀蛇，其福乃降。赵宣至贤也，恨用其犬；孔子将圣也，不爱其羊。皆志在安人，思不失礼。今蝗虫极盛，驱除可得，若其纵食，所在皆空。山东百姓，岂宜饿杀！此事崇已经面奏定讫，请公勿复为言。若救人杀虫，因缘致祸，崇请独受，义不仰关。”（见《旧唐书·姚崇传》）

姚崇大义凛然，说天若因灭蝗降灾本人承担，与他人无关的答复，使这个负有道德盛名的卢怀慎感到惭愧，遂无话可说。

于是捕蝗诏书下发各地，朝廷还派出了捕蝗使到各地督促灭蝗。但捕蝗使到了汴州，刺史倪若水却无动于衷，还振振有词地向朝廷写了一道奏章说：“蝗是天灾，自宜修德。刘聪时除既不得，为害更深。”“仍拒御史，不肯应命。”

姚崇闻听大怒，遂严厉地写一封公文批评倪若水，口气很重。公文说：“刘聪伪主也，德不胜妖；今日圣朝也，妖不胜德。古之良守，蝗虫避境，若言修德可免，彼岂无德致然！今坐看食苗，忍而不救，因此饥馑，将何自安？幸勿迟回，自召悔吝。”

倪若水接到姚崇公文，看到措辞严厉，有理有据，自觉责任重大，不敢怠慢，乃大力组织人吏灭蝗，“行焚瘗之法，获蝗一十四万石，投汴渠流下者不可胜纪。”（以上见《旧唐书·姚崇传》）

封建时代唯心论占主导地位，一个当年和姚崇一起中“下笔成章”制举的张鷟，极力反对灭蝗，他以“浮休子”为笔名在《朝野佥载》一书中，攻击姚崇“奈何不见福修以禳灾，而欲逞杀以消灾！此宰相姚元崇之失燮理之道也。”

姚崇面对朝野一片蝗是天灾“当明德慎罚，以答天谴”的声音，以大无畏的精神，力挽狂澜，说服了皇帝、众朝臣、地方官，连续两年灭蝗救灾，“由是连岁蝗灾，不至大饥。”（见《资治通鉴》卷二一一）

（2）批“灾异变”论，太庙自己倒塌

     开元五年(417年）正月，因关中连续两年旱灾，粮食歉收，玄宗决定百官扈从并率御林军到东都去办公，以减轻关中人民负担。日期已经确定，祭祀皇帝历代祖先的太庙突然倒塌，朝野震惊！这在当时可以说是大事情。

玄宗召集朝臣商议。宰相宋璟与苏颋奏言：“陛下三年之制未毕，诚不可行幸。凡灾变之发，皆所以明教诫。陛下宜增崇大道，以答天意，且停幸东都。”宋璟和苏颋认为，太庙倒塌原因是太上皇逝世，皇帝服孝不到三年，故而天降灾变，天意示警不可到东都去。（（见《旧唐书·姚崇传》）

右散骑常侍兼国子祭酒、舒国公储无量也认为是“先祖见变”，“天乃出灾害以谴告”，遂上书玄宗说：“王者阴盛阳微，则先祖见变。今后宫非御幸者，宜悉出之，以应变异。举畯良，撙奢靡，轻赋慎刑，纳谏争，察谄谀，续绝世，则天人和会，灾异讫息。”（见《新唐书·储无量传》）

玄宗拿不定主意，遂召姚崇咨询。

姚崇说：“太庙殿本是苻坚所造，隋文帝创立新都，移宇文朝故殿造此庙。国家又因隋氏旧制，岁月兹深，朽蠹而毁。山有朽壤，尚不免崩。既久来枯木，合将摧折，偶与行期相会，不是缘行乃崩。且四海为家，两京相接，陛下以关中不甚丰熟，转运又有劳费，所以为人行幸，岂是无事烦劳？东都百司已作供拟，不可失信于天下，以臣愚见，旧庙既朽烂，不堪修理，望移神主于太极殿安置，更改造新庙，以申诚敬。”（见《旧唐书·姚崇传》）

姚崇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太庙倒塌的原因，和东幸无关，并提出妥善处理太庙的办法。玄宗大喜，同意姚崇的意见。东幸照常进行。

3、反对厚葬，提倡薄葬。

姚崇在丧葬观上也坚持唯物论，反对厚葬，提倡薄葬。

开元九年（721年）九月，姚崇临终之前，写下遗嘱，名曰《遗令诫子孙文》，文中对薄葬问题有详细的论述。

他认为“死者是常，古来不免”，人死后“死者无知，自同粪土”“真魂去身，贵于速朽”。因此，古代的先哲都采取薄葬方式。他举了许多例子：

“昔孔丘亚圣，母墓毁而不修；梁鸿至贤，父亡席卷而葬。昔杨震、赵咨、卢植、张奂，皆当代英达，通识今古，咸有遗言，属以薄葬。或濯衣时服，或单帛幅巾，……子孙皆遵成命，迄今以为美谈。”

他说孔丘是儒家的大圣人，母亲的墓坏了却不去刻意修复。汉朝梁鸿是大贤人，父亲去世却用席子裹尸埋葬。汉代的杨震、赵咨、卢植、张奂，都是当世杰出而通达的显宦，他们通晓古今之事，都有遗言，嘱咐后人薄葬。他们有的身穿干净的平常衣服，有的用单层的绢来束发，他们懂得人的真魂离开身躯后，以快速腐朽为最好，子孙都遵照他们既定的主张，至今人们还作为美谈。

他说“凡厚葬之家，例非明哲，或溺于流俗，不察幽明，咸以奢厚为忠孝，以俭薄为悭惜，至令亡者致戮尸暴骸之酷，存者陷不忠不孝之诮。可为痛哉，可为痛哉！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使伤素业。若也有知，神不在柩，复何用违君父之令，破衣食之资。”

指出厚葬的弊病：死者家属认为厚葬才符合孝道，但不知因厚葬有金银财宝而遭到盗墓，使死去的人遭到戮尸暴骸的下场，其子孙也被人嘲笑为不忠不孝之人。况且，厚葬又使平常家庭积累的财富蒙受不必要的损失，得不偿失！

他交代后事说：“吾身亡后，可殓以常服，四时之衣，各一副而已。吾性甚不爱冠衣，必不得将放入棺墓，紫衣玉带，足便于身，念尔等勿复违之。且神道恶奢，冥涂尚质，若违吾处分，使吾受戮于地下，于汝心安乎？念而思之。”

还交代说他死去不得做道场，若不得已，“未能全依正道，须顺俗情，从初七至终七，任设七僧斋。若随斋须布施，宜以吾缘身衣物充，不得辄用馀财，为无益之枉事，亦不得妄出私物，徇追福之虚谈。”

姚崇不仅积极提倡薄葬，而且身体力行。开元三年（715年）十月，唐玄宗恩宠宰相姚崇，追赠其父原嶲州都督姚懿为吏部尚书，谥曰“文献”。父姚懿逝世时，因姚崇年幼，未予礼葬。这次皇帝下制重新礼葬，并给予优厚赏赐，又当开元盛世，财物充裕，所以给父亲厚葬本也无可厚非。但姚崇并没有借此机会为其父厚葬，而是在陕州硖石故里为父亲修建了一个衣冠冢（在今河南陕县张茅村西南）进行薄葬。1983年，国家扩建陇海铁路时，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墓进行发掘和迁葬。发现墓内除墓主人生前一条玉带和几件已朽坏的衣物外，陪葬品只有少量的白瓷和灰陶罐瓶，没有任何金银、珠宝、玉器。

姚崇的唯物论思想还表现巡查蒲州盐池。长安元年十月，武则天驾幸近二十年未回的长安。但是发生食盐供应国难，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攻击武则天说“女主当政，过蒲州则盐池败”。为处理盐供困难，武则天让不信邪的姚崇去调查处理此事。长安二年正月姚崇巡查盐池，调查的结果不是什么“女主驾临”造成的，而是由于上年夏秋暴雨形成洪水，冲毁了盐堤盐畦，造成食盐减产。姚崇果断地组织人役修复盐池保证了供应，受到了武则天的赞许。

二、姚崇唯物论思想之形成

毛泽东指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见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人民出版社，1964，北京）

姚崇的唯物论思想的形成也是从其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来，而且还经过一个曲折而复杂的过程。

比如对佛教的认识，姚崇生活在唐初佛教盛行的背景下，姚崇不可能不受佛教的影响。

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正月，姚崇奉命去蒲州巡查盐池，随意游览了蒲州的栖岩寺，作了《过栖岩寺》诗一首，诗曰：

“鹫岭高不极，延睇俯何宫？城郭千年在，烟云万里通。坐忘荣与利，行悟□将□。（原注：当为“空”字）愿假慈悲力，微资燮力功。”（见《续修四库全书》907册，清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五）

从字里行间里，我们可以看到姚崇对佛教不但有所了解，而且有所解读。

长安三年（703年）九月，在长安做官的姚崇出于孝道曾给他母亲生日造佛像一尊，《全唐文》二百六，载有其造像记，文曰：

“切□□□□□□□□彰，昊天之恩罔极。□□施渥，牛涔效浅。每以弄乌勤侍，思反哺而驰魂。托凤凌虚，愿衔书而走魄。闻夫践宝田之界，登寿域于三明。扬慧炬之晖，警迷涂于六暗。爰凭圣福，上洽君亲。悬佛镜而朗尧曦，流乳津而霑血属。下该妙有，傍括太无。并悟真诠，咸升觉道。铭曰：地踊珍塔，天飞圣仪。丹楹日泛，锦石莲披（。酌慧难测，资生不疲（。长褰欲纲，永庇禅枝。长安三年九月十五日，银青光禄大夫、行凤阁侍郎兼检校相王府长史姚元之造”

姚崇的弟弟姚元景也曾为母亲生日造佛像一尊，清王昶编著《金石萃编》卷六十五载有《姚元景造像铭》，文曰：

“窃惟大雄利见，宏济无边。真谛克明，神通自在。是以三千世界，禅河注而不竭。百亿须弥，甘露洒而恒满。归依妙理，无乃可乎？朝散大夫、行司农寺丞姚元景，慈悲道长，忍辱心遐。悟朱绂之傥来，沿绀池而利往。发愿上下平安，爰于光宅寺法堂石柱，造像一铺。尔其篆刻彰施，仪形圆满。真容湛月，坐青石而披莲。法柱承天，排绀霄而舞鹤。云日开朗，金光炳然。风尘晦冥，玉色逾洁。身不可垢，道必常明。晏坐经行，善历多矣。俾我潘舆尽敬，将法轮而恒转。姜被承欢，曵天衣而下拂。崑丘燎火，还披鹫岭之云。宝劫成尘，载涤龙宫之水。乃为铭曰：法无□兮神化昌，流妙宇兮烁容光，弥亿龄兮庆未央！长安四年九月十八日书”

姚崇还参与了完工于神龙元年年间极南洞造像窟大工程。至今尚留下记录造像残碑碑文：

“（前缺）力阐定能仁拯授运慈舟於菩海明慧炬於／（缺）银青光禄大夫幽嶲二州都督长沙县公姚意之妻也龙朔年中／（缺）居于伊阙南之别业也夫人时入洛城路由此地／（缺）子孙□□□始愿男女长大皆于班秩即於此壁敬造一／（缺）二尚书同鸾台凤阁三品上柱国梁县／（缺）夫不幸早亡女八娘吴兴县君夫李行止任／（缺）令女十娘河东郡君夫陈正观任中／（缺）潞州司兵参军镜□任泽州陵川县／（缺）县令叡同任卫州司兵参军爱同任／（缺）弈任兗州功曹参军弇任宋州参／（缺）任弈任雍州砾阳县丞异任／（缺）曾孙广任左羽林军中／（缺）李氏□珪妻□南周氏彝妻陇西／（缺）祷力同沐荣庆今各抽赀俸／（缺）子子孙孙常保安乐释迦之／（缺）物是不非冀后代子孙他年眷属登此／（缺）簪裙釵错大慈何报高龛／（缺） 之后裔登此幽阁□祠音□／（缺）县徐峤之书”

    从文中可知，姚崇的母亲刘氏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姚崇幼年时父亲殉职于边疆，刘氏祷告神佛保佑“男女长大，皆予班秩”，定然还愿，石壁造像。后来姚崇兄弟当朝为官，子女孙辈各有所成，刘氏认为是神佛保佑结果，遂带领儿女孙辈甚而子侄外甥，倾合族之财力，开窟造像。虽大功告成，终因耗费资财过多，大伤元气，姚崇故而对开窟造像有切身之体会！

后来，姚崇从自家的实践感到崇佛开窟的危害。从而提出不要“抄经写像，破业倾家”“不得辄用馀财，为无益之枉事”。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因为从旧营垒中来，情况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见鲁迅《坟·写在<坟>后面》）正因为姚崇对佛教有所了解，所以他的批评较为有力，容易切入要害。可谓，刻骨铭心，肺腑之言！（见姚学谋、杨超杰文《洛阳龙门极南洞新考》）

此为姚崇反对宗教迷信思想形成的原因之一。

再者，从佛道对整个国家、社会的危害来看，中宗复位后，又令“天下诸州立寺观各一所，皆以中兴为名”。神龙元年（705年）十一月，武则天卒，中宗为其追福，造圣善寺，立报慈阁，修大像。太平公主也为其立罔极寺。韦后立翊圣女冠观。睿宗即位，敕普度僧、道三万人。还为女儿玉贞、金仙二公主大造道观，“逼夺民居甚多，用功数百万。”玄宗登基后，亦下诏“重修报福寺，圣容院，出内库钱二千万，巧匠一千人。”开元年间统计，国家正式批准的“诸州寺五千三百五十八所”。当时，很多有识之士，无不痛心疾首。一些士大夫在国家有难，人心不平的情况下，反对佛、道之声浪也日益高涨。

早在武则天时，狄仁杰上疏道：“今之伽蓝，制过宫阙，穷奢极壮，画绩尽工，宝珠殚于缀饰，瑰材竭于轮奂。工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来，终需地出；不损百姓，将何以求？”（见《旧唐书·狄仁杰传》）

中宗时，礼部侍郎李峤在论时政缺失时说道：“今道人私度者几数十万，其中高户多丁，黠商大贾，诡作台符，羼名为度。且国计军防，并仰丁口，今丁皆出家，兵悉入道，征行租赋，何以备之。”（见《新唐书·李峤传）

针对中宗崇饰寺观，兵部尚书韦嗣立也上疏道：“臣窃见比者营造寺观，其数极多，皆务取宏博，竟崇瑰丽。大则费耗百十万，小则尚用三、五万余，略计都用资财，动至千万以上。转运木石，人牛不停，废人功，害农务，事既非急，时多怨咨。”（见《旧唐书·韦嗣立传》）

中宗、睿宗时左拾遗辛替否亦多次上书朝廷，尖锐地指出：“今天下之寺无数，一寺当陛下一宫，壮丽用度尚过之。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造寺蠹财数百亿，度人免租、庸数十万。夺百姓之食养残凶，剥万人之衣涂土木。”“今计仓廪，度府库，百僚共给，万事用度，臣恐不能卒岁。假如兵旱相乘，则沙门不能擐甲胄，寺塔不足穰饥馑矣。”（见《新唐书·辛替否传》）

姚崇作为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家，一贯以国家兴盛为重，以百姓安居乐业为本，当他看到由于变本加厉崇信佛道，大建寺观，广度僧道，写经造像，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巨大之负担时，他肯定会产生抑制佛道发展的思想。

此为姚崇反对宗教迷信思想形成的原因之二。

姚崇从自己家庭到国家社会，深深地体会到崇信佛道所带来的危害。所以，积多年之经验，聚众人之卓识，开元之初，姚崇再度任宰相之时，就果断地提出抑制佛道蔓延、禁止建设寺观、沙汰僧尼道人等措施，并付之实施，取得成效。

所以说，姚崇的唯物论思想是在从家庭到国家的实践中逐渐认识而形成的。

三、姚崇唯物论思想之局限性

     姚崇作为封建时代的政治家，鉴于其阶级性和时代性，其唯物论思想有很大的局限性。

    正如已故史学大师韩国磐先生在《隋唐五代史纲》中指出：“姚崇的反对天命和宗教迷信，同样受到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如他说到死者‘若也有知'，这样的提法，就给惟神论留下了很大的回旋余地。在肯定姚崇的主要方面时，同样也要看到他的错误和缺点。”

《资治通鉴》卷二一一载：开元二年（715年）二月“庚寅朔，太史奏太阳应亏不亏。姚崇表贺，请书之史册；从之。”

从史料可知，主管天文的太史令预测要日食，但这一天却没有发生。这本来是太史令预测日食失误，但姚崇却上表向皇帝祝贺，说是玄宗施行德政所致。这实际又陷入了“天人感应”的唯心论。

《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又载：开元二年八月，“乙酉，太子宾客薛谦光献武后所制《豫州鼎铭》，其末云：‘上玄降鉴，方建隆基。’以为上受命之符。姚崇表贺，且请宣示史官，颁告中外。”

武则天时，女皇撰写《豫州鼎铭》曰：“羲农首出，轩昊膺期。唐虞继踵，汤禹乘时。天下光宅，域内雍熙。上元降祉，方建隆基。”

玄宗开元二年八月，太子宾客薛谦光为讨好玄宗，又献上《豫州鼎铭》，认为这是是唐玄宗当皇帝的冥符。这本是宣扬唯心论的天命论，姚崇却也认为“上玄降鉴，方建隆基”是授受天命的祥兆，并上《请宣示豫州鼎铭符瑞奏》表贺，表云：

    “ 圣人启运，休兆必彰，故化马为龙，预流谣颂，秀为天子，早著冥符。臣等今见薛谦光所献东都鼎铭，大圣天后所制，其文云：‘上元降祉，方建隆基。’豫州处天下之中，所以远包四海。铭文独圣后所制，固必先感二仪，灵庆昭彰，旷绝今古。臣等忝陪近侍，喜万常情，请宣付史官，并颁示内外。”（见《全唐文》二百六）

除了姚崇讨好玄宗的一面外，也暴露了他唯物论思想的不彻底性。

上属两件事，也受到了宋朝大史学家司马光的批评：“日食不验，太史之过也；而君臣相贺，是诬天也。采偶然之文以为符命，小臣之谄也；而宰相因而实之，是侮其君也。上诬于天，下侮其君，以明皇之明，姚崇之贤，犹不免于是，岂不惜哉！”

所以，姚崇的唯物论思想有其很大的局限性。因此，与其说姚崇的唯物论思想，不如说姚崇的唯物论思想之倾向更为贴切，更为符合实际。当然，囿于时代的局限性，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当时之时，姚崇能有如此之卓见，对推动社会进步，毕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亦难能可贵，弥足珍贵！

四、结论

从以上几点分析考证，我们可以得出下面几条认识：

1、姚崇的唯物论之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反对宗教迷信；二是反对“天命论”及“天遣论”；三是反对厚葬，主张薄葬。而且姚崇的唯物论思想不仅是思想认识，而且还付诸实践。

    2、姚崇的唯物论思想是在自身及家庭和国家社会的实践中逐渐认识而形成的。

2、姚崇的唯物论思想具有局限性和不彻底性，说他具有唯物论思想倾向更为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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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宋］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

7、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8、［清］续修四库全书90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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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姚姓暨姚崇文化研究会姚学谋在2011年伊川纪念姚崇诞辰1360周年年学术研讨会上论文《浅论唐名相姚崇唯物论之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