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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春大唐贤相姚崇 ——开元盛世的缔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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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Master]伴坛终老

    发表于 2018-8-7 22:16:3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姚波 于 2018-8-8 08:49 编辑

    大唐贤相姚崇——开元盛世的缔造者
    王建春

    一、姚崇生平
    姚崇(公元650年—721年),本名元崇,字元之,陕州峡石(今河南三门峡东南)人。则天朝时突厥叱利元崇发动叛乱,武则天不喜姚崇与叱利同名“元崇”,乃改名元之。到了玄宗朝为了避讳“开元”的“元”字,复改为单名姚崇。他在武周、睿宗、玄宗三朝为相,皆兼兵部。特别是在玄宗朝早期为相,对“开元之治”贡献尤多,影响极为深远。
    宋史学家司马光赞誉姚崇为唐朝“四大贤相”之一,宋人洪迈《容斋随笔》将其列为“汉唐八相”之一。
    附:汉唐八相
    1、萧何,汉王元年为汉国相,守汉中;二年,迁守关中;三年,赐带剑入朝,封食邑两千户;五年,汉平楚为皇帝、入都关中,刘邦拜萧何为丞相、守洛阳;六年,封萧何为“酂候”、张苍为计相;七年,萧何迁长安,建“长乐宫”成;九年萧何建“未央宫”成,迁为“相国”;十一年,受封卒五百、食邑五千户、设一都尉为“相国卫”,萧何拒受相国卫的待遇;十二年,病重,惠帝亲往探视,卒后谥号“文终侯”。
    2、曹参,也是刘邦初起时的跟从者之一。刘邦封汉王时,他为建成候、将军。楚汉争霸初,他为汉的中尉。汉王二年时,为汉的“假左丞相”、韩信为相国。刘邦打败项羽的大楚朝自称皇帝时,曹参被封为大汉后的齐国相。高祖六年(即汉王六年)时,被封为“平阳侯”(食邑万户)。
    萧规曹随这一成语说的即此二人。
    3、魏相,汉宣帝地节三年,从御史大夫位升为丞相,封“高平候”(五千户)。他少即以《易》学著称,青年时举贤良、对策高第,走上了仕官之路。曾任河南太守、扬州刺史等高职,因不畏豪强,所在皆治,本始二年入为大司农、三年升任丞相。
    4、邴吉,汉宣帝神爵四年以御史大夫位升为丞相、封“博阳侯”。少壮时即为御史属,因“善治狱事”,给事于大将军幕府。常施恩于宣帝弱小之时,宣帝皇位后,他迁为御史大夫、封候(二千户)。相政五年中“严于治政”,颇有口碑赞扬之传。
    5、房玄龄,唐贞观三年尚书左仆射。他幼时即能博览群书、通经史;十八岁时举进士业。大业十三年投入李世民的军门,为李世民的幕帐参谋之一。武德九年,助李世民政变登皇帝位,封为中书令。他参与朝政后“用法宽平”,被民称为“房杜贤相”。后加太子少师、迁为司空、封梁国公等,并有重修《晋书》之功。
    6、杜如晦,与房玄龄同年时任尚书右仆射。他也少聪好于文史,隋唐交际时,被引为秦王府的兵曹参军。武德九年,以功任为兵部尚书、封“蔡国公”。参政期间与房玄龄共同“积极引拔人才”。时称“玄龄善谋、如晦善断”,因双相能珠联璧合而誉为“房杜”。
    7、姚崇,也是历史的名相之一。武则天位皇时,他以剖析“契丹扰军书”条理分明而出名,拔为下官侍郎。圣历元年时,加同平章事,后迁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长安四年时,改任为春官尚书。睿宗即位后,被召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进中书令。玄宗先天二年,任宰相。因“革除弊政、励精图治”等政绩,被史官称为贤相。
    8、宋璟,开元四年被姚崇荐为宰相。少时即博学、工文翰。高宗调露二年时举进士。武则天时迁凤阁舍人、御史中丞。唐隆三年时,由洛阳长史入宰相。后与姚崇一起“进忠良、退不肖,纲纪修举,赏罚尽公”。因敢于犯颜直谏、禁销恶钱等,与姚崇同为名相。十四年,获“开府仪同三司”;二十一年,以左丞相致仕。
    这八位名相,都是有功或政绩,并以“贤”为本。其“萧何的忠心、曹参的善治、魏相的务实、邴吉的善法、房玄龄的果断、杜如晦的精到、姚崇的革新、宋璟的纲纪”等,都是身为贤相的特征之一。尤其是他们两相之间的“上下同心、协力佐政”,是非常难得的一种官德。他们的高位不骄、兢兢业业等的工作作风,官于位而相(即参谋)显(口碑)事(业绩)忠(功劳),至今仍有榜样上的意义。


    据史载,姚崇以门荫出身。父亲姚懿(590—662),字善意,隋末唐初陕州硖石(今三门峡市陕县东)人,祖籍吴兴郡武康(今浙江省湖州市德清)。隋文帝开皇七年(590年),姚懿出生在一个官僚家庭。高祖姚宏,史传为一平民;曾祖姚宣业,南北朝陈国征东将军;祖父姚安仁,隋朝青州、汾州二州刺史;父亲姚祥,隋怀州长史兼检校函谷关都尉。姚懿为姚祥幼子,弓马纯熟,喜读经史。少年胸怀壮志,做事坚毅果敢。隋末时候,炀帝纵情声色,穷奢极欲,滥征徭役。大业三年(607),陕州崤县(唐武德三年更名为硖石县)因徭役赋税负担过重,农民苦不堪负,聚众反抗,官吏逃走。时年18岁的姚懿,召集地方豪杰,利用父亲留下的部曲武装,平息了动乱,被任命为崤县令。大业十三年(617)七月,隋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南下攻取长安。九月,右领军大都督李世民渡过黄河,派人去争取姚懿。姚懿认为李渊志向远大,将拥有天下,就劝说陕州当时的最高军事首长州将道:“洛阳王世充不是真命天子,天命在唐,我们应该应天命顺人心才是!不然,陕州恐怕难逃战争祸殃了!”于是,姚懿和州将一起夜间从小道拜谒了李渊。李渊高兴地接受了归降,赏赐给他们文书和金银布帛。以此,陕州人民避免了一场战乱。唐武德二年(619),割据于马邑(今山西朔州)的刘武周勾结突厥南进。十一月,秦王李世民率军北伐,姚懿“预经纶之肇事,奉光华之旦景”,带兵随同北征,“扫虞田之氛雾,披晋野之荆棘,矢不虚发,策无遗筹”,参加筹谋,屡立功勋。武德三年(620)七月,高祖令秦王李世民统兵十万东征洛阳王世充。由于陕州硖石地处进军中原的要冲,其地水路北有黄河,南有洛河,陆路北有北崤道,南有南崤道。姚懿被任命为骠骑都尉,水陆行军副总管,主管河道漕运和陆路驿递,传输军用物资。他尽力征调劳役、畜力、车船,一力统筹,确保了前线所需。不久,朝廷又升迁他为左卫亲府右郎将,品级为正五品上。军旅中,他博览群书,“军行有赋,文实在兹,师之馀日,手不释卷。”武德四年(621)七月,唐军一举消灭了王世充、窦建德两大集团后,在朝堂论功行赏之时,屡立战功的姚懿却因有人诋毁他暗通王世充而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被降职为建安府折冲都尉。32岁的姚懿心灰意冷,淡泊名利,谢职不就。遂带领姚氏全族筑建姚氏山庄于硖石县东北重岗之曲(在今河南陕县张茅中学附近——也就是现在的姚崇故里),躬耕垄亩,教读子孙。因此,姚懿又为陕郡姚姓起家之祖。唐高宗李治登基后,为表示对开国功臣的尊崇,又任命姚懿为忠武将军、晋州高阳府折冲都尉、封长沙县男。姚懿认为“时惟偃武,志本崇文”,上表要求参加明经科举考试,以显文治之才。于是朝廷又改任他为常州(今江苏常州市)长史。姚懿以患病为由,上表抗疏不就。不久,朝廷再次任命他为持节硖州诸军事硖州刺史。年过六旬的姚懿接受任命,赶赴硖州(今湖北宜昌市一带)。姚懿久在民间,深知民情与时弊,到任后,“举六察,按百城,导济江门,茂育云泽。”得到了老百姓的赞誉。又被授于银青光禄大夫。高宗龙朔(661— 663 )初年,地处临近吐蕃的边疆重镇嶲州(今四川西昌地区),邛部蛮族酋长作乱。朝廷决定派年高德劭,文武兼备的姚懿持节任嶲州都督,安定西南。嶲州,在京师长安西南3654里。州内蛮汉杂居,地当通南昭之要道,又处唐西南之边陲。71岁的姚懿,受命于边疆危难多事之秋,不以年高为辞,不畏路遥道险,毅然接受符节,千里迢迢走马上任,投入到紧张的平叛之中:正面地训导官吏,公正处理汉族同少数民族间的关系;严格整训军队,以武力为后盾,作好各种应变准备。“结之以诚不以言,震之以威不以暴”。由于处理得当,兵不血刃,骚乱很快平息。由于长途奔波和军务劳累,73岁的姚懿一病不起。龙朔二年(662)12月1日逝世于嶲州都督府。龙朔三年(663)7月,归葬于硖石安阳公之原其父姚祥的墓侧(在今河南陕县菜园乡南杨村东,2005年其后裔又为其重树碑石)。中宗神龙年,因儿子姚崇拥立之功,被朝廷追赠姚懿为幽州都督。唐玄宗开元三年(715),又被朝廷追赠为吏部尚书,谥曰“文献”。姚崇在故居为他起衣冠冢,并树由昭文馆学士胡皓撰文,大书法家徐峤之书丹的《大唐故嶲州都督赠幽州都督礼部尚书文献公姚府君碑铭并序》(今被移至河南陕县县城南刘秀峰上)。
      姚懿不仅治国有功,而且治家有方。他初娶张氏夫人、李氏夫人,二夫人亡故后,续娶刘氏夫人。共有十一个儿子。其中,刘氏夫人生二子,长子姚元崇(后改名姚崇),次姚元景。由于姚懿言传身教,耳濡目染,后来二人都成为国家栋梁。
    所以史称姚崇以门荫出身。姚崇“少倜傥,高气节,长乃好学”、“下笔成意”。武周时,姚崇官至凤阁侍郎(副宰相),武则天晚年,他曾参与神龙政变,诛杀奸佞幸臣张易之、张昌宗,还政与李唐,“以功封梁县侯”。李隆基发动先天政变后,姚崇被睿宗拜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宰相加衔);玄宗李隆基登位初期诏封姚崇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副宰相),后又加封为梁国公。在中国古代政坛如沙场、骨肉相残煎的社会中,姚崇能佐政三帝,三朝为相,这实在是不多见的。
    中宗复位后,他出任亳州、常州刺史。睿宗即位后,再次出任宰相。后因奏请太平公主出居东都洛阳,被贬为中州刺史。后又历任徐、潞、杨、同诸州。他为政简肃,善用人才,甚得民心。有一个成语“截蹬留鞭”就是说姚崇离任时乡绅百姓感念其恩德的不舍之意。


    二、折节读书
    父亲姚懿病故于嶲州都督任上,十二岁的姚崇与母亲一起,将父亲灵柩从数千里外运回陕州,安葬在硖石城北之安阳塬。
      返回陕州后,姚崇才十三四岁,正是贪玩的年纪。由于出身于武将世家,他从小骑马射箭,性格爽快,不怎么受世俗礼节和观念的约束。父亲去世后,家庭对他的约束更少,而故乡陕州一带群山连绵,山林苍翠,野兽出没,出外打猎成了他最大的爱好。年长之后,更是跑到外婆家汝州、伊川一带的广成泽长期狩猎。
      在这段自由不羁的青春期,姚崇对读书没兴趣,只爱呼鹰逐兽。这样的经历,养成了他胆大心细、崇尚气节、信守诺言的性格,史书上说他“少倜傥,尚气节,不悦学”。
      这段经历,对他后来担任武职大有好处,但如果一直这样下去,姚崇就不会有什么成就,也不可能成为开创盛世的名相。他的命运在等待着某种转机,但转机迟迟没有出现,直到20岁前去长安踏上仕途,他仍是一个喜欢游猎的翩翩少年。
      唐朝前期,做官的途径主要是门荫、军功和科举。门荫是汉魏遗留下来的传统入仕途径。按照当时的制度,已故五品以上的官员,可以推恩赐予其子孙官爵。姚崇的父亲生前任嶲州都督,是正三品的高级官员,按规定可以袭官从七品。
      姚崇20岁时,身材修长、相貌堂堂,举行了成人仪式——加冠礼,他就离开张茅镇的故居,告别家人,前往长安求官。
      但这条入仕之路并不轻松,要先干两年杂役,再担任几年没有俸禄也没有实际职务的散官,然后才能参加吏部的铨选。
      当时科举之风日盛,不是科举出身的官员,即便担任了较重要的官职,也会被人白眼相看。在这样的环境中,姚崇的爱好发生了转变,他爱上了读书,甚至沉湎其中,逐渐成为一个文采飞扬的读书人。这个转变,有一个富有戏剧性的契机。
      《新唐书·张憬藏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年春天,姚崇、李迥秀、杜景三个年轻的郎官跟随张憬藏,在长安城外郊游。张憬藏是长社(今长葛)人,是当时最著名的相学家。游玩时,张憬藏观察了他们三人相貌,惊奇地说,你们三人的面相都很尊贵,将来可以做到宰相那么大的官。然而以姚崇的面相最为尊贵,他特意交代姚崇,多读书,“勿自弃”,千万不要自己耽误了自己。
      这是个很让人吃惊的预言,据说后来也准得出奇:这三个人果然先后做了宰相。
      后来唐玄宗在渭水边狩猎时,召见姚崇,随意问他会不会打猎?姚崇也说起这个事情:“张憬藏谓臣当位王佐,勿自弃,故折节读书。”姚崇亲口对皇帝讲的事儿,应该不虚。
      对于算卦看相之类,现代人多数不信。但就此事而言,用现代心理学的观点看,与其说张憬藏能预测未来,不如说他的激励非常有效地影响了未来。身处科举气氛日渐浓郁的时代,被人看好的姚崇改变积习,发愤读书,最终真的有了大成就。
      唐朝人刘肃的《大唐新语》记载,或许更接近事情的真相:姚崇起初不喜欢读书,到长安后,偶然见到皇家图书馆的《修文殿御览》,随手翻阅,觉得非常有趣,从此读书成了一件让他非常开心的事,于是“耽玩文史,以文华著名”。
      由于对读书真的有了兴趣,姚崇潜心攻读五六年,27岁时,他已是才华横溢、文思敏捷、下笔千言的饱学之士。这一年,他参加唐高宗亲自主持的科举考试,高中明经“下笔成章”科。中这一科的人,往往都是有见识、文采好的真才实学之士。
      科举高中后,姚崇真正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被授予濮州司仓参军。


    三、百口保百官


    武周神功元年(697),武则天对朝臣们说:「以前周兴、来俊臣审理案件,多牵连到朝廷大臣,说他们反叛;我就派人到监狱中去审问,犯人却都承认有罪,我就不怀疑了。但是以前被杀的人中,是不是有被冤枉的呢?」
    姚崇说:「自垂拱(685—688)以来,被告得家破人亡的,都是冤枉的。告密的人因之而立功,天下人都在罗织别人的罪状,情况比汉朝的党锢之祸还要厉害。陛下派人到监狱查问,被派去的人自身也难以保全,怎么敢去动摇原案呢?被审问的人若要翻案,又怕遭到更大的毒手。全靠老天保佑,皇上你醒悟过来,诛杀了周兴、来俊臣,朝廷才安定下来。从今以后,我以自身及全家百口人的性命担保,现在内外官员中再也没有谋反的人了。恳求陛下,今后要是收到告状,只是把它收存起来,不要去追究就是了。假若以后发现证据,真的有人谋反,我甘愿承受知而不告之罪。」
    对于这一尖锐的谏言,武则天非但没有发怒,反而很高兴。她说:「以前宰相顺着既成的事实,害得我成了个滥行刑罚的君主。听了你所说的,很是符合我的心意。」还特意赐给姚崇一千两白银。
    过了一年,姚崇被任命为宰相。


    四、哭武免祸


    神龙元年(705年)的神龙政变,导致武则天退出政治舞台,被迁到上阳宫居住。中宗率文武百官前去问安,大家都欢欣鼓舞,相互庆贺。可是姚崇却独自呜咽流涕。张柬之与桓彦范等人很是诧异,对他说:「今天难道是哭的时候吗?你恐怕要从此招祸了。」姚崇说:「事奉则天皇帝年代久了,突然离开她,感情实在控制不住啊。我参与你们组织的诛杀凶逆之举,是尽做臣子的常道,不敢说有甚么功劳;今天与旧主告辞而悲泣,也是做臣子应有的节操,由此而犯罪,我心甘情愿。」
    为何姚崇对武则天有那么深的感情呢?这只有从他同武则天的关系中寻找原因。
    姚崇自幼为人豪放,崇尚气节。他才干出众,进入仕途后,一帆风顺,青云直上。在武则天时代,他的官做到了兵部郎中。这时东北的契丹族不断侵扰中原,武则天一再派大兵抵御,因此兵部的事务特别繁忙。姚崇的才干,至此得到了充分的发挥,那纷繁复杂的事务,到了他的手里,处理得干净利索,井井有条。消息很快传到武则天耳中,她很赏识姚崇,立即提拔他为兵部侍郎(相当于今天国防部的副部长)。圣历元年(698)为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副宰相) 。这种知遇之恩,姚崇是不会忘记的。
    这件事的后果就是,当日姚崇便被调出京师,降为亳州(安徽)刺史。
    事实上,姚崇何等精明,他深知中宗软弱,武三思尚大权(包括兵权)在握,一定会反扑。果然,不久之后武三思就设计给张柬之等人封爵封王,明升暗降,有名无权,再后来神龙政变之五人,全部被杀。武三思念姚崇忠于武氏,情真意切,实在感人,不仅不杀,反而褒奖一番。就这样,姚崇平安的度过了唐朝前期最为动荡的岁月,逃脱一次性命攸关的政治灾难。


    五、十事谏疏


    毛泽东读北宋欧阳修等人编撰的《新唐书》第124卷《姚崇传》时,曾写下这样两条批注:“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 “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获得毛泽东如许评价的姚崇的“十条政治纲领”又是什么呢?
    被毛泽东称赞为 “古今少见”的“十条政治纲领”,是姚崇在开元之初向唐玄宗提出的十项改革建议。
    在武则天的时期,姚崇做过相王府长史。相王就是后来的睿宗。睿宗立即任命姚崇为宰相。这时,太平公主干预朝政,而且颇有势力。太平公主是睿宗的妹妹,武则天的亲生女儿,长得也特别象武则天,一贯深受武则天的宠爱。她是个有野心的女人,也想要走武则天的老路,要当女皇帝。为了防患于未然,姚崇与宋景联名上奏,建议将太平公主搬到洛阳去住,并将几个掌握兵权的王爷派到地方上去当刺史。极重兄妹感情的睿宗,竟如实地将这些话转告给了太平公主。太平公主大怒,太子李隆基无奈之下,就争取主动,指控姚崇等挑拨皇上与兄妹之间的关系,应加惩处。于是,姚崇被贬为地方州刺史。
        太平公主的势力越来越膨胀,活动也越来越肆无忌惮。玄宗再也按捺不住了,乃瞒着睿宗,一举将太平公主及其党羽清除掉。先天二年(713年),玄宗到新丰(治所在今陕西临潼东北)讲武(类似现代的军事检阅)。按照传统,皇帝出巡,方圆三百里内的州郡长官都得到行在(皇帝行营)去朝见。这时姚崇任同州(治所在今陕西大荔县)刺史,而且又得到玄宗的秘密召唤,是非去不可的。姚崇到的时候,玄宗正在打猎。玄宗问他会不会此道?他说,他从小就会,到二十岁时,常以呼鹰逐兽为乐,所以人虽老还能行,于是就参加了玄宗的打猎行列。他在猎场上驰逐自如,要快即快,要慢即慢,处处都使得玄宗满意、喜欢。罢猎之后,玄宗征求他对国家大事的意见,他侃侃而谈,不知疲倦。玄宗听了,说道:“你应当做我的宰相。”姚崇知道此时的玄宗胸襟比较宽广,而且求贤若渴,锐意图治,就故意激他一下,没有立即行礼谢恩。玄宗很是奇怪,姚崇说:“我有十点意见要上奏,陛下考虑,如果做不到,那我这个宰相就不能做。”玄宗要他说出来看看。
        姚崇所说的十条,大意是:
    第一,自你当皇帝以来,朝廷以严刑峻法治理天下;我请求圣上,改成以仁义先行,可以吗?
    玄宗说:“我衷心希望你这么做。”
    第二,朝廷自在青海被吐蕃(古藏族)战败以来,从来没有后悔之意;我请求在数十年内不求边功,可以吗?
    玄宗说:“行!”
    第三,自从则天太后临朝称制以来,往往由宦官代表朝廷发言;我请求今后不要让宦官参与公事,可以吗?
    玄宗说:“这个问题我考虑很久了。”
    第四,自从武氏诸亲窃据显官要职,继之以韦庶人(中宗的皇后,被清除后去掉皇后称号)、安乐公主(中宗、韦庶人的女儿,与韦庶人一起被铲除)、太平公主用事,官场秩序混乱;我请求以后不准国戚在朝廷要害部门做官,以前巧立名目任命的官吏一律撤销不算,可以吗?
    玄宗说:“我老早就立志要这么做。”
    第五,近来,亲近佞幸之徒,触犯法律的,都因为是宠臣而免予惩处;我请求以后依法办事,可以吗?
    玄宗说:“对于这种现象,我早就是切齿痛恨的。”
    第六,近年以来,那些豪家大族,凭着同乡的关系,向上送礼行贿,以至公卿、方镇们也这么干;我请求除租、庸、调等赋税而外,其它一切摊派都要杜绝,可以吗?
    玄宗说;“愿意这么做。”
    第七,武后造福先寺,中宗造圣善寺,上皇(睿宗)造金仙观、玉真观,皆耗资巨万;我请求禁止建造寺观宫殿,可以吗?
    玄宗说:“我一看到这些现象,心里就不安,又怎么敢再这样干呢?”
    第八,前朝皇帝玩弄大臣,有损于君臣之间互相笋敬的常礼;我希望陛下对臣下以礼相待,可以吗?
    玄宗说:“事情就应该这么办,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第九,前朝大臣直言进谏者,有的就丢了性命,从而忠臣都感到灰心;我请求,凡是做臣子的,都可以犯颜直谏,无所忌讳,可以吗?
    玄宗说:“我不但能够容忍臣下这样对待我,而且还可以按照忠言去做。”
    第十,西汉与东汉,外戚乱政,后世感到寒心,而我们大唐的外戚专政,则更加厉害;我请求陛下将我朝的这种事情写在史册上,永远作为前车之鉴,成为万世不能重犯之法,可以吗?
    玄宗听了,情绪久久不能平静,说道:“此事诚可谓是刻肌铭骨之事啊!”
    第二天,玄宗皇帝就正式任命姚崇为宰相。
    因为姚崇在武周时,就做过相王府长史,早就熟识相王的儿子李隆基。他在得到他的密召之时,将自己多年的亲身感受,略加整理,并毫不客气,也毫不掩饰地当面陈述,是姚崇摸透了玄宗皇帝的心态。而且前节所说他对武则天的态度,那主要是就肯定方面而言的。其实,他对武则天并不是一概肯定,而是也有否定的一方面。特别是对于韦皇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及她们的党羽们的胡作非为,他更是深恶痛绝。他是唐王朝的一个忠臣,也是一个头脑清醒、注重实际、怀有理想的封建政治家,在他看来,唐朝要振兴,就必须清除掉那些多年积存下来的流弊,这样国家繁荣才有希望。


    六、救时之相


    在唐朝初期,宰相并不是官职,而是一个称呼,是属于权利机构的领导人所组成的委员会,如同今日的政治局委员一样。唐朝的宰相在设立的时期目标就很明确,是为了防止汉朝的君权与相权之争的上演,所以分化了相权,实行的是联合协商制度,并不是独断专行,一般都是在本职工作之外兼任宰相。当时的称呼就能看出来,官职在前,进而跟宰相名,所以在那个时期,宰相更多是名誉,并非有什么实权。有的人认为他的主要职务是宰相,并且兼任兵部侍郎(国防部副部长),其实并不然,本职工作仍然是国防部副部长,只不过能够进入宰相委员会对重大事宜进行联合协商罢了,有发言权,却没有决断权,决断权是要拥有多数相同意见才会具备的。姚崇进入这个最高权利机构任职,虽然并不是属于重要人物,但是为日后的工作积累了经验。
        在进入睿宗时期后,姚崇在地方行政区担任一把手的时期内,延续其工作的一贯风格,当时的参加神龙政变的人,要么被杀,要么被贬,都离开了权利的中心圈,所以作为曾经有过工作经验的人,自然就被再次起用,某种程度上说,这次能够再次担任宰相是权力真空造成的。在姚崇第二个宰相任期内,是武家执政党落为参政党与李家参政党再次成为执政党的权力斗争时期,并且是政党之争斗扩大为阵营之间的争斗,呈现出扩大化的趋势,武家参政党与太平公主、韦皇后结成同盟,而李家执政党主要又是由李隆基的太子党为主力。这个时候姚崇与宋璟等人联合奏请睿宗,要求太平公主搬家,诸王也一起搬家得了,恐怕在这个危险时期再次发生玄武门事变。睿宗有自己的打算,这个时候要是按姚崇、宋璟等人的措施去做,必然无法实施,反而会激化矛盾,所以就和未来的玄宗唱了个“双簧”,把事情告诉太平公主,然后李隆基马上出来把他们外放,实际上麻痹了对方,同时又保护了自己的有生力量,并且放到地方,可以在基层当中培植自己的势力。权力只有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时候才叫权力,如果不在自己手中,只是虚名而已。唐朝的宰相如此,皇宫贵胄亦如此。
        唐朝四大名相里,都是有实权的人物,房、杜二人是由中央部门负责人才获得的,可是国防部部长成为实权宰相,做到政军一把抓的人,姚崇恐怕是其他三人所无法比拟的。在开元时期,宰相已经不在扮演实名虚权的角色,而逐渐演变成为实权人物。从开元朝的宰相特点就能够看出,开元前期宰相特点为:人数少、任期短。人数少是为了加大宰相权力,而任期短则是缩短宰相权力时间,能够改变特点来平衡权力,这不能不说李隆基的初衷。在开元以前,宰相人数一直很多,由三省中央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以及特指人物构成,而当党争把宰相委员会侵蚀之后,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就会成为党争的第一线,反而适得其反。
        基于宰相本质发生变化也使姚崇闹了一个难堪。姚崇再次恢复工作后,例行向皇帝进行官员升迁汇报,可玄宗却仰视大殿的屋顶,不加理睬。姚崇说了好几遍,玄宗始终充耳不闻。姚崇还以为自己说错了什么,但又不知道错在哪里,只好退了下去,心中忐忑不安。内侍高力士也觉得姚崇挺委屈,劝谏玄宗说:“陛下新总万机,宰臣奏事,当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玄宗说:“朕任元之(指姚崇)以庶政,大事当奏闻共议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烦朕耶!”(《资治通鉴卷•卷二百一十》)这件事不算大事,但是却反映出来,当时宰相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不是玄宗对他的信任,而是对这个职位的信赖。而这个时候,高力士出来替姚崇说话,能够看出,姚崇这个人在政坛当中是与出身卑微的人有着某种共识的。也就是说,他们同样属于寒门集团势力,虽然并不是结党,但是在特定时候会出来为出身相同的人说话,因为少一个人,就少一分势力,自己也就少一分利益,能够看出间接联系的人,必然会形成这种共识。
        从上面的事例能够看出,开元时期宰相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曾经和姚崇搭班子的卢怀慎更多时候扮演的角色甚至连副手都不如,需要的只是联名签署文件等,只是其一个相互制约的作用,而宰相更多的权力与责任就由他一人承担,所以紫微舍人(中书舍人)齐瀚称姚崇为“救时之相”,称卢怀慎为“伴食之相”。姚崇的重要性已经达到了不可或缺的地步。有一次他请假,结果搭档副手卢怀慎就干不了,并且去请示皇帝。结果皇帝说,积压一段时间,姚崇销假后自然就能解决。皇帝对姚崇的更多是信赖其工作能力,并不是信任这个人,因为宰相已经发生了变化,前后期对比就能得出,对前期的宰相叫信赖,对后期的宰相是信任。
        在姚崇担任宰相的时期内,虽然时间并不长,似乎并没有是没事情可以获得名声,对待宗教、农业的问题上,也是遭来非议,并不足以为他扬名,更多的时候在后台工作,可是却成为了名相,很大程度上就是李隆基间接造成的,前期两相姚崇、宋景,是属于信赖其工作能力的,使国家事业蒸蒸日上,可是后期的两相李林甫、杨国忠是属于信任其关系亲近的,却使国家进入了混乱当中,如果不是有姚宋两人的政治遗产,那么国家早就亡了。虽然姚、宋的任期比较短,但是影响却是深远的,把事物制度化,就可以延续良好的执政路线,并且对农业、军事、宗教等方面实施总体宏观调控,为整个开元盛世奠定下基础了。盖一座楼最重要的就是地基,如果地基不能够支撑更高建筑的话,那么必然会倒塌,可是却凭借两人的共同建造的基础,承载了开元盛世,并且在发生局部坍塌的时候,基础部分却不受影响,对重建工作起到了直接帮助。一个人的贡献不会被时间局限,而是会随着时间进行更好的验证。


    七、唯物论者


    前面说过,毛泽东读北宋欧阳修等人编撰的《新唐书》第124卷《姚崇传》时,曾写下这样的批注:“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
    (一)抑制宗教  革除流弊
    唐朝佛教盛行,其次还有道教及其它宗教。上自皇帝、皇后、达官贵人,下至豪绅富户,无不利用宗教捞取好处。因此,在宗教的旗帜下,不可避免地要产生许多社会流弊。对此,姚崇深为不满。在武则天时,张易之要将京城有名望的佛教高僧十名,调往定州(治所在今河北定县)去私建新寺,高僧们不愿意去,向朝廷苦苦哀求。姚崇接受了他们的请求,同意他们不到定州去。张易之一再坚持要调他们走,姚崇始终不改变主意。结果,得罪了张易之,不久就被调出京城,去做灵武道大总管。中宗时,公主、外戚得到批准,可度民为僧、为尼;有的人还私造寺庙。这样,一些富户强丁,乃纷纷出家,因为当时制度,凡出家人,即免除赋役。姚崇在做了玄宗的宰相之后,就提出要改变这种状况。他提出的理由是:对佛教的信仰,主要是在内心的虔诚,而不在于外表的形式;以往的一些信仰佛教的帝王权贵,都没有得到好的结果;贞要心怀慈悲,做的事有利于人民,使人民得到安乐,就是符合于佛教的要旨,何必妄度坏人为僧尼,反而破坏了佛法呢?玄宗接受了他的意见,下令有关部门,暗中进行调查,将一万二千多冒充的和滥度的僧尼还俗为农。对于这种宗教流弊,姚崇直到死的时候,也还是持反对态度。他在遗嘱里猛烈地抨击了佛教,用正反对比的方法,戳穿了佛教僧徒所宣扬的一些预言;他坚持佛即是觉的观点,信仰在乎内心,只要行善不行恶,就行了。他无情地揭露了那种将佛教僧侣的宣传当作事实的无知行径,那种抄经写像、破业倾家、施舍自身、为死人造像追福等愚昧风俗,指出,这都是“损众生之不足,厚豪僧之有余”;他嘲笑了那些所谓通才达识之士,也不免于流俗,成了上述种种怪现象的俘虏;他认为佛教的宗教活动,乃是有害于苍生的弊法,要他的子侄们警惕,不要上当,在办他的丧事时,即使不能完全摆脱佛教陈规陋习的束缚,在斋祭、布施方面,也只能略事敷衍,不能铺张浪费。他也顺便提到了道教,指出道教的本旨是尚玄虚,不谈趣竞,只是由于受到佛教的影响而变了样。这种着眼于实际的求实精神,对宗教所持的否定态度,离无神论已不太远了。
    (二)宁弃官爵  坚持灭蝗
    开元四年(716年),山东(泛指华山以东之黄河流域)蝗害成灾,老百姓受迷信思想束缚,不敢捕杀,而在田旁设祭、焚香、膜拜,坐视庄稼被蝗虫吞食。姚崇上奏,引《诗经》及汉光武诏书,证明蝗虫是可以捕杀的。历代以来,有时候所以捕杀不尽,那是由于人不努力,只要齐心协力,就可以除尽。他说:“蝗虫怕人,故易驱逐;苗稼有主人,故救护者必定卖力;蝗虫能飞,夜间见火,必定飞往;设火于田,火边挖坑,边焚边埋,定可馀尽。”玄宗说:“蝗是天灾,是由于德政不修所致,你要求捕杀,这不是背道而驰吗?”姚崇又说:“捕杀蝗虫,古人行之于前,陛下用之于后,安农除害,是国家的大事,请陛下认真考虑。”玄宗被说服。但当时朝廷内外,都说蝗虫不能捕杀,玄宗说:“我同宰相讨论,已定捕蝗之事,谁再反对,即行处死。”于是派遣御史分道督促,指挥老百姓焚埋蝗虫。结果颇见成效,当年农业获得了较好的收成。
    第二年,山东又发生蝗灾,姚崇按照老办法,派人到各地督促捕杀。朝廷议论又起,多以为蝗虫捕杀不得。玄宗也犹豫起来,又同姚崇进行商量。姚崇说:“这些庸儒们死抠书本,不懂得变通之道。凡事有时要违反经典而顺乎潮流,有时要违反潮流而合权宜之计。”接着他列举了历史上一再出现的蝗灾,后果都很可怕。又说:“今山东蝗虫,孳生之处,遍地皆是,倘农田没有收成,则人民就要流移,事关国家安危,不可拘守成规。即使除之不尽,也比养了成灾好。陛下好生恶杀,此事不烦你下诏,请允许我下文处理。若除蝗不成,我所有的官爵,一概削除。”又一次把玄宗说服了。
    汴州(治所在今河南开封市)刺史倪若水拒不执行命令,并说:“蝗乃天灾,应该修德,以感动上天。”姚崇得知,勃然大怒,给他写信说:“古时州郡有好太守,蝗虫即不入境,要是修德可以免除蝗灾,那么蝗灾的出现,就是无德所造成的了!现在坐看蝗虫吃食庄稼,怎能忍心不救?!要是由此而造成饥荒,将何以自安?幸勿迟疑犹豫,否则是要后悔的。”倪若水不得已,只好执行命令,焚埋蝗虫。他所捕杀的蝗虫共达十四万石,投入汴河不计其数。另一宰相卢怀慎也反对捕杀蝗虫,他对姚崇说:“蝗虫是天灾,怎么可以用人力来制服呢?外面的议论,都认为捕杀蝗虫不对。而且杀虫太多,有伤和气。现在停止,还来得及,请你考虑。”姚崇力辩其谬,他列举古帝王及孔子为例,证明为了人的安全和不违礼制,杀生是可行的。又说:“现在蝗虫极多,只有驱除,才可消灭。若放纵蝗虫吃食禾苗,各处田地,都要荒芜。山东百姓,如何能够听任其饥饿而死呢?此事我已奏请皇上定夺,请你不要再说了。若是救人杀虫,因而得祸,我愿独自承受,与你无关。”并派人到各地去检查,看谁捕蝗勤快,谁捕蝗不力,列名上报。由于姚崇力排众议,坚持捕杀蝗虫,故虽连年发生蝗灾,仍未造成严重的饥荒。
    由捕蝗而引起的轩然大波,至此尚未平息下来。姚崇的同时代人张鹫在其所著《朝野佥qian载》中又对姚崇进行攻击,说什么蝗虫“埋一石则十石生,卵大如黍米,厚半寸盖地?上天要是不灵,则不至生蝗,上天要是降灾,蝗会越埋越多!对于蝗灾,应该修德慎刑,以报答上苍的惩罚!为什么不修福以免灾,而要逞杀以消祸呢?!这一通指责,其实还是老生常谈,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新意。史书上没有见到姚崇对这一批评的反驳,但在他以往批驳别人的言谈中,已包含有反驳这种偏见的内容。在一个被封建统治着的时代里,要想办点事情也真是不容易!姚崇捕蝗的决心、勇气、才干和坚持到底的精神,今天提起来,也有点令人肃然起敬。
    (三)不信神灵  无视怪异
    开元五年(717年)正月,玄宗决定迁移到东都洛阳去,这不完全是为了巡幸,而是因为关中收成不好,粮食要从南方通过漕运到长安,花费极大。朝廷迁移到了东都,就可以减轻这方面的负担。正在这时,太庙的房屋倒塌,这在当时又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玄宗召见宰相宋景、苏颐,问他们这是什么缘故?他们解释说,太上皇死还不到一年,三年的丧服未满,不应该行幸;大凡灾异的发生,皆为上天的告诫,陛下应当遵守礼制,以答复上天,不要去东都了吧!玄宗听了大约有点不以为然,又把告退的姚崇找来,问道:“我临近从京都出发时,太庙无故崩塌,这是不是神灵告诫我不要去东都呢?”其实,太庙殿本是前秦苻坚时代建造,隋文帝创建新都,将北周宇文氏殿移到这里,建造了此庙。唐朝又利用了隋朝的旧殿,积年累月,朽蠹难支,故而倒塌。姚崇先向玄宗介绍了这一实际情况,接着又说:“高山含有朽土,尚且不免于崩塌,年久朽木,自应摧折。这次太庙倒塌恰好与陛下东幸的行期偶合,不是因为陛下要出行而太庙倒塌。而且皇帝以四海为家,东西两京,相距不远,关中收成不好,增加粮运,人民劳苦,故陛下出于对人民的爱护而行幸,并非无事笼络人民。何况东都各部门已都作好准备,不去将失信于天下。”最后他提出:一、将神主移到太极殿,二、重新建造太庙,三、皇帝东行计划不变。玄宗听了,很是高兴,说道:“你说的正合我意。”


    八、姚崇家风


    (一)一生俭朴
    姚崇一心为公,个人生活俭朴,不计较居住条件。他身为宰相,却没有自己的专门宅院,全家人住在离宫廷很远的地方。玄宗叫他搬进宫廷中四方馆居住,生活条件可以好一些。他嫌四方馆太豪华,又藏有公文,坚决谢绝。玄宗感动地说:“我设四方馆是为你们这些大臣着想的,让你到这里来住,也是为国家社稷考虑呀!许多大臣都巴不得住进宫廷里,你却非要推辞!”
    唐玄宗时姚崇为首辅,已年过六旬,还兼任兵部尚书,繁杂的庶务让他走路都急匆匆的,但他从不懈怠,兢兢业业。他历来十分简朴,“性不爱冠衣”,反对铺张浪费。开元初年,姚崇“屡以奢靡为诫”,玄宗下令销毁内宫金银玩器,将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君臣大力倡导克勤克俭并以身作则,整个社会奢靡风俗得到有效控制,官风民风得到一定的好转。
    (二)严教子女
    在教育子女问题上,姚崇也注意严格要求,发现问题决不护短,甚至在自己临终时还念念不忘教训晚辈。
      在姚崇引荐下,魏知古与他同列宰相职位。开元二年(714年),玄宗令魏知古任吏部尚书,赴东都洛阳主持考选取士。当时,姚崇两个儿子姚彝、姚异均在洛阳任职,他们依仗其父姚崇有恩于魏知古,派人送礼,希望能得到照顾和重用。魏知古回到朝廷,如实向玄宗作了汇报。有一天,玄宗召见姚崇时,装着不经意的样子问他:“你的儿子有才能吗?都在什么地方?”姚崇坦率地谈了自己儿子的情况,说自己的两个儿子在东都作官,“为人多欲而不慎”,并推测他们在洛阳可能会走魏知古的门路。这一席话使玄宗消除了惟恐姚崇替儿子掩饰的疑虑,十分高兴,问他是怎么知道的?姚崇回答道,魏知古是我荐举为相的,我的两个儿子以为魏知古有知恩图报的心理,走他的门路,一定会满足他们不正当的要求。玄宗见姚崇如此坦白,更加喜爱他,反觉魏知古不够光明正大,打算贬斥他。姚崇坚决请求不要这么做,说:“我的儿子做得不对,反而贬斥魏知古,天下必然会认为陛下偏袒我,这样会有损于圣政。”玄宗这才打消了罢免魏知古的念头。
        (三)遗嘱薄葬
    姚崇一辈子清正廉洁,直至生命的尽头。去世前,他“先分其田园,令诸子侄各守其分”,以免子孙为财产闹纠纷。他还郑重立下遗嘱,抵制流行的厚葬之风。他列举历代圣人薄葬的事迹教育子孙,批评厚葬之家“以奢厚为忠孝,以俭薄为悭惜”,而实际上适得其反,使“亡者致戮尸暴骸之酷,存者陷不忠不孝之诮”,实在令人痛心。他说:“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使伤素业。”他不准子孙为自己厚葬,告诫不要崇佛敬道,不要抄经写像,死后入棺只许穿平常的衣服:“吾身亡后,可殓以常服,四时之衣,各一副而已。吾性甚不爱冠衣,必不得将入棺墓,紫衣玉带,足便于身,念尔等勿复违之。”姚崇节俭安排后事,注意保持晚节,教育后代,也被人们传为佳话。
    这也是毛泽东评价姚崇“大政治家、唯物论者”的缘由之一。
    古语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之说,好像是一个规律。但姚崇的做法偏是一个例外,“鸡犬”们真是没有得到一点好处。
    (四)力倡廉风
    姚崇一生以天下为己任,倡导廉政勤政。开元初,为正官风,肃清唐中宗以来有些官吏为升官而投机钻营,投靠权贵,权钱交易,卖官买官,大受贿赂,偷安爵禄等不正之风,姚崇撰写了《执秤诫》《弹琴诫》《执镜诫》《辞金诫》《冰壶诫》等文章,时称《五诫》,提出了为官者在道德规范上的具体要求。这既是他自身品格的表露,又是他吏治思想的体现,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廉政勤政主张。姚崇提出当官要“为政以公,毫厘不差”,应该“存信去诈,以公灭私”。在从政为公还是为私这个根本问题上,旗帜鲜明,主张明确。他说:“官者,庶人之师,其身既正,不令而行,在下无怨,惟上之平。”强调为官者以身作则,要做老百姓的楷模。他特别要求官吏要象春秋时楚国的贤臣子罕辞玉一样,“以不贪为宝”,象汉代太尉杨震辞金一样, “以廉慎为师”,谢绝赠金,洁身自好。如果,“当官以割剥为务,在上以财贿为亲”,就会象鱼贪食饵一样,“必曝其鳞”,没有好下场。号召仕大夫“固当耸廉勤之节,塞贪竞之门。”要象盛冰的玉壶一样,“洞彻无瑕”,“诫往修来,慎终如初。”并要“以此清白,遗其子孙”。
      姚崇言传身教,一生不管是作地方官还是京官,都能做到廉政勤政。唐睿宗时,姚崇因反对权贵太平公主干政,被贬职到扬州大都督府任长史。扬州是唐朝最富庶的经济都市之一,但他在主政期间,公廉正己,一尘不染,政简条肃,轻谣薄赋。老百姓为他立了德政碑。姚崇离职时,全城的官吏和百姓都来送行,痛苦流涕地簇拥着他的马头,依依不舍地挡住道路不想让他离去。他所用的马鞭和马蹬都被老百姓截留下来,留做永久的纪念。后来,“截鞭留蹬”成了用来对离职清官表示挽留的成语。
      


    附:开元盛世相关数据


    1、人口7000万
      这是唐玄宗统治的天宝(742-755)年间全国人口数。官方留下的天宝十三载(754)全国人户约962万户、人口约5288万口,学者们综合各方面史料推测,公元8世纪中叶,唐朝全国实际人户超过一千三四百万户,实际人口超过7000万。
      那么,当时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口是多少呢?8世纪的时候,东法兰克福王国从塞纳河到莱茵河之间的人口是200-300万。而直到16世纪,地中海地区的人口才5000万至6000万。北非的人口是300万。在农业经济为主的时代,人口就是生产力。唐玄宗时期人口繁盛,反映了当时中国总的经济实力是独步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2、耕地6.6亿亩
      这是唐玄宗时期全国耕地面积。唐朝的版图,比之于汉代,有新的拓展;大运河把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促进了全国经济的增长。史称:“开元、天宝之际,耕者益力,高山绝壑,耒耜亦满”。根据现有史料推算,当时全国实际耕地面积约八百五十万顷,折合今亩达6.6亿亩(当下的中国为18亿亩),人均占有达9亩多。远远超过我国今日的平均数(1.4亩)。


    3、朝贡蕃国70余个
      这是《唐六典》列举的开元时期前来朝贡的蕃国数。这些蕃国,从东亚的日本、朝鲜到东南亚地区的诸国,从今日中国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到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地区的一些国家,都对唐朝中央政府建立了一种朝贡的政治关系。开元时代,长安、扬州、广州等城市,云聚着从海陆丝绸之路来华的胡商蕃客,成为沟通中外经济、文化与政治联系的重要渠道。亚洲各国留学生来华留学,络绎于途。前不久在西安发现了井真成的墓志,这位日本国的留学生就是开元年间来华学习的,还有与李白结下深厚友谊的晁衡,也是一位日本留唐学生。不少外国人在唐玄宗的朝廷任职。
      中国化的佛教——禅宗的真正创建人慧能和尚,在玄宗即位那年圆寂,此后,在玄宗统治的四十多年时间里,禅宗迅速兴起,儒佛道合流成为历史的潮流,玄宗就曾亲自为《孝经》、《老子》、《金刚经》作注。所谓三夷教,即祆教、景教、摩尼教,也在华得到传播。正是这样一个开放的社会,使唐朝在社会风气上显得雍容大度,李白充满自信的诗句“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就是那个时代精神的写照。


    4、国家藏书53915卷
      这是开元年间整理国家图书馆的藏书数。玄宗时代,唐朝的文教事业也有很大发展。今天我们所常说的四部(四库)图书分类,正式被国家官方图书馆所采纳,就是在唐代。“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呜呼,可谓盛矣!”(《新唐书》卷五十七《艺文志一》)诗圣杜甫、诗仙李白都主要生活在这个时代。举几件文化建设上的典型事例。第一件事,唐玄宗曾组织鸿儒硕学,在集贤书院校雠四部图书;第二件事,开元二十年编订《大唐开元礼》,是最完备的礼制建设,稍候不久又完成《大唐六典》的编纂,是最完备的行政法典性质的文件;第三件事,大力提倡教育,广泛设立公私学校。开元二十一年(733)五月敕:“许百姓任立私学,欲其寄州县受业者亦听。”(《唐会要》卷35《学校》)开元二十六年下令天下州县,每乡都要设置学校一所,以教授学生。这样推行政教的结果是:“于时垂髫之倪,皆知礼让。”(《旧唐书》卷九《玄宗本纪下》)可以说教化大兴!


    5、盛唐之音
    诗歌
    唐代自开元至大历间,为唐诗的全盛时期,唐诗分期者称为盛唐。盛唐治国之道以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为主,盛唐时期,朝廷弥漫着崇尚道家和道教的氛围,影响所及,道教诗歌兴盛。在唐朝道家既能对皇帝的政事产生影响,又吸引聚集了一批诗人,成为诗人与玄宗之间的桥梁。盛唐道教诗歌与前代游仙诗相比,在题材、风格、体裁等方面都有了新的特点。有著名诗人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等。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直至“安史之乱”爆发以前,是唐代社会高度繁盛而且极富于艺术气氛的时代。唐诗经过一百多年的准备和酝酿,至此终于达到了全盛的高峰。虽然,在唐诗的初、盛、中、晚四个阶段中,盛唐为时最短,其成就却最为辉煌。这一时期,不但出现了伟大的诗人李白,还涌现出一大批才华横溢的优秀诗人。许多千百年来脍炙人口、广为传诵的诗篇,便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热情洋溢、豪迈奔放、具有郁勃浓烈的浪漫气质,是盛唐诗的主要特征;而即使是恬静优美之作,也同样是生气弥满、光彩熠熠的。这就是为后人所艳羡的“盛唐之音”。
    当时上至武则天下至7岁女子都有会写诗的。
    唐诗,宣示着我们民族历史的悠久、文明的发达和艺术的精美。今天我们能够读到的唐诗大约是5万首。作为炎黄子孙,你应该为拥有唐诗这样的文化遗产而自豪!一个中国人一生至少要熟读50首唐诗,这是人文知识的底线,从而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提高文化品位,增强交际能力。
    整个唐代,将近三百年,即使将五代十国算在一起(907-960),也不足四百年,流传至今有名有姓的诗人竟有2200多位。其中,上至帝王后妃,下至村夫农妇;雅至文人学士,俗至文盲武夫;长至耄耋老人,小至垂髫少年,人人能写,个个会吟。


    散文
    唐代散文是继先秦两汉之后,我国散文创作的又一高峰。
    散文就形式而言,从讲究对仗用典、崇尚声律藻饰的骈文,变为单行散句、接近口语的“古文”,这是唐代散文文体通俗化的革新。而表达的内容也远较骈文深广得多,世俗化得多。出现了一些旨在寄意喻理和为城市贫民立传的人物传记,如韩愈《马说》、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这在六朝骈文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唐代散文主要有骈文、古文两大类,古文则代表唐代散文的主要成就。
    骈文在唐朝是作为官方诏制表状书判的应用文字。唐朝的骈文务实切用,改变了六朝骈文的积弊。表现在魏征、陆贽等人的章奏疏议中。他们讥陈时病,谏诤朝政。另一方面在对偶用典、声律词藻上,不像六朝骈文那样逞才尚华,能够明白晓畅、气宏辞丽和精致华赡。唐代骈文总的变化趋势是散化。
    唐代古文,与骈文相对而言,是一种奇句单行,不讲声律对偶的散体文。它既继承了先秦两汉散文内容充实、行文自由、朴实流畅的特点,又提炼于当时的口语,因而其表现力远较骈文丰富灵活。
    永贞至长庆年间,是唐代古文运动的极盛时期。一批文人抱着行道济世,兴利除弊之心积极参与,古文运动的高潮的形成。古文运动,人才辈出,既有韩愈、柳宗元作领袖,又有刘禹锡、白居易等一批参与者。他们互相切磋,造成声势。在理论上也有较明确系统的论述,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阐发了文道相辅而行的关系。在各种体裁的创作中几乎都有突破或创新,并形成了各自的鲜明风格,如韩文雄浑奇崛,柳文精深峻洁,被奉为后世古文的楷模。


    文学上的盛唐结束于杜甫的去世。


    最能形象说明开元时期的繁荣局面的是杜甫的那首《忆昔》诗: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具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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