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尚书｜干臣良吏的应有之能～姚崇之“能”给当代的启示

姚波

干臣良吏的应有之能

——姚崇之“能”给当代的启示

姚尚书

作为开元贤相，姚崇名满天下，载誉深厚。司马光评价说：“姚（崇）宋（璟）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法清省，百姓富庶。唐代贤相，前称房（玄龄）杜（如晦），后称姚（崇）宋（璟），他人莫得比焉。”（《资治通鉴》）肯定了姚崇为唐朝的四大贤相之一。作为救时宰相，姚崇敢于面对现实，勇于冲破传统观念，坚忍不拔，政绩可观。他历经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几朝，位及宰相，善改革通变，为开创开元盛世局面起到关键性作用。司马光的评价堪称公允。

作为唐代的中兴干臣，姚崇的治国能力，无人能出其右。正史言之凿凿，至于闾里传说，民间佚事还有许多，不胜枚举。仅从姚崇传的记述即可得到一个鲜明的印象，治世能臣，素质出众。笔者以为，姚崇之“能”仅仅刻写于青史是不够的，对于当代各级官员来说，重温姚崇之能，对于治理一方，担当大任具有非常好的借鉴意义。

概而言之，姚崇之能体现在大义、大勇、大智、大信这四个方面，综合在一起便成为一种强烈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大凡有志于建功立业者，从中都可以得到非常有教益的启示。

一、姚崇之“大义”

熟知唐代历史的人都知道，武则天执政初期采取鼓励天下人举报不法，以革除中宗时言路堵塞之弊，与此同时，任用酷吏治国，周兴、来俊臣之流大行其道。此举虽然收到约束官员的客观效果，对于巩固武则天的统治具有作用，也极大地枉杀一大批好人，以至于朝官人人自危，战战兢兢。姚崇就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走上政治舞台的。

当时的姚崇不过是一个兵部郎中，因为处理事务井井有条受到武则天的赏识晋升为侍郎，得以接近武则天。此时的武则天刚刚开始反思酷吏治国带来的问题，指出：“从前周兴、来俊臣等多次奉诏承办狱案，朝臣互相牵连，都承认反朝廷。我怕有冤情，派近臣复查，都得他们亲自写的服罪书，并不冤枉。我没有什么怀疑了，就批准周兴、来俊臣等的奏请。自从来俊臣等被诛杀后，竟没有反朝廷了。那么，过去被来俊臣等以反朝廷罪论处的人，该不会有冤枉的吧？”

武则天此言是跟侍臣们说的，并不是专门说给姚崇。面对武后发问，姚崇立即接茬说：“自垂拱以后，被告发者大多被迫自诬。那时候，以告发别人反朝廷为有功，所以天下人称告发行为是‘罗织’，这比汉朝钩党之害更为严重。虽然陛下派近臣去重新审问，但近臣们自己尚且不能自保，又怎么敢去违背来俊臣等酷吏的意向去否定案件呢？况且，被审者如果不承认便会遭受惨酷肉刑，自得违心招供。”姚崇这一番言辞还只是说出了冤狱产生的原因，而接下来的话则体现了他敢于担当的大义：“现今仰赖上天的圣灵，启发陛下的智慧，凶残小人被消灭干净，朝廷太平安定。我以全家百口人的性命担保，朝廷内外官员再也没有谋反者了。陛下完全可以把告密言论置之不理，以后如果有谋反事查实，我情愿接受惩处！”

敢于以一家老小的身家性命打下这样的包票，实在是大丈夫所为，可谓大义凛然！须知此时仍然是酷吏横行的高压时期，姚崇以小小的兵部侍郎之职，冒死进谏，申述酷吏迫害，构陷冤狱的种种实情，实在是风险巨大。正是他的大义无私，深深感动了武则天，下令废除严刑峻法，为开创一个新的吏治时代奠定了基础。

姚崇不是一个鲁莽之人，敢于仗义执言自有他的理性判断。一方面反映了他年少任侠所养成的个性，也反映了他对于武则天执政方略的转变具有清晰的洞察。这固然是很强的个人能力，但真正打动武则天的还是他的大义之举。毕竟，担当精神是一种可贵的品质，敢于担当大任，必有过人的能力。建立在能力基础上的大义，与官德是密不可分的。官员最容易形成的是集体无意识，就是“唯上”思维，这样的思维模式必然带来“上有所好下必盛焉”的结果，习惯于对上言听计从，对下欺压哄骗。没有大义必然不敢提当，出了问题轻则敷衍塞责，重则公然违法，失去做人的基本准则与良知。

心存“大义”才能执政为民，否则，不是谎言便是高调。这就是姚崇“大义”之能给我们的启示。

二、姚崇之“大勇”

直面困难、敢冒风险迎难而上是一种勇气，敢于碰硬的果敢与坚持是一种毅力，建立在能力基础上的勇气与毅力则是一种“大勇”。姚崇的为官生涯中，处处可以见到这样的大勇。作为一名中兴名相，他要处置的难题比比皆是，他要面对的挑战也是层出不穷。姚崇传之中的灭蝗一事则可以显现出他的务实与大无畏精神，这就是一种“大勇”。

开元四年(716年)，山东发生大蝗灾，飞蝗蔽日，危害日益剧烈。然而蝗虫姓“蝗”，“蝗”与“皇”音同。由于蝗灾往往突发，蝗虫来无踪去无影，自古以来出于对皇权的敬畏，人们把蝗虫看作具有灵性的动物，认为蝗灾是天谴，不敢触动它。当蝗灾来袭，人们往往束手以待。这一次的蝗灾来势凶猛，百姓纷纷设祭膜拜，坐视蝗虫嚼食禾苗而不敢捕杀。

灭蝗，实有冒犯皇权之虞；任由蝗灾泛滥，必将导致民不聊生。何去何从？姚崇的选择是直面挑战，坚决灭蝗。他一面上疏唐玄宗，引经据典申明灭蝗早有先例，不仅《诗经》有记载，而且汉光武帝曾下诏灭蝗，由此证明灭除蝗虫是应该的。另一面指出灭蝗是可行的，因为田地有主，只要破除迷信，救护自己的庄稼，百姓一定很卖力。夜间点火诱杀，挖坑在其旁，一边焚烧一边掩埋，蝗虫才能灭尽。于是派出御史为捕蝗使，分道指挥灭蝗。

灭蝗的阻力很快就出现了。汴州刺史倪若水认为：“消除天灾应靠修德，过去的后赵皇帝刘聪没能消除蝗灾，反而造成了更大的危害，表明蝗是不能灭杀的。”因此，倪若水拒绝御史指挥，不听命令。如果仅仅是一个地方刺史还倒罢了，朝中不少大臣也纷纷质疑，甚至连玄宗皇帝的态度也发生动摇。面对这样的压力，姚崇丝毫没有退缩，首先是写信责备倪若水，并严厉警告他说，如果眼看蝗灾流行，不采取救灾灭蝗措施，将来造成饥荒要追究责任。倪若水不敢继续硬抗，发动官民齐上阵，汴州一个地方就扑灭蝗虫十四万担，灾情缓和了下来。其次，姚崇面对朝臣的质疑和皇帝的动摇，态度鲜明。他把朝臣的反对视作迂腐的书呆子行为，指出：“做事只要合乎道理，就不能讲老规矩。过去魏不灭蝗导致饥荒，出现人吃人的惨剧；后秦不灭蝗导致草木被食尽，牛马相互啃毛。现在飞蝗遍地，蝗灾日甚一日，河南河北，家无隔夜之粮，一无收获百姓就要流离，国家安危也系于此。况且灭蝗即或不能尽灭，也比留下来成灾患为好！”最后，姚崇表示，灭蝗救人，如有祸殃，我愿一人承担！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所谓“大勇”当是一种政治勇气，是一种担当精神，也是建立在能力基础上的自信。姚崇敢于灭蝗，甚至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有挑战皇权之嫌。但是姚崇深知，蝗灾不灭，人民流离失所，必将导致国无宁日。在当时的条件下，土法灭蝗并无绝对成算，风险之大可想而知。然而，一人荣辱与天下人的生死存亡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这样的政治勇气是可贵的，一个封建官吏都能做到的事，值得我们深思。

当今，虽然不乏勇于担当的时代先锋，但明哲保身的思想在官场盛行也不是个例；遇事缺乏担当勇气，相互诿过的现象也并不少见；而敢于面对上司力陈己见，敢于负责的风气需要大力弘扬。勇气与能力是密不可分的，有勇气也要有能力，建立在能力基础上的勇气才能带来预期的绩效，这与盲动蛮干是有本质区别的。因此，姚崇的治世能臣“大勇”精神十分可贵，对现实社会具有非常正面的借鉴意义。

三、姚崇的“大智”

姚崇的智慧是卓尔不群的。他可以辅任四朝而安如磐石，他的政绩众所周知。甚至，史书还给了他“诡谲”的评说。所谓“大智”一定不是为了一己之私所表现出来的奸巧，而是建立在为国家强盛、百姓安康而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基础上的社会责任，并由此而显现出来的政治智慧。站在这一基点上去考量，姚崇的“大智”则表现得可圈可点。

最突出的要数他在出任玄宗朝宰相之前的“十事要说”。熟知姚崇历史事迹的人都知道，这是姚崇对唐玄宗所提的十条建议，分别是：施政以仁恕为先、不邀幸于边功、严格执法从近臣做起、禁止宦官参与政事、禁止行贿受贿、皇亲国戚不得任台省要职、皇帝待臣以礼、允许大臣犯忌直谏、停止修建道观佛寺、不得任用外戚。姚崇的十条疏奏条条都是针对时弊所提出来的，作为一朝宰辅，提出这样的建议是份内之事，本无可特别圈点之处。所特别的是，姚崇的“十条建议”具有“要挟”之嫌，提出的方式特别。

史载，先天二年（即开元元年，713年），即位第二年的唐玄宗出巡新丰驿，方圆三百里内的州郡牧守官员，都要到皇帝行宫朝见。姚崇时任同州刺史，得到玄宗的秘密召见。姚崇获准与玄宗一起打猎驰逐，迅缓自如，不逊年轻之时，玄宗喜欢极了。狩猎以后，玄宗询问天下大事，姚崇侃侃而谈，不知疲倦。说到高兴处，玄宗说：“你正好做我的宰相”。对一般人来说，这是天赐良机，自会欣喜若狂，叩头谢恩。然而姚崇并不是这样，而是借机提出自己的十条建议，并以此作为担任宰相的先决条件。敢于“要挟”皇帝提出先决条件，实在是不多见的。姚崇敢做并且做到了。这时候的唐玄宗胸怀大志，一心要复兴李唐江山，重振开贞观之治气象，姚崇的“十事要说”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大政方针，条条切中时弊，堪称救世良方，得到唐玄宗的全部采纳。“十事要说”也是姚崇的施政大纲，凭着“要挟”唐玄宗得来的应允，姚崇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开启了“开元盛世”的大门。

“十事要说”当是姚崇的大智慧的一个典型案例，综观姚崇一生的政治建树，利国利民之举比比皆是，无不体现了他的政治智慧。甚至被后人讥为“诡谲”的避免政治危机的一些手段，比如假装跛足而向唐玄宗预先“打招呼”致使张说被贬官的做法，把它放在姚崇一贯勤政为国的举措之中来看，也是无可厚非的。

胸怀全局谋大事，始终不忘自己的责任与道义，在制定大政方针的过程中，立场坚定，目标明确；在执行具体决策的过程中，不忘目标诉求，能够想办法，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把决策落在实处。姚崇特别长于从政，办事决策思路明晰。三次任宰相，常兼职兵部，不仅熟练处理政务，对边哨、军营分布、部队械储，都能够烂熟于心。没有大智慧是断然不可能的。姚崇的“大智”从政，对于当今各级官员来说，同样具有借鉴意义。怀大义，行大道，成大事，靠的是智慧和能力。之所以称之为大智慧，就是心里装着大目标，而不是为了自己的个人目的不择手段。从执政的基本目标出发，最终实现为民执政的具体目标。拥有这样的大智慧必然获得人民群众的拥戴。

四、姚崇之“大信”

人无信不立，只有诚恳待人，才会取得信任；只有讲信用，才会有信誉。大信，对于一个位高权重的宰相来说是十分必要的素质。中国历史上习惯于把重臣贴以“忠臣”或“奸臣”的标签，拥有治世能臣口碑的姚崇自然可以位列“忠臣”，他的“大信”不仅代表他个人，人们也会通过他的言行对他所在的那个统治阶层做出评判。

作为宰辅，秉公办事是建立信誉的首要条件。姚崇在睿宗朝担任中书令时，凭借其大刀阔斧的吏治改革赢得了普遍信誉。这一场艰苦的政坛博弈。众所周知，睿宗李显的登基与太平公主有的斡旋有着很大关系，由于太平公主有恩于睿宗，而太平公主集团也是一个腐败的集团，利用睿宗的信任经常干预朝政，特别是卖官鬻爵，不通过中书省、门下省，只凭皇帝的敕令直接任命，两省长官都不敢过问，只是将任命文件向有关部门传达而已。由于敕书是斜封着交与中书省的，所以这类官员被人们称为“斜封官”。姚崇担任中书令以后，大胆行使职权，与侍中宋璟一起整肃吏治，罢免了几千名靠花钱买来的“斜封官”，整顿了上万名超编的吏部候补官员，通过考试，仅仅录用不到二千人。

太平公主不是一般的人物，敢于对抗太平公主是需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的。但是如果任由吏治腐败下去，必然导致国家的败亡。为了取信于民，姚崇索性建议请太平公主迁居东都洛阳，上疏提出“诸王外刺”，令宋王李宪等出为各州刺史，结束了中宗以来八年动荡不安的历史，赢得了近五十年的太平光景。姚崇此举得罪了太平公主，自己遭到贬谪，对于大唐中兴盛世的开创具有决定性意义。姚崇所为，一时“人服其公”。民谣说“姚宋为相，邪不如政；太平用事，正不如邪。”是姚崇秉政为公的写照。

姚崇之信还表现在其对待儿子的态度上。东都洛阳吏部尚书魏知古是姚崇所提拔的官员，当时姚崇有两个儿子在洛阳做官，曾通过宾客向魏知古请托，魏知古向玄宗做了汇报。于是玄宗招见姚崇，询问其儿子的人品及才学，姚崇据实回答说：“我两个儿子在东都洛阳，他们为人贪欲而很少节制，他们一定去麻烦过魏知古。”玄宗本以为姚崇会袒护儿子，姚崇的回答完全出乎意料。姚崇又说“知古是我引荐的，我儿子以为知古看重我对他有恩，因而向他有所请托。”由于姚崇的坦诚，更加赢得了玄宗的信任。

诚实守信也是一种能力。诚实是公正的前提，一个不能公正对待自己和他人的人，是不可能奢望他会有公信的。姚崇的坦诚还体现在他对武则天的态度上。武则天退位以后，被迁往上阳宫，中宗率同百官去问安。大臣们为罢武后权力而相互称庆，只姚崇一人流泪。他说：“我臣事则天后很久，现在为离旧主而流泪，是为人臣应有的节操，因为这样而获罪我是心甘情愿的！”果然，姚崇因为此事而遭贬，但并没有损及他的人品。相反，人们更为他的坦诚而感动。事实证明，一个表里不一、言而无信的人，可能蒙混乃至得势一时，但决不会长久，到头来还是让虚伪害了自己。

姚崇的“大信”在于公而无私，在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襟怀坦白。作为一个朝廷的干臣良吏理当如此。姚崇之信的现实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作为当代的官员，必须具有诚实守信的品格。这种品格也是能力的体现，是建立在能力基础上的自信。历史证明：不讲信誉的人是没有前途的人，不讲信誉的民族是堕落的民族，不讲信誉的社会是混乱的社会，不讲信誉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国家。

能力从来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素质的反映。大义、大勇、大智、大信，正是综合素质的体现，这就是能力。具有这样的能力，有责任，敢承担，讲诚信，有操守，处理事务胸有大局，思路清晰而富有办法，始终知道自己的位置，独当一面而坚忍不拔。在过去，具有这样的能力，才能成为干臣良吏；在今天，具有这样的能力，才能赢得人民的拥戴与信任，才能在改革发展中保持清醒认识，发挥聪明才智，建功立业，有益社会，有益人民。

安徽省淮南市地方志办公室  姚尚书

安徽省淮南市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姚尚书论文《干臣良吏的应有之能——姚崇之能给当代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