冻国栋｜姚崇《遗令诫子孙文》之再玩味

姚波

姚崇《遗令诫子孙文》之再玩味

（摘要）

武汉大学  冻国栋

姚崇作为一代名相，不仅在唐“开元盛世”之初创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且所撰《遗令诫子孙文》（略称《遗令》）内容丰富，见地高远，于现存古今大量“遗嘱”类文献中视之为千古名篇似并不过言。这一《遗令》之意蕴当然与姚崇之某些经历及当时的历史现象有关，而同时，《遗令》所反映的中国中古时代为数不多的或特出之政治人物之心境及思想倾向深可重视，且其影响尚有不少待发之覆。

往日学界关涉姚崇之篇章多矣。然就管见所及，透视其《遗令》者则屈指可数。桑原骘藏、吉川忠夫诸氏之论（见桑原骘藏《唐明律の比较》一文，收于《高濑博士还历纪念支那学论丛》，京都弘文堂书房1928年版；吉川忠夫《姚崇、宋璟论の周边》，收于《中国における历史认识と历史意识の展开にっいての综合的研究》，东北大学文学部综合研究（A）研究成果报告书，1994年3月印行；同撰《中国古代人の梦と死》第４章“佛は心に在り一‘白黑论’から姚崇的‘遗令’まで——”，平凡社1985年版）颇可参览。但由于研究之侧重点有别，对这一《遗令》的一些内容并未论及。笔者在十多年前曾撰《读姚崇〈遗令〉论唐代的“财产预分”与家族形态》（原载《唐代的历史与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复收于拙著《中国中古经济与社会史论稿》，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一文，对《遗令》关涉“财产预分”之内容进行过讨论。然因限于篇幅，于其他相关内容未及展开研讨。今拟撰兹篇，续加玩味，以从另一侧面概见姚崇之心境及《遗令》所反映的唐前期诸多史实及重要的社会问题。

本文在往日旧作已有论考之基础上，进一步确认《遗令》撰作的相对时间乃在开元四年（721）罢相至开元九年（726）病殁之间。在此前提下，续考或补论之旨趣在于：

其一、《遗令》关涉中古士大夫“义”之伦理与“义”之实践间的矛盾。姚崇之“预分”田园自有其时代背景。依稀透露出中古时代官僚士人生活伦理尤其是对于兄弟义居共财与兄弟异居异财认识的变化。

其二、《遗令》所及中古时代“厚”、“薄”葬之问题。“厚葬”、“薄葬”，亦是中国中古时代早已有之论争。姚崇于此援引古“今”，痛斥厚葬之弊。甚至斥之为“凡厚葬之家，例非明哲，或溺于流俗，不察幽明，咸以奢厚为忠孝，以俭薄为悭惜，至令亡者致戮尸暴骸之酷，存者陷不忠不孝之诮。”这中间当然也有他个人的性情和信仰在。但似乎更多地是针对当时之“流俗”而发声的。

其三、《遗令》关涉寺院、道观经济之问题。姚崇《遗令》并未径言其宗教主张，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姚崇对于佛教并不持批判态度，他关注的乃是内心之信仰。即所谓“佛在心中”。他对当时之“抄经写像” 、施身寺院以及“缘亡人造像，名为追福”等所谓“时俗”是大不以为然的。要求即便在他死后，亦宜“以吾缘身衣物充，不得辄用余财” ，且“不得妄出私物，徇追福之虚谈。”

后论：唐前期之社会问题与姚崇晚年之心境。《遗令》涉及之三端，与当时的家族社会伦理及社会问题息息相关。所谓“达官身亡以后，子孙既失覆荫，多至贫寒，斗尺之间，参商是竞”之事例历见不鲜；而“厚葬”之风也是屡禁不绝。至于寺院、道观经济之日渐膨胀以及民间宗教信仰追模形式化等等同样是一基本的事实。姚崇于武后至玄宗开元前期之政治舞台上升沉起伏数十年，且对上述诸般社会问题深有所知，深有所感。故在其晚年撰成之《遗令》，从另一个侧面表明这一政治人物之清醒，心境之率然及其对人生之通达。故这一《遗令》不止是对其“子孙”之告诫或家“令”，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含有纠“俗”之意义在。

附 姚崇《遗令》

《旧唐书》卷96《姚崇传》（参《全唐文》卷206；《新唐书》卷124《姚崇传》亦录之，然删节过甚）：

崇先分其田园，令诸子侄各守其分，仍为遗令以诫子孙，其略曰：

　　古人云：富贵者，人之怨也。贵则神忌其满，人恶其上；富则鬼瞰其室，虏利其财。自开辟已来，书籍所载，德薄任重而能寿考无咎者，未之有也。故范蠡、疏广之辈，知止足之分，前史多之。况吾才不逮古人，而久窃荣宠，位逾高而益惧，恩弥厚而增忧。往在中书，遘疾虚惫，虽终匪懈，而诸务多阙。荐贤自代，屡有诚祈，人欲天从，竟蒙哀允。优游园沼，放浪形骸，人生一代，斯亦足矣。田巴云：“百年之期，未有能至。”王逸少云：“俛仰之间，已为陈迹。”诚哉此言。

比见诸达官身亡以后，子孙既失覆荫，多至贫寒，斗尺之间，参商是竞。岂唯自玷，仍更辱先，无论曲直，俱受嗤毁。庄田水碾，既众有之，递相推倚，或致荒废。陆贾、石苞，皆古之贤达也，所以预为定分，将以绝其后争，吾静思之，深所叹服。

昔孔丘亚圣，母墓毁而不修；梁鸿至贤，父亡席卷而葬。昔杨震、赵咨、卢植、张奂，皆当代英达，通识今古，咸有遗言，属以薄葬。或濯衣时服，或单帛幅巾，知真魂去身，贵于速朽，子孙皆遵成命，迄今以为美谈。凡厚葬之家，例非明哲，或溺于流俗，不察幽明，咸以奢厚为忠孝，以俭薄为悭惜，至令亡者致戮尸暴骸之酷，存者陷不忠不孝之诮。可为痛哉，可为痛哉！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使伤素业。若也有知，神不在柩，复何用违君父之令，破衣食之资。吾身亡后，可殓以常服，四时之衣，各一副而已。吾性甚不爱冠衣，必不得将入棺墓，紫衣玉带，足便于身，念尔等勿复违之。且神道恶奢，冥涂尚质，若违吾处分，使吾受戮于地下，于汝心安乎？念而思之。

今之佛经，罗什所译，姚兴执本，与什对翻。姚兴造浮屠于永贵里，倾竭府库，广事庄严，而兴命不得延，国亦随灭。又齐跨山东，周据关右，周则多除佛法而修缮兵威，齐则广置僧徒而依凭佛力。及至交战，齐氏灭亡，国既不存，寺复何有？修福之报，何其蔑如！梁武帝以万乘为奴，胡太后以六宫入道，岂特身戮名辱，皆以亡国破家。近日孝和皇帝发使赎生，倾国造寺，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张夫人等皆度人造寺，竟术弥街，咸不免受戮破家，为天下所笑。经云：“求长命得长命，求富贵得富贵”，“刀寻段段坏，火坑变成池”。比来缘精进得富贵长命者为谁？生前易知，尚觉无应，身后难究，谁见有征。且五帝之时，父不葬子，兄不哭弟，言其致仁寿、无夭横也。三王之代，国祚延长，人用休息，其人臣则彭祖、老聃之类，皆享遐龄。当此之时，未有佛教，岂抄经铸像之力，设斋施物之功耶？《宋书·西域传》，有名僧为《白黑论》，理证明白，足解沈疑，宜观而行之。

且佛者觉也，在乎方寸，假有万像之广，不出五蕴之中，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恶，则佛道备矣。何必溺于小说，惑于凡僧，仍将喻品，用为实录，抄经写像，破业倾家，乃至施身亦无所吝，可谓大惑也。亦有缘亡人造像，名为追福，方便之教，虽则多端，功德须自发心，旁助宁应获报？递相欺诳，浸成风俗，损耗生人，无益亡者。假有通才达识，亦为时俗所拘。如来普慈，意存利物，损众生之不足，厚豪僧之有余，必不然矣。且死者是常，古来不免，所造经像，何所施为？

夫释迦之本法，为苍生之大弊，汝等各宜警策，正法在心，勿效儿女子曹，终身不悟也。吾亡后必不得为此弊法。若未能全依正道，须顺俗情，从初七至终七，任设七僧斋。若随斋须布施，宜以吾缘身衣物充，不得辄用余财，为无益之枉事，亦不得妄出私物，徇追福之虚谈。

道士者，本以玄牝为宗，初无趋竞之教，而无识者慕僧家之有利，约佛教而为业。敬寻老君之说，亦无过斋之文，抑同僧例，失之弥远。汝等勿拘鄙俗，辄屈于家。汝等身没之后，亦教子孙依吾此法云。

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唐史学会会长冻国栋的论文《姚崇<遺令诫子孙文>之再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