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学谋｜姚崇与狄仁杰

姚波

姚崇与狄仁杰

姚学谋

    唐代武周时期，有两位杰出的政治家，他们就是千百年来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武周“国老”狄仁杰和大唐贤相姚崇。

    狄仁杰（630～700）字怀英，唐代并州太原（今山西省太原南郊区）人；唐（武周）时杰出的政治家，武则天当政时期两任宰相。科举明经出身。历官并州都督府法曹、大理丞、侍御史、宁州、豫州刺史，武则天即位，任地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后为遭来俊臣诬害下狱，贬彭泽令，转魏州刺史。神功初复相，后入为内史，封燕国公。以迎立庐陵王李显为太子，举荐张柬之、桓彦范、敬晖等五人，匡复大唐社稷而著名。一千多年来，以歌颂狄仁杰为主的小说、诗歌、戏剧到如今的电视剧相继问世，多把狄仁杰描写为断案如神的清官。

        姚崇（651～721）字元之，唐代陕州硖石（今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县东南）人。亦是唐代杰出的政治家，武则天、睿宗、玄宗时三任宰相。制举下笔成章科出身。历官濮州、郑州司仓参军，武则天时任司刑丞、夏官员外郎、郎中、侍郎、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中宗复位，出为亳州、宋州、常州、越州、徐州刺史（都督），睿宗登基入为兵部尚书兼中书令，遭太平公主谮，又出典申州、徐州、潞州、扬州、同州。玄宗即位全面执政，姚崇以“十事要说”出任首辅，“首佐玄宗成中兴业”，开创开元盛世而被称为有唐四大贤相。受到人们世代敬仰。唐朝时天下的百姓都把姚崇的画像当作真神来供奉，求他降福保佑。

        拨开历史的迷雾，拂去一千多年岁月风尘，我们可以看到真实的狄仁杰和姚崇的历史面貌和二人之关系。狄仁杰、姚崇二人武周时期，同朝为官。狄仁杰长姚崇21岁，算姚崇的老先辈，也是姚崇之伯乐，举荐姚崇第一次做宰相。若将姚、狄二人的思想及一生言行细加比较，不难发现，姚崇与狄仁杰不但政治主张基本相同，而且经历为政理念颇多相似之处。

       

        一，狄仁杰与姚崇皆胸怀大志，以天下为己任，从中央到地方任职颇有作为，虽公道正派，机智过人，为执政者赏识，但仕途坎坷，曾多次被贬到地方，经历了几上几下。

        狄仁杰二次被贬。垂拱四年（688年），博州刺史琅琊王李冲起兵反对武则天主政，豫州刺史越王李贞起兵响应，武则天平定了这次宗室叛乱后，派狄仁杰出任豫州刺史。其时，平定越王李贞的宰相张光弼，将兵驻扎在豫州，他恃功纵兵大肆勒索。狄仁杰怒斥他杀戮降卒，以邀战功。狄仁杰说：“乱河南者，一越王贞耳。今一贞死而万贞生。”“明公董戎三十万，平一乱臣，不戢兵锋，纵兵暴横，无罪之人，肝脑涂地。”“但恐冤声腾沸，上彻于天。如得上方斩马剑加于君颈，虽死如归。”狄仁杰义正辞严，张光弼无言可对，还朝后怀恨在心，奏狄仁杰出言不逊。狄仁杰被贬为复州（今湖北沔阳西南）刺史。(见《旧唐书·狄仁杰传》）这是狄仁杰第一次被贬。  

        长寿二年（693年）正月，武承嗣勾结酷吏来俊臣诬告宰相狄仁杰等大臣谋反，将他们逮捕下狱。当时法律中有一项条款：“一问即承反者例得减死。”来俊臣逼迫狄仁杰承认“谋反”，狄仁杰出以非常之举，立刻服了罪：“大周革命，万物惟新，唐室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来俊臣得到满意的口供，将狄仁杰等收监，待日行刑，不复严备。狄仁杰拆被头帛书冤，置棉衣中，请狱吏转告家人去其棉。狄仁杰的儿子狄光远得其冤状，持书上告。武则天召狄仁杰等“谋反”的大臣面询：“承反何也？”狄仁杰从容不迫地答曰：“向若不承反，已死于鞭笞也。”又问：“何为做谢死表？”答曰：“臣无此表。”武则天令人拿出谢死表，才弄清楚是伪造的。于是下令释放此案七人，俱贬为地方官。(见《旧唐书·狄仁杰传》）狄仁杰被贬为彭泽令。

        姚崇三次被贬。武则天长安四年（704）冬，女皇武则天卧病不起。“宰相不得见者累月，唯张易之、昌宗侍侧。”“二张”借助女皇，很有权势，王公大臣竞相趋附。为永保富贵，张易之听信术士之言，准备在家乡定州私自建一佛寺，迁京城十名高僧主持。姚崇时任宰相兼春官尚书（礼部尚书），兼管国家典礼及僧尼之事，就以违反国家法令为由制止了这件事。张易之几次找姚崇说情，都被姚崇拒之门外。“二张”恼羞成怒，就在女皇耳边散布姚崇的坏话。这样，姚崇被夺去宰相实权，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里，到边关作灵武道安抚大使去了。这是姚崇第一次被贬。（见《资治通鉴》卷二○七）

        神龙元年（705）正月，以张柬之为首的五大臣发动了政变，诛杀了“二张”及其集团的主要成员。唐中宗复位。姚崇因事先参预谋划有功而受到了封赏，依然以宰相身份参与政事。但当他在上阳宫看到退位的武则天憔悴衰老时，竞失声痛哭。桓彦范、张柬之等好心劝他说：“今日岂公涕泣时邪！恐公祸由此始。”姚崇并不掩饰自己对武则天的同情，而公开表示出一个忠臣对旧主的应有之义！他说：“元之事则天皇帝久，乍此辞违，悲不能忍。且元之前日从公诛奸逆，人臣之义也；今日别旧君，亦人臣之义也，虽获罪，实所甘心。”当日，姚崇即被贬为亳州刺史。这是他第二次遭贬。（见《新唐书·姚崇传》）

        景云元年（710），睿宗即位，姚崇又被任命为宰相。和侍中宋璟，同心协力，改革弊政，朝政出现崭新局面。睿宗之妹太平公主以拥立皇帝有功，“权倾人主”“宰相以下进退系其一言”。她代表旧势力，反对改革，并企图废黜支持改革的太子李隆基。如不搬去这块拌脚石，改革事业就会夭折，一场新的动乱将代替目前的安定局面。但如果行动，就有罢职、贬官甚至杀头的危险。姚崇、宋璟为国家的安危而不顾自身的安危，毅然向睿宗上“安储三策”，“请出宋王及豳王皆为刺史，罢歧、薛二王左右羽林，使为左右率以事太子。太平公主请与武攸暨皆于东都安置。”睿宗虽然勉强接受并执行了这三条建议，但由于太平公主的反扑，姚崇、宋璟被加上离间皇室关系的罪名，又一次被贬出京城，作了地方上的州刺史。（见《资治通鉴》卷二一○））这是第三次被贬。

二、狄仁杰与姚崇都主张施行仁政，劝谏武则天废除酷吏，并执法平恕，保全了许多无辜人的性命。

          唐高宗仪凤年间（676～679年），狄仁杰任大理丞，他刚正廉明，执法不阿，兢兢业业，一年中判决了大量的积压案件，涉及到1.7万人，无冤诉者，一时名声大振，成为朝野推崇备至的断案如神、摘奸除恶的大法官。

        垂拱四年（688年），博州刺史琅琊王李冲和豫州刺史越王李贞起兵反对武则天。平定了这次宗室叛乱后，武则天派狄仁杰出任豫州刺史。当时，受越王起兵株连的有六、七百人在监，籍没者多达五千多人。“司刑丞逼促行刑。”狄仁杰认为大多数人是被迫在越王军中服役的。因此，上疏武则天说：“臣欲显奏，似为逆人申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存恤之旨。表成复毁，意不能定。此辈咸非本心，伏望哀其诖误。”武则天听从了他的建议，特赦了这批死囚，改杀头为流放，保全了这700多人的性命。（见《旧唐书·狄仁杰传》）

        姚崇历来主张“政先仁恕”，反对“以峻法绳下。”武则天天授年间，姚崇任司刑丞（即大理丞），在酷吏猖獗的情况下，竟能“执法无颇，全活者众。”（见《全唐文》卷二三○）可谓难能可贵！

        武则天神功元年九月，为使女皇彻底废除酷吏制度，姚崇以夏官侍郎之职，不顾官微言轻，冒着罢官、下狱甚至杀头的危险，动情地向女皇进言，申述酷吏制造冤狱的真情，并大义凛然以自己官职、性命及一门百口，担保朝中文武百官无人谋反。女皇深受感动，从而下决心废除严刑峻法，稳定了武周政局。

     《新唐书·志四十六刑法》记载：“狄仁杰、姚崇、宋璟、王及善相与论垂拱以来酷滥之冤，太后感寤，由是不复杀戮。”由此可见，正是狄、姚等人相继直言上谏，酷吏政治才得以废除。

        三、狄仁杰和姚崇都反对宗教迷信，抑制佛、道。

        唐朝，佛教盛行。上自皇帝王公大臣，下至一般百姓，无不崇信佛教。就连武则天登基，也托言“弥勒”转世，普渡众生。但狄仁杰和姚崇都保持了清醒的头脑，相继努力，抑制了佛、道的过度发展。

        久视元年（700年）夏，武则天到三阳宫避暑，有胡僧邀请她观看安葬舍利（佛骨），奉佛教为国教的武则天答应了。内史（中书令）狄仁杰跪于马前拦奏道：“佛者，夷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诡橘，直欲邀致万乘所宜临也。”武则天遂中道而还。 这年闰七月，武则天准备再造一座大佛像，下令全国僧尼每日每天出一文钱“以助其功”。狄仁杰上书劝谏说：“工不役鬼，必在役人；物不天降，终由地出。不损百姓，且将何求？今边垂未宁，宜宽征镇之傜，省不急之务。就令顾作，以济穷人，既失农时，是为弃本。且无官助，理不得成。既费官财，又竭人力，一方有难，何以救之？”他又说“臣今思维，兼采众议，咸以为如来说法，以慈悲为主，下济群品，应是本心，岂欲劳人，以存虚饰？”武则天接受他的建议停止建造大佛工程。

        姚崇在抑制佛、道上力度更大。唐中宗以来，贵戚争先营造佛寺，从中谋取利益，滥渡人为僧尼，逃避国家赋役，人们“抄经写像，破业倾家，乃至施身，亦无所吝”。当姚崇看到佛教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时，就开始坚决反对佞佛。开元年间，在姚崇的建议下，朝廷沙汰僧人一万二千多人，还颁布了禁造佛寺的法令。到后来姚崇越来越对佛教有正确之认识。临终前，他写下《遗令诫子孙文》嘱咐子孙说：“佛者觉也，在乎方寸。……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恶，则佛道备矣。”可见他仅把佛教看作一种宗教信仰。他又说：“夫释迦之本法，为苍生之大弊。汝等各宜警策，正法在心，勿效儿女子曹，终身不悟也。”

        四、狄仁杰和姚崇都身体力行反对侵略战争，主张“不悻边功”，中外和平。

        唐朝前期，边患主要来自西方的吐蕃与北方的突厥及东北的契丹等。狄仁杰与姚崇面对边患，首先是身体力行反对侵略战争，另一方面，反对穷兵黩武，主张“不悻边功”，为唐王朝的发展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

        面对强敌入侵而造成的危局，狄仁杰多次义不容辞，挺身而出，带兵出征。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十月，契丹攻陷冀州（今河北临漳），河北震动。为了抵御侵略，武则天起用狄仁杰为与冀州相邻的魏州（今河北大名一带）刺史。狄仁杰到职后，改变了前刺史独孤思庄尽趋百姓人城，缮修守具的作法，让百姓返田耕作。契丹部闻之引众北归，使魏州避免了一次灾难。当地百姓歌颂之，相与立碑以记恩惠。不久，狄仁杰升任幽州都督。  

        圣历元年（698年）秋，突厥南下骚扰河北。武则天命太子李显为河北道元帅、狄仁杰为副元帅征讨突厥。时太子不行，武则天命狄仁杰知元帅事出征河北，女皇还亲自给狄仁杰送行，以壮行色。突厥默啜可汗尽杀所掠赵、定等州男女万余人退还漠北，狄仁杰追之不及，武则天改任他为河北道安抚大使。面对战乱后的凋残景象，狄仁杰采取了四条措施：一、上疏请求赦免河北诸州，一无所问，使被突厥驱逼行役的无辜百姓乐于回乡生产。二、散粮运以赈贫乏。三、修驿路以济旋师。四、严禁部下侵扰百姓，犯者必斩。很快恢复了河北的安定。

    但是，狄仁杰又反对对外扩张，主张安边定国。神功元年闰十月，狄仁杰任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兼纳言（相当于门下省侍中），他针对百姓到安西四镇去戍边，加大人民和国家财政负担，“极为凋弊”，就上疏女皇说：“近者国家频岁出师，所费滋广，西戍四镇，东戍安东，调发日加，百姓虚弊。开守西域，事等石田，费用不支，有损无益，转输靡绝，杼轴殆空。越碛逾海，分兵防守，行役既久，怨旷亦多。”主张“当今所要者，莫若令边城警守备，远斥候，聚军实，蓄威武。以逸待劳，则战士力倍；以主御客，则我得其便；坚壁清野，则冠无所得。”“事虽不行，识者是之。”

        姚崇多次以兵部尚书出任宰相而整军备战，北征突厥。万岁通天元年五月，姚崇面对契丹人的猖狂进攻，襄助武则天出谋划策，抵御强敌，“剖析入流，皆有条贯”，为武则天所赏识，破格提拔为夏官侍郎。长安元年四月，姚崇又以都检校诸军大使职务到并州以北检校诸军州兵马，整军备战。长安二年（702年）九、十月间，姚崇又出任并州道长史，随并州道元帅相王李旦出征抵御突厥侵略，“自受北征，绵历旬月”。长安四年（704年）十月，又任灵武道安抚大使到抗击突厥的灵武前线慰问军民。开元二年（714年）十月，唐朝军队与吐蕃军在武街展开了激战，大败吐蕃入侵者。十月十四日，姚崇和卢怀慎等奏说：“以往吐蕃与我大唐一向以黄河为界，中宗神龙年间娶了大唐公主，于是越过黄河到大唐境内修筑城堡，设置了独山、九曲之军。现在吐蕃已背叛了朝廷，我们就应该拆毁他们的桥梁，拔掉他们的城池。”姚崇等维护唐朝疆域完整的奏议，得到了唐玄宗的同意和批准。姚崇的军事才能为时人称道。甚至姚崇逝世30多年后，面对安禄山悍兵强将的猖狂进攻，唐玄宗逃奔到成都后，感叹地说：“若姚崇在，此贼不足灭！”

        自高宗、武则天、中宗以来，唐朝和周边吐蕃、突厥、契丹等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战争不断。国家耗费所巨，百姓疲敝。开元初，姚崇担任兵部尚书兼紫微令后，经常劝玄宗以生民为本，“不悻边功”，对外关系谨慎从事，在唐王朝的周边营造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开元前期十多年中，唐帝国没有进行过任何侵略扩张战争。

        开元三年（715）十一月，右羽林大将军兼安西大都护、四镇经略大使郭虔瓘，上书朝廷，要求征募关中兵士一万名，到安西（今新疆龟兹一带）接受任务，讨伐出击番人。大军西去，要求沿途各州县提供军需运输和供应士兵熟食。玄宗同意了他的建议。姚崇和将作大匠韦凑却认为：万人远征大军行程六千里，西部州、县，将如何供给。即或开拓了疆域，那又能得到多少好处。“昔唐尧之代，兼爱夷、夏，中外乂安；汉武穷兵远征，虽多克获，而中国疲耗。”竭力反对这次远征。最终使郭虔瓘无功而还。（见《资治通鉴》卷二一一）

        开元前期，唐王朝执行了“不求边功”政策，“四夷来寇，驱之而已”。和各番国实行“和亲”或和解政策，加之当时唐帝国周边没有一个强大的番国足以威胁到盛唐安全，各番国纷纷内附。普天之下，一派太平盛世的气象。

        五、狄仁杰与姚崇地方为官，心系民生，政绩卓著，深得民心，百姓立碑纪德。

        狄仁杰先后做宁州、豫州、复州、魏州刺史，甚至被贬做彭泽县令都兢兢业业为民办了不少好事，受到老百姓的爱戴。

        武则天垂拱二年（686年），狄仁杰出任宁州（今甘肃宁县、正宁一带）刺史。其时宁州为各民族杂居之地，狄仁杰注意妥善处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抚和戎夏，内外相安，人得安心”，郡人为他勒碑颂德。是年御史郭翰巡察陇右，宁州歌狄刺史者盈路，郭翰返朝后上表举荐，狄仁杰升为冬官（工部）侍郎。

        长寿元年，狄仁杰遭酷吏诬陷下狱，凭机智，侥幸免死，贬为彭泽（今江西彭泽）令。在任内，他勤政惠民。赴任当年，彭泽干旱无雨，营佃失时，百姓无粮可食，狄仁杰上奏疏要求朝廷发散赈济，免除租赋，救民于饥馑之中。百姓建造生词，以颂其德。

        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十月，契丹攻陷冀州（今河北临漳），河北震动。为了稳定局势，武则天起用狄仁杰为与冀州相邻的魏州（今河北大名一带）刺史。狄仁杰到职后，改变了前刺史独孤思庄尽趋百姓人城，缮修守具的作法，让百姓返田耕作。契丹部闻之引众北归，使魏州避免了一次灾难。当地百姓歌颂之，相与立碑以记恩惠。

        唐中宗神龙元年二月，姚崇因同情退位的武则天被贬，先后出任亳州、宋州、常州、越州、徐州刺史（都督）。据《越中杂识》记载：“姚崇，字元之，洛阳人。景龙中，出典越郡，治尚简肃，不树威而民化之。及去，百姓送至钱塘江干者，望崇远去，皆号泣而返。”

        唐睿宗景云二年二月，因上“安储三策”，遭太平公主谮，被贬出京，先后任申州、徐州、潞州、扬州、同州刺史。他每到一地，都做到轻徭薄赋，兴利除害，推行教化。使人民安居乐业。《新唐书·姚崇传》载“政条简肃，人为纪德于碑。”五代人王仁裕撰写的《开元天宝遗事》记载了姚崇离职扬州时的情景：姚崇在荆州（应为扬州）作地方官，三年期满离职。告别的那一天，全城的官吏和百姓知道了，都来送行，痛哭流涕地簇拥着他的马头，拦住道路久久不让他离去。姚崇所用的马鞭和马镫都被百姓截留下来，留作永久纪念。新上任的长史就把这件事详细地上奏了玄宗。皇帝颁布诏书赞扬姚崇的美德，并赏赐黄金一千两。后来，“截鞭留镫”成了一个成语，用以表示对离职官员表示挽留惜别的套语。

        六、狄仁杰与姚崇常以举贤荐能为意，拔擢人才。

        狄仁杰常常把选拔贤才作为自己的职责。据《资治通鉴》卷207载：“狄仁杰还先后向武则天推荐了夏官侍郎姚元崇、监察御史曲阿人桓彦范、太州刺史敬晖等数十人，后来这些人都成为唐代名臣。有人对狄仁杰说：‘治理天下的贤能之臣，都出自您门下。'狄仁杰回答说：‘举荐贤才是为国家着想，并不是为我个人打算。'”据有史可考的史料载，狄仁杰举荐的还有张柬之、袁恕己、崔玄晖等。

   关于狄仁杰什么时候举荐姚崇做宰相，史书上没有明显记载。笔者认为，推荐的时间当在圣历元年（698）十月狄仁杰任河北道行军副大元帅，出征讨伐突厥之前。武则天时惯例，女皇常利用宰相外出辞行的机会，向辞行的人征求荐举人才的意见。可能就在这时，狄仁杰趁此机会推荐了姚崇。然而，关于狄仁杰和姚崇的交往，无论是在正史，还是在野史上，都没有见到记载。这是因为第一，狄仁杰举荐贤才是出为公心，非有私意。正好像当年娄师德推荐狄仁杰，狄仁杰不知，反屡次排挤娄师德。不是武则天点破，狄仁杰还不知何人所荐。第二，武则天时期政治关系紧张，大臣之间的交往都比较谨慎。此时，尽管狄仁杰、姚崇倍受武则天的信任，但在敏感的问题上也不敢有一点疏忽。

        姚崇作了宰相，也十分注意拔擢人才，“进忠良，退不肖，”“选补平允，委用廉吏。”姚崇一生为国家推荐了许多人才，如张柬之、宋璟、魏知古、萧嵩等人都官至中枢，成为唐朝名相；如严挺之、齐浣、韦奏、韩思复、卢藏用等皆为治世能臣。

        开元四年十二月，姚崇因健康等原因辞职，推荐广州都督宋璟接替自己为相，历来为史书所称道。宋朝人洪迈赞扬道：“姚崇避位，荐宋公自代，唯贤知贤，宜后人之莫及也。”正是推荐宋璟为相，才能使姚崇的“十事要说”政治纲领得以继续贯彻，唐室中兴大业后继有人，也成就了姚崇、宋璟因开创开元盛世而享有唐朝四大贤相之名。

        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逼武则天退位、恢复唐朝社稷的第一功臣张柬之，竟先后被狄仁杰和姚崇向女皇推荐过，终于被任命为宰相，成为历史之美谈。

        张柬之（625～706年），字孟将，襄州襄阳（今湖北襄樊市）人。少涉经史，时人谓有“王佐之才”，是一位颇有头脑和才干的政治家。但久处下位。中制举时，年已七十，授监察御史，又任凤阁侍郎，出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新唐书·张柬之传》记载了张柬之先后被狄仁杰和姚崇举荐担任宰相的过程：“长安中，武后谓狄仁杰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杰曰：陛下求文章资历，今宰相李峤、苏味道足矣。岂文士龌龊，不足与成天下务哉？后曰：然。仁杰曰：荆州长史张柬之虽老，宰相材也。用之必尽节于国。即召为洛州司马。它日又求人，仁杰曰：臣尝荐张柬之，未用也。后曰：迁之矣。曰：臣荐宰相而为司马，非用也。乃授司刑少卿，迁秋官侍郎。后姚崇为灵武军使，将行，后诏举外司可为相者，崇曰：张柬之沉厚有谋，能断大事，其人老，惟亟用之。即日召见，拜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进凤阁侍郎。”

        后来，以张柬之为首的五王集团，经过周密策划，逼武则天退位，唐中宗李显复位，匡复了大唐社稷。

  

    七、狄仁杰与姚崇都深得皇帝信任而建功立业，名垂史册。

        狄仁杰第二次为相后，倍受武则天信任。为了表彰他的功绩，武则天赐给他紫袍、龟带，并亲自在紫袍上写了“敷政术，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十二个金字。神功元年（697年）十月，狄仁杰被武则天召回朝中，官拜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加银青光禄大夫，兼纳言，恢复了宰相职务，成为辅佐武则天掌握国家大权的左右手。史载“太后信重内史梁文惠公狄仁杰，群臣莫及，常谓之国老而不名。仁杰好面引廷争，太后每屈意从之。尝从太后游幸，遇风吹仁杰巾坠，而马惊不能止，太后命太子追执其鞍而系之。仁杰屡以老疾乞骸骨，太后不许。入见，常止其拜，曰：每见公拜，朕亦身痛。仍免其宿直，戒其同僚曰：自非军国大事，勿以烦公。辛丑，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见《资治通鉴·唐纪二三 》）

        狄仁杰晚年受到女皇尊崇，虽年老体衰，力不从心，但仍然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他鞠躬尽瘁，不懈努力，继续在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圣历元年（698年），武则天的侄儿武承嗣、武三思数次使人游说太后，请立为太子。武则天犹豫不决。狄仁杰以政治家的深谋远虑，劝说武则天顺应民心，还政于庐陵王李显。当时，大臣李昭德等曾劝武则天继续以四子相王李旦为嗣，但没有为武则天接受。对武则天了解透彻、洞烛机微的狄仁杰从母子亲情的角度从容地劝谏她说：“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附姑于庙者也。”武则天说：“此朕家事，卿勿预知。”狄仁杰沉着而郑重地回答：“王者以四海为家。四海之内，孰非臣妾？何者不为陛下家事！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义同一体。况臣位备宰相，岂得不预知乎？”最终，武则天感悟，听从了狄仁杰的意见，亲自迎接庐陵王李显回宫，立为皇嗣，唐祚得以维系。狄仁杰因此被历代政治家、史学家称为有再造唐室之功的名臣。

        姚崇则先后被武则天、睿宗、玄宗所信用，而三任宰辅。武则天发现并重用姚崇，姚崇担任宰相达六年之久，武则天时期实为罕见。而睿宗即位后第五天即任命姚崇担任宰相。然而姚崇最受信用的时期则是唐玄宗李隆基开元之初。姚崇以“十事要说”出任宰相，玄宗如鱼得水，“言听计从”。据《大唐新语》卷之一载：唐玄宗李隆基渭水打猎接见姚崇。“玄宗大悦，与之偕马臂鹰，迟速在手，动必称旨。玄宗欢甚，乐则割鲜，闲则咨以政事，备陈古今理乱之本上之，可行者必委曲言之。玄宗心益开，听之则亹亹忘倦。军国之务，咸访于崇。崇罢冗职，修旧章，内外有序。又请无赦宥，无度僧，无数迁吏，无任功臣以政。玄宗悉听之，而天下大理。”

        《资治通鉴》载：“姚崇、宋璟进见时，唐玄宗常常要站起来迎接，他们离开时，唐玄宗便要在殿前相送。等到李林甫作宰相时，虽然受到的宠信超过了姚崇和宋璟，但得到的礼遇就太微薄了。”又载：“姚崇和宋璟相继为相，姚崇擅长随机应变以圆满地完成任务，宋璟则擅长遵守成法坚持正道；两个人的志向操守不同，却能同心协力辅佐玄宗，使得这个时期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在唐一代的贤相中，前有贞观朝的房玄龄和杜如晦，后有开元朝的姚崇和宋璟，其他的人，则无法与此四人相提并论。”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姚崇与狄仁杰在政治主张、经历、为政方面颇多相似之处。狄、姚二人皆胸怀大志，以天下为己任，从中央到地方任职颇有作为，虽公道正派，机智过人，为执政者赏识，但因仕途曲折，也经历了几上几下。二人皆主张实行仁政，谏武则天论“垂拱以来酷滥之冤”；都担任过 大理丞（司刑丞），“执法无颇，全活者众。”二人都反对迷信，抑制佛道；沙汰僧尼，停造寺观。二人都反对反对穷兵黩武，主张“不悻边功”，中外和平。二人为地方官时，皆为政简肃，造福一方，受到人们爱戴，人吏立碑纪德。二人“常以举贤为意，”选拔英贤，使唐帝国中兴后继有人。二人皆得到当时皇帝信用尊敬，而富国安邦，匡正弊政，相继为推动唐王朝走向繁荣而立下了不世之功。

参考文献：

       

（1）［后晋］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7.

(2)［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7.

（3）［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05.

（4）［清］董诰，全唐文［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5)[唐]刘肃，大唐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4.

(6)[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M］北京：中华书局，1984.

（7）［清］悔堂老人，越中杂识［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

（8）杜文玉，狄仁杰评传［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

（9）姚学谋，大唐贤相姚崇［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