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抗战老兵姚杏村传略

姚波

黄埔军校抗战老兵姚杏村传略

莆田人物 莆田文化网2017-7-6

　　□少杰 志军

　　姚杏村，字作银（行五十），学名姚宝霖，1921年10月10日（农历九月初十日）出生，祖籍莆田市荔城区拱辰街道办事处南郊社区人。家庭出身小商。祖父姚产（1873年-1931年）是本村颇有名气的生意人。他依仗梁济川（北伐战争时任支队长，北伐胜利后任福建省防军团长，是姚杏村的姑丈）当地的人脉关系，在莆田县西天尾乡“沟尾”旺地开设“亚产箩篾店”批发。生意兴隆，富甲一方。姚杏村祖辈趁势而上，买田置业，于1932年建起本村首幢“四目厅”二层红砖楼。姚杏村近亲只有一个叔叔，育有6男4女，姚杏村自家父母育有4男6女，可谓人丁兴旺，财源广进，当地群众热议红砖楼是择地风水。在姚家，姚杏村排行老大，长子长孙，在祖辈的呵护下温饱有余，是全村同龄人中首个入学莆田私立东山木土职业学校的青年学子。


　　1939年，国民党军训部在福建省闽西长汀县设立入伍第5团，派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林潞生（莆田人）主持全省招生事宜。林潞生为了照顾家乡莆田学生报考的方便，特在莆田增设考区，考试地点在今天的擢英中学，报考人数500人左右，正取120人，备取40人。姚杏村荣幸地入围录取，在长汀入伍训练4个月，再经黄埔军校第二分校派员复试合格以后，徒步行军到湖南省武岗校址（即黄埔军校第二分校），编入第十七期二十一总队第十二分队。


　　姚杏村是本村第一个走进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当时中华民族正处于抗日战争总动员阶段，正如国民革命歌歌词所描述的“打倒列强，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由于抗日战线伤亡惨重，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学习的时间也相应缩短，将原来的3年学制紧缩为2年。毕业分配时，每人填写三个志愿。1941年1月，姚杏村被分配到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官训练班，地点在贵州省息烽县。


　　从1942年2月至1945年8月，姚杏村分别在重庆财政部查缉训练班，财政部税警总团三团六连，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交通巡察处、检察所等履职。此时的重庆作为战时陪都，它担负着整个远东反法西斯战争的指挥中心作用，成为那段苦难时期中华民族不屈的象征。自1938年2月起，日本对中华民国的战时首都进行长达五年半的政略、战略轰炸，共进行轰炸218次，出动飞机9000多架次，投弹115000枚以上，造成10000人以上的平民死亡，重庆主城区超过17600幢房屋被毁。中日双方进行不间断地激烈战斗，不分前方与后方，基本覆盖了日本侵华的整个过程。为民族的复兴与崛起树立了一座丰碑。作为战时陪都的一名战士，姚杏村与全体军民一道经历生死的考验，奋战在抗日的第一线上，全力以赴，不惜一切牺牲，终于迎来了整个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其间他历任少尉、中尉、上尉、总队长等。


　　1945年8月29日，国民政府设立台湾行政长官公署，任命陈仪担任首任行政长官。10月25日，陈仪在台北中山堂接受日本第10方面军司令长官安藤利吉的投降书。仪式结束后，陈仪发表即席讲话，郑重宣布：“即日起台湾澎湖列岛重新列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政事置于中华民国政府主权之下！”，自从《马关条约》签订之后，遭受日本帝国主义50年殖民统治的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10月25日被定为“台湾光复节”。1945年8月15日，在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姚杏村旋即跟随登岛先遣部队，乘风破浪跨过台湾海峡，见证了这一个值得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庄严时刻，并分别担任台湾省警备团司令部调查室上尉课员，台湾省师管区，高雄团管区上尉课员等，至1948年8月。


　　1947年7月，姚杏村返回大陆，由表姐梁淑英（梁济川长女）牵线搭桥，与莆一中的高中生才女黄采兰（梁淑英学生）结缘成家。此时国民党败局已定，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南京，国民党在全国各大战场全面溃退。1949年8月8日晚，姚杏村跟随福建省绥靖公署司令部与闽境内的国民党残部退离大陆计划未果，在福清海口遭解放军包围。他临阵脱离，连夜徒步赶回家中，此前姚杏村本可以携带家属前往台湾，但在家属耐心劝说下，选择留在大陆，却不知等待他及家人的将是另外一个人生命运的转折点。


　　国民党逃离大陆之后，全国像姚杏村这样类似命运的“阶下囚”何止成千上万？这些昔日风华正茂的青年，抱着保家卫国的情怀，投入抗日救国战线序列的国军，万万没有想到一夜之间却沦为国家的“罪人”。


　　1949年8月21日莆田解放后，莆田县人民政府于1949年8月24日发出布告，要求国民党军队及地方武装残余在本县境内的人员，限于8月31日以前向莆田县公安局登记，听候处理。逾期抗拒者一经查获，按情节大小给予处罚。姚杏村在规定的时间与地点上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部委令状等相关材料共计十九件，作了登记交代。1951年2月姚杏村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关押审查后，给予“管制”之处罚。1953年人民政府实行公私合营政策。姚杏春被调入涵江商业部门青果店担任营业员，1957年因以上历史问题被下放回家。顿时姚杏村陷入了时代洪流的漩涡，从此胸前佩戴“四类份子”的布牌，早出沿街清扫垃圾，晚归参加街道组织的“四类分子学习班”，修桥筑路，接受漫长的三十年改造，编织着求生护家的希望。


　　姚杏村育有五男一女，依靠妻子黄采兰小学教师的工资收入维持这个家庭生活开支。后来，他利用当年东山职业学校学来的知识，操起磨刀修锁的行当。时而街头摆摊设点，时而走街串巷，有时还自备午餐往乡下拓展生意，沿小路，过短桥，早出晚归，风餐食露，偶遇雷阵雨，大树下或土地庙都是避身之地。每晚跨入家门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清点一天的收入，分文不留，交付给贤内助补贴家庭所需。饥饿极限的感受，身心劳作的艰苦，内心世界的迷茫，都在这一特殊年代的演绎和博弈中鲜明而独特地表现出来，并影响他的一生。


　　1969年4月19日，莆田县革委会设立“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工厂，面向山区，面向边疆）办公室，动员组织城镇知识青年和城镇居民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这一政策意味着姚杏村和二男一女（分别14岁、12岁、6岁）的户口都要迁入农村，停止城镇户粮供应，要依靠劳动工分分配口粮。姚杏村又面临新的课题，返回南郊老家安置是不二的选择。这是姚杏村三十年之后重回故里，三十年前他为报效国家，披红戴花夹道光荣地被欢送上军校。今非昔比，今天的姚杏村犹如一个“病毒携带者”，亲戚朋友随时都会被“感染”，他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所能信赖的父母也都年近古稀，也靠农事“工分”谋生，且受制于他人。何况自己对农活农事外行，按劳取酬往后连吃饭都成难题，一家四口人借用一间约十平方米的“麻杆”草房栖身，身处此时此刻的姚杏村孤独、痛苦、徘徊彷徨，忆往事，想未来进退两茫茫。深陷绝境的姚杏村无路可退，除了父母伸出援手，就是天陷下来也得自己撑。


　　南郊十几年孤立无助的生活。承蒙年迈的双亲明里与暗里的点滴关照，父母慈爱之光烈日难比。有一天他突然跪在双亲面前，自责磕头，“是我不争气，连累你们增忧添愁，人的一生不在所处的位置，而是所朝的方向，我方向错了，必然路也走错了，家族有十男十女，人丁兴旺，女孙外嫁，男孙除我之外，他们九人跟对了路，都供职于社会各行各业。胞弟堂弟四人参加解放军，都入了党，提了官，而我青春大悔黄埔路，身败名裂度残年，如果我的人生不走抗日救国之路，那必将是另外一番情景。但现实人生不存在如果，人生也不能重来。在血缘关系弟妹中，在零距离接触中，我自当心知肚明，在外我是‘四类’，在家我是败类。怨重重，恨悠悠，面相对，心隔墙，无语化衷肠。我种下的苦果自己遭殃！”。此时他自觉人微言轻，只能忍辱偷生。


　　1979年以后，党和政府对台政策发生根本性调整，海峡两岸关系缓解。姚杏村情切切，意惶惶，无语的泪花等待光明降临，终于盼来了云开月朗，不但摘掉了“历史”反革命帽子，还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被授予抗日老战士纪念勋章。姚杏村生前的一个心愿就是国民党的抗战事迹能得到国家的承认，因为他也是参与者，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氛围显然达不到他的期盼。八十年代中期，台湾退役中将翁文维将军返回故乡探亲，是时两位黄埔同班同学团聚，共忆当年抗战的峥嵘岁月。真是破迷雾、化冰寒，曾经多少个夜晚，梦回烽火沙场，回眸姚杏村一生，好命短，歹运长，苦日子长于甜日子，风沙吹老了他的岁月，吹不老儿女们对他的思念。挥不去印在历史的血痕，挥不去苍白海棠血泪。十年军旅生活他出生入死、跋山涉水、行军打仗，生活在巴山蜀水，高原天寒地冻、供给条件差、忍饥挨饿，他落下了病根。三十年的政治打压，食不饱腹，衣不暖身，加上经济拮据，缺医少药，使他的身体长期因为疲惫而处于透支的状态，有身体无魂魄，就像一个“稻草人”，从而加速了他身体的崩溃，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终致“胃穿孔”出血。姚杏村虽然迎来人生的春天，却无福消受，不幸于2000年7月14日病逝，享年80岁。


　　而今姚杏村的儿女们也都迈入爷爷奶奶级别的老人序列，怀念这位半世卑微的不幸老父，愧疚万分，过去忙于应对自身出路，冷落父亲太长时间，今日察觉顿生无奈，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是父亲把他们领到了这个世界，却没能让他享受到今天好的生活，平时他大善无言，至爱无声，父爱如山，养育之恩却难以回报。太早的送别，来不及的孝亲，让他们多么地哀伤和不舍！


　　姚杏村先生秉承了中华民族历代仁人志士爱国爱乡与传统知识分子崇文尚武保家卫国的价值观，为了国家与民族的生存，尽忠报国，他无愧于国家，无愧于姚氏祖先，也无愧于曾经遭受日寇侵略而深受苦难的中华民族！


　　2017年7月7日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0周年之际，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功绩已得到国家的肯定，为此，谨录宋朝丞相、福建莆田先贤陈俊卿诗歌一首：“黄壤岂知我？白头犹念君。唯将老年泪，一洒故人文！”以凭吊这位已经仙逝的黄埔抗战老兵——姚杏村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