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城县的姚氏家族

姚波

襄城县的姚氏家族

史话襄城之七十二名门望族 少年从吾崭露头角

2016-07-05 16:20

名门望族　少年从吾崭露头角

留学德国　西风薰染史学新星

襄城县的姚氏家族，原本是从外地迁入襄城的移民。最早是在明朝初年，姚子宽从山西落户襄城，居住在首山南麓，并逐渐繁衍成一个以姚姓为村名的村庄——南姚村。

姚子宽五传至姚汝皐，姚汝皐科举入仕最后官至四川布政使参议，以直谏敢言闻名于朝野。姚汝皐儿子姚继可也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最后做到了万历皇帝的工部尚书，是“襄半朝”之一，襄城姚氏家族进入了最辉煌时期。

这之后，姚氏家族的子子孙孙，仍然秉承先祖的精神，读书求学，从无懈怠。有清一代，姚氏家族中不断有名德显宦，层出不穷。其中有一支后裔，在襄城城内购买地产，修建宅邸。南大街有姚家的高门深宅，宅院内殿堂相连，后院内有太湖石砌筑的假山，周围植有松柏、冬青，迎春等名木佳卉。西大街有姚家花园，湖水涟漪、亭榭点缀四周。姚姓已经成为襄城县有声望有影响的名门望族。

到了清朝末期的光绪二十年。公元纪元这一年是一八九四年。这一年清朝最有影响的事件，就是发生了著名的中日甲午海战。这一年的公历十月七日，农历九月初九。南大街姚家宅邸中，姚福同的儿子姚从吾出生了。

姚福同虽然也终生读书，却没能进入仕途。儿子出生后，他取名为士鳌，寓意为必占读书人之鳌头，对儿子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姚士鳌，字占卿、又字存吾，号从吾。姚士鳌后来读书求学，不断接受新思想，逐渐对自己原名所显露出来陈旧的寓意厌恶起来。中年以后，便舍弃了本名，把自己的号“从吾”作为名字，“士鳌”两字便渐渐地尘封在了姚氏家谱之中。

姚福同对儿子寄予了很深的期望，母亲黄老夫人对儿子管教很严，姚从吾少年时就颍锐异常，卓荦出众。七岁时就被父亲送入私塾学校读书，成为同学中的佼佼者。

就在幼年的姚从吾在私塾学校中，努力接受私塾先生儒家思想的薰陶时，国内的政治形势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科举取士制度正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质疑和反对。兴办新型学堂的呼声越来越高，清朝政府不得不顺应潮流，颁布号令，让省府州县兴办各类新型学校。

襄城县城内西北隅曾有一片空隙之地。清朝康熙三十二年（公元一六九三年），贵州人刘子章出任襄城知县后，曾在这块荒草蔓生的空闲之地，建造房屋，砌垒围墙，兴办了一所义学性质的“希贤书院”，免费供一些贫寒子弟读书学习。以后，“希贤书院”成为襄城县三年一次文武科考试的地方。一九0四年七月，襄城县响应朝廷的号召，也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兴办了有史以来襄城第一所新型学校——襄城县高等小学堂。校址就选在希贤书院。籍贯罗山县的留日师范生海春任首任堂长。

一九0九年，十五岁的姚从吾离开了私塾学校，进入了襄城县高等小学堂读书，毕业后进入河南省立第二中学读书。

一九一四年，二十岁时，姚从吾自省立第二中学毕业，同年，考入北京中华大学预科。在此期间，姚从吾刻苦攻读，成绩优异。

一九一七年，姚从吾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史学系。这一次考试和被录取，奠定了姚从吾的终身治学方向。

姚从吾出生于书香世家，幼年接受了深厚的国学教育，加上苦心攻读，进入北大之前，已经奠定了坚实的国学基础。进入北大后，他所拜读的老师有张相文、陈汉章、朱希祖诸位先生，都是学贯古今的饱学之士。在这样的环境中，姚从吾更是如饥似渴地吸吮着知识的甘露和琼浆，学识水平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和提高。

张相文号沌谷居士，是二十世纪中国第一位著名的地理学家。一九0一年出版了中国最早的地理教科书，一九0八年出版中国最早的自然地理学著作《地文学》，一九0九年在天津发起成立中国最早的地理学术团体——中国地学会，次年创办中国最早的地学刊物《地学杂志》，由于其广泛的社会影响，张相文在民国二年被当选为众议院议员。陈汉章是著名的经史学家，世称一代鸿儒，国学大师。朱希祖是解放前著名的史学家。这些学界大师不仅是知识渊博，而且对品学兼优的学生是垂爱有加。姚从吾刻苦的求学精神和超乎常人的史学天赋，引起了他们特别的注意和关注。张相文的儿子张星烺也是知名学者，在他为父亲张相文编纂的《沌谷居士年谱》中，在民国六年（1917年）条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秋，国会解散，蔡先生（蔡元培）聘请为北京大学国史馆编纂，兼北大讲师，授中国地理沿革史。高材生有广西藤县苏甲荣（字演存），襄城姚士鳌（字存吾），盐城萧鸣籁（字化宾）等”。

从这段记述中，可见姚从吾当年在老师心目中的位置。一九二0年四月，正在北大读书的姚从吾，奉老师张相文之命，兼职任《地学杂志》编辑。在《沌谷居士年谱》民国九年条中有如下记载：“民国九年四月，地理学会编辑事委之余诚武、蕭鸣籁、姚士鳌”。这以后，姚从吾一方面在北大读书当学生，一方面任《地学杂志》编辑。

一九二0年夏季，姚从吾从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随即参加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的招生考试，当年秋，顺利通过招生考试，进入北京大学研究生班学习。在此期间，姚从吾仍兼任《地学杂志》编辑的职务，并在该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有关沿革地理方面的论文。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姚从吾撰写的《论大兴刘献廷先生之地理学说》一文。

刘献廷是清朝初年著名的地理学家，今北京大兴县人。曾参与《明史》的撰修。他主张做学问要经世致用，利济天下后世，并要注重实地考察。在地理学研究方面，对古今气候变迁，各地物候的异同，河流侵蚀的作用，地理位置对城市发展的影响都有独到的见解。清末著名学者梁启超在撰写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对刘献廷的评价有遗阙之处。姚从吾的《论大兴刘献廷先生之地理学说》补充了梁启超论著中的不足。

姚从吾很佩服刘献廷的做学问要经世致用的思想，反对理学家那种虚无缥缈、于世无补的思想。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姚从吾在写给张相文的一封信中，自述其志：“鳌虽生嵩洛间，若试言其志，宁为顾宁人、刘献廷，不愿师程门立雪人，一切胥托诸空谈，除独善其身外，对自然对人生毫无办法”。

嵩洛之地是理学思想的发源地，程颐程颢就出生在嵩山脚下。程门立雪说的是宋代著名学者杨时拜谒理学家程颐，天上飘着大雪，此时程颐正在室内打个小盹，杨时就站立在门外院落中，程颐一觉醒来时，院中的积雪已经有一尺多深了。

顾宁人指的是顾炎武。顾炎武是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青年时发愤为经世致用之学，并参加昆山抗清义军。兵败后，漫游南北，坚决拒绝康熙皇帝的征召。在学术上，他继承了明末学者的反理学思潮，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己，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

从姚从吾对顾炎武的崇拜上看，青年时代的姚从吾即有志于经世致用之学，不愿做空谈心性义理的玄学家。经世致用，本是我国史学之优秀传统，姚从吾终身从事史学研究，不仅继承了这个优秀传统，而且在其学术研究与生平践履中也都体现了这个传统。

一九二二年夏，姚从吾从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生毕业。随即参加了北京大学选拔学生赴德国深造留学的考试。在等待考试结果的这段时间内，姚从吾从北京回到了阔别多年的襄城家乡，并在家乡小住了将近半年。

此后不久，姚从吾以优异的历史学成绩，被德国柏林大学录取。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初，姚从吾离开襄城，途经开封，姚从吾在开封盘桓十几天，对开封的挑筋教和穆斯林教的情况，进行了实地访问勘察。

挑筋教是犹太人摩西创造的犹太教。至于“挑筋教”名称的来历，是因为居住于开封的这些犹太教徒，为纪念祖先雅各，在宰杀牛羊时，要先挑除牛羊的脚筋，并且弃之不食，故称其教为“挑筋教。”

据史料记载：十二世纪初，有一支失去国土的犹太人来到我国定居，在我国古都开封建筑犹太教堂，并集中居住在教堂附近的一条胡同中，这条胡同也被俗称为“挑筋胡同”，今改称为“教经胡同。”

犹太人被罗马帝国强行驱出自己的国土，流放世界各地后，都遭到了歧视和惨酷的镇压屠杀，几至亡种。但这些犹太人却以顽强的生命力，不仅生存下来，而且连犹太文化，甚至于体貌特征都保存了下来，并且终至于一九四八年建立以色列国。

但是，流落在中国的这支犹太人，却受到中国官民的宽容和礼遇。无论他们在中国建寺经商、赶考做官，全都波澜不惊，可以说享受完全公民待遇。而这支在世界各地坚持独立自存的宗教，进入中国后，在中国宽松的环境中，逐渐接受儒学思想逐渐疏远了犹太本教，连姓氏也都取李、赵、艾、金等汉姓。到晚清时已无人能够出任拉比（犹太教负责执行教规、律法，并主持宗教仪式的人），五经不传，寺毁柜失，自然消亡，最终融合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另外，犹太教与伊斯兰教自古水火不相容，但进入中国的挑筋教（犹太教），自始至终与回教关系极近，寺称清真，人称蓝帽回回，最终还有一部分融入了中国回教。最终的开封挑筋教寺，于一九一二年被教督教会购买。

自从开封的犹太人在明朝被世界发现后，研究“开封犹太人”成了一门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学问。这次姚从吾在开封停留了十几天，勘察挑筋教寺旧址，走访挑筋胡同，拜访开封城内研究挑筋教的学者，将自己的所闻、所见、所思，编纂成篇，撰写了一篇记述挑筋教的渊源，在开封的发展过程，与汉族儒教，尤其是与回教之间的关系，以及最后的消融等史实的论文，寄给北京大学的老师张相文先生。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姚从吾离开了开封，二十二日到达上海。一九二三年一月五日，自上海乘坐法国安德来朋号轮船赴欧洲，二月初到达柏林，进入柏林大学学习。

在德国留学期间，姚从吾首先选学的是柏林大学著名历史哲学家与文化史专家布莱齐喜教授的“历史学”与“文化史”。并参加布莱齐喜教授主持的研究班，选读维柯、黑格尔、孔德及兰克、班海穆等著名学者的著作。

十九世纪的德国是近代欧洲历史学的发祥地。在此之前的中世纪，欧洲的历史学掌握在教会手里。神父们所写的历史著作，充满了荒诞无稽的神话和传说，与历史真实面目相差甚远。到了十八、十九世纪，随着近代启蒙思潮的兴起和工业革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了这种神学化史学的荒谬。这样，在德国就产生了一个以历史语言考证为特征的新学派。这个学派的先驱者是尼博尔，继之者为兰克。他们都是著名的语言学家，精通多种语言，对所收集的丰富文献资料，运用语言学的知识，进行精心的考证与鉴别，从中选取信而有证的资料，撰写史籍。尼博尔的巨著《罗马史》，彻底动摇了古代罗马史学家长久以来的权威，开创了史学研究的新典范。兰克同样运用语言学的知识，大量收集史料，考订史料，出版的巨著《1498年到1535年间罗马民族与日耳曼民族的历史》，用批评的方法，从语言文学的方面，追寻史料形成的来源，批评史料的可信程度。于是一种信信疑疑的客观标准，从此建立；学者的治史态度，为之转变；研究历史所采用的方针，也为之改观。兰克就长期在柏林大学任教，他的再传弟子班海穆出版的《历史研究法导论》，使这一学派的治史方法更加理论化和系统化。

在柏林大学这所历史悠久，学术思想异常活跃，学风严谨认真，教师功力深厚的大学中，姚从吾深受“兰克学派”思想的熏陶和影响。在以后的治学过程中，对“兰克学派”的治史原则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姚从吾曾将其归纳为：“一、要问史料是否是第一手的史料；二、要问史料是否庞杂了后人的见解；三、原手史料不存，方许用最早的副料。副料即转手的史料；四、史料之价值不因文辞是否优美而定高下；要注意史家之著作动机与态度”。这种力求严谨认真，实事求是的治史理念，就是姚从吾在柏林大学奠定下来的，并用这种方法和学风教育学生，培育出了一批海内外著名的史学专家，也同样用这样的方法指导自己的史学研究，写下了几百万字的史学著作，并且在我国史学界倡导了一种实事求是的学风。这应该是姚从吾对我国近代史学的发展所做的一个重大的贡献。

姚从吾在德国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蒙古史与中西交通史。蒙古成吉思汗的西征，四大汗国的建立，以及忽必烈建立元朝，不仅建立了一个地跨欧亚两洲的大帝国，而且把自秦汉以来就已开展的中西交通与经济文化的交流，从中亚扩展到了东欧。这些都对世界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因而研究蒙古史和中西交通史，也就成了世界性的学问。他研究蒙古史的初衷，是从世界文化史，或者东西文化交流史方面，来研究蒙古对于世界史的影响。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于一九二八年撰成《中国造纸术输入欧洲考》。此篇文章一发表，便受到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学者的重视。一九二九年九月，姚从吾翻译德国海德堡大学柯劳斯教授《蒙古史发凡》，除翻译原文外，姚从吾又作了许多注释，并对原书的附录部分，进行了许多补充和订正。从这里，可以看出姚从吾研究蒙古史的功力。

一九三0年，姚从吾实地考察匈牙利、奥地利、捷克各国境内当年蒙古西征的大战场遗址遗迹，同时将西方汉学家研究匈奴史的成果，汇编成《欧洲学者对于匈奴史的研究》，寄回国内发表，一九三三年，姚从吾又用德文撰写《金元两代史源之研究》，在国外发表。

在德国留学期间，和姚从吾同时留学的有陈寅恪、傅斯年、罗家伦、俞大维等人，他们和姚从吾虽然研究的课目和方向不同，但他们相互交流切磋，成为异乡挚友，并且成为终生的朋友。陈寅恪后来成为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傅斯年回国后担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罗家伦回国后曾任清华大学校长、国民政府驻印度大使；俞大维的母亲是名将曾国藩的孙女，归国后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台湾国防部长。这些当年的柏林学子，都成为一代精英，国家的栋梁。

姚从吾一九二三年二月初抵达德国柏林大学学习；一九二九年，应波恩大学的邀请，担任该校东方语言研究所汉文讲师；一九三一年转任柏林大学汉学研究所讲师。到一九三四年，姚从吾已经在德国留学或任教十一年多。这时姚从吾已经四十岁，年逾不惑。这年夏季，姚从吾结束德国的学与教生涯，启程归国。这时姚从吾已是学富五车，享誉世界的蒙古史研究专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