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上海姚良官

                                                     我的母亲
                                                      姚海洪

我的母亲是中国一个最普通、平凡的女人，普通和平凡得仿佛砂场的一粒砂子，田野里的一杯泥土，河坡上的一株小草……

母亲是1988年春节前的一天离我而去的，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天，她昏迷着，醒过二次。一次她醒过来，见我在她身边，喉咙里咕咕囔囔挤出几个字：“儿……天……使……来……”我知道母亲信耶稣，她平时一直对我说，我一生与人为善，那时，耶稣会派天使来接我去的。第二次是我大儿子大毛来了，母亲睁开眼，眼光失神，黯淡望着他，咕咕囔囔地说：“大……毛……作文……”大毛写作文比较差劲些，母亲至死还关心着他的功课。之后，母亲慢慢地永远地闭上了眼，脸上竟没有一点儿痛苦、悲哀，却流露出一丝淡淡的笑靥……

看着母亲安祥的脸，我忽然想到：母亲在，我再大，还是个孩子，我可以有些小孩子气的话和举动；母亲走了，我再也没有也不可以撒娇或孩子气的话和举动，悲哀、悲痛侵袭了我的心、脑、全身，眼泪夺眶而出……

1988年至今三十多年过去了，作为儿子，我仍会常常想起母亲：眼不大，五官不精致，组成了平平常常的脸，上面还有几颗麻子，中等身材，肤色微黑，是走到街上回头率不高的人样，如果说她有什么特色，那就是她天生的嗓音非常好，高亢激越甜美，我从小就是在她的各种民歌声和圣经歌声中长大的，所以尽管她并不美，我总感到她可亲可爱……

最重要的是，她的善良、真诚、刻苦、勤劳，掩盖了她不靓的相貌，她对家人的爱，对我的爱，对世人的爱，那点点滴滴、一举一动，一直徜徉在我的心海，久久不能被浪潮淹灭……

母亲生于1913年，那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她的故乡是浦东南汇书院中久，先前称石皮泐的地方，至今，那里还只有100多年的历史，就在人民塘脚下，当时只是小塘堤，刚围不久滩涂成土地，那时政府规定免税三年，母亲的父母为了生计拖家携口来这里垦荒，盐碱地，十年九荒，庄稼长不好。为了活下去，只能到海滩去捡网脚——小虾小鱼度日，那时祖父母还年轻，整日面朝大海，脚踩荡田，辛苦劳作，晚上粗茶淡饭，休憩一下，气力又上来了。抵不住爱和爱情的力量，因为那时候实在一点娱乐活动也没有，熄了油灯，就秉承上帝的旨意，到伊甸园去吃禁果，进行“造人”运动。结果，我祖父母叠结头生下了九个子女，那种生活条件恶劣、艰苦，六个子女因病没钱好好医治而夭折了，祖父母四十多岁时，意外怀上了我母亲，母亲出生，大姐也刚好分娩，晚来得女，祖父母分外宝贝，取奶名阿郎，即把女儿当孩子一样看待爱护，可命运多舛，孩提时，母亲染上了天花，在那个时候几乎是致命的毛病，祖父母眼见前九个子女只剩下三个，害怕失去最后一个溺爱的小女儿，就拼命筹钱，给母亲治病，最后甚至到大团、南汇医治，总算起死回生，但脸上留下了一些可爱的麻子。祖父在先后给几个孩子治病过程中，人聪明吧，先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放痧”，就是一些人头痛脑热、手脚腰肩疼酸的小毛小病，会用十文的康熙通宝铜钱进行刮痧，严重一点的，就用一把小脚刀，在油灯上烧一下称消毒了，再在某个穴位上刺一下，挤出几点黑乌的脓血，毛病竟也会减轻，亦或是劳作之人本来强壮些，就挺了过去，一些重一点病，放痧是无济于事的，后来祖父在村里有了一点小名气，乡下人小毛小病舍不得上医院，就常有人会来请他放痧。每次祖父出门，总会带了母亲。母亲也聪明，也学会了放痧的本领，后来给同厂的工人或邻居放痧治小病，所以人缘较好。

为了分担家庭的艰难，母亲十三岁就到大团学摇袜，那个时候，浦东地区建筑和摇袜是二项主打企业，母亲学会之后，就辗转惠南、浦东和上海袜厂做工。

母亲在艰难困苦、在拼命劳作中一点点长大了，到了谈婚论嫁的年月了。我母亲的婚姻也是不幸的。

我母亲的第一次婚姻，嫁在奉贤四团南村，男方叫陶大根，有五亩地，祖上传下来五间瓦房，公公兄弟二人，每户二间半。公公在奉城一家典当行工作，陶大根是农民兼泥水匠，忙时务农，闲时务工，在当时家境比母亲家殷实些，那时兴媒人介绍。陶大根去院相亲时，我母亲正在屋前边拣棉花边哼歌，那悠扬的歌声，把陶大根吸引住了，虽然我母亲不漂亮，但青春少女含苞欲放的山野之花味道还是吸引了陶大根；母亲见陶大根高高大大，壮壮实实的，也首肯了。很快他们结婚了，第二年就有了我姐姐，平平常常劳动、生活，倒也甜甜蜜蜜、恩恩爱爱。但好景不长，第三年初冬，陶大根去外村一户人家修房子，赶时间，加班到半夜才回家，月黑风高的，陶大根过一座小桥时掉到河里，第二天早上开始感冒发热了，我母亲又发挥起“放痧”的特技，过二天好了些，只是低热不退，年青么，不当回事，又出去做工，但咳嗽起来。二人都不在意，在当时，这种小毛小病大都是硬挺过去的。二周以后，陶大根咳嗽咳出血来了，才慌了。母亲陪陶大根去四团卫生院看病，医生检查检验了好久，说：“怎么现在才来呀！病入膏肓了。”结果拖了一段时间，一命呜呼了。母亲伤心欲绝，整日以泪洗面，而婆婆是个不大讲理之人，骂母亲是妖怪、狐狸精、害人精，克死了丈夫。母亲的公公是个好人，但他在奉城工作，鞭长莫及，偶尔回来教育自己的老婆，但等他一走，婆婆又会开骂，母亲受足了她的气。一天早上抱了姐姐准备回娘家去，婆婆一把抢过姐姐说：“你走，孙女是陶家的，放在这里！”母亲一气之下，独自回到书院。父母一面悲愤女儿婆婆的不淑，凶悍，一面却幽幽地观说母亲：“为了孩子，忍忍吧。”母亲却是倔脾气，被父母絮絮叨叨烦了，就顶一句：“难道自己回去?”父亲想想自己回去确实没面子，就去托当初的媒人阿娘嬢嬢，在阿唐嬢嬢的斡旋下，达成这样的协议，适时找一个男人垫身体（也就是入赘）进来，一家人好好过日子，矛盾暂时告一段。母亲为了贴补家用，就去南汇、上海袜厂摇袜，我姐姐由婆母带领。

岁月的流逝，生活的煎熬，环境的险恶，政府的苛捐杂税，在抗战结束前后，母亲的父母由于贫病交加，含恨相继逝世，送别了父母，母亲又回上海杨树浦的袜厂做工，为了生活，母亲常常日夜连轴转摇袜，累得喘不过气仍半饥不饱打发日子，母亲一躺到床上，她心头就会萦绕一个念头：自己是不是扫帚星、害人精?是不是因为自己使心爱的丈夫、父母一个个离自己而去?她想不通，常常不言不语，心情抑郁，这时一些小姐妹闺蜜就来动员她信耶稣，说信了耶稣，一心向善，上帝就会保佑你，生病会好起来，生活也会改善，目睹了亲人悲剧、生活的艰难，渴望生活好起来，母亲就开始笃信起耶稣来；真心真意的信，祈诚到无以复加的地步。1946年，解放战争风起云涌，那时，袜厂生活时有时无，有小姐妹蹿促她回乡，说目前乡下土地很便宜。那时的乡下人都认为有土地就有了根本的思想根深蒂固。母亲想自己拥有一点土地，所以心里很热，就辞了工，带了我姐姐，准备回乡。那一段时间，母亲看见有三个女孩子约十多岁吧，经常在袜厂四周流浪讨饭，母亲一心向善，就常常给她们东西吃。临回乡的傍晚，母亲又看见了这三个小女孩，给她们吃了一点东西后，说：“孩子们，阿姨明天回浦东乡下去了，你们谁愿意跟我们去的，明天早上六点钟到厂门口。”那一夜下起了鹅毛大雪，天寒地冻的。早上从宿舍出门时，母亲自言自语：“这样冷的天，恐怕女孩一个也不会来的。”母亲牵了姐姐的小手（那时姐姐只有6岁）走到厂门口，没人。只见厂围墙外只有一个雪团，二个人四周望了望，母亲对我姐姐说：“看来她们不会来的了。”母亲又说：“后来我还特地喊了一声那个最大的，向她点点头，希望她能来。我们这就走吧。”走几步母亲急急又回头望望说：“本来呢，女儿你一个人想让你有个伴，再呢，想救她一条命，可惜了。”又走了几步，我姐姐回头喊：“妈，那雪团动了！”母亲马上奔过去，用力刮去雪团上的雪，却见一个小女孩几乎冻僵了蹲在那里，马上抱起女孩，母亲脱下自己的棉袄披到女孩身上，三个人奔到厂门卫，拼命敲门，门卫老伯也是一个好人，马上烧红糖老姜水让女孩喝下去，一会儿女孩缓了过来，母亲又给她吃了一点东西，三个人一起到十六铺摆渡时，却被国民党守军拦住，问：

“你们是什么人，到哪里去？”

母亲告诉守军：“我原在上海做工，生活少，日子难过，准备回老家浦东种田去。”

“浦东哪里？”守军问。

“大团乡下。”母亲告诉他们，守军望望小女孩说：

“可为什么你们二个干干净净，这个女孩脏兮兮，是不是贩卖人口的？”

母亲说：“官爷，这个小女孩是我们拣的，她是一个乞儿，流浪儿，我们是救她一条命的。”

守军问女孩：“她说得对吗？”

女孩说：“我无家可归了，阿姨让我当她女儿回乡下去。”

守军说：“那我们错怪你了，你阿姨真是好人！”就挥挥手。

三个人乘了小火轮船到大团蟠龙桥北下塘我母亲大姐家，大姐腾出一间房子让母亲和二个女儿住下。不久，母亲将缩衣节食省下来的一百元钱又借了一百元钱在大团镇北村买了三亩土地。母亲就和二个姐姐经营这三亩地。几年之后，小女孩长大了，嫁给了在彭镇马厂的母亲大哥的儿子，我的表哥。1964年大四清时，审查身份，组织上陪小女孩找到了上海原住地，早已人去室空，不知去向，又问及二个小女孩，据说都在那个大雪天，又饿又冷，冻死在一座桥下。小女孩在彭镇成家立业，生了四个子女，此是后话。

我母亲的大姐一直关心着自己最小的妹妹，她看见我母亲为了生计一个人带二个女儿，鸡鸣而起日落而返，滚打在三亩土地里，太苦了，就到处为她物色对象。有一次，大姐见三个人从田头回来，就说：“小妹，今晚不要烧饭了，姐多烧了一些，你们三人到我家吃。”我母亲和二个姐姐就去了大姐家。吃完饭，母亲大姐说：“小妹呀，上次你答应你婆找一个垫身体的男人，这次真的有一个蛮好的人，姐姐给你介绍。”我母亲说：“那次我是看在女儿份上，敷衍敷衍我婆婆的，她一直骂我是扫帚星、害人精，所以我不想再嫁人了，万一又去害别人，罪孽大了，到时候耶稣会不要我的!”“小妹，你瞎说什么呀！你女儿她爸是生病，又不是你克死的！你又信了耶稣，与人为善，好事做了木老老（很多，土语），耶稣肯定看到你的一片诚心、爱心，一定从此加倍关照你！这不，黄路一个姓姚的男子，妻子生病没了，很和气，也勤劳，在上海民生路码头当工人……你问缺点吗?有，就是很小气，一分我掰作二半用……”我母亲说：“小气好呀，顾家……”母亲大姐说：“那你同意见见了?”母亲叹口气，想想自己才刚三十岁，寡母孤女的也不是事呀。于是二人见了，没好感也没孬 ，只是母亲问大姐：“她……姚……几岁了?”“比你大六七岁。”我母亲摇摇头，不吭声，大姐说：“丈夫大，有照顾！况且，他愿意填身体，这种机遇不多的。”我父亲入赘后，第二年，1947年，我出生了。母亲和婆母的关系得到了缓和，婆母见有了孙子，接了香火，很开心，而父亲呢，对我母亲非常好，简直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你侬我侬，非常恩爱。母亲原来破碎的心得到了弥补，这第二次婚姻初期，是我母亲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之一。然而，好景不长，当我满周岁的时候，要报户口了，必须取名字，总不能将奶名“大胖”报上去吧。婆母认为，我父亲入赘的，养下的孙子理应姓陶，天经地义的。然而此时，我母亲因为深爱我父亲了，却提出要姓姚！这一下，婆母又火冒三丈了，唇枪舌箭，斗了起来，我母亲却决不松口。一次傍晚，婆母烧了几个好菜，无非是红烧肉、白斩鸡、葱烤鲫鱼、荷包蛋、炒青菜、炒三丝、榨菜肉丝汤，六菜一汤，那几乎是年夜饭的菜肴了。婆母还特地拿出自做酒酿汁，倒在一只一只小碗里。讲好，公公回家一起吃的，天黑隆隆了，仍不见他的身影，婆母说：“三个孩子要饿了，我们先吃吧！”我母亲说：“妈，再等等吧！”“不等了！我们吃！”反正陶家是船梢头朝前，婆母将好菜夹到母亲的碟子里，又端起盛了酒酿的小碗：“来，小姐（那时称媳妇为小姐）我们干！”又转身对我们说：“孩子们，喝酒酿!”婆母在母亲碗上“砰”碰了一下，一口吞下，我们小屁孩早就来不及了，一口把酒酿喝下。婆母又为自己和我母亲倒了一点酒酿：“小姐，你为我们陶家续了香火，我做长辈的，若要好，老做小，今天敬你三杯！”我母亲说：“妈，这使不得！我敬妈。”又说，“生儿育女，是我做媳妇的职责所在，妈不必太客气的，妈，我知道你有话要对我说，妈，你！”婆妈拣了一只鸡腿放到母亲的小碟子里，就说：“小姐，你既然说了，妈就开门见山了，孩子还是姓陶好！将来妈家的财产全部传给他。”母亲不吭声，婆母就喋喋不休地讲、讲、讲，后来母亲被她逼得无可奈何了，就说：“妈，儿子的爸爸姓姚，就应姓姚！”“不行！”婆母跳起来，骂道：“你这个害人精、扫帚星！”常言道，相骂没好言，相打没好拳，我母亲性格憨，毫不相让，和婆母对骂起来，婆母奔上前，二记耳光煽到母亲脸上，母亲被打火气上来了，力大，一推就把婆母推倒地上，婆母跳起来，拿起一根捍西棍，要打母亲，正在这时，公公来了，拉住婆母，母亲捂了脸，拉了我们小孩到房间里，任公公敲了好长时间的门，也硬不开启。

第二天一早，母亲拖了我们三个孩子，走出家门，公公上前拦，母亲不理睬，继续向前走，婆母在门口拍脚拍手喊：“滚！你们滚！以后永远不要进家门！”我母亲说：“我滚，我们滚！我收了脚迹（土语，再来就死掉之意）！”后来，我父母就辗转在上海浦东，特别是因为大团有三亩地就住到1957年，在南汇惠南镇买了三间人家久置不用的杂用间，才在惠南一直住了下去。这些情况，都是母亲在和父亲讲话中或和她的闺蜜讲话时谈出来的。但我母亲心善、有良心，当得知婆母公公生病，她还去医院陪伴过，还拿出钱让他们治病……

我在父母和二个姐姐的呵护下渐渐长起来。1949年6月29日（农历），台暴潮袭击了南北；12级以上大台风，5.8米以上潮位，连续几天的暴雨，虽然前几年修葺过的海塘，标准低（三三标准：即三米宽三米高），怎经得起如此大的台风，如此高的潮水冲击。母亲心里很焦急，整夜睡不着，第二天一早，果然有消息传来，沿海包括石皮泐（中久）一带，好几处海塘决口，东南片三十万亩土地成泽国。母亲牵了我的手走到街上，大团市河里也飘浮着小猫小狗尸体和衣物。母亲牵了我赶到街道办，见里面人正匆匆忙忙搬了东西装上卡车。母亲问：“海边怎么样？”街长说：“很严重，我们去救灾。”母亲说：“那儿是我老家，我要去看看。”街长点点头。母亲就抱起我搭了救灾的车，赶到故乡。故乡真是惨不忍睹，到处是被冲塌的房子和淹死的动物，泥水里浮着各种物品。母亲见到老家的亲友们，他们告诉母亲，小村几十户人家淹死了十几个人，母亲伤心地流下了眼泪，一个姓曹的小姑娘爬到一棵大树上挣扎了几个小时，才被救了下来。母亲找到救灾的政府工作人员，将身边藏得牢牢的六七十元钱全部捐出来救灾。回来后，我们一家吃糠咽菜好几天，直到父亲闻讯赶回家，才缓了过来。母亲的善良和大爱深深地印在我幼小的心灵里。

母亲的善良和大爱还表现在她的顾全大局上。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国家号召农业合作化，镇里干部召集此街几十户半农半居的人家开会。这些人家大都是抗战以后买的土地，想想还没出本呢，就要集体化，想不通，所以都缄口不言语、不吭声，领导动员了几次，没成功。那天晚上，母亲领了我又去参加会议，会议上，领导又进行了动员，成效不大，领导就点名说：“姚家姆妈，你是工人阶级，觉悟高些，你说说看。”我母亲感到党的号召，思想基本通了，被领导一点名，就说：

“共产党是我们的大救星，党指向哪里，我们奔向哪里，当然我家土地才买了没几年，亏了，但我决心听领导的话，参加合作社！”母亲在街里比较有威望，加上她人缘好，她这么一说，其他人纷纷表态愿意参加。会后回家父亲说：“政府不是说自愿为原则吗？你怎么那么积极？”母亲说：“你真拎不清，政府来动员，就是有倾向性意见要大家集体化，我俩都是工人阶级，怎么可以拖住后腿呢？”我家反正是船稍朝前的，母亲表态了，父亲只能一声叹息，呐呐地说：“那三亩地，你省吃俭用了好几年才换来的呢！”

这段时期，母亲对耶稣的信仰越来越强烈了，大姐出嫁后，家里三个人小毛小病不断，几乎轮番生病，而母亲让教堂的牧师，小姐妹做做祷告，慢慢又好了。所以母亲越来越相信耶稣的神力了，至于合作社，劳动只能三日打鱼、四日晒网了，合作社本人人多，领导也听之任之。有二件事，对我一生影响很深。不知什么原因，那个夏天，我头上生了好几个痦子，弄得我痛苦不堪，母亲就为我做祷告。有一天她拉了我去一个理发师那里，我说：“妈，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呀？”她严肃地对我说：“早上我祷告了上帝，耶稣告诫我，到这里来让师傅把你头上的脓挤出来，毛病就好了！”我不让理发师弄，母亲紧紧抱住我，那理发师也许早就默契，将剃刀在烛火上烧了一下，就“嚓嚓嚓”将我头上的几个脓包全挑开，挤出脓，我大哭大闹，无奈，五六岁的我，怎么也挣不脱母亲的怀抱，那理发师在我头上洒了香灰止血。母亲见我闹不动了，就牵了我的手，到街上破天荒地为我买了一根雪糕，我破涕为笑，不料，没几天，我头上的疖就结疤了，只是至今还有疤，显示着理发师的工作。为此母亲更相信耶稣能救世人的道理了。

大概是我五六岁那年，我开始是感冒了，低热，母亲又发挥自己放痧的“医技”，给我刮痧，我拼命吵不让刮，但母亲压住我仍刮，不仅如此，又让我睡在床上，用棉被裹在身上让发汗以治，自己呢，跪在床口，连续不断祷告，祈求上帝救我，结果到第三天，热度不仅不退反而升了，我已昏昏沉沉，混身出虚汗，一点气力也没有，母亲还是祷告，不行，想到让教堂的牧师来祈祷也许会更有效。就对我姐姐说：“小妹，快去教堂请牧师来，救救弟弟！”

姐姐飞快向北而去，不一会，请来了教堂二个女青年，一个姓穆、一个姓林，穆小姐说：“姚家姆妈，牧师出去了，我们二个来祷告吧！”母亲口上说：“也好！也好！”心里想：“我对教堂作出过贡献，你却派二名小姐来！”三个人磕下，姐也被母亲拖了磕下，祷告了大约七八分钟，一声“阿门”四个人站起来，姓穆的小姐摸摸我的头，说：“姚家姆妈，我祷告时，见到上帝耶稣基督了，耶和华说：‘小弟弟生病我知道了，可是为了快点痊癒，医院还是要去的！’姚家姆妈，我们陪你送小弟弟去医院吧！”母亲背了我奔走一段就气喘吁吁，穆小姐是个秀颀的姑娘，接过来背了我奔走一段小跑步直奔医院。到医院，医生马上急诊检查，一会儿医生从急诊室出来，严肃地问：“谁是小男孩的家属？”我母亲说：“我是。”那医生说：“孩子烧得这么厉害，脑膜炎早就应该送医院了，再迟半天，华佗也无回天之力了！”姐姐打圆场：“妈妈信耶稣，耶稣会救弟弟！”医生哼了一声。我在迷迷糊糊中睁开眼看了一眼穆小姐和林小姐，感到她们像天仙一样美，更因为她们是救我的天使吧！我幼小的心灵中至今还记得这两位嘉兴来的教堂工作人员，幸好她们有文化，用机智的语言使母亲不再执迷不悟下去，救了我的命，救了我的脑子，如果不早点送医，也许我去见了上帝，或者侥幸活着也是星星的孩子一样的人，可怕吗？

母亲接受了这次教训，从此，我们姐弟俩生了病，她会及时去医院治疗，而对于自己的病却还是固执己见，相信聑稣，靠祷告祈求身体好起来，殊不知一是没有真病（绝症）二是年纪不大体质好，所以她摒过了一次又一次疾病的袭击。上了年纪，好的肝不舒服，有一次痛得厉害，才去看门诊，好了一点，又不看病不吃药了，靠祷告摒着。人说“三分毛病七分精神”，有病只要不是病入膏肓了，精神支柱确实起作用的。她有点不舒服了，就让我去买治肝的药，有一次一个熟悉的医生指导我去买一种新药（名字忘了），母亲吃了后，就对我说：“吃了真舒服！”后来不舒服就让我去买这种药，即使严重了，我和姐姐让她住院，她坚决不干（她没有劳保），说：“我不浪费你们的钱！”我说：“妈，这算什么浪费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世间一切事物中，身体好是最重要的！”她总是说：“妈好着，妈倒不了！”有一段时间，妈病病怏怏的，在上海教书的姐姐就说：“妈，你到上海住一段时间，散散心，不要在这里忙这忙那，身体会好一点。”多次劝说，母亲真的去了，可才去了几天，她就吵着要回家了，她说：“住上海楼上，脚不着地，不接地气，人好着也要生病了！更重要的是我想二个小孙子！心心念念他们怎么样了呢！”一个星期不到就回到南汇，母亲晚年，身体不好，仍不肯住院治疗，一天到晚祷告，直到大限到了，才进了医院，那也是我们姐弟板了面孔，硬把她弄到医院的……

再回到我那次急病之后的情况吧。那个时期，母亲相信耶稣，不仅每星期做礼拜必去，而且还参加了唱诗班，母亲好嗓音天成，姐姐也秉承了母亲好嗓音的天赋，所以唱诗班里只要有了母亲和姐姐就生气勃勃了。可惜的是，母亲“一字不识横划”，姐姐呢，因为家贫，加上家里有几亩地，忙……所以母亲没让姐姐去上学，姐姐看见同龄的孩子都背了书包去上学了，羡慕得不得了。多次对母亲讲也要去读书，母亲总是对姐姐说：“妈忙，还要靠你带弟弟，过几年弟弟大了，妈一定让你去上学。”后来政府工作人员看见姐十二、三岁了还没上学，就批评母亲，即使家庭经济困难，学校可以发助学金的，母亲仍末松口，政府工作人员知道母亲信耶稣，就找到教堂，正巧又碰到穆小姐，穆小姐笑笑，一口答应做工作，就对母亲说：“姚家姆妈呀，你们母女唱圣诗太好了，大家都称赞的，可你不识字，你女儿没上学也不识字，学圣经歌就困难多了，一旦上了学，唱诗经更胜任了！”我母亲对教堂祝职人员的话是百依百顺的，因为她认为她们秉承了上帝耶稣的意思，所以当下一次政府人员找她时，她抢先说：“领导，国家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每个小孩都应读书，将来好为国家多作贡献！”政府人员笑了。于是十三岁的姐姐一上学就进了三年级，好在姐姐刻苦也聪明，用了半年时间跟了上去，又用二年时间读完了小学，进入初中，功课一直在学校前三名，初中毕业被包送到上海交大附中的市重点了，高中毕业又考取了上海名牌大学复旦大学哲学系。1951年，我家搬到南汇，在姐姐去上海上高中之前，母亲每个礼拜天总是带了我们姐弟来回走24公里，走到大团北首耶稣堂做祷告，姐姐在唱诗班唱圣经歌，我呢，有几次圣诞节扮演年幼时的耶稣……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62年的一天，父亲由于长期做码头工人劳累辛苦，突然猝死了。半夜有人来敲我家的门，来人是父亲单位的工会干部，他告诉母亲，说你丈夫生了重病，正在医院里，明天一早请你去上海。母亲一听顿时慌了，手脚颤抖起来，我和姐姐抱住母亲：“妈，爸不要紧的。”第二天母亲去了，第三天却接回来一具棺柩。一家人呼天抢地，让父亲去大团原来买的土地上去安息了（生产队开恩）。那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家人民都困难的时期。父亲的死，对母亲、对我们一家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当头棒鸣。那年，我正读初二，姐姐读高中。母亲受到第二次重大打击后精神几近崩溃，几天几夜躺在床上不吃不喝，这可急坏了我们姐弟俩，我们拉着母亲的手，呼她喊她，她只是怔怔地望望我们，一言不发，后业干脆不理我们，闭了眼睛。第三天，我姐姐发飚了，大喊：“妈，你怎么这样了！你还有我们！我不去念书了，我打工去，养活你，让弟弟念书去！”母亲被姐姐的话惊醒了，呐呐地说：“女儿，儿子，妈……要吃粥！”姐姐忙将粥去温了，一勺勺喂给母亲吃。也许母亲想到还有二个孩子在念书，需要自己，自己决不能倒下去！她吃了一点粥，顽强地站了起来，本来呢，母亲多毛多病，早已脱离了生产队，当了全职太太，现在，她自己感到必须打工去，让二个子女把学业完成！决不能让女儿半途而废！母亲不愧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女性，她说：“女儿儿子，你们念书去！妈一定会让你们大学毕业为止！妈这老骨头锻炼过，吃苦惯了的！”姐姐泪汪汪地回到学校，后来考上大学，我初中毕业后考上中专，国家发我们助学金，母亲一直撑我们到我们工作为止，那一段时期，几年中，母亲让街道介绍工作，打零工、再苦再累也干。比如去街上搬垃圾、去医院洗药瓶、为建筑工地敲三和土、搬砖头……母亲接到一桩最轻松的生活是让她看护一条马路上新种的树苗3个月，看上去轻松，实际上却是“轻夭重生活”（土语），因为母亲必须一早到那一条马路上来回走，防止被人弄坏，晚上又得天黑才能回家，母亲没办法，一清早烧了中饭和晚饭，中饭她在工地吃，晚饭是我回家吃的，三个月下来，母亲被弄得疲累不堪。反正，母亲从不挑剔，有工作就去做了。为了我们二个不至于辍学，为的是能有勉强温饱。后来，有小姐妹对母亲说：“你这样打工又苦钱又不多，还是做点小生意吧！”母亲听了她的话，通过朋友去海边收网脚，拣出来象点样的小虾小鱼到市场上卖，可好景不长，那时不是割资本主义尾巴吗，母亲几次被没收，就此作罢，后来母亲学同样的办法，去买了点菱角，在锅里烧了出去卖，又几次被没收，拆断称……实在没办法，只得又去哀求街道介绍一点生活……坚持着，奋斗着，直到我们姐弟工作之后，还不想停下来，忙这忙那……

那个时候，食品特别紧张，都计划供应，发票子，母亲属于家庭妇女，每月粮食24斤，我是初中生30斤，肉、油糖每人每月2两，怎么吃？塞牙缝罢了。油腻少，自然胃口大，何况十六、七岁正是长身体的时期，这么点东西，怎么够吃？母亲想出办法，在自家三间矮房子边种了好几棵南瓜，下面插上几根木条，牵引南瓜藤爬到房顶，及时施肥浇水，南瓜是一种不挑剔的植物，只要有一杯土，一点水一点阳光，它就会？？蓬勃，爬到屋顶的藤蔓，受阳光雨露的滋润，长得特别好，到秋就会生就一个个大南瓜，长长的，头大中间小，底部略大，几十个南瓜，都是我家少粮缺粮充饥的好东西，可我家房子是1957年买的人家不用的破旧杂用间，本想积蓄一些钱落地大修，不料父亲逝世，计划打破，为了活命，种南瓜，要上屋顶摘瓜，本来就稀稀拉拉小瓦，又经过百年风雨侵蚀，有点酥了，人踩上去，“格几”直响，瓦片碎裂，母亲又不放心我上屋，自己亲自上去，每次总要踩碎一点瓦，于是，屋外大雨，屋内小雨，到处放了盆、罐、桶接水。有时，母亲会从外面讨来几张瓦，去补上去，也总是无济于事，那时每天放学回家，掀开锅盖，见是南瓜粥，或山芋饭，或红萝卜饭，总是皱起眉头，胃口一下子大减。那时候的人少油腻，胃肠枯枯的，现在的人大腹便便，男人高血压高血脂，女人为了骨感美，把这些东西当作宝，真是天壤之别。母亲见我的神态，一声叹息，心想：儿子正是长身体的时期哪，需要营养呀！母亲主动盛饭，将下面的米饭或麦屑饭盛给我，自己盛南瓜山芋、红萝卜，只带几十粒简直数得清的饭自己吃，我心情不安，要将米多的饭拨一点母亲吃，母亲总是挡住了，说：“儿呀，妈这几天胃不舒服，医生说吃南瓜对胃好！”吹牛皮不打草稿，又：难道一年四季胃不好吗？我的心在流泪，心中暗暗起誓，等我工作了，一定要好好对待母亲，让她天天吃鱼吃肉吃荤的！每逢春节，国家增发一点肉票、鱼票、豆制品票，母亲烧了之后，总是塞到我和姐姐的碗里，自己用汤淘了吃下去，还装出津津有味的样子，对我们笑，我记忆犹新。有一次母亲的一个闺蜜告诉她，南门肉庄隔天有朝头肉即猪头颈上的肉，有淋巴的，一张2两的票子可以买一斤，但要很早很早去排队，母亲半夜悄悄起来，从10点钟排队排到早上5点半，二两票子买到了二斤肉，回来时，我还在睡觉，她也不吭声。晚上，我下课回来，只见桌子上放了一大碗红烧肉“真香！”我一进门就喊。母亲说：“我的儿，苦呀，从来没畅开肚皮吃过红烧肉，今天妈让你尽量地吃。”我呢，也许是从来没吃到过这么多这么香的红烧肉，一盆红烧肉被我风卷残云吃光了，母亲笑了：“好吃吗？儿子！”“好吃！只是这肉里怎么有一个个圆子，沙沙的！”后来才知道，那是淋巴结，现在人是肯定抛掉的，会传染疾病的！

母亲的天性是善良、真诚、吃苦，宁可苦自己，决不让别人有半点委屈，信耶稣后，这善良变本加厉了，对自己苛刻，对别人甚至一面之交的人也格外大方。也是1962年，一天傍晚，我母亲在大团时认识的董村的一个信耶稣的闺蜜的丈夫，曾经见过一面的，这个四十开外的大汉带了二个男子敲我家门，说起，母亲才想起他是张女工的丈夫，那汉子说，晚了，没公交车了，想在你家睡一晚，明天一早走。母亲出于客气问：“你们晚饭吃了没有？”那人说：“还没哩，很饿了，能不能随便烧一点我们吃。”那天是28号，月底家中还有二斤多一点面粉，那是留着最后几天吃的。母亲听见他这样说，转身去灶间烧青菜面疙瘩（将面粉调水后成糊，用筷子挑起放入沸水中烧成），给他每人盛一碗，他们吃完后说：“没吃饱，再烧一点吧！”母亲就将甏底所有面粉倒出来，又为他们烧了三碗。当时，我想，南汇到大团董村10公里路，走走也只要2个小时，何必要住到我们家里呢！是呀，那时农村更穷更苦，能吃到一顿是一顿，可这一下子，我们二个人却必须整整三天吃南瓜、山芋、红罗卜了。母亲没办法，只好厚着脸皮到左邻右舍去借了一点米和面粉，换到1号去购粮食。那个时候，母亲除了打零工外，每逢夏收和秋收，她总要去乡村捡农民落下的麦穗、谷穗或豆粒，仔仔细细，认认真真地捡，皇天不负苦心人，每个季节起早摸黑，总会捡到十斤，甚至更多一些的穗尖，也许那时的农民大多比较纯朴，看到一个城里人来拾东西，大多数不会赶，即使赶也只是吆喝几声就走了。母亲将麦子拣干净，晒干后，就到碾米的地方，碾成粉，炒熟了加上糖精，让我和姐姐带到学校去，吃着母亲千辛万苦做成的粉，心里总是感动不已。

六十年代末，我和姐姐工作了，家里条件好一些了，母亲却继续对自己苛刻，省下一点钱，专门做善事，街上有乞丐，母亲看见了，总会给他们吃食。有一次，一个十三四岁的小乞丐，卷缩着依在街边墙上，母亲见到了，马上把他扶到家里，给他吃东西，又拿出感冒药，让他吃下去，又给他放痧，让他在我家搭小灶偏间里休息了二天。又有一次，母亲在街上看到一个有点痴呆的流浪女子，就拉了她回家，盛了米饭，还给她二块红烧肉及青菜吃，这女子吃了以后，痴痴地对母亲笑，母亲不嫌她脏，身上臭，看见她头发乱蓬长长的，就认真地给她剪发，还给她洗脸，又给了她糕点，才让她自己回家去。一碰到走失的老人，母亲会拉了他们到派出所，让民警及时找到他们的家人……母亲做善事终于被街道干部知道了，一次年终平好居民，街道干部找我母亲谈话，问：“你多年来做好事，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思想?”我母亲说：“因为我信耶稣，耶稣说神爱世人，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帮助。”“那么难道党的干部教育你，不受影响吗?”“我只是因为信耶稣的原因。”街道干部听母亲这样坚持，一声叹息，评先进没了下文。

母亲刻苦还表现在她对新事物的追求上，和我们谈话时，会冷不防地讲出新潮词语，有时教育二个孙子时也会讲一些新流行的词汇。她没上过学，到年纪一大把了，却忽然说要学写字，我说：“母亲呀，你要学文化，儿子支持你！”我就从新华书店买来一种小学生识字的方块，上面画着图，标着字，经过苦练，母亲识了几百个字，报纸也勉强能看，后来我姐姐来信她基本能看懂，也能简单地写几句回信，特别是她识了一些字，还看起了耶稣的教义《圣经》，与人为善，真诚待人的意志更坚定不移了。

七十年代，除十只样板戏，西哈努克亲王的新闻片外，我国稀有文娱活动，文学作品也是凤毛鳞角。所以，当朝鲜苦情片《卖花姑娘》在这里放映时，因为是讲人性的东西，盛况空前，万人空巷，人们纷纷来看，甚至看几遍也不厌，那时候的自行车每家每户有几辆，象现在的小汽车一样，所以人们都骑了自行车，附近几个乡的人也争相前来，因此，原来看管自行车的人员不够了，街里就让我母亲也去管理。这下子母亲学习到的一点文化起作用，白天大家一起看护管理，晚上和一个会写字的老人写牌子，做记号，常常弄到深更半夜，我对母亲说：“妈，你这样天天磨夜作（开夜车）身体会弄垮的，我们家现在生活好转了，不用你象过去那样拼了老命干了！”母亲说：“那几个老人大多不会写字，我不写，怎么办？能者多劳。”

这里有一件事进一步说明了母亲的善良、真诚和爱世人的性格。盐仓乡有一个好吃懒做的年轻人，看见几个老人文化不高在管理自行车，就生出了一个邪念，准备偷一辆，他就学一些侦探上写的反派的伎俩，借了一辆新的自行车，早早地趁停车人很少时，来停车，又和老人们聊天，使老人们对他有了印象。几天后，他就又来停车，散场时，趁老人们手忙脚乱时，让别人骑走了这辆车子，然后，他走过去拿车，发现车没了，就拿出牌子，大呼大叫说：“我的车被别人骑走了！你们怎么管理的！我可是积了二年才买成这新车的！”这个年轻人可会演戏，也有可能在家里镜子前排演过多次了，所以熟练了，或者有演戏的天赋，如果去考上戏中戏也许会考中呢。讲着讲着还流出了眼泪，又说：“我前二天也来停过车，你们都看见过的，一辆新车，九九成新的新车。”母亲和几个老人回想一下，这个年轻人确实来停过二次，是一辆新车。

这个人演戏过头，必有破绽。他听见几个老人手足无措的样子，又听见我母亲喃喃说一句：“看来要赔了。”就得意忘形地将自己写的联系单拿出来给大家看，说自己是盐仓X村X组的人，母亲不知道什么原因瞄了一眼就记住那青年人的名字和地址。几个老人商量了一下，对那年轻人说：“这次被人骑走自行车确是我们管理不善的责任，这样吧，这场电影马上告一段落了，你过三天再过来，我们给你买一辆新的自行车赔你吧。”可赔这样一辆永久或凤凰自行车，在当时需180元钱，一条金项链也差不多这个价钱！看护一辆自行车每次1分钱，180元就是几个老人半个月的钱付之流水了。老人们心事重重地回到家，那几天看见母亲忙，我会给她烧了夜宵，放在罩篮里。那天她回来10点钟了，我还没睡，听到开门声，我走出去，却见母亲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愁眉苦脸，见了我也一声不吭。我说：“妈，太辛苦了，就不要再去做了。”听到我这样说，母亲才幽幽地对我讲了这件事。我一听全过程，好像说不出的味道，当时我已在水利局工作，认识了一些人，突然想到水闸所一个支书是盐仓调来的，就对母亲说：“我帮你调查一下，也许会有转机。”第二天我去水闸所找书记，书记一听说：“这个人和我一个村，母子二人，每年透支，哪来的钱买新的自行车？”我把情况告诉了母亲和几个老人，她们脸上都露出笑容。我又问她们：“要不要报案，让派出所狠狠教育他一下。”有二个老人说“报！一定要报！让他吃吃苦头！”“那么，等他来拿钱时，让派出所的便衣站在边上，他一接钱，诈骗成立，就可以处理了。”几个老人说：“就这样做！”可我母亲善良的本性又上升了，说：“不要报案了吧，等他来，我们教育教育他好了！一旦报案，这个年轻人一生就毁了，神爱世人，让他接受教育就好了。”我母亲在这一群老人中有威望，我呢，突然想起了姑息养奸这个成语，又想到一个小故事。就对老人们说了：“一个小孩看见一个中年人坐在粪缸架子上方便（那时农村里只是用木条钉成一个架子放粪缸就作为厕所，有的甚至空旷着好一点的上面放芦壁，四周用芦壁拦一拦），就拣了一块小砖头扔过去，粪水溅在那人身上，那人却并不生气，反而从口袋里摸出二粒糖给这个小孩吃，小孩吃到糖就变本加厉了。看到一个年轻人来方便，又将砖头扔到缸里，结果被年轻人痛打一顿。听了我的故事，我母亲说：“我们做前面一个中年人，当然不会给他糖吃。至于他不改邪归正，是他自己的事。”我不知道这个年轻人结局如何，如果不接受教训，下场不会好的，如果被我母亲的良苦用心所感动，那么他也许会做一个正正派派的好人。

母亲的善良，更体现在对她的隔代的孩子，即我的二个儿子大毛、小毛身上，她对二个孩子的溺爱，可以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只要有一点钱，就用在孩子身上，有好吃的，总给孩子们吃，小儿子出生在1977年12月，那时一些东西还计划供应，一家人8两糖，小儿子肯定不够，我爱人又奶少，常常使小儿吃淡奶糕，我母亲就千方百计去向小姐妹讨，或者看到外面买高价糖，每次她拿了一包棉白糖就会喜形于色，一进门就喊：“小毛，姐姐给你弄糖来了！”那时我在参加大治河出海闸建造工作，大热天，指挥部发酸梅汤作为解暑用。没有糖，我们只好用酸梅汤调奶糕或泡水给小儿子吃。小儿子开始学步，吃了酸梅汤，一会儿又要吃了，会蹒跚着走过来，口齿不清地喊：“汤要吃！弟弟！”我妻子又泡给他吃，心里却苦涩得很，没糖有什么办法呢?也许酸梅汤有一种特殊的营养或特殊因子，小毛长得又聪明也健康。

母亲对第三代的溺爱有时使人不可思议的地步，小儿子聪明，又刻苦，功课一直很好，大儿子聪明，但不是很刻苦，所以数理化，只要在课堂上听了，就能考出好分数，语文、英语要背的，他不大背，功课就落后，有一次他回家作业没做好，就去玩，我火了，拿起鸡毛掸子打他，我母亲看见奔过来，夺过鸡毛掸子要打我。我爱人见状，拦住我们，事后爱人悄悄对母亲说“你儿子打孙子，因为他功课没做好，在我们教育小孩的时候，你不能阻拦，否则对他进步不利。”母亲说：“那为什么要打他，不可以讲吗?”还理直气壮的，不过后来她改变了方法。

母亲年老了，她开始多毛多病，但因为母亲没有劳保，没有退休金，为了不增加我的负担，她总是去医院配点药就回来，不肯住院治疗。1988年春节前，她感到很不适，这时邻居一个小姐妹也生病，她知道了，挣扎着去为她放痧，回来后她一下子躺到床上，对我说：“儿呀，母亲感到不对头，好象耶稣要喊我去了。”我说：“妈，我送你去医院吧！”母亲说：“好吧，我不能死在这里，二个小儿看见了会吓怕的。”

我说：“妈，你不要瞎想，你这种病，医院一定会治好你的！”然而，这次却不容乐观，母亲以前有病没好好治，现在已病入膏肓，医生已无回天之力了……

我开了车子，将穿一身雪白的衣服的母亲送殡仪馆，有同事说：“小姚呀，这里风俗，儿子不能亲自开车送的呀……”我说：“为什么呀，母亲给了我生命，又含辛茹苦地养大了我，我一定要送她最后一程的……”同事说：“你呀，象小孩子！”

在告别母亲的追悼会上，母亲安祥地躺在五六束菊花中间，这个一生在艰难困苦中奋斗了一生的中国普通母亲，善良、真诚、吃苦、勤劳，没有好好地享福，就离开了人世，想到她的好，她的生前的点点滴滴细微小事，她那么爱世人，爱家庭、爱我，现在却天人两隔，永远离开了我。我想到，在母亲的最后时刻，我和妻子、姐姐始终陪在母亲身边，妻子和姐姐眼泪汪汪地拉着母亲的手，给她轻轻地讲着安慰的话，当然，她已昏迷，能不能听见是未知数了。自从得知母亲的真实病况后，我感到伤心痛苦极了，我曾对医生哀求，无论如何要挽救母亲的生命，让她能在世上多活几年。回顾以前的岁月，母亲实在太宝贝我这个奶末头（最小的儿子）。家虽穷，母亲却用她的爱宠我、呵护我。所以养成了我成年了，小孩子脾气还时时会冒出来。比如我与妻子发生了口角，我会不理她，母亲就劝我：“你都四十岁了，还小孩子脾气?去叫叫她，哄哄她，好好的！”“我偏不！”我母亲眼一瞪：“去！”见母亲厉害了，我就去了。又如我与单位领导或同事发生分歧，我也绝不主动和他们打招呼或解释什么的，母亲会细眉和颜地给我分析，甚至拖了我去见他们，从而缓和了矛盾，特别是，我长大了，还把自己当小孩子，要母亲照顾我、呵护我，却没很好地对母亲尽孝道。她呢，始终为我们忙这忙那，我，见她身体一天比一天差，就再三让她休息，她总说：“人老了，要动，要劳动，否则会生病的。”想想也不无道理，就任她做这干那，根本想不到她已病入膏肓，儿欲尽孝亲却不在，这是最痛心的。母亲在，我永远还小着，永远是一个孩子，可以撒撒娇，讲讲小孩气的话；母亲去了，我向谁撒娇，向谁讲孩子气的话?想到这里，心酸酸的，痛楚象千万只蚂蚁啃噬我的心，心开始流血，欲哭无泪，混身抽蹙起来……

上海姚良官

娓娓道来，情真意切，，读来让人感怀不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