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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当下青少年应清醒认识：中国历史上名门望族的命运与“耕读传家”的内在联系 此处所述的名门望族，是指历史上帝王家族之外历史悠久而地位较高、颇有声望的家族，之所以将帝王家的兴衰不列入其与耕读传家关联程度的考察，是因为帝王家的兴衰更多的是受着非常复杂的价值观、政治文化设计、治理执行、社会与自然环境、宇宙运行规律等内外部因素影响，历史上的耕读传家之“耕、读”分别是古代农耕文明时期的耕种与读书两种工作与生活状态，“读”仍然可以且应该是帝王家的生活状态，“耕”则离帝王家子孙后代的实际生活很远，除非对“耕”字进行广义上的外延与解读，赋予其更深更广的内涵，这恰恰是我们将要逐步展开研究与呈现的内容。 家族兴盛，是指一个家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才辈出并以家族整体在社会上享有一定程度的名声与威望，其中显著者为名门望族。从“耕读传家”家训与家族兴衰内在联系的角度，我们不妨将历史上的名门望族分为四种类型：独一无二型、持久兴盛型、骤兴骤衰型、未兴已衰型。独一无二型是指由于历史与文化的原因以致无法仿效无法复制的一种型态；持久兴盛型，是指家族中出现了一位标志性人物之后，将家族带往一个较高的高度，之后若干年内，家族人才辈出，家族持续保持较高声望；骤兴骤衰型，是指家族出现突如其来的兴盛，在其后短时间内又突然停止了这种显著的兴盛状态，转向平谈甚至彻底沉寂；未兴已衰型，是指家族中出现了一位在历史上有一定影响的人物，但与作为一个家族整体出现于历史舞台仍有区别，其后，并未形成家族式的影响力。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有家族类型的划分，只是为了分析研究的需要，家族类型的变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非试图作出定论。为了更好了解以上种种情况，下面以“耕读传家”家训为探究家族兴衰规律的工具，展开事例分析。 （一） 独一无二型：孔子家族——特殊的耕读传家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名丘，字仲尼，儒家学说创始人，我国古 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 孔子家族是指孔子的所有后裔总称，孔子后裔有曲阜孔氏、阙里孔氏、真孔、 内孔，内院孔等，经过2500多年，现已繁衍至第80代。孔氏谱系完善，被尊为“天下第一家”，以其家族世系对中国文化上的影响力及与诗书的关联程度，则是典型的“诗礼世家”、“书香世家”。 如上两章的论证，有“耕读传家”的传统在,才有书香世家诞生的可能。 孔子被后世众多帝王尊为“万世师表”，他的家族也随着他身后地位的升起而不断上升。孔子去世三百年后，汉高祖刘邦路过山东，以牛羊太牢的最高级别进行祭奠孔子，这是国家最高统治者表现出的对孔子的第一次礼遇。唐玄宗第一次封孔子为王，为“文宣王”；西夏仁宗时孔子一度被尊为皇帝，成为“文宣帝”；到元代元成宗又改封孔子为王，称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清代最终将其定为“大成至圣先师”。其子孙享受的特殊待遇：西汉，平帝为了张扬礼教，封孔子后裔为褒侯，这是孔子后裔第一次得到封侯；北宋，仁宗提“侯”为“公”，封孔子后代为衍圣公，之后其后代一直沿袭这个封号直到清末。自此，开启了孔子嫡长后裔历经四个朝代，长达874年，传承31代的衍圣公岁月。 孔子所开创的孔氏家族盛况，在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是超越帝王家族的存在，时间上，2500年相对比有据可查的迄今人类史上最长王族周朝800年的姬氏，犹如拳击界的轻量级选手与重量级选手，这种不可思议的现象，是历代统治者与民众共同选择的结果。 孔子的家训是诗礼传家，2500年来，孔子一脉并无明确组合成词的“诗礼传家”家训，这四字是孔氏后人与研究者根据孔子的庭训及其后演变归纳得出的结论。 现在我们来看看，诗礼传家与耕读传家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孔子教子《庭训》散见于《论语》，据《论语》记载，有一天孔子独立庭院中静默沉思，其子孔鲤快步从他身边走过，孔子突然叫住孔鲤问：“学《诗》乎？”孔鲤回答：“未也”，孔子教导他：“不学《诗》，无以言”，孔鲤退而学《诗》。又有一天，孔子又“独立”庭院中，孔鲤快步过其侧，孔子又叫住他，问：“学《礼》乎？”孔鲤对曰：“未也”，孔子教育他：“不学《礼》，无以立”，孔鲤退而学《礼》。孔子对孔氏后人的要求，简单地说，就是既要有文化，又要守规矩。从人的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来说，就是内在守规矩，外在讲礼仪。守规矩是对人的内在要求，讲礼仪是对人的外在要求。 从春秋时代孔子的“诗礼庭训”，到明代孔尚贤制定的《孔氏祖训箴规》，再到清代中叶，第72代孙孔宪珍的“64字家训”，孔氏家族目前在世的200多万人，无不严格遵守，64字家训里面有这样的明确规定“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居身简朴，辛勤劳杵；一丝一缕，恒念力扬；忠厚传家，苦读诗书”。 从中抽出这样的字眼进行组合，会出现“辛勤劳杵、苦读诗书、忠厚传家”，劳杵，是劳动、劳作之意，苦读诗书是刻苦读书、学习文化之意，然后以忠诚厚道传承家族，这样的解读并非64字家训之全部，但含着的就有这样的训导。 此前，我们知道，两千多年来，凡批判儒家，必说“儒学歧视体力劳动、尊崇脑力劳动”，有所谓“劳心治人，劳力治于人”的说法，这是岐视农民等劳动人民。根据是《论语·子路·第十三》：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笔者研究文化学多年，从文化史上多种文化类型兴与衰、吸收或被吸收、种种文化现象的内在异同、各种文化冲突之后的演变中，发现文化学应该存在这么一种原理：文化无高低之分，但文化是有位阶的，体现在：一，文化覆盖的范围内，文化设计者会按重要性将其编排位置顺序，一旦获得文化使用者高度趋同性的认可，则形成位置阶梯秩序，持续发挥着位阶的影响力且不易改变，如中国持续至少两千多年的“士农工商”位阶，“士”为最高，“农”次之，“工”再次之，“商”为最低，这深深造成了中国人的官本位思想与读书至上价值观，直至近年，人们内心追求的变化，最末之“商”一跃成为最高；二、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一旦近距离接触，价值高、对比后更符合族群中多数人内在需求的文化类型将在一定时间内会吸收另一种文化类型，或者将其驱逐甚至可以使之逐渐消亡，如史上著名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如满清取明代之，实行汉化，至20世纪初期，满族作为一个民族，从风俗习惯、穿衣打扮、语言运用到方方面面已完全融入汉族，如当下少数民族青少年中的一部分，在深入接触汉地文化、欧美文化之后亦有以上种种变化，以往，我们会用民族大融合或者“中国文化具有强大包容性”来解释这一文化现象。当然，这些都对，都是好的方面，文化本来就不是一成不变，文化一直在变化中前进，包括传统文化在内，当下无数人特别是青少年，一提及传统文化，下意识中已认为古老的、很多年以前存在的才是传统文化，却没意识到，现在所认为的传统在发生当时却是新潮，这种文化上的误区不仅存在于青少年当中。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对于以上种种，用“大融合”、“包容性”来解释或贴上“中国文化优越性”标签，不仅显得无力，而且无法解决欧美文化同样存在的“包容性”问题，也许“文化位阶论”是一把很好的钥匙，尽管在当下未必会得到广泛的认同。 “农”的文化位阶仅次于“士”的确立，除了农耕文明时期人类对于第一产业的高度依赖之外，与以儒家思想与行动为重要内容的耕读文化有关。 作为儒家文化开创者的孔子，对于“请学稼”的回答“不如老农”，对于“请学为圃”的回答“不如老圃”，不仅不是不尊重，而是相反，既是谦虚也是事实，儒家的文化设计里面，已包含着明显的“社会需要分工”的规划，孟子的“劳心治人，劳力治于人”正是这种设计与倡导的延续。认为孔孟儒学岐视农民的人，还有一个重大误解，以为“小人”是骂人的话语，其实在当时的儒家语境里，“小人”是“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中的“小人”，是普通民众之意，只是为了区分社会地位与道德均高于多数人的“君子”而使用，描述的是君子的表率作用，绝不是后世所指的道德败坏之人。孔子曾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也曾整理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诗经·小雅·鹤鸣》）的诗句。 因此，深入孔子的思想，我们应该不难发觉，孔子并无岐视“农业”、“农民”、“劳动人民”的意思——关于劳动人民一词的使用，我看未来应有待商榷，当然，不在本文论述之列。 孔氏后人提出的“辛勤劳杵、苦读诗书”，不仅没歪曲其老祖宗的本意，相反是很好地得到了继承。 清代中叶的第72代孙孔宪珍提出“64字家训”之时，清楚知悉家族体系已很庞大、家族成员众多，这种情况下，难免有些族人会以农业耕种为生，或以“舌耕”“笔耕”为主，如果我们将“耕”从狭义的耕种中进行外延，可否理解为，孔宪珍期望族人后代在这种种辛勤劳动之余苦读诗书、忠厚传家，归根结底，包含了不违反“诗礼传家”祖训前提下倡导的耕读传家？甚至，远溯其祖孔子当时在庭训孔鲤时，只是强调其在辛勤劳动之余，勿忘学习践行诗与礼。 （二）持久兴盛型——以耕读传家为家训1、以官宦人家为主要特征的家族（1）曾国藩家族曾国藩(1811年-1872年)，汉族，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孔子亲传弟子、宗圣曾子的七十世孙。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曰文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的人之一，被后世看作“圣人”、“千古第一完人”，理由是他立德立功立言，为师为将为相，却得以全身而退。 曾国藩的崛起，对清王朝及其后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其所创晚清古文的“湘乡派”，乃湖湘文化的重要代表，清末及民初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均受他文风影响。所著甚丰，不下百数十卷，收录于《曾文正公全集》，传于世。 其父曾麟书，号竹亭。竹亭公撰有两副对联，一副是：“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耕半读，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另一副对联与之相似：“清茶淡饭粗布衣，这等福老子享了；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些事儿曹当之。”这两副对联表现出了一种相当洒脱的高人逸士姿态，不是常人所能达到的。其中所蕴藏的丰富内涵也非一言而可尽。这两副对联的上联均表示自己对生活的要求不高，半耕半读，粗茶淡饭已足够；两联的下联又对儿孙们寄予厚望。这种希望与普通人要求子孙出人头地、升官发财截然不同，而是要将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子孙去做。这可称得上是一种深谋远虑。亦耕亦读，勤俭持家，敬祖睦邻，成为曾家持家立业的基本生活理念和世代相传的传统。曾国藩也始终都在秉持着这样的持家之道。 曾国藩五兄弟绵延至今已到第八代，后人有成就者大约240多位，如光禄大夫、建威将军曾纪官、曾广銮，清末翰林曾广钧，资政大夫曾广江，刑部员外郎曾广镕，女诗人曾广珊。 “半耕半读”的家风中，曾国藩深受其益，同时，他也结合自己治学、为官的人生经验，将新的见解融入其中，进一步发扬了耕读传家的传统。曾国藩分支在“和以治家”的宗旨下还特别强调“勤以持家”。这个勤以持家在曾国藩那有两层意思，一是家庭成员要克勤克俭，一是做家长的要勤以言传身教。曾国藩说的这些，他自己就能一丝不苟地带头去做，而且做得非常好。比如大儿子曾纪泽喜欢西方社会学，曾纪鸿喜欢数学和物理学，曾国藩虽然一窍不通，也能尽自己所能去了解，去努力学一点。这样的父亲，才不愧是一个真正“勤以持家”的父亲。在曾国藩的影响下，曾纪泽总是会亲自教孩子们学英语、数学、音乐，还教他们练书法、写诗文、讲解经史典章，不论再忙，每日总要抽出时间来陪孩子、陪家人，这就是最好的家庭教育。所以，曾国藩子孙、曾孙，甚至玄孙里，有很多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在曾国藩的家书中，有许多内容都是教导弟妹子侄要谨守家传耕读文化传统的。在写给弟弟的一封信中，他一再强调：“家中兄弟子侄，总宜以勤敬二字为 法。”“诸弟在家，总宜教子侄守勤敬。”“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在曾国藩看来，只有耕读勤勉，才能使家庭更兴旺。 曾国藩有段著名的评论，说家庭兴旺的规律是，天下官宦之家，一般只传一代就萧条了，因为大多是纨绔子弟；商贾之家，也就是民营企业家的家庭，一般可传三代；耕读之家，也就是以治农与读书为根本的家庭，一般可兴旺五、六代；而孝友之家，就是讲究孝悌的、以和治家的家庭，往往可以绵延十代八代。 （2）左宗棠家族左宗棠(1812-1885年)，湖南湘阴人，字季高，号湘上农人。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湘军著名将领，洋务运动代表人物。官历浙江巡抚、闽浙总督、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管理兵部事务兼总理衙门行走、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追赠太傅，谥号文襄。著有《楚军营制》，其奏稿、文牍等辑为《左文襄公全集》。在洋务运动、收复新疆等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中做出重大贡献，后世对他评价比较高，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梁启超先生称他为“五百年以来的第一伟人”，美国政治家亨利·阿加德·华莱士这样说：“左宗棠是近百年史上世界伟大人物之一，他将中国人的视线扩展到俄罗斯，到整个世界……我对他抱有崇高的敬意。” 左宗棠波澜壮阔的一生充满传奇：本是清王朝体制外人员，却自40岁开始靠事功进入体制内，官拜宰相；他是地道的书生，做过私塾先生，写得一手锦绣文章，却以军功传世，年近七旬抬棺西征，收复新疆，保住中国六分之一国土，73岁组织“恪靖援台军”抗击法寇渡海作战，被誉为中国历史上四个打不败的将军之一--另三位是韩信、李靖、岳飞。 “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寻平处住向宽处行”这幅楹联，随着李嘉诚办公室的频频曝光而为世人所知，其实这是由左宗棠题于无锡梅园的一幅对联。 湘阴左家至左宗棠父亲这一代已是7代秀才，家境并不宽裕。左宗棠早年在城南书院读书，之后与曾国藩、毛泽东一样，也有在岳麓书院受教育的经历。20岁那年乡试中举后，后面的考试一次也没中过，虽然很不甘心，但生活还要继续，于是返回家中从事农耕生产，闲暇时间教书育人，研读儒家经典，涉猎孙子兵法等军事书籍。但左宗棠的志向和才干，得到了当时许多名流显宦的赏识和推崇，于1836年受邀出任湖南醴陵渌江书院山长（相当于校长），此前的左宗棠曾“从此绝意仕进”，打算“长为农夫没世”，写下“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的自勉联。 左宗棠在世时对书院情有独钟且受益于书院，如果没有在书院担任山长的经历，就可能没有历史上叱咤风云的左宗棠，正是在渌江书院山长任上以诗文得到朝廷重臣陶澍的赏识，出任两江总督府四品幕僚，其后曾国藩对左宗棠多有提携与相助之恩，从此改变人生轨迹。如此经历，必然加重了他浓郁的教育情结，因此，后来的左宗棠到处抢救典籍，编印书刊，兴教劝学，修建书院，包括曾数次将为他而建的生祠改作书院。 左宗棠与书院密不可分的缘份，成就的是中国书院史上一段佳话。 为继承传统文化、弘扬左公精神，进入21世纪的湖南湘阴县依托纪念左宗棠的左文襄公祠，精心建造为书院，2017年11月10日，左宗棠诞辰205周年纪念日，左宗棠书院正式开山。也许，前来书院学习的莘莘学子最需要学习的，是左宗棠的家训。 左宗棠家训主要包括左宗棠家书和其题写的楹联匾额以及留下的警示劝诫名言等。现流传下来的左宗棠家书有163封，是他在戎马倥偬、政务繁忙之际写给夫人、仲兄、儿女和侄儿们的信札。他在家书中倡导“耕读为本，自立自强”， 以“当代诸葛亮”的智慧，左宗棠对自己从哪里来，此生应该做什么，又将到哪里去，想得清清楚楚。他的思考根据也许是：从左氏祖先繁衍时起，已历数十代人，人数成千上万，湘阴左氏只是其中一个分支。左宗棠是湘阴左氏这代人中的一个。个人的繁衍，家族的兴衰，此生的尊卑荣辱，当时看上去很了不起，其实真看清楚了，也只是历史中的一段。左宗棠曾说：中国姓氏、宗族万千，为什么有些家族崛起，有些家族衰落？世上没有谁可以无缘无故地崛起，也没有谁会无缘无故地衰落。崛起还是衰落，祖宗那里可以找到原因：祖宗如果做了很多有益于社会的好事，则个人的成长环境从小健康积极，这样的人走进社会，社会上帮助他的人就多;反之，祖宗如果做了许多恶事，则历代累积下来，家族文化扭曲，社会关系紧张，后人从小的成长环境负面消极，人格不健全，社会上厌恶、拒绝帮助他的人也多。 左宗棠传家之训：“耕田读书，勿使子孙蜕化为纨绔子弟”“好子弟，唯读书与耕田不可辜负。” 同治五年，他的四个儿子陪母亲去闽省亲，时左宗棠奉命移节西征，促儿侍母归乡。儿辈求训甚切，左宗棠书联以勉：“要大门闾，积德累善；是好子弟，耕田读书。”并嘱咐说：“慎交游，勤耕读，笃根本，去浮华。”他还给左氏家庙题写了一副对联：“纵读数千卷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要守六百年家法，有善策还是耕田。”嘱咐儿子孝威刊悬祠中，以示族中子弟。 左宗棠家规家训主要包括左宗棠家书和其题写的楹联匾额以及留下的警示劝诫名言等。现流传下来的左宗棠家书有163封，是他在戎马倥偬、政务繁忙之际写给夫人、仲兄、儿女和侄儿们的信札。他在家书中倡导“耕读为本，自立自强”，要求“勤俭持家”，提出“惟崇俭乃能广惠”，并在湘阴左氏宗祠的大门写下一副对联：“纵读数千卷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要守六百年家法，有善策还是耕田。”在他的严厉教导下，左氏家风端肃。时人称赞他：“立身不苟，家教甚严。入门虽三尺之童，见客均彬彬有礼。虽盛暑男女无袒褐者。烟赌诸具不使入门。虽两世官致通显，又值风俗竞尚繁华，谨守荆布之素，从未沾染习气。” 左宗棠一生钟爱读书，多次强调耕读传家。他家书中多有教子读书做人的内容。他给长子孝威信中说：“尔年已渐长，读书最为要事。所贵读书者，为能明白事理。学作圣贤，不在科名一路，如果是品端学优之君子，即不得科第亦自尊贵……尔父二十七岁以后即不赴会试，只想读书课子以绵世泽，守此耕读家风，作一个好人，留些榜样与后辈看而已。” 左宗棠自号“湘上农人”，精通农事。如今新疆的桑蚕和棉花都是他当年引进的。同治四年(1865年)，左宗棠在给孝威的信中指出，自己虽身居要职，但不想让子孙蜕化为纨绔子弟，而是要他们不忘家族寒素本色，保持平民耕读之风。同治六年(1867年)，他写信叮嘱周夫人：“家下事一切以谨厚朴俭为主。秋收后还是移居柳庄，耕田读书，可远嚣杂，十数年前风景，想堪寻味也。”他担心孩子们在城市闲居太久沾染了不良习气，所以让他们仍然回柳庄去耕田读书。 左宗棠以其言传身教，延续了左家耕读传家、知行并重、勤俭忠厚的家风。 身居高位后，家乡赴京找他谋事的人很多，他一一回绝后自掏腰包送他们回乡，又担心老乡拿路费在京挥霍，于是将赠银分成几部分，沿途领取。左宗棠一生都践行着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抱负，无论任职何处，都大力筑路、植树，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并创办福州船政,为建立中国近代海军奠定了根基，创办了甘肃机器局、西安机器厂、兰州制造局和织呢局等。 积德累善，有益于社会的家族崛起；无德有恶，有害于社会的家族衰落。 左宗棠不聚财。他认为世上最大的悲剧是后人“蠢而多财”。从小捧着金饭碗长大，本事没学一点，嗜好滋生一堆，每天坐吃山空，人家觊觎你的财富，自己又没本事守得住。父亲一死，首先倾家荡产，最后断绝子孙，这难道不是家族悲剧？左宗棠68岁时便立下遗嘱“我廉余不以肥家，有余辄随手散去。”他不仅教导子弟俭朴度日，自己也过着俭朴的生活。当了督抚以后，他把多余的钱随手散去，除救济灾民和贫苦族人外，做了许多公益事业，如修城墙，办书局、书院，资助西征军粮饷，左宗棠常以“不欲以一丝一粟自污素节”告诫自己。 后代“蠢而多财”与“贤而寡财”两大选项，历史上多数显贵选择了前者，左宗棠果断选择后者。他的理由是，后代“蠢而多财”，必然导致“蠢而寡财”，选择“贤而寡财”，就总有希望“贤而多财”。因为社会财富竞争，说白了是贤愚竞争、能力竞技。因此，“子孙强于我，留钱做什么？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家有万贯，不如薄技在身。”在世时散财行善，内可以正家风，外可以广人缘，这才是治家的良药，是真正的发家强族之道。 如今左宗棠已经逝去100多年，逝世的时候第十个孙子已经出生，他的四个儿子以及十个孙子将他的血脉给传承了下来，如今左宗棠的后人已经到了第七代，七代人中也出现了许许多多人才，从长沙市一医院到司马里，占了半条街，可见左家香火之旺盛。 由于自己为官，看到了为官的种种，所以左宗棠在家训中还提出“读书不为科名”，因此，尽管他的子孙大多很争气，后代学者和名医频出，进入仕途的反而不多，官位较为显赫的只有四儿子左孝同、第三代孙子左念恒和第五代孙女左焕琛。左孝同曾任江苏提法使、布政使；左念恒曾任余杭太守。学者与名医中，左景鉴是外科首屈一指的名家，是我国腐蚀与防护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左焕琮是医学界道高望重的名医，曾经还给蒋介石的孙儿蒋孝慈做手术；左坚是著名生物学家；当过上海市副市长的左焕琛则是影像医学及心血管病专家，对于左宗棠家族后代何以多出学者与名医，身为左氏后人的左焕琛归结为“爱国爱民与悲天悯人”情怀。 2、以经商为主要特征的家族（1）晋商家训与晋商望族晋商，称雄商界三百年，纵横欧亚九千里，留下了至今仍被人们关注和研究的商业传奇。晋商之所以成功乃是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到商业经营、为人处世、治家育人中，在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自成体系的商业文化和经营理念。这些商业文化、经营理念和家风建设，支撑着山西商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业绩，并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晋商的杰出代表是乔家与王家。 ① 乔家祁县乔氏家族是清末民初闻名全国的商业家族，是晋商的代表。乔氏家族最早可考的始祖是乔守纪，历经繁衍生息，传承至今已历15世，代表人物有乔贵发、乔致庸、乔映霞等。乔家祖居祁县乔家堡，从乔贵发创家业始，乔家由贫穷农户发展成富商巨贾，从单身一人繁衍为人口众多、人才辈出的望族。鼎盛时期，乔氏家族数百人口聚族而居，乔家产业遍布全国，独领风骚200多年。 乔家之所以家兴族旺，和乔家的家规家训关系密切。乔家家训主要是乔致庸借用明末清初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朱柏庐的《朱子家训》和自古流传民间的修身格言等，择其要，作为家训，如“有补于天地者曰功，有益于世教者曰名；有学问曰富，有廉耻曰贵，是谓功名富贵”，告诫子孙勤学养德，行善于世。乔家家训中有一句话：我不识何等为君子，但看每事肯吃亏的便是；我不识何等为小人，但看每事好便宜的便是。 家规正人，家风兴业，有了家规家训的约束和教化，乔氏一族才形成了优良的家风并传之后世，影响深远。“百年燕翼惟修德，万里鹏程在读书”“书田历世”“百年树人”“读书滋味长”，这些楹联、匾额，折射着乔家尊师重教的家风。乔家设私塾，让氏族子弟不分男女，不论亲疏，一律上学读书。乔家对任教的老师十分敬重，每位老师都配书童伺候，伙食与主人相同，还让老师坐上席。老师回家主人们要送到大门外，等老师上车以后才能返回。 乔家家训中有一句话：我不识何等为君子，但看每事肯吃亏的便是；我不识何等为小人，但看每事好便宜的便是。 乔家家训中，耕读传家是其主要内容。 书田，以耕田比喻读书，故称书为“书田”。还有旧时巨族大姓以公置田产中的地租所得，行为族中子弟读书的补贴，谓之“书田”。此外，亦有“晴耕雨读”之意，取自南阳诸葛“乐躬耕于陇中，吾爱吾庐;聊寄傲于琴书，以待天时”。历世，是历代、累世之意。 乔家大院中的“书田历世”匾额，是乔氏家族自况，也是乔氏先祖对后代的训导。 ②王家王家大院座落在中国北方浑厚的黄土高原上的山西灵石县静升村，有着近700年历史的文化，是中国民居建筑的典范，家族文化的表率，吉祥文化的标本，是中国耕读传家与官商经济的契合。王家是太原王氏的后裔，据说在元朝皇庆年间一位名叫王实的人定居静升。在事耕的同时，王实兼做豆腐，由于技高一筹，加之为人敦厚，生意渐兴，因此王实被尊为静升王姓始祖。王氏家族鼎盛于清朝康熙、乾隆、嘉庆年间，那时，除了大兴土木，营造室第、祠堂、坟莹和开设店肆、作坊外，在当地还办有义学，立有义仓，而且修桥筑路、蓄水开渠、赈灾济贫、捐修文庙学宫等等，善举不竭。在此时代，王家入宦者仅二品至五品官员就有12人，罗授、封、赠在内的各类年官员大夫达42人，还有二人分袂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和嘉庆元年（1796年）加入了朝廷举办的千叟宴。足以看出王家的显赫。到清中叶，王家便由原来的平民百姓发展成为居官、经商、事农综合型的名门望族。王家大院包括东大院、西大院和孝义祠，总面积34650平方米。 民国初年，王家店铺仍然覆盖晋、冀、京、津等省市。在卢沟桥事变之后，王家被迫举家南迁，大院人去楼空，王家人也漂浮异乡。 到了现代，王家大院作为我国优异的传统建筑文化遗产和民居建筑艺术珍品，开放几年来，在国内外发生了积极的影响，被广誉为“华夏民居第一宅”、“中国民间故宫”和“山西的紫禁城”。 王家大院祭祖堂联： “追旧德为善最乐济乡里，修先业耕读传家望青云。”意即追念先人之美德，以行善为最快乐，帮助乡里做善事；修行先辈事业，传承耕读家风，才能平步青云，事业旺盛。[ ]（柳永平，《晋商家训》） 修先祖为官为商兼慈善事业之余，还需以耕读传家方可追求青云直上。如果不是王氏历代先祖有着各种各样得益于耕读传家的经历，必无法得出这样的体会并将之形成家训教导子孙后代照做不误。 （2）徽商家训与徽商望族徽商在南宋崛起之后，到明朝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商界和晋商并举的一支劲旅，到清朝中叶，徽商一跃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所谓“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尤其是在盐茶业贸易方面，徽商独执牛耳。康熙、乾隆年间，“钻天洞地遍地徽”，“无徽不成镇，无绩不成街”，徽商进入鼎盛时期，直到清末，徽商才开始走向没落。绩溪徽商的兴起比徽州其它县要晚一些，当徽属各县之徽商日趋没落之际，绩溪徽商却方兴未艾。 据史书记载，大约在明代中叶，绩溪徽商才兴起，到清末蔚成大观。绩溪徽商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红顶巨商胡雪岩、徽墨名家胡开文、茶商胡炳衡、徽商工业创始人胡练九。 宋代以来，家族修族谱之外，形成自己的家训是很普遍的现象，绩溪胡氏在中国商业史上取得过持续时间较长的辉煌，也一定会通过种种方式传导着胡氏家训，按理应很容易搜寻得到，然而，本文写作之时，所得到的资料零零星星、片言只语，因此，我的结论是：绩溪胡氏家族，在宋以来的家训大潮中，并未形成完整的家训。殊为可惜。 归结起来，“慎终追远”、“孝悌伦常”、“勤俭持家”和“耕读传家”可以说是徽商治家的四大核心理念。 其中，以安徽绩溪章氏家族最为典型，尽管这个家族在徽商当中尚未出现如胡雪岩这样的巨富，但在数百年的徽商群体中，一定也有较为突出者，只是尚未找到相关记载，之所以如此，从其家训并不着重教导后代子孙从事商业经营中找到蛛丝马迹，安安稳稳地传家兴家，不追求大起大落，未尝不是章氏先祖对家族传承的预设。 如前所述，中国第一部正式明确以耕读为传家之宝的家训著作就落在这个家族，这个绩溪章氏，是从福建浦城出发于宋徽宗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到此定居的章仔钧后裔中的一支。 《章氏家训》把修身立德当作“为人之本”，把耕读和勤俭作为“传家兴家之本”，耕读传家，泽及后代。 绩溪章氏薪火相传至今33代，儒官儒商众多，即便是普通民众，也都明理好义。清朝《绩溪县志》上记录在案的章姓人士竟有63人之多，有的为官清廉，有的诗文传世，有的尚义孝亲，有的乐善好施，无论为官经商从教皆恪守家训，章氏后裔以耕读为立身之本，涌现了一个个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商界中的领袖，当代的社会精英。在取到了商业的成功和巨大财富之后，他们没有忘记耕读传家的根本，倾其力培养和造就下一代，一个个社会精英又从他们的家族中崛起，如五四时期才华横溢的进步作家章衣萍，如著名气象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章基嘉，他们无一例外都践行着章氏家训。 今天，在绩溪城乡章姓聚居地，家训影响根深蒂固、润物无声，知书达礼、崇文重教、孝老爱亲、邻里和谐蔚然成风。西关一带还有“儒耕堂”、“慎思堂”、“持敬堂”、“积厚堂”等众多古民居遗存，这些民居的堂号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西关章氏子孙秉承家训、崇文重教、耕读传家的历史传承。 （3）其他商帮① 豫商康氏家族，人称“康百万”，“康百万”不是特指某一个人，而是明清以来对以康应魁为代表的整个康氏家庭的统称，因慈禧太后的册封而名扬天下。 早在朱元璋时期，康氏家族先祖从山西移民到河南，最终在巩义安家落户，耕种为生，其后，从在河洛开小饭馆开始，发展成“康家店”客栈，第六代后开始了真正的大富大贵，历经400多年兴盛不衰，祖孙12代皆富豪，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常见现象。直到清朝末年，仍具雄厚财力，所在的镇现为康店镇，其庄园被称为康百万庄园或河洛康家，家族前后12代人都生活在这里，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与四川刘文彩庄园、山东牟二黑庄园合称全国三大庄园，与山西晋中乔家大院、河南安阳马氏庄园并称“中原三大官宅”，被誉为豫商精神家园，中原古建典范。 家族史上曾有康大勇、康道平、康鸿猷等十多人被称为“康百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清代中期的康应魁。清代中期的康百万富甲三省，主要做船运生意，土地总占有量18万亩，雄居全国之首。明清时期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头枕泾阳西安，脚踏临沂济南，马跑千里不吃别家草，人行千里尽是康家田。”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康氏家族的家产多么庞大，马跑出千里还是吃的康家的草，人走了千里周边还是康家的田。 康氏家族的辉煌是家族优良教育的结果。康家的家训是这样一句话，“志欲光前惟是读书教子，心存裕后莫如勤俭持家”。也就是说，如果想要兴盛家族就必须要教育好子孙，要子孙享福，就必须勤俭持家。漕运起家、官商发家、勤俭持家、耕读传家，显示了康家以农为本、亦农亦商的家传之宝。这在当前河南农业大省定位和全国中部崛起战略布局上有着特殊的意义。 康家庄园内大厅里悬挂一块被称为中华名匾之一的“留余”匾，此匾是康氏家族教育后代的家训匾，匾上题字“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其大意是说，不要把技巧使尽，以还给大自然，不要把俸禄用尽，以还给朝廷，不要把财物占尽，以与百姓分享，不要把富贵享尽，以留给后代子孙。匾文体现了儒家“财不可露尽，势不可使尽”的中庸思想，这种思想在康百万资助朝廷，修黄河大堤、建学堂、赈济灾民等方面都有体现。 凡事留有余地，当是康氏400年来先耕后商且读的感悟吧。 ②苏商两百年来，苏州向有“富潘”一说。苏州富潘，指的是由徽入苏之后定居以潘麟兆为代表人物的潘氏家族，这一支，以迁到苏州的潘留孙为第一世。 曾称“江南第一豪宅”的潘氏“礼耕堂”，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匾额为清代书法家梁同书手迹。在苏州，徽商要融入传统士文化占上风的主流社会，就必须要读书做官。“礼耕堂”三个字，是“诗礼继世，耕读传家”潘氏家训的浓缩。 乾隆四十八年（1873），潘文起斥资30万两白银，历经十二载，翻建“礼耕堂”所在的卫道观宅地，扩至十三亩，7500平方米、坐北朝南、五路六进，巍峨气派，奠定了礼耕堂现在的建筑格局。这是一项耗时费资的庞大工程，据史料记载，康乾年间，一名江苏巡抚的年收入为130两白银，而纺织工作为当时最赚钱的职业，一名家庭纺织女工的月收入也仅一两白银，潘家修座宅子的花费便相当于一名江苏巡抚2300多年的年收入总和，而一名纺织女工则要持续工作25000年，由此可见“富潘”绝非虚名。至今老苏州们还流传着“苏州两个潘，占城一大半”的俗语。 “富潘”耕读为先，其次经商习艺。但家族科举也颇为不顺，到第九世潘麟兆索性改习商贾，每天打点至深夜，又极其节俭，家业好转，1721年，举家迁往卫道观，其后经历数代人的努力，富潘在鼎盛时拥有苏州观前街的大部分商号，如元大昌酒店、稻香村糕点、黄天源糕团、文昌眼镜店。潘氏家族主要经营药材、木材、丝绸等业，生意做到了天津、北京和郑州，就连北京的老绸缎庄“瑞蚨祥”也是潘家产业。 潘家与现在很多富商家族不同的是，在致富后历代不忘读书，但比起在商场上的战绩，颇有不如，除了第十六世孙潘灏芬以学部考试最优等而赐给法政科进士之外，并无大的建树。 3、其他以耕读传家为家训的家族①湖南张氏家族张谷英（1335—1407年），元末明初人。据族谱记载张谷英原籍江西，曾任明指挥使，于明洪武年间放弃指挥使军职不做，由吴入楚，沿幕阜山西行，归隐于岳阳县渭洞笔架山麓，其子孙后代就在这里依山建起了延绵四里多的大屋场，这便是今天的张谷英村。 张谷英将“耕读继世、孝友传家”这八个字作为家训，此后，“耕读继世、孝友传家”的对联，高悬在张谷英村的当大门前，成为支撑张氏家族的精神支柱。 在张氏家族的家训族戒中，“勤耕读”是一个突出的主题。先祖深知耕读的重要性，告诫后人要“耕读为本，以俭朴为荣，兴书香门第，继百忍家风，尚礼仪而四邻和好，爱劳动而百业兴隆”，并留下“兴门第不如兴学第，振书声然后振家声”的祖训族规。谷英公后代们谨遵祖训，他们读诗书、勤百业，代有人才出。 ② 四川钟氏家族清代由广东迁至四川的钟氏家族，其《钟氏族谱》中有“祖训十二款”，他们认为祖训是“格言至论，可各抄出。贴在厅堂，以作箴铭，以训子弟。遵此家法，一以绳祖武，一以贻后昆，胜读劝世文也。” 在十二款中，“耕读为本”一款集中表达了要求得生存必须勤于耕稼、要求得发展必须读书仕进的思想基础： “人有本务，不外耕读二事。盖勤耕则可以养身，勤读则可以荣身。苟或不耕，则仓廪空虚，此乞丐之徒。不读，则礼义不明，此蠢愚之辈。凡我子孙耕者成耕，读者成读。此本所当务也。”[ ] （三）骤兴骤衰型——无明确而可系统执行的家训1、 西汉时期的霍光家族霍光，字子孟，约生于汉武帝元光年间，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市）人。跟随汉武帝近30年，是武帝时期的重要谋臣。汉武帝死后，受命为汉昭帝的辅政大臣，执掌汉室最高权力近20年，为汉室的安定和中兴建立了功勋，成为西汉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政治人物，但在史上以“只知谋国不知谋家”著名，霍光在世时家族非常兴盛，在其去世三年后的公元前65年，家族就遭遇了被悉数灭绝之灾，属于典型的骤兴骤衰型。 霍光是西汉著名将领霍去病的同父异母之弟。其父霍仲孺先在平阳侯曹寿府中为吏，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二十一岁的霍去病以骠骑将军之职率兵出击匈奴，路过河东，方与其父相认，并为其购买了大片田地房产及奴婢。当时，霍光仅十多岁。霍去病得胜还京时，遂将霍光带至京都长安，将其安置于自己帐下，任郎官，后升为诸曹侍中，参谋军事。两年后，霍去病去世，霍光做了汉武帝的奉车都尉，享受光禄大夫待遇，负责保卫汉武帝的安全，所谓“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在跟随汉武帝时期，谨慎小心，受到汉武帝的极大信任，同时，他也从错综复杂的宫廷斗争中得到锻炼，为以后主持政务奠定了基础。 主持迎立宣帝，使霍光家族达至风光无限的境地。当时，霍光坐在宣帝的身边替他赶马车去祭拜祖庙，宣帝后来回忆说当时的感觉是“如芒在背”，等换了张安世驾车后，他才安心。其实，这一方面反映了霍光的权威之大，另一方面也为霍家的败亡埋下了伏笔。霍光去世后，宣帝等到时机成熟，立即派兵，凡霍氏宗族亲戚，一概拿办。霍山、霍云服毒自杀，霍显、霍禹被腰斩，霍氏女婿、外孙，尽数处死，诛灭不下千家。 霍家彻底败亡同，原因归结如下： 一是，霍光以其威望阻止宣帝立后，最后明为推荐实为安排自己继室霍显之 女为后；二是，霍光的儿子霍禹以及霍光哥哥的孙子霍云、霍山及外孙等，陆续获取了官职，在朝廷上渐成盘踞之势，引起了宣帝猜忌；三是霍光后院起火，继室霍显是个心狠手辣、极具贪欲、不知收敛、无视礼法的女人，霍显对于霍氏家族一门三侯的辉煌尚不满足，做了太夫人之后，竟擅自扩大霍光的故制，自己的生活更是纸醉金迷。民间甚至传闻霍家毒死了许皇后。她的这些做法引起了公愤，许多人上书弹劾；四是二十多年的执政结怨太多，且有许多越权之事；五是霍光子孙多为轻狂之人，多不奉公守法，易招嫉惹祸。 纵观霍光的一生，虽不能如周公辅佐成王那样尽善尽美，倒也确实能尽心尽 力，秉公治朝治国，许多处理不当的涉及个人的事，未必是霍光原意，且霍光本来也意识到位极人臣的危险，宣帝即位后两年，霍光见宣帝躬谨谦让，也还放心，就自请归政退休，皇帝偏不允许，并且还让众臣凡事先奏请霍光，然后再通报自己。 相比于后世曾国藩的激流勇退，霍光显得优柔寡断，使宣帝觉得不自在，霍光显然缺乏韬光养晦的智慧；不能有效教育与约束家族中人，则是其家族败亡的根本原因。 笔者遍寻资料，无法找到霍光为家族制订关于价值观关于行为准则之类带有家训性质的文字，遑论明确而可系统执行的家训？ 班固在《汉书》中先是肯定了霍光的功绩：“霍光受襁褓之托，任汉室之寄，匡国家，安社稷，拥昭，立宣，虽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后又指出霍光的不足，“然光不学亡术，闇于大理；阴妻邪谋，立女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颠覆之祸，死财三年，宗族诛夷，哀哉！”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这样评论：“霍光之辅汉室，可谓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而光久专大柄，不知避去，多置亲党，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愤于上，吏民积怨于下，切齿侧目，待时而发，其得免于身幸矣，况子孙以骄侈趣之哉！”苏轼认为：“夫霍光者，才不足而节气有余。” 2、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家族诸葛亮（181年－234年），字孔明，号卧龙，徐州琅琊阳都（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人，三国时期蜀汉丞相，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散文家、发明家。 公元197年，诸葛亮17岁，便开始了在南阳一带的“躬耕”生活。公元207年，诸葛亮27岁，这一年他遇到了生平最大的贵人——刘备“三顾茅庐”。后来诸葛亮在《出师表》提及这段往事：“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诸葛亮生诸葛瞻的时候，年四十五，诸葛瞻才1岁，诸葛亮又开始北伐中原，去世时，儿子诸葛瞻年仅八岁，可以用来教育的时间实在太短了，所以临终才写下至今仍被传颂的《诫子书》这封家书，成为后世历代学子修身立志的名篇。“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冶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此外，诸葛亮还留下了一封写给外甥的《诫外生书》，“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 他有两个姐姐，一个嫁给襄阳大名士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诸葛亮非常敬重庞德公，多次上门求教，甚至“独拜床下”，“跪率益恭”，后来，庞德公也十分器重诸葛亮，称之为“卧龙”，称其侄庞统为“凤雏”；另外一个嫁给中庐县(今湖北南漳县)蒯家大族蒯祺，他的这位姐夫在争战期间被蜀将孟达的部队所杀。诸葛亮的二姐所生子叫庞涣。诸葛亮的《戒外甥书》就是写给他的。诸葛亮在这封信中，教导他该如何立志、修身、成材。 诸葛亮早年无子，要了兄长、吴国重臣诸葛瑾的第二个儿子诸葛乔当养子，诸葛乔在二十五岁上去世。诸葛亮唯一的亲生儿子诸葛瞻，在绵竹关和长子诸葛尚一同战死，诸葛瞻的次子诸葛京活了下来。蜀汉灭亡后诸葛京迁徙到河东，被授予郿县县令的职位，后来做到了江州刺史的位置，之后史书就没了诸葛家的记载。 直至1992年，浙江兰溪诸葛村发现《高隆诸葛氏族宗谱》，诸葛亮的后裔才浮出水面。据家谱记载，自宋代以来诸葛亮后裔一直生活在浙江建德及兰溪一带，有八千余人，多是诸葛亮的第49代和第50代孙。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诸葛村，村中建筑格局按"八阵图"样式布列，一如千百年流传的"功盖三分国，名称八阵图"的名篇。而在白竹村和姜衙村，诸葛亮的后裔和姜维的后裔比邻而居，和睦共处几百年。诸葛亮后人把诸葛亮著作的《诫子书》作为家训，另有《诸葛氏集义堂家训（七条）》和《诸葛氏家规》作为指导。在严格的家族规定下，明清时期诸葛村出过进士5人、举人11人，正途出身的官吏50多人。其中，知县13人，京官及州(府、道)官10人。 诸葛亮教育外甥，外甥庞涣曾官至郡太守；诸葛亮教育儿子，儿子与长孙双双战死沙场，作为武侯诸葛亮唯一的嫡亲儿子，诸葛瞻在才能无法与其父相比，但是在气节上，以身许国，在蜀汉灭亡时留下悲壮的一笔，丝毫没有堕落武侯的名声。此前，诸葛亮和哥哥诸葛瑾通信，认为诸葛瞻比较聪明，但是怕过于早熟，成不了大器，幸好诸葛瞻也算争气，有一定书法绘画才能，17岁上成为驸马，随即踏入仕途，任羽林中郎将，先后担任射声校尉、侍中等。次孙诸葛京官至刺史，近年发现的《高隆诸葛氏族宗谱》中，明清两代诸葛氏也培养出了不少优秀人物。 但是，放在历史长河里，自诸葛亮至今已近两千年，第三代诸葛京之后，之所以史料再无其后人记载，原因是在历史上再未出现显赫名声之人才导致的记载中断，现从族谱发现的诸葛后人仍有不少以进士、举人入仕的例子，对于一个绵延了近两千年的家族来说，并不十分突出，仍可归入骤兴骤衰家族的范畴。 诸葛亮本来耕读出身，刘备三顾之地为其耕读之所，这段自17岁起的耕读经历，对其成长应有较大影响。《诫子书》《诫外生书》固然在家训史上享有名声，然而通读下来，只是侧重于方向上的修身之气节，对于如何处世如何传家并无具体的指引，这点与后世的诸多同样有耕读经历的名相重臣在家训中明确“耕读传家”然后指引了家族持续时间更长的辉煌颇有不同。一个家族，是否能出现长时间的辉煌，固然有着运气等诸多因素，家训的内容、传家的具体方法是否也是其一，则有待深入研究了。 3、宋代晏殊晏殊（991－1055） 自幼聪慧过人，7岁能文，14岁以神童入试，赐进士出身，命为秘书省正字，迁太常寺奉礼郎、光禄寺丞、尚书户部员外郎、太子舍人、翰林学士、左庶子，仁宗即位迁右谏议大夫兼侍读学士加给事中，进礼部侍郎，拜枢密使、参加政事加尚书左丞，庆历中拜集贤殿学士、同平章事兼枢密使、礼部刑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永兴军、兵部尚书，封临淄公，谥号元献，世称晏元献。 笔者认为，才华出众的晏殊一生全处于顺境，即使是最低潮时对于时人及后人也算是顺境，是中国历史上最幸运、最幸福的人之一。可惜，其身后，第七子晏几道虽颇有词史上名声，历任颍昌府许田镇监、乾宁军通判、开封府判官等，但性孤傲，中年家境中落，另一儿子晏崇让中了进士，资料显示，侄孙晏升卿 、曾孙晏绍休 、 晏敦复 、 晏敦临 、晏肃中进士，五世孙晏大正为嘉定元年（1208）进士，之后，晏氏后人突出者不多。 有研究认为，晏几道“中年家境中落”，“每天的生活就是跌宕歌词，纵横诗酒，斗鸡走马，乐享奢华，他的六位兄长先后步入仕途，而晏几道过的是逍遥自在的风流公子生活。”“晏几道自幼潜心六艺，旁及百家，尤喜乐府，文才出众，深得其父同僚之喜爱。他不受世俗约束，生性高傲，不慕势利，从不利用父势或借助其父门生故吏满天下的有利条件，谋取功名，因而仕途很不得意，一生只做过颖昌府许田镇监等小吏。”“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监颖昌许田镇。此时颍昌官场上，知府韩维是晏殊的弟子，有着这层特殊的关系，再加上对自己才气的自信，晏几道上任伊始，就大胆给韩维献上了自己的词作。韩维很快给予回复，说你的那些词作我都看了，‘盖才有余，而德不足者’，希望你能‘捐有馀之才，补不足之德’，不要辜负我作为一个‘门下老吏’的期望”。十八岁那年，父亲晏殊去世，“树倒猢狲散”，此后家道中落。神宗熙宁七年，晏几道因郑侠上《流民图》反对王安石变法受到牵连，身陷囹圄。出狱后境况日下，四十多岁时才做了小官，晚年甚至到了衣食不能自给的程度。 《研北杂志》记载说，苏轼曾对晏几道拒绝慢词、坚持小令的作法十分纳闷。一次，苏轼亲自来拜访晏几道，想和他谈谈心。晏几道从破旧的屋子里踱出来，冷冷地道：“当今朝廷高官，多半是我晏府当年的旧客门生，我连他们都无暇接见，更何况你！”掉头回屋。 “家道中落”、“晚年甚至到了衣食不能自给的程度”，足以证明晏殊身后的儿孙辈窘况，侄孙、曾孙辈起稍见起色后，作为一个曾经显赫得“当今朝廷高官，多半是我晏府当年旧客门生”的家族，终于慢慢沉寂于历史长河。 据现在得到的零星片断资料得知，晏殊对子辈的要求是要像自己一样“潜心六艺，玩思百家”，所以培养出了晏几道这样的大词人以及其后的几位进士。诚如前几章节所述，人类自有家庭便有家训，以晏殊这样的才气与太平宰相地位，家训必不可少，然而，家训史上并未留下完整的篇章，就连“潜心六艺，玩思百家”的家训，亦是千难万难者搜索得到。 若说晏殊的家训属于“身教重于言教型”，那么，第七子晏几道“每天的生活就是跌宕歌词，纵横诗酒，斗鸡走马，乐享奢华，.....过的是逍遥自在的风流公子生活。”晏殊不可能看不到，也不可能全然不知，只是仍不能免于常人的“溺爱”通病却苦无良法罢了。 （四）未兴已衰型——耕读而不以此传家1、陶渊明之后的陶氏家族陶渊明（365年—427年），字元亮，又名潜，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东晋末至南朝宋初期伟大的诗人、辞赋家。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最末一次出仕为彭泽县令，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被称为汉魏南北朝800年间最杰出的诗人，今存125首，多为五言诗。从内容上可分为饮酒诗、咏怀诗和田园诗三大类，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有《陶渊明集》。 陶渊明曾祖陶侃是赫赫有名的东晋大司马，手握军队重权，都督八州军事，祖父陶茂做过武昌太守，父亲陶逸曾任安城太守，陶渊明的母亲是东晋名士孟嘉的女儿。出生于官宦世家的陶渊明，喜欢吟诗作赋，经常邀请气味相投的文友推杯换盏、吟诗对赋。如此竟养成嗜酒癖好。据说“陶醉”一词就是由 “陶(渊明)醉（酒）而来。 陶渊明有五个儿子，分别为陶舒俨、陶宣俟、陶雍份、陶端佚、陶通佟。在他眼里，五个儿子都不成气候。他在《责子》一诗中写道：“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大意即是他这几个孩子，老大懒惰，老二厌学，老三老四都十三岁了还不识数，老五马上就九岁了整天就知道玩梨和栗。 陶渊明的《责子》诗，不无戏谑成份。作为深深影响着中国文学史的大诗人，曾留下不少家训之语，从中可以看出对子孙的殷切期望。当年，陶渊明到彭泽当县令时，家里劳动力缺乏。为此，他请了一名劳力，帮助儿子料理砍柴挑水之类的杂务，同时给儿子写了一封简短的家书：“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意思是说，每天的生活开销，靠你一个人很难应付。现在我请一名劳力回家，让他帮你做些砍柴挑水的力气活。但他也是别人家父母养大的孩子，你要好好对待人家啊。另一封家书《与子俨等疏》则告诫子孙要和睦，“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要重德修身，以圣贤为榜样，“虽不能尔，至心尚之”。 从公元427年之后，陶渊明一脉后人，以千年家族横向比较，在历史上产生较大影响的人物确实不算多，“据《陶氏史记》记载，唐宋以来，浔阳陶氏考取进士者共75人，文武举人者约182人，他们继承先祖遗风，廉洁为官，谨守法度，赢得后人的景仰与赞誉。”[ ] 陶渊明后代随着时代迁徙，有的分支分布在湖南常德与益阳、江苏的南京。 明朝永乐二年，陶渊明长子的后代璋公与珙公，一同从江西迁徙来湖南，一个定居益阳安化，一个定居常德汉寿。自此以后，这一脉的陶氏后人就在湖南繁衍生息了。潜公好学问，但他的后人似乎在这一点上与他背道而驰，陶氏一族显少有文人墨客，却多武将。陶氏后人分布在全国各地，甚至海外侨胞中也有他们的身影，而其中较为有名的有原兰州军区副政委陶方桂(汉寿人)、原国军中将陶诚远(澧县人)。也是湖南澧县人，都属于常德陶氏一脉。[ ] 相反，陶渊明家族在传到陶渊明之前，颇为显赫。其曾祖陶侃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姓湛，她的故事被载入《晋书·列女传》。一个故事是“截发延宾”，说的是风雪之夜，来了客人，但家里一贫如洗，没有什么可以招待客人的，于是湛氏就铡碎睡觉用的草垫子，拿来喂客人的马，又暗中把头发剪下来，卖给乡人，置办菜肴，招待客人。另一个故事是“封坛退鲊”，她的儿子做小官时，分管渔业，有一次，儿子托人把一坛公家的腌鱼送给母亲。湛氏问明情况后，原封不动退回，并附上书信说：“你身为官吏，本应清正廉洁，却拿官家的东西送给我，这样不仅对我没好处，反而增加了我的忧愁啊。” 这位了不起的母亲湛氏，培养了一个了不起的儿子——东晋时期名将陶侃。 陶侃出身贫苦，少年丧父，在陶母的悉心教诲下，养成了好学、勤奋、清廉的优秀品质。陶侃从军30余年，多次平定战乱，为稳定东晋政权立下赫赫战功；精勤于吏职，不喜饮酒、赌博，为人所称道；治下的荆州，史称“路不拾遗”；“喜文辞，行文如流”，名篇有《逊位表》《祖国赋》，著有文集二卷行世。 陶母、陶侃以他们的言传身教成就了一个著名家族——浔阳陶氏，也造就了许多人才，其中最有名的当属陶侃的曾孙陶渊明。世人皆知陶渊明洒脱豁达，是大诗人，鲜为人知的是，陶渊明还十分注重教育子孙。陶母、陶侃、陶渊明等陶氏先祖的家教故事深深影响着陶氏后裔，也逐渐形成了系统的陶氏家训，共20条1300余字，包括诚修身、择交游、守廉洁、孝人子、正伦纪等内容。陶氏家训的特色在于以“贤”和“廉”为精髓，把陶母、陶侃、陶渊明等人的思想精神转化为家规家训的具体内容。“不学刁诈之术，不交无益之朋”，继承了陶母结交贤友的主张；“修身不可不诚”“法度不可不守”，继承了陶母“廉洁奉公、谨守法度”的教导“昔侃公为刺史时，尚惜分阴，则游惰辈，实不肖之尤”，则把陶侃珍惜光阴、勤勉努力的人生实践转化为对后世子孙的明确规劝。[ ] 陶侃之母被称为古代“中华四大贤母”之一，陶母的贤能智慧，陶侃的勤勉忠诚，陶渊明的仁义宽厚，共同构筑了陶氏家训的精神内核。上述引用“共1300余字的20条的陶氏家训”，笔者尚未找到完整版本，按现有资料综合分析，应是出自《光绪丙午浔阳陶氏俨公支派宗谱·祖训遗规》，这部家训还有这样的语句：“齐家本于修身……故必敬以持己，恕以及人，三畏儆心，四知接物，庶身端心诚，合族有所准则矣。” 以这部陶氏家训正式成文的时间而言，已是清末时期，自其先祖陶渊明至清末，时隔1500年左右，1500年中，陶氏家族曾出现过几十位进士，现代出现过两位将军，份属难得，更难得的是陶渊明之前的陶母、陶侃言传身教的良好家风。 然而，当我们深入分析，就会发觉，陶渊明的曾祖父为大司马，祖父、父亲做过太守，其本人也曾入仕为官，连续四代为官且均有清廉之名，且曾祖父与其均有诗文传世，虽比不上东汉末年袁绍家族“四世三公”的辉煌，却也有一定可比性，但是，自陶渊明之后，这种辉煌没有持续下去，尽管陶氏后代仍有进士、举人、将军出现，从千年家族的横向比较，在人才数量与影响力上仍不免留下了一丝遗憾；尽管从现在看来，自陶渊明高祖母开创的良好家风得到了较好的千年传承，但引发我们思考的是，家风是否属于“道”的层次，一个家族要得到更好的传承，是否还需要一定的传家之“法”？ 探究耕读传家对于家族传承的影响，之所以选取陶渊明家族作为例子，是因为陶氏家族自陶渊明之后，确实出现了好家风得以传承但家族却近于沉寂的状况，这固然没打破凡事有盛必有衰的事物发展规律，固然有门阀世家自东汉兴起至隋唐实行科举制后没落的历史原因，固然有陶渊明生逢乱世的因素，固然与陶渊明追求超然世外的价值观有关，但矛盾之处在于，陶渊明确实不只一次向子孙提出了具家训性质的期望与教诲，传承了其高祖母、曾祖之风，如前所述，耕读文化深深影响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耕读传家对于子孙后代对于家族传承起着正面的效果彰显的作用，陶渊明更是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耕读文化实践者之一，那么，为什么陶氏家族到了陶渊明本应更辉煌的这一代却呈现出了类似于分水岭的现象？ 结论也许可以这样归纳。一是，陶渊明之后的500年，史上第一部明确以耕读为传家法宝的家训著作《章氏家训》才出现，在陶渊明年代，尚无耕读传家先例可循，包括其本人在内，尚无人有此感悟，于是开创中国田园诗派的典型耕读实践者，也只好遗憾地错过；二是，据笔者研究，古今中外，凡家训者，都离不开劝读劝善，或择其一，诚然，这对家风建设有着至关重要的的好处，但家族作为命运共同体的整体而言，尚需入世的功名利禄支撑着才能较好地传承，这就需要在“道”的层面之下佐以传家之“技”，这点上，劝读劝善显得略为单薄了。 2、辛弃疾家族辛弃疾（1140年－1207年），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号稼轩，山东东路 济南府历城县（今济南市历城区遥墙镇四凤闸村）人。南宋豪放派词人、将领，有“词中之龙”之称。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著有《美芹十论》、《九议》，条陈战守之策。由于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后被弹劾落职，退隐山居。 辛弃疾是中国耕读文化绕不开的一个标志性人物。 淳熙七年（1180年），四十一岁的辛弃疾再次任隆兴（南昌）知府兼江西安抚使时，拟在上饶建园林式的庄园，安置家人定居。淳熙八年（1181年）春，开工兴建带湖新居和庄园。他根据带湖四周的地形地势，亲自设计了“高处建舍，低处辟田”的庄园格局，并对家人说：“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因此，他把带湖庄园取名为“稼轩”，并以此自号“稼轩居士”。并且他也意识到自己“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论盗贼札子》），所以早已做好了归隐的准备。果然，同年十一月，由于受弹劾，官职被罢，带湖新居正好落成，辛弃疾回到上饶，开始了他中年以后的闲居生活。此后二十年间，他除了有两年一度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福建安抚使外，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闲居、且耕且读。淳熙十五年（1188年）冬，其友陈亮从故乡浙江永康专程拜访辛弃疾，两人于铅山（yán shān）长歌互答，称第二次鹅湖之会——辛陈之晤；鹅湖之会后又陆续出山两次做官。绍熙五年（1194年）夏，辛弃疾又被罢官回上饶，住在瓢泉，动工建新居，经营瓢泉庄园，决意“便此地、结吾庐，待学渊明，更手种、门前五柳”。庆元二年（1196年）夏，带湖庄园失火，辛弃疾举家移居瓢泉。辛弃疾自此在瓢泉过着游山逛水、饮酒赋诗、闲云野鹤的村居生活。瓢泉田园的恬静和期思村民的质朴使辛弃疾深为所动，灵感翻飞而歌之，写下了大量描写瓢泉四时风光、世情民俗和园林风物、遣兴抒怀的诗词。《临江仙·戏为期思詹老寿》、《浣溪沙·父老争言雨水匀》、《玉楼春戏赋云山》等等，都是辛词中描写瓢泉村居生活的代表作。“青山意气峥嵘，似为我归来妩媚生”（《沁园春·再到期思卜筑》）：“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贺新郎·邑中园亭》）。 辛弃疾是在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以文武双全著称的作家。辛弃疾在金统治区率领2千人加入义军耿京队伍。耿京派辛弃疾南下与宋政府联络，宋高宗接见了辛弃疾。辛弃疾带着南宋政府发给耿京的节度使印信回去复命，途中听说叛徒张安国杀死耿京投降金人，辛弃疾率领50名骑兵，直闯5万人金营，生擒张安国，交南宋政府处死（朱熹《朱子语类》），《练民兵守淮》、《美芹十论》、《九议》体现着辛弃疾卓越的军事思想，没有被采用，最终 “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 辛弃疾九子二女，见于清代辛启泰编的《辛稼轩年谱》，邓广铭先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末亦作《辛稼轩年谱》，于辛弃疾后裔的记述,皆本之于辛启泰所编《年谱》，而稍有增益。2006年，辛弃疾家世研究取得了新的突破。一是发现了载有辛弃疾后裔的《菱湖辛氏族谱》，一是出土了辛弃疾的孙子辛鞬的墓志铭，即《有宋南雄太守朝奉辛公圹志》。辛弃疾第五子辛穰,辛启泰载为“仕至承务郎,《期思世系》载为：“九八公,稼轩公八子讳褎,字仲举,乙丑年生,黄朴榜及第。仕从仕郎、平江府司户。” 辛弃疾晚年为了恢复中原,曾在一定程度上支持韩侂胄对金用兵,但他又切实反对韩侂胄的浪战,并且又没有参与开禧北伐的决策和实施。所以,史弥远通过杀害韩侂胄取得对南宋政权的决断地位后,在清理韩侂胄党羽的过程中,也对辛弃疾进行了弹劾。臣僚们的弹章全文虽未保存下来,但弹劾者倪思的墓志铭却记载道:“公又言辛弃疾迎合开边,请追削爵秩,夺从官恤典。”宋廷大概是按照倪思的意见对辛弃疾实施了剥夺遗恩的惩处。所以,嘉定间,辛弃疾第五子辛穰才奔走呼吁,要为其父雪冤。… …但无论如何,辛弃疾卒后在倪思论列下,估计只是剥夺了特赠的四官及生前的龙图阁待制、历城县开国男职名爵位,其一子的荫补资格,并且在国史的本传及《韩侂胄传》中写入辛弃疾迎合开边的内容,不可能采取抄家或危及子女生存的举措。 辛弃疾在世时,受到当权者的排斥,被废置上饶农村长达二十年,因此其诸子的宦途受到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其长子次子,与其他诸子年龄相差太大,所受影响也就更为突出。当辛弃疾在光宗绍熙间出任闽帅时,其长次子即提出买田置地的要求,受到其父的斥责。辛弃疾特作《最高楼》词，在序中说:“吾拟乞归,犬子以田产未置止我,赋此骂之。”下片更写下了“千年田换八百主,一人口插几张匙?咄豚奴,悉产业,岂佳儿”的句子。绍熙五年,辛弃疾次子辛秬已年三十六岁,而其三子辛却仅有十四岁,显然,被辛弃疾所斥骂的犬子,只能是其长子和次子。辛弃疾去世后,其诸子荫补入仕的资格被剥夺,使其长次子更受打击,加以其三子以下,皆辛弃疾二娶和三娶的夫人范氏、林氏所生。范氏虽亡,而林氏尚在,诸子必因财产等矛盾不能解决,遂导致分裂,迫使其长子次子外迁,因激愤不已,乃产生易姓之事。这虽然全是推理得出的结论,但我想,在前二说既不能自圆的情况下,这恐怕是今日我们所能做出的惟一较为合理的解释了。[ ] 辛弃疾波澜壮阔的一生充满着离奇曲折、怀才不遇，“吾衰矣，须富贵何时？富贵是危机。暂忘设醴抽身去，未曾得米弃官归。”（《最高楼·吾衰矣》）拟请求辞官归隐，但儿子以田产还没置办为由不让辞官，于是写了这首词，顺便告诫儿子：“富贵是危机”。“历代官吏俸禄之厚莫过于宋朝，执行高薪养廉制度的就是宋朝。宋代官俸制度十分混乱，官员无实职者可以领俸，有实职者则可以另加钱。除正俸外，还有服装、禄粟、茶酒厨料、薪炭、盐、随从衣粮、马匹刍粟、添支（增给）、职钱、公使钱及恩赏等，地方官则配有大量职田。”如此优厚的待遇，足以使辛弃疾一家有条件过着奢侈的生活，何况还能分配到职田？因此，词中所说的“富贵是危机”不妨看作是对儿女的教育，此词可列为家训词。 关于辛弃疾后人的研究，直到晚清以来才有记载，2006年才有新的突破，“五子辛穰仕至承务郎,八子讳褎,黄朴榜及第，仕从仕郎、平江府司户。”由此可知，辛弃疾一脉下来的辛氏家族，进入仕途、进士及第或文才出众的后代子孙在数量上与历史影响力不突出，尽管由于被当权者排斥及以及韩侂胄事件导致诸子仕途受到一定阻力，但阻力不大，主要影响在于长子荫补入仕资格被取消，五子八子照样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入仕、中了进士。 辛弃疾大半生在自己的庄园、田地上且耕且读，雇人耕种或偶尔下田，“待学渊明”（《洞仙歌·飞流万壑》），自号“稼轩”，虽是表明归隐心迹，终其一生，却是“身在乡野心在庙堂”的，与陶渊明的真正隐居却是不同。然而，以诗词创作影响中国文学史这一角度，均是中国耕读文化的受益者，亦是中国文学史之幸。而其家族后代却相当一致地低调得近于沉寂，不复乃祖显赫。 究其因，笔者仍认为，受耕读之益而始终未以“耕读”作为传家之方法应为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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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16 09: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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