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盛唐之“国务总理”系列—万安山安息大唐“救时宰...

姚波

开创盛唐之“国务总理”系列

三门峡九月文化传媒

2020-02-27 19:52

开创盛唐之“国务总理”系列一：万安山安息大唐“救时宰相”

一个意外的电话，让我们走近了姚崇——一千多年前的盛唐的“国务总理”。

那是一个周末的晚上，下班回家沐浴过后，我发现手机上有三四个未接电话。正待查询，手机铃声又响了起来，陌生的号码、陌生的声音，但是很热情，说跟我同姓，都姓姚，知道我是写《厚重河南》的，想让我写一下姚姓的历史名人姚崇。

对于姚崇，我多少有些了解。在洛阳伊川彭婆镇拜谒范仲淹墓的时候，曾有人指着旁边几通墓碑说，那里有唐朝贤相姚崇的墓。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姚崇其人，留下的印象并不深，写《厚重河南》四年多了，也没起过要写此人的念头。不过，同姓相托，了解了解无妨。

第二天，三门峡的姚学谋先生、原籍安徽现居住郑州的姚能宏先生、平顶山的姚水林先生等如约来到家中。姚姓又不算大姓，平时遇到一个同姓都感到很亲切，这下子一小群姓姚的聚到一起，虽然陌生，心中却很自然地有了亲近感。

三位姚先生天各一方，原来也不相识，但从各自的家谱中，他们知道自己是姚崇的后裔。他们说，近几年每到清明节，全国各地很多姚姓的人赶到伊川姚崇墓，进行自发的祭祀活动，他们就是在伊川认识的。由于都热衷于姓氏文化，他们正筹办"河南姚姓暨姚崇文化研究会"。给记者打电话的姚学谋先生，对姚崇更是颇有研究，他曾经用三年时间，呕心沥血，搜集大量材料，写作出版了３０多万字的《大唐贤相姚崇》。

我也曾对自己的姓氏和家族渊源产生过好奇心，但并没有深入探究的兴趣，自问没有这几位同姓的那份热忱，不过仍被他们感染。

从他们的叙述和那本《大唐贤相姚崇》中，我逐渐感到姚崇的确是值得一写的人物，他的智慧和成就，都足称伟大。在那个时代，姚崇的名气和声望，绝对胜过如今的姚明。

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辉煌的开元盛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盛唐的开创者之一。唐代国势之强盛、气象之恢弘，足以令每一个中国人自豪和怀念，但唐朝的发展并不是一片坦途。武则天之后，政坛风暴迭起，买官卖官，行贿受贿，腐败得一塌糊涂。直到唐玄宗即位，力排众议，任用姚崇做"国务院总理"，唐朝才走出泥潭，逐渐社会稳定，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形成了中国历史的"黄金时期"。姚崇也因此被称为"救时之相"。

玄宗先天二年（公元７１３年，也即开元元年），姚崇被任命为宰相，这一年，王维１３岁，李白７岁，杜甫刚满周岁。姚崇等人所做的一切，影响了一个时代，毫无疑问，也深刻影响了这些风华绝代的巨星；而从这些文化巨人才华横溢、眼界阔大的诗作中，我们在千古之后，仍能感觉到姚崇等所开创的辉煌灿烂的盛唐气象。大多数中国人都有强国之梦，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华夏的汉唐曾经达到过那样的高度。

从这个意义上讲，姚崇是十分值得人们追忆和怀念的。今年五一前夕，记者在洛阳、三门峡等地追寻姚崇的踪迹。我们发现，一千多年过去了，姚崇虽然没有被完全遗忘，但他的光芒已经十分暗淡，可能只有他的后裔，才真的在意这位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

范仲淹“反客为主”

姚崇的墓地，被小麦密密实实地包围着。我们绕着麦地转了一圈，才找到一处一脚宽的缝隙，小心地走过去。这是姚崇的家族墓地，有四通碑，不过都不是原碑，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姚氏后裔重立的。每通碑上都贴着红色的对联，据说是清明节姚氏后裔祭祀时张贴的。

周围的环境非常安静，乌鸦落在墓碑上，直到人走近，才懒懒地飞起。这里是伊川县彭婆镇许营村北的田野，位于万安山南麓，南面曲河水，东临九龙山，西望龙门山，是个清幽的好地方。

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除姚崇外，开元盛世前期的另两位名相宋璟、张说以及中唐名相裴度、裴遵庆的墓都在这方圆几百里内。万安山海拔近千米，在洛阳之南约２０公里处，此山在层峦叠嶂中巍然耸起，东接嵩岳，西达伊阙，共同构成洛阳南面的屏障。在唐代，这座山应该相当有名，所以诸多名相才会选择这里作为墓地。

姚崇墓西北数百米，是范仲淹墓。比较起来，范仲淹墓保存比较完好，数十亩的墓园内柏林蔚然，石碑、石兽基本都是宋代的。

如今万安山的名气，主要是由于范仲淹墓在这里。我们来时问路，故意先问姚崇墓，遇到的老乡都一脸茫然，而再问范仲淹墓，人们基本上很清楚。

从某种意义上说，因为范仲淹名气太大，他的墓地"反客为主"、"后来居上"了。据记载，范仲淹当年选择这里作墓地，是出于对姚崇的景仰。范仲淹为母亲守丧期间，应邀到应天书院、嵩阳书院等处讲学，其间从洛阳到嵩阳书院时，路经万安山，此时姚崇已经在这里安息了３００多年。由于对姚崇一向很敬佩，范仲淹顺路拜谒了姚崇墓，并萌生了将家族墓地安排在这里的想法。从现在两座墓的情况看，范仲淹是将自己的墓地安排在姚崇墓西边靠后的位置，表现出对先贤的尊重。

范仲淹当初绝对没想到，他所景仰的姚崇、张说等人的墓，如今竟变得寂寂无名，甚至踪迹全无。

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观"，范仲淹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象征，他的墓地受到尊重理所应当。但姚崇、宋璟等人的墓地似乎也不应该被忘却。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说，"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

房、杜，指房玄龄、杜如晦，他们帮助唐太宗实现了贞观之治；姚、宋指的就是姚崇、宋璟，他们"佐唐使中兴"，为开元盛世的绝代繁华奠定了基础。而张说则不仅是名相，对盛唐诗坛更是有深刻的影响。

当年范仲淹对姚崇表示尊敬，或许隐含着期盼大宋雄起的梦想。今天，我们似乎不应只向范仲淹表达敬意，姚崇、宋璟等人也应得到足够的尊重。不论文治还是武功，处在北宋中期的范仲淹都是无法与姚、宋等人相比的。就军事才能而言，姚崇曾任武则天的夏官（即兵部）侍郎、尚书，对边疆军备了如指掌，在对契丹人的战争中，他对复杂的战争态势和军队调动，"剖析如流，皆有条贯"，最终帮助唐军打败契丹军。此后他三次出任宰相，都兼任兵部尚书。唐朝人刘肃在《大唐新语》中记载，"安史之乱"后，唐玄宗逃到成都，唐肃宗在凤翔即位，每有大的人事变动，也还向玄宗汇报。当得知房琯主管军事时，玄宗道："此人不足以破贼。"然后评价当时诸将，认为都"非灭贼才"，最后慨然道：“若姚崇在，贼不足灭也。”这时，姚崇已死去３０多年，唐玄宗也成了旁观者，但国难当头，他对姚崇的怀念竟然如此深切，可见姚崇在他心目中无法取代的地位。在开元初年，姚崇就以"十事要说"（又称"十事建言"）赢得了他高度的信任。

“十事建言”打开盛唐大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酷爱读史，从他评点《二十四史》的手迹看，他用功最勤的，是新旧《唐书》，在两《唐书》上留下的手迹，是全部读史手迹的三分之二。他曾评点唐朝１８位宰相，看上眼儿的少，看不上眼儿的多，却唯独对姚崇评价最高、关爱最深。姚崇在被唐玄宗任命为宰相时，提出了“十事建言”，作为接受职务的先决条件，后来这“十事建言”成为开元之治的政治纲领。毛泽东对此评价说：“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

这话要从公元７１３年说起。那年十月，唐玄宗李隆基身着戎装，骑一匹骏马，率数万人围猎于渭水之滨。这时候的李隆基，并不是人们印象里那个沉醉于霓裳羽衣曲、忙活着讨杨贵妃一笑的唐明皇。此人当了４０多年的皇帝，如果皇帝有任期，并且只能干两三个任期的话，他会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之一。只可惜皇帝是"铁饭碗"、"终身制"，在这个岗位上干久了，唐玄宗生出了惰性，懒于政事，重用奸佞，沉湎声色，终于酿成了"安史之乱"。

公元７１３年，唐玄宗年轻有为，锐意图治。他刚刚制服了姑姑——梦想做第二个女皇的太平公主，坐稳了皇帝宝座，一心要"改中宗之政，依贞观故事"，仿效唐太宗，治理出一个太平盛世。

但武则天后的唐王朝动荡不安，问题成堆，积弊难除。如何稳定局面，让国家走出泥潭，踏上坦途，是他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次围猎渭水，他实际上还有一个重大的安排：秘密召见、借机考察同州（今陕西大荔）刺史姚崇。

姚崇这年６３岁，曾在武则天、唐睿宗时两度出任宰相，为人精明干练，长于吏道，熟知军事，又长期担任地方官员，深知朝政的弊端。另外他还是皇权的忠实维护者，两年前，为了稳定太子李隆基的地位，他提出"安储三策"，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让权势极大、威胁太子地位的太平公主远离政治中心长安。当时姚崇就是因此丢了宰相职务。

与姚崇在渭水边见了面，唐玄宗没有直奔主题，很悠闲地问："爱卿擅长打猎吗？"姚崇也并不着急说正事："我年轻时不爱读书，专爱打猎，曾长期居住在广成泽打猎，现在虽然老了，骑马射箭这样的事还没什么问题。"于是两个人一起骑马追逐野兽，姚崇控马技术一流，快慢适宜，与玄宗配合默契，令玄宗玩得畅快无比。

打完猎，玄宗话入正题，问起了困扰他的各种难题。姚崇剖析如流，滔滔不知疲倦，听得玄宗如久旱逢甘霖，按捺不住地当即表示："我应该马上任命你为宰相。"不料姚崇并不谢恩，像没听见一样。他知道玄宗是个想有所作为的皇帝，为了坚定他的意志，需要拿准火候。当玄宗惊奇地望着他，姚崇这才跪倒在地：“我有十条建议想讲给陛下。”

于是就有了一段历史上著名的"十事建言"："自从垂拱（武则天年号，公元６８５年）以来，朝廷都以严峻的刑法治理天下。臣请求陛下实行宽平的仁政，可以吗？朝廷在青海败师，既不感到痛心，又不后悔。臣请求以后不贪边功，可以吗？自武太后临朝听政以来，常常用宦官传达诏命，宦官成了朝廷的喉舌。臣请求宦官不干预政事，可以吗？以武氏诸亲窃据权要，继之以韦庶人（指中宗韦皇后，因她被杀后废为庶人）、安乐公主、太平公主又专权用事，选官杂乱无章。臣请求以后皇亲国戚不任台省官，凡斜封、待阙、员外等官，一概罢免，可以吗？过去近亲宠臣触犯了刑法，都因皇帝的恩宠而免予处分。臣请求今后依法处治，可以吗？近因皇戚贵族向皇帝贡送财物以取媚，朝官和地方官也都效法。臣请求除租、庸、赋之外，一概杜绝，可以吗？武太后造福先寺，中宗造圣善寺，上皇（指睿宗）又造金仙、玉真二观，费资百万，劳民伤财。臣请求今后不再建僧寺道观，可以吗？先朝皇帝轻视大臣，有时横加凌侮。臣请求陛下对大臣以礼相待，可以吗？从燕钦融、韦月将因直言被害，谏官畏罪不敢谏诤。臣请求今后臣下都可以触龙鳞、犯忌讳，畅所欲言，可以吗？汉朝时吕禄、吕产几乎灭掉西汉，窦宪、梁冀又乱了东汉，外戚干政，在我朝更甚。臣请求陛下将此事书之史书，把不许外戚专权作为万代的法准，可以吗？"

姚崇一句句地问，玄宗一条条地应承，听到最后不禁潸然泪下，表示自己都能做得到。姚崇顿首谢恩，君臣相顾，已是非常默契。

第二天，玄宗就任命姚崇为"副总理"，不久，又将不服姚崇的人陆续调整出"国务院"，任命他当了"总理"，将国家大事都交给了他，史书上说，"军国庶务，多访于崇"，"故上专任之"。

后人评价说，姚崇的"十事建言"，条条切中唐朝时弊，事关稳定社会、整顿吏治、发展经济。在担任宰相的三四年里，姚崇运用杰出的行政能力，将这些政治纲领大多落到实处。辞去相位后，他推荐宋璟接替自己，后来司马光评价说，"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税宽平，刑法清省，百姓富庶"。盛世的大门，由此打开。

(本篇摘自2006年5月《大河报》，作者：姚伟，河南南阳人，《大河报》“厚重河南”栏目首席记者）

姚波

"开创盛唐之'国务总理'"系列二：算命先生改变姚崇命运？

姚崇的成长有什么机缘？老天是如何为盛唐的到来准备了这样一位宰相？带着这些疑问，我们沿着崤山古道，前往姚崇的故乡——三门峡陕县追寻答案。


姚崇的后裔、渑池县的姚学谋先生给了我们最大的帮助。这些年，姚学谋等人多次实地查看遗址，追寻石碑等遗存，摸清了"家底儿"，并重修了姚崇父亲的墓碑，进行祭祀活动。他们为此付出的不懈努力，让人感觉到一种力量，一种强大的追寻根脉的力量，涌动于民间，绵延不息，不容忽视。


在姚学谋、姚正己两位先生的带领下，我们沿崤山古道西行，看到了千年前姚崇家族散落的种种痕迹。


民谚说，"崤山无头，秦岭无尾"，崤山既西与秦岭绵延相接，又东连邙山，南合伏牛，北临黄河，巍峨横亘数百里，成为中原与关中来往的障碍。在连绵群山中，古人寻找到的通道，为崤山古道，自古就是洛阳与长安、中原与关中之间的咽喉要道，数千年车辚辚马啸啸，叠加了无数的脚印。


说起崤山古道，姚学谋打开了话匣子：古道分南北二道，南道从洛阳经宜阳、洛宁到三门峡（原陕州）。此道开发较早，夏朝末代帝王后皋之墓就在这条路的西口；秦晋崤之战，也发生在南道。那条路沿河谷，较平缓，风景也好，当年武则天来往于长安、洛阳之间，都喜欢走南道，大队的皇家仪仗，要走二十来天才到。


北道经新安、渑池到陕县，这条道比较险峻，周文王当年逃离羑里，返回西岐走的是这条道，现在还有文王避雨处遗迹；"安史之乱"时，杜甫走的也是北道。姚崇当年多走北道，他的故居及父亲的衣冠冢都在这条路上。如今的３１０国道，基本上就是沿着北道穿越崤山地区的。


约一小时后，车行至"交口"，这是一个很古老的地名，崤山南北二道在此相交。我们的车转至崤山南道后，沿盘山公路盘绕而上，姚学谋突然问："你们觉得山顶会是什么样？"


听他话带玄机，我就觉得这山顶怕不是一般的山顶，转念想到荥阳虎牢关附近的邙山顶都是平地，农民在上面耕作，于是脱口道："是平的吧？"


一到山顶算开了眼。不仅是平，而且是一马平川，一望无际，田野、道路、树木历历在目，让人没法相信是山顶，完全是平原的感觉，从山下上来，恍然有来到世外桃源之感。


这个地方古代叫安阳塬、莘塬，如今叫东凡塬，南北长十多里，东西长二三十里。姚学谋说，在这个塬西边２０多里，还有一个张汴塬，古称陕塬，面积更大，上面有块著名的分陕石，西周初年，周公与召公以此石为界，以东归周公管，以西归召公管。"陕西"在此以西，才叫"陕西"。


汽车行至东凡塬南头，来到一处苹果园，姚崇之父姚懿、祖父姚祥的墓，都在这果园内。他们的墓冢已无存，不过姚懿的墓碑和碑楼倒是十分高大。姚学谋说，这是近年修建的，由河南、山东、安徽、福建等省的数百位姚崇后裔捐资助建。


果园的主人、陕县菜园乡南阳村村民水国乐告诉我们，２０年前挖坑种果树时，曾在这里刨出不少陶器，有头盔、砚台、瓦罐等，上面有字，他拾了一些放在家里。七八年前，他家从窑洞里搬出来居住时，这些东西都弄丢了。


这个果园处于东凡塬的边上，下面是菜园乡南县村——唐代硖石县城遗址，姚懿年轻时曾任该县县令。上千年，他的墓一直遥望着古城沧桑。


生于世家长于官衙


"县城苍翠里，客路两崖开。硖石云漠漠，东风吹雨来。"盛唐诗人刘长卿的这首诗，虽然不像他的"风雪夜归人"那么脍炙人口，也足以让我们想象当时的硖石县城：处于两处陡峭的悬崖之间，是崤山南道的要塞。


二十来岁时，姚懿就担任了硖石县令，他是靠武力获得这一职务的。姚懿的家族本是江浙吴兴望族，曾祖父曾任南北朝时陈朝的征东大将军，他祖父姚安仁到北方当官，曾任青州、汾州刺史，父亲姚祥曾任怀州长史，后升任函谷关都尉，一家人遂落户陕州。姚祥勇武过人，隋炀帝曾在诏书中褒扬他，称其"武能守于天险"。


隋朝末年，烽烟四起，天下大乱，硖石县官吏逃散，盗匪丛生。这时姚懿只有１８岁，但素有大志，谋略过人，他统领父亲的部属保境安民，剿灭盗贼，占领了崤山道上的这个要塞。没多久，隋朝正式任命他为县令，归属洛阳王世充节制。


唐朝建立后，姚懿受唐高祖招降。李世民攻打洛阳时，占有崤山古道要塞的姚懿，被任命为"骠骑都尉、水陆行军副总管"，负责水陆运输军事物资，功勋卓然。但平定洛阳后，他却因降将身份受到排挤，愤而辞去官职，在硖石东北３０里处择地隐居，位置在今天陕县张茅镇西半山腰的张茅中学，这里群山环抱，涧水盘绕，周围又有大片平地可以耕种，确实是可以安身立命之地。按照史料记载，姚懿在这里隐居了近三十年。唐高宗即位后，示恩开国功臣，两次授予姚懿官职，但都是闲散职务，被他婉拒。


这时姚懿的妻子去世，他续娶了刘氏夫人。这是典型的"老少配"，当时他已６０岁，刘氏仅二十来岁。一年后，姚崇出生，是家中的第十子。当时可能没人想到，这婴儿后来具有了改变大唐命运的能量。但他的降生已给家庭带来了好运，没多久，按现在标准已过了退休年龄的姚懿，被朝廷授予峡州刺史的重任。这次姚懿没有推辞，带着妻小去上任了。


峡州因在长江三峡之口而得名，山川雄奇，原野广阔。姚懿大约在峡州当了十年刺史，他精明干练，督察州县属官，兴利除弊，政声卓然。姚崇从小在官衙长大，对地方行政事务耳濡目染，又得姚懿言传身教，受益良多。后来他精通吏道，长于吏治，精明干练，应该是得益于这段幼年的经历。


姚崇１１岁时，嶲（ｘī）州（今四川西昌一带）蛮族酋长作乱，局势动荡不安。朝廷挑选平乱人选时，认为姚懿年高德劭，文武兼备，任命他为嶲州都督。这时姚懿已７２岁高龄，受命后，即千里迢迢奔赴戎机。到任后，他正面训导官吏，严格整训军队，对少数民族，"结之以诚不以言，震之以威不以暴"，处置得当，不到一年就安定了西南。但由于四处奔波，公务繁忙，姚懿随即一病不起，客死异乡。第二年，姚崇与母亲一起，将父亲灵柩从数千里外运回陕州，安葬在硖石城北之安阳塬。


返回陕州后，姚崇有十三四岁，正是贪玩的年纪。由于出身于武将世家，他从小骑马射箭，性格爽快，不怎么受世俗礼节和观念的约束。父亲去世后，家庭对他的约束更少，而故乡陕州一带群山连绵，山林苍翠，野兽出没，出外打猎成了他最大的爱好。年长之后，更是跑到汝州、伊川一带的广成泽长期狩猎。


在这段自由不羁的青春期，姚崇对读书没兴趣，只爱呼鹰逐兽。这样的经历，养成了他胆大心细、崇尚气节、信守诺言的性格，史书上说他"少倜傥，尚气节，不悦学"。


这段经历，对他后来担任武职大有好处，但如果一直这样下去，姚崇就不会有什么成就，也不可能成为开创盛世的名相。他的命运在等待着某种转机，但转机迟迟没有出现，直到２０岁前去长安踏上仕途，他仍是一个喜欢游猎的翩翩少年。


唐朝前期，做官的途径主要是门荫、军功和科举。门荫是汉魏遗留下来的传统入仕途径。按照当时的制度，已故五品以上的官员，可以推恩赐予其子孙官爵。姚崇的父亲生前任嶲州都督，是正三品的高级官员，按规定可以袭官从七品。


姚崇２０岁时，身材修长、相貌堂堂，举行了成人仪式——加冠礼，他就离开张茅镇的故居，告别家人，前往长安求官。


但这条入仕之路并不轻松，要先干两年杂役，再担任几年没有俸禄也没有实际职务的散官，然后才能参加吏部的铨选。


当时科举之风日盛，不是科举出身的官员，即便担任了较重要的官职，也会被人白眼相看。在这样的环境中，姚崇的爱好发生了转变，他爱上了读书，甚至沉湎其中，逐渐成为一个文采飞扬的读书人。这个转变，有一个富有戏剧性的契机。


《新唐书·张憬藏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年春天，姚崇、李迥秀、杜景佺等三个年轻的郎官跟随张憬藏，在长安城外郊游。张憬藏是长社（今长葛）人，是当时最著名的相学家。游玩时，张憬藏观察了他们三人相貌，惊奇地说，你们三人的面相都很尊贵，将来可以做到宰相那么大的官。然而以姚崇的面相最为尊贵。他特意交代姚崇，"勿自弃"，千万不要自己耽误了自己。


这是个很让人吃惊的预言，据说后来也准得出奇：这三个人果然先后做了宰相。


后来唐玄宗在渭水边狩猎时，召见姚崇，随意问他会不会打猎，姚崇也说起这个事情："张憬藏谓臣当位王佐，勿自弃，故折节读书。"姚崇亲口对皇帝讲的事儿，应该不虚。


对于算卦看相之类，记者向来不信。就此事而言，用现代心理学的观点看，与其说张憬藏能预测未来，不如说他的激励非常有效地影响了未来。身处科举气氛日渐浓郁的时代，被人看好的姚崇改变积习，发愤读书，最终真的有了大成就。


唐朝人刘肃的《大唐新语》记载，或许更接近事情的真相：姚崇起初不喜欢读书，到长安后，偶然见到皇家图书馆的《修文殿御览》，随手翻阅，觉得非常有趣，从此读书成了一件让他非常开心的事，于是"耽玩文史，以文华著名"。


由于对读书真的有了兴趣，姚崇潜心攻读五六年，２７岁时，他已是才华横溢、文思敏捷、下笔千言的饱学之士。这一年，他参加唐高宗亲自主持的制举考试，高中"下笔成章"科。中这一科的人，往往都是有见识、文采好的真才实学之士。


科举高中后，姚崇真正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被授予濮州司仓参军。


濮州郑州小试牛刀


濮州在今天的河南濮阳、山东鄄城一带，是人口密集、物产丰盛的名州上郡。司仓参军，是刺史的辅佐官员，那时官府机构简单，每个官员管的事情很庞杂，这个司仓参军要负责一州的财政支出、钱粮保管、租赋征收、官府建造修缮、集市商贾、度量标准等事务。这么复杂的事务，公务十分繁忙，但也是很好的历练机会，让姚崇逐渐熟悉、精通各种公务，成为一个精明干练的官员。


几年后，姚崇被调到郑州担任司仓参军。当时的郑州管辖管城、荥阳、荥泽、新郑、中牟等县，３６万多人口，也是名州上郡。


到郑州后不久，姚崇的原配夫人刘氏不幸病逝。数年后，他又娶了位郑州媳妇儿，为他生了儿子姚奕。姚奕是姚崇的第三个儿子，后来成为其子女中最有作为的一个，做到了部长级职务。这是后话，那时姚崇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要终老于从七品这样的基层工作岗位上。


但机遇总会垂青有准备的人。姚崇是个有心人，在濮州、郑州当了１３多年的司仓参军，他全面接触了底层百姓，熟悉了当时的吏治，对各种典章制度的得失、利弊都了然于胸。


姚崇４０岁的时候，赶上武则天大批起用新人，他结束了１３年的基层任职，到神都洛阳司刑寺担任司刑丞，两年后，调任夏官（即兵部）担任员外郎，官职并不大。但这个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让年富力强、精明干练的姚崇崭露头角。战事一起，兵部成为信息中心，头绪众多，事务繁忙，但被姚崇处理得干净利索，井然有序。他每天写的战事报告，也"剖析如流，皆有条贯"，令武则天大为欣赏，破格提拔他为夏官侍郎，姚崇从此走向唐朝的统治中枢。

(本篇摘自2006年5月《大河报》，作者：姚伟，河南南阳人，《大河报》“厚重河南”栏目首席记者）

姚波

“开创盛唐之‘国务总理’”系列三：历经风暴智对大唐危局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


开元初年，一首《次北固山下》，让洛阳诗人王湾驰誉当时。据说宰相张说对此诗称赞不已，将颈联抄在“办公室”的墙上，作为诗歌的楷模。


对于开元初年的大唐来说，这样的诗句十分具有象征意义：海日生于残夜，将驱尽黑暗；江春闯入旧年，将赶走严冬。而国家摆脱了种种麻烦和困境，到处洋溢着蓬勃的朝气、青春的旋律，全社会进入“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的壮丽佳境。


唐朝初期，唐太宗李世民轻徭薄赋，与民休息，重用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贤才，社会安定，政治清明。他在位２３年，国家经济发展较快，国力逐步增强，史称“贞观之治”。


随后，武则天掌控唐朝五十年。这个女人是有名的“铁腕”，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她大肆翦除异己，打击政敌，滥杀大臣。当女皇前后，为稳固政权，她重用酷吏，严刑峻法，致使冤狱丛生。不过，武则天知人善任，奖励农桑，发展经济，让唐朝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国力持续增强。唐朝整体上仍处于上升通道。


唐朝更多的麻烦，发生在“后武则天时代”。


公元７０５年，唐朝爆发“神龙（中宗年号）革命”，武则天被逼退位，唐中宗即位，恢复大唐国号，将武周的大红旗帜，换成李唐的黄色旗帜。


但中宗是历史上最为怯懦窝囊的皇帝之一。他的皇后韦氏没武则天的能耐，却不幸有武则天的野心。中宗刚当上皇帝，韦后就在金銮殿“垂帘听政”，把持了朝政。


这个朝廷一片混乱。１０００多名宦官，被授予七品以上官职；众多皇亲国戚公然收受贿赂，屠夫酒肆之徒，拿出３０万钱，就有官做；中宗的女儿安乐公主美丽可爱，她常把任命文书写好，用手遮住内容，请老爹签名用章，中宗竟“笑而从之”；主政的官员也乘机收受贿赂，中饱私囊，致使跑官要官者比比皆是；有了钱，安乐公主、长安公主等“竞造第舍”，都比照皇宫的规模，“精乃过之”。


此时，很多地方水旱为灾，百姓被迫逃荒，却无人过问。这是唐朝最腐败的时期，吏治混乱，经济凋敝，民不聊生。


更为严重的是，为争夺最高权力，各种政治势力不断搅起滔天风暴。先是太子李重俊起兵，要诛杀韦后和安乐公主，却不幸兵败被杀。随后，想做女皇的韦后和想做皇太女的安乐公主合伙毒死中宗，立了个小皇帝做傀儡。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李隆基和太平公主联手发动兵变，攻入皇宫，杀死韦后和安乐公主，拥立睿宗即位。至此，天下并未太平，位高权重的太平公主，也做起了女皇美梦。有了武则天做榜样，唐朝的女人十分强势，动不动就想当女皇。睿宗让位于儿子李隆基、自己做了太上皇后，太平公主与新皇帝之间矛盾日剧，暗中准备兵变，却被李隆基抢先下手。皇城内外再次血流成河，太平公主被逼自杀。


在从武则天后期开始的持续十多年的政治动荡中，姚崇三起三落，他既忠直不阿，又躲过了一次次杀戮，被后人认为是忠臣中的智者。


全家百口力保百官


为巩固自己的权威，垂拱二年（６８６年），武则天下令设置铜匦，专供人投书告密。告密者不分贵贱，沿途都给予驿马和五品官待遇，因此全国各地进京告密者络绎不绝。所告内容被查属实的，告密者会得到重赏和提拔，不属实的也不予追究。


被武则天重用的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等酷吏，专门以陷害为能事，甚至写出专著《罗织经》，他们创造了“仙人献果”、“玉女登梯”、“猕猴钻火”等各种酷刑，使人“战栗流汗，望风自诬”。


当时著名酷吏２３人，仅索元礼、周兴、来俊臣三人，就各杀数千人。酷吏傅游艺，靠着陷害无辜，一年之内从九品晋升到三品，一年先后穿青色、绿色、朱色、紫色官服，被人称为“四时仕官”。为了升官，酷吏们“竞为深酷”。


酷吏横行之下，一般官员人人自危，路上相遇不敢打招呼，只能相互用眼神示意，一句话不慎，就可能被人告密，招来杀身之祸。


这样折腾了四年，武则天正式要建立大周王朝时，公卿百官“皆上表劝进”。但酷吏政治并没有结束。武则天总是怀疑有人要谋反，她不安心，天下就难以安定。


大周建立两年后，武则天一向信任的狄仁杰、魏元忠等人也被诬谋反，关进了大牢。狄仁杰是个十分机智的人，审讯一开始，他马上承认种种罪名。在酷吏们放松警觉时，他把诉状写于衣衬，设法藏于棉衣之中转移到家，让家人转给女皇。武则天马上召见他，问为什么招认谋反大罪，狄仁杰说，我如果不承认，当时就死于严刑拷打了。


武则天一面严酷镇压各种反抗，一面大量提拔有才能的新人，在酷吏横行、群臣不安的情况下，保持国家政权的正常运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姚崇被提拔到京城任职。


在那样的环境中，姚崇干练的行政能力得以施展，在兵部侍郎的岗位上，他对边防哨卡、军营分布、士兵情况、兵器储备，都熟记在心。另一方面，为了避祸，他坚持多做事少说话，写出《口箴》，告诫自己“多言多失”，要“三缄其口”。


神功元年（６９７年）前后，武则天自己也意识到酷吏政治对国家的戕害，这时，周兴、来俊臣因祸害太多也被太平公主等设计除去。一次升朝，武则天满怀疑虑地问大臣：过去周兴、来俊臣掌政时，朝野上下有很多谋反的罪犯，朕派人复核，囚犯也“全承谋反”。自周、来等人受诛后，天下“无逆反者”。那么过去是不是有很多冤死者呢？


这时，来俊臣等人刚死数月，十多年的酷吏政治所造成的阴霾仍很浓重，大臣们谨慎地一言不发。时任夏官侍郎的姚崇大胆站了出来：“自垂拱（６８５年~６８８年）以后，受枉家破、含冤受刑被迫认罪而死者甚多。陛下派近臣复查，近臣尚不能自保，怎敢对已断的案子有所动摇？被审问的人，如果翻案，又怕遭酷吏严刑。依赖上天降福，陛下醒悟，诛灭凶恶小人，使朝廷平安无事。自今之后，臣以微躯及一门百口担保，现任官吏再没有造反的人了。”


这番话直言不讳、尖锐而中肯，群臣都为姚崇捏了把汗，但武则天不但没生气，反而很高兴地说：“以前的宰相都顺应促成此事，陷朕成为滥刑之主。卿言很合乎朕意。”“遂赐姚崇银千两”。


后来的史官，对姚崇这次进谏评价很高，称赞他“箴虽诫口，诤亦忘躯”，“狄仁杰、姚崇相与论垂拱以来酷滥之冤，太后（指武则天）感寐，由是不复杀戮。”


痛哭女皇只为避祸？


在姚崇以“（全家）百口保百官”的第二年，由狄仁杰推荐，姚崇加“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第一次进入宰相班子。唐朝的制度，以尚书、中书、门下三省长官共议国政，行使宰相职权。在宰相班子需要其他人时，往往加个名号，并不提升级别。这样做宰相的官员品级并不一定高，进退皆宜，使用很便利。


武则天时期，宰相们的任期都不长，任职三年以上的很少。即便被武则天尊称为“国老”的狄仁杰，两次任相的时间加起来也不过三年多。而姚崇从进入宰相班子后，一直任职６年多，直到武则天退位，可见深受信任。他杰出的能力，朝廷甚至不可或缺。有一段时间，姚崇的老母身体多病，他多次上书要求辞职归家侍奉老母，最终武则天亲自拟旨，同意他辞职回家。但仅仅过了２０天，武则天便下诏，声称“家有令弟，足慰母心；国有栋臣，不可暂缺”，令他入朝办公。


武则天暮年，朝廷大权多交给她的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连武三思等诸武，都常常恭候在张家门庭。


姚崇因事惹了“二张”，他们在武则天那里软磨硬泡，最终将姚崇排挤出朝廷，出任灵武道安抚大使。按照惯例，姚崇前去向皇帝辞行，武则天让他推荐宰相人才，他推荐了７０岁的秋官（刑部）侍郎张柬之。十天后，武则天任命张柬之为宰相，三个月后，张柬之控制了局面，发动“神龙革命”，诛杀了张易之兄弟，第二天，武则天下诏传位于皇太子李显。几天后，８０多岁的退位女皇被迁往皇城西南的上阳宫静养。


中宗即位后，即宣布恢复大唐国号，率领百官前去上阳宫向武则天问安。武则天是个擅长化妆的女人，虽然年老多病，但外表并不显衰老。政变发生后，她情绪恶劣，身体状况急剧恶化，也不再梳洗打扮，一下子显得十分“羸悴”。


但大臣们的问安只是个形式，恢复了李唐，百官相见，都喜形于色，没有人在乎武则天的感受。政变之前，姚崇已返回京城，参与谋划，也是重要功臣之一，但见了武则天这般模样，他竟然忍不住呜咽流涕，甚至放声痛哭起来。张柬之等人很诧异，对他说：“今天难道是哭的时候吗？你恐怕要从此招祸了。”


姚崇坦然说道：“昨天参与你们组织的诛杀凶逆之举，是尽做臣子的常道，不敢说有什么功劳；今天与旧主告辞而悲泣，也是做臣子应有的本分，如果因此受到什么惩罚，我也心甘情愿。”


当天，姚崇就被调离朝廷，贬到亳州（今安徽亳州）做刺史。


对于姚崇为武则天悲泣这件事，后来很多人并不认为他是完全发自性情。宋人在《资治通鉴》中批注说：“此姚元之（姚崇字元之）所以多智也。”明代王夫之也评论道：“武氏废，二张诛，而诸武安若磐石；中宗淫昏……众人不知，而智者先见之矣。（姚崇）百忧千虑，周览微察，早知五王（指张柬之等发动政变的五个功臣，后来都被封王）之命悬于诸武之手，固不欲以身试其矛戈，以一涕谢诸武而远引以出，故其后五王骗戮而元之安。”


后人的评价都是猜想，因姚崇平生多智，长于变通，每每既能成事又能避祸，后人做出这样的评价也不偶然。


“安储三策”难安大唐


中宗当政５年多，其间姚崇一直做地方官。他政绩卓著，有的地方还竖立碑刻，记载他的功德。然而这在姚崇一生中不占重要地位，对当时的大局也没有产生多大影响。


公元７１０年，李隆基和太平公主合力剿灭韦后和安乐公主，拥立睿宗为帝。睿宗即位的第五天，就下诏书，任命当时的许州刺史姚崇为兵部尚书兼副宰相，半个多月后，又任命他为首辅宰相，同时任命宋璟为吏部尚书兼副宰相。姚、宋这两位后来开元之治的名相，在此时携手改革弊政，拨乱反正，平反了诸多中宗朝的冤假错案。同时整顿吏治，将中宗朝买来的官罢免了数千人。并罢斥冗员，通过考核，在一万多名官员中，只选用二千多名。


但此时的大唐，注定还难以安宁。睿宗曾被武则天软禁在宫中，做了６年的傀儡皇帝，天天提心吊胆。他的８个兄弟，除两个是病死外，其余都是宫廷斗争的牺牲品，他是唯一的幸存者。这样的经历让他对权力已经全无兴趣，只愿清心寡欲过日子。他的妹妹太平公主“沉敏多权略”，野心勃勃，在政变中又有定策大功，睿宗对其极为倚重，朝中百官“进退系其一言”。经过她举荐平步青云担任要职的数不胜数，由此她的权势甚至超过睿宗，一时间门庭若市。


在皇权之外，俨然出现了另一个权力中心，这成为国家最大的隐患。太平公主逐渐感到太子李隆基英明果决，为使自己能长期保住权势地位，试图废掉李隆基的太子位，改立一个懦弱的人为太子。


姚崇、宋璟深感问题严重，为巩固李隆基的太子地位，向睿宗密献“安储三策”：将睿宗长子和高宗长孙外放为地方刺史；将李隆基掌握兵权的兄弟罢免，让他们侍奉太子；将太平公主及其驸马武攸暨安置到东都洛阳。


后来史家对“安储三策”评价甚高，王夫之认为：“故姚宋之言，社稷之计也。”当时，睿宗最终基本采纳了这三条建议，只是将太平公主就近安排在蒲州。


太平公主得知后，勃然大怒，以此责备李隆基。李隆基此时深感时机不完全成熟，于是使出“丢车保帅”的苦肉计，上奏称姚、宋挑拨自己与姑母及兄弟之间的关系，请求对二人严加惩处。睿宗也想搞平衡，于是将二人贬为地方刺史。


姚、宋一走，风向大变，太平公主不久返回京城，被罢免的买官者悉数官复原职，自是“纲纪紊乱”，当时人说，“姚、宋为相，邪不如正；太平用事，正不如邪”。


当时七个宰相，五个是太平公主一手提拔的。太子李隆基和太平公主两大势力已势如水火。睿宗对做皇帝失去信心，又无法调和矛盾，干脆将皇位让给太子，自己做起了太上皇。


第二年，双方矛盾日趋尖锐。太平公主密谋起兵，却因丈夫武攸暨逝世而耽搁下来。李隆基得到消息，突然出兵，擒获了太平公主的亲信及家人，将太平公主赐死在公主府里。动荡多年的大唐王朝，终于有了驶出风暴的迹象。

(本篇摘自2006年5月《大河报》，作者：姚伟，河南南阳人，《大河报》“厚重河南”栏目首席记者）

姚波

“开创盛唐之‘国务总理’”系列四：政治改革开启盛唐之门

陕县张茅镇西梨山下，陇海铁路与３１０国道形成交会。这里的麦田和道路与别处无异，看不到关于姚崇的任何痕迹。但二三十年前，这里还能看到姚崇人生最辉煌的印迹。


开元三年（７１５年），姚崇成为唐玄宗“国务总理”的第三个年头，一系列的政治改革之后，大唐逐渐走上康庄大道，国家在安定中洋溢着生机和活力。唐玄宗龙颜大悦，在这一年的七月，追赠姚崇之父——已去世５０多年的姚懿为吏部尚书、幽州都督，下令为其重修墓茔，并建旌贤寺一座，予以表彰。


这年十月，他回到故居张茅镇为父亲营造衣冠冢。可以说，这是姚崇人生辉煌的一页。所谓“光宗耀祖”，是古人非常看重的事情，他的事业既达到顶峰，皇帝又如此恩遇优渥，应该是他人生最幸福的时刻之一。


姚崇父亲的衣冠冢在张茅镇外一直存在到１９８３年。该墓的遗址如今是一片麦田，６９岁的张茅中学原校长陈宝禹告诉我们，墓地原有一亩多大，他小时候常在墓碑附近玩，那里有石马石羊等，都是青石雕刻的，半人多高，卧式。１９８３年，修建陇海铁路复线时，工地上收石子儿，一方几元钱，那些石马石羊被人偷偷打成了石子儿。第二年，一位农民砍玉米时，发现有人盗墓，赶紧报警，警方很快抓获了嫌疑人。其实墓内只有一些瓦器，那个倒霉蛋并没盗走啥东西。在张茅镇的民间传说中，姚崇为父亲做了个金头，这时候大家才知道根本没有这事。随后，有关部门进行了正式发掘，将墓和墓碑移到县城附近刘秀峰西侧。


在姚学谋、姚正己先生的带领下，我们在刘秀峰看到了那个唐代的墓碑和残存的石狮，石狮浑朴而雄健，虽然残缺，但仍散发着野性，与现在的石狮迥然不同。四方形的碑楼除唐代原碑外，还有几块讲述旌贤寺变迁的碑刻：１９２４年，当地姚氏与和尚之间，就该寺的管理权发生争执，双方打起了官司。洛阳地方法庭查阅史料，认定此寺是为褒扬姚懿而建，判决姚氏胜诉，将管理权交给姚氏。１９４２年，以国民党陆军六十四师中将师长姚北辰为首的众多姚姓军官和姚姓士绅，共同筹资重修了旌贤寺。姚学谋说，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修建３１０国道时，要扩宽路面，这一带地势狭窄，这座千年寺庙被冲掉了。


姚崇劝玄宗不用功臣


姚崇的同时代人魏光乘诙谐多智，喜欢给人起外号；副宰相卢怀慎习惯看地面，被送外号“观鼠猫儿”；舍人齐处冲爱眯着眼睛看人，被送外号“暗烛底觅虱老母”；舍人吕延嗣头发少，被送外号“日本国使人”。而姚崇因“长大行急”，即个子高走路总是急匆匆的，被送外号“赶蛇鹳雀”。应该说，这些外号都很有想像力，不过好像唐朝人的幽默感差点，据说魏光乘因戏谑朝廷命官太过分，“自左拾遗贬为新兴县尉”。


不过从这则逸事我们可以看到，姚崇是个时间观念很强的大忙人。开元初年，唐王朝问题成堆，并且都是“不好剃的头”，的确是够他忙活的。


姚崇被任命为首辅宰相后，出手的第一招就对准了参与诛杀太平公主党徒的“定策功臣”们。他建议玄宗抑制这些人的权势，外放为刺史或加以妥善安置。


在此之前，唐朝政变迭起，不稳定因素很多，所以第一要务是安定政局，巩固皇权，消除隐患。“定策功臣”们位高权重，居功自傲，相互勾连，成为一种政治势力。这些人多是“谲诡纵横之士，可与履危，不可得志。天下已定，宜盖求纯朴经术之士”。这样的观念其实魏征也曾提出过，他对唐太宗说：“乱世惟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


就当时的政变英雄来说，崔日用“才辩绝人，而敏于事，能乘机反祸取富贵”，他先后依附武三思、安乐公主、李隆基，自己也说，每想到往事，“若芒刺在背”。钟绍京原为胥吏，政变成功当大官后，“纵情赏罚，人皆恶之”。


这些人自以为功劳极大，愿望没完全满足，很容易成为不稳定因素。在姚崇建议下，玄宗开始冷落他们，他们因此心理失衡，经常相聚攻击朝政，散布不满情绪。玄宗亲历多次政变，深以为戒，下令追查他们。姚崇进言道：这些人是定策功臣，刚任闲职发点牢骚，也在情理之中。他们过去功劳大，受恩宠也深，一旦下狱，影响极大，不利于稳定。一席话避免了矛盾激化，然后姚崇乘机建议将他们都外放为刺史。稳妥地解决了问题。


后来欧阳修、宋祁在《新唐书》中评价说：“雄迈之才，不用其奇则厌然不满，诚不可与共治平哉！姚崇劝不用功臣，宜矣。”


姚崇的第二招针对李隆基的兄弟们。皇室诸王是最有资格争夺皇位从而酿成祸乱的，此前唐朝政变迭起，都是自己兄弟相残，或者被别人利用而引发政变。姚崇的对策是“诸王外刺”，就是派到地方任刺史。玄宗接受建议，将他的三个哥哥两个弟弟都任命为外地刺史，并且“到官只领大纲”，具体政务由朝廷另派官员主持。从此，唐朝的诸王只享有爵位，不再掌握军政大权。后来玄宗又下诏书，禁约诸王，“不使与群臣交结”。


接下来，姚崇又使出第三招、第四招，不允许皇亲国戚担任有实权的职务，不允许宦官参与朝政。在当时，这一系列措施，如釜底抽薪，消除了朝廷政局动乱的隐患，结束了政局多年动荡不安的局面。后来，杨国忠等外戚又出任宰相等职务，那是后话，其结果人所共知。


整顿吏治至为关键


在安定大局的同时，姚崇着手辅佐玄宗大力整顿吏治。朝廷罢冗员，精简机构；选贤才，量材授官；改革弊端，建立制度，从上到下建起了一整套高效运作机制。


中宗以来，皇亲国戚卖官鬻爵，致使官吏增多，机构臃肿。为了安置人员，除正常的官职（正员）外，还设置大量的员外官、试官、检校官。睿宗时，姚崇、宋璟曾罢免了这些官员，但他们被贬后，睿宗担心牵扯面大影响稳定，在太平公主的干预下，让他们全部官复原职。开元二年，姚崇以京师饥荒、财赋入不敷出为名，全部罢免了这些官员。


与此同时，姚崇着手精简机构，撤销了十多个闲散的司、监、署，规定全国内外文武官员为１８８０１人，大大减少了冗员，解决了中宗以来机构臃肿、相互推诿、效率低下的弊端。


姚崇从小在衙门长大，又长期任地方官，以明于吏道著称。在罢免冗员的同时，他提拔了一批德才兼备的官员，充实到各个机构中去。《旧唐书·玄宗本纪》称，“开元之初，贤臣当国，四门俱穆，百度唯贞。”


在此之前，托关系、走门路谋求官职的人比比皆是。姚崇硬着手腕杜绝这种风气，即便是走皇帝的路子，到他这里也是不予考虑一律驳回。玄宗的二哥请求提拔一个人，玄宗碍于情面答应下来，但姚崇不认这笔账：量材授官，这是吏部的职责。如果因为亲情之恩，陛下就随便赏赐升降官职，难道不会扰乱朝廷的纲纪？说得玄宗只好收回成命。据《资治通鉴》说，自此以后，请托之风大为收敛。


对于上门求自己的人，姚崇更是鄙薄。他的姻亲成敬奇颇有才华，常上门联络感情，不过人家不说出口，姚崇自然也装糊涂。一次姚崇患病卧床不起，成敬奇前来探望，对着姚崇涕泪横流。他怀中放着几只活鸟，一一掏出，让姚崇握住，然后再放生，祝颂道：“愿令公速愈。”姚崇勉强听从了。成敬奇走后，姚崇鄙视地说：“成敬奇的眼泪从何而来？”从此，不再对他以礼相待。


针对吏治弊端，姚崇提出“无数迁吏”。唐朝前期规定，六品以下官员任期为四年，五品及以上官员任期三年。官吏的考核，一年一次。但武则天、中宗、睿宗时，官吏的任职时间随意性很大。“在任多者一二年，少则三五月”，结果“人知吏之不久，则不从其教；吏知迁之不遥，又不尽其力，偷安爵禄，但养资望”。


“无数迁吏”，就是要严格按照官吏任职制度办事，官吏的任期和考核都要按时，一般不能随意变更官吏的任免。玄宗采纳了这个意见，颁布《整饬吏治诏》，每年十月委派各道按察使对刺史、县令的政绩进行考核，分出优劣，作为改、转、升、降的依据。同时，对京官也进行考核，“虽姚崇、宋璟”前后两任首辅也不例外。这样的制度，稳定了官吏队伍，使他们“亟进退则人心思有为”，避免当官时间久了生出惰性，大大提高了唐王朝各级政府的行政效率。


欧阳修在《新唐书》中评价道：“时承权戚干政之后，纲纪大坏。先天末，宰相至１７人，台省要职不可数。（姚）崇常先有司，罢冗职，修制度，择百官各当其材……无数移吏。繇时天子责成于下，而权归于上矣。”


此外，姚崇上任前提出的“十事建言”，也在开元初年得以贯彻、执行。比如“法行自近”，是要玄宗按照法律严格约束自己亲近的人。玄宗之弟李隆业的舅舅王仙童，依仗身份，侵暴百姓，受到监察御史的弹劾，朝廷将依法治罪。李隆业向玄宗求情，玄宗下令重审，意欲宽免。姚崇和副宰相卢怀慎一起上书：“仙童依恃王亲，欺夺百姓，事状明白，人人共知……御史若不堪信，他人何必可依？如更动摇，恐招物议。望准前状。”玄宗最终接受进谏，王仙童被依法惩办。自此，皇亲国戚们不敢再胡作非为，触犯纲纪。


开元年间的玄宗，是个英明果决、能听诤言的好皇帝，大臣们因此也都敢说话。他还专门下诏，倡议天下臣僚、士庶直谏，当时谏诤风行，上书切谏、陈时政者络绎不绝。


开元初年，君臣一心，轻徭薄赋，鼓励农桑，十分注意减轻农民负担，严格约束地方官员重复征收赋税和徭役。同时大举兴修水利，实行义仓制度，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措施。


捕杀蝗虫避免王朝翻船


开元初期，天公并不配合贤明政治，自然灾害频仍。开元三年，山东（当时指华山以东之黄河流域）爆发特大蝗灾，“诸州大蝗，飞则蔽景，下则食禾苗，声如风雨。”


古代人把蝗虫视为神物，商周时期就有“八蜡庙”，其祭拜的主要神灵就是蝗虫，因此蝗虫飞来，百姓不敢捕杀，而在田边设祭、焚香、膜拜，坐视庄稼被蝗虫吞食。


汉代后，董仲舒“天人合一”论占据主导地位，认为天降蝗虫，是对朝政失德的惩戒，人力是无可奈何的，只能以德政驱蝗。朝廷士大夫也都认为蝗灾是无法对付的灾难。唯独姚崇不信邪，决意尽人力灭蝗。他认为：“蝗虫怕人，故易驱逐；苗稼有主人，故救护者必定卖力；蝗虫夜间必然赴火，设火于田，火边挖坑，边焚边埋，定可除灭。”


最初唐玄宗并不同意灭蝗，他说，蝗是天灾，人们都认为是朕德政不修所致，你要求捕杀，这不是背道而驰吗？姚崇引用《诗经》中的句子和汉光武帝灭蝗诏书，说明河南、河北储粮有限，蝗虫一旦造成大灾，百姓流离失所，会发生危及社稷的大事，绝对不能犹豫不决。并表示，“陛下好生恶杀，此事不烦你下诏，请允许我下文处理。若除蝗不成，我所有的官、爵，一概削除。”玄宗被他说服，定下灭蝗之事。姚崇制定了灭蝗奖励办法，根据百姓灭蝗多少奖励粮食，把灭蝗与救灾结合起来。


现在人很难想象，当时灭蝗会有多大的阻力。尽管有玄宗支持，公卿百官中仍有很多人疑惧不安，全力反对。


汴州（今开封市）刺史倪若水拒不执行命令，上书说：“蝗乃天灾，应该修德，以感动上天。”姚崇得知，勃然大怒，给他写信说：“古时州郡有好太守，蝗虫即不入境，要是修德可以免除蝗灾，那么蝗灾出现在你管辖的地面，是因为你的无德吗？现在不忍心杀虫，将来忍心看着百姓饿死吗？幸勿迟疑犹豫，否则是要后悔的。”倪若水被说服，执行命令很卖力，汴州焚埋蝗虫共达十四万石，投入汴河的也不计其数。


第二年，蝗灾仍很严重，但在姚崇的督办下，各地官员灭蝗尽力，各地仍有一定收成，百姓不至于因饥荒流离失所。


唐朝晚期，又发生两次特大蝗灾，由于处置不力，造成饥民遍地，先后酿成庞勋和黄巢起义，终于导致唐朝的灭亡。相比之下，开元之初的蝗灾，由于国家政权稳定，行政效率良好，姚崇指挥得当，并没造成太大影响，更没造成社会动荡。唐朝渡过难关，很快步入盛世。从这个意义说，姚崇灭蝗，功莫大焉。

(本篇摘自2006年5月《大河报》，作者：姚伟，河南南阳人，《大河报》"厚重河南"栏目首席记者）

姚波

“开创盛唐之‘国务总理'”系列五：智者人生：个人、家庭、国事诸事妥帖

“越了解，就越觉得姚崇伟大，他的人格、智慧和贡献都很伟大！”《姚崇传》的作者姚学谋先生如是说。


姚学谋是渑池县英豪镇谷水村人，村里９０％的人姓姚。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一位老人把冒险保存下来的《姚氏家谱》拿了出来，村里人都极其热心地去看。按照家谱记载，这个村的姚姓都是明初人姚宽的后代，姚宽原来居住在洛阳，后带着家小迁到谷水村，当时叫“宽复陕硖”，意思是回到他的祖先姚崇曾经居住过的地方。（该村过去属陕县，上个世纪５０年代土改时划归渑池。）家谱中还记载了姚崇的简略事迹。姚学谋这才知道，自己有一位了不起的先祖，甚为自豪。


１９９８年，三门峡市重视史志，不断请专家来讲史志编写。河南省地方史志协会副会长、中原姓氏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杨静琦应邀到渑池讲学，她从渑池姚姓谈到了姚崇，对姚崇十分景仰。讲完课，杨静琦提出要找姚崇的后人聊聊，县里就找来姚学谋，让他陪同去了谷水村。到了村里，杨静琦翻着《姚氏家谱》爱不释手，她还惊奇地发现，村小学的墙上，竟然镶着姚崇手书“藩篱”二字的碑，那字雄浑有力，实为珍品。姚学谋跟她讲了这块石碑的来历：开元三年，姚崇回乡为父亲造衣冠冢时，为故乡书写了这两个字。上个世纪初，陇海铁路修筑到张茅，这块不知什么时候埋于地下的石头重见天日，被一个财主镶在自家照壁上炫耀。谷水村的人“拉脚”常从张茅过，得知此事后，觉得这是自家祖宗的东西，怎能让别人占有？就在夜间取下，连夜赶回家，将石碑保存在姚氏祠堂里。“文化大革命”时，有人要砸这碑，被村小学校长、老红军姚正平拦住，封存起来。据目前所知，这是姚崇留下来的唯一手迹。


杨静琦边听边感慨，说姚崇可是历史上杰出的宰相，应该好好挖掘、整理史料，为他写本书。这不仅对姚崇后人有激励作用，也是对民族文化的弘扬。


姚学谋当时就萌生了写这本书的想法，但那时他是渑池烟办主任，工作极为繁忙，只能抽出部分时间搜集当地的史料。２００２年，渑池“一刀切”式地让所有５２岁以上的科级干部“编外离岗”。姚学谋有了时间，就开始全身心地扑到这件事上。


他先在当地收集与姚崇有关的墓志铭、墓碑等石刻资料，然后跑遍洛阳、三门峡、郑州、西安的大小图书馆，查阅有关姚崇的文献资料，将新、旧《唐书》，《资治通鉴》及各种唐人笔记中关于姚崇的文字全部抄录、登记，整理了厚厚的两大笔记本。


那两年时间，姚学谋既忙碌又充实。收集资料是很艰难的，２００３年冬天的一天，洛阳打来电话，通知他可以查看姚崇夫人的墓志铭。为了在上午８点前赶到洛阳，他凌晨３点多起床，乘坐去关林进货的早班车往洛阳赶。因为天冷，车窗上结了厚厚一层冰霜，人冻得不能坐直。到了洛阳拿出相机拍照，却怎么也照不成，这才知道相机怕冷，电池不工作了。


那段时间，姚学谋去外地都是凌晨三四点出门，他有自己的道理：出门晚，只能干半天活；起早点，才能早到多办事。出去一次，他要休息两天才能缓过劲儿，也有本家热心此事，但慢慢都不愿跟他一起出去了，太累，一天到晚不停地跑。


子女们心疼他，劝他在家享清福。但他并不以为然，觉得自己的付出很值得，这是自己喜欢干的事儿。作为先祖故乡的后人，能看到更多先祖存留的东西，把先祖的事迹宣扬出去，不仅对本姓，对整个民族也是有益的。


死姚崇犹赚活张说


姚崇和张说都是开元前期的名相，在唐代，一个关于他们俩的故事广泛流传，叫做“死姚崇犹赚活张说”。


故事说，姚崇、张说同为宰相，两人向来有矛盾，多次相互“挖坑”、“穿小鞋”，张说对姚崇的怨恨很深。玄宗打算任命姚崇为宰相时，当时的首辅宰相张说对姚崇的才干很是忌惮，先后两次派人阻挠，结果被玄宗识破，阻挠的人差点掉了脑袋。姚崇当上宰相后，张说比较紧张，与玄宗的弟弟岐王密谋对策，被姚崇探知。一天，已经罢朝，朝臣们都已离去，姚崇独自跛着脚做有病状，玄宗叫住他，问是怎么回事。姚崇说：“我的脚坏了。”又问：“不很痛吧？”答道：“我心里有个忧虑，痛苦倒不是在脚上。”玄宗自然追问是什么意思，姚崇这才缓缓说道：“岐王是陛下的爱弟，张说是辅佐大臣，他们之间来往密切，让我很担心！”这在当时可是犯了玄宗的大忌，此前唐朝的政变，多是诸王勾结大臣所为，玄宗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于是张说被远贬外地。据说这“砖”垫得十分够劲，张说在外地干了八九年，直到姚崇快去世时，才想法重获玄宗信任，再度出任宰相。


姚崇临终前，为自己的子孙安危精心谋划，他告诫儿子说：“现任宰相张说与我嫌隙很深。这个人很喜欢奢侈品，尤其喜欢古玩。我死之后，出于同僚礼节，他必来吊丧。你们可将我平生积攒的珍宝器皿陈列在灵帐之前，如果他看也不看，那你们就要早做打算，灭族之灾就将降临了；如果他看这些东西，你们就不用忧虑了。你们就将他看过的东西全部送给他，并请他为我撰写神道碑文。得到他所撰的碑文后，要立即誊写并呈送皇上，还要事先磨好碑石等待。待皇上审阅后要立即刊刻。张丞相见事迟于我，几天后必定后悔。他若以修改文辞为由派人索取碑文，你们可领来人看刻好的碑石，并告诉他皇上已经审阅。”


姚崇死后，张说果然前往吊丧，看到陈列的古玩珍宝，简直是流连忘返。姚崇诸子按照姚崇的嘱咐办理，不数日，张说写成了碑文，叙述详细而全面，可说是当时最高的手笔，文中有“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定；四时成岁，亭育之功存”。过了几天，张说果然派人来索碑文，说遣词造句有不周密之处，想再修改修改。姚崇的儿子就带来人去看刻好的石碑，并告知皇上已审阅。张说得到回报，后悔地捶着胸脯道：“死姚崇犹赚活张说。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其远矣！”


一般研究者认为，这个故事的可信度并不很高。姚崇在玄宗朝的宰相任期内，革除了诸多弊端，对付的功臣、诸王、皇亲国戚，全都是厉害的角色。但姚崇为人多智，办事手法变通，又十分公正，才干之出众、政绩之斐然，朝野内外，人所公认。所以他干事很多，得罪人却并不多，并没招来多少嫉恨。他死后，儿孙后来在朝为官，基本没遭到有意的报复。


但唐代很多关于姚崇的故事，都把他描绘得十分智慧，这倒是很真实的，姚崇的一生，把个人事、家事、天下事都安排得极为妥帖。


真实的情况是，姚崇临终前，确实为子孙留下十分智慧的遗言，并且洋洋洒洒一千多言，这就是流传至今的《遗令诫子孙文》。


在这个长篇遗嘱中，姚崇首先要求为其薄葬，说厚葬是非常愚蠢的：埋时死者夺活人的东西；埋葬后，死者却不得安生，被活人偷东西。从前很多人莫名其妙地喜欢厚葬，你们可别干这蠢事。


其次告诫子孙，为他举行葬礼时，不要搞道场什么的，如果怕被人说不孝，走走过场也就算了，拿他的旧衣服做酬劳也就足够了。


他还讲了对佛教、道教的看法，告诫子孙不可崇信。


在这篇遗嘱中，他还交代子孙，田园资产，已预先分好，子侄各得一份。他说见到一些达官贵人，身亡之后，子孙失去庇荫，多至贫寒，为争财产斤斤计较。不但本人有失体面，而且也败坏先人的名声，被人耻笑。所以“预为定分，将以绝其后争”。


千唐志斋保存有姚崇四世孙姚侑的墓志铭，从中可知，姚崇去世百年后，他的后世子孙还合族居住在洛阳慈惠坊，长幼有序，彬彬有礼，与姚崇活在世上时一样。“里中黄发之老”，看到姚家的情形都十分感慨。


君臣相知留佳话


有一年夏天，姚崇随玄宗从长安前往洛阳，行至硖石城附近的行宫——绣岭宫时，天气酷热难当，玄宗躲在狭窄的行宫里，热得实在受不了，问左右：“附近有大寺庙没？我想找个高大的房子避暑。”左右告诉他，狭窄的崤山道上，前后满满的都是禁卫军，根本走不快。于是玄宗对高力士说：“姚崇聪明，看看他是怎么乘凉的。”高力士出去看了看，回报说，姚崇穿件葛布单衫，骑匹小马，站在大树的树阴下。


玄宗一听很高兴：“我知道怎么办了。”便学姚崇的样子，暑热之感顿时消去，于是感叹说，小事姚崇都能把自己安排得这么妥帖，“触类而长之，天下固受其惠矣”！


将天下交给姚崇管理，玄宗无疑是放心的。君臣二人的相知，实在是一段盛唐佳话。姚崇每次到便殿进见，玄宗都要从御座上站起来，表示敬意；姚崇离去时，玄宗也是一直送到殿堂的大门。玄宗用了那么多的宰相，也只有姚崇和宋璟有这待遇。


有一年七月十五，玄宗坐在偏殿，很想和姚崇谈论时政。但这天大雨不停地下，道路极其泥泞，雨水积了一尺多深。玄宗实在忍耐不住，下令他的侍卫冒雨用步辇把姚崇抬进宫内。当时朝廷内外都为姚崇感到荣耀，玄宗这样礼贤下士，是前所未闻的。


有次，姚崇患了疟疾，长期不能“上班”。源乾曜受命做了“代总理”，不过这时候当“代总理”注定是个倒霉的角色。每有大事，玄宗就会派他去咨询姚崇。


由于姚崇把家安在洛阳慈惠坊，在长安没有私宅，寄居在比较偏远的罔极寺，源乾曜常常要颠颠地跑过去，即便这样，他出力也不讨好：上奏的意见好的时候，“帝必曰：‘是必崇划之’”。如果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玄宗就会皱起眉头：“你怎么不去问问姚崇？！”


“倒霉蛋”源乾曜为了方便见姚崇，上奏请求让姚崇搬到离皇宫较近的四方馆居住，玄宗马上同意，并允许姚崇的家人跟着照顾他。但姚崇觉得四方馆太豪华，又藏有公文，不便住进去，就推辞了。这下倒把玄宗弄急了，脱口道：“朕恨不得让你居住在宫里，住四方馆有什么？”


后来宋祁在《新唐书》中评价说：“然唐三百年，辅弼者不少，独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何哉？君臣之遇合，盖难矣。”姚崇所提种种建言，玄宗总能采纳，包括抑制佛道、抑制奢靡、抑制皇亲国戚等，这样的君臣关系，实在难得。


但玄宗跟姚崇也有发生问题的时候。一次姚崇袒护手下，玄宗非常不高兴，姚崇敏感地意识到，皇帝对他手下的处置，已经透露出对他的不满，于是上书辞职，推荐宋璟接替自己。


不过他辞职后，玄宗还是恢复了对他的信任，命他五日上朝一次，仍然立于大臣的首位，每有重大政事，也都专门征询他的意见。


宋璟与姚崇的性格和处事方法很不相同，姚崇善于变通，宋璟守法持正，但他们政见一致，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在他们任相期间，大唐悄然走入盛世。


他们所开创的政治安定，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唐朝迅速走向繁荣。从中宗神龙元年（７０５年）到玄宗天宝十四年（７５５年），短短的五十年间，唐朝人口从３７１４００００增加到５２９１９３０９，增幅达４０％。人口激增，而物价反而有所下降，开元初年，“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那时的中国，“四方丰稔，百姓殷富……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


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繁荣，带来了中国文化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黄金岁月，其中唐诗最为后世称道，著名诗人高适、岑参、王维，特别是李白、杜甫都生活在这个时代，而唐代中期的著名诗人（所谓“大历十才子”）也是这个时期培育出来的。其他音乐、绘画、雕刻、塑造等艺术也无不成就显著，“如有神助”。


著名学者袁行霈先生谈及盛唐诗歌时说：“归根结底，盛唐气象的出现是由大一统的局面下经济繁荣、政治开明、社会安定所决定的。无法想像，在一个民生凋敝、战乱频仍、国家分裂的时代会有什么气象可言。”


姚崇并没有设计盛唐的模样，他甚至不知道后来盛唐有多辉煌，“李杜”的光芒有多耀眼。他只是深刻地了解那个时代，又具有超人的行政执行能力，除去各种弊端和障碍，让大唐的面前“潮平两岸阔”，让大唐的航船“风正一帆悬”，那么，该来的自然就都来了。

(本篇摘自2006年5月《大河报》，作者：姚伟，河南南阳人，《大河报》"厚重河南"栏目首席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