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视野下的唐前河陇文学

姚波

地域文化视野下的唐前河陇文学

2019-10-09 05:10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项目成果】

　　作者：丁宏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魏六朝河陇地区胡汉著姓与本土文学综合研究”负责人、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河陇地区虽然僻处西北边隅，自古华戎交会，堪称苦寒边塞，但历史悠久、人文荟萃，不仅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河陇文化，而且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河陇文士。河陇文学发轫于先秦，在东汉后期和五凉时期曾经出现过短期的繁荣。受河陇边塞“风声气俗”的影响，河陇文学自先秦以来即呈现鲜明的地域特色，刚直劲健、慷慨任气，激荡着华戎交会的雄宏气势和力量。

　　嬴秦兴起与河陇文学的滥觞

　　从有古史传说可印证的大地湾文化说起，河陇地区的历史可上推到8000年前。夏、商、周三代，河陇地区主要生活着氐、羌等古老民族。西周后期开始崛起的秦人，其早期在陇右的发展历史已经被传世文献及考古发现共同证实。据《史记·秦本纪》等记载，嬴秦之祖非子虽以“息马”受封，但秦人真正崛起于秦仲时代。秦仲凭借西戎反叛、大骆母族灭亡和宣王中兴的历史机遇，不仅代替大骆之族承担了“抗西戎”“保西垂”的历史重任，而且实现了部族文化由畜牧为主向“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的成功转型，使嬴秦部族成为中原礼乐文明在陇右边陲的传播者和代言人。据文献记载，秦国从秦仲时代开始有了明确纪年，秦国的礼乐文明也自秦仲时代开始奠定，秦人的发祥地“秦亭秦谷”在陇山之西今甘肃张家川、清水一带。礼县大堡子山秦公陵园的发掘，证明早期秦文化“和中原文化尤其是周文化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文化内涵应属同一体系”，尤其是大量出土的青铜礼器鼎、簋、钟、镈及石磬、车马器等，充分说明古人所谓“礼乐射御，西垂有声”并非虚誉。从周宣王晋封秦仲为大夫到秦文公归葬西垂，早期秦人留守、经营陇右一百余年，极大促进了陇右地域文化的发展，见于文字记载的早期河陇文学作品也在此期间产生并广泛流传。

　　史籍所载秦人早期的文学作品，主要留存于《诗经·秦风》。关于《秦风》产生的时代和地域，郑玄《诗谱》有明确说明：“秦者，陇西谷名，于《禹贡》近雍州鸟鼠之山……至曾孙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国人美之，秦之变风始作。”据此，则《秦风》诸作产生的时间上限当在秦仲时代；其产生的地域包括春秋时代秦国拥有的陇右关中地区。班固《汉书·地理志》认为：《诗经》中的《豳诗》与《秦诗》虽然同属“秦地”之风，但二者产生的地域风习迥然有别。《豳诗》产生于周人曾经活动的豳地，“故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秦诗》产生于天水、陇西等迫近戎狄之地，所以作品“皆言车马田狩之事”。清人顾栋高结合秦人早期发展历程及《诗序》《诗谱》相关论断，认为《秦风》中前五首诗都是秦人居于陇右时的作品：“自《车邻》美秦仲，《驷驖》《小戎》《蒹葭》《终南》，皆襄公时诗，此时居秦州。”

　　《诗经·秦风》中的部分作品应是秦人受命“保西垂”时期所作，与河陇地域文化密切相关。这些作品和出土的秦庄公时期的《不其簋铭》等早期秦文化遗存，都是河陇地域文化孕育的硕果，堪称河陇文学的发轫之作。这些作品的出现，与周宣王命秦仲作大夫，秦人“始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密切相关，是西周后期中原礼乐文化和陇右地域文化交融影响的历史产物。

　　河陇著姓与河陇文学的繁荣

　　秦汉时期，随着西北边疆的不断拓展和开发，河陇地区相继出现了天水赵氏、陇西李氏、狄道辛氏、安定梁氏、安定皇甫氏、武威段氏、敦煌张氏等一系列豪族大姓，史称“西州著姓”或“河陇世族”。受尚武之风的影响，河陇著姓一般以勇武显闻，但从东汉后期开始，不少家族逐渐由武力强宗转变为文化世族，以经学传家为标志的真正意义上的河陇世族正式形成。魏晋时期，河陇大族不仅实现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方位发展，而且在五胡十六国时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备受史家称道的文化成就。汉族著姓安定张氏、陇西李氏、敦煌宋氏、索氏、氾氏、阴氏等的空前强大，氐族苻氏、吕氏、杨氏、羌族姚氏、卢水胡沮渠氏、鲜卑族秃发氏等少数民族著姓的兴盛和汉化，标志着河陇大族进入全面发展阶段。南北朝时期，以李宝、李冲、源贺、源怀、辛彦之、辛德源、段荣、段韶、牛弘等为代表的河陇士人，不仅顺应历史潮流，致力于维护北方的统一和稳定，而且积极促进民族大融合时代多元文化的整合与建构。河陇士人生生不息的坚韧精神和河陇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得到有力彰显。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河陇地区出现的著名作家，大部分出自河陇著姓。李陵、隗嚣、秦嘉、徐淑、赵壹、张昶、傅玄、傅咸、张骏、胡义周、刘昞等人及其作品，深受后世认同和推崇，堪称唐前河陇文学的翘楚。李陵是秦汉以来第一位有文学作品留传后世的河陇士人。隗嚣是有文献可考的以“善为文书”享誉当时、并被中原文士普遍关注的河陇第一人。东汉后期，河陇地区先后出现了一批著名文士。梁竦著《七序》，班固见而称赞；“凉州三明”（皇甫规、张奂、段颎）文武兼备，名重当时；侯瑾、赵壹跻身于《后汉书·文苑列传》，王符隐居著书，指陈时弊，为东汉政论散文三大家之一；秦嘉、徐淑伉俪情深，《赠妇诗》三首，堪称东汉文人五言抒情诗成熟的标志；张芝、张昶，书文兼擅，引领汉末新的风尚。其人其作，足以代表当时文化发展和文学创作的一流水准。魏晋时期，河陇文学沿着东汉以来的态势继续发展。皇甫谧、傅玄、傅咸、索靖等人在文坛享有盛誉，堪称河陇文士的代表。十六国时期，战乱频仍，僻处西北边隅的河陇地区政局相对稳定，加之五凉政权“文教兼设”，遂使河陇地区成为当时的学术中心之一，河陇文学也在五凉时期达到唐前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高峰。史称“区区河右，而学者埒于中原”，刘昞、胡方回的刻石铭功之作，宏丽清典，堪称名篇。河陇地区的文化底蕴和文学水准，由此可见一斑。值得注意的是，前秦氐族苻氏、后秦羌族姚氏等少数民族作家群的出现，为河陇文学增添了新的成分、新的色彩和新的生长点。

　　华戎交会与河陇文学的文化品格

　　“迫近戎狄”“地亦穷险”的边塞环境和“高上气力，射猎为先”的尚武风尚，使河陇文学自先秦以来已经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品格。虽然嬴秦的崛起促进了礼乐文化在陇右的传播，但是作为华戎交会的产物，《秦风》中产生于陇右的作品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所以班固强调《秦诗》是河陇地区“风声气俗”的历史产物和文学呈现。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季札聘鲁观乐，称《秦风》为“夏声”，西晋杜预注曰：“秦本在西戎汧陇之西，秦仲始有车马礼乐，去戎狄之音，而有诸夏之声，故谓之夏声。”杨伯峻认为季札所谓“夏声”指“西方之声”，并引扬雄《方言》说：“夏，大也。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物之壮大者而爱伟之，谓之夏。”以“大”评价《秦风》，应着眼于《秦风》呈现的粗犷豪放、昂扬向上的“壮大”之气。从音乐特色来讲，秦声具有包容性和多元性的特点，其中既有中原礼乐“雅”的成分，又有原生态粗犷的戎狄之音，所以大气磅礴，呈现了嬴秦民族处于历史上升期的强悍劲健之风。朱熹《诗集传》卷六说：“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故其见于诗如此。然本其初而论之，岐、丰之地，文王用之以兴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几，而一变其俗至于如此，则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气矣。”朱熹不仅强调了秦人俗尚对《秦风》诗歌主旨及风格特色的影响，而且指出秦人之俗与岐、丰之地周人旧俗迥然有别，其风俗源自陇右边塞，是华戎交会而生的强悍劲健之风，这正是秦人虽崛起于陇右边荒，但最终取代东周的重要原因。

　　两汉以迄南北朝，历代河陇文士虽然所处的时代和人生境遇各不相同，但其作品所承载和呈现的人文内涵，仍然是先秦以来河陇文化的“秦风”特质和文化品格。

　　《光明日报》（ 2019年10月09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