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⑵|姚彦～同李大钊一起就义的保靖人，最后一张照..

姚祖龙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习近平

1927年4月28日，这是一个绞刑架下的春天，李大钊、姚彦等20名革命者戴着镣铐，在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秘密绞杀。北京《晨报》《民国日报》分别披露了他们遇难的详细过程：前日方传军法会审尚未正式开庭，而昨日下午党人20名已被绞杀决矣……几朵凋零的桃花散落在京畿旧道，溅起数声叹息。

一

“流血的事，非所必要，然亦非所敢辞。要知道，牺牲永是成功的代价。”时光交错，一晃过去了94年，先生百年前的慷慨疾呼，依稀耳畔回响。我们从保靖县档案馆存留北京《晨报》复件还清晰可见李大钊以及左侧那个面容清矍的青年，镇定自若望着远方，仿佛在黑暗大地凿开一道亮光。他，就是革命先驱保靖籍早期中共党员姚彦，牺牲时年仅24岁！

岁月流沙，电光石火，就义前他仅留下最后一张照片，却足以慰风尘。

1903年，姚彦出生在保靖县原大妥乡舍那村红岩溪（今保靖县迁陵镇王家村红岩组）一个富庶家庭，3岁多父母离世，由长姐抚养成人。当时的舍那，是旧中国西部农村的缩影，许多孩子穷得跨不了学堂的门槛。“少爷以没有伴为由，把寨中9个小伙伴请来和他一起念字。”许多年过去，寨中古稀老人还能记起那个心存良善、志向高远的少年，他用生命写下了一方不朽传奇。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划开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分水岭。次年8月，《共产党宣言》几经磨砺出版，真理的光芒照耀中国，为更多先进青年找到了前进的方向。这一年，17岁的姚彦满怀家国大义赴京于北大附中求学，考入北大预科，一年后转为正科，成为李大钊学生。

受“五四”运动影响，姚彦投身课堂内外、街头巷尾去宣传革命思想，撰写《提倡婚姻自主，反对父母包办》的文章，向封建礼教宣战，得到社会各界“寓意深刻，分析精辟，观点新颖，笔锋尖利”的好评。而这支犀利的刀笔，叩问的正是姚彦自身被包办的情感围篱，这一切都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1924年，他辗转保靖退婚，同在北平师范大学读书的同乡胡宝先女士结为连理，夫妇俩志同道合，住在北平亚洲公寓，以学生身份和小家庭为掩护，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活动。

二

时局风云变幻，1925年8月，经湘西州第一位中共党员米世珍介绍，姚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选为中共北京市地方委贫贷成员。是年凛冬，姚彦回到舍那开展“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工作。在时任湘西巡防军财政委员的长兄姚伯春的家中，骨肉兄弟上演了一场激烈的唇枪舌战。他动员兄长把家里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贫苦乡亲，实现“耕者有其田”平均地权的主张，引起了其兄不满，这在当时的保靖不啻一场雷霆风暴。

穷人头上两把刀，租税重、利息高；穷人面前三条路，逃荒、上吊、坐监牢。姚彦此举，赢得乡亲们一片欢呼，却遭到其兄强烈反对。当时情形，与其看似兄弟相持，实际也是国共两党对垒。为了革命经费需要，缓和兄弟剑弩拔张之局，姚彦退而求次，经亲友协商，家里只同意减租，不分田地，姚彦所属的部分田地由原来的“六四分成”改为对半分或“四六分成”。姚彦心疼穷苦百姓，他根据佃户人口和家庭不同情况，捎带食盐挨家挨户登门造访，为老百姓减租。

翌年夏，保靖县遭受特大旱灾，颗粒无收，姚彦又与米世珍一道，为家乡呼吁发起募捐活动，赈救家乡灾民，深得穷人拥护和爱戴。

三

1926年2月，姚彦当选国民党北京市党部执行委员、商民部长。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姚彦以主编《中山生活社》为实体掩护，积极奔走各单位、学校、厂矿之间，宣传共产主义，秘密发展组织，壮大地下武装，李大钊等人对其赞许有加。3月18日，李大钊率领北京群众五千余人，在天安门集会抗议，要求拒绝八国通牒，遭段祺瑞政府开枪镇压，史称“3·18”惨案。当场打死群众47人，打伤150人，姚彦四处奔波，营救伤员，悉心照料受伤的李大钊。

同年夏，米世珍在南方被北洋军阀警察机关以嫌疑犯拘捕，姚彦积极营救，动员群众拒绝为警察提供证据。警察派人到永靖会馆查询，同乡一致以“米系孤儿，一贯忠诚，绝非歹徒，甘愿具结”作证，迫使敌人以“查无实据，准予交保开释”草草收场。因遭反动军阀妒恨，是年秋，姚彦被警察厅逮捕关入大牢，被列入了枪毙的名单，在米世珍等人四下活动营救出牢，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被迫转入地下。

为保存革命力量，党组织决定派他去苏联学习，姚彦以“情况熟、有利工作”为由坚决留下。当时中共北方局政治委员会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均设在苏联使馆内，时常面临被特务、警察盯梢的危险局面。有两个特务曾长时间跟在姚彦身后，“姚在哪，就跟在哪”，成了他的尾巴。姚彦悄然变换住址，移居亚洲公寓、石驸马大街和绒线胡同等地，乔装打扮，机警行动，甩开特务监视，与李大钊、路有余、谭祖尧等保持联系，转送情报和散发传单。

四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4月6日，“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下令军警闯入苏联使馆旧俄兵营内，逮捕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及无辜居民60余人，姚彦同妻子胡宝先以及两个幼子同时被捕入狱，中国大革命受到严重的摧残。

在狱中，敌人威逼利诱不成，对姚彦使用了“猴儿抱桩”“老虎凳”“辣椒水”等10多种酷刑，打断了他的双腿。姚彦痛得几度晕厥，却始终一言不发。敌人只得将纸墨送至狱中，要其以交待。姚彦嗤之以鼻，挥毫写下“方此国家多事之秋，危急存亡之际，正宜我辈努力奋发，预备将来出而用世，以救同胞于涂炭之中，措国家于盘石之安……”，而这激昂的文字似已埋下了他向死而生的伏笔。

4月28日，张作霖不顾舆论界反对，在警察厅南院总监大客厅偷偷列落李大钊、姚彦等组织党部、宣传赤化、迭次开会、秘密组织枪弹、印信、意图扰害公安、颠覆政府等“罪状”，将李大钊、姚彦等20人分乘6辆刑车押解刑场绞杀。姚彦被害后，在京同乡亲友胡治南、罗鬯生、彭钰昌等10余人冒着生命危险，集资收殓将烈士遗体安葬在北京西郊湖南义园，从此与故乡山高水长，遥遥相望。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百年一瞬，如您所愿，中国大地已是万山红遍，生机盎然。英雄远去，山河岁月永远记住，在茫茫地平线上，他们用鲜血铺就一个民族的繁华大道，谱写一曲又一曲动人的红色史诗！

资料来源：保靖县档案馆 中国共产党保靖县历史等

姚祖龙

方此国家多事之秋，危急存亡之际，正宜我辈努力奋发，预备将来出而用世，以救同胞于涂炭之中，措国家于盘石之安……一一姚彦

姚波

姚彦（烈士）
姚彦（1903年~1927年04月28日），男，汉族，湖南保靖人。出生于一户富裕之家。幼年丧父母，靠姐姐扶养。6岁入学读书。
基本内容1919年到北京大学附中求学。后考入 北京大学预科，一年后转入正科。192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初，在 李大钊直接领导下，创办中山学社，从事革命活动。2月，被选为国民党北京市党部执行委员、商民部长兼训练委员。北京“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曾参与秘密援助惨案中受伤同志的工作。同年秋，经四处奔波，联络多方，终于将被北京反动军警逮捕的同乡好友，共产党员 米世珍营救出狱。1927年春，在白色恐怖下，同李大钊等继续保持联系，与奉系军阀和国民党进行坚决斗争。同年4月6日，与妻子及两个幼子一起被奉系军阀政府逮捕入狱。遭敌严刑拷打，坚贞不屈。4月28日，与李大钊等一道在北京英勇就义。

姚波

烈士故里展新姿

http://www.xxnet.com.cn 时间：2016-12-13 10:21:36 湘西网

文/图 刘世树

本文作者与烈士姚彦的侄子姚技芳合影。

　　在神奇美丽、古朴厚重的湘西大地，从古至今，诞生了无数的志士能人，他们为民族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当然，他们有的为世人熟知，有的由于种种原因还不为世人所熟知。
　　前不久，一位大学同学告诉我，在湘西保靖的一个偏僻山村，就诞生了一位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革命烈士，名字叫姚彦。
　　啊，这个名字我原来竟然不知道，更谈不上熟悉和了解。出于对湘西这方土地的热爱和职业的敏感，我立即百度搜索上网查询，当键击“姚彦”二字时，搜出的结果显示“姚彦”是一位已于2012年从国家队退役的乒乓球运动员，同时是现役著名乒乓球运动员许昕的恋情女友。我就纳闷了，难道信息有误?于是立马一个电话打给老同学，说出了自己的疑问，她告诉我，搜索时在“姚彦”前面加上“革命烈士”试试。我按照她说的，重新输入关键字搜索，这次不同了，马上显示出，姚彦是我党的早期党员，是与李大钊等一起在1927年被反动军阀张作霖残酷杀害的20名革命烈士之一。这样一个搜索过程，使我不得不对当下所处时代某些媒体和人们的价值取向产生一些不平和悲凉，不是说运动员或者所谓明星们不应该宣传，但我认为，与他们相比，为我们的国家与民族付出巨大心血乃至生命的革命先烈们更应该获得认可与敬重。

这样的木房在湘西民间很常见，这就是姚彦旧居所在。

　　正是基于上述这样一种认知与情感，11月下旬的一个周末，冒着初冬时节的阵阵寒气，我和几位朋友一道，踏上了烈士故里的探寻之旅。
　　驱车离开吉首，驶上杭瑞高速，冬日的晨雾层层荡漾，迟迟不愿散去。神奇壮观的矮寨大桥竟也只能在迷蒙中穿行而过，难得芳姿全睹。行至花垣路段时，沿匝道进入209国道继续朝保靖方向前行。到了保靖县复兴镇，沿公路左侧一条乡村公路进入原大妥乡路段，路面明显变窄，好在是一直顺着酉水支流花垣河向前走，路两旁的景色还算不错，一些民居青砖碧瓦，颇有民族特色，许多农民种植的柑橘还没下树，黄澄澄的，一垄一垄，一树一树，传递着丰收的喜悦。
　　穿过几座村庄，绕过几座山头，汽车沿山间公路向上攀升，突然山高林密起来，加上山雾重重，可视距离越来越近，正当我们疑惑还有多远时，车上的同学用手朝前一指，兴奋地说：“到了，红岩溪到了，这就是姚彦烈士故里。”甫一下车，才发现已有五六位村民等候在路口，热情地迎接我们。其中一个年轻人指着一位年岁颇大但身材瘦长、精神饱满的长者说：“这位我叫爷爷，是姚彦的侄子。”我迅速双手伸过去，握住老人的手，他自我介绍说：“我叫姚技芳，今年80岁了，欢迎你们过来!”一边说一边拉着我们往前走，参观姚彦的旧居所在地。

山谷间的烈士故里风景宜人。

　　眼前是一处宽阔平坦的坪场，靠后是一幢湘西民间常见的木房。房屋是后面修建的，原来的已经不在了，坪场外壁是用山间岩石整齐地垒砌而成，这些石块记录着岁月的年轮和沧桑，应该有上百年历史了。岩墙外就是通村公路，公路外坡长着一排高大的银杏树和几株皂角树，离地约两米高的银杏树主干上，钉有落款为保靖县人民政府的“古树名木保护牌”和编号，昭示着古树的珍贵和价值。银杏树上的黄叶和皂角树上的皂角还在冒着寒冷向我们挥手致意，似乎在为我们的到来而欣喜着。
　　技芳老人兴奋地向我们讲述起有关姚彦烈士的故事。
　　姚彦，原名叫姚光彦，因为按照排行是“光”字辈，参加革命后，改名姚彦。他就出生在保靖县大妥乡(现区划调整为迁陵镇)红岩溪一家大户人家。他3岁时父亲过世，4岁时母亲又离开人间，就随姐姐生活。姚彦天资聪颖，好学上进，而且极其善良，富有同情心。他上学时，想帮助本村贫穷人家的孩子上学，就打主意以“要伴”为理由，要求姐姐同意本村贫穷子弟9人全部到自己家请的老师那里免费入学。同学们缺笔墨纸砚，他就把自己的送给他们。冬天看到贫穷子弟衣衫单薄、缺袜少鞋，他就把衣服、裤子、鞋送给他们穿。他12岁考上县城学校后，接受新文化的影响，立志走上救国救民的道路，当地人们流传着“二少爷(指姚彦)，良心好，年不大，知识高。人凡志不凡，身小心不小”的民谣来称赞他。

如梦如幻，雾里村庄就像国画中的水墨意象。

　　1920年，受“五四运动”影响，17岁的姚彦只身来到北京，先在北京大学附中就读，后发奋学习，顺利考入北京大学学习。此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参与各项进步活动，1925年11月，经同乡好友、北京市党的秘密交通员米世珍介绍，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姚彦成为中共北京市地方委员会成员，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开展革命工作。他积极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发展地下党组织，组织开展各项革命活动。1927年4月，反动军阀张作霖下令军警将李大钊等一大批共产党人和无辜群众抓捕，姚彦一家也一齐被捕，同年4月28日，张作霖不顾广大舆论的强烈反对，残忍地将李大钊、姚彦等20人押解刑场，执行绞杀。姚彦以一种共产党人的大无畏气概，神色镇定，从容就义。
　　谈到姚彦牺牲时，技芳老人眼中湿润了。
　　这时，一起陪同我们走访的本村老支书的儿子、有名的青年致富带头人姚燕接过了话头。他说，姚彦烈士的精神激励着家乡人民，我们作为他的后人，发誓要把烈士故里建设得更好。这几年，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支持下，村里发生了很大变化，修好了通村公路，在巩固传统油桐产业的同时，新建了柑橘、畜牧养殖等支柱产业。下一步，希望得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进一步支持，围绕“烈士故里”这一品牌，在旅游上做文章，既弘扬烈士精神，同时又加快村里各项事业发展，提高全村人民生活水平，真正实现精神、物质两脱贫，全面小康。

村子里的珍稀树木受到了保护。

　　聊着聊着，薄雾散了。
　　走着走着，冬日的阳光照进了这个边远的山村。
　　放眼望去，对面的轿鼎山层峦叠嶂，青翠连绵，山下的一排房屋依势而建，特色自成，一条山道从低向上，沿对面山坡奋力攀沿，通向山外，给人以无限的憧憬和希望。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此时此刻，伟人毛泽东六十年前写的诗句在我耳畔阵阵回响。我坚信，有党中央精准扶贫政策的正确指导，有各级党委、政府的有力引领，有家乡人民的苦干实干，烈士故里一定能够变得更加美丽富饶，展现出多姿多彩、鲜艳夺目的新姿新貌。

姚彦旧居的外墙记录着岁月的年轮和沧桑。

通村公路进了村，烈士故里不再偏远。

村民生活好起来了，新建的木房散发阵阵油桐香。

(稿源：湘西网-团结报)

姚波

红色湘西丨姚彦：与李大钊一起就义的早期共产党员

　　姚彦(1903-1927)，原名姚光彦，字文生，别名仲云，土家族，1903年出生，保靖县大妥乡人。

　　1920年只身赴北京求学，先后就读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大学。

　　1925年11月，经同乡米世珍介绍，姚彦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姚彦系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成员，公开身份是中国国民党北京市党部执行委员、商民部部长兼训练员，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以主编《中山生活社》为掩护，进行宣传、组织工作。

　　1927年4月6日，“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悍然下令将李大钊及无辜居民共60余人逮捕，姚彦和妻子胡宝先以及两个幼子也同时被捕入狱。在狱中，姚彦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并借用敌人要他写交待的纸笔，写出“方此国家多事之秋，危急存亡之际，我辈正应努力奋斗，预备将来出而用世，以救同胞于涂炭之中，护国家如磐石之安……”的慷慨陈词。同年4月28日，年仅24岁的姚彦与李大钊等20烈士牺牲在敌人的绞刑架下。

　　姚彦牺牲后，其遗体由旅京同乡胡治楠、彭钰昌等10人出面收殓，安葬于北京西郊湖南义园。

姚波

湘西红色记忆（四）
革命先驱姚彦：与李大钊一起英勇就义的青年

当历史的时针转回在1927年4月28日这天,李大钊等20位革命先驱勇敢地走向绞刑架，为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献出了宝贵生命。而在这20位革命先烈中，有一位就是保靖县大妥乡年仅24岁的青年姚彦。今天的湘西红色记忆，我们拂开历史的烟云，去认识这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姚彦，1903年出生在保靖县大妥乡红岩溪村。自幼便勤奋好学，1920年，17岁的姚彦受“五四运动”的影响，秉着“好男儿志在四方”的信念，毅然离开家乡只身来到北京。

中共湘西州委党史研究室 宣教科科长王菊平：姚彦听说李大钊先生在北大任教，他便慕名考进北京大学附属中学读书。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他结识了李大钊，以及同乡好友北京市地下党的秘密交通员米世珍等人，正是在他们的启发下，姚彦不仅认清了当时的时局形势，更是懂得了青年志士在国弱民穷的情况下，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

1925年11月，经米世珍介绍，姚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1926年2月被选为国民党北京市党部执行委员、商民部长兼训练员，受李大钊的直接领导。

中共湘西州委党史研究室 宣教科科长王菊平：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姚彦经常奔走于机关、厂矿、学生之中，从事党的各项秘密活动，以主编《中年生活社》为掩护，积极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发展地下党组织，拟定斗争方案。
在此期间，姚彦回到家乡开展“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工作。
中共湘西州委党史研究室 宣教科科长王菊平：米世珍当时被北洋军阀以嫌疑犯拘捕，姚彦积极开展营救，动员群众拒绝为军阀提供证据，并且发动同乡，一致以“米系孤儿，一贯忠诚，绝非歹徒，甘愿具结”为证，迫使敌人以“查无实据”准予交保开释收场。

1927年4月，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4月6日，刚当上“安国军总司令”的张作霖在北方遥相呼应，下令军警闯入苏联使馆旧俄兵营内，将李大钊、姚彦等共产党人及无辜居民共60余人逮捕。

中共湘西州委党史研究室 宣教科科长王菊平：在狱中的时候，姚彦多次被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但他始终一言不发，敌人要他写所谓的悔过书的时候，他就写下了“方此国家多事之秋，危急存亡之际，正宜我辈努力奋发，预备将来出而用世，以救同胞于涂炭之中，措国家于盘石之安……”
同年4月28日，张作霖不顾广大舆论的反对，将李大钊、姚彦等20人押解刑场，执行绞杀。

中共湘西州委党史研究室 宣教科科长王菊平：姚彦被害后，在京同乡亲友冒着生命危险，将遗体安葬在北京西郊湖南义园里，很多群众也怀着满腔悲愤的进行悼念。
湘西州广电全媒体
记者：郭原畅 朱开朗

姚波

湘西红色记忆（九）

彭司琰：中共保靖地下党第一位县委书记

在教书育人的同时，积极投身革命事业。为革命的成功历经艰难险阻，她既是革命的先驱、也是春风化雨的名师，她就是保靖县颇具传奇色彩的巾帼英豪——彭司琰。

彭司琰，1915年出生于保靖迁陵镇。在彭司琰不满两岁时，父亲因疾去世，仅留下她跟母亲罗文敏相依为命。
中共保靖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田彦说：“家中一直被祖父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笼罩，彭司琰母女两饱受着世态炎凉的凄苦。”
罗文敏深知文化的重要性，不仅自己积极求学，更是重视女儿的教育，就这样，母亲成为了彭司琰文化的启蒙老师，回乡探亲的表叔中共党员姚彦则成为了司琰人生信仰的引路人。

中共保靖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田彦说:“1926年，姚彦带司琰到桃源师范附小去读书，就这样在表叔姚彦的带领下，司琰开始接触新思想新文化。”
表叔的关心和鼓励,使司琰终生难忘。她在《怀念我的引路人——表叔姚彦烈士》一文里这样写到:“我是一个封建家庭出身的女子，我之所以能读书，能独立生活，走上革命道路，这一切都与表叔姚彦的教育和影响是分不开的。”

中共保靖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田彦：“可就在1927年4月,姚彦与李大钊等20人被军阀张作霖杀害。噩耗传到保靖,母女二人万分悲痛，从此少年司琰心中燃起了革命的火花和意欲救国救民的决心。”
在母亲的支持下，司琰前往省城长沙求学，学习接触先进知识思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回到了家乡，凭借着自身的学识和能力，1939年成为模范小学校长，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中共保靖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田彦说：“入党后，彭司琰在保靖县建立了地下党支部，同年10月成为第一任中共保靖地下党女县委书记。在县委书记任期，她利用各种会议重视党员政治理论学习。同时，组织发展工作也抓得很紧，相继建立几个党支部。”
1941年初，由于叛徒出卖，湘西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党组织决定撤离保靖县城。1942年春，她到保靖水银乡花桥村办“英奇小学”，继续宣传抗日救国。

中共保靖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田彦说：“彭司琰经人介绍与喻英奇成家，婚后彭司琰回到了喻英奇家乡保靖县花桥村，在这里她一方面积极寻找党组织，另一方面发展教育创立了英奇小学。”
1948年初春，她赴广州寻找党组织，经人帮助终于在香港找到中共地方党组织领导人之一张枫，其后在张枫领导下，她多次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付的任务。1953年，她请求由广州调回长沙，回周南女中任教。

中共保靖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田彦：“此后几十年一直在教育战线上默默耕耘。离开工作岗位后，还关心英奇小学年久失修，带头捐款修复这所学校。”
1989年3月13日，彭司琰因病去世，终年73岁。
湘西州广电全媒体
记者：郭原畅 刘番

姚波

与李大钊一起英勇就义的姚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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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吉平

摘　要:

1927年4月28日，奉系军阀张作霖不顾人民群众的反对和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对我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等20位同志处以绞刑。姚彦就在这20位革命烈士之中。

1927年4月28日,奉系军阀张作霖不顾人民群众的反对和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对我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等20位同志处以绞刑。姚彦就在这20位革命烈士之中。

在李大钊的教育和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

姚彦,原名姚光彦,字文生,号仲云,1903年出生在保靖县大妥乡红岩溪一户封建地主家庭。他命途多舛,3岁丧父,4岁丧母,靠姐姐教养。6岁时,姐姐聘请族兄、秀才姚光茂为师,给他与其兄二人居家课读。姚彦天资聪慧,勤奋好学,遇到不懂之处就要寻根究底,直到完全领悟为止。姚彦同情家贫读不起书的小伙伴,以“无伴”为由,让姐姐同意本寨贫穷子弟9人全部免费入学。看到别人有困难,他不遗余力,解囊相助,特别是对学习中缺少笔墨纸砚的穷孩子,他总是把自己的送给他们,别人稍有犹豫,他就恳切相劝:“我没了可以买,你没有就写不成。”冬天见贫穷子弟衣衫单薄、赤脚光膊,他就脱下自己的衣服、裤子、鞋子甚至袜子相送,别人不敢穿,他又亲自帮助穿上。他12岁考入县城学校后,深受新文化的影响,立志要走上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因此,当地人们流传着“二少爷,良心好,年不大,知识高。人凡志不凡,身小心不小”的赞许。
1920年,17岁的姚彦受“五四运动”的影响,秉着“好男儿志在四方”的信念,毅然只身来到北京。听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任教,他便慕名考进北京大学附属中学读书。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孜孜不倦地钻研,因而成绩优异,毕业后顺利考入了北京大学预科,一年后升入北大正科。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不少良师益友,诸如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乡好友、北京市党的秘密交通员米世珍;北京市政执行部路有余,以及共产党员谭祖尧等同志。在他们的启发教育下,姚彦不仅认清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而且懂得了国家、民族怎样由弱变强、由穷变富,以及青年志士在国弱民穷的情况下应该承担的历史重任等很多道理。特别是在李大钊《青春》一文中发出的“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的号召下,他不仅手不释卷,刻苦钻研学业,而且积极投入学校或社会组织的各项政治活动中,他撰写的《提倡婚姻自主,反对父母包办》的评论文章引人注目,被社会各界称赞为“寓意深刻、分析精辟、笔锋尖刻”。1925年11月,经米世珍介绍,姚彦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这年年底,姚彦满怀着极大的热忱,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保靖。他坚决拥护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回到家里,他就动员自己的哥哥,把自家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从而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可是在姚彦提出“分田”问题时,姚彦的哥哥姚伯春暴跳如雷,说:“放屁,穷人闹共产,想田想土,我们在保靖不居第一,也居第二,毁家毁业,何图之有?”姚彦沉着、耐心地解释说:“哥哥,莫起火,慢慢听我讲。你记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吗?其中一条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平均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达到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我们提出分田,这两者并不矛盾嘛!且现在是国共合作,政府也提倡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我们何乐而不为?”姚伯春怒气稍有收敛,但仍顽固不化,他说:“俗话说得好,成家如同针挑土,败家好似浪淘沙。你应知道,我们的祖老太是烧炭起家的,来之不易呀,我们这一代怎么能当败家子呢?”姚彦更加理直气壮,他说:“耕者有其田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你愿意也要干,不愿意也得干,只不过是时间迟早而已。”姚伯春仍不同意,他说:“天干有大势,水荒有众人,政府的命令未到,我们的田土管得一天是一天,管得一年是一年。”姚彦一时无法说服固执的哥哥,就提出:“既然如此,我们二一添作五,家业平半分,今后,我们分道扬镳,各奔前程。”姚伯春仍以长者自居,语气专横地说:“父母亡,长哥长嫂当爹娘,这一家,应该我说了算,我讲不同意就不同意。”姚彦不示弱,大胆反驳,他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哥嫂做得有理,我就拥护,做得不对,我就反对。你既然不接受我的意见,那么,我们找亲友公议。”一场争论,不欢而散。后来经亲友协商,一致同意减租,不分业。姚彦部分田土由原业的“六四分成”(地六佃四),改为对半或“六四分成”(地四佃六)。出于当时社会压力和革命经费的需要,姚彦勉强同意了。为了迅速将此事让佃户知道,他又按着佃户人口多少的不同情况,亲自带着食盐(每户1-2斤)到各户拜访,并勉励大家说:“暂时困难不要怕,今后一定有办法……”姚彦的义举深受当地佃户和其他农民的拥护和欢迎。

姚波

烈士故里展新姿

文/图   刘世树 　　在神奇美丽、古朴厚重的湘西大地，从古至今，诞生了无数的志士能人，他们为民族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当然，他们有的为世人熟知，有的由于种种原因还不为世人所熟知。 　　前不久，一位大学同学告诉我，在湘西保靖的一个偏僻山村，就诞生了一位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革命烈士，名字叫姚彦。 　　啊，这个名字我原来竟然不知道，更谈不上熟悉和了解。出于对湘西这方土地的热爱和职业的敏感，我立即百度搜索上网查询，当键击“姚彦”二字时，搜出的结果显示“姚彦”是一位已于2012年从国家队退役的乒乓球运动员，同时是现役著名乒乓球运动员许昕的恋情女友。我就纳闷了，难道信息有误？于是立马一个电话打给老同学，说出了自己的疑问，她告诉我，搜索时在“姚彦”前面加上“革命烈士”试试。我按照她说的，重新输入关键字搜索，这次不同了，马上显示出，姚彦是我党的早期党员，是与李大钊等一起在192７年被反动军阀张作霖残酷杀害的20名革命烈士之一。这样一个搜索过程，使我不得不对当下所处时代某些媒体和人们的价值取向产生一些不平和悲凉，不是说运动员或者所谓明星们不应该宣传，但我认为，与他们相比，为我们的国家与民族付出巨大心血乃至生命的革命先烈们更应该获得认可与敬重。 　　正是基于上述这样一种认知与情感，11月下旬的一个周末，冒着初冬时节的阵阵寒气，我和几位朋友一道，踏上了烈士故里的探寻之旅。 　　驱车离开吉首，驶上杭瑞高速，冬日的晨雾层层荡漾，迟迟不愿散去。神奇壮观的矮寨大桥竟也只能在迷蒙中穿行而过，难得芳姿全睹。行至花垣路段时，沿匝道进入209国道继续朝保靖方向前行。到了保靖县复兴镇，沿公路左侧一条乡村公路进入原大妥乡路段，路面明显变窄，好在是一直顺着酉水支流花垣河向前走，路两旁的景色还算不错，一些民居青砖碧瓦，颇有民族特色，许多农民种植的柑橘还没下树，黄澄澄的，一垄一垄，一树一树，传递着丰收的喜悦。 　　穿过几座村庄，绕过几座山头，汽车沿山间公路向上攀升，突然山高林密起来，加上山雾重重，可视距离越来越近，正当我们疑惑还有多远时，车上的同学用手朝前一指，兴奋地说：“到了，红岩溪到了，这就是姚彦烈士故里。”甫一下车，才发现已有五六位村民等候在路口，热情地迎接我们。其中一个年轻人指着一位年岁颇大但身材瘦长、精神饱满的长者说：“这位我叫爷爷，是姚彦的侄子。”我迅速双手伸过去，握住老人的手，他自我介绍说：“我叫姚技芳，今年80岁了，欢迎你们过来！”一边说一边拉着我们往前走，参观姚彦的旧居所在地。 　　眼前是一处宽阔平坦的坪场，靠后是一幢湘西民间常见的木房。房屋是后面修建的，原来的已经不在了，坪场外壁是用山间岩石整齐地垒砌而成，这些石块记录着岁月的年轮和沧桑，应该有上百年历史了。岩墙外就是通村公路，公路外坡长着一排高大的银杏树和几株皂角树，离地约两米高的银杏树主干上，钉有落款为保靖县人民政府的“古树名木保护牌”和编号，昭示着古树的珍贵和价值。银杏树上的黄叶和皂角树上的皂角还在冒着寒冷向我们挥手致意，似乎在为我们的到来而欣喜着。 　　技芳老人兴奋地向我们讲述起有关姚彦烈士的故事。 　　姚彦，原名叫姚光彦，因为按照排行是“光”字辈，参加革命后，改名姚彦。他就出生在保靖县大妥乡（现区划调整为迁陵镇）红岩溪一家大户人家。他３岁时父亲过世，４岁时母亲又离开人间，就随姐姐生活。姚彦天资聪颖，好学上进，而且极其善良，富有同情心。他上学时，想帮助本村贫穷人家的孩子上学，就打主意以“要伴”为理由，要求姐姐同意本村贫穷子弟９人全部到自己家请的老师那里免费入学。同学们缺笔墨纸砚，他就把自己的送给他们。冬天看到贫穷子弟衣衫单薄、缺袜少鞋，他就把衣服、裤子、鞋送给他们穿。他12岁考上县城学校后，接受新文化的影响，立志走上救国救民的道路，当地人们流传着“二少爷（指姚彦），良心好，年不大，知识高。人凡志不凡，身小心不小”的民谣来称赞他。 　　1920年，受“五四运动”影响，17岁的姚彦只身来到北京，先在北京大学附中就读，后发奋学习，顺利考入北京大学学习。此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参与各项进步活动，1925年11月，经同乡好友、北京市党的秘密交通员米世珍介绍，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姚彦成为中共北京市地方委员会成员，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开展革命工作。他积极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发展地下党组织，组织开展各项革命活动。1927年4月，反动军阀张作霖下令军警将李大钊等一大批共产党人和无辜群众抓捕，姚彦一家也一齐被捕，同年4月28日，张作霖不顾广大舆论的强烈反对，残忍地将李大钊、姚彦等20人押解刑场，执行绞杀。姚彦以一种共产党人的大无畏气概，神色镇定，从容就义。 　　谈到姚彦牺牲时，技芳老人眼中湿润了。 　　这时，一起陪同我们走访的本村老支书的儿子、有名的青年致富带头人姚燕接过了话头。他说，姚彦烈士的精神激励着家乡人民，我们作为他的后人，发誓要把烈士故里建设得更好。这几年，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支持下，村里发生了很大变化，修好了通村公路，在巩固传统油桐产业的同时，新建了柑橘、畜牧养殖等支柱产业。下一步，希望得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进一步支持，围绕“烈士故里”这一品牌，在旅游上做文章，既弘扬烈士精神，同时又加快村里各项事业发展，提高全村人民生活水平，真正实现精神、物质两脱贫，全面小康。 　　聊着聊着，薄雾散了。 　　走着走着，冬日的阳光照进了这个边远的山村。 　　放眼望去，对面的轿鼎山层峦叠嶂，青翠连绵，山下的一排房屋依势而建，特色自成，一条山道从低向上，沿对面山坡奋力攀沿，通向山外，给人以无限的憧憬和希望。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此时此刻，伟人毛泽东六十年前写的诗句在我耳畔阵阵回响。我坚信，有党中央精准扶贫政策的正确指导，有各级党委、政府的有力引领，有家乡人民的苦干实干，烈士故里一定能够变得更加美丽富饶，展现出多姿多彩、鲜艳夺目的新姿新貌。

姚波

姚彦简介

姚彦(1903-1927)，原名姚光彦，字文生，号仲云，土家族，保靖县红岩溪人，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党员领导干部。中共北京市地方委员会成员，其公开身份是中国国民党北京市党部执行委员、商民部部长兼训练员，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主管党的宣传、组织工作。
姚彦1903年生于红岩溪一封建地主家庭。他天资聪慧，但命途多舛，父母早逝，全赖两个姐姐教养。6岁时，聘请族兄、秀才姚光茂为师，居家课读四书五经。姚彦同情家贫读不起书的小伙伴，以“无伴”为由，让姐姐同意本寨贫穷子弟9人全部免费入学，并经常解囊相助。12岁时考入县城高等小学堂，他对新文化课程兴趣浓厚，各科成绩均名列前茅，立志要走上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邻里乡亲赞许姚彦“年不大，知识高，人凡志不凡，身小心不小”。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和“好男儿志在四方”的信念鼓舞下，同时也是对包办婚姻的坚决反对，1920年17岁的姚彦毅然只身赴北京，考入中国大学附中，三年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一年后，又考入中国大学本科。学习期间，姚彦结识了李大钊、路友于等良师益友。在他们的启发教育下，姚彦不仅看清了国际国内形势，而且懂得了国家、民族由弱变强、由穷变富以及青年志士在国弱民穷的情况下应该承担的历史重任等很多道理。
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1925年7月8日，姚彦与在京女师大学习的同乡好友胡宝先女士结婚，夫妻二人志同道合，共同为革命事业而奋斗，先后育有两子。同年11月，经共产党员、同乡好友米世珍介绍，姚彦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组织“中山学社”，以主编《中山生活社》为掩护，从事党的宣传、组织工作。
1925年夏秋，保靖连遭兵匪肆虐和天干大旱，庄稼颗粒无收，城乡居民流离失所。姚彦和米世珍一道，组织旅京同乡发起募捐活动，积极为家乡筹集善款，寄回保靖县政府，广办粥棚，赈灾济民。同年冬，姚彦举家回到了阔别五年的家乡保靖，动员自己的哥哥，把自家占有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实行减租减息，并亲自带着食盐到各佃户拜访，勉励大家不怕困难。
回乡期间，姚彦广泛走亲访友，实地勘察人民群众生活，关心群众疾苦，宣传革命真理，反对包办婚姻，鼓励女子努力摆脱封建枷锁，追求男女平等，追求自由生活。1926年春，姚彦将刚满十岁的表侄女彭司琰送到桃源女子师范学校附小读读书。
1926年3月18日，在中共北方区委、北京市地委、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的领导下，北京各界人士在天安门举行反对日本等帝国主义者要求大沽口撤防的群众大会，遭到段祺瑞执政府的血腥镇压，打死47人，伤200余人，史称“三一八”事变。姚彦遵照李大钊的指示，秘密地、积极地进行抢救、慰问伤者，哀悼、安置死者的工作，并进一步发动群众，揭露段祺瑞的凶残面目，继续在国共两党北方组织领导下坚持斗争。9月，米世珍被捕入狱，姚彦积极组织营救工作。警署派人至永靖会馆查询时，同乡会一致以“米系孤儿，一贯忠诚、绝非歹徒、甘愿具结”作证，年底迫使敌人以“查无实据，准予交保开释”。
奉系军阀张作霖进入北京后，疯狂镇压革命群众，革命形势十分严峻。姚彦成为北洋政府军警和特务盯梢、监视的重要目标。他们坚持“清早门外等、熄灯才归家”和“姚彦到哪里，就跟到哪里”的办法，连续跟踪他达两年之久。党组织决定派姚彦去苏联学习，他以“我情况熟，有利工作”为由，继续坚守北京，从事地下革命工作。他说：“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为了摆脱敌人的盯梢，姚彦又先后移居亚洲公寓、石驸马大街和绒线胡同等地方，始终保持与李大钊、路友于、谭祖尧等同志的联系。姚彦过着革命者的清贫生活，一家四口常靠典当衣服、亲友借贷、出卖劳力来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有时一天一餐饭，有时因衣服单薄而伤风感冒，但他坚持工作，没有丝毫松懈。正是由于姚彦具有坚定的革命信仰、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艰苦朴素的革命情怀，1927年3月4日，在第三届北京市政执行部检查执行委员会上，姚彦被选为国民党北京市党部执行委员、商民部长兼训练员。
1927年4月6日，张作霖悍然下令派兵包围并闯入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将李大钊、路友于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苏联使馆工作人员和家属75人全部逮捕。姚彦、胡宝先夫妇和两个幼子也被捕入狱。在狱中，姚彦经受了“猴儿抱桩”、“坐老虎凳”等十多种酷刑，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并借用敌人要他写交待的纸笔，写出“方此国家多事之秋，危急存亡之际，我辈正应努力奋斗，预备将来出而用世，以救同胞于涂炭之中，护国家如磐石之安……”的慷慨词句。4月28日，李大钊与姚彦等20人英勇就义，年仅24岁。